也谈杨绛《老王》中的“愧怍”
杨绛先生的散文《老王》,先后被选入人教版初中和苏教版高中语文教材。文章写了他们一家与三轮车夫老王的交往。按说,杨绛夫妇是高级知识分子(他丈夫是著名学者钱钟书),老王单身、贫困、残疾,他们之间身份不同,不会有平等的交往。但杨绛先生却常坐老王的车,还像朋友似地和他一路上说闲话;不仅如此,杨先生女儿还送了老王大瓶的鱼肝油,治好了他的夜盲症。大概就因为这一人格上的平等对待吧?“文化大革命”中,很多人不敢与杨先生家交往了,老王却不计较被牵连,敢于蹬车送钱钟书先生到医院;更令人感动的是,他在临终之前,拖着重病的身躯,把自己积攒的、舍不得吃掉的、在那些年连钱也难得买到的奢侈品——鸡蛋和香油,送到了杨绛先生家。
由此,想起了古典小说《红楼梦》。刘姥姥二进荣国府时,给贾家扛来了一些土特产,因为“一进”时她得到王熙凤20两银子的资助,家里生活有了大的改善。她的东西虽然不大值钱,无非是些枣子,倭瓜和野菜,却是她知恩图报,发自内心的一种感恩。看到这些乡野出产,不仅平儿说好,就连贾母也非常喜欢,认为“外头买的,不像你们田地里的好吃”,“我正想个地里现撷的瓜儿菜儿吃”。这里作者是在写一种平等,一种人世间的平等。这种平等只有当人与人之间有了一种情分之后,你才能看得到,不然就会算计:我给你20两银子,你就给我这一点破菜,太不公平了!其实,平等并不是物质的价值和交换,而是一种真情和心思,贾家给刘姥姥的是珍贵的,刘姥姥给贾家的也是珍贵的,是两种不同的珍贵。正因为有了这种珍贵和平等,贾家后来被抄之后,才得到刘姥姥的真心救助——她得知王熙凤的女儿巧姐被舅舅卖到窑子里(妓院),就卖房卖地积攒银两,把她赎了出来。
当然,这里不是拿杨先生和贾家比较,而且也不能比较。从曹雪芹的角度看,他是在写一种平等,但位高而富贵的世家与乡村贫穷老者之间不会有真正的平等,尽管在宴席上,贾母叫刘姥姥“亲家”,吃饭时招呼她,离开时嘱咐送东西给她,但说到底,只是前者对后者的一种同情和怜惜。而杨绛先生和老王的交往,则是相互之间发自内心的关爱和体贴,是真正的人格上的平等相待。
既然如此,杨绛先生为什么还要写作此文,并特别郑重地在文章末尾表达对老王的“愧怍”之情呢?她“愧怍”的究竟是什么?据说,还真有学生在课堂探究之中,认为两人感情的付出不均等。杨绛对老王,就像贾家对刘姥姥一样,顶多是同情,同情他的苦,同情他的残疾,同情他的贫困;老王对杨绛则是亲人般的爱,直到临终还要积攒了鸡蛋和香油去看望她。杨绛却没有做到托尔斯泰所说的:“理解是爱的别名”,而是要用钱来购买这些当年不易得到的奢侈品。所以,她本能地拒绝了和他不是同一阶层的底层人,没有做到以心换心,用平等心、真诚心、关爱心去交换一颗老实心、善良心、厚道心。说到底,她只是对老王付出了一种同情心。但同情心只是一种俯视,有时更饱含一种面对他人不幸时对自己的庆幸,那不是一种高贵的情感,高贵的情感是理解、平等、尊重。杨绛没做到理解老王,平等对老王,她该“愧怍”。
纵观全文,上面的说法似乎不妥。尽管老王在最后送鸡蛋时,作者没有道谢,没有请老王进门,也没有送老王下楼梯,但她当时是“害怕得糊涂了”,她没有对自己感情进行讨好式地渲染,只是一味地运用白描手法,一方面是对老王病重的衬托,另一方面则体现了杨绛性格中“真”的特点。
不仅如此,杨绛先生性格中的“善”也贯穿全文。老王的眼睛不好,所以没有人敢坐他的车,杨绛却照顾他生意,经常坐,并和他“闲话”。这是何等的信赖和亲密。如果她是冷漠之人,就不会和一个没有社会地位,外表丑陋,生活贫困的人平等相处了。在杨绛善良平等之心的影响下,女儿还送了老王鱼肝油。作为真正的知识分子,杨绛夫妇知道帮助一个人一定要保护对方的自尊,更不能让他难堪,让他感觉低人一等。所以在回报老王的问题上,他们选择了尊重老王的劳动,并给予相应的酬谢。至于杨绛给老王送鸡蛋和香油的钱,应该看成是杨绛对老王的精神慰藉,一种平等相待的回报。老王接受了钱,也是对杨绛的理解,更是多年杨绛夫妇对他平等相待的最后的、真情的回报。
杨绛的“愧怍”,正是她人性中真与善的体现。与老王交往多年后,她省悟到这个不幸的人投给自己的并不是桃,也不只是涌泉,而是善良、真诚、崇高、圣洁。她也因此意识到了自己对老王的关爱不够,并有胆量公之于众,从而使自己的灵魂得到洗涤,这,绝对称得上是一种深刻而高贵的自我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