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题解：
战国时代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圣贤和英雄辈出，雄辩和华章毕呈。其中，以苏秦、张仪等人为代表的纵横家曾在战国时期的政治、军事、外交上扮演过非常重要的角色，值得我们注意。
本篇主要记述苏秦的生平行事及其雄辩华美的说辞，另外还为苏秦的两个弟弟苏代、苏厉（同样也是出色的纵横家）作了附传。如果研读时再参之以《张仪列传》，纵横家在战国时代的风采风貌就大致可被我们了解了。
“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絶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观夫史之所录，无非功名势利之人、笔札喉舌之軰，而如董生之言正谊明道者不一二见也。”（顾炎武《日知录·周末风俗》），苏秦张仪等人就是在这样的时势下发挥了自已的才智，时势造就了他们的功业，他们也极大地影响了当时列国的政治、外交格局。
本文的叙事不算复杂，首先以极简短的语句勾勒出一个受挫者形象——“出游数岁，大困而归。兄弟嫂妹妻妾窃皆笑”，紧接着写苏秦发奋图强，在刻苦攻读、潜心“揣摩”之后，又不屈不挠地踏上了“事口舌”的道路。他始以连横游说秦惠王，失败，转而又以合纵游说六国，结果功成名就，歃血于洹水之上，佩带六国相印，煊赫一时，成为纵横家杰出的代表人物。继而奔齐，为燕昭王反间，最终遇刺而死。
苏秦在当时与后世的口碑都不好，可是，在汉代崇尚“敦厚长者”的风气下,司马迁却能够说出“苏秦起闾阎，连六国从亲，此其智有过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时序，毋令独蒙恶声焉”这样的话；在《太史公自序》中他还称赞了苏秦的“能存诸侯,约从以抑贪强”，表现出超越时代的卓绝史识。从史公的生动描绘与客观评价中，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苏秦：一方面，他功利心极强，对功名富贵孜孜以求；但另一方面，他积极进取，学以致用，与皓首穷经、食古不化的腐儒比较起来真不可同日而语。一方面，他目光敏锐，才智过人；可另一方面，为了达到目的他不择手段，为了功名富贵他看风使舵……司马迁还不只是塑造出苏秦“这一个”人物形象，他还让我们看到了战国时期纵横家们朝为布衣、暮为卿相、转危为安、运亡为存、倾人之国、覆人之邦的活剧与群像。
现代战国史的一些研究者们认为《苏秦列传》不太可信，我们在此却选了这篇列传，一方面是因为它文学性很强，另一方面是因为它对于我们了解“九流”之一的纵横家有着典型化的范式作用。另外，此篇还深深寄托了司马迁的身世之感，有助于我们理解司马迁写作《史记》时一种很重要的思想感情倾向：遭李陵之祸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报任安书》），使司马迁深刻体会到了人性中的“势利”一面。除此篇外，《张耳陈馀列传》中张耳陈馀的以“以利交”、《汲郑列传》中“门可罗雀”的典故等都有着对世态炎凉的感慨，可以参看。
正文：
苏秦者，东周雒阳人也。东事师于齐，而习之于鬼谷先生。
出游数岁，大困[1]而归。兄弟嫂妹妻妾窃皆笑之，曰：“周人之俗，治产业，力工商，逐什二[2]以为务。今子释本而事口舌[3]，困，不亦宜乎！”苏秦闻之而惭，自伤，乃闭室不出，出其书遍观之。曰：“夫士业已屈首受书[4]，而不能以取尊荣，虽多亦奚以为！”于是得周书《阴符》[5]，伏而读之。期年[6]，以出揣摩[7]，曰：“此可以说当世之君矣。”求说周显王。显王左右素习[8]知苏秦，皆少[9]之。弗信。
乃西至秦。秦孝公卒。说惠王曰：“秦四塞之国[10]，被山带[11]渭，东有关河[12]，西有汉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马[13]，此天府[14]也。以秦士民之众，兵法之教，可以吞天下，称帝而治。”秦王曰：“毛羽未成，不可以高蜚[15]；文理[16]未明，不可以并兼。”方诛商鞅，疾辩士[17]，弗用。
乃东之赵。赵肃侯令其弟成为相，号奉阳君。奉阳君弗说之。
去游燕，岁余而后得见。说燕文侯曰：“燕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林胡、楼烦，西有云中、九原，南有嘑沱、易水，地方[18]二千余里，带甲[19]数十万，车六百乘，骑六千匹，粟支数年。南有碣石、雁门之饶，北有枣栗之利，民虽不佃作[20]而足于枣栗矣。此所谓天府者也。夫安乐无事，不见覆军杀将，无过燕者。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21]者，以赵之为蔽其南也。秦赵五战，秦再胜而赵三胜。秦赵相毙[22]，而王以全燕制其后，此燕之所以不犯寇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23]云中、九原，过代、上谷，弥[24]地数千里，虽得燕城，秦计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赵之攻燕也，发号出令，不至十日而数十万之军军[25]于东垣矣。渡嘑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国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战于千里之外；赵之攻燕也，战于百里之内。夫不忧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计无过于此者。是故愿大王与赵从[26]亲，天下为一，则燕国必无患矣。”
文侯曰：“子言则可，然吾国小，西迫[27]强赵，南近齐，齐、赵强国也。子必欲合从以安燕，寡人请以国从[28]。”
于是资[29]苏秦车马金帛以至赵。而奉阳君已死，即因[30]说赵肃侯曰：“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31]，皆高[32]贤君之行义，皆愿奉教陈忠于前之日久矣。虽然，奉阳君妒而君不任事，是以宾客游士莫敢自尽[33]于前者。今奉阳君捐馆舍[34]，君乃今复与士民相亲也，臣故敢进其愚虑。
窃[35]为君计者，莫若安民无事，且无庸[36]有事于民也。安民之本，在于择交，择交而得则民安，择交而不得则民终身不安。请言外患：齐秦为两敌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齐而民不得安，倚齐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谋人之主，伐人之国，常苦出辞断绝人之交也。愿君慎勿出于口。请别白黑，所以异阴阳而已矣[37]。君诚能听臣，燕必致旃[38]裘狗马之地，齐必致鱼盐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园，韩、魏、中山皆可使致汤沐[39]之奉[40]，而贵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包利[41]，五伯[42]之所以覆军禽[43]将而求也；封侯贵戚，汤武之所以放弒[44]而争也。今君高拱[45]而两有之，此臣之所以为君愿也。
今大王与[46]秦，则秦必弱[47]韩、魏；与齐，则齐必弱楚、魏。魏弱则割河外，韩弱则效[48]宜阳，宜阳效则上郡绝，河外割则道不通，楚弱则无援。此三策者，不可不孰计[49]也。
夫秦下轵道[50]，则南阳危；劫韩包周，则赵氏自操兵；据卫取卷，则齐必入朝秦。秦欲已得乎山东，则必举兵而向赵矣。秦甲渡河踰漳，据番吾，则兵必战于邯郸之下矣。此臣之所为君患也。
当今之时，山东之建国莫强于赵。赵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数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东有清河，北有燕国。燕固弱国，不足畏也。秦之所害[51]于天下者莫如赵，然而秦不敢举兵伐赵者，何也？畏韩、魏之议[52]其后也。然则韩、魏，赵之南蔽也。秦之攻韩、魏也，无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蚕食之，傅[53]国都而止。韩、魏不能支秦，必入臣于秦。秦无韩、魏之规[54]，则祸必中[55]于赵矣。此臣之所为君患也。
臣闻尧无三夫[56]之分，舜无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无百人之聚，以王诸侯；汤武之士不过三千，车不过三百乘，卒不过三万，立为天子：诚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敌之强弱，内度[57]其士卒贤不肖，不待两军相当而胜败存亡之机固已形于胸中矣，岂揜[58]于众人之言而以冥冥[59]决事哉！
臣窃以天下之地图案[60]之，诸侯之地五倍于秦，料度诸侯之卒十倍于秦，六国为一，并力西乡[61]而攻秦，秦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见臣于秦。夫破人之与破于人也，臣人之与臣于人也，岂可同日而论哉！
夫衡人[62]者，皆欲割诸侯之地以予秦。秦成，则高台榭[63]，美宫室，听竽瑟，前有楼阙轩辕[64]，后有长姣[65]美人，国被秦患而不与其忧。是故夫衡人日夜务以秦权恐愒[66]诸侯以求割地，故愿大王孰计之也。
臣闻明主绝疑去谗，屏[67]流言之迹，塞朋党[68]之门，故尊主广地强兵之计臣[69]得陈忠于前矣。故窃为大王计，莫如一[70]韩、魏、齐、楚、燕、赵以从亲，以畔[71]秦。令天下之将相会于洹水之上，通质[72]，刳[73]白马而盟。要约[74]曰：‘秦攻楚，齐、魏各出锐师以佐之，韩绝其粮道，赵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韩魏，则楚绝其后，齐出锐师而佐之，赵涉河漳，燕守云中。秦攻齐，则楚绝其后，韩守城皋，魏塞其道，赵涉河漳、博关，燕出锐师以佐之。秦攻燕，则赵守常山，楚军谿武关，齐涉勃海，韩、魏皆出锐师以佐之。秦攻赵，则韩军宜阳，楚军武关，魏军河外，齐涉清河，燕出锐师以佐之。诸侯有不如约者，以五国之兵共伐之。’六国从亲以宾[75]秦，则秦甲必不敢出于函谷以害山东矣。如此，则霸王之业成矣。”
赵王曰：“寡人年少，立国日浅，未尝得闻社稷[76]之长计也。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诸侯，寡人敬以国从。”乃饰车百乘，黄金千溢[77]，白璧百双，锦绣千纯[78]，以约诸侯。
是时周天子致文武之胙[79]于秦惠王。惠王使犀首攻魏，禽将龙贾，取魏之雕阴，且欲东兵。苏秦恐秦兵之至赵也，乃激怒张仪，入之于秦。
于是说韩宣王曰：“韩北有巩、成皋之固，西有宜阳、商阪之塞，东有宛、穰、洧水，南有陉山，地方九百余里，带甲数十万，天下之强弓劲弩皆从韩出。谿子[80]、少府[81]时力、距来者，皆射六百步之外。韩卒超足[82]而射，百发不暇止，远者括蔽[83]洞胸，近者镝弇心[84]。韩卒之剑戟皆出于冥山、棠溪、墨阳、合赙、邓师、宛冯、龙渊、太阿，皆陆断牛马，水截鹄[85]雁，当敌则斩坚甲铁幕[86]，革抉跋芮[87]，无不毕具。以韩卒之勇，被坚甲，蹠[88]劲弩，带利剑，一人当百，不足言也。夫以韩之劲与大王之贤，乃西面事秦，交臂[89]而服，羞社稷而为天下笑，无大于此者矣。是故愿大王孰计之。
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阳、成皋。今兹效[90]之，明年又复求割地。与则无地以给之，不与则弃前功而受后祸。且大王之地有尽而秦之求无已，以有尽之地而逆[91]无已之求，此所谓市怨[92]结祸者也，不战而地已削矣。臣闻鄙谚曰：‘宁为鸡口，无为牛后。’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异于牛后乎？夫以大王之贤，挟[93]强韩之兵，而有牛后之名，臣窃为大王羞之。”
于是韩王勃然作色，攘[94]臂瞋目，按剑仰天太息[95]曰；“寡人虽不肖，必不能事秦。今主君诏[96]以赵王之教，敬奉社稷以从。”
又说魏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鸿沟、陈、汝南、许、郾、昆阳、召陵、舞阳、新都、新郪，东有淮、颍、煮枣、无胥，西有长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酸枣，地方千里。地名虽小，然而田舍庐庑之数[97]，曾无所刍牧[98]。人民之众，车马之多，日夜行不绝，輷輷殷殷[99]，若有三军之众。臣窃量大王之国不下楚。然衡人怵[100]王交强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101]有秦患，不顾其祸。夫挟强秦之势以内劫其主，罪无过此者。魏，天下之强国也；王，天下之贤王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称东藩[102]，筑帝宫[103]，受冠带[104]，祠春秋[105]，臣窃为大王耻之。
臣闻越王句践战敝卒[106]三千人，禽夫差于干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车三百乘，制纣于牧野：岂其士卒众哉，诚能奋[107]其威也。今窃闻大王之卒，武士二十万，苍头[108]二十万，奋击[109]二十万，厮徒[110]十万，车六百乘，骑五千匹。此其过越王句践、武王远矣，今乃听于群臣之说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以效实，故兵未用而国已亏矣。凡群臣之言事秦者，皆奸人，非忠臣也。夫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时之功而不顾其后，破公家而成私门，外挟强秦之势以内劫其主，以求割地，愿大王孰察之。
《周书》[111]曰：‘绵绵不绝，蔓蔓柰何[112]？豪氂[113]不伐，将用斧柯。’前虑不定，后有大患，将柰之何？大王诚能听臣，六国从亲，专心并力一意，则必无强秦之患。故敝邑赵王使臣效愚计，奉明约，在大王之诏诏之。”
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尝得闻明教。今主君以赵王之诏诏之，敬以国从。”
因东说齐宣王曰：“齐南有泰山，东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勃海，此所谓四塞之国也。齐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粟如丘山。三军之良，五家[114]之兵，进如锋矢，战如雷霆，解[115]如风雨。即有军役，未尝倍[116]泰山，绝[117]清河，涉勃海也。临菑之中七万户，臣窃度之，不下户三男子[118]，三七二十一万，不待发于远县，而临菑之卒固已二十一万矣。临菑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119]，斗鸡走狗，六博蹋鞠[120]者。临菑之涂[121]，车毂[122]击，人肩摩，连衽[123]成帷，举袂[124]成幕，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扬。夫以大王之贤与齐之强，天下莫能当。今乃西面而事秦，臣窃为大王羞之。
且夫韩、魏之所以重畏秦者，为与秦接境壤界也。兵出而相当[125]，不出十日而战胜存亡之机决矣。韩、魏战而胜秦，则兵半折，四境不守；战而不胜，则国已危亡随其后。是故韩、魏之所以重与秦战，而轻为之臣也。今秦之攻齐则不然。倍[126]韩、魏之地，过卫阳晋之道，径[127]乎亢父之险，车不得方轨[128]，骑不得比行[129]，百人守险，千人不敢过也。秦虽欲深入，则狼顾[130]，恐韩、魏之议其后也。是故恫[131]疑虚猲[132]，骄矜而不敢进，则秦之不能害齐亦明矣。
夫不深料秦之无柰齐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群臣之计过也。今无臣事秦之名而有强国之实，臣是故愿大王少留意计之。”
齐王曰：“寡人不敏[133]，僻远守海，穷道东境之国也，未尝得闻余教[134]。今足下以赵王诏诏之，敬以国从。”
乃西南说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强国也；王，天下之贤王也。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陉塞、郇阳，地方五千余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资[135]也。夫以楚之强与王之贤，天下莫能当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则诸侯莫不西面而朝于章台[136]之下矣。
秦之所害[137]莫如楚，楚强则秦弱，秦强则楚弱，其势不两立。故为大王计，莫如从亲以孤秦。大王不从［亲］，秦必起两军，一军出武关，一军下黔中，则鄢郢动矣。
臣闻治之其未乱也，为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后忧之，则无及已。故愿大王蚤[138]孰计之。
大王诚能听臣，臣请令山东之国奉四时之献，以承大王之明诏，委[139]社稷，奉宗庙，练士厉兵[140]，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诚能用臣之愚计，则韩、魏、齐、燕、赵、卫之妙音美人必充后宫，燕、代橐驼[141]良马必实外厩。故从合则楚王，衡成则秦帝。今释霸王之业，而有事人之名，臣窃为大王不取也。
夫秦，虎狼之国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雠[142]也。衡人皆欲割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谓养仇而奉雠者也。夫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强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顾其祸。夫外挟强秦之威以内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无过此者。故从亲则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则楚割地以事秦，此两策者相去远矣，二者大王何居[143]焉？故敝邑赵王使臣效愚计，奉明约，在大王诏之。”
楚王曰：“寡人之国西与秦接境，秦有举巴蜀并汉中之心。秦，虎狼之国，不可亲也。而韩、魏迫于秦患，不可与深谋，与深谋恐反人[144]以入于秦，故谋未发而国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当秦，不见胜也；内与群臣谋，不足恃也。寡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摇摇然如县旌而无所终薄[145]。今主君欲一天下，收诸侯，存危国，寡人谨奉社稷以从。”
于是六国从合而并力焉。苏秦为从约长，并相六国。
北报赵王，乃行过雒阳，车骑辎重，诸侯各发使送之甚众，疑[146]于王者。周显王闻之恐惧，除道，使人郊劳[147]。苏秦之昆弟[148]妻嫂侧目不敢仰视，俯伏侍取食。苏秦笑谓其嫂曰：“何前倨而后恭也？”嫂委蛇蒲服[149]，以面掩地而谢曰：“见季子位高金多也。”苏秦喟然叹曰：“此一人之身，富贵则亲戚畏惧之，贫贱则轻易之，况众人乎！且使我有雒阳负郭[150]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于是散千金以赐宗族朋友。初，苏秦之燕，贷人百钱为资，乃得富贵，以百金偿之。遍报诸所尝见德者。其从者有一人独未得报，乃前自言。苏秦曰：“我非忘子。子之与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时，我困，故望[151]子深，是以后子。子今亦得矣。”
苏秦既约六国从亲，归赵，赵肃侯封为武安君，乃投从约书于秦。秦兵不敢窥函谷关十五年。
其后秦使犀首欺齐、魏，与共伐赵，欲败从约。齐、魏伐赵，赵王让[152]苏秦。苏秦恐，请使燕，必报齐。苏秦去赵而从约皆解。
秦惠王以其女为燕太子妇。是岁，文侯卒，太子立，是为燕易王。易王初立，齐宣王因燕丧伐燕，取十城。易王谓苏秦曰：“往日先生至燕，而先王资[153]先生见赵，遂约六国从[154]。今齐先伐赵，次至燕，以先生之故为天下笑，先生能为燕得侵地乎？”苏秦大惭，曰：“请为王取之。”
苏秦见齐王，再拜，俯而庆，仰而吊。齐王曰：“是何庆吊相随之速也？”苏秦曰：“臣闻饥人所以饥而不食乌喙[155]者，为其愈[156]充腹而与饿死同患也。今燕虽弱小，即秦王之少婿也。大王利其十城而长与强秦为仇。今使弱燕为雁行[157]而强秦敝[158]其后，以招天下之精兵，是食乌喙之类也。”齐王愀然[159]变色曰：“然则柰何？”苏秦曰：“臣闻古之善制事者，转祸为福，因败为功。大王诚能听臣计，即归燕之十城。燕无故而得十城，必喜；秦王知以已之故而归燕之十城，亦必喜。此所谓弃仇雠而得石交[160]者也。夫燕、秦俱事齐，则大王号令天下，莫敢不听。是王以虚辞附秦，以十城取天下。此霸王之业也。”王曰：“善。”于是乃归燕之十城。
人有毁苏秦者曰：“左右卖国反复之臣也，将作乱。”苏秦恐得罪归，而燕王不复官也。苏秦见燕王曰：“臣，东周之鄙人也，无有分寸之功，而王亲拜之于庙[161]而礼之于廷。今臣为王却齐之兵而（攻）得十城，宜以益亲。今来而王不官臣者，人必有以不信伤臣于王者。臣之不信，王之福也。臣闻忠信者，所以自为也；进取者，所以为人也。且臣之说齐王，曾非欺之也。臣弃老母于东周，固去自为而行进取也。今有孝如曾参，廉如伯夷，信如尾生。得此三人者以事大王，何若？”王曰：“足矣。”苏秦曰：“孝如曾参，义不离其亲一宿于外，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事弱燕之危王哉？廉如伯夷，义不为孤竹君之嗣，不肯为武王臣，不受封侯而饿死首阳山下。有廉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行进取于齐哉？信如尾生，与女子期[162]于梁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柱而死。有信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却[163]齐之强兵哉？臣所谓以忠信得罪于上者也。”燕王曰：“若[164]不忠信耳，岂有以忠信而得罪者乎？”苏秦曰：“不然。臣闻客有远为吏而其妻私[165]于人者，其夫将来，其私者忧之，妻曰‘勿忧，吾已作药酒待之矣’。居三日，其夫果至，妻使妾举药酒进之。妾欲言酒之有药，则恐其逐主母也，欲勿言乎，则恐其杀主父也。于是乎详僵[166]而弃酒。主父大怒，笞之五十。故妾一僵而覆酒，上存主父，下存主母，然而不免于笞，恶[167]在乎忠信之无罪也？夫臣之过，不幸而类是乎！”燕王曰：“先生复就故官。”益厚遇之。
易王母，文侯夫人也，与苏秦私通。燕王知之，而事之加厚。苏秦恐诛，乃说燕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168]，而在齐则燕必重。”燕王曰：“唯先生之所为。”于是苏秦详为得罪于燕而亡走齐，齐宣王以为客卿[169]。
齐宣王卒，愍王即位，说愍王厚葬以明孝，高宫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破敝[170]齐而为燕。燕易王卒，燕哙立为王。其后齐大夫多与苏秦争宠者，而使人刺苏秦，不死，殊[171]而走。齐王使人求贼，不得。苏秦且死，乃谓齐王曰：“臣即死，车裂臣以徇[172]于市，曰‘苏秦为燕作乱于齐’，如此则臣之贼必得矣。”于是如其言，而杀苏秦者果自出，齐王因而诛之。燕闻之曰：“甚矣，齐之为苏生报仇也！”
苏秦既死，其事大泄。齐后闻之，乃恨怒燕。燕甚恐。苏秦之弟曰代，代弟苏厉，见兄遂[173]，亦皆学。及苏秦死，代乃求见燕王，欲袭故事[174]。曰：“臣，东周之鄙人也。窃闻大王义甚高，鄙人不敏，释鉏[175]耨[176]而干[177]大王。至于邯郸，所见者绌[178]于所闻于东周，臣窃负其志。及至燕廷，观王之群臣下吏，王，天下之明王也。”燕王曰：“子所谓明王者何如也？”对曰：“臣闻明王务[179]闻其过，不欲闻其善，臣请谒[180]王之过。夫齐、赵者，燕之仇雠也；楚、魏者，燕之援国也。今王奉仇雠以伐援国，非所以利燕也。王自虑之，此则计过[181]，无以闻者，非忠臣也。”王曰：“夫齐者固寡人之雠，所欲伐也，直患国敝力不足也。子能以燕伐齐，则寡人举[182]国委子。”对曰：“凡天下战国七，燕处弱焉。独战则不能，有所附则无不重。南附楚，楚重；西附秦，秦重；中附韩、魏，韩、魏重。且茍所附之国重，此必使王重矣。今夫齐，长主而自用[183]也。南攻楚五年，畜聚竭[184]；西困秦三年，士卒罢敝[185]；北与燕人战，覆三军，得二将[186]。然而以其余兵南面举五千乘之大宋，而包[187]十二诸侯。此其君欲得，其民力竭，恶足取乎！且臣闻之，数战则民劳，久师[188]则兵敝矣。”燕王曰：“吾闻齐有清济、浊河可以为固，长城、钜防足以为塞，诚有之乎？”对曰：“天时不与，虽有清济、浊河，恶足以为固！民力罢敝，虽有长城、钜防，恶足以为塞！且异日济西不师[189]，所以备赵也；河北不师，所以备燕也。今济西河北尽已役矣，封内[190]敝矣。夫骄君必好利，而亡国之臣必贪于财。王诚能无羞从子母弟[191]以为质，宝珠玉帛以事左右，彼将有德燕而轻亡宋，则齐可亡已。”燕王曰：“吾终以子受命于天矣。”燕乃使一子质于齐。而苏厉因燕质子而求见齐王。齐王怨苏秦，欲囚苏厉。燕质子为谢，已遂委质[192]为齐臣。
燕相子之与苏代婚，而欲得燕权，乃使苏代侍质子于齐。齐使代报燕，燕王哙问曰：“齐王其霸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臣。”于是燕王专任子之，已而让位，燕大乱。齐伐燕，杀王哙、子之。燕立昭王，而苏代、苏厉遂不敢入燕，皆终归齐，齐善待之。
苏代过魏，魏为燕执[193]代。齐使人谓魏王曰：“齐请以宋地封泾阳君，秦必不受。秦非不利有齐而得宋地也，不信齐王与苏子也。今齐魏不和如此其甚，则齐不欺秦。秦信齐，齐秦合，泾阳君有宋地，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东苏子[194]，秦必疑齐而不信苏子矣。齐秦不合，天下无变，伐齐之形成矣。”于是出苏代。代之宋，宋善待之。
齐伐宋，宋急，苏代乃遗燕昭王书曰：
夫列在万乘而寄质于齐，名卑而权轻；奉万乘助齐伐宋，民劳而实费；夫破宋，残楚淮北，肥[195]大齐，雠强而国害：此三者皆国之大败[196]也。然且王行之者，将以取信于齐也。齐加不信于王，而忌燕愈甚，是王之计过矣。夫以宋加之淮北，强万乘之国也，而齐并之，是益一齐[197]也。北夷方七百里，加之以鲁、卫，强万乘之国也，而齐并之，是益二齐也。夫一齐之强，燕犹狼顾而不能支，今以三齐临燕，其祸必大矣。
虽然，智者举事，因祸为福，转败为功。齐紫[198]，败素也[199]，而贾十倍[200]；越王句践栖于会稽，复残强吴而霸天下：此皆因祸为福，转败为功者也。
今王若欲因祸为福，转败为功，则莫若挑[201]霸齐而尊之，使使盟于周室，焚秦符[202]，曰“其大上计，破秦；其次，必长宾[203]之”。秦挟宾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伐诸侯，今为齐下，秦王之志茍得穷齐，不惮以国为功。然则王何不使辩士以此言说秦王曰：“燕、赵破宋肥齐，尊之为之下者，燕、赵非利之也。燕、赵不利而势为之者，以不信秦王也。然则王何不使可信者接收燕、赵，令泾阳君、高陵君先于燕、赵？秦有变，因以为质，则燕、赵信秦。秦为西帝，燕为北帝，赵为中帝，立三帝以令于天下。韩、魏不听则秦伐之，齐不听则燕、赵伐之，天下孰敢不听？天下服听，因驱韩、魏以伐齐，曰‘必反宋地，归楚淮北’。反宋地，归楚淮北，燕、赵之所利也；并立三帝，燕、赵之所愿也。夫实得所利，尊得所愿，燕、赵弃齐如脱屣矣。今不收燕、赵，齐霸必成。诸侯赞[204]齐而王不从，是国伐[205]也；诸侯赞齐而王从之，是名卑也。今收燕、赵，国安而名尊；不收燕、赵，国危而名卑。夫去尊安而取危卑，智者不为也。”秦王闻若说，必若刺心然。则王何不使辩士以此若言说秦？秦必取[206]，齐必伐矣。
夫取[207]秦，厚交也；伐齐，正利也。尊厚交，务正利，圣王之事也。
燕昭王善其书，曰：“先人尝有德苏氏，子之之乱而苏氏去燕。燕欲报仇于齐，非苏氏莫可。”乃召苏代，复善待之，与谋伐齐。竟[208]破齐，愍王出走。
久之，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苏代约[209]燕王曰：“楚得枳而国亡，齐得宋而国亡，齐、楚不得以有枳、宋而事秦者，何也？则有功者，秦之深雠也。秦取天下，非行义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
“告楚曰：‘蜀地之甲，乘船浮于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汉中之甲，乘船出于巴，乘夏水而下汉，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积甲[210]宛东下随，智者不及谋，勇士不及怒，寡人如射隼[211]矣。王乃欲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远乎！’楚王为是故，十七年事秦。
“秦正告韩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断大行[212]。我起乎宜阳而触平阳，二日而莫不尽繇[213]。我离[214]两周而触郑，五日而国举[215]。’韩氏以为然，故事秦。
“秦正告魏曰：‘我举安邑，塞[216]女戟，韩氏太原卷。我下轵，道南阳，封冀，包两周。乘夏水，浮轻舟，强弩在前，锬[217]戈在后，决荥口，魏无大梁；决白马之口，魏无外黄、济阳；决宿胥之口，魏无虚、顿丘。陆攻则击河内，水攻则灭大梁。’魏氏以为然，故事秦。
“秦欲攻安邑，恐齐救之，则以宋委于齐。曰：‘宋王无道，为木人以（写）［象］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绝[218]兵远，不能攻也。王茍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为齐罪。
“秦欲攻韩，恐天下救之，则以齐委于天下。曰：‘齐王四与寡人约，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齐无秦，有秦无齐，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阳、少曲，致蔺、［离］石，因以破齐为天下罪。
“秦欲攻魏重[219]楚，则以南阳委于楚。曰：‘寡人固与韩且绝矣。残均陵，塞鄳阸[220]，茍利于楚，寡人如自有之。’魏弃与国[221]而合于秦，因以塞鄳阸为楚罪。
“兵困于林中，重燕、赵，以胶东委于燕，以济西委于赵。已得讲[222]于魏，至[223]公子延，因犀首属行[224]而攻赵。
“兵伤于谯石，而遇败于阳马，而重魏，则以叶、蔡委于魏。已得讲于赵，则劫魏，［魏］不为割。困则使太后弟穰侯为和，嬴[225]则兼欺舅与母。
“適[226]燕者曰‘以胶东’，適赵者曰‘以济西’，適魏者曰‘以叶、蔡’，適楚者曰‘以塞鄳阸’，適齐者曰‘以宋’，此必令言如循环，用兵如刺蜚[227]，母不能制，舅不能约。
“龙贾之战[228]，岸门之战[229]，封陵之战[230]，高商之战[231]，赵庄之战[232]，秦之所杀三晋之民数百万，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233]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晋国之祸，三晋之半，秦祸如此其大也。而燕、赵之秦者，皆以争事秦说其主，此臣之所大患也。”
燕昭王不行。苏代复重于燕。
燕使约诸侯从亲如苏秦时，或从或不[234]，而天下由此宗[235]苏氏之从约。代、厉皆以寿死，名显诸侯。
太史公曰：苏秦兄弟三人，皆游说诸侯以显名，其术长于权变[236]。而苏秦被[237]反间以死，天下共笑之，讳学其术。然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夫苏秦起闾阎[238]，连六国从亲，此其智有过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时序，毋令独蒙[239]恶声焉。
文化拓展：
（1）纵横家的特点是：长于谋略，参与国家的政治决策；对于外交和国际事务有广泛和深切的了解，富于辞令，又擅言辩；精于用兵之道，常常介入军事活动，乃至亲自率军队攻伐其他国家；论行结交，择主而从。与儒家相比较，以苏秦张仪等人为代表的纵横家追求的是现实利益，而儒家则强调美德高行，尤其是先秦的儒家人物，常常有着以“道”抗势、以“德”抗力的精神气度，有着安贫乐道、令人敬仰的人格人品。不过，儒家亦有迂阔之处，往往空负着种种美好理想而不能将其变为现实，皓首穷经、砥砺名节却难以在“治国”、“平天下”的层面上建功立业。而纵横家们的务实精神在一定程度上为那个时代增添了活力，他们的能言善辩、运筹帷幄也充分张扬了人的个性、智力和谋略，显露出人之为人的生命力量和存在价值。但是，他们在游说各国君主的时候指点江山，权衡利弊，雄辩滔滔，无所不包，可就是很少提及道德因素。而且，为了功名富贵，他们甚至不择手段。本传已表现得很清楚：苏秦游说连横不成，就去游说合纵，在他的心目中，维护哪个国家的利益、站在哪个国家的立场倒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已的尊荣利禄一定要得到实现，自已的抱负、野心一定要得到满足。这一点也是他们和法家的不同之处：虽然同他们一样看重功利、追求实效，而且对道德伦理也颇不以为然，法家的功利与务实却是以国家及君主为本位的，不像纵横家们那样以个人为中心。
（2）《史记·苏秦列传》与《战国策》不同的有这么一段：《史记》中苏秦衣锦还乡时自叹道：“使我有洛阳负郭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在《战国策·秦策一》里，苏秦却是叹息：“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
前者强调的是人在逆境、压力下的发愤图强，后者则明显流露出对功名富贵的艳羡，精神境界是不同的。在儒家的正统观念看来，战国时代是“道德大废，夏商失序”、“贱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 （刘向《战国策叙》） 、礼崩乐坏、世风日下的乱世，然而，“自古皆封建诸侯各君其国，卿大夫亦世其官，成例相沿，视为固然。其后积弊日甚，暴君荒主既虐用其民，无有底止，强臣大族又篡弑相仍，祸乱不已。再并而为七国，益务战争，肝脑涂地，其势不得不变，而数千年世侯世卿之局，一时亦难遽变，于是先从在下者起。游说则范睢、蔡泽、苏秦、张仪等，徒步而为相。征战则孙膑、白起、乐毅、廉颇、王翦等，白身而为将。此已开后世布衣将相之例”（赵翼《二十二史札记·汉初布衣将相之局》），也就在这乱世中，世卿世禄的制度被破坏，纵横游说之风兴起，“士”阶层崛起。一方面，“士”们凭着自身的才智而非世袭的社会地位走上历史舞台，另一方面，他们也因长期被压抑而有着对功名富贵的渴求乃至贪婪，为了功名富贵有时会不择手段。《战国策》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士”的这些特点。而因特殊身世，司马迁作《史记》有着“发愤”的动机，很推重人在逆境、压力下的奋斗，如在《报任安书》、《太史公自序》中他都列举了大同小异的精神榜样：“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既然有着这样的著书动机，司马迁强调苏秦在逆境、压力下的发愤图强便不难理解了。
（3）对苏秦张仪等战国策士，封建王朝多持贬斥态度。以下一些史料颇有代表性：
先是，李权从宓借《战国策》，宓曰：“战国从横，用之何为？”权曰：“仲尼、严平，会聚众书，以成春秋、指归之文，故海以合流为大，君子以博识为弘。” 宓报曰：“书非史记周图，仲尼不采；道非虚无自然，严平不演。海以受淤，岁一荡清；君子博识，非礼不视。今战国反覆仪、秦之术，杀人自生，亡人自存，经之所疾。故孔子发愤作春秋，大乎居正，复制孝经，广陈德行。杜渐防萌，预有所抑，是以老氏绝祸於未萌，岂不信邪！
————《三国志》卷三八
袁悦之，字元礼，陈郡阳夏人也。父朗，给事中。悦之能长短说，甚有精理。始为谢玄参军，为玄所遇，丁忧去职。服阕还都，止赍《战国策》，言天下要惟此书。后甚为会稽王道子所亲爱，每劝道子专览朝权，道子颇纳其说。俄而见诛。
————《晋书》卷七五
自秦拨去古文，篇籍遗散。汉初得《战国策》，盖战国游士记其策谋。其后陆贾作《楚汉春秋》，以述诛锄秦、项之事。又有《越绝》，相承以为子贡所作。后汉赵晔又为《吴越春秋》。其属辞比事，皆不与《春秋》、《史记》、《汉书》相似，盖率尔而作，非史策之正也。
————《隋书》卷三三
赵俶，字本初，山阴人。元进士。洪武六年，征授国子博士。帝尝御奉天殿，召俶及钱宰、贝琼等曰：“汝等一以孔子所定经书为教，慎勿杂苏秦、张仪纵横之言。”诸臣顿首受命。俶因请颁正定《十三经》于天下，屏《战国策》及阴阳谶卜诸书，勿列学宫。
————《明史》卷一百三十七
就是在司马迁所生活的汉武帝建元年间，还曾有过这样一件事情：“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汉书·武帝纪》）。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司马迁还能够肯定苏秦的才智与历史作用，其胆识可见一斑。
文学分析：
（1）后世多指出《苏秦列传》大量沿用《战国策》（如叶适《习学纪言序目》卷十八《史记》、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百四十六、徐与乔《经史辩体·凡例》等）旧文，甚至认为司马迁并不如班固所说的那样“善叙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比勘《战国策》、《资治通鉴》以及此篇中对于苏秦辞令、事迹的记述，可以发现：《史记》不过是将《战国策》中苏秦辞令、事迹略加“整齐”，使得时间线索更为清楚而已。整体来看，除前面所提到苏秦还乡的那一段，沿用《战国策》只有少数几处与《战国策》略有不同，如“出游数岁，大困而归”、遭亲友嘲笑之事在《战国策》发生于说秦王之后；“请别白黑，所以异阴阳而已矣”在《战国策》中是“请屏左右，白言所以异阴阳”；“赵氏自操兵”在《战国策》中作“赵氏自销铄”；“据卫取卷”在《战国策》作“据卫取淇”；“前有楼阙轩辕”在《战国策》中作“前有轩辕”。“魏塞其道”之“其”在《战国策》中作“午”；“白璧百双，锦绣千纯，合赙”之“赙”作 “伯”，“宁为鸡口，无为牛後”作“宁为鸡尸，不为牛从”……都是一些细枝末节。而《资治通鉴》中则对苏秦的说辞大加删减，如苏秦说赵肃侯的一段在《战国策》与《史记》当中皆是洋洋洒洒的长篇大论，在《资治通鉴》中则被精简为：“当今之时，山东之建国莫强于赵，秦之所害亦莫如赵。然而秦不敢举兵伐赵者，畏韩、魏之议其后也。秦之攻韩、魏也，无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蚕食之，傅国都而止。韩、魏不能支秦，必入臣于秦。秦无韩、魏之规则祸中于赵矣。臣以天下地图案之，诸侯之地五倍于秦，料度诸侯之卒十倍于秦。六国为一，并力西乡而攻秦，秦必破矣。夫衡人者皆欲割诸侯之地以与秦，秦成则其身富荣，国被秦患而不与其忧，是以衡人日夜务以秦权恐愒诸侯，以求割地。故愿大王熟计之也！窃为大王计，莫如一韩、魏、齐、楚、燕、赵为从亲以畔秦，令天下之将相会于洹水上，通质结盟，约曰：‘秦攻一国，五国各出锐师，或桡秦，或救之。有不如约者，五国共伐之！’诸侯从亲以摈秦，秦甲必不敢出于函谷以害山东矣。”苏秦说燕王、齐王、韩王、楚王等言辞也被大大删减。
比勘一下不难发现，司马光对苏秦说辞删减的主要是夸张排比的的句式、引用比喻的手法、为说理更生动而虚构的寓言、故事等。司马光是有着正统儒家观念的史学家，在他看来，“秦、仪为从横之术， 多华少实，无益于治”、“所以存其事于书者，欲见当时风俗，专以辨说相高，人君委国而听之，此所以谓利口之覆邦家者也。”（《温公日记》）。那么，苏秦说辞中的文学性成分就被他当作华而不实的东西删去了。
而如教材《概述》中所言，司马迁是一个“重文”的史学家，《战国策》中雄辩滔滔、生动形象的文学性成分便被他移植入《史记》之中了。章学诚说得好：“世之讥史迁者，责其裁裂《尚书》、《左传》、《国语》、《国策》之文……此则全不通乎文理之论也”（章学诚《文史通义·言公上》）。
（2）《苏秦列传》并非全袭《战国策》原文，如吴见思《史记论文·苏秦列传》中便指出：“如诸老师先生，皆以说秦一段，不全载《国策》，不知山川绵渺，必有空天，文绣烂施，必有秦地，故头重者脚必轻，腹大者首必小，行文之法也。若一味排比，成何节奏，此史公删节之意乎！不特此也，即中间说燕略而赵详，说齐浓而韩淡，正相参相配之妙”，李景星对司马迁的剪裁技巧也甚为称赞：“如说燕简而赵详，燕非纵主，赵为纵主也；说韩、魏虽同言割地事秦敝。而辞旨则一主器械，一主地势；说齐则羞其大国而事秦，说楚则言其纵利而横害。国有大小，地有远近，故不能不异其主张也。有排山倒海之势，并不是一泻无余；有风雨离散之致，并不是散漫无归”（《史记评议·苏秦列传》）。正是通过巧妙的剪裁，苏秦说辞的风格与特色被很好地表现来：汪洋恣肆，犀利流畅，纵横捭阖，气势磅礴。有时夸张排比，有时设譬寓言，有时引经据典，有时渲染气氛，有时动之以情，有时说之以理。而且，这些辞令有同有异，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或“同树而异枝”，或“同花而异果”，在节奏、语气上又灵动多变，如观烟霞变幻、锦鳞游泳，似闻笙箫夹鼓、琴瑟间钟，真有美不胜收之感。
（3）本篇以记言为主，审美效果如前所述。另外还值得注意的是，本来，苏秦是一个能改变列国命运的重要人物，可是在介绍他生平时，司马迁很注意以生活化、日常化的细节表现其人物性格。可以说，此篇不以富于传奇色彩、引人入胜的情节取胜，而是在一叹一笑、一俯一仰的“杯水风波”中营造出颇有戏剧性的小场景、小插曲，这些小场景、小插曲点缀于他游说六国的长篇大论之中，一方面使全文的节奏得到很好的控制，一方面为又为苏秦这个独特的人物形象摄魂描神，很好地塑造了人物。
三、集评：
得贤士者与，得谋士者固，得辩士者达，得勇士者强，得艺士者扬，五者可以定利诸侯之士也。昔孔子以道游诸侯，墨翟以仁游诸侯，鲁仲、季札、端木赐、孟轲、荀卿以礼义游诸侯，范文子、赵衰、晏婴、范蠡、乐毅、鲁仲连以智游诸侯，商鞅、毛遂、荆轲、蔺相如之徒以信术游诸侯，廉颇、赵奢、孙膑、吴起、司马攘苴、李牧、养由基、孙武子之徒以兵术游诸侯，苏秦、张仪、公孙衍、蔡泽、陈轸、代、厉之徒以纵横游诸侯。以道游诸侯者，诸侯师之；以纵横游诸侯者，诸侯役之。士役于诸侯，则驰辨无端策，发虑无忠谋。故曰一激之怒炎于火，三寸之舌芒于剑，是以身危而功不成，夫焉利于诸侯哉。
————黄宪《天禄阁外史》卷二
噫，龙逢比干不获称良臣，无苏秦张仪之术也；苏秦张仪不免为游说，无龙逢比干之心也。是以龙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术，苏秦张仪吾取其术不取其心，以为谏法。
————苏洵《嘉佑集》卷九
苏秦本说秦为横，不和而激于燕、赵，甘心于所难，为之期年，而歃血于洹水之上，可不谓能乎！然口血未干，犀首一出，而齐、赵背盟，从约皆破。盖诸侯异心，譬如连鸡不能俱樨，势固然矣。而太史公以为约书入秦，秦入为之闭函谷关者十五年，此说客之浮语，而太史公信之，过矣。
————苏辙《古史》卷十七
卫鞅之后，苏秦张仪造为从衡。为从者抗秦以自存而已，为衡者虽连诸侯以事秦，然服之而未有以取之也。既而谋诈锋出，至韩非李斯卒并山东而取天下，于是论天下始有势，兼天下始有术。
————叶适《习学纪言》卷十八
苏秦、张仪同学于鬼谷，而其纵横之辩，如冰炭水火之不同，盖所以设心者异耳。苏欲六国合从以摈秦，故言其强。谓燕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车六百乘，骑六千匹；谓赵地亦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谓韩地方九百里，带甲数十万，天下之强弓劲弩，皆从韩出，韩卒之勇，一人当百；谓魏地方千里，卒七十万；齐地方二千余里，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