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周公，圣人之治者也，后王不能举，则仲尼述之，而周公之道明。仲尼，圣人之备者也，后儒不能达，则孟轲尊之，而仲尼之道明。文中子，圣人之修者也，孟轲之徒欤，非诸子流矣。盖万章、公孙丑不能极师之奥，尽录其言，故孟氏章句略而多阙。房、杜诸公不能臻师之美，大宣其教，故王氏“续经”抑而不振。
《中说》者，子之门人对问之书也，薛收、姚义集而名之。唐太宗贞观初，精修治具，文经武略，高出近古。若房、杜、李、魏、二温、王、陈辈，迭为将相，实永三百年之业，斯门人之功过半矣。贞观二年，御史大夫杜淹，始序《中说》及《文中子世家》，未及进用，为长孙无忌所抑，而淹寻卒。故王氏经书，散在诸孤之家，代莫得闻焉。二十三年，太宗没，子之门人尽矣。惟福畤兄弟，传授《中说》于仲父凝，始为十卷。今世所传本，文多残缺，误以杜淹所撰《世家》为《中说》之序。又福畤于仲父凝得《关子明传》，凝因言关氏卜筮之验，且记房、魏与太宗论道之美，亦非《中说》后序也。盖同藏缃帙，卷目相乱，遂误为序焉。
逸家藏古编，尤得精备，亦列十篇，实无二序。以意详测，《文中子世家》乃杜淹授与尚书陈叔达，编诸《隋书》而亡矣。关子明事，具于裴晞《先贤传》，今亦无存。故王氏诸孤，痛其将坠也，因附于《中说》两间，且曰“同志沦殂，帝阍悠邈。文中子之教，郁而不行。吁！可悲矣”。此有以知杜淹见抑，而“续经”不传；诸王自悲，而遗事必录。后人责房、魏不能扬师之道，亦有由焉。
夫道之深者，固当年不能穷；功之远者，必异代而后显。方当圣时，人文复古，则周、孔至治大备，得以隆之。昔荀卿、扬雄二书，尚有韩愈、柳宗元删定，李轨、杨倞注释，况文中子非荀、扬比也，岂学者不能伸之乎？是用覃研蕴奥，引质同异，为之注解，以翼斯文。
夫前圣为后圣之备，古文乃今文之修，未有离圣而异驱，捐古而近习，而能格于治者也。皇宋御天下，尊儒尚文，道大淳矣；修王削霸，政无杂矣；抑又跨唐之盛，而使文中之徒遇焉。彼韩愈氏力排异端，儒之功者也，故称孟子能拒杨、墨，而功不在禹下。孟轲氏，儒之道者也，故称颜回，谓与禹、稷同道。愈不称文中子，其先功而后道欤？犹文中子不称孟轲，道存而功在其中矣。唐末司空图嗟功废道衰，乃明文中子圣矣。五季经乱，逮乎削平，则柳仲涂宗之于前，孙汉公广之于后，皆云圣人也。然未及盛行其教。
噫！知天之高，必辩其所以高也。子之道其天乎？天道则简而功密矣。门人对问，如日星丽焉，虽环周万变，不出乎天中。今推策揆影，庶仿佛其端乎？大哉。中之为义！在《易》为二五，在《春秋》为权衡，在《书》为皇极，在《礼》为中庸。谓乎无形，非中也；谓乎有象，非中也。上不荡于虚无，下不局于器用；惟变所适，惟义所在；此中之大略也。《中说》者，如是而已。李靖问圣人之道，子曰：“无所由，亦不至于彼。”又问彼之说，曰：“彼，道之方也，必也。无至乎？”魏徵问圣人忧疑，子曰：“天下皆忧疑，吾独不忧疑乎？”退谓董常曰：“乐天知命，吾何忧？穷理尽性，吾何疑？”举是深趣，可以类知焉。或有执文昧理，以模范《论语》为病，此皮肤之见，非心解也。
逸才微志勤，曷究其极！中存疑阙，庸俟后贤。仍其旧篇，分为十卷。谨序
卷一：王道篇卷二：天地篇 卷三：事君篇 卷四：周公篇 卷五：问易篇 卷六：礼乐篇 卷七：述史篇 卷八：魏相篇 卷九：立命篇 卷十：关朗篇
附录：叙篇 文中子世家 录唐太宗与房魏论礼乐事 东皋子答陈尚书书录 关子明事 王氏家书杂录 卷一 王道篇
文中子曰：“甚矣！王道难行也。吾家顷铜川六世矣，未尝不笃于斯，然亦未尝得宣其用，退而咸有述焉，则以志其道也。”盖先生之述，曰《时变论》六篇，其言化俗推移之理竭矣。江州府君之述，曰《五经决录》五篇，其言圣贤制述之意备矣。晋阳穆公之述，曰《政大论》八篇，其言帝王之道著矣。同州府君之述，曰《政小论》八篇，其言王霸之业尽矣。安康献公之述，曰《皇极谠义》九篇，其言三才之去就深矣。铜川府君之述，曰《兴衰要论》七篇，其言六代之得失明矣。余小子获睹成训，勤九载矣。服先人之义，稽仲尼之心，天人之事，帝王之道，昭昭乎！
子谓董常曰：“吾欲修《元经》，稽诸史论，不足征也，吾得《皇极谠义》焉。吾欲续《诗》，考诸集记，不足征也，吾得《时变论》焉。吾欲续《书》，按诸载录，不足征也，吾得《政大论》焉。”董常曰：“夫子之得，盖其志焉。”子曰：“然。”
子谓薛收曰：“昔圣人述史三焉：其述《书》也，帝王之制备矣，故索焉而皆获；其述《诗》也，兴衰之由显，故究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迹明，故考焉而皆当。此三者，同出于史而不可杂也。故圣人分焉。”
文中子曰：“吾视迁、固而下，述作何其纷纷乎！帝王之道，其暗而不明乎？天人之意，其否而不交乎？制理者参而不一乎？陈事者乱而无绪乎？”
子不豫，闻江都有变，泫然而兴曰：“生民厌乱久矣，天其或者将启尧、舜之运，吾不与焉，命也。”
文中子曰：“道之不胜时久矣，吾将若之何？”董常曰：“夫子自秦归晋，宅居汾阳，然后三才五常，各得其所。”
薛收曰：“敢问《续书》之始于汉，何也？”子曰：“六国之弊，亡秦之酷，吾不忍闻也，又焉取皇纲乎？汉之统天下也，其除残秽，与民更始，而兴其视听乎？”薛收曰：“敢问《续诗》之备六代，何也？”子曰：“其以仲尼《三百》始终于周乎？”收曰：“然。”子曰：“余安敢望仲尼！然至兴衰之际，未尝不再三焉。故具六代始终，所以告也。”
文中子曰：“天下无赏罚三百载矣，《元经》可得不兴乎？”薛收曰：“始于晋惠，何也？”子曰：“昔者明王在上，赏罚其有差乎？《元经》褒贬，所以代赏罚者也。其以天下无主，而赏罚不明乎？”薛收曰：“然则《春秋》之始周平、鲁隐，其志亦若斯乎？”子曰：“其然乎？而人莫之知也。”薛收曰：“今乃知天下之治，圣人斯在上矣；天下之乱，圣人斯在下矣。圣人达而赏罚行，圣人穷而褒贬作。皇极所以复建，而斯文不丧也。不其深乎？”再拜而出，以告董生。董生曰：“仲尼没而文在兹乎？”
文中子曰：“卓哉，周、孔之道！其神之所为乎？顺之则吉，逆之则凶。”
子述《元经》皇始之事，叹焉。门人未达，叔恬曰：“夫子之叹，盖叹命矣。《书》云：天命不于常，惟归乃有德。戎狄之德，黎民怀之，三才其舍诸？”子闻之曰：“凝，尔知命哉！”
子在长安，杨素、苏夔、李德林皆请见。子与之言，归而有忧色。门人问子，子曰：“素与吾言终日，言政而不及化。夔与吾言终日，言声而不及雅。德林与吾言终日，言文而不及理。”门人曰：“然则何忧？”子曰：“非尔所知也。二三子皆朝之预议者也，今言政而不及化，是天下无礼也；言声而不及雅；是天下无乐也；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无文也。王道从何而兴乎？吾所以忧也。”门人退。子援琴鼓《荡》之什，门人皆沾襟焉。
子曰：“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畏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稽德则远。”
贾琼习《书》至《桓荣之命》，曰：“洋洋乎！光明之业。天实监尔，能不以揖让终乎！”
繁师玄将著《北齐录》，以告子。子曰：“无苟作也。”
越公以《食经》遗子，子不受。曰：“羹藜含糗，无所用也。”答之以《酒诰》及《洪范》“三德”。
子曰：“小人不激不励，不见利不劝。”
靖君亮问辱。子曰：“言不中，行不谨，辱也。”
子曰：“化至九变，王道其明乎？故乐至九变，而淳气洽矣。”裴晞曰：“何谓也？”子曰：“夫乐，象成者也。象成莫大于形，而流于声，王化始终所可见也。故《韶》之成也，虞氏之恩被动植矣，乌鹊之巢，可俯而窥也，凤皇何为而藏乎？”
子曰：“封禅之费，非古也，徒以夸天下，其秦、汉之侈心乎？”
子曰：“易乐者必多哀，轻施者必好夺。”
子曰：“无赦之国，其刑必平；多敛之国，其财必削。”
子曰：“廉者常乐无求，贪者常忧不足。”
子曰：“杜如晦若逢其明王，于万民其犹天乎？”董常、房元龄、贾琼问曰：“何谓也？”子曰：“春生之，夏长之，秋成之，冬敛之。父得其为父，子得其为子，君得其为君，臣得其为臣，万类咸宜。百姓日用而不知者，杜氏之任，不谓其犹天乎？吾察之久矣，目光惚然，心神忽然。此其识时运者，忧不逢真主以然哉！”
叔恬曰：“舜一岁而巡五岳，国不费而民不劳，何也？”子曰：“无他，道也。兵卫少而征求寡也。”
子曰：“王国之有风，天子与诸侯夷乎？谁居乎？幽王之罪也。故始之以《黍离》，于是雅道息矣。”
子曰：“五行不相沴，则王者可以制礼矣；四灵为畜，则王者可以作乐矣。”
子游孔子之庙。出而歌曰：“大哉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夫子之力也，其与太极合德，神道并行乎？”王孝逸曰：“夫子之道，岂少是乎？”子曰：“子未三复白圭乎？天地生我而不能鞠我，父母鞠我而不能成我，成我者夫子也。道不啻天地父母，通于夫子，受罔极之恩。吾子汩彝伦乎？”孝逸再拜谢之，终身不敢臧否。
韦鼎请见。子三见而三不语，恭恭若不足。鼎出谓门人曰：“夫子得志于朝廷，有不言之化，不杀之严矣。”
杨素谓子曰：“天子求善御边者，素闻惟贤知贤，敢问夫子。”子曰：“羊祜、陆逊，仁人也，可使。”素曰：“已死矣，何可复使？”子曰：“今公能为羊、陆之事则可，如不能，广求何益？通闻：迩者悦，远者来，折冲樽俎可矣。何必临边也？”
子之家，《六经》毕备，朝服祭器不假。曰：“三纲五常，自可出也。”
子曰：“悠悠素餐者，天下皆是，王道从何而兴乎？”
子曰：“七制之主，其人可以即戎矣。”
董常死，子哭于寝门之外，拜而受吊。
裴晞问曰：“卫玠称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何如？”子曰：“宽矣。”曰：“仁乎？”子曰：“不知也。”阮嗣宗与人谈，则及玄远，未尝臧否人物，何如？”子曰：“慎矣。”曰：“仁乎？”子曰：“不知也。”
子曰：“恕哉，凌敬！视人之孤犹己也。”
子曰：“仁者，吾不得而见也，得见智者，斯可矣。智者，吾不得而见也，得见义者，斯可矣。如不得见，必也刚介乎？刚者好断，介者殊俗。”
薛收问至德要道。子曰：“至德，其道之本乎？要道，其德之行乎？《礼》不云乎，至德为道本。《易》不云乎，显道神德行。”子曰：“大哉神乎！所自出也。至哉，《易》也！其知神之所为乎？”
子曰：“我未见嗜义如嗜利者也。”
子登云中之城，望龙门之关。曰：“壮哉，山河之固！”贾琼曰：“既壮矣，又何加焉？”子曰：“守之以道。”降而宿于禹庙，观其碑首曰：“先君献公之所作也，其文典以达。”
子见刘孝标《绝交论》，曰：“惜乎，举任公而毁也。任公于是乎不可谓知人矣。”见《辩命论》，曰：“人道废矣。”
子曰：“使诸葛亮而无死，礼乐其有兴乎？”
子读《乐毅论》，曰：“仁哉，乐毅！善藏其用。智哉，太初！善发其蕴。”
子读《无鬼论》，曰：“未知人，焉知鬼？”
卷二 天地篇
子曰：“圆者动，方者静。其见天地之心乎？”
子曰：“智者乐，其存物之所为乎？仁者寿，其忘我之所为乎？”
子曰：“义也清而庄，靖也惠而断，威也和而博，收也旷而肃，琼也明而毅，淹也诚而厉，玄龄志而密，徵也直而遂，大雅深而弘，叔达简而正。若逢其时，不减卿相，然礼乐则未备。”
或曰：“董常何人也？”子曰：“其动也权，其静也至。其颜氏之流乎？”
叔恬曰：“山涛为吏部，拔贤进善，时无知者。身殁之后，天子出其奏于朝，然后知群才皆涛所进。如何？子曰：“密矣。”曰：“仁乎？”子曰：“吾不知也。”
李密见子而论兵。子曰：“礼信仁义，则吾论之；孤虚诈力，吾不与也。”
李伯药见子而论诗。子不答。伯药退谓薛收曰：“吾上陈应、刘，下述沈、谢，分四声八病，刚柔清浊，各有端序，音若埙篪。而夫子不应我，其未达欤？”薛收曰：“吾尝闻夫子之论诗矣：上明三纲，下达五常。于是征存亡，辩得失。故小人歌之以贡其俗，君子赋之以见其志，圣人采之以观其变。今子营营驰骋乎末流，是夫子之所痛也，不答则有由矣。”
子曰：“学者，博诵云乎哉？必也贯乎道。文者，苟作云乎哉？必也济乎义。”
内史薛公见子于长安，退谓子收曰：“《河图》、《洛书》，尽在是矣。汝往事之，无失也。”
子曰：“士有靡衣鲜食而乐道者，吾未之见也。”
子谓魏徵曰：“汝与凝皆天之直人也。徵也遂，凝也挺，若并行于时，有用舍焉。”
子谓李靖曰：“凝也若容于时，则王法不挠矣。”
李靖问任智如何，子曰：“仁以为己任。小人任智而背仁为贼，君子任智而背仁为乱。”
薛收问仲长子光何人也。子曰：“天人也。”收曰：“何谓天人？”子曰：“眇然小乎！所以属于人；旷哉大乎！独能成其天。”
贾琼问君子之道。子曰：“必先恕乎？”曰：“敢问恕之说。”子曰：“为人子者，以其父之心为心；为人弟者，以其兄之心为心。推而达之于天下，斯可矣。”
子曰：“君子之学进于道，小人之学进于利。”
楚难作，使使召子，子不往。谓使者曰：“为我谢楚公。天下崩乱，非王公血诚不能安。苟非其道，无为祸先。”
李密问王霸之略。子曰：“不以天下易一民之命。”李密出，子谓贾琼曰：“乱天下者必是夫也。幸灾而念祸，爱强而愿胜，神明不与也。”
子居家，虽孩孺必狎。其使人也，虽童仆必敛容。
子曰：“我未见知命者也。”
子曰：“不就利，不违害，不强交，不苟绝，惟有道者能之。”
子躬耕。或问曰：“不亦劳乎？”子曰：“一夫不耕，或受其饥，且庶人之职也。亡职者，罪无所逃天地之间，吾得逃乎？”
子艺黍登场，岁不过数石，以供祭祀、冠婚、宾客之酒也，成礼则止。子之室，酒不绝。
薛方士问葬。子曰：“贫者敛手足，富者具棺椁，封域之制无广也，不居良田。古者不以死伤生，不以厚为礼。”
陈叔达问事鬼神之道。子曰：“敬而远之。”问祭。子曰：“何独祭也，亦有祀焉，有祭焉，有享焉。三者不同，古先圣人所以接三才之奥也。达兹三者之说，则无不至矣。”叔达俯其首。
子曰：“王猛有君子之德三焉：其事上也密，其接下也温，其临事也断。”或问苏绰。子曰：“俊人也。”曰：“其道何如？”子曰：“行于战国可以强，行于太平则乱矣。”问牛弘。子曰：“厚人也。”
子观田，魏徵、杜淹、董常至。子曰：“各言志乎？”徵曰：“愿事明王，进思尽忠，退思补过。”淹曰：“愿执明王之法，使天下无冤人。”常曰：“愿圣人之道行于时，常也无事于出处。”子曰：“大哉！吾与常也。”
子在长安。曰：“归来乎！今之好异轻进者，率然而作，无所取焉。”
子在绛，程元者<囗亡>薛收而来。子与之言六经。元退谓收曰：“夫子载造彝伦，一匡皇极。微夫子，吾其失道左见矣。”
子曰：“盖有慕名而作者，吾不为也。”
叔恬曰：“文中子之教兴，其当隋之季世，皇家之未造乎？将败者吾伤其不得用，将兴者吾惜其不得见。其志勤，其言征，其事以苍生为心乎？”
文中子曰：“二帝三王，吾不得而见也，舍两汉将安之乎？大哉七制之主！其以仁义公恕统天下乎？其役简，其刑清，君子乐其道，小人怀其生。四百年间，天下无二志，其有以结人心乎？终之以礼乐，则三王之举也。”
子曰：“王道之驳久矣，礼乐可以不正乎？大义之芜甚矣，《诗》《书》可以不续乎？”
子曰：“唐虞之道直以大，故以揖让终焉。必也有圣人承之，何必定法？其道甚阔，不可格于后。夏、商之道直以简，故以放弑终焉。必也有圣人扶之，何必在我？其道亦旷，不可制于下。如有用我者，吾其为周公所为乎？”
子燕居，董常、窦威侍。子曰：“吾视千载已上，圣人在上者，未有若周公焉。其道则一，而经制大备，后之为政，有所持循。吾视千载而下，未有若仲尼焉，其道则一，而述作大明，后之修文者，有所折中矣。千载而下，有申周公之事者，吾不得而见也。千载而下，有绍宣尼之业者，吾不得而让也。”
子曰：“常也其殆坐忘乎？静不证理而足用焉，思则或妙。”
李靖问圣人之道。子曰：“无所由，亦不至于彼。”门人曰：“徵也至。”或曰：“未也。”门人惑。子曰：“徵也去此矣，而未至于彼。”或问彼之说。子曰：“彼，道之方也。必也无至乎？”董常闻之悦，门人不达。董常曰：“夫子之道，与物而来，与物而去。来无所从，去无所视。”薛收曰：“大哉，夫子之道！一而已矣。”
子谓程元曰：“汝与董常何如？”程元曰：“不敢企常。常也遗道德，元也志仁义。”子曰：“常则然矣，而汝于仁义，未数数然也。其于彼有所至乎？”
子曰：“董常时有虑焉，其余则动静虑矣。”
子曰：“孝哉，薛收！行无负于幽明。”
子于是日吊祭，则终日不笑。
或问王隐。子曰：“敏人也。其器明，其才富，其学赡。”或问其道。子曰：“述作多而经制浅，其道不足称也。”
子谓陈寿有志于史，依大义而削异端。谓范宁有志于《春秋》，征圣经而诘众传。子曰：“使陈寿不美于史，迁、固之罪也。使范宁不尽美于《春秋》，歆、向之罪也。”裴晞曰：“何谓也？”子曰：“史之失，自迁、固始也，记繁而志寡。《春秋》之失，自歆、向始也，弃经而任传。”
子曰：“盖九师兴而《易》道微，三《传》作而《春秋》散。”贾琼曰：“何谓也？”子曰：“白黑相渝，能无微乎？是非相扰，能无散乎？故齐韩毛郑，《诗》之末也；大戴小戴，《礼》之衰也。《书》残于古、今，《诗》失于齐鲁。汝知之乎？”贾琼曰：“然则无师无传可乎？”子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苟非其人，道不虚行。必也传，又不可废也。”
子谓叔恬曰：“汝不为《续诗》乎？则其视七代损益，终懑然也。”
子谓：“《续诗》可以讽，可以达，可以荡，可以独处；出则悌，入则孝；多见治乱之情。”
文中子曰：“吾师也，词达而已矣。”
或问扬雄、张衡。子曰：“古之振奇人也，其思苦，其言艰。”曰：“其道何如？”子曰：“靖矣。”
子曰：“过而不文，犯而不校，有功而不伐，君子人哉！”
子曰：“我未见见谤而喜，闻誉而惧者。”
子曰：“富观其所与，贫观其所取，达观其所好，穷观其所为，可也。”
或问魏孝文。子曰：“可与兴化。”
铜川夫人好药，子始述方。芮城府君重阴阳，子始著历日。且曰：“吾惧览者或费日也。”
子谓薛知仁善处俗，以芮城之子妻之。
子曰：“内难而能正其志，同州府君以之。”
子曰：“吾于天下，无去也，无就也，惟道之从。”
卷三 事君篇
房玄龄问事君之道。子曰：“无私。”问使人之道。曰：“无偏。”曰：“敢问化人之道。”子曰：“正其心。”问礼乐。子曰：“王道盛则礼乐从而兴焉，非尔所及也。”
或问杨素。子曰：“作福作威玉食，不知其他也。”
房玄龄问郡县之治。子曰：“宗周列国八百余年，皇汉杂建四百余载，魏、晋已降，灭亡不暇，吾不知其用也。”
杨素使谓子曰：“盍仕乎？”子曰：“疏属之南，汾水之曲，有先人之敝庐在，可以避风雨，有田可以具抃粥，弹琴著书、讲道劝义自乐也。愿君侯正身以统天下。时和岁丰，则通也受赐多矣，不愿仕也。”
子曰：“古之为政者，先德而后刑，故其人悦以恕；今之为政者，任刑而弃德，故其人怨以诈。”
子曰：“古之从仕者养人，今之从仕者养己。”
子曰：“甚矣！齐文宣之虐也。”
姚义曰：“何谓克终？”子曰：“有杨遵彦者，实国掌命。视民如伤，奚为不终？”
窦威好议礼。子曰：“威也贤乎哉？我则不敢。”
北山丈人谓文中子曰：“何谓遑遑者无急欤？”子曰：“非敢急伤时怠也。”
子曰：“吾不度不执，不常不遂。”
房玄龄曰：“书云霍光废帝举帝，何谓也？”子曰：“何必霍光？古之大臣，废昏举明，所以康天下也。”
子游河间之渚。河上丈人曰：“何居乎斯人也？心若醉《六经》，目若营四海，何居乎斯人也？”文中子去之。薛收曰：“何人也？”子曰：“隐者也。”收曰：“盍从之乎？”子曰：“吾与彼不相从久矣。”“至人相从乎？”子曰：“否也。”
子在河上曰：“滔滔乎！昔吾愿止焉，而不可得也，今吾得之止乎？”
子见牧守屡易，曰：“尧、舜三载考绩，仲尼三年有成。今旬月而易，吾不知其道。”薛收曰：“如何？”子曰：“三代之兴，邦家有社稷焉；两汉之盛，牧守有子孙焉。不如是之亟也。无定主而责之以忠，无定民而责之以化，虽曰能之，末由也已。”
贺若弼请射于子，发必中。子曰：“美哉乎艺也！古君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而后艺可游也。”弼不悦而退。子谓门人曰：“矜而愎，难乎免于今之世矣。”
子谓荀悦：“史乎史乎？”谓陆机：“文乎文乎？”皆思过半矣。
子谓：“文士之行可见：谢灵运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则谨。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则典。鲍昭、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吴筠、孔珪，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谢庄、王融，古之纤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诞。”或问孝绰兄弟。子曰：“鄙人也。其文淫。”或问湘东王兄弟。子曰：“贪人也。其文繁。谢朓，浅人也。其文捷。江揔，诡人也。其文虚。皆古之不利人也。”子谓：“颜延之、王俭、任昉，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约以则。”
尚书召子仕，子使姚义往辞焉。曰：“必不得已，署我于蜀。”或曰：“僻。”子曰：“吾得从严、扬游泳以卒世，何患乎僻？”
子曰：“吾恶夫佞者，必也愚乎？愚者不妄动。吾恶夫豪者，必也吝乎？吝者不妄散。”
子曰：“达人哉，山涛也！多可而少怪。”或曰：“王戎贤乎？”子曰：“戎而贤，天下无不贤矣。”
子曰：“陈思王可谓达理者也，以天下让，时人莫之知也。”子曰：“君子哉，思王也！其文深以典。”
房玄龄问史。子曰：“古之史也辩道，今之史也耀文。”问文。子曰：“古之文也约以达，今之文也繁以塞。”
薛收问《续诗》。子曰：“有四名焉，有五志焉。何谓四名？一曰化，天子所以风天下也；二曰政，蕃臣所以移其俗也；三曰颂，以成功告于神明也；四曰叹，以陈诲立诫于家也。凡此四者，或美焉，或勉焉，或伤焉，或恶焉，或诫焉，是谓五志。”
子谓叔恬曰：“汝为《春秋》《元经》乎？《春秋》《元经》于王道，是轻重之权衡，曲直之绳墨也，失则无所取衷矣。”
子谓：《续诗》之有化，其犹先王之有雅乎？《续诗》之有政，其犹列国之有风乎？
子曰：“郡县之政，其异列国之风乎？列国之风深以固，其人笃。曰：我君不卒求我也，其上下相安乎？及其变也，劳而散，其人盖伤君恩之薄也，而不敢怨。郡县之政悦以幸，其人慕。曰：我君不卒抚我也，其臣主屡迁乎？及其变也，苛而迫，其人盖怨吏心之酷也，而无所伤焉。虽有善政，未及行也。”魏徵曰：“敢问列国之风变，伤而不怨；郡县之政变，怨而不伤；何谓也？”子曰：“伤而不怨，则不曰犹吾君也。吾得逃乎？何敢怨？怨而不伤，则不曰彼下矣。吾将贼之，又何伤？故曰三代之末，尚有仁义存焉；六代之季，仁义尽矣。何则？导人者非其路也。”
子曰：“变风变雅作而王泽竭矣，变化变政作而帝制衰矣。”
子曰：“言取而行违，温彦博恶之；面誉而背毁，魏徵恶之。”
子曰：“爱生而败仁者，其下愚之行欤？杀身而成仁者，其中人之行欤？游仲尼之门，未有不治中者也。”
陈叔达为绛郡守，下捕贼之令。曰：“无急也，请自新者原之，以观其后。”子闻之曰：“陈守可与言政矣。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苟非君子，焉能固穷？导之以德，悬之以信，且观其后，不亦善乎？”
薛收问：“恩不害义，俭不伤礼，何如？”子曰：“此文、景尚病其难行也。夫废肉刑害于义，损之可也；衣弋绨伤乎礼，中焉可也。虽然，以文、景之心为之可也，不可格于后。”
子曰：“古之事君也以道，不可则止；今之事君也以佞，无所不至。”
子曰：“吾于赞《易》也，述而不敢论；吾于礼乐也，论而不敢辩；吾于《诗》《书》也，辩而不敢议。”或问其故。子曰：“有可有不可。”曰：“夫子有可有不可乎？”子曰：“可不可，天下之所存也，我则存之者也。”
子间居俨然。其动也徐，若有所虑；其行也方，若有所畏。其接长者，恭恭然如不足；接幼者，温温然如有就。
子之服俭以洁，无长物焉，绮罗锦绣，不入于室。曰：“君子非黄白不御，妇人则有青碧。”
子宴宾无贰馔，食必去生，味必适。果菜非其时不食，曰：“非天道也。”非其土不食，曰：“非地道也。”
乡人有穷而索者。曰：“尔于我乎取，无扰尔邻里乡党为也，我则不厌。”乡人有丧，子必先往，反必后。子之言应而不唱，唱必有大端。子之乡无争者。
或问人善。子知其善则称之，不善，则曰：“未尝与久也。”
子济大川，有风则止，不登高，不履危，不乘悍，不奔驭。乡人有水土之役，则具畚锸以往。曰：“吾非从大夫也。”
铜川府君之丧，勺饮不入口者三日。营葬具，曰：“必俭也，吾家有制焉。”棺椁无饰，衣衾而举，帷车而载，涂车刍灵，则不从五世矣。既葬之，曰：“自仲尼已来，未尝无志也。”于是立坟，高四尺，不树焉。
子之他乡，舍人之家，出入必告。既而曰：“奚适而无禀？”
万春乡社，子必与执事翼如也。
芮城府君起家为御史，将行，谓文中子曰：“何以赠我？”子曰：“清而无介，直而无执。”曰：“何以加乎？”子曰：“太和为之表，至心为之内。行之以恭，守之以道。”退而谓董常曰：“大厦将颠，非一木所支也。”
子曰：“婚娶而论财，夷虏之道也，君子不入其乡。古者男女之族，各择德焉，不以财为礼。”
子之族，婚嫁必具六礼。曰：“斯道也，今亡矣。三纲之首不可废，吾从古。”
子曰：“恶衣薄食，少思寡欲，今人以为诈，我则好诈焉。不为夸衒，若愚似鄙，今人以为耻，我则不耻也。”
子曰：“古之仕也，以行其道；今之仕也，以逞其欲。难矣乎！”
子曰：“吏而登仕，劳而进官，非古也，其秦之余酷乎？古者士登乎仕，吏执乎役，禄以报劳，官以授德。”
子曰：“美哉，公旦之为周也！外不屑天下之谤而私其迹。曰：必使我子孙相承，而宗祀不绝也。内实达天下之道而公其心。曰：必使我君臣相安，而祸乱不作。深乎深乎！安家者所以宁天下也，存我者所以厚苍生也。故迁都之义曰：洛邑之地，四达而平，使有德易以兴，无德易以衰。”
无功作《五斗先生传》。子曰：“汝忘天下乎？纵心败矩，吾不与也。”
卷四 周公篇
子谓周公之道：“曲而当，私而恕。其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乎？”
子曰：“圣人之道，其昌也潜，其弊也寝，亹亹焉若寒暑进退，物莫不从之，而不知其由也。”
温彦博问：“嵇康、阮籍何人也？”子曰：“古之名理者，而不能穷也。”曰：“何谓也？”子曰：“道不足而器有余。”曰：“敢问道器。”子曰：“通变之谓道，执方之谓器。”曰：“刘灵何人也？”子曰：“古之闭关人也。”曰：“可乎？”曰：“兼忘天下，不亦可乎？”曰：“道足乎？”曰：“足则吾不知也。”
陈守谓薛生曰：“吾行令于郡县而盗不止，夫子居于乡里而争者息，何也？”薛生曰：“此以言化，彼以心化。”陈守曰：“吾过矣。”退而静居，三月盗贼出境。子闻之曰：“收善言，叔达善德。”
房玄龄问：“田畴，何人也？”子曰：“古之义人也。”
子谓“《武德》之舞劳而决。其发谋动虑，经天子乎？”谓“《昭德》之舞闲而泰。其和神定气，绥天下乎？”太原府君曰：“何如？”子曰：“或决而成之，或泰而守之。吾不知其变也。噫！《武德》，则功存焉，不如《昭德》之善也。且《武》之未尽善久矣。其时乎？其时乎？”
子谓史谈善述九流。“知其不可废，而知其各有弊也，安得长者之言哉？”子曰：“通其变，天下无弊法；执其方，天下无善教。故曰：存乎其人。”
子曰：“安得圆机之士，与之共言九流哉？安得皇极之主，与之共叙九畴哉？”
杜淹问：“崔浩何人也？”子曰：“迫人也。执小道，乱大经。”
程元曰：“敢问《豳风》何也？”子曰：“变风也。”元曰：“周公之际，亦有变风乎？”子曰：“君臣相诮，其能正乎？成王终疑，则风遂变矣。非周公至诚，孰能卒之哉？”元曰：“《豳》居变风之末，何也？”子曰：“夷王已下，变风不复正矣。夫子盖伤之者也，故终之以《豳风》。言变之可正也，唯周公能之，故系之以正，歌豳曰周之本也。呜呼，非周公孰知其艰哉？变而克正，危而克扶，始终不失于本，其惟周公乎？系之豳远矣哉！”
子曰：“齐桓尊王室而诸侯服，惟管仲知之；符秦举大号而中原静，惟王猛知之。”或曰符秦逆。子曰：“晋制命者之罪也，符秦何逆？昔周制至公之命，故齐桓、管仲不得而背也；晋制至私之命，故符秦、王猛不得而事也。其应天顺命、安国济民乎？是以武王不敢逆天命、背人而事纣，齐桓不敢逆天命、背人而黜周。故曰：晋之罪也，符秦何逆？三十余年，中国士民，东西南北，自远而至，猛之力也。”
子曰：“符秦之有臣，其王猛之所为乎？元魏之有主，其孝文之所为乎？中国之道不坠，孝文之力也。”
太原府君曰：“温子昇何人也？”子曰：“险人也。智小谋大。永安之事，同州府君常切齿焉，则有由也。”
子读三祖上事。曰：“勤哉，而不补也！无谓魏、周无人，吾家适不用尔。”
子之家庙，座必东南向，自穆公始也。曰：“未志先人之国。”
辽东之役。子闻之曰：“祸自此始矣。天子不见伯益赞禹之词，公卿不用魏相讽宣帝之事。”
王孝逸谓子曰：“天下皆争利弃义，吾独若之何？”子曰：“舍其所争，取其所弃，不亦君子乎？”
子谓贾琼、王孝逸、凌敬曰：“诸生何乐？”贾琼曰：“乐闲居。”子曰：“静以思道可矣。”王孝逸曰：“乐闻过。”子曰：“过而屡闻，益矣。”凌敬曰：“乐逢善人。”子曰：“多贤不亦乐乎？”
薛收游于馆陶，适与魏徵归。告子曰：“徵，颜、冉之器也。”
徵宿子之家，言《六经》，逾月不出。及去，谓薛收曰：“明王不出而夫子生，是三才九畴属布衣也。”
刘炫见子，谈《六经》。唱其端，终日不竭。子曰：“何其多也。”炫曰：“先儒异同，不可不述也。”子曰：“一以贯之可矣。尔以尼父为多学而识之耶？”炫退，子谓门人曰：“荣华其言，小成其道，难矣哉！”
凌敬问礼乐之本。子曰：“无邪。”凌敬退，子曰：“贤哉，儒也！以礼乐为问。”
子曰：“《大风》安不忘危，其霸心之存乎？《秋风》乐极哀来，其悔志之萌乎？”
子曰：“《诗》《书》盛而秦世灭，非仲尼之罪也；虚玄长而晋室乱。非老、庄之罪也；斋戒修而梁国亡，非释迦之罪也。《易》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虚行。”
或问佛。子曰：“圣人也。”曰：“其教何如？”曰：“西方之教也，中国则泥。轩车不可以适越，冠冕不可以之胡，古之道也。”
或问宇文俭。子曰：“君子儒也。疏通知远，其《书》之所深乎？铜川府君重之，岂徒然哉？”
子游太乐，闻《龙舟五更》之曲，瞿然而归。曰：“靡靡乐也。作之邦国焉，不可以游矣。”
子谓姚义：“盍官乎？”义曰：“舍道干禄，义则未暇。”子曰：“诚哉！”
或问荀彧、荀攸。子曰：“皆贤者也。”曰：“生死何如？”子曰：“生以救时，死以明道，荀氏有二仁焉。”
子曰：“言而信，未若不言而信；行而谨，未若不行而谨。”贾琼曰：“如何。”子曰：“推之以诚，则不言而信；镇之以静，则不行而谨。惟有道者能之。”
杨素谓子曰：“甚矣，古之为衣冠裳履，何朴而非便也。”子曰：“先王法服，不其深乎？为冠所以庄其首也，为履所以重其足也。衣裳襜如，剑佩锵如，皆所以防其躁也。故曰俨然，人望而畏之。以此防民，犹有疾驱于道者。今舍之曰不便，是投鱼于渊，置猿于木也。天下庸得不驰骋而狂乎？引之者非其道也。”
董常歌《邶·柏舟》。子闻之曰：“天实为之，谓之何哉？”
邳公好古物，钟鼎什物、珪玺钱具必具。子闻之曰：“古之好古者聚道，今之好古者聚财。”
子谓仲长子光曰：“山林可居乎？”曰：“会逢其适也，焉知其可？”子曰：“达人哉，隐居放言也！”子光退谓董、薛曰：“子之师，其至人乎？死生一矣，不得与之变。”
薛收问隐。子曰：“至人天隐，其次地隐，其次名隐。”
子谓姚义能交。或曰简。子曰：“所以为能也。”或曰广。子曰：“广而不滥，又所以为能也。”
子谓：“晁错率井田之序，有心乎复古矣。”
贾琼问《续书》之义。子曰：“天子之义列乎范者有四，曰制，曰诏，曰志，曰策。大臣之义载于业者有七，曰命，曰训，曰对，曰赞，曰议，曰诫，曰谏。”
文中子曰：“帝者之制，恢恢乎其无所不容。其有大制，制天下而不割乎？其上湛然，其下恬然。天下之危，与天下安之；天下之失，与天下正之。千变万化，吾常守中焉。其卓然不可动乎？其感而无不通乎？此之谓帝制矣。”
文中子曰：“《易》之忧患，业业焉，孜孜焉。其畏天悯人，思及时而动乎？”繁师玄曰：“远矣，吾视《易》之道，何其难乎？”子笑曰：“有是夫？终日乾乾可也。视之不臧，我思不远。”
越公聘子。子谓其使者曰：“存而行之可也。”歌《干旄》而遣之。既而曰：“玉帛云乎哉？”
子谓房玄龄曰：“好成者，败之本也；愿广者，狭之道也。”玄龄问：“立功立言何如？”子曰：“必也量力乎？”
子谓：“姚义可与友，久要不忘；贾琼可与行事，临难不变；薛收可与事君，仁而不佞；董常可与出处，介如也。”
子曰：“贱物贵我，君子不为也。好奇尚怪，荡而不止，必有不肖之心应之。”
薛宏请见《六经》，子不出。门人惑。子笑曰：“有好古博雅君子，则所不隐。”
子有内弟之丧，不饮酒食肉。郡人非之。子曰：“吾不忍也。”赋《载驰》卒章而去。
郑和谮子于越公曰：“彼实慢公，公何重焉？”越公使问子。子曰：“公可慢，则仆得矣；不可慢，则仆失矣。得失在仆，公何预焉？”越公待之如旧。
子曰：“我未见勇者。”或曰贺若弼。子曰：“弼也戾，焉得勇？”
李密问英雄。子曰：“自知者英，自胜者雄。”问勇。子曰：“必也义乎？”
贾琼曰：“甚矣，天下之不知子也。”子曰：“尔愿知乎哉？姑修焉，天将知之，况人乎？”
贾琼请《六经》之本，曰：“吾恐夫子之道或坠也。”子曰：“尔将为名乎！有美玉姑待价焉。”
杨玄感问孝。子曰：“始于事亲，终于立身。”问忠。子曰：“孝立则忠遂矣。”
卷五 问易篇
刘炫问《易》。子曰：“圣人于《易》，没身而已，况吾侪乎？”炫曰：“吾谈之于朝，无我敌者。”子不答。退谓门人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魏徵曰：“圣人有忧乎？”子曰：“天下皆忧，吾独得不忧乎？”问疑。子曰：“天下皆疑，吾独得不疑乎？”徵退，子谓董常曰：“乐天知命，吾何忧？穷理尽性，吾何疑？”常曰：“非告徵也，子亦二言乎？”子曰：“徵所问者迹也，吾告汝者心也。心迹之判久矣，吾独得不二言乎？”常曰：“心迹固殊乎？”子曰：“自汝观之则殊也，而适造者不知其殊也，各云当而已矣。则夫二未违一也。”李播闻而叹曰：“大哉乎一也！天下皆归焉，而不觉也。”
程元问叔恬曰：“《续书》之有志有诏，何谓也？”叔恬以告文中子。子曰：“志以成道，言以宣志。诏其见王者之志乎？其恤人也周，其致用也悉。一言而天下应，一令而不可易。非仁智博达，则天明命，其孰能诏天下乎？”叔恬曰：“敢问策何谓也？”子曰：“其言也典，其致也博，悯而不私，劳而不倦，其惟策乎？”子曰：“《续书》之有命邃矣：其有君臣经略，当其地乎？其有成败于其间，天下悬之，不得已而临之乎？进退消息，不失其几乎？道甚大，物不废，高逝独往，中权契化，自作天命乎？”
文中子曰：“事者，其取诸仁义而有谋乎？虽天子必有师，然亦何常师之有？唯道所存，以天下之身，受天下之训，得天下之道，成天下之务，民不知其由也，其惟明主乎？”
文中子曰：“广仁益智，莫善于问；乘事演道，莫善于对。非明君孰能广问？非达臣孰能专对乎？其因宜取类，无不经乎？洋洋乎，晁、董、公孙之对！”
文中子曰：“有美不扬，天下何观？君子之于君，赞其美而匡其失也。所以进善不暇，天下有不安哉？”
文中子曰：“议，其尽天下之心乎？昔黄帝有合宫之听，尧有衢室之问，舜有总章之访，皆议之谓也。大哉乎！并天下之谋，兼天下之智，而理得矣，我何为哉？恭己南面而已。”
子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言道之难进也。故君子思过而预防之，所以有诫也。切而不指，勤而不怨，曲而不谄，直而有礼，其惟诫乎？”
子曰：“改过不吝，无咎者善补过也。古之明王，讵能无过？从谏而已矣。故忠臣之事君也，尽忠补过。君失于上，则臣补于下；臣谏于下，则君从于上。此王道所以不跌也。取泰于否，易昏以明。非谏孰能臻乎？”
文中子曰：“晋而下，何其纷纷多主也？吾视惠、怀伤之，舍三国将安取志乎？三国何其孜孜多虞乎？吾视桓、灵伤之，舍两汉将安取制乎？”
子谓“太和之政近雅矣，一明中国之有法。惜也，不得行穆公之道。”
程元曰：“三教何如？”子曰：“政恶多门久矣。”曰：“废之何如？”子曰：“非尔所及也。真君、建德之事，适足推波助澜，纵风止燎尔。”
子读《洪范谠议》。曰：“三教于是乎可一矣。”程元、魏徵进曰：“何谓也？”子曰：“使民不倦。”
贾琼习《书》，至郅惲之事，问于子曰：“敢问事、命、志、制之别。”子曰：“制、命，吾著其道焉，志、事吾著其节焉。”贾琼以告叔恬。叔恬曰：“《书》其无遗乎？《书》曰：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其道之谓乎？《诗》曰：采葑采菲，无以下体。其节之谓乎？”子闻之曰：“凝其知《书》矣。”
子曰：“事之于命也，犹志之有制乎？非仁义发中，不能济也。”
子曰：“达制、命之道，其知王公之所为乎？其得变化之心乎？达志、事之道，其知君臣之所难乎？其得仁义之几乎？”
子曰：“处贫贱而不慑，可以富贵矣；僮仆称其恩，可以从政矣；交游称其信，可以立功矣。”
子曰：“爱名尚利，小人哉！未见仁者而好名利者也。”
贾琼问君子之道。子曰：“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子见縗绖而哭不辍者，遂吊之。问丧期，曰：“五载矣。”子泫然曰：“先王之制不可越也。”
楚公问用师之道。子曰：“行之以仁义。”曰：“若之何决胜？”子曰：“莫如仁义。过此，败之招也。”
子见耕者必劳之，见王人必俯之。乡里不骑，鸡初鸣，则盥漱具服。铜川夫人有病，子不交睫者三月。人问者送迎之，必泣以拜。
子曰：“史传兴而经道废矣，记注兴而史道诬矣。是故恶夫异端者。”
薛收曰：“何为命也？”子曰：“稽之于天，合之于人，谓其有定于此而应于彼。吉凶曲折，无所逃乎？非君子，孰能知而畏之乎？非圣人，孰能至之哉？”薛收曰：“古人作《元命》，其能至乎？”子曰：“至矣。”
贾琼曰：“《书》无制而有命，何也？”子曰：“天下其无王而有臣乎？”曰：“两汉有制、志，何也？”子曰：“制，其尽美于恤人乎？志，其惭德于备物乎？”薛收曰：“帝制其出王道乎？”子曰：“不能出也。后之帝者，非昔之帝也。其杂百王之道，而取帝名乎？其心正，其迹谲。其乘秦之弊，不得已而称之乎？政则苟简，岂若唐、虞三代之纯懿乎？是以富人则可，典礼则未。”薛收曰：“纯懿遂亡乎？”子曰：“人能弘道，焉知来者之不如昔也？”
子谓李靖智胜仁，程元仁胜智。子谓董常几于道，可使变理。
贾琼问：“何以息谤？”子曰：“无辩。”曰：“何以止怨？”曰：“无争。”
子谓诸葛、王猛，功近而德远矣。
子在蒲，闻辽东之败。谓薛收曰：“城复于隍矣。”赋《兔爰》之卒章。归而善《六经》之本，日以俟能者。
子曰：“好动者多难。小不忍，致大灾。”
子曰：“《易》，圣人之动也，于是乎用以乘时矣。故夫卦者，智之乡也，动之序也。”薛生曰：“智可独行乎？”子曰：“仁以守之，不能仁则智息矣，安所行乎哉？”
子曰：“元亨利贞。运行不匮者，智之功也。”
子曰：“佞以承上，残以御下，诱之以义不动也。”
董常死，子哭之，终日不绝。门人曰：“何悲之深也？”曰：“吾悲夫天之不相道也。之子殁，吾亦将逝矣。明王虽兴，无以定礼乐矣。”
子赞《易》，至《序卦》，曰：“大哉，时之相生也！达者可与几矣。”至《杂卦》，曰：“旁行而不流，守者可与存义矣。”
子曰：“名实相生，利用相成，是非相明，去就相安也。”
贾琼问：“太平可致乎？”子曰：“五常之典，三王之诰，两汉之制，粲然可见矣。”
文中子曰：“王泽竭而诸侯仗义矣，帝制衰而天下言利矣。”
文中子曰：“强国战兵，霸国战智，王国战义，帝国战德，皇国战无为。天子而战兵，则王霸之道不抗矣，又焉取帝名乎？故帝制没而名实散矣。”
子曰：“多言，德之贼也；多事，生之仇也。”薛方士曰：“逢恶斥之，遇邪正之，何如？”子曰：“其有不得其死乎？必也言之无罪，闻之以诫。”
或问韦孝宽。子曰：“干矣。”问杨愔。子曰：“辅矣。”
宇文化及问天道人事如何。子曰：“顺阴阳仁义，如斯而已。”
贾琼为吏，以事楚公。将行，子饯之。琼曰：“愿闻事人之道。”子曰：“远而无介，就而无谄。泛乎利而讽之，无斗其捷。”琼曰：“终身诵之。”子曰：“终身行之可也。”
子曰：“《元经》其正名乎？皇始之帝，征天以授之也。晋、宋之王，近于正体，于是乎未忘中国，穆公之志也。齐、梁、陈之德，斥之于四夷也，以明中国之有代，太和之力也。”
子曰：“改元立号，非古也，其于彼心自作之乎？”
或问：“志意修，骄富贵，道义重，轻王侯，如何？”子曰：“彼有以自守也。”
薛生曰：“殇之后，帝制绝矣，《元经》何以不兴乎？”子曰：“君子之于帝制，并心一气以待也。倾耳以听，拭目而视，故假之以岁时。桓、灵之际，帝制遂亡矣。文、明之际，魏制其未成乎？太康之始，书同文，车同轨。君子曰：帝制可作矣，而不克振。故永熙之后，君子息心焉。”曰：“谓之何哉？《元经》于是不得已而作也？”文中子曰：“《春秋》作而典、诰绝矣，《元经》兴而帝制亡矣。”
文中子曰：“诸侯不贡诗，天子不采风，乐官不达雅，国史不明变。呜呼！斯则久矣。《诗》可以不续乎？”
卷六 礼乐篇
子曰：“吾于礼乐，正失而已。如其制作，以俟明哲，必也崇贵乎？”
贾琼、薛收曰：“道不行，如之何？”子曰：“父母安之，兄弟爱之，朋友信之。施于有政，道亦行矣，奚谓不行？”
子谓：“任、薛、王、刘、崔、卢之昏，非古也，何以视谱？”
文中子曰：“帝之不帝久矣。”王孝逸曰：“敢问《元经》之帝何也？”子曰：“絜名索实，此不可去。其为帝，实失而名存矣。”
或问谢安。“子曰：“简矣。”问王导。子曰：“敬矣。”问温峤。子曰：“毅人也。”问桓温。子曰：“智近谋远，鲜不及矣。”
贾琼问群居之道。子曰：“同不害正，异不伤物。”曰：“可终身而行乎？”子曰：“乌乎而不可也？古之有道者，内不失真，而外不殊俗，夫如此故全也。”
繁师玄曰：“敢问稽古之利。”子曰：“执古以御今之有乎？”
子曰：“居近识远，处今知古，惟学矣乎？”
子曰：“恭则物服，悫则有成，平则物化。”
子曰：“我未见平者也。”
或曰：“君子仁而已矣，何用礼为？”子曰：“不可行也。”或曰：“礼岂为我辈设哉？”子不答，既而谓薛收曰：“斯人也，旁行而不流矣，安知教意哉？有若谓先王之道，斯为美也。”
文中子曰：“七制之主，道斯盛矣。”薛收曰：“何为其然？”子曰：“呜呼！惟明王能受训。”收曰：“无制而有训，何谓也？”子曰：“其先帝之制未亡乎？大臣之命尚正乎？无制而有训，天下其无大过矣。否则苍生不无大忧焉。”
薛收曰：“赞其非古乎？”子曰：“唐、虞之际，斯为盛。大禹、皋陶，所以顺天休命也。”
文中子曰：“议，天子所以兼采而博听也，唯至公之主为能择焉。”
文中子曰：“诫，其至矣乎？古之明王，敬慎所未见，悚惧所未闻；刻于盘盂，勒于几杖；居有常念，动无过事。其诫之功乎？”
薛收曰：“谏其见忠臣之心乎？其志直，其言危。”子曰：“必也直而不迫，危而不诋，其知命者之所为乎？狡乎逆上，吾不与也。”
贾琼曰：“虐哉，汉武！未尝从谏也。”子曰：“孝武，其生知之乎？虽不从，未尝不悦而容之。故贤人攒于朝，直言属于耳。斯有志于道，故能知悔而康帝业。可不谓有志之主乎？”
子曰：“姚义之辩，李靖之智，贾琼、魏徵之正，薛收之仁，程元、王孝逸之文，加之以笃固，申之以礼乐，可以成人矣。”
子谓京房、郭璞，古之乱常人也。
子曰：“冠礼废，天下无成人矣；昏礼废，天下无家道矣；丧礼废，天下遗其亲矣；祭礼废，天下忘其祖矣。呜呼！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越公问政。子曰：“恭以俭。”邳公问政。子曰：“清以平。”安平公问政。子曰：“无斗人以名。”
子谓薛收、贾琼曰：“《春秋》、《元经》，其衰世之意乎？义直而微，言曲而中。”
越公初见子，遇内史薛公曰：“公见王通乎？”薛公曰：“乡人也。是其家传七世矣，皆有经济之道，而位不逢。”越公曰：“天下岂有七世不逢乎？”薛公曰：“君子道消，十世不逢有矣。”越公曰：“奚若其祖？”公曰：“王氏有祖父焉，有子孙焉。虽然，久于其道，钟美于是也，是人必能叙彝伦矣。”
子出自蒲关。关吏陆逢止之曰：“未可以遁我生民也。”子为之宿，翌日而行。陆逢送子曰：“行矣，江湖鳣鲸，非沟渎所容也。”
程元曰：“敢问‘风自火出，家人’，何也？”子曰：“明内有齐外，故家道正而天下正。”
子曰：“仁义其教之本乎？先王以是继道德而兴礼乐者也。”
子曰：“礼其皇极之门乎？圣人所以向明而节天下也。其得中道乎？故能辩上下，定民志。”
或问君子。子曰：“知微、知章、知柔、知刚。”曰：“君子不器，何如？”子曰：“此之谓不器。”
文中子曰：“周、齐之际，王公大臣不暇及礼矣。献公曰：天子失礼，则诸侯修于国；诸侯失礼，则大夫修于家。礼乐之作，献公之志也。”
程元问六经之致。子曰：“吾续《书》以存汉、晋之实，续《诗》以辩六代之俗，修《元经》以断南北之疑，赞《易》道以申先师之旨，正《礼》《乐》以旌后王之失。如斯而已矣。”程元曰：“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夫子何处乎？”子曰：“吾于道，屡伸而已。其好而能乐，勤而不厌者乎？圣与明吾安敢处？”
子曰：“有坐而得者，有坐而不得者；有行而至者，有不行而至者。”
子曰：“见而存，未若不见而存者也。”
子曰：“君子可招而不可诱，可弃而不可慢。轻誉苟毁，好憎尚怒，小人哉！”
子曰：“以势交者，势倾则绝；以利交者，利穷则散。故君子不与也。”
子谓：薛收善接小人，远而不疏，近而不狎，颓如也。
子游汾亭，坐鼓琴，有舟而钓者过，曰：“美哉，琴意！伤而和，怨而静。在山泽而有廊庙之志。非太公之都磻溪，则仲尼之宅泗滨也。”子骤而鼓《南风》。钓者曰：“嘻！非今日事也。道能利生民，功足济天下，其有虞氏之心乎？不如舜自鼓也。声存而操变矣。”子遽舍琴，谓门人曰：“情之变声也，如是乎？”起将延之，钓者摇竿鼓枻而逝。门人追之，子曰：“无追也。播鼗武入于河，击磬襄入于海，固有之也。”遂志其事，作《汾亭操》焉。
子之夏城，薛收、姚义后，遇牧豕者问涂焉。牧者曰：“从谁欤？”薛收曰：“从王先生也。”牧者曰：“有鸟有鸟，则飞于天。有鱼有鱼，则潜于渊。知道者盖默默焉。”子闻之，谓薛收曰：“独善可矣。不有言者，谁明道乎？”
子不相形，不祷疾，不卜非义。
子曰：“君子不受虚誉，不祈妄福，不避死义。”
文中子曰：“记人之善而忘其过，温大雅能之。处贫贱而不慑，魏徵能之。闻过而有喜色，程元能之。乱世羞富贵，窦威能之。慎密不出，董常能之。”
陈叔达谓子曰：“吾视夫子之道，何其早成也？”子曰：“通于道有志焉，又焉取乎早成耶？”叔达出遇程元、窦威于涂，因言之。程元曰：“夫子之成也，吾侪慕道久矣，未尝不充欲焉。游夫子之门者，未有问而不知，求而不给者也。《诗》云：实获我心。盖天启之，非积学能致也。”子闻之曰：“元，汝知乎哉？天下未有不学而成者也。”
或问长生神仙之道。子曰：“仁义不修，孝悌不立，奚为长生？甚矣，人之无厌也！”
或问严光、樊英名隐。子曰：“古之避言人也。”问东方朔。子曰：“人隐者也。”子曰：“自太伯、虞仲已来，天下鲜避地者也。仲长子光，天隐者也，无往而不适矣。”
子曰：“遁世无闷，其避世之谓乎？非夫无可无不可，不能齐也。”
文中子曰：“《小雅》尽废而《春秋》作矣。小化皆衰，而天下非一帝。《元经》所以续而作者，其衰世之意乎？”
子在绛。出于野，遇陈守。曰：“夫子何之乎？”子曰：“将之夏。”陈守令劝吏息役。董常闻之曰：“吾知夫子行国矣，未尝虚行也。”
贾琼事楚公，困谗而归。以告子。子曰：“琼，汝将闭门却扫欤？不知缄口而内修也。”琼未达古人之意焉。
仲长子光曰：“在险而运奇，不若宅平而无为。”文中子以为知言。文中子曰：“其名弥消，其德弥长；其身弥退，其道弥进，此人其知之矣。”
子曰：“知之者不如行之者，行之者不如安之者。”
仲长子光字不曜，董常字履常。子曰：“称德矣。”子之叔弟绩，字无功。子曰：“字，朋友之职也。神人无功，非尔所宜也。”常名之。季弟名静，薛收字之曰保名。子闻之曰：“薛生善字矣。静能保名，有称有诫。薛生于是乎可与友也。”
卷七 述史篇
子曰：“太熙之后，述史者几乎骂矣，故君子没称焉。”
楚公作难，贾琼去之。子曰：“琼可谓立不易方矣。”
温彦博问知。子曰：“无知。”问识。子曰：“无识。”彦博曰：“何谓其然？”子曰：“是究是图，亶其然乎？”彦博退告董常。常曰：“深乎哉！此文王所以顺帝之则也。”
子曰：“《诗》有天下之作焉，有一国之作焉，有神明之作焉。”
吴季札曰：“《小雅》其周之衰乎？《豳》其乐而不淫乎？”子曰：“孰谓季子知乐？《小雅》乌乎衰，其周之盛乎？《豳》乌乎乐，其勤而不怨乎？”
子曰：“太和之主有心哉！”贾琼曰：“信美矣。”子曰：“未光也。”
文中子曰：“《书》作，君子不荣禄矣。”
董常习《书》，告于子曰：“吴、蜀遂忘乎？”子慨然叹曰：“通也敢忘大皇昭烈之懿识，孔明、公瑾之盛心哉？”
董常曰：“大哉，中国！五帝、三王所自立也，衣冠礼义所自出也。故圣贤景慕焉。中国有一，圣贤明之。中国有并，圣贤除之邪？”子曰：“噫！非中国不敢以训。”
董常曰：“《元经》之帝元魏，何也？”子曰：“乱离斯瘼，吾谁适归？天地有奉，生民有庇，即吾君也。且居先王之国，受先王之道，予先王之民矣，谓之何哉？”董常曰：“敢问皇始之授魏而帝晋，何也？”子曰：“主中国者，将非中国也。我闻有命，未敢以告人，则犹伤之者也。伤之者怀之也。”董常曰：“敢问卒帝之何也？”子曰：“贵其时，大其事，于是乎用义矣。”
子曰：“穆公来，王肃至，而元魏达矣。”
子曰：“非至公不及史也。”
叔恬曰：“敢问《元经》书陈亡而具五国，何也？”子曰：“江东，中国之旧也，衣冠礼乐之所就也。永嘉之后，江东贵焉，而卒不贵，无人也。齐、梁、陈于是乎不与其为国也。及其亡也，君子犹怀之。故《书》曰：晋、宋、齐、梁、陈亡，具五以归其国。且言其国亡也。呜呼！弃先王之礼乐以至是乎？”叔恬曰：“晋、宋亡国久矣，今具之，何谓也？”子曰：“衣冠文物之旧，君子不欲其先亡。宋尝有树晋之功，有复中国之志。亦不欲其先亡也。故具齐、梁、陈，以归其国也。其未亡，则君子夺其国焉。曰：“中国之礼乐安在？其已亡，则君子与其国焉。”曰：“犹我中国之遗人也。”
叔恬曰：“敢问其志。”文中子泫然而兴曰：“铜川府君之志也，通不敢废。书五国并时而亡，盖伤先王之道尽坠。故君子大其言，极其败，于是乎埽地而求更新也。期逝不至，而多为恤，汝知之乎？此《元经》所以书也。”
文中子曰：“汉、魏礼乐，其末不足称也。然《书》不可废，尚有近古对议存焉。制志诏册，则几乎典诰矣。”
薛收问仁。子曰：“五常之始也。”问性。子曰：“五常之本也。”问道。子曰：“五常一也。”
贾琼曰：“子于道有不尽矣乎？”子曰：“通于三才五常有不尽者，神明殛也。或力不足者，斯止矣。”
裴晞问穆公之事。子曰：“舅氏不闻凤皇乎？览德晖而下，何必怀彼也？”叔恬曰：“穆公之事，盖明齐魏。”
裴晞曰：“人寿几何？吾视仲尼，何其劳也！”子曰：“有之矣。其劳也，敢违天乎？焉知后之视今，不如今之视昔也？”
温大雅问如之何可使为政。子曰：“仁以行之，宽以居之，深识礼乐之情。”“敢问其次。”子曰：“言必忠，行必恕，鼓之以利害不动。”又问其次。子曰：“谨而固，廉而虑，龊龊焉自保，不足以发也。”子曰：“降此，则穿窬之人尔，何足及政？抑可使备员矣。”
子曰：“宗祖废而氏姓离矣，朋友废而名字乱矣。”
内史薛公谓子曰：“吾文章可谓淫溺矣。”文中子离席而拜曰：“敢贺丈人之知过也。”薛公因执子手喟然而咏曰：“老夫亦何冀？之子振颓纲。”
子将之陕。门人从者，锵锵焉被于路。子止之曰：“散矣。不知我者，谓我何求。”门人乃退。
子谓贺若弼曰：“‘壮于趾’而已矣。”
子曰：“天下未有不劳而成者也。”
贾琼问正家之道。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恒’。”王孝逸谓子曰：“盍说乎？”子曰：“呜呼！言之不见信久矣。吾将‘正大人’以取吉。尚口则穷也。且‘致命遂志’，其唯君子乎？”
文中子曰：“《春秋》其以天道终乎？故止于获麟。《元经》其以人事终乎，故止于陈亡。于是乎天人备矣。”薛收曰：“何谓也？”子曰：“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故君子备之。”
子曰：“可与共乐，未可与共忧；可与共忧，未可与共乐。吾未见可与共忧乐者也。二帝、三王，可与忧矣。”
子曰：“非君子不可与语变。”
子赞《易》，至于《革》，叹曰：“可矣，其孰能为此哉？”至初九，曰：“吾当之矣，又安行乎？”
薛收问一卦六爻之义。子曰：“卦也者，著天下之时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动也。趋时有六动焉，吉、凶、悔、吝所以不同也。”收曰：“敢问六爻之义。”子曰：“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谁能过乎？”
程元、薛收见子。子曰：“二生之学文奚志也？”对曰：“尼父之《经》，夫子之续，不敢殆也。”子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居而安，动而变，可以佐王矣。”
董常之丧，子赴洛，道于沔池。主人不授馆，子有饥色，坐荆棘间，赞《易》不辍也。谓门人曰：“久矣，吾将辍也，而竟未获，不知今也而通大困。困而不忧，穷而不慑，通能之。斯学之力也。”主人闻之，召舍具餐焉。
贾琼请绝人事。子曰：“不可。”请接人事。子曰：“不可。”琼曰：“然则奚若？”子曰：“庄以待之，信以从之。去者不追，来者不拒，泛如也。斯可矣。”
文中子曰：“贾谊夭，孝文崩，则汉祚可见矣。”
子曰：“我未见谦而有怨，亢而无辱，恶而不彰者也。”
董常曰：“子之《十二策》奚禀也？”子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此其禀也。”董常曰：“噫！三极之道，禀之而行，不亦焕乎？”子曰：“《十二策》若行于时，则《六经》不续矣。”董常曰：“何谓也？”子曰：“仰以观天文，俯以察地理，中以建人极。吾暇矣哉！其有不言之教，行而与万物息矣。”
文中子曰：“天下有道，圣人藏焉。天下无道，圣人彰焉。”董常曰：“愿闻其说。”子曰：“反一无迹，庸非藏乎？因贰以济，能无彰乎？如有用我者，当处于泰山矣。”董常曰：“将冲而用之乎？《易》不云乎：易简而天地之理得矣。”
杜淹问七制之主。子曰：“有大功也。”问贾谊之道何如。子曰：“群疑亡矣。”
或问楚元王。子曰：“惠人也。”问河间献王。子曰：“智人也。”问东平王苍。子曰：“仁人也。”问东海王强。子曰：“义人也。保终荣宠，不亦宜矣？”
子曰：“妇人预事而汉道危乎，大臣均权而魏命乱矣，储后不顺而晋室堕矣。此非天也，人谋不臧，咎矣夫？”
卷八 魏相篇
子谓魏相真汉相：“识兵略，达时令，远乎哉！”
子曰：“孰谓齐文宣瞢而善杨遵彦也？谓孝文明，吾不信也。谓尔朱荣忠，吾不信也。谓陈思王善让也，能污其迹，可谓远刑名矣。人谓不密，吾不信也。”
董常问：“古者明而不视，聪而不闻，有是夫？”子曰：“又有圆而不同，方而不碍，直而不抵，曲而不佞者矣。”常曰：“浊而不秽，清而不皎，刚而和，柔而毅，可乎？”子曰：“出而不声，隐而不没，用之则成，舍之则全，吾与尔有矣。”
子游马颊之谷，遂至牛首之谿，登降信宿，从者乐。姚义、窦威进曰：“夫子遂得潜乎？”子曰：“潜虽伏矣，亦孔之炤。”威曰：“闻朝廷有召子议矣。”子曰：“彼求我则如不我得，执我仇雠亦不我力。”姚义曰：“其车既载，乃弃尔辅。”窦威曰：“终逾绝险，曾是不意。”子喟然，遂歌《正月》终焉。既而曰：“不可为矣。”
子曰：“《书》以辩事，《诗》以正性，《礼》以制行，《乐》以和德，《春秋元经》以举往，《易》以知来。先王之蕴尽矣。”
王孝逸曰：“惜哉！夫子不仕，哲人徒生矣。”贾琼曰：“夫子岂徒生哉？以万古为兆人，五常为四国，三才九畴为公卿，又安用仕？”董常曰：“夫子以《续诗》《续书》为朝廷，《礼论》《乐论》为政化，《赞易》为司命，《元经》为赏罚。此夫子所以生也。”叔恬闻之曰：“孝悌为社稷，不言为宗庙，无所不知为富贵，无所不极为死生。天下宗之，夫子之道足矣。”
贾琼曰：“中山吴钦，天下之孝者也。其处家也，父兄欣欣然；其行事也，父兄焦然，若无所据。”子曰：“吾党之孝者异此：其处家也，父母晏然；其行事也，父兄恬然，若无所思。”
裴嘉有婚会，薛方士预焉。酒中而乐作，方士非之而出。子闻之曰：“薛方士知礼矣，然犹在君子之后乎？”
文中子曰：“《元经》有常也：所正以道，于是乎见义。《元经》有变也：所行有适，于是乎见权。权义举而皇极立矣。”
董常曰：“夫子《六经》，皇极之能事毕矣。”
文中子曰：“《春秋》，一国之书也。其以天下有国，而王室不尊乎？故约诸侯以尊王政，以明天命之未改，此《春秋》之事也。《元经》，天下之书也。其以无定国而帝位不明乎？征天命以正帝位，以明神器之有归，此《元经》之事也。”董常曰：“执小义妨大权，《春秋》《元经》之所罪与？”子曰：“斯谓皇之不极。”
御河之役，子闻之曰：“人力尽矣。”
子居家，不暂舍《周礼》。门人问子。子曰：“先师以王道极是也，如有用我，则执此以往。通也宗周之介子，敢忘其礼乎？”
子曰：“《周礼》其敌于天命乎？《春秋》，抗王而尊鲁，其以周之所存乎？《元经》抗帝而尊中国，其以天命之所归乎？”
张玄素问礼。子曰：“直尔心，俨尔形，动思恭，静思正。”问道。子曰：“礼得而道存矣。”玄素出，子曰：“有心乎礼也。夫礼有窃之而成名者，况躬亲哉！”
魏徵问君子之辩。子曰：“君子奚辩？而有时平为辩，不得已也，其犹兵乎？”董常闻之曰：“君子有不言之辩，不杀之兵，亦时乎？”子曰：“诚哉！不知时，无以为君子。”
文中子曰：“闻谤而怒者，谗之由也；见誉而喜者，佞之媒也。绝由去媒，谗佞远矣。”
子曰：“闻难思解，见利思避，好成人之美，可以立矣。”
子谓董常曰：“我未见勤者矣。盖有焉，我未之见也。”
子曰：“年不丰，兵不息，吾已矣夫？”
子谓北山黄公善医，先寝食而后针药；汾阴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后说卦。
房玄龄问正主庇民之道。子曰：“先遗其身。”曰：“请究其说。”子曰：“夫能遗其身，然后能无私，无私然后能至公，至公然后以天下为心矣，道可行矣。”玄龄曰：“如主何？”子曰：“通也不可究其说，萧、张其犹病诸？噫！非子所及，姑守尔恭，执尔慎，庶可以事人也。”
江都有变，子有疾，谓薛收曰：“道废久矣，如有王者出，三十年而后礼乐可称也，斯已矣。”收曰：“何谓也？”子曰：“十年平之，十年富之，十年和之，斯成矣。”
子曰：“早婚少娉，教人以偷；妾媵无数，教人以乱。且贵贱有等，一夫一妇，庶人之职也。”
子谒见隋祖，一接而陈《十二策》，编成四卷。薛收曰：“辩矣乎！”董常曰：“非辩也，理当然尔。”
房玄龄请习《十二策》，子曰：“时异事变，不足习也。”
虞世基遣使谓子曰：“盍仕乎？”子曰：“通有疾，不能仕也。”饮使者，歌《小明》以送之。世基闻之曰：“吾特游缯缴之下也，若夫子可谓冥冥矣。”
文中子曰：“问则对，不问则述，窃比我于仲舒。”
子曰：“吾不仕，故成业；不动，故无悔；不广求，故得；不杂学，故明。”
文中子曰：“凝滞者，智之蝥也；忿憾者，仁之螣也；纤吝者，义之蠹也。”
子曰：“《元经》之专断，盖蕴于天命，吾安敢至哉？”董常闻之曰：“《元经》之与天命，夫子而不至，其孰能至也？”
子谓窦威曰：“既冠读《冠礼》，将婚读《婚礼》，居丧读《丧礼》，既葬读《祭礼》，朝廷读《宾礼》，军旅读《军礼》，故君子终身不违《礼》。”窦威曰：“仲尼言：不学《礼》，无以立。此之谓乎？”
子述《婚礼》。贾琼曰：“今皆亡，又焉用续？”子曰：“琼，尔无轻礼，无谄俗，姑存之可也。”
子赞《易》至《观卦》，曰：“可以尽神矣。”
子曰：“古者进贤退不肖，犹患不治；今则吾乐贤者而哀不贤者，如是寡怨，犹惧不免。《诗》云：惴惴小心，如临空谷。”
子读《说苑》。曰：“可以辅教矣。”
子之韩城，自龙门关先济，贾琼、程元后。关吏仇璋止之曰：“先济者为谁？吾视其颡颓如也，重而不元；目灿如也，澈而不瞬；口敦如也，闳而不张；凤颈龟背，须垂至腰，参如也。与之行，俯然而色卑；与之言，泛然而后应。浪惊拖旋而不惧，是必有异人者也。吾闻之：天下无道，圣人藏焉，鞠躬守默，斯人殆似也。”程元曰：“子知人矣。是王通者也。”贾琼曰：“吾二人师之而不能去也。”仇璋曰：“夫杖一德，乘五常，扶三才，控六艺，吾安得后而不往哉？”遂舍职从于韩城。子谓贾琼曰：“君子哉，仇璋也！比董常则不足，方薛收则有余。”
文中子曰：“吾闻礼于关生，见负樵者几焉；正乐于霍生，见持竿者几焉。吾将退而求诸野矣。”
子曰：“多言不可与远谋，多动不可与久处。吾愿见伪静诈俭者。”
贾琼曰：“知善而不行，见义而不劝，虽有拱璧之迎，吾不入其门矣。”子闻之曰：“强哉矫也！”
仇璋谓薛收曰：“子闻三有七无乎？”收曰：“何谓也？”璋曰：“无诺责，无财怨，无专利，无苟说，无伐善，无弃人，无畜憾。”薛收曰：“请闻三有。”璋曰：“有慈，有俭，有不为天下先。”收曰：“子及是乎？”曰：“此君子之职也，璋何预焉？”子闻之曰：“唯其有之，是以似之。”
子曰：“君子先择而后交，小人先交而后择。故君子寡尤，小人多怨，良以是夫？”
子曰：“君子不责人所不及，不强人所不能，不苦人所不好。夫如此，故免。老聃曰：吾言甚易行，天下不能行。信哉！”
仇璋问：“君子有争乎？”子曰：“见利争让，闻义争为，有不善争改。”
薛收问：“圣人与天地如何？”子曰：“天生之，地长之，圣人成之。故天地立而《易》行乎其中矣。”
薛收问《易》。子曰：“天地之中非他也，人也。”收退而叹曰：“乃今知人事修，天地之理得矣。”
子谓收曰：“我未见欲仁好义而不得者也。如不得，斯无性者也。”
子曰：“严子陵钓于湍石，尔朱荣控勒天下。故君子不贵得位。”
子曰：“火炎上而受制于水，水趋下而得志于火。故君子不欲多上人。”
子赞《易》至“山附于地剥”，曰：“固其所也，将安之乎？是以君子思以下人。”
芮城府君读《说苑》。子见之曰：“美哉，兄之志也！于以进物，不亦可乎？”
子之居，常湛如也。言必恕，动必义，与人款曲以待其会。故君子乐其道，小人怀其惠。
叔恬曰：“凝于先王之道：行思坐诵，常若不及；临事往来，常若无诲，道果艰哉！”子曰：“吾亦然也。”叔恬曰：“天下恶直丑正，凝也独安之乎？”子悄然作色曰：“神之听之，介尔景福。君子之于道也，死而后已。天不为人怨咨而辍其寒暑，君子不为人之丑恶而辍其正直。然汝不闻《洪范》之言乎？平康正直。夫如是，故全。今汝屑屑焉，三德无据，而心未树也。无挺，无讦，无固，无抵，斯之谓侧僻。民用僣忒，无乃汝乎？”叔恬再拜而出。
仇璋进曰：“君子思以下人，直在其中与？”子笑而不答。薛收曰：“君子乐然后笑，夫子何为不与其进也？”子曰：“唯狂克念，斯非乐乎？”
子谓仇璋、薛收曰：“非知之艰，行之惟艰。”
卷九 立命篇
文中子曰：“命之立也，其称人事乎？故君子畏之。无远近高深而不应也，无洪纤曲直而不当也。故归之于天。《易》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
魏徵曰：“《书》云：惠迪吉，从逆凶，惟影响。《诗》云：不戢不难，受福不那。彼交匪傲，万福来求。其是之谓乎？”子曰：“徵其能自取矣。”董常曰：“自取者其称人邪？”子曰：“诚哉！惟人所召。”
贾琼进曰：“敢问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何谓也？”子曰：“召之在前，命之在后，斯自取也。庸非命乎？噫！吾未如之何也已矣。”琼拜而出，谓程元曰：“吾今而后知元命可作，多福可求矣。”程元曰：“敬佩玉音，服之无斁。”
文中子曰：“度德而师，易子而教，今亡矣。”
子曰：“不以伊尹、周公之道康其国，非大臣也。不以霍光、诸葛亮之心事其君者，皆具臣也。”
董常叹曰：“善乎，颜子之心也！三月不违仁矣。”子闻之曰：“仁亦不远，姑虑而行之，尔无苟羡焉。惟精惟一，诞先登于岸。”常出曰：“虑不及精，思不及睿，焉能无咎？焉能不违？”
繁师玄闻董常贤，问贾琼以齿。琼曰：“始冠矣。”师玄曰：“吁！其幼达也。”琼曰：“夫子十五为人师焉。陈留王孝逸，先达之傲者也，然白首北面，岂以年乎？琼闻之：德不在年，道不在位。”
门人有问姚义：“孔庭之法，曰《诗》曰《礼》，不及四经，何也？”姚义曰：“尝闻诸夫子矣：《春秋》断物，志定而后及也；《乐》以和，德全而后及也；《书》以制法，从事而后及也；《易》以穷理，知命而后及也。故不学《春秋》，无以主断；不学《乐》，无以知和；不学《书》，无以议制；不学《易》，无以通理。四者非具体不能及，故圣人后之，岂养蒙之具邪？”或曰：“然则《诗》《礼》何为而先也？”义曰：“夫教之以《诗》，则出辞气，斯远暴慢矣；约之以《礼》，则动容貌，斯立威严矣。度其言，察其志，考其行，辩其德。志定则发之以《春秋》，于是乎断而能变；德全则导之以乐，于是乎和而知节；可从事，则达之以《书》，于是乎可以立制；知命则申之以《易》，于是乎可与尽性。若骤而语《春秋》，则荡志轻义；骤而语《乐》，则喧德败度；骤而语《书》，则狎法；骤而语《易》，则玩神。是以圣人知其必然，故立之以宗，列之以次。先成诸己，然后备诸物；先济乎近，然后形乎远。亶其深乎！亶其深乎！”子闻之曰：“姚子得之矣。”
子曰：“识寡于亮，德轻于才，斯过也已。”
子曰：“治乱，运也，有乘之者，有革之者。穷达，时也，有行之者，有遇之者。吉凶，命也，有作之者，有偶之者。一来一往，各以数至，岂徒云哉？”
辽东之役，天下治船。子曰：“林麓尽矣。帝省其山，其将何辞以对？”
或问《续经》。薛收、姚义告于子。曰：“使贤者非邪，吾将饰诚以请对；愚者非邪，吾独奈之何？”因赋《黍离》之卒章，入谓门人曰：“五交三衅，刘峻亦知言哉！”
房玄龄问：“善则称君，过则称己，可谓忠乎？”子曰：“让矣。”
杜如晦问政。子曰：“推尔诚，举尔类；赏一以劝百，罚一以惩众。夫为政而何有？”如晦出，谓窦威曰：“谠人容其讦，佞人杜其渐，赏罚在其中。吾知乎为政矣。”
文中子曰：“制命不及黄初，志事不及太熙，褒贬不及仁寿。”叔恬曰：“何谓也？”子泫然曰：“仁寿、大业之际，其事忍容言邪？”
贾琼问：“富而教之，何谓也？”子曰：“仁生于歉，义生于丰。故富而教之，斯易也。古者圣王在上，田里相距，鸡犬相闻，人至老死不相往来，盖自足也。是以至治之代，五典潜，五礼措，五服不章。人知饮食，不知盖藏；人知群居，不知爱敬。上如标枝，下如野鹿。何哉？盖上无为，下自足故也。”贾琼曰：“淳漓朴散，其可归乎？”子曰：“人能弘道，苟得其行，如反掌尔。昔舜、禹继轨而天下朴，夏桀承之而天下诈，成汤放桀而天下平，殷纣承之而天下陂，文、武治而幽、厉散，文、景宁而桓、灵失。斯则治乱相易，浇淳有由。兴衰资乎人，得失在乎教。其曰太古不可复，是未知先王之有化也。《诗》《书》《礼》《乐》，复何为哉？”董常闻之，谓贾琼曰：“孔、孟云亡，夫子之道行，则所谓绥之斯来，动之斯和乎？孰云淳朴不可归哉？”
子曰：“以性制情者鲜矣。我未见处歧路而不迟回者。《易》曰：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则不疑其所行也。”
窦威曰：“大哉，《易》之尽性也！门人孰至焉？”子曰：“董常近之。”或问：“威与常也，何如？”子曰：“不知。”
子曰：“《大雅》或几于道，盖隐者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
或问陶元亮。子曰：“放人也。《归去来》有避地之心焉。《五柳先生传》，则几于闭关矣。”
子曰：“和大怨者必有余怨，忘大乐者必有余乐，天之道也。”
子曰：“气为上，形为下，识都其中，而三才备矣。气为鬼，其天乎？识为神，其人乎？吾得之理性焉。”
薛收曰：“敢问天神人鬼，何谓也？周公其达乎？”子曰：“大哉，周公！远则冥诸心也。心者非他也，穷理者也。故悉本于天。推神于天，盖尊而远之也。故以祀礼接焉。近则求诸己也。己者非他也，尽性者也。卒归之人。推鬼于人，盖引而敬之也。故以飨礼接焉。古者观盥而不荐，思过半矣。”薛收曰：“敢问地祇。”子曰：“至哉！百物生焉，万类形焉。示之以民，斯其义也。形也者，非他也，骨肉之谓也。故以祭礼接焉。”收曰：“三者何先？”子曰：“三才不相离也。措之事业，则有主焉。圜丘尚祀，观神道也；方泽贵祭，察物类也；宗庙用飨，怀精气也。”收曰：“敢问三才之蕴。”子曰：“至哉乎问！夫天者，统元气焉，非止荡荡苍苍之谓也；地者，统元形焉，非止山川丘陵之谓也；人者，统元识焉，非止圆首方足之谓也。乾坤之蕴，汝思之乎？”于是收退而学《易》。
子曰：“射以观德，今亡矣。古人贵仁义，贱勇力。”
子曰：“弃德背义，而患人之不已亲；好疑尚诈，而患人之不已信；则有之矣。”
子曰：“君子服人之心，不服人之言；服人之言，不服人之身。服人之身，力加之也。君子以义，小人以力。难矣夫！”
子曰：“太熙之后，天子所存者号尔。乌乎！索化列之以政，则蕃君比之矣。《元经》何以不兴乎？”
房玄龄谓薛收曰：“道之不行也必矣，夫子何营营乎？”薛收曰：“子非夫子之徒欤？天子失道，则诸侯修之；诸侯失道，则大夫修之；大夫失道，则士修之；士失道，则庶人修之。修之之道，从师无常，诲而不倦，穷而不滥，死而后已。得时则行，失时则蟠。此先王之道所以续而不坠也，古者谓之继时。《诗》不云乎：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如之何以不行而废也？”玄龄惕然谢曰：“其行也如是之远乎？”
卷十 关朗篇
或问关朗。子曰：“魏之贤人也。孝文没而宣武立。穆公死，关朗退。魏之不振有由哉！”
子曰：“中国失道，四夷知之。”魏徵曰：“请闻其说。”子曰：“《小雅》尽废，四夷交侵，斯中国失道也，非其说乎？”徵退谓薛收曰：“时可知矣。”
薛收问曰：“今之民胡无诗？”子曰：“诗者，民之情性也。情性能亡乎？非民无诗，职诗者之罪也。”
姚义困于窭。房玄龄曰：“伤哉，窭也！盍请乎？”姚义曰：“古之人为人请，犹以为舍让也，况为己乎？吾不愿。”子闻之曰：“确哉，义也！实行古之道矣，有以发我也：难进易退。”
子曰：“虽迩言必有可察，求本则远。”
王珪从子求《续经》。子曰：“叔父，通何德以之哉？”珪曰：“勿辞也。当仁不让于师，况无师乎？吾闻关朗之筮矣：积乱之后，当生大贤。世习《礼》《乐》，莫若吾族。天未亡道，振斯文者，非子谁欤？”
魏徵问：“议事以制，何如？”子曰：“苟正其本，刑将措焉。如失其道，议之何益？故至治之代，法悬而不犯，其次犯而不繁。故议事以制，噫！中代之道也。如有用我，必也无讼乎？”
文中子曰：“平陈之后，龙德亢矣，而卒不悔。悲夫！”
子曰：“吾于《续书》《元经》也，其知天命而著乎？伤礼乐则述章、志，正历数则断南北，感帝制而首太熙，尊中国而正皇始。”
文中子曰：“动失之繁，静失之寡。”
子曰：“罪莫大于好进，祸莫大于多言，痛莫大于不闻过，辱莫大于不知耻。”
子曰：“天子之子，合冠而议封，知治而受职，古之道也。”
薛收问政于仲长子光。子光曰：“举一纲，众目张；弛一机，万事堕。不知其政也。”收告文中子。子曰：“子光得之矣。”
文中子曰：“不知道，无以为人臣，况君乎？”
子曰：“人不里居，地不井受，终苟道也。虽舜、禹不能理矣。”
子曰：“政猛，宁若恩；法速，宁若缓；狱繁，宁若简；臣主之际，其猜也宁信。执其中者，惟圣人乎？”
子曰：“委任不一，乱之媒也；监察不止，奸之府也。”裴晞闻之曰：“左右相疑，非乱乎？上下相伺，非奸乎？古谓之蛇豕之政。噫！亡秦之罪也。”
杜淹问隐。子曰：“非伏其身而不见也，时命大谬则隐其德矣。惟有道者能之。故谓之退藏于密。”杜淹曰：“《易》之兴也，天下其可疑乎，故圣人得以隐？”子曰：“显仁藏用，中古之事也。”淹曰：“敢问藏之之说。”子曰：“泯其迹，掞其心，可以神会，难以事求，斯其说也。”又问道之旨。子曰：“非礼勿动，非礼勿视，非礼勿听。”淹曰：“此仁者之目也。”子曰：“道在其中矣。”淹退谓如晦曰：“瞻之在前，忽然在后。信颜氏知之矣。”
文中子曰：“四民不分，五等不建，六官不职，九服不序，皇坟帝典不得而识矣。不以三代之法统天下，终危邦也。如不得已，其两汉之制乎？不以两汉之制辅天下者，诚乱也已。”
文中子曰：“仲尼之述，广大悉备，历千载而不用，悲夫！”仇璋进曰：“然夫子今何勤勤于述也？”子曰：“先师之职也，不敢废。焉知后之不能用也？是藨是蒨，则有丰年。”
子谓薛收曰：“元魏已降，天下无主矣。开皇九载，人始一。先人有言曰：敬其事者大其始，慎其位者正其名。此吾所以建议于仁寿也。陛下真帝也，无踵伪乱，必绍周、汉。以土袭火，色尚黄，数用五，除四代之法，以乘天命。千载一时，不可失也。高祖伟之而不能用，所以然者，吾庶几乎周公之事矣。故《十二策》何先？必先正始者也。”
魏永为龙门令，下车而广公舍。子闻之曰：“非所先也。劳人逸己，胡宁是营？”永遽止以谢子。
子曰：“不勤不俭，无以为人上也。”
门人窦威、贾琼、姚义受《礼》，温彦博、杜如晦、陈叔达受《乐》，杜淹、房乔、魏徵受《书》，李靖、薛方士、裴晞、王珪受《诗》，叔恬受《元经》，董常、仇璋、薛收、程元备闻《六经》之义。凝常闻：不专经者，不敢以受也。经别有说，故著之。
太原府君曰：“文中子之教，不可不宣也。日月逝矣，不可便文中之后不达于兹也。召三子而教之《略例》焉。”
太原府君曰凝，当居，栗如也，子弟非公服不见，闺门之内若朝廷焉。昔文中子曰：“贤者，凝也，权则未，而可与立矣。”府君再拜曰：“谨受教。”非礼不动终身焉。贞观中，起家监察御史，劾奏侯君集有无君之心。及退，则乡党以穆。御家以四教：勤、俭、恭、恕；正家以四礼：冠、婚、丧、祭。三年之畜备，则散之亲族。圣人之书及公服礼器不假。垣屋什物必坚朴，曰“无苟费也”；门巷果木必方列，曰“无苟乱也”。事寡嫂以恭顺著，与人不瑽曲，不受遗。非其力，非其禄，未尝衣食。飨食之礼无加物焉，曰“及礼可矣”；居家不肉食，曰“无求饱”；一布被二十年不易，曰“无为费天下也”。乡人有诬其税者，一岁再输，临官计日受俸。年逾七十，手不辍经。亲朋有非义者，必正之，曰：“面誉背毁，吾不忍也。”群居纵言，未尝及人之短。常有不可犯之色，故小人远焉。
杜淹曰：“《续经》其行乎？”太原府君曰：“王公大人最急也。先王之道，布在此矣。天下有道，圣人推而行之；天下无道，圣人述而藏之。所谓流之斯为川焉，塞之斯为渊焉。升则云，施则雨，潜则润，何往不利也。”
太原府君曰：“夫子得程、仇、董、薛而《六经》益明。对问之作，四生之力也。董、仇早殁，而程、薛继殂。文中子之教，其未作矣。呜呼！以俟来哲。”
附录
叙篇
文中子之教，继素王之道，故以《王道篇》为首。古先圣王，俯仰二仪必合其德，故次之以《天地篇》。天尊地卑，君臣立矣，故次之以《事君篇》。事君法天，莫如周公，故次之以《周公篇》。周公之道，盖神乎《易》中，故次之以《问易篇》。《易》者，教化之原也。教化莫大乎礼乐，故次之以《礼乐篇》。礼乐弥文著明则史，故次之以《述史篇》。兴文立制，燮理为大，惟魏相有焉，故次之以《魏相篇》。夫阴阳既燮，则理性达矣。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故次之以《立命篇》。通性命之说者，非《易》安能至乎？关氏，《易》之深者也，故次之《关朗篇》终焉。
文中子世家（杜淹撰）
文中子，王氏，讳通，字仲淹。
其先汉征君霸，洁身不仕。十八代祖殷，云中太守，家于祁，以《春秋》《周易》训乡里，为子孙资。十四代祖述，克播前烈，著《春秋义统》，公府辟不就。九代祖寓，遭愍、怀之难，遂东迁焉。寓生罕，罕生秀，皆以文学显。秀生二子，长曰玄谟，次曰玄则；玄谟以将略升，玄则以儒术进。
玄则字彦法，即文中子六代祖也，仕宋，历太仆、国子博士，常叹曰：“先君所贵者礼乐，不学者军旅，兄何为哉？”遂究道德，考经籍，谓功业不可以小成也，故卒为洪儒；卿相不可以苟处也，故终为博士，曰先师之职也，不可坠，故江左号王先生，受其道曰王先生业。于是大称儒门，世济厥美。先生生江州府君焕，焕生虬。虬始北事魏，太和中为并州刺史，家河汾，曰晋阳穆公。穆公生同州刺史彦，曰同州府君。彦生济州刺史，一曰安康献公。安康献公生铜川府君，讳隆，字伯高，文中子之父也，传先生之业，教授门人千余。隋开皇初，以国子博士待诏云龙门。时国家新有揖让之事，方以恭俭定天下。帝从容谓府君曰：“朕何如主也？”府君曰：“陛下聪明神武，得之于天，发号施令，不尽稽古，虽负尧、舜之姿，终以不学为累。”帝默然曰：“先生朕之陆贾也，何以教朕？”府君承诏著《兴衰要论》七篇。每奏，帝称善，然未甚达也。府君出为昌乐令，迁猗氏、铜川，所治著称，秩满退归，遂不仕。
开皇四年，文中子始生。铜川府君筮之，遇《坤》之《师》，献兆于安康献公，献公曰：“素王之卦也、何为而来？地二化为天一，上德而居下位，能以众正，可以王矣。虽有君德，非其时乎？是子必能通天下之志。”遂名之曰通。
开皇九年，江东平。铜川府君叹曰：“王道无叙，天下何为而一乎？”文中子侍侧十岁矣，有忧色曰：“通闻，古之为邦，有长久之策，故夏、殷以下数百年，四海常一统也。后之为邦，行苟且之政，故魏、晋以下数百年，九州无定主也。上失其道，民散久矣。一彼一此，何常之有？夫子之叹，盖忧皇纲不振，生人劳于聚敛而天下将乱乎？”铜川府君异之曰：“其然乎？”遂告以《元经》之事，文中子再拜受之。
十八年，铜川府君宴居，歌《伐木》，而召文中子。子矍然再拜：“敢问夫子之志何谓也？”铜川府君曰：“尔来！自天子至庶人，未有不资友而成者也。在三之义，师居一焉，道丧已来，斯废久矣，然何常之有？小子勉旃，翔而后集。”文中子于是有四方之志。盖受《书》于东海李育，学《诗》于会稽夏琠，问《礼》于河东关子明，正《乐》于北平霍汲，考《易》于族父仲华，不解衣者六岁，其精志如此。
仁寿三年，文中子冠矣，慨然有济苍生之心，西游长安，见隋文帝。帝坐太极殿召见，因奏《太平策》十有二，策尊王道，推霸略，稽今验古，恢恢乎运天下于指掌矣。帝大悦曰：“得生几晚矣，天以生赐朕也。”下其议于公卿，公卿不悦。时将有萧墙之衅，文中子知谋之不用也，作《东征之歌》而归，曰：“我思国家兮，远游京畿。忽逢帝王兮，降礼布衣。遂怀古人之心乎，将兴太平之基。时异事变兮，志乖愿违。吁嗟！道之不行兮，垂翅东归。皇之不断兮，劳身西飞。”帝闻而再征之，不至。四年，帝崩。
大业元年，一征又不至，辞以疾。谓所亲曰：“我周人也，家于祁。永嘉之乱，盖东迁焉，高祖穆公始事魏。魏、周之际，有大功于生人，天子锡之地，始家于河汾，故有坟陇于兹四代矣。兹土也，其人忧深思远，乃有陶唐氏之遗风，先君之所怀也。有敝庐在茅檐，土阶撮如也。道之不行，欲安之乎？退志其道而已。”乃续《诗》《书》，正《礼》《乐》，修《元经》，赞《易》道，九年而六经大就。门人自远而至。河南董常，太山姚义，京兆杜淹，赵郡李靖，南阳程元，扶风窦威，河东薛收，中山贾琼，清河房玄龄，巨鹿魏徵，太原温大雅，颍川陈叔达等，咸称师北面，受王佐之道焉。如往来受业者，不可胜数，盖千余人。隋季，文中子之教兴于河汾，雍雍如也。
大业十年，尚书召署蜀郡司户，不就。十一年以著作郎、国子博士徵，并不至。
十三年，江都难作。子有疾，召薛收，谓曰：“吾梦颜回称孔子之命曰：归休乎？殆夫子召我也。何必永厥龄？吾不起矣。”寝疾七日而终。门弟子数百人会议曰：“吾师其至人乎？自仲尼已来，未之有也。《礼》：男子生有字，所以昭德；死有谥，所以易名。夫子生当天下乱，莫予宗之，故续《诗》《书》，正《礼》《乐》，修《元经》，赞《易》道，圣人之大旨，天下之能事毕矣。仲尼既没，文不在兹乎？《易》曰：‘黄裳元吉，文在中也。’请谥曰文中子。”丝麻设位，哀以送之。礼毕，悉以文中子之书还于王氏。《礼论》二十五篇，列为十卷。《乐论》二十篇，列为十卷。《续书》一百五十篇，列为二十五卷。《续诗》三百六十篇，列为十卷。《元经》五十篇，列为十五卷。《赞易》七十篇，列为十卷。并未及行。遭时丧乱，先夫人藏其书于箧笥，东西南北，未尝离身。大唐武德四年，天下大定，先夫人返于故居，又以书授于其弟凝。
文中子二子，长曰福郊，少曰福畤。
录唐太宗与房魏论礼乐事
大唐龙飞，宇内乐业，文中子之教未行于时，后进君子鲜克知之。
贞观中，魏文公有疾，仲父太原府君问候焉，留宿宴语，中夜而叹。太原府君曰：“何叹也？”魏公曰：“大业之际，徵也尝与诸贤侍文中子，谓徵及房、杜等曰：‘先辈虽聪明特达，然非董、薛、程、仇之比，虽逢明王必愧礼乐。’徵于时有不平之色，文中子笑曰：‘久久临事，当自知之。’及贞观之始，诸贤皆亡，而徵也、房、李、温、杜获攀龙鳞，朝廷大议未尝不参预焉。上临轩谓群臣曰：‘朕自处蕃邸，及当宸极，卿等每进谏正色，咸云：嘉言良策，患人主不行，若行之，则三皇不足四，五帝不足六。朕诚虚薄，然独断亦审矣。虽德非徇齐，明谢濬哲，至于闻义则服，庶几乎古人矣。诸公若有长久之策，一一陈之，无有所隐。’房、杜等奉诏舞蹈，赞扬帝德。上曰：‘止。’引群公内宴。酒方行，上曰：‘设法施化，贵在经久。秦、汉已下，不足袭也。三代损益，何者为当？卿等悉心以对，不患不行。’是时群公无敢对者，徵在下坐，为房、杜所目，因越席而对曰：‘夏、殷之礼既不可详，忠敬之化，空闻其说。孔子曰：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周礼》，公旦所裁，《诗》《书》，仲尼所述，虽纲纪颓缺，而节制具焉。荀、孟陈之于前，董、贾伸之于后，遗谈余义，可举而行。若陛下重张皇坟，更造帝典，则非驽劣所能议及也。若择前代宪章，发明王道，则臣请以《周典》唯所施行。’上大悦。翌日，又召房、杜及徵俱入，上曰：‘朕昨夜读《周礼》，真圣作也。首篇云：“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人(民)极。”诚哉深乎！’良久谓徵曰：‘朕思之，不井田、不封建、不肉刑而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也。大《易》之义，随时顺人。周任有言：陈力就列。若能一一行之，诚朕所愿，如或不及，强希大道，画虎不成，为将来所笑，公等可尽虑之。’因诏宿中书省，会议数日，卒不能定，而徵寻请退。上虽不复扬言，而闲宴之次谓徵曰：‘礼坏乐崩，朕甚悯之。昔汉章帝眷眷于张纯，今朕急急于卿等，有志不就，古人攸悲。’徵跪奏曰：‘非陛下不能行。盖臣等无素业尔，何愧如之？然汉文以清静富邦家，孝宣以章程练名实，光武责成委吏，功臣获全，肃宗重学尊师，儒风大举，陛下明德独茂，兼而有焉，虽未冠三代，亦千载一时。惟陛下虽休勿休，则礼乐度数，徐思其宜，教化之行，何虑晚也？’上曰：‘时难得而易失，朕所以遑遑也。卿退，无有后言。’徵与房、杜等并惭栗，再拜而出。房谓徵曰：‘玄龄与公竭力辅国，然言及礼乐，则非命世大才，不足以望陛下清光矣。’昔文中子不以《礼》《乐》赐予，良有以也。向使董、薛在，适不至此。噫！有元首无股肱，不无可叹也。”
十七年，魏公薨，太原府君哭之恸。十九年，授余以《中说》，又以魏公之言告予，因叙其事。时贞观二十年，九月记。
东皋子答陈尚书书（王福畤撰）
东皋先生，讳绩，字无功，文中子之季弟也。弃官不仕，耕于东皋，自号东皋子。
贞观初，仲父太原府君为监察御史，弹侯君集，事连长孙太尉，由是获罪。时杜淹为御史大夫，密奏仲父直言，非辜。于是太尉与杜公有隙，而王氏兄弟皆抑而不用矣。
季父与陈尚书叔达相善。陈公方撰《隋史》，季父持《文中子世家》与陈公编之。陈公亦避太尉之权，藏而未出，重重作书遗季父，深言勤恳。季父答书。其略曰：
亡兄昔与诸公游，其言皇王之道，至矣。仆与仲兄侍侧，颇闻大义。亡兄曰：“吾周之后也，世习礼乐，子孙当遇王者得申其道，则儒业不坠，其天乎？其天乎？”时魏文公对曰：“夫子有后矣，天将启之，徵也傥逢明主，愿翼其道，无敢忘之。”
及仲兄出胡苏令，杜大夫尝于上前言其朴忠。太尉闻之怒，而魏公适入奏事，见太尉，魏公曰：“君集之事果虚邪？御史当反其坐果实邪？太尉何疑焉？”于是意稍解。然杜与仲父抗志不屈，魏公亦退朝默然。其后君集果诛，且吾家岂不幸而为多言见穷乎？抑天实未启其道乎？
仆今耕于野有年矣，无一言以裨于时，无一势以托其迹，没齿东皋，醉醒自适而已。然念先文中之述作，门人传受升堂者半在廊庙，《续经》及《中说》未及讲求而行。嗟乎！足下知心者顾仆何为哉？愿记亡兄之言，庶几不坠，足矣。谨录《世家》既去，余在福郊，面悉其意。幸甚，幸甚！
录关子明事
关朗字子明，河东解人也。有经济大器，妙极占算，浮沈乡里，不求官达。
太和末，余五代祖穆公封晋阳，尚书署朗为公府记室。穆公与谈《易》，各相叹服。穆公谓曰：“足下奇才也，不可使天子不识。”入言于孝文帝，帝曰：“张彝、郭祚尝言之，朕以卜算小道，不之见尔。”穆公曰：“此人道微言深，殆非彝、祚能尽识也。”诏见之，帝问《老》《易》，朗寄发明玄宗，实陈王道，讽帝慈俭为本，饰之以刑政礼乐。帝嘉叹，谓穆公曰：“先生知人矣。昨见子明，管、乐之器，岂占算而已！”穆公再拜对曰：“昔伊尹负鼎干成汤，今子明假占算以谒陛下，臣主感遇，自有所因，后宜任之。”帝曰：“且与卿就成筮论。”既而频日引见，际暮而出。会帝有乌丸之役，敕子明随穆公出镇并州，军国大议驰驿而闻，故穆公《易》筮，往往如神。
先是穆公之在江左也，不平袁粲之死，耻食齐粟，故萧氏受禅而穆公北奔，即齐建元元年，魏太和三年也，时穆公春秋五十二矣。奏事曰：“大安四载，微臣始生。”盖宋大明二年也。既北游河东，人莫之知，惟卢阳乌深奇之，曰：“王佐才也。”太和八年，征为秘书郎，迁给事黄门侍郎，以谓孝文有康世之意，而经制不立，从容闲宴，多所奏议，帝虚心纳之。迁都雒邑，进用王萧，由穆公之潜策也。又荐关子明，帝亦敬服，谓穆公曰：“嘉谋长策，勿虑不行，朕南征还日，当共论道，以究治体。”穆公与朗欣然相贺曰：“千载一时也。”俄帝崩，穆公归洛，逾年而薨，朗遂不仕。同州府君师之，受《春秋》及《易》，共隐临汾山。
景明四年，同州府君服阕援琴，切切然有忧时之思，子明闻之曰：“何声之悲乎？”府君曰：“彦诚悲先君与先生有志不就也。”子明曰：“乐则行之，忧则违之。”府君曰：“彦闻：治乱损益，各以数至，苟推其运，百世可知，愿先生以筮一为决之，何如？”子明曰：“占算幽微，多则有惑，请命蓍，卦以百年为断。”府君曰：“诺。”
于是揲蓍布卦，遇《夬》之《革》（兑上乾下）（兑上离下），舍蓍而叹曰：“当今大运，不过二再传尔。从今甲申，二十四岁戊申，大乱而祸始，宫掖有蕃臣秉政，世伏其强，若用之以道，则桓文之举也；如不以道，臣主俱屠地。”府君曰：“其人安出？”朗曰：“参代之墟，有异气焉，若出，其在并之郊乎？”府君曰：“此人不振，苍生何属？”子曰：“当有二雄举而中原分。”府君曰：“各能成乎？”朗曰：“我隙彼动，能无成乎？若无贤人扶之，恐不能成。”府君曰：“请刻其岁。”朗曰：“始于甲寅，卒于庚子，天之数也。”府君曰：“何国先亡？”朗曰：“不战德而用诈权，则旧者先亡也。”府君曰：“其后如何？”朗曰：“辛丑之岁，有恭俭之主，起布衣而并六合。”府君曰：“其东南乎？”朗曰：“必在西北。平大乱者未可以文治，必须武定。且西北用武之国也。东南之俗，其弊也剽；西北之俗，其兴也勃。又况东南，中国之旧主也？中国之废久矣。天之所废，孰能兴之？”府君曰：“东南之岁可刻乎？”朗曰：“东南运历，不出三百，大贤大圣，不可卒遇，能终其运，所幸多矣。且辛丑，明王当兴，定天下者不出九载。己酉，江东其危乎？”府君曰：“明王既兴，其道若何？”朗曰：“设有始有卒，五帝三王之化复矣。若非其道，则终骄亢，而晚节末路，有桀、纣之主出焉。先王之道坠地久矣，苛化虐政，其穷必酷。故曰：大军之后，必有凶年；积乱之后，必有凶主。理当然也。”府君曰：“先王之道竟亡乎？”朗曰：“何谓亡也？夫明王久旷，必有达者生焉。行其典礼，此三才五常之所系也。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故王道不能亡也。”府君曰：“请推其数。”朗曰：“乾坤之策，阴阳之数，推而行之，不过三百六十六，引而伸之，不过三百八十四，天之道也。噫，朗闻之，先圣与卦象相契，自魏已降，天下无真主，故黄初元年庚子，至今八十四年，更八十二年丙午，三百六十六矣，达者当生。更十八年甲子，其与王者合乎？用之则王道振，不用，洙泗之教修矣。”府君曰：“其人安出？”朗曰：“其唐晋之郊乎？昔殷后不王而仲尼生周，周后不王，则斯人生晋。夫生于周者，周公之余烈也；生于晋者，陶唐之遗风也。天地冥契，其数自然。”府君曰：“厥后何如？”朗曰：“自甲申至甲子，正百年矣。过此未或知也。”
府君曰：“先生说卦，皆持二端。”朗曰：“何谓也？”府君曰：“先生每及兴亡之际，必曰‘用之以道，辅之以贤，未可量也’，是非二端乎？”朗曰：“夫象生有定数，吉凶有前期，变而能通，故治乱有可易之理。是以君子之于《易》，动则观其变而玷其占，问之而后行，考之而后举，欲令天下顺时而进，知难而退，此占算所以见重于先王也。故曰：危者使平，易者使颂，善人少恶人多，暗主众明君寡。尧舜继禅，历代不逢；伊周复辟，近古亦绝，非运之不可变也，化之不可行也？道悠世促，求才实难。或有臣而无君，或有君而无臣，故全之者鲜矣。仲尼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此有臣而无君也。章帝曰：尧作《大章》，一夔足矣。此有君而无臣也。是以文武之业，遂沦于仲尼；礼乐之美，不行于章帝。治乱之渐必有厥由，而兴废之成终罕所遇。《易》曰：功业见乎变。此之谓也。何谓无二端！”府君曰：“周公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八百，岂亦二端乎？”朗曰：“圣人辅相天地，准绳阴阳，恢皇纲，立人极，修策迥驭，长罗远羁，昭治乱于未然，算成败于无兆，固有不易之数，不定之期。假使庸主守之，贼臣犯之，终不促已成之期，干未衰之运。故曰：周德虽衰，天命未改。圣人知明王贤相不可必遇，圣谋睿策有时而弊，故考之典礼，稽之龟策，即人事以申天命，悬历数以示将来。或有已盛而更衰，或过算而不及，是故圣人之法所可贵也。向使明王继及，良佐踵武，则当亿万斯年与天无极，岂止三十世八百年而已哉？过算余年者，非先王之功，即桓、文之力也。天意人事，岂徒然哉？”府君曰：“龟策不出圣谋乎？”朗曰：“圣谋定将来之基，龟策告未来之事，递相表里，安有异同？”府君曰：“大哉人谟！”朗曰：“人谋所以安天下也。夫天下大器也，置之安地则安，置之危地则危，是以平路安车，狂夫审乎难覆；乘奔驭朽，童子知其必危，岂有《周礼》既行，历数不延乎八百；秦法既立，宗祧能逾乎二世？噫！天命人事，其同归乎？”
府君曰：“先生所刻治乱兴废果何道也？”朗曰：“文质递用，势运相乘。稽损益以验其时，百代无隐；考龟策而研其虑，千载可知。未之思欤？夫何远之有？”
府君蹶然惊起，因书策而藏之，退而学《易》。盖王氏《易》道，宗于朗焉。
其后，宣武正始元年岁次甲申，至孝文永安元年二十四岁戊申，而胡后作乱，尔朱荣起并州，君臣相残，继踵屠地。及周齐分霸，卒并于西，始于甲寅，终于庚子，皆如其言。明年辛丑岁，隋高祖受禅，果以恭俭定天下。开皇元年，安康献公老于家，谓铜川府君曰：“关生殆圣矣，其言未来，若合符契。”
开皇四年，铜川夫人经山梁，履巨石而有娠，既而生文中子，先丙午之期者二载尔。献公筮之曰：“此子当知矣。”开皇六年丙午，文中子知《书》矣，厥声载路。九年己酉，江东平，高祖之政始迨。仁寿四年甲子，文中子谒见高祖，而道不行，大业之政甚于桀、纣。于是文中子曰：“不可以有为矣。”遂退居汾阳，续《诗》《书》，论礼乐。江都失守，文中寝疾，叹曰：“天将启尧舜之运，而吾不遇焉，呜呼！此关先生所言皆验也。”
王氏家书杂录（王福畤撰）
太原府君，讳凝，字叔恬，文中子亚弟也。贞观初，君子道亨，我先君门人布在廊庙，将播厥师训，施于王道，遂求其书于仲父。仲父以编写未就不之出，故六经之义代莫得闻。
仲父释褐，为监察御史。时御史大夫杜淹谓仲父曰：“子圣贤之弟也，有异闻乎？”仲父曰：“凝忝同气，昔亡兄讲道河汾，亦尝预于斯，然六经之外无所闻也。”淹曰：“昔门人咸存记焉，盖薛收、姚义缀而名曰《中说》。兹书，天下之昌言也，微而显，曲而当，旁贯大义，宏阐教源。门人请问之端，文中行事之迹，则备矣。子盍求诸家？”仲父曰：“凝以丧乱以来，未遑及也。”退而求之，得《中说》一百余纸，大底杂记不著篇目，首卷及序则蠹绝磨灭，未能诠次。
会仲父黜为胡苏令，叹曰：“文中子之教不可不宣也，日月逝矣，岁不我与。”乃解印而归，大考六经之，而缮录焉。《礼论》《乐论》各亡其五篇，《续诗》《续书》各亡《小序》，推《元经》《赞易》具存焉，得六百六十五篇，勒成七十五卷，分为六部，号曰“王氏六经”。仲父谓诸子曰：“大哉兄之述也，以言乎皇纲帝道，则大明矣，以言乎天地之间，则无不至焉。自春秋以来，未有若斯之述也。”又谓门人曰：“不可使文中之后不达于兹也。”乃召诸子而授焉。
贞观十六年，余二十一岁，受六经之义；三年，颇通大略。呜呼！小子何足以知之，而有志焉。
十九年，仲父被起为洛州录事，又以《中说》授余曰：“先兄之绪言也。”余再拜曰：“《中说》之为教也，务约致深，言寡理大，其比方《论语》之记乎？孺子奉之，无使失坠。”
余因而辨类分宗，编为十编，勒成十卷，其门人弟子姓字本末，则访诸纪牒，列于外传，以备宗本焉。且《六经》《中说》，于以观先君之事业，建义明道，垂则立训，知文中子之所为者，其天乎？年序浸远，朝廷事异，同志沦殂，帝阍攸邈，文中子之教抑而未行，吁可悲哉！空传子孙以为素业云尔。时贞观二十三年正月序。
王通（584年～617年），字仲淹。隋河东郡龙门县通化镇（今山西省万荣县通化乡）人。
王 通 王通，字仲淹，生干隋文帝开皇四年（ 584年），卒于隋炀帝大业十三年（ 617年）。隋河东郡龙门县通化镇（今山西省万荣县通化乡）人。是隋代山西的一位私人教育家，死后，门弟子私谥为“文中子”。 王通，《隋书》无传，新、旧《唐书》王绩、王勃、王质传中虽均曾提及，然皆极简略，称其为隋末大儒而已。参考其它文献，我们大致可以知道：王通出生在官宦世家，其父王隆，曾于隋开皇初，以国子博士待诏云龙门，向隋文帝奏《兴衰要论》七篇，“言六代之得失”，颇为隋文帝所称道。王氏家学渊源深厚，所以王通从小就受到儒学的熏染。《中说·立命篇》有“夫子十五为人师”的记载，可见王通少年时即精通儒学，学问极好。 据说在隋文帝仁寿三年（ 603），王通曾经“西游长安，见隋文帝，奏太平十二策，尊王道，推霸略、稽今验古”。但没有受到重用。大约是由于同乡薛道衡的推荐，才被授以蜀郡司户书佐、蜀王侍郎。王通并不满意，所以不久就“弃官归，以著书讲学为业”。 王通弃官归乡后，便潜心钻研孔子的“六经”，据说曾经受书于东海李育、学诗于会稽夏典，问礼于河东关子明，正乐于北平霍汲，考易于族父仲华。经过一番研究，王通自觉很了不起了，便以“圣人”自居，模仿孔子，作《王氏六经》，或称《续六经》。并开始在家乡的白牛溪聚徒讲学，“门人常以百数，唯河南董恒、南阳程元、中山贾琼、河东薛收、太山姚义、太原温彦博、京兆杜淹等十余人为俊颖，而以姚义慷慨，方之仲由；薛收理识，方之庄周。”这个记载大体是可信的。后世附会唐初名臣房玄龄、魏征等也是王通弟子，显然是胡拉硬扯的伪造。 王通好自求名，模仿孔子作《续六经》，在河汾讲学时，便以“王孔子”自诩。这样一个华而不实的人，他的《续六经》自然不会有什么学术价值，所以在唐代就大多散失无存了。今存《元经》一书，题王通撰，薛收传，阮逸注，实出于伪造，前入辨之已明。 今天研究王通的思想，主要依靠《中说》一书。《中说》一书，有人疑其为伪作，但大多数学者认为，此书虽非王通所作，但其原本是王通门弟子姚义、薛收汇编而成的，大体上是弟子们对其师言行的回忆和追录。不过，此书到了王通之子王福寺手里后，福寺对其重新分类编排，在这个过程中，加进了许多吹嘘王通的不实之词，以至后人疑其为伪作。其实，《中说》还是有一定价值的，朱熹就讲过：“《中说》一书如子弟记他言行，也煞有好处。虽云其中是后人假托，不会假得许多，须具有个人坯模，如此方装点得成。”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 《中说》所反映的王通思想，还是有许多可贵之处的。王通在政治上，以恢复王道政治为目标，倡导实行“仁政”，主张“三教合一”，基本上是符合时代潮流的，有进步性；在哲学上，王通致力于探究“天人之事”，围绕“天人”关系这个核心，阐述了他关于自然观、发展现、认识论和历史观等方面的思想，表现了朴素唯物主义的倾向和主变思想，在文学上，王通论文主理，论诗主政教之用，论文辞主约、达、典、则，主张改革文风。这些都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摘自《三晋历史人物》，书目文献出版社，本文作者：王灵善 王通（584--617） 隋哲学家。字仲淹，门人私谥曰“文中子“。绛州龙门（今 山西河津）人。曾上“太平策”未见用，遂退居河、汾之间，授徒自给。弟子甚多，时称“河汾门下”。其学主张儒、佛、道三教合一，基本立足点则为儒学。著作有《中说》，亦称《文中子》。 文中子石室 故县镇紫金山腰现存的隋末大儒王通(文中子)石室遗址，王通，祖籍河津。隋开皇四年，父王隆为铜川令时，通生于住所(即今故县镇)， 自幼好学，6年夜读不解衣，拜读名流，精研典著，19岁西进长安，给皇帝上治国安邦的《太平十二策》，未被采纳后，潜心读诗书，正礼乐，修元经，赞易道，9年努力，《六经》著就。曾在今故县镇铜鞮山(原紫金山)设帐投徒，慕名而来求学论政的多达千人，其中学有成就者有魏徵、徐懋公(李勋)杜如晦、贾琼、房玄龄、李靖、陈叙达、温大雅等8位唐朝开国名臣。康熙的《沁州志》载描写王通献策长安而不遇的诗作一首：我思国家兮，远游京机。一逢帝王兮，降礼布衣。遂怀古人之心兮，将兴太平之基。时异事变兮，志乖愿违。吁嗟，道之不行兮，乘翅东归。皇皇不断兮，劳身西飞。 王 通 王通（584—617），字仲淹，祖籍祁县，隋朝著名哲学家。出身官宦世家，自幼受到儒学熏陶，隋初举秀才高第，官至蜀郡司户书佐、蜀王侍读。他向隋文帝所陈十二策，编成四卷。 隋炀帝即位，王通自长安归里，专心著述《续六经》。大业九年（613），杨玄感谋反，遣使召王通，被严词拒绝。《续六经》编成后，于通化白牛溪聚徒讲学，门人环堂成列，常成列，常达数百人。其中，优秀者有河南董恒、南阳程元、中山贾琼、河南薛收、太山姚义、太原温彦博、京兆杜淹等十余人。一些有志之士也常与其探究王道之由。其中，有任郡通守（官名）的陈叔达、隰城尉房玄龄、巨鹿道士魏征、马邑郡丞李靖、太原士人温大雅、京兆士人杜如晦等。在其门徒和友人中，不少人成为唐初名臣。 王通著有《续书》120篇，《续书》360篇，《礼论》25篇，《乐论》20篇，《易赞》70篇，《元经》31篇，合称《王氏六经》，共百余卷。年久散佚，传世著作仅《中说》一书，记载王通与门人交游对答之语。由门人薛收、姚义搜集整理，经王通之弟五凝及子孙三代相继整理成书，共五卷。《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录其书。北宋初，正议大夫龚鼎臣在齐州李冠家得到唐本《中说》，以天干冠篇，从甲至癸，分为十篇。龚氏加注，改为十卷刊行。但此书后失传。与龚鼎臣同时的屯田员外郎阮逸得家藏《中说》古编，共十卷，文多残缺。由阮逸增补、注释刊行于世，即今传本之《文中子中说》。 王通上承孔孟，下接韩愈、李翱以达宋代理学，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政治上，以恢复王道政治为目标，倡导施行“仁政”主张会儒释道“三教合一” ；哲学上，致力于探究“天人之事” ，围绕“天人”这个核心，阐述其自然观、发展观、认识论思想，主流是唯物主义的；在文学上，论文主理，论诗主教之用，论文辞主约、达、典、则，提倡改革文风，具有历史价值和进步意义。
王通，字仲淹，生干隋文帝开皇四年（ 584年），卒于隋炀帝大业十三年（ 617年）。隋河东郡龙门县通化镇（今山西省万荣县通化乡）人。是隋代山西的一位私人教育家，死后，门弟子私谥为“文中子”。
王通，《隋书》无传，新、旧《唐书》王绩、王勃、王质传中虽均曾提及，然皆极简略，称其为隋末大儒而已。参考其它文献，我们大致可以知道：王通出生在官宦世家，其父王隆，曾于隋开皇初，以国子博士待诏云龙门，向隋文帝奏《兴衰要论》七篇，“言六代之得失”，颇为隋文帝所称道。王氏家学渊源深厚，所以王通从小就受到儒学的熏染。《中说?立命篇》有“夫子十五为人师”的记载，可见王通少年时即精通儒学，学问极好。
据说在隋文帝仁寿三年（ 603），王通曾经“西游长安，见隋文帝，奏太平十二策，尊王道，推霸略、稽今验古”。但没有受到重用。大约是由于同乡薛道衡的推荐，才被授以蜀郡司户书佐、蜀王侍郎。王通并不满意，所以不久就“弃官归，以著书讲学为业”。
王通弃官归乡后，便潜心钻研孔子的“六经”，据说曾经受书于东海李育、学诗于会稽夏典，问礼于河东关子明，正乐于北平霍汲，考易于族父仲华。经过一番研究，以“圣人”自居，模仿孔子，作《王氏六经》，或称《续六经》。并开始在家乡的白牛溪聚徒讲学，“门人常以百数，唯河南董恒、南阳程元、中山贾琼、河东薛收、太山姚义、太原温彦博、京兆杜淹等十余人为俊颖，而以姚义慷慨，方之仲由；薛收理识，方之庄周。”这个记载大体是可信的。后世附会唐初名臣房玄龄、魏征等也是王通弟子。
王通思想，还是有许多可贵之处的。如把儒家的“仁”发展为彻底的人权思想：“不以天下易一民之命”（《文中子中说*天地篇》）这句话是最伟大最光辉的思想，其分量超过了王通之后1400年以来中国所有的典籍；反对传统儒学认为道的本质是“通其变”（《文中子中说*周公篇》），而不是坚持和固守任何经典教条；在《元经》中把少数民族拓拔氏统治下的北魏作为继晋宋之后中国的正统；用“天命”（《文中子中说*述史篇》）的理论批判当时南北文人偏执的民族观和腐朽的文化观；他的一个重要思想是“人能弘道”（《文中子中说*立命篇》）即认为只要通变和得人，就可以改造社会使之归于“淳朴”，而不是在所谓的“历史规律”面前束手无策，无所作为。
谜一样的文中子 文/佚名
谜一样的文中子
文中子王通，是我故乡的先贤，一向景慕不已。
史传，王通是河东龙门人，也就是现在的山西省河津市，其故里在今万荣县。隋文帝仁寿3年，王通西游长安，献《太平十二策》，隋文帝杨坚虽然表示赞赏，但最终也不能采纳。王通于是回到故乡，隐居于白牛溪，专心著述和讲学。隋朝政府曾经几次征召他入朝作官，但王通都没有出山。他门下弟子很多，其中有几位还是隋唐之际的著名人物。隋朝末年，三十几岁的王通身染重病，英年早逝，被门下弟子私谥为“文中子”。他有许多著作，但留传不久就散佚了，现在能看到的，大概只有一本《中说》。
本来，作为隋朝著名的大儒和隐士，王通应该在《隋书》中有传记。可是，现存的官方史书《隋书》以及《北史》等，没有为王通留下一个字。只在《旧唐书》《新唐书》的王绩、王勃、王质传中，附带介绍过王通，留下了零星的资料。另外，就是由王通后人编辑整理的《中说》里，有一大堆互相矛盾、真伪难辨的资料。
这就引起了后代学者的怀疑，有人提出，王通史无其人，《中说》是一本伪书等等。另外一些学者则通过考证，确认王通真有其人，只是记载有部分失实而已。到了明朝嘉靖年间，王通在儒学中的地位才正式确定，以大儒的身份从祀孔庙，名字排在董仲舒、后苍、杜子春之后。
但是，关于王通生平事迹和思想价值的争论，仍然在一直进行着。他的形象，仍然像谜一样，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笔者不才，近日略看了几种文中子的资料，对那些争论不休的话题，再作一番聒噪。
一、王通无传，和长孙无忌关系不大
唐朝初年编篡的《隋书》没有《王通传》，当时王通的儿子王福畤提供了一种说法，把责任推在了负责修史的长孙无忌头上。他说：“（王通之弟王）凝为监察御史，劾奏侯君集有反状，太宗不信之，但黜为姑苏令。大夫杜淹，奏凝直言非辜。长孙无忌与君集善，由是与淹有隙，王氏兄弟皆抑不用。时陈叔达方撰《隋史》，畏无忌，不为文中子立传。”（司马光《文中子补传》，见《邵氏闻见后录卷四》）
意思是，王通的兄弟王凝，因为直言得罪了唐太宗的大舅子长孙无忌，所以长孙无忌很排斥王氏一家。修史的陈叔达又害怕得罪长孙无忌，不敢给自己老师立传。
司马光在《文中子补传》中已经对这条记载提出了怀疑。第一，陈叔达当过宰相，官职与长孙无忌相当，用不着害怕他。第二，魏征是《隋书》的总编，又是个很刚直的大臣，他怎么会容许陈叔达有曲笔。第三，杜淹死得早，侯君集造反晚，此事记载不实。
现在只说说长孙无忌和《隋书》的关系。
根据《隋书宋本原跋》，唐武德五年，高祖接受令狐德棻的建议，命封德彝、颜师古等人，在隋朝王劭著作的基础上，撰修《隋书》，但过了几年也没有修成。唐太宗贞观三年，命魏征负责，房玄龄总监，颜师古、孔颖达、许敬宗等人撰修《隋书》。具体执笔人是颜、孔、许等几个人，魏征只是总负责。但魏征也亲自参与了不少工作，序和论都是魏征的亲笔。最后修成帝纪五，列传五十，到贞观十年正月，由魏征等人正式献给朝廷，得到了朝廷的认可。到贞观十五年，又命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等人修撰《五代史志》，而由长孙无忌总负责。显庆元年五月，《五代史志》修成，由长孙无忌等献给朝廷，藏之秘阁。后来，又把志书部分编入了《隋书》。
由此可知，列传部分是由魏征负责的，长孙无忌并没有直接参与。长孙无忌即使与王氏兄弟有矛盾，也不可能直接干预立传的事。
为什么呢？因为这件事间接的层次实在是太多了。王凝直接得罪的是侯君集，得罪长孙无忌本来就是间接的。而王通虽是王凝之兄，但早就去世，他本人更得罪不上长孙无忌。王凝弹劾侯君集之后，获罪贬官，已经受到了惩罚，侯君集和长孙无忌都算是出了恶气。长孙无忌即使对王通有所迁怒，也隔了好几层。他如果要想影响修《隋书》的几位史官，中间又是几层间隔，越发没了气力。
而唐贞观年间，政治比较清明，魏征、房玄龄、长孙无忌等都是一时的名臣、直臣，具体修史的颜师古、孔颖达等也是一时名儒。在当时的风气下，长孙无忌不可能直接干预修史的大事。就是间接的影响，恐怕力量也极其有限。
长孙无忌后来虽然负责《隋书》的志书部分，并把志书编入《隋书》，有机会改动《隋书》。但他也不可能私自删改经过朝廷认可的列传部分。
那么，《隋书》不立《王通传》，责任就只能在魏征等几位史官身上。
二、《隋书》堪称良史
现代的学者，对魏征等人编撰的《隋书》，评价相当高：
《隋书》的作者都是饱学之士，具有很高的修史水平。
《隋书》是现存最早的隋史专著，也是《二十五史》中修史水平较高的史籍之一。首先，它有明确的指导思想。下令修隋史的唐太宗亲历了灭隋的战争，在执政之后，他经常谈论隋朝灭亡的教训，明确提出“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的看法。汲取历史教训，以史为鉴就成了修隋史的指导思想。
其次，《隋书》弘扬秉笔直书的优良史学传统，品评人物较少阿附隐讳。主编魏征刚正不阿，他主持编写的纪传，较少曲笔，不为尊者讳。如隋文帝之“刻薄”专断，“不悦诗书”，“暗于大道”，隋炀帝矫情饰貌，杀父淫母，“锄诛骨肉，屠剿忠良”等情况，都照实写来，了无隐讳。
（摘自新语丝网站《二十四史简介》，作者不详）
既然《隋书》是一部比较成功的史书，那么它因粗心而遗漏一位大儒的可能性就极小。因为，这几位史官，不可能不知道文中子王通的大名。
据《中说》记载，唐初名臣魏征、房玄龄、陈叔达、杜淹、薛收等人，都是王通的门下弟子。据学者们考证，《中说》中这些记载，并不都可靠。但是去伪存真，考证者也承认，魏征、房玄龄等几位，都是和王通有过交往的朋友，而薛收等几位，确实是王通的弟子。
另外，唐王朝是从太原起兵的，起兵之前，早有谋反之心的李世民就很注意结交天下的英雄豪俊。王通隐居的白牛溪，距太原并不远。如果王通在隋末真有讲学的名气，李世民是不可能不知道的。而且，李世民起兵之后，好几次在河东一带打仗，万荣县至今还留有李世民为庆祝胜利而修建的“飞云楼”。王通那时虽然已经去世了，但如果他真的在家乡一带有名气，李世民也是不可能不知道的。还有，王通的高徒薛收，和李世民关系极其密切，他不可能不给李世民讲自己的老师。
这样，就产生了两个新的问题。
第一，这种情况让人怀疑王通其人的存在，或者怀疑他的名气。
第二，史官们不是不知道王通，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后，有意不给他立传。
三、王通是真的，他的名气也是真的
以前就有学者怀疑过王通其人的真实性。但是又有许多学者经过考证，说王通确有其人，不可能没有。因为他弟弟王绩是著名的隐士和诗人，儿子王福畤在历史上也有所表现，孙子王勃更是个文学天才，这几个人都留下了王通的记载，所以不可能没有王通这个人。
至于王通的学术思想，后人把《中说》去伪存真，发现那些比较真实的记载确实具有比较高的思想价值。如果作伪者有这么高的水平，那自己也就成大名了，何必冒充顶替一个“假人”？
因为这部分内容，现在已经有了定论，笔者就不多说了。
结合前文提到的，既然王通其人是真实存在的，他在隋朝著述讲学的名气也是真有的，史官们也是知道王通的，那么，《隋书》不给王通立传，那就只有一个原因：
史官们是刻意不给王通立传！
四、贞观盛世，王通没有沾上儒家的边
唐朝建国伊始，就很注重文化教育，儒家学说和有名的儒士，都受到朝廷的重视。
据《新唐书儒学传》记载，高祖李渊为周公、孔子立庙，并寻找周公和孔子的后代，加以封赏。给国学、太学、四门学、郡县学都规定了名额，要求官员子弟入学读书。还专门为宗室和功臣子孙在秘书外省设立了小学。
太宗李世民当皇帝以前，就在王府里设文学馆，召名儒十八人为学士，朝夕论学。即位后，专门设了弘文馆，增加了学校的名额，大量招聘名儒当老师，整理校对经典。一时风气所向，大量的优秀青年集中到长安学习，连周边的外国也派来了留学生。
为了鼓励儒学，李世民还寻访前代通儒的子孙，加以提拔任用。这些通儒，有梁代的皇偘、褚仲都，周代的熊安生、沈重，陈代的沈文阿、周弘正、张讥。前朝隋代也有两位通儒入选，他们是何妥和刘炫。
单单就是没有王通的子孙！
贞观二十一年，李世民又下诏：“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谷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苌、孔安国、刘向、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玄、服虔、何休、王肃、王弼、杜预、范宁二十一人，用其书，行其道，宜有以褒大之，自今并配享孔子庙廷。”
这里头，还是没有王通！
唐初的君臣，完全忽略了文中子王通是一位儒家！
如此，《隋书儒林传》里，不为王通立传，再正常不过了。
五、莫非王通犯了什么忌讳？
王通的几位朋友和弟子，都是唐初的重臣，君臣们都很熟悉王通，但在弘扬儒学时，偏偏忽略了王通。莫非王通曾经犯了什么忌讳？
王通在世时，一直不肯出仕隋朝，表现出和隋朝不合作的态度。同时，他又死于隋朝末年，根本没有机会对唐朝的政事发表什么议论，不可能犯什么政治错误。他要犯忌讳，只可能在其著作和思想上。
和传统的儒生相比，王通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性格。他不仅有才有学，还有一种过人的胆气，表现在形式上，就有几分狂傲。在白牛溪隐居讲学时，被当地人称为“王孔子”，他也没有表示过谦让，自居不疑。连那条白牛溪，也被人称为“王孔子溪”。在保守的儒生们看来，这种称呼实实地是一种谮越。直到今天，还有些学者因此骂王通是“妄人”。
王通呕心沥血撰写的著作，号称《续六经》，体裁和口气都模仿传统的《六经》，这也是胆大妄为的举动。北宋的司马光虽然很佩服王通，但对王通的《续六经》也不能接受。他说：“余窃谓先王之六经，不可胜学也，而又奚续焉？续之庸能出乎其外乎？出则非经矣！苟无出而续之，则赘也，奚益哉？”（《文中子补传》）
司马光作为后世晚辈，对王通的学问比较佩服，所以批评的语气还算委婉。如果换了唐朝初年的诸位名儒，他们还会这么委婉吗？
唐初的名儒，地位比较高也比较著名的，就是修《隋书》的颜师古和孔颖达。
颜师古曾校订过《五经》，孔颖达曾主持编篡《五经正义》，这两人都是比较传统的经学家。当时的皇帝李世民，好像也是比较偏向于经学家的。而从当时的政治形势看，提倡传统的经学，比新学更有号召力，能够团结更多的知识分子，也有利于青年学子打好儒学基础。
当时有几件小事，能够看出李世民对颜师古和孔颖达的尊重。
颜师古品行不太好，是个势利眼，选用人才时，“抑素流，先贵势，虽商贾富室子，亦窜选中，由是素议薄之，斥为郴州刺史。”（《新唐书颜师古传》）李世民爱惜颜师古是个人才，批评了几句，又把他留在原任上。
还有一件微妙的事情。唐高祖李渊时，在国学为周公和孔子立庙。李世民即位后，撤掉了周公庙，改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以祭祀这二人为主。这件事也间接地说明李世民对颜师古的尊重和信任。
至于孔颖达，在贞观初年受封为“曲阜县男”，明显地承认他是孔夫子的后代，能够继承孔夫子的事业。
所以我们可以确定，在唐朝初年，政治上得势的是颜师古和孔颖达这一类传统经学家。
王通的生年大约是公元580或584年，颜师古生于581年，年龄和王通相当；孔颖达生于574年，年龄比王通略大几岁。王通是隋仁寿3年献策出名，颜师古在隋仁寿年间出仕，孔颖达是隋大业初年出仕，他三个人的资历也都差不多。从颜师古和孔颖达的角度看来，王通根本就是同时代人，算不上什么前辈。所以，颜、孔二人不可能特别地尊重王通。
王通的外号“王孔子”，在与孔子颜回有血缘关系的颜师古和孔颖达听来，可能特别刺耳。
王通模仿先圣口气作的《续六经》以及种种新奇言论，在正统的经学家们看来，可能特别刺眼。
《新唐书》的作者在提到王通时，说他“不为诸儒称道”，这诸儒，只能是颜师古、孔颖达等人。
六、《隋书儒林传》中的儒生也是有缺点的
如果说，因为王通有缺点，所以不能入《隋书儒林传》。那么，我们看看《隋书儒林传》，发现里头记载的几位名儒，也都有明显的缺点，为什么就能列入呢？
比如，何妥出于嫉妒，有意在讲席中刁难元善，让元善出丑。另外何妥还喜欢是非人物。
比如刘焯，生性爱财，弟子们不交学费的，他就不给讲授。
比如刘炫，伪造《连山易》《鲁史记》等百余卷，骗取朝廷的赏金。
如果颜师古、孔颖达等人，认为王通有缺点，也大可以在传记中直书己见，批评几句。即使，他们认为王通入不了《儒林传》，也可以在《隐逸传》中给王通一席之地呀，他们为什么不这么做呢？
笔者认为，在为王通立传这件事上，当时的几位史官一定有一番激烈的争论。
《隋书》的总编魏征、总监房玄龄，这两人是和王通有交往的朋友，思想上曾经受到王通的影响。而执笔的史官是讨厌王通学说的经学家，双方在对王通的评价上就一定会有分歧。是高度赞扬，还是痛加贬斥，双方争执不下，最后可能各让一步，干脆不给王通立传，好话坏话都不说，以保证《隋书》的严肃性，而把王通的功过留给后人评论。
据汪龙吟《文中子考信录》称，除了官修的《隋书》，唐朝时通行的其它版本《隋史》，比如王劭、张大素、陈叔达等人作的，可能都有《王通传》，所以唐代学者没有怀疑过王通其人的真实性。五代修《旧唐书》时，这些《隋史》版本还能看到，所以《旧唐书》作者称王通“自有传”。到了宋朝时，其他版本都散佚了，世间流传的只有官修《隋书》，这才让人怀疑王通的存在。
七、也许是学生和朋友太多太有名的缘故
前文所说的，可能便是王通在《隋书》无传的重要原因。但笔者推测，可能还有另外一种原因，导致王通在《隋书》无传。只是证据不足，无法确定。这里说出来，仅供参考。
《中说》里记载的王通弟子，除了少数几位名气不大之外，大部分是唐初的名臣。即使详细考证，去伪存真，这些唐初名臣与王通也有着密切的关系。换种方式说，唐初名臣，有一大部分属于王通的“河汾学派”。
我们都知道，搞政治，最怕有派系，有朋党。如果朝中有一批身居要职的大臣，以王通为纽带，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步调一致，左右朝政，那么，英明的皇帝李世民恐怕就会芒刺在背，而其他的朝臣就会如坐针毡了。
虽然，以魏征、房玄龄、杜如晦、李靖等人的品德和政治智慧而言，他们可能不会以“河汾学派”的名义结党营私。但事实上的同学朋友关系，总存在一种结党营私的可能性，这会让李世民感到不安。
所以，李世民会刻意地压制、打击王通的著作和思想，尽量地让其消失。而魏征等几位“河汾学派”的大臣，深谙其中的微妙，也会刻意地回避和王通相关的话题，摆脱自己与“河汾学派”的关系，让李世民消除疑虑。
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李世民和魏征等人，可能会真诚地学习、借鉴、采用王通的思想和主张，但在公开场合，大家心照不宣，尽量不提这些思想、主张的来源。
这样，不仅《隋书》中见不到《王通传》，连《旧唐书》《新唐书》的诸名臣传中，也没有一个字提到他们的师承朋友关系。
甚至，他们可能做得更绝，设法销毁了王通的部分著作。《新唐书王勃传》中说：“初，祖通，隋末居白牛溪教授，门人甚众。尝起汉、魏尽晋作书百二十篇，以续古《尚书》。后亡其序，有录无书者十篇，勃补完缺逸，定著二十五篇。”王勃还活着的时候，他祖父的著作就散佚不全了，确实令人奇怪。
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测而已。
八、王通子弟的激愤
历代研究王通的，大都认为王通的子弟牵强附会，把隋唐之际的著名人物都拉扯到王通门下，在《中说》中造了许多假。作伪的主要责任，在王通的次子王福畤头上。
这可能是事实。但我们结合前边谈到的，《隋书》不给王通立传的事情，就能发现这里头其实有个前因后果。
据学者们考证，《中说》不是王通的著作，而是王通平时的言论，在王通生前并未成书，死后由弟子们搜集整理。后来，文稿传到王通之弟王凝手里，又经过一番搜集整理，再传给王福畤，最后的整理是在王福畤手里做的。几经转手，几经整理，事实不准确的内容可能就多了。
当贞观十年，《隋书》的纪传部分完成，王通的子弟们发现里头没有《王通传》，他们是不可能心平气和的。而魏征、房玄龄等又是故人，居然不肯为王通主持公道。激愤之下，王凝、王福畤等人难免会产生报复心理。
本来，谁是学生，谁是朋友，谁只有一面之交，谁只通过信，谁根本不认识，事实差不多是清楚的。但在报复心理的驱使下，王凝和王福畤在编辑《中说》时，干脆一概而论，所有和王通有过交往的人，受过王通指点的人，全都定为门生。甚至把一些接待过王通，有过三言两语的长辈，也拉扯进来。
因为激愤，因为采自传闻，则失实的、矛盾的内容也就多了。
当然，由于魏征等大臣们，地位高，权势大，王凝和王福畤惹不起人家，不敢公开传播《中说》，只在家里泄泄私愤而已。过了许多年，人事变迁，这本《中说》才流布人间。
虽然作伪不太道德，但伪托一向也是中国古书的传统，并不值得奇怪。正是由于王氏子孙的努力，这本真伪参半、漏洞百出的《中说》，才保留了王通的主要思想，并流传到后世，供后人学习借鉴。
除了在编辑《中说》时发泄私愤，王氏子弟还有一些正面的报复。
《新唐书王勃传》记载，王勃六岁就“善文辞”，九岁时读到颜师古的《汉书注》，认为错误不少，就作了一篇《汉书指瑕》指摘、批评颜师古的错误。王勃早慧是事实，但一般而言，早慧的儿童可能就是识字早，背书快，或者反应灵敏，能作一些文学性强的诗词短文等。《汉书指瑕》有一定的学术性，九岁的王勃似乎不大可能主动去撰写这个。我觉得，这篇《汉书指瑕》是出于王勃父亲王福畤的授意和指导，其用意是给颜师古难看。
另外，《新唐书许敬宗传》记载，参与编撰《隋书》的许敬宗死后，因为生平有丑行，被太常博士袁思古定了个“缪”的恶谥。许敬宗的孙子不服，说袁思古与许敬宗有私怨，皇帝下诏命令太常博士重议，王福畤此时正当着博士，他站出来坚持原议，说：“何曾忠而孝，以食日万钱谥缪丑，况敬宗忠孝两弃，饮食男女之累过之。”皇帝毕竟还是偏向许敬宗，让尚书省参与进来，给许敬宗改谥为“过而能改”的“恭”。王福畤在史书上只留下有限的几条记载，这次的直言便是重要的一条，很难说他没有报复许敬宗的意思。
九、受压制其实也算一种光荣
综合前文，唐朝初年，朝廷为了团结大多数知识分子，也为了打好文化基础，在文化政策上比较保守和复古，尊孔颜，尚经学，颜师古、孔颖达等经学家受到重用，而比较新潮的王通思想则在公开场合受到了压制，其人、其书几乎堙没无闻。
但是，我们也没有必要非为王通抱屈，唐朝初年受压制的儒家，并不是文中子王通一个。被李世民送进孔子庙堂配享的21名儒家中，著名的孟子、荀子、董仲舒、杨雄等人都没有躬逢其盛，和王通一样被忽略了。这且不说，更著名的周公，不也被李世民从国学的庙堂里撤出来了吗？诸子之学都不受重用，王通受压制，正好可以与诸子为伍，这也算一种光荣啊！
（参考资料：尹协理、魏明《王通论》；汪吟龙《文中子考信录》；《二十四史简介》；邵博《邵氏闻见后录》；《隋书》《旧唐书》《新唐书》等。）
孔子集语 孙星衍
<font size=5>《孔子集语》</font>者，阳湖孙观察星衍字伯渊所撰也。孔子修百王之道以诏来者，六经而外，传记百家所载微言大义，足以羽仪经业、导扬儒风者，往往而有。其纂辑成书者，梁武帝《孔子正言》二十卷、王勃《次论语》十卷，皆不存见。存杨简《先圣大训》十卷、薛据《孔子集语》二卷、潘士达《论语外篇》二十卷，而薛书最显，不免挂漏。近人曹廷栋，又为《孔子逸语》十卷，援稽失实，不足论。<br>
嘉庆辛未岁，观察引疾归田，惜儒书之阙失，乃博搜群籍，综核异同，增多薛书六七倍，而仍名之为《孔子集语》者，识所缘起也。其纂辑大例，《易十翼》、《礼小戴记》、《春秋左氏传》、《孝经》、《论语》、《孟子》，举世诵习，不载。《家语》、《孔丛子》，有成书专行，不载。《史记》孔子世家、弟子传，易检亦不载。其余群经传注、秘纬、诸史、诸子，以及唐宋人类书，巨篇只句毕登，无所去取，皆明言出处篇卷。或疑文脱句，酌加按语，或一事而彼此互见，且五六见，得失短长，可互证得之。<br>
逾年，初稿成。又二年，属其友人乌程严可均，略仿《说苑》体裁，理而董之。覆检群书，是正讹字，更移次第，增益阙遗，为十四篇：<a href=#1>劝学</a>第一，<a href=#2>孝本</a>第二，<a href=#3>五性</a>第三，<a href=#4>六艺</a>第四，<a href=#6>主德</a>第五，<a href=#7>臣术</a>第六，<a href=#8>交道</a>第七，<a href=#9>论人</a>第八，<a href=#10>论政</a>第九，<a href=#11>博物</a>第十，<a href=#12>事谱</a>第十一，<a href=#14>杂事</a>第十二，<a href=#15>遗谶</a>第十三，<a href=#16>寓言</a>第十四。篇各为卷，<a href=#5>六艺</a>、<a href=#13>事谱</a>、<a href=#17>寓言</a>卷大，分为上下，以十四篇为十七卷。劝学等篇，与正经相表里。遗谶不醇，寓言盖依托。乃雕版于金陵，公诸后世。 ──严可均为之序<p>卷一 劝学一<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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