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边塞诗的类型 岑参的边塞诗
边塞诗歌以不同的类型反映战斗战争、建功立业、边塞生活、西北风情、边关与内地的离别相思等等为内容,在我国文学史上源远流长.特别是盛唐时期的边塞诗歌更是达到了一个历史性的高度。
一、盛唐边塞诗的基础
唐代经历了一个由初时的天下甫定到称雄中华的兴盛历程,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文治武功的辉煌时期,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呈现出了一派生机盎然的盛世景象。国家政治和经济的开明昌盛,以及军事力量的强大,是形成盛唐边塞诗歌的根本原因。同时,新的时代理想不断改变着唐社会的审美情趣,使其成为艺术沿革的内在动力。如初唐四杰,陈子昂所倡导的诗歌革新运动推动和促进了文学思潮的发展。另外,盛唐的人们憧憬未来,渴望实现不平凡的人生,这是任何一个朝代都无法比拟的特点。此外,还与诗歌本体演进的需要有关。一是在诗体形式方面,近体诗的精神占据了统治地位,其二,则是需要实现对于六朝绮靡文风的反拨,从而展示盛唐诗歌的那种阔大恢弘的胸怀境界。前者之于六朝,是个顺承的关系,后者则是逆向的反拨。初唐在接纳近体诗格律的同时,呈现着对于六朝绮靡风格的反拨过程。这种反拨,首先表现在对于雄奇诗风的有意追求。从这个视角来看,边塞诗就不仅仅是唐人疆土阔大的外在表现,而且成为初唐盛唐诗歌批判唯美诗歌思潮的有力武器。以上种种说明唐初的诗歌以雄放的境界奠基了其后的盛唐之音。
二、盛唐边塞诗的类型
﹙一﹚三王短篇乐府边塞诗
盛唐边塞诗,首先出现在盛唐边塞诗坛的,是以王昌龄、王翰、王之涣为代表的一派。三王边塞诗的共同特点:其一,是他们的边塞诗都创作得较早,大约都是天宝初年之前的作品。其中王翰是天宝之前的诗人,王之涣生于公元688年—742年,王昌龄的生卒年则约略是公元698年-756年,但王之涣与王昌龄的边塞诗作均见于《国秀集》,因此,也都是天宝三年之前的作品;其二,此三人的边塞诗作,其主体部分都与音乐有关。王之涣边塞诗的代表作《国秀集》题作《凉州词二首》,其一就是"黄河远上白云间"。这是开元天宝时新起的乐章。《唐语林》卷五载:"天宝中,乐章多以边地为名,如《凉州》、《甘州》、《伊州》之类是也。"王之涣这首名篇,是为"开元天宝时新起的乐章""凉州词"所填写的歌词。王翰的《凉州词二首》,也是如此。而王昌龄的边塞诗,则多用《出塞》《入塞》等乐府。《晋书•乐志》曰:"《出塞》《入塞》曲,李延年造。"唐又有《塞上》《塞下》曲,盖出于此。后来者如李、杜、王维,包括高适的《燕歌行》等,虽然也沿用乐府旧题,但并不是真正意义的歌词,而是拟乐府的诗作;其三,他们主要以短小的诗体形式来表现边塞题材,尤其是其中的代表作,基本都是七言绝句的形式,以一种极富概括力的表达形式来表现边塞题材,场景阔大,情调或是激越昂扬,或是遐想的凄美,或是虚构的悲凉慷慨,是这一代边塞诗的共同审美特征。以王昌龄边塞诗为例,记载王昌龄的生平史料中,并未见他有边塞生活的经历记载,
王昌龄边塞诗的特点首先是诗体形式多为绝句,他现存诗180多首,其中尤以七言绝句最负盛名,被誉之为"中兴高作",而他的七言绝句又是以边塞、从军为最著名,如《从军行七首》,《出塞二首》等。由于选择短小的绝句式和乐府歌词,它也就必然地使用了高度概括的意象式写作,如《从军行•其四》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以边地地名"青海""雪山""玉门关"连缀铺写,青海与玉门东西相距数千里,正是这种概括写作的结果,但倒因此制作了空前阔大恢弘的诗体想象空间。"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唱出了盛唐的高音。
﹙二﹚ 高适的歌行边塞诗
边塞诗到盛唐初期三王开元时代的短篇乐府边塞诗,再到盛唐中后期高岑的七言歌行式的长篇边塞诗的转型。高适的歌行边塞诗,正是这种转型的关键。高适(约702-765)之边塞诗,可以名篇《燕歌行》为代表,开始对边塞题材进行一种有意的创作。它既有开元时代概括性写作的特征,又是对多年边塞生活经验积累的升华与创造。关于《燕歌行》的写作时间,从其诗题序来看,是由于开元二十六年有客作《燕歌行》,高适"和焉",《河岳英灵集》和《文苑英华》是"开元十六年",则写作时间更早一些,在开元二十六年(或十五年)到天宝十二载之间,是在三王之后和岑参之间。关于此诗的写作背景,多有认为是写张守珪守瓜州之事,事情原是发生在瓜州,但张守珪已经转官幽州长史兼御史中丞,因此,他的诗序中称"御史张公",而诗中地名也就都在幽州了。瓜州是古西戎地,在今甘肃敦煌,西部题材与东部幽州结合来写,这就更具有广泛意义,但也就同时缺乏岑参所写实地边塞的鲜活性。其实,高适此诗写成东部背景,更与高适早年曾有蓟门、卢龙一带的游历经验有关。高适写有《蓟门行五首》,《蓟中作》等,此诗篇中也出现"碣石""蓟北"等地名,正是这一生活经历的痕迹。
﹙三﹚ 岑参代表的真实边塞生活的写作。 岑参(约715-770),天宝三载(744)登进士第,天宝八载第一次出塞,在高仙芝幕府掌书记,第二次出塞是在天宝十三载,充安西北庭节度使封常清判官,大量优秀边塞名篇的写作,大都在这个时期。岑参已经在天宝三载登进士第,并授右内率府兵曹参军,以后,却仍然两次从军边地,这正是盛唐时代的典型表现。真实的边塞军旅生活,成就了岑参边塞诗大师的诗史地位,也造就了岑参边塞诗的种种艺术特质。岑参在诗体形式方面,不再以七言绝句为主,而是承续高适的《燕歌行》而来,广泛使用七言歌行的形式,并且将这种歌行体运用得炉火纯青,恰到好处地将这种诗体与边塞风物、边塞语言打造为一体,达到水乳交融的境地。岑参之少用绝句而多用古风歌行,是由于岑参的丰富边地生活经验,使他有使用不完的奇异场景、奇异感受需要描写和表述。岑参的边塞诗作,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等都是在真人、真地、真事、真情、真感中写作的,故而能有"奇才奇气,风发泉涌"的艺术效果。如"胡天八月即飞雪""千树万树梨花开""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这是描写西域边地的气候之奇,风雪之奇,"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这是描写西域风土人情之奇,"君不闻胡笳声正悲,紫髯绿眼胡人吹。吹之一曲犹未了,愁杀楼兰征戍儿。"(《胡笳歌送颜真卿使赴河陇》),这是写胡人之奇,胡笳之悲。此外,还有表现热海火山的炎热,胡国的白草,苍茫的湖沙,疾驰速度过于天鸟的骏马,边漠上所见奇特的夕阳和明月,以及"如点"的寒驿,互望的边烽,由此构成奇异的边塞画图长卷。
﹙四﹚王维为代表的边塞诗 从三王到高、岑,都可以说是以边塞诗为闻名于世,故以上三类,都可以说是纯粹的边塞诗人,此外,还有一些大诗人,如王维、李白、杜甫,都是盛唐时代的佼佼者,他们作为盛唐之音的主要演奏者,也不可避免地加入到边塞诗歌的合唱之中。王维的边塞诗又可以分为几种类型,一种是王维赴边塞生活之前的作品。如《李陵咏》是歌咏历史的人物,写李陵"少年成壮士,长驱塞上儿。深入单于垒,旌旗相列向。箫鼓悲何已,日暮沙漠陲。战声烟尘里,将令骄虏灭。"由于没有到过边塞,所以,便极力使用"箫鼓""沙漠""战声"等带有边塞意味的字样来极力渲染战争的气氛;而《老将行》则充分使用七言歌行自由奔放的诗体形式,娓娓道来:"少年十五二十时,步行夺得胡马骑。射杀山中白额虎,肯数邺下黄须儿。一身转战三千里,一剑曾当百万师。.....莫嫌旧日云中守,犹堪一战取功勋。"与《李陵咏》相比,《老将行》值得关注的,首先是以诗体形式塑造了一位鲜活的、栩栩如生的老将形象,其形象比之李陵更为细腻生动,全诗三个层次,也转折了三波,写出了当年的神勇,弃置后的无奈和现在未泯的豪情。边塞战争实地经验的不足,是依靠大量使用对仗和典故来加以弥补。叙事的情节和细节描写由对偶和典故加以补足完成。
开元二十五年(737)三月,王维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奉使出塞宣慰,在西部边塞有过短暂的边塞军旅生活,也写出了一些优秀的边塞诗作。王维的这种边塞经历,不同于岑参式的长期边塞生活写作,他是以中央使节的身份来宣慰边塞将帅,所以,比较岑参而言,他没有岑参艰苦卓绝的生活磨砺,也没有边塞题材的种种细节,而是一种愉悦的、体验式的边塞军旅生活,于是,形成盛唐边塞诗的另一类。其中《陇西行》虽为古风体,使用乐府旧题,但诗人并未滥用古风体篇幅不限的权利,而是截取匈奴突至包围酒泉而关山飞雪,烽火无烟这样的一个特殊场景写作,先写走马扬鞭的紧急场景,再补充都护军书的内容,再倒叙补充气候恶劣的原因,三层倒叙,写出边塞军情的一个片断场景。
王维的边塞诗最有特色的,还是使用近体诗形式的边塞诗,尤其是五言律诗的形式写作的边塞诗,如名篇《使至塞上》意象凝练,既是眼前之景,又是高度概括的想象创造的画面。王维的这类边塞诗,既不像是岑参表达某种奇异的感受和从军边塞的豪迈和困苦,也不如同后来李、杜那些来表现某种深刻思想的边塞诗作。
﹙五﹚李白杜甫为代表的边塞诗 李白、杜甫的边塞诗可谓盛唐边塞诗的第五类。李、杜都有一些边地生活的实际经验,但又不同于岑参式的和王维式的,他们都以非军旅人员的身份而经历边地军旅生活,李白曾经主动地孤身到幽州一线踏勘。李、杜边塞诗的共同特点,是他们都以诗人之心体验战争,书写战争的苦难,以边塞战争题材来指陈时弊,抒发自己的政治思想。李白《战城南》使用汉乐府诗体,或五言,或七言,或杂言,整齐间杂散句,形成古今两种诗体节奏的变换之美和诗文之间的审美张力。李白的《古风第十四》,是另一种类型,使用五言古诗的形式,但同样是倾诉战争的苦难:"胡关饶风沙,萧瑟竟终古。......荒城空大漠,边邑无遗堵。..三十六万人,哀哀泪如雨。......李牧今不在,边人饲豺虎。" 杜甫的边塞诗更是进一步用来记载历史,阐发自己的军事思想。杜甫的《前出塞九首》:"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其一),明确提出开边究竟有何意义的问题,是对皇帝和朝廷的忠谏;"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其五),此首杜甫较为全面地提出自己的军事思想,首先是"擒贼先擒王"的具体的军事思想,其次,提出"列国自有疆"的各自尊重历史,保持现实和平的思想;再次,指出"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的军备目的在于防范战争的思想。这些无疑都是可贵的。《后出塞五首》则有具体生动的边塞战争画面,是杜甫军事思想的意象写照,当然,也有"古人重守边,今人重高勋。岂知英雄主,出师亘长云。……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其三)的豪迈,是杜甫军事思想的另一个侧面。豪迈中仍然潜含着对于"今人重高勋"的无奈,是无奈中的豪情.不难看出,盛唐边塞诗从岑参式的立功疆场、投笔从戎,再到杜甫式的记载战争,指陈时弊,由豪迈而到悲壮沉郁。盛唐边塞诗,经历了一个完整过程,边塞诗的诸多种类一一上演,而边塞诗的历史使命也就得到了阶段性的完成。
三、盛唐边塞诗的本体意义:其一,盛唐边塞诗人,如高适,岑参乃至王维、李白等,或有主动的从军行为,或有快意的边地壮游经历,或是对边塞战争给予主动的关注.其二,就诗体形式而言,盛唐边塞诗的诗体形式更为多样,如王昌龄等擅长使用七言绝句作乐府歌词,一诗一意,高度凝练,高适的《燕歌行》使用拟乐府古题七言歌行体,岑参的七言歌行如《走马川行》融合柏梁体,"句句用韵,三句一转",营造出奇特的审美效果,王维最为有特点的则是多用五律的形式写作边塞,李白多使用古风体,不一而足;其三, 盛唐的边塞诗人写出边塞的特异,写出豪迈之气。
盛唐的边塞诗意境高远,格调悲壮,像雄浑的军号,一声声吹的历史都热血沸腾。盛唐的边塞诗人视野开阔,胸怀激荡,充满了磅礴的浪漫气质和一往无前的英雄主义精神。他们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充分体现了盛唐精神,是古代诗坛上绝无仅有的奇葩,是后世诗人可望而不可及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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