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于是，噶礼将二诗全文抄录，逐句批注，附加上严重的谋反情绪。例如“代谢已怜金气尽”本是讲秋天的衰飒气象，而噶礼却说“金气”是指大清的气数，陈鹏年则借指大清气数将尽。“一任鸥盟数往还”的“鸥盟”本是诗人常用词语，与鸥盟往还，就是向往退隐生活的意思。噶礼却说，这是暗指在台湾反清的郑经（郑成功的儿子）政权，陈鹏年是要和他们往还勾结。其实，陈鹏年写这诗时，施琅早已把台湾收复了。其他各句，噶礼也用类似的方法分析批注，以为这次铁案如山，肯定能把陈鹏年整死。
在此之前，陈鹏年曾有一次狱祸。其在江宁做官时，因得罪了两江总督阿山下狱，江宁商民因此罢市，句容生童焚烧试卷罢龘考，百姓填街塞户争送酒菜，并愿代其受罪。康熙帝亲自下旨予以昭雪。这是陈鹏年第二次含冤（第一次什么时候）入狱，百姓又纷纷设法营救。康熙听说后，并没有接受噶礼的诬告，认为“诗人讽咏，各有寄托，岂可有意罗织以入人罪？”因此，陈鹏年逃过了这一关。出狱后，陈鹏年将《虎丘》二诗抄录成幅，并且题跋注明事件的始末。前后历时四年的“虎丘诗案”告结。此案成为清朝历史历史上著名的文字狱案例。
康熙朝的文圌字圌狱并不多，“文jìn稍宽”是学人对他的评价。确实，如康熙也像其后人雍正、乾隆那样，那清初的那些思想大家如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等早被抄圌家miè族了，要么根本不可能进行什么研究。但“文jìn稍宽”不是说文jìn不存在，如果触到了统圌治者的痛处，一样会有大祸临头。戴名世《南山集》案就是一例。
康熙五十年（1711），都察院左都御史赵申乔检圌举当朝名士，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妄窃文名，恃才放圌荡。前为诸生时，私刻文集，肆口游谈，倒置是非，语言狂悖”。康熙命xíng部查处。于是一场文圌字大圌狱就此开幕。
那么，该文圌字大圌狱的主角戴名世是何许人也？我们可以先来看看《清史稿》中的戴名世传：“戴名世，字田有，桐城人。生而才辨隽逸，课徒自给。以制举业发名廪生，考得贡，补正蓝旗教xí。授知县，弃去。自是往来燕、赵、齐、鲁、河、洛、吴、越之间，mài文为活。喜读太史公书，考qiú前代奇节玮行。时时著文以自抒湮郁，气逸发不可控御。诸公贵人畏其口，尤忌嫉之。尝遇方苞京师，言曰：“吾非役役qiú有得於时也，吾胸中有书数百卷，其出也，自忖将有异於人人。然非屏居深山，足衣食，使身无所累，未能诱而出之也。”因太息别去。康熙四十八年，年五十七，始中式会试第一，殿试一甲二名及第，授编修。又二年而南山集祸作”。
戴名世与康熙同月同曰生，但比康熙大一岁。他是个从小十分聪明的人，六岁从塾师学xí，五年后即精通四书五经，以后更是探研经史百家。后因“家世零落”，“恒产尽失”，二十岁即课徒养qīn。以后的行状如《清史稿》所言。戴自三十四岁后即游历“燕、赵、齐、鲁、河、洛、吴、越之间”，这其实也效太史公之“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之所为，大约从此时戴就有凭一已之力，成一代之史（明史）的雄心。这在戴的《孓遗录》一文中表露无遗“（康熙）方宽文圌字之jìn，欲成一代之史”。在游历期间，戴的文名也随之满天下。
戴名世才气横溢，自不免有些恃才傲物，“酒酣之时，吁嗟咄喳，旁若无人”，见王公贵人，最多不过一揖而已，因而也得zuì了一些贵人。但说戴有反清思想也是不确的，戴早年或有对清的低触情绪，但后来见天下太平，囯圌家全盛，不可能对他没有触动，他后来能去参加科考，就表明了其对清的认同。他要修明史，不过是出于一个知识分圌子的使命感，他认为修一部信史可以“以期无负盛世”，“报效囯圌家”。
戴名世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从苏州进北圌京，考圌中举人。四十八年（1709）参加会试，中第一名贡士，殿试获一甲第二名进士（俗称榜眼），被授翰林编修，参与编篡明史。应该说，青年时即有心修明史的戴名世至少部分得偿所愿。但不期shā身之祸也正由此时种下。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按戴名世的文名及会试第一的成绩，大家都以为戴理所当然地会成为今科状元，但不料状元竟为一无名小子赵诏熊所得。赵诏熊何许人也，他就是后来首告戴名世的赵申乔之圌子。赵申乔，字慎旃，jiāng南武进人。康熙九年进士。为guān廉洁且颇有德zhèng，深为康熙所重，此时guān都察院左都御史。既然状元出乎众所意料，大家不免有些清议，认为可能是赵申乔作了手脚的结果。但平心而论，此事更可能是康熙有圌意为之，因为状元都是钦点，以康熙之精明，赵申乔不可能cāo圌nòng他；且赵申乔颇有cāo守，未必肯为此等无圌齿之事。可能是戴名世一向狂名在外，康熙故有圌意压压他的傲气耳。但无论如何，赵、戴就此结怨。
五十一年（1712），xíng部上奏康熙，查实戴十年圌前刊印的一本叫《南山集偶抄》的书中“悖逆”之处有：《与余生书》一文中录有南明三王年号，并将南明与蜀汉、南宋相比，认为未可以伪朝视之。在另一文《与弟圌子倪生书》一文中提到清开端应为康熙元年，顺治朝不得为正统。《南山集》中尚记有以下内容“….（太子）徒步至前嘉定伯周奎家。奎，太子外祖也。是时，太子秭长公主，栖于奎家，相见掩面器。奎举家拜伏称臣。已而奎俱祸，言于guān曰：‘太子不知真伪，今在臣家。奎不敢匿也’。因召群臣识之。或言为真，或言为伪，谓真者皆sǐ。太子后shā于狱中”。
《南山集偶抄》为十年圌前戴之门人尤云鄂所刊印，南明三王年号及事迹是戴从方孝标一书《滇黔纪闻》处抄得。方家的与戴齐名的一个大名士方苞为此书作序。这使此案一下又牵涉到了另一大家族——安徽桐城方家。
方孝标，别号岗楼，安徽桐城人，顺治六年(1⑥49)进士，曾guān弘文院侍读学士。1657年“南闱科场案”发，因其弟方章钺卷入其中，“方章钺……俱著责40板，家产籍没入guān，父母兄弟妻子，并liú徙宁古塔”。三年后，康熙即位大赫天下，方家得回故里。
康熙9年，方孝标游历了一次滇黔，回来后追记成书，名曰《滇黔纪闻》。书中记录了永历帝在滇的覆圌miè，南明的忠义之士、遗民的事迹，李定囯北伐等史事。
xíng部原拟对此案以“大逆”论处。这样戴名世将被凌迟处sǐ，其三代以内直系qīn属十六岁以上者将被立斩，十五岁以下者及女眷将发边或作功臣奴仆。为《南山集》作序者方苞等人将处绞xíng。同时与此案有涉的方孝标家族也将被一并治zuì。
康熙却没有对此立即处理，因为即使按《大清律》，此案也够不上“大逆”的zuì名。康熙其实对此案中的所谓“悖逆”文圌字并不十分在意，因为如果以此为标准，则康熙朝那些明之遗老王夫之等人的文圌字有又当如何？如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的“（对付夷狄）shā之不能为不义，诱之不能为不信”等等简直是叫人造圌反，但康熙都视若无睹，独不能轻放此案乎？但康熙最终还是没有放过此案，只是从轻论处。
罗圌织zuì名莫圌须圌有
康熙帝令xíng部严察审明。zhèng圌治问题的zuì状是无限上纲罗圌织升级的，书中凡是南明zhèng圌泉年号、事迹，liú露民圌族感情的地方，都成了反清铁证，并且还牵连到《滇黔纪闻》的作者方孝标。
那时，一人犯谋逆大zuì要株圌连九族。xíng部给戴名世定的是“大逆”zuì，依fǎ凌迟。方孝标早sǐ，应戮shī锉骨。他们的祖、父、子、孙、兄弟及伯叔父、兄弟之圌子，十六岁以上的都要shā头；母、女、妻妾、姐妹，子之妻妾，十五岁以下子孙、伯叔父兄弟之圌子配给功臣作奴婢。方苞为逆书作序，也要shā头，因李光地说情，免sǐ。龙云鄂自首，将其妻、子发配宁古塔。编修liú岩知情不报，革职，着与其妻充jun三千里。
《南山集》一案牵连数百人，可又找不出诋圌毁本朝的片言只句，连皇帝也认为连累太众。他不想用这么多人的鲜xuè染红即将来临的六十岁庆典。于是开恩将戴名世一人减xíng砍头，其余皆免sǐzuì，有的送往黑龙jiāng，有的配入旗籍为奴。尽管如此，《南山集》的沉冤，仍然是清朝在思想领域镇龘压异端的一个典型。
三、汪景琪之狱
专制朝廷中党争之祸不胜枚举，戚宦之争是最残酷的表现形式，遭杀身之臣不计其数，此外士宦之争、士戚之争亦是伴随王朝政治的始终。士便是通过科举或是之前朝代的非荫蔽之途步入官场的文人集团，士是专制王朝中的技术官僚，内儒外法是其理论根本，治国、平天下是其政治目标，但士人之间的党争则是最常见的，党同伐异是党争所表现出来的弊端，导致政令掣肘，王朝利益受到损伤，党争既是双刃剑便也并非只有祸患，党争双方都可以借民生、家国之意而消弱有害于民众的政策推行。关于党争，著名的如汉代的戚宦之争、唐代的牛李党争、明代的东林党祸。宋代元佑党争更是著名，但著名的却是争权夺势之下没有杀戮，有宋一朝因党争而遭杀身的士人鲜见，算是为中国的技术官僚集团挣得了一点亮色。
满清入关后，党争之弊亦不可避免，臣党的壮大自然影响帝王的集权统治，作为雍正初几年的年羹尧党与隆科多党自是雍正的心腹大患，此二人协助雍正夺得并巩固帝位，结私营党培植自己势力在所难免，然而我想此两党都不会不晓得勾党结私将导致引火自焚之势，可是形式发展到一定阶段想抽身“势”外都难，正所谓身在庙堂，身不由己。
狂狷之士汪景琪就是因年党之祸而遭杀身，也正是由于汪景琪的《西征随笔》给年羹尧更罗织了一层罪名，不过汪景琪在年的幕府中也预感到己文有遭祸之嫌，但他历来愤世惯了，自比弥衡，因而倒也坦然。
汪景祺，浙江钱塘人，原名日祺、字无己、号星堂。钱塘与绍兴相邻不远，兴许是受绍兴师爷做幕僚的盛名在科场失意后游历也索然无味后竟然选择加入了年羹尧的幕府。汪家也是书香世家，其父汪霖乃当朝的户部侍郎，其弟也官为礼部主事。从汪景祺的《西征随笔》可以判断此人恃才傲物、狂放不羁、愤世嫉俗，算得上是个狂士。以汪的才学若是执意科场定也会有所斩获，加之其父、其弟都在朝中为臣想不是难事。兴许正是应了性格决定命运那话，因其在别人眼里有狂悖之名因而别人也不大愿意乐于助他，好在他也无意仕途，因而游历山水在市井间讨快活。当其五十三岁时候，西上长安，遍游陕西风物，大概在此时可能花费太多，囊中羞涩，于是到了年羹尧的麾下做了书记官。年羹尧此时正春风得意，骄狂不可一世，根本想不到他的主子雍正早想将其除之而后快。年羹尧不会不晓得汪景琪虽具文才，但行为乖张，语多悖狂，然而年羹尧此时声势正隆，自然也不以为意。《西征随笔》中有些篇幅是抨击官场黑暗、议论时政、抒发一己治国见解的。更多的文字是记述西北风物、民间传说以及风流脂粉等内容。在此书中汪景琪也多有表怀自己多舛命运的文字，这些文字或悲怆或嘻笑怒骂，无不直抒胸臆，他道：青春背我，黄卷笑人，意绪如此其荒芜，病躯如此其委顿。间关历数千里，贫困饥躯，自问平生都无是处……这些感怀给人感觉颇有魏晋文风。他又道：谓悠悠斯世，无一可为友者。骂坐之灌将军，放狂之弥处士……表现出其狂放之处。其中关于抨击时政的文字，有这样的话，他说，“功臣不可当，皇帝挥毫不值钱。”，这话搁在宋代兴许不致遭罪，即便遭罪也能保命，但是在满清帝王们个个刚愎，此言必定遭罪。他也知道这样所为可能为自己遭来杀身之祸，但他说：意见偏颇，则性之所近而然也；议论乖戾，则心之所激而然也。率性而言的畅快之情泛溢，然而他面对的是更加乖戾的雍正皇帝，杀身似乎已经是命中定数。
年羹尧倒败后，杭州将军鄂弥达、浙江巡抚福敏从年羹尧家中查抄出汪景琪的《西征随笔》，读后，觉得此书也是邀功的物证，摘抄出其中悖谬讥谤朝廷之语写成奏章发给雍正，雍正看后大怒，大骂汪景琪讥讪本朝圣祖，悖谬狂乱竟至如此，恨恨说，可惜看到它晚了，否则早就拿来凌迟处死以解朕恨。
年羹尧的案子本来就纷纭繁复，牵连甚多，而汪景祺的《西征随笔》又给年羹尧罗织了一项罪名，便是：年羹尧见浙人汪景祺《西征随笔》诗词讥讪，其中《功臣不可为论》大逆不道，语多狂悖，不行劾奏。
汪景祺此书引得帝王龙颜大怒，雍正当下即命刑部议其罪名，罪名自然也无非就是“照大逆不道律斩立决”。汪景祺被斩，其家属也跟其遭殃，老婆发配宁古塔与披甲人为奴，三代以内亲戚有功名的革功名，有官职的革官职，一律发配黑龙江。五服以内的亲戚在任为官或者候补为官的也一律革职，着令本地地方官严加约束。
古代的律法之所以残酷就是这株连一项，个人行为杵逆了当朝无不株连到族亲甚至邻里，这种惨绝人寰的世间悲剧在有清一代的文字狱中遭受株连的无辜之人太多太多。康、雍、乾三帝缔造了所谓的“康乾盛世”，“永不加赋”也被百姓乐道，然而这三帝打造的系列文字狱案犹如帝国身上的暗疮，让人恶心，令人发指。
四、“维民所止”无来由，慎行之祸复嗣庭――查嗣庭案
标题这蹩脚的两句意思是说野史或者传说查嗣庭案乃是因为出了“维民所止”一题，但这个传说并非史实，故说其无来由；查慎行本是查嗣庭的哥哥，康熙年间因《长生殿》案牵连受到过打击，而悲哀的是他的前车之鉴尚还辙印清晰，做弟弟的查嗣庭便因江西乡试案搞得家破人亡，使他再次受到牵连，差点再一次掉了脑袋。
香港传记作家冷夏先生在其《金庸传》中所表述的由金庸先祖查嗣庭所导引的文字狱案的表述是错误的。《金庸传》的说法是雍正四年（1726年）查嗣庭主持江西省试，出了一道考题：“维民所止”。这本来是《诗经》里的一句话，但有人却向雍正诬告说：“维”、“止字乃是“雍正”两字去掉上半截，岂不是要暗示砍掉雍正的头吗。这种说法根本不符合史实，纯属无稽之谈，虽然案件并非“维民所止”而导引，但是多少与这个词因拆字后引申出来的意义有些关联。
浙江海宁自古以来就是学风兴盛之地，自大清一统华夏以来，更是人才辈出。清初就有本地儒生陈世琯师事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位集儒家思想大成者的黄宗羲，同时黄又是可以与法国卢梭齐名的有着现代民龘主思想意识的的思想家。这个陈世琯便是金庸小说《书剑恩仇录》附会民间传说的乾隆的生父。嘉庆、道光年间出生、生长在海宁的学术大家还有勤于经史的周广业，专于校书的吴骞,专精义理的沈维峤等，清末的国学大师王国维亦是海宁人，民国有诗人徐志摩、军事家蒋百理。
海宁查家，是当地首屈一指的望族，最具势力的书香门第，在查家的宗祠有康熙皇帝亲笔御书的对联：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
清初的查家家势正隆，查嗣庭在未涉案前做到礼部侍郎，查嗣庭的哥哥查嗣链便是大名鼎鼎的大诗人查慎行，这查慎行因《长生殿》案牵连本就受过打击，因而改名慎行，而这个慎行并没有给弟弟起到警示的作用，反而因查嗣庭案差点掉了脑袋。即便是做到了谨言慎行又怎么样呢，做为臣下的又如何完全能掌握了帝王的秉性呢，俗话说，伴君如伴虎，既然身在庙堂，就随时要准备为主子奉献出脑袋的。
查嗣庭（1664――1727），字润木，号横浦，康熙四十五年进士，入选翰林院庶吉士，康熙四十八年受翰林院编修。康熙五十六年查嗣庭做河南学政，此后历任侍讲、侍读、侍讲学士。雍正元年由权臣隆科多举荐任内阁学士，并命在南书房行走，雍正三年被保举为礼部左侍郎，达到人生仕途的顶峰。
雍正四年九月，清王朝中以勤政、残暴且有些心里变态著名的雍正帝亲自翻阅该年六月由查嗣庭主持的江西乡试的试卷，在翻阅中，雍正发现查嗣庭所出的试题有诸多悖谬乖张之处。这被雍正皇帝看出悖谬乖张之处的是如下部分。
介绍之前，先来说说清代的乡试，清朝乡试，以三场为一考，第一场考四书共三题，和五经共四题，第二场考论一题、判五题、表一题；第三场考经史时务策论共五题。
首先，查嗣庭出的试题中四书首题是：“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这雍正帝也是博学四书五经的人，且有着他独到的认知，他认为：“夫尧舜之世，敷奏以言，取人之道，即不外乎此。现在以制科取士，非以言举人乎，查嗣庭以此命题，明显与社稷取士之道大相径庭，岂不悖谬。”雍正认为这是对朝廷举荐人才的政策的枉自讥诽。
其次，四书三题：“山径之蹊间，介然用之而为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矣。”，雍正帝指出，这样的试题根本无所指，辩答起来一点意义也没有。
再次，《易经》次题：“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三题：“其旨远、其词文。”；《诗经》四题：“百室盈止，妇子宁止”。雍正帝把这三题联系起来，认为这同去年被自己诛杀的汪景琪的《历代年号论》一样，是诅咒自己年号“雍正”有一止之象，引前朝年号如正隆、正大、至正、正德等年号凡有正字者皆非吉兆。今查嗣庭所出经题，前用正字，后有止字，而《易经》第三题用“其旨远，其词文”，是其寓意，前后这么一贯联，显然与汪景琪的悖谬之语相同，（汪景琪同时与年羹尧案亦有牵连）。
第四，表题“哀察”，令作谢表。雍正说：“查嗣庭所出二场表题，与体不合。哀察系朝廷大典，五年举行一次，令作谢表，不知为何人称谢？原先查嗣庭告假回江南，及其回来时，奏称途中不见一客，唯于淮关与庆元相会。及其（京察）上自陈本时，将此情节叙述，自认欺罔之罪。朕将此本与九卿观看，九卿皆请将其革职，朕宽恩令其删改再奏。后因此降其职，朕从宽令其留任。今以哀察命题，其不是心怀怨望而出此题乎？！”。查嗣庭起初为官时一番风顺，但是做到礼部侍郎后却屡犯错误，多遭挞伐，雍正元年九月以失仪事部议罚俸六个月，奉旨以记录抵消；十一月以遗漏仪注事降二级调用，又以错误仪注事再降二级调用，但是均奉旨从宽留用，雍正四年三月出外京察，回来后自陈“学问空疏，才庸短潜，徒遭际遇，存列清华，感激有心，报效无力”，奉旨交吏部、督察院察议具奏；四月，部议“察嗣庭补受礼部侍郎未及一年，屡此降罚，应照才力不及例降二级调用。”……雍正帝是因此怀疑查嗣庭因屡遭降罚而怀恨在心，有意以哀察为题表述不满。
第五，三场策论题内有“均犹腹心，臣犹肱骨”之语。雍正说：“夫古人谓君犹元首，而肱骨、腹心皆指臣下而言。今策问内不称元首，是不知有君上之尊矣！”。
第六，策题内有“勤始怠终，勉强自然”之语。雍正认为：“盖伊见近来部院大臣实心办事，与伊志趣不符，故此为论，以蛊惑人心耳。查嗣庭在内廷行走三年，较外廷诸臣闻见更切，乃伊亲见朕励精图治，求言纳谏，如此之诚，而从未见其进一诤言。奏一要务……今查嗣庭每事泄泄，若有不屑之状，又蹈从前故辙耳。”。从这可见雍正帝历来对查嗣庭是有意见的，埋怨他从不谏诤，或者只关心其家乡本地而陈折上书，没有做到为臣下的职责。
以上是雍正帝对查嗣庭所出试题的分析与辩驳，显而易见，查嗣庭并没有出“维民所止”这样的试题，而且雍正在辩驳中也没有提到过“维民所止”一词。可见说查嗣庭因出了“维民所止”试题而遭祸乃是纯属扯淡。
雍正在察出查嗣庭试题中有意诅咒，悖谬乖张后，立即派人搜查查嗣庭在京城的住所，搜出两本日记以及请托营求、科场关节等书札文字。雍正看后召见内阁大学士，九卿等一干官员，向他们出示查嗣庭所出试题中的悖谬怨望，以及日记中所记对康熙朝大肆毁谤以及谄媚隆科多等的罪状，因此将查嗣庭革职拿问，交三法司审理。
十月初三，雍正又以查嗣庭之子查克上“与伊父家书都是夤言请托、悖理干渎之语”为由命浙江巡抚李卫将其押送京师，并将查嗣庭子侄、亲友中的干连人犯“言提秉公复审，定拟具奏”。十月十六日命大学士、九卿及翰林詹科道官员会审查氏父子。雍正五年四月，两父子不堪承受如此之大的打击具病死于狱中。查嗣庭未等审判终结在监狱病故，会审他的官员奏议请旨将查氏父子“戮尸枭示，财产入官”，可怜的查嗣庭虽躲过了凌迟处死，但却落得个暴尸于市。受此案牵连的还有查嗣庭之兄查慎行、查嗣瑮、侄儿查克念、查基，他们本应按律斩绝但雍正又法外开恩，以查慎行年老，且家居日久，查嗣庭为恶之事伊实无由得知而免其死罪，查嗣瑮及其子女俱从宽免死，流配三千里给功臣家为奴，查嗣庭除查克上之外的子女家眷男十六岁以上的斩立决，十六岁以下的以及妇女皆给功臣家为奴。同受此案牵连的还有与查嗣庭同年进士的因相互夤缘请托的李元伟、刘绍曾、杨三炯以及参与那一年江西乡试的江西巡抚汪隆、布政使丁士一副主考俞宏图等一干人等。
查嗣庭之狱案乃是由雍正皇帝亲自制造并钦定罪名，罪名是“大逆不道，怨诽诅咒”，大概这雍正帝在康熙死后的皇位争夺战中使自己患上了严重的猜忌疑心病，因而导致有些心里变态，且他历来对查嗣庭便有不满之意，因而亲手制造了这杀戮多人的文字狱案，这雍正皇帝虽然最是勤政，但性情确乎是乖张残暴，竟然把我们金庸大侠的先祖给屠戮了，怪不得后世传说这雍正帝被吕四娘的血滴子割去了脑袋。再说，倘若以你们满文来考，断不会出现那诸多引义，汉子自造出以来，一字多义或是拆拆合合成为另外的意义乃最正常不过，倘若说有罪，造字的仓颉那才是罪魁祸首。
可叹这浙江巨族的海宁查家遭受到如此巨大的打击，不过查家的文风并没有因此打击而一蹶不振，反而更是人才辈出，在现代除了金庸大侠查良镛外，还有做过台湾师范大学校长的查良钊，做过台湾司法行政部长的查良礛以及现在倍受推崇的诗人查良铮（穆旦）。
五、华夷之别引纷争，大义觉迷可安身――曾静、吕留良案
在金庸先生的《鹿鼎记》第一回当中吕留良是这样出场的：…….那文士提笔醮上了墨，在纸上写了个“鹿”字，说道：“鹿这种野兽，虽是庞然大物，性子却极为平和，只吃青草和树叶，从来不伤害别的野兽。凶猛的野兽要伤它吃它，它只有逃跑倘若逃不了，那只有给人家吃力。”又写了“逐鹿”两字，说道：“因此古人常常拿鹿来比喻天下。世上百姓都温顺善良，只有给人欺压残害的份儿。《汉书》上说：“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那就是说，秦朝失了天下，群雄并起，大家争夺，最后汉高祖打败了楚霸王，就得了这只又肥又大的鹿。
那文士提笔醮上了墨，在纸上写了个“鹿”字，说道：“鹿这种野兽，虽是庞然大物，性子却极为平和，只吃青草和树叶，从来不伤害别的野兽。凶猛的野兽要伤它吃它，它只有逃跑倘若逃不了，那只有给人家吃。”又写了“逐鹿”两字，说道：“因此古人常常拿鹿
来比喻天下。世上百姓都温顺善良，只有给人欺压残害的份儿。《汉书》上说：“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那就是说，秦朝失了天下，群雄并起，大家争夺，最后汉高祖打败了楚霸王，就得了这只又肥又大的鹿。”......这讲话的文士便是吕留良，当然此段议论在吕所遗留的文字中并没反映，纯属杜撰，但这杜撰却也是极好，非常切实的反映了吕留良作为一代大儒对于“家国、天下的认识”。
吕留良，初名光轮，字用晦；后名留良，字庄生，号晚村，生于明崇祯二年，卒于康熙二十二年，即1683年。晚村先生是明清之际有名的思想家，与黄宗羲、顾炎武齐名，按现在的话来说他属于一个民族主义者。明亡后，他散尽家财，结识武林豪客，意图反清复明。事败之后，在家耕种读书、著书，传授弟子，且晚村先生有一手祖传的好医术，为街坊邻里看病开药，颇有善名。顺治十年，出试，列为生员，但后来就拒绝在应试，且多次拒绝朝廷的征辟，之后又出家为僧，法名耐可，吕留良非常欣赏朱熹的种族思想，但是对于康熙以来因尊朱熹而迈入清王朝体制内的人却是十分鄙视，他认为，满洲本为夷族，如何能登的蛮夷之人的庙堂，给蛮夷之人跪拜。吕留良很推崇宋一代的政治与学术，他曾对人表白：宋人之学，自由轶汉唐而直接三代者。因此他对宋人遗留的文集忠爱有加，不惜一切代价收罗，他曾与吴之振等人合著文集《宋诗钞》，流行于世。后人常拿吕留良于顾炎武比较并得出相似处有三：一为学宗朱子，力辟阳明；二为耻事异姓，致谨于出处去就辞受之辩；三为启衅端于乡里，致改易名字，仅乃获免。吕留良说：自嵇康、阮籍出而礼仪荡然，神州之陆沉也，王安石、苏辙继之，而北宋以陷；陆九渊继之，而南宋以亡；王守仁、李贽继之，而乾坤反复，辞历历不爽也。吕留良主张务实，反对虚浮并坚持民族主义，反对异族入侵并统治，特别是对满洲人入关之初给汉地带来的灾难深恶痛绝，他的这些思想，深刻的影响了当时众多抱着反清复明之志的仁人义士。
曾静，湖南永兴人，号蒲潭先生，参加乡试后便不再有进取之心，回乡讲学。在乡塾读书时曾经接触过吕留良的学生严鸿逵、沈在宽等人，在与严沈交往时接触到了吕留良的著作。曾静对留良著作的提到的华夷之别十分推崇，，他本对满洲人的统治有异议，看到了名士吕留良的书后象是找到了理论基础，更加坚定了他反清复明的大志，曾静与严、沈二位吕留良的学生十分尊敬，与他们情投意合，俨然如兄弟一般，此时曾静已经49岁。曾静学生张熙，是个反清更为激烈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师徒二人对于反清复明的事业一拍即合，谋划着种种方案。曾静听说川陕都督岳钟琪乃岳飞的后人，料想岳做为忠义之后，定有着仇嫉满洲人残暴统治的心地，倘若能说服岳，依靠岳手下的千军万马反清复明事业指日可待。如此打算之后，张熙自告奋勇前去岳钟琪的驻处策反。
雍正六年九月二十六日，张熙到岳钟琪的府前投书，不过他用的是张倬这个化名。此时岳钟琪恰好乘轿回府，他吩咐手下将张倬的投书拿过来，只见封皮上写着“天隶元帅岳钟琪”，内容称岳钟琪乃是宋武穆王岳飞后裔，今握重兵、居要地，应当乘时反清复明，为宋明复仇。岳钟琪看后非常吃惊，当即命人把张倬捉住，带回府中审讯。
岳钟琪问张倬道：你是什么人?
张倬很坦然的回答道：张倬
岳钟琪怒道：那为何书中署名是夏靓，是何人指使你来的。
张倬从容道：我的老师夏靓得知你岳都督乃是岳武穆的后人，敬你乃忠良之后，断不会甘为满洲蛮夷的鹰犬，因而修书一封让我交给你，
岳钟琪道：你的老师既然修书给我，他定是个有着背景的人，或者还有他人在背后指使，你说，你老师是受谁指使的。
张倬哈哈大笑道：指使我老师的人可是个大人物，怕是会吓坏你，将军还是不要追问了。
岳钟琪听到还有大人物指使，更是震惊，道：什么大人物，官居何职，你如果从实招供，可给你请功奏赏，倘若不说，小命难留。
张倬又哈哈笑道：既来之，便早将生死置之度外，不过告诉你也无妨，这个大人物乃是孔夫子。
岳钟琪被张倬戏弄激怒，吩咐官兵，大刑伺候。
然而张倬又笑道：将军何以不信我言，你想，我如何敢欺瞒将军，我师以孔孟之道为大义，他也是这样教导我的，将军难道不知华夷有别乃是孔圣先师的遗训吗？我师投书给你，阐明大义，让将军不要数典忘祖，这难道不是孔圣人派我来的。
岳钟琪勃然大怒道：看来不对你用大刑，你是不会招的。
岳钟琪对张倬百般用刑，但是端的是张倬有一副硬骨头，硬是一个字也没说。
次日，岳钟琪把张倬带到一间密室，并给张倬松绑，沏茶。岳钟琪十分和气的对张倬说：昨日使先生受惊了，我之所以这般，乃是因为以前湖广地区有个叫邹鲁的，开始与年羹尧同谋要造反，后来他却自首，害死了年羹尧，我也是害怕有人故意陷害，所以昨晚那么对待你，不过是想试探你的真伪，看是不是你背后有人指使想谋害于我，岳钟琪又说，昨天你不该在大街上投书与我，好多臣僚都看着呢，如果我不那般，如何不令他们怀疑，昨晚又见你视死如归，大义凛然，晓得先生是真正的义士，所以今天与先生说这些。
张倬见岳钟琪说的恳切且又有道理，便有几分相信岳了。
张倬告知他是一路从广东经贵州、四川来到西安找到岳的，可谓是千辛万苦。
岳问道：既然先生不远万里来此地找我，不知你师有何见教
张倬道：在广东时，我师听说你被朝廷三次召见而不去，因此老师修书与你，等我到了陕西，却又听说不是那么回事，本来不想再投书给你，但是还是想着将军乃是忠良之后，必也晓得大义，所以才侥幸试一试。
岳道：现下天下太平，没有一省响动，恐怕不好起事，如若没有什么人接应，更断难成事。你们有什么计划吗，在何地举义，兵马有多少，准备的如何。
张倬见岳钟琪如此问，感觉岳乃是有意套取秘密，便留了个心眼，道：这并不是主要的，现在将军只要拿个真心起义的凭据给我即可。
岳钟琪道：给你凭据到也无妨，不过我怎知你们能不能成事，倘若不成岂不是使我家族都受牵连。
张倬道：这个，将军放心，现在湖广，江西，广西云贵连年遭灾，百姓颠沛流离，只要仁人义士振臂一呼，这几省的民众皆可响应。
岳道：好，我这就给你写个凭据，另派我的心腹之人跟先生到你老师住所处，把他招来一同商议如何。
张倬道：这万万不可，倘若将军信的过我，将凭据给我便可。
岳钟琪道：你这么说，显然还是不相信我，那我如何相信得你，我放你回去得了
张倬道：将军放了我，如何向朝廷交待，你的同僚可是都看到我被刑讯的。
岳钟琪道：当然我不能实奏说你是来策反我，我只消说你是迂腐书生条陈时世。语言狂妄，经过审讯，已经释放。
张倬道：你是朝廷大员，可以如此为之，可是我以将生死置之度外，如若不能取得你的凭据，如何颜面回见老师，出了你的府院，就此了结性命罢了。
岳钟琪见自己不是可以轻易取得他的信任，便将其留在府中，好酒好饭招待，并且还唤来张倬的同乡李元来陪伴他。过了几天岳钟琪与张倬设酒宴盟誓，吃酒期间，岳钟琪还故意表白自己是多么的憎恶满洲人的统治，只是出于无奈才为满洲人效命，并且表示一定不枉先祖圣德，起兵造反。张倬这下被岳的说辞感动，表白道：其实我本名张熙，老师亦不叫夏靓，乃是曾静，同时又把曾静与吕留良的弟子严鸿逵与沈在宽二人交往很深说了出来，张熙告诉岳在朝廷内部做策应，等待与他们一起起义。
岳钟琪，四川成都人，通过捐款受松潘镇游击，后迁副将，因累年有功，又升迁至四川提督，雍正年间，岳随年羹尧袭破叛乱的罗卜藏丹津于青海，后又率军进攻准格尔部，官至川陕总督。岳钟琪以一个汉人做到如此大地区的封僵大吏，对满清王朝感激涕零还来不及，如何会应张倬的三言两语而反叛，且自己家族与宋的岳飞根本无关联，即便有关联也断不会拿自己如此美好的政治前途做这个赌注。因而早在第一次审讯张倬时便把情况密送给了雍正。雍正于是受计给岳钟琪说：“令张倬入署与之盟誓”并且雍正在其后又朱批道：览虚实不禁泪流满面，卿此一心，天祖鉴之。此等盟誓，再无部消灾灭罪、赐福诞生之理。朕嘉阅处实难笔谕。朕与卿君臣之情，乃无量之善缘，同会自乘愿力而来，协朕为国家养生者，岂泛泛之可比拟，朕实嘉阅之至。
书生意气的张熙知道自己被蒙骗了之后，后悔莫及，痛哭流涕，但为时已晚。此时雍正帝已经命令湖南巡抚王国栋抓到了曾静，并派刑部官员到湖南会审曾静。曾静虽有反清复明之意，但毕竟是一介书生，且也没有自己学生张熙的那种骨气，一顿大刑之后，便把什么都招了出来，不过是喜欢吕留良的言论和与严沈二人交往而已。于是严沈二人以及吕留良的著作一并被拿抄到朝廷。
雍正看了吕留良的文字后，龙颜大怒，驳斥道：“吕留良身为本朝生员十余年之久，乃始幡然易虑，忽号为明之遗民，千古悖逆反复之人，有如是怪诞无耻、可嗤可鄙者乎？自是著邪书、立逆说，丧心病狂，肆无忌惮，其实不过卖文鬻书，营求声利，而遂敢于圣祖仁皇帝任意指斥，凭虚撰造，公然诅咒。......雍正按照岳钟琪呈来的密折，迅速调兵遣将，一一追查。并指示：“总之查拿匪类以速慎为要，正犯勿使漏网”。于是除了捉缚了吕留良全家以及曾静、严鸿逵、沈在宽等人外还捉拿了张熙的家人
张熙的父亲张新华（这个名字有些现下的味道）是这样像朝廷交代“问题”的：老汉我今年60岁，张熙乃是我的二子，在永兴县跟随曾静读书。近来他大言不惭说什么说了许多混话，被我赶出了家门后住在曾静家。今年春天回来后要卖掉自己的田房做盘缠，说是要到陕西投书去，老汉我教子不严，使其犯下大逆不道之罪，甘愿被惩处。这老汉到也是聪明的紧，此等说辞除了想为自己开释外，还能有其他什么意思吗？
张熙的哥哥，张照说：张熙这两年一直在曾静家，我只晓得种地，于他们的事情是一点也不知道。
张熙的叔叔，张勘说：曾静是我的老师，张熙是我的侄子，今年五月曾静让他的大儿子与张熙到我家，给了我些银子，要我背着包裹跟他们到陕西去，说是同去的话就有许多好处，我与他们在九月十四日到了陕西，到了西安后，听说他们要到督抚衙门投书，我感到害怕，便独自回来了。
此外根据岳钟琪套供张熙的名单，还捉拿了刘之衍、严赓辰、车遇上等十多人。
湖南巡抚王国栋与朝廷刑部派来的人会审曾静，曾静在被审讯期间，痛哭流涕，深悔前非，承认自己书上所写的乃是信笔胡诌，并无实据。所涉及到的人，也是胡乱写上的。但是会审的官僚并没有相信曾静此说，按照他呈书上所写的名字以及查抄他书籍中得到的名字，又抓了陈帝锡、何献图等十人。又是一顿残酷拷打后，曾静把他熟悉与不熟悉的根本与此事无关的人的名字全都说了出来，牵连了许多无辜的人。就曾静这点骨气与肚量莫说是造反，便是真的让他说服了岳钟琪也成不了气候，不过是又多使一些生灵遭一次涂炭而已。而且他以及张熙等人根本没有什么斗争经验，失败乃是必然。曾静且在上书中夸大其词，当时的社会情况并非他所写那般，总之太过幼稚。
曾静、吕留良一案，由于牵连人广且查实曲折，因而直到雍正十年才最后结案。雍正八年，下旨：将吕留良锉尸枭示（吕留良此时早已经辞世），所著文集、诗集、日记以及其他著述尽数焚毁。吕留良长子吕葆中此时已经在朝为官，但是在案发之后惊惧而死，雍正也一并将他锉尸枭示。吕留良第五子吕毅中被定位拟斩立绝。由于牵连吕氏家族人员太众，雍正又“仁慈”了一把，没有斩尽杀绝，把吕留良的其他子孙以及兄弟伯叔兄弟及其妻妾子女一并发往宁古塔与披甲人为奴，吕家财产全部没收充公。
严鸿逵也是早早便庾死在了狱中，雍正十年判决将严鸿逵戮尸枭示。将严鸿逵祖父，父亲、子孙兄弟以及伯叔兄弟及其子，男凡是十六岁以上全部处死，妻妾女发给功臣家为奴，亦并没收全部家产。沈在宽凌迟处死，家属全部治罪。曾静招供出来的以及吕留良的一些门徒亦全部治罪。
然而让看官们大跌眼镜的是曾静与张熙反而不仅免死，曾静还因此官复原职。雍正为什么豁免了这两个罪魁祸首呢，朝廷的说法是，由于此二人的招供使朝廷破获了吕留良、严鸿逵等人谋反的大案，因而特意宽大释放。其实是朝廷怕如若都杀了会失信于世人，以后再没人敢招供。不过，雍正死后，乾隆继位后的当年便又把此二人处死了。
此案由曾静派张熙投书岳钟琪而起始，直到追查出吕留良和他的著述以及诸多门生为止，牵连上百人，杀戮数十人。乃雍正朝系列文字狱案中的大案，惊动了上到朝廷的诸多部衙下到数个省以及州县，可谓轰动一时。
六、“江左才子”附年党，“名教罪人”挂门堂――钱名世案
这里的江左才子指的是康雍时期的以诗文著名的才子――钱名世，名教罪人是雍正将钱名世革职遣送回乡后敕令挂在他家门口的警示他以及士人的牌匾。
钱名世，字亮工，江苏武进人，出生于书香门第世家，康熙四十二年癸未科一甲第三名，这第三名便是所谓的探花郎。金榜题名后，受翰林院编修，后升任到翰林院侍讲学士，著有《崇雅当集》、《古香亭诗集》。
这个案子在系列文字狱案中有点插曲的味道，因为案情简单，处理也颇有戏谑意味，惩戒之意大于挞伐之心，是雍正将其作为警戒儒家士子不要趋附权贵的招牌，因而其结果不免有些令人可笑，可算的上与之前的范世杰案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钱名世乃当时名士，文采斐然，犹善工诗文，当时官宦以及世人以得其一诗为荣，被尊誉为“江左才子”。其才子名声虽誉满神州，然而其道德品质在当时也遭到人诟病，很多人认为他放浪形骸，行为不端，常出没于花街柳巷，更趋附谄媚权臣贵戚，为人们所不齿。他的此种行为更不容于雍正，雍正继位之初，打击朋党是他当务之急，钱名世依附年羹尧自然是雍正打击的对象，年羹尧即倒，钱名世也自然成了丧家犬。
雍正四年，有人告发钱名世“作诗投赠年羹尧，称功颂德，备极谄媚”并将其阿谀诗文一并呈上，其中几句颇让雍正厌恶，如“分陕旌旗周召伯，从天鼓角汉将军”，诗歌里竟然阿谀年羹尧为周朝的召公，汉朝的卫青、霍去病。倘若是一般文士如此阿谀也就罢了，而这钱名世在当时文坛举足轻重，又是翰林院侍讲学士，如此地位不知检点，如何不让雍正气恼，雍正怕他带坏士人风气，竞相阿谀攀附权贵不有利于他的统治，因而亲自给他定了个“文词谄媚奸恶，为名教所不容的”的罪名将他革去职务，发回原籍。
然而非常搞笑的是，为了把钱名世当作一个样板来警戒臣工，雍正特下旨在京官员凡是举人、进士出身的都要仿照钱名世的阿谀之诗写一首诗讽刺钱名世的诗并赠送给他，并具体规定说，越是嘻笑怒骂、冷嘲热讽、尖酸刻薄越好，并要评比优秀来表彰。如此戏弄一代名士，虽然让当时士人汗颜，然而既然帝王已经下令，虽敢不做。据说这些诗，后来刊刻成一本《名教罪人诗》传世，共三百八十五人的作品，其中不乏大家，如桐城派大师方苞，后来也因文字狱而掉脑袋的查嗣庭、因文字狱屡遭打击差点掉了脑袋的谢济世等，而桐城大家方苞在康熙朝的戴名世案中受到牵连也是受过惩戒的，不知当他写这样的诗的时候，心里是什么感受，大概心情是不好受的。
将钱名世革去功名，发回原籍后，雍正为了再次羞辱他，也为了警戒读书人，亲书“名教罪人”四字，令地方官制成匾额，挂在钱名世家的大门口。这样的处置，当真称的上是“出奇料理”了。
七、私注经书杵帝王，幸遇乾隆政尚宽――谢济世案
吃一堑长一智，不在同一件事情上犯两次错误，这是先人总结出来的朴素的处事之则，然而有多少人能做到这样明智呢？即便是同一件事情往往由于时间、环境的变化导致事情的主因也发生转移，可能外表上看无甚变化，其实是自己妄加揣测而已，对于此案中的主人公谢济世便是错误估计了情势，导致自己在同一件事上犯了两次错误，乾隆念他是历经康雍乾三朝的老臣，放了他一马，没有判的罪……
谢济世案是乾隆统治初期的十几年间，唯一的一件文字狱案。
谢济世，字石霖，号梅庄，广西全州人，广西籍为数不多的进士之一，现在广西的全州有以“谢济世”命名的民间奖学基金，据设立基金的人士讲筹募此基金的目的一是希望学生们向谢济世学习，奋发图强；二是取其名中“济世”之义，希望学生学有所成，回报社会。大概很多学生不晓得所谓谢济世的学而优则仕竟有着那么多的坎坷与不顺畅，谢济世在雍正、乾隆朝两次遭逢文字狱的打击，学得的学问本想货与帝王家，却不曾想差点掉了脑袋。
在全州，至今有着关于谢济世的很多传说，这里示举一例。谢济世天资聪慧，在全州，流传着他“眼观十行，过目不忘”的奇闻。一次他去才湾舅舅家，回来时，借了一本厚厚的书。舅舅用轿子送他回桥渡，轿夫回转时，谢济世把书交给轿夫带回去。轿夫奇怪地问：“你不看了？”谢济世说：“我看完了。”回到才湾，轿夫把书交给他舅舅，并把谢济世已将书看完了的事告之。他舅舅听后说：“这样厚的一本书，在轿子走了十来里路就看完了，我不相信，他讲假话。”过了几天，他特意带着那本书来桥渡考问济世，问书中第几页第几行讲的是什么，哪知谢济世回答得一字不差。舅舅这才相信济世没有讲假话，记忆非凡。
谢济世于康熙五十一年中进士，后改庶吉士，授检讨，历官湖南盐驿道。著有《梅庄遗集》、《大学注》，《经义评》，《西北域记》等。何谓庶吉士，这里介绍一番，清承明制，这庶吉士也来源于前明。明成祖永乐二年（公元1402年）创设翰林院庶吉士之制，凡进士一甲出身的，任为翰林院修撰及编修，进士未能考入一甲者，一般须经庶吉士阶段，方能正式入仕。明制一般规定：“状元授修撰，榜眼、探花授编修，二、三甲考选庶吉士者，皆为翰林官。”什么叫“庶吉士”？就是“使进士观政于诸司，其在翰林、承敕监等衙门者，曰庶吉士”。从此翰林院与科举考试发生紧密关系，翰林院乃成为一个储才机构，对象是科举中式的进士。明代尤以翰林为贵，当时有“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之说。
雍正四年，谢济世任浙江道监察御史，做了对官吏进行监察、纠劾的官。新官上任三把火，谢济世为了表示忠心与才能，搜罗了一些关于河南巡抚田文静的“营私，贪赃枉法”的说辞，列举了他十条罪状写成奏章，呈给雍正。谢济世参劾田文静是这样一个经过：雍正二年田文静擢受河南巡抚。他政令严苛，嫌科甲出身的官员办事懦缓，接连劾罢三四名科甲出身的州县官，其中有信旭知州黄振国，系左都御史蔡王廷所荐。雍正四年新授直隶总督的李绂上任取道河南，田文镜循例迎送。科甲出身的李绂忍不住指责田文镜，说他不该有意蹂躏读书人。于是田文镜上密疏参劾李绂因与黄振国等人科举同年，所以有意袒护，言下之意是说李绂等人私结朋党。不久，李绂入京觐见，陈述田文镜贪虐及黄振国等人冤抑情状。雍正稍加调查，就怀疑李绂等科甲出身的人在搞朋党。同年冬，本故事的主人公谢济世因此事故而上疏参劾田文镜十罪。这谢济世也真是昏了头，大概经史之书读的多了，不大会辨别官场情势，此时田文静正得宠于雍正，直隶总督都扳不倒他，何况他一个小小的监察御史。然而谢秉性刚烈，眼里揉不得沙子，不过在这个时候参劾田文静显然是在错误的时间选择了错误的对象。雍正一看奏呈本想置之不理而了之，没料到这谢济世居然跪地不起，据理力争，另雍正勃然变色，雍正将奏折甩给谢济世，当场喝令侍卫将他押下，不久九卿合议了个诬陷讪谤朝臣的罪名发配阿尔泰军营。在军营之中谢济世结识了一个知交朋友，他叫陆生楠，与谢济世是广西的同乡，为官的时候坐到工部主事一职，谢济世犯案的时候陆生楠也一同被纠劾、处置。
在阿尔泰军营做了屯垦农民的谢济世倒也过得快活，摆脱了官场的俗务，可以专心研究他的四书五经。在此期间谢济世注视了《大学》、《孟子》、《春秋》《礼记》等经书，同时著写了《古本大学注》一书。谢济世有着深厚的经学功底，对于经学有着与当世推崇的朱熹经学有着认知上的不同，因而在他著书以及在当地讲学的过程中对于宋明理学的朱熹、王阳明等先贤大儒多有针砭，指出其谬误之处。这又显出谢济世不顾世风，任意遂性的性格，要知道，康熙很推崇朱熹一派的经学，朱熹经学是康熙念念不忘的思想根基和决策指南，康熙本人儒家经典也深有研究，最认可并佩服朱熹对儒学的注释和阐发，对他的理学思想和言论力求全面地加以收集，并汇编成书，《朱子全书》康熙亲自作序，在序言中再次给予朱熹以相当高的评价，并深深地为朱熹对儒学的解释所折服，他说“朕一生所学者为治天下，非书生坐视立论之易。”。雍正此人最崇拜康熙，最讨厌别人说他爹的坏话，因而当阿尔泰的振武将军顺承郡王锡宝上疏弹劾谢济世毁谤程、朱并把他所著的《古本大学注》呈给雍正的时候，雍正再次勃然大怒，并骂出了大逆不道，怨望谤讪的狠话。雍正在《古本大学注》中找了一些碴儿，交给九卿议罪，同时审问的还有锡宝报告上来的另一个犯了言论罪的人，他就是与谢济世共同在锡宝手下服劳役的陆生楠，这陆生楠也是个才子，对经学尤其是史学有着研究，他曾写过一本叫做《通鉴论》的书，此书亦有许多被雍正认为是非议时政，怨望讪谤的言辞
九卿议后，裁定两人于军前正法，但蹊跷的是，雍正却给锡宝传去一道密谕，上写“诛生楠，绑缚济世往观”，这招够狠，让这谢济世亲眼看着陆生楠被砍头，虽不让你死，但也让你心碎不已。就这样陆生楠在谢济世的眼皮子底下被就地正法。
处理了谢济世案后，雍正向诸大臣发了个上谕，唠叨了一番自己的说辞，他在上谕中说：谢济世，注释《大学》，毁谤程、朱。参奏前来，朕观谢济世所注之书，意不止毁谤程、朱。乃用《大学》内见贤而不能举两节，言人君用人之道，借以抒写其怨望诽谤之私也。其注有拒谏饰非，必至拂人之性，骄泰甚矣等语。观此则谢济世之存心昭然可见。朕即位以来，于用人之际，至公无私，不惟可以自信，亦天下臣民所共知者。即以田文镜、谢济世二人之事言之，田文镜在圣祖仁皇帝时，为内阁侍读学士。朕从未识其面，亦并未知其姓名。因雍正元年，伊奉差祭告华山，回京陛见，将山西通省荒歉情形，急切陈奏，备极周详，朕以山西被灾，其时之巡抚德音，身在地方，匿不奏闻。而田文镜以奉差经过之员，念切民瘼，直言不隐，其忠君爱国之忱悃，深属可嘉，遂令田文镜前往山西抚绥赈济。伊到彼果能尽心办理。于是将伊授为山西布政使，令与诺岷和衷共济。嗣因河南诸事废弛，调任河南布政使，未几擢为河南巡抚，见今授以河东总督之任。一二年间，深加信任，尚可谓之见贤而不能举，举而不能先乎？又如李绂、蔡珽与黄振国、邵言纶、汪諴等结党行私，营求报复，而谢济世奸恶狼戾，听其指挥。参奏田文镜贪赃纳赂，任意诬蔑。借直言敢谏之名，行其排挤倾陷之计。朕当谢济世陈奏之时，立即洞烛其奸，拿交刑部审问。朕尚未忍置之重典，著令革职，发往军前，效力赎罪。一时在廷诸臣，无不以为至公至当。似此尚可谓之见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远乎？至于朕心，并无私好私恶，惟以其人之善恶为好恶，以众论之是非为好恶，何尝预存成见于胸中？即如引见各官，有见其才具似优者，亦令该上司试看。有见其人似属平常者，亦令该上司试看，并谕令该上司秉公考课，不必存迎合瞻顾之念。是以各员莅任之后，或朕旨曾奖其优，而督抚参劾者多有之。或朕旨以为平常，而督抚保奏，称职者亦有之。朕未尝以一己之好恶令天下督抚以阿徇，而各督抚亦能仰体朕意，从未尝以朕之好恶，漫为迎合也。朕之用人，惟期有益于国计民生者，可谓之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乎？谢济世于公正任事之田文镜，则肆行诬参。于婪赃不法之黄振国，以及常护钻营之李绂、蔡珽、邵言纶、汪諴等，则甘听其指使，而为之报复，乃直颠倒是非，紊乱黑白，好恶拂人之性者矣。天理国法，所不能容。灾已逮身，而犹不知省惧，何其谬妄至于此极？夫拒谏饰非之说，乃朕素所深戒。然必责难陈善，忠言谠论，而后可以谓之谏。若乃排挤倾陷之私言，奸险狡恶之邪论，岂可以直谏自居，而冀朕之听受耶？试问谢济世数年以来，伊为国家敷陈者何事？为朕躬进谏者何言？朕所拒者何谏？所饰者何非？除处分谢济世党同伐异，诬陷良臣之外，尚能指出一二事否乎？谢济世以应得重罪之人，从宽令其效力。乃仍怀怨望，恣意谤讪，甚为可恶。
八、无耻文人拍马屁，哪料拍到马蹄上――范士杰案
这个案子很好的注解了贻笑大方这个成语，给血雨腥风的累累清文字狱案增添了一些谐趣，然而我们在嘲笑无耻文人范世杰的同时，亦感到一种悲哀，中国历来不少有舍生取义、鞠躬尽瘁、慷慨赴死的文人，然而也不乏奴颜婢膝，奸佞谄媚的文人。
雍正朝的文字狱日趋严厉，这是与雍正的治国思想有关的，更多的是雍正十分不满所谓江南文士用华夷之分来割裂清王朝这个多民族共居的帝国，曾静、吕留良案发后雍正将自己反驳此案中文字部分的悖谬之语编写成《大义觉迷录》并亲自作序，将此书颁布天下各府州县远乡僻壤，俾读书士子及乡曲小民共知之……
恰巧有个文士也获得了这本书，于是令人啼笑皆非的范士杰呈词案便从这本《大义觉迷录》开始了。范士杰乃福建汀洲府上杭县的童生，这厮与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中的范进一样是个落魄的读书人，也是科举制度的受害人，柏杨先生把科举制度喻为阻碍中国前进的“暗礁”，这一点是很有道理的。清朝的科举考试沿袭明朝，科举考试先要进行童生的考试，分县考，府考，县试在各县进行，由知县主持。清朝时一般在每年二月举行，连考五场。通过后进行由府的官员主持的府试，在四月举行，连考三场，通过县、府试的便可以称为“童生”，参加由各省学政主持的院试。这童生的童字就是儿童的“童”。童生不一定都是孩童，小的12岁左右，大的六七十岁，甚至百岁的都有。清朝的院试是每三年举行两次，由皇帝任命的学政到各地主考。辰、戌、丑、未年的称为岁试；寅、申、巳、亥年，称为科试。院试得到第一名的称为“案首”。通过院试的童生都被称为“生员”，俗称“秀才”，算是有了“功名”，进入士大夫阶层；有免除差徭，见知县不跪、不能随便用刑等特权。秀才分三等，成绩最好的称“禀生”，由公家按月发给粮食；其次称“增生”，不供给粮食，“禀生”和“增生”是有一定名额的；三是“附生”，即才入学的附学生员。这位范世杰就是尚还没有任何官方名份的老学子。
一日，范世杰听到福建学政戴瀚将路过上杭县到汀洲府巡视，心想，这也许是个出头露面的好机会，凭我经纶满腹，对当今皇上的《大义觉迷录》逐条逐句的深研，对大义之下觉迷的熟透与忠义写上一份呈词给学政大人定能会博得学政大人的青睐，或许从此便可平步青云，金榜题名断不在话下了。于是，当戴瀚到得上杭县的时候，范士杰拦路投呈，但是按照清律学政途中不得接受公文呈词，以杜绝请托之事，因而戴瀚告知范文杰等到学政衙门发下告示诸学子童生可以呈词的时候再来投呈。等到日期将至，范士杰便来到学政衙门将自己的呈词投上，回到驿馆欣喜万分，等待着学政大人的召见与嘉奖，继续着自己的黄梁大梦。
然而等来的却是一队清兵将他缉拿到学政衙门。
戴瀚将范文杰的呈词看了后，原来呈词内容是以颂扬雍正皇帝圣德、斥责曾静、吕留良悖逆为名并旁征博引经史，且多有自己对此狱案评述的阿谀奉承、无端毁谤之词。戴瀚从呈文中觉察出语句多浮诞支离，有曲解、污谤之议，于是便派人把他抓了来审讯。
戴瀚问范士杰道：你呈词中说当今皇上的帝位是因三兄让位，有何凭证。
范士杰答道：我不知道，只是听到城里人个个都这么说。范士杰心想，雍正乃是皇四子，他能登得大统，难道不是他前面的三个哥哥让位于他吗，显然范士杰并不知晓雍正是怎么样登得帝位的。当然范士杰不知道确实是情有可原，诸皇子争位的事情皇家当然是当作机密来保密的。
戴瀚又问道：你说的三兄是何名号?何爵位现在在哪里怎么就有扶驭之才了？
范士杰答：我不知道。
戴瀚道：你这是无稽之谈，这是造谣惑众，若是有奸匪诳惑于你，赶快从实招来，这污谤的罪便不是你的，倘若你说不出是谁蛊惑你说的，则定你一个污谤朝廷、造谣惑众之罪。这戴瀚之所以有此问，乃是因为雍正对于他继承帝位的合法性有着很强的心里敏感因素，而他的政敌八王爷肃亲王也多在民间散布雍正即位不合法的谣言，这些谣言雍正也听到一些，因而雍正要求各地官府凡是听到此谣传者必捉拿来审问。
范士杰苦着脸道：实在没有别人教唆于我，我只是听到人人都这么说，我就写入呈词了。
戴瀚道：你是不是还在观风整俗使衙门刘师恕那里投过这份呈词？
范士杰答：是。
戴瀚勃怒道：那为何那份呈词没有三兄让位这样的话，这岂不是你有意为之或别人教唆你的吗？
范士杰惶恐道：投到刘大人衙门那是我自己所作的。而这个我是用经传与成语拼合而成的，故有所不同。
戴瀚问：你呈给我的这份说，观风整俗使批阅说，“忠爱之心可嘉，许以代题”，你应该在家静候，为何又来我这里具呈。
范士杰供道：那忠爱之心的话士刘大人批示的，而代题的话却是衙役口头告知我的。
戴瀚道：雍正六年十一月皇上曾发谕旨一道，宣示皇上乃是继统登基，你可曾知道。
范士杰答：知道
戴瀚又怒道：你既然知道为何又编造出三兄让位的说辞，如果不是你自己捏造的那便是别人教唆你的，赶快招来。
范士杰这下晓得自己拍马屁拍到马蹄上了，吓得身如筛糠，无言以对。
戴瀚道：你说自己家贫，难道你呈词，是为了侥幸求名而获利吗？这怎么能是忠爱呢？
戴瀚感觉此人纯属是梦想通过阿谀获得实利的小人，于是将范士杰收押后将审问情况与范的呈报一并报告给了雍正，并建议此案交有关督抚办理。雍正帝批示戴瀚与有司一同秘密审讯，同时指出此乃一个不安分守己的希图侥幸获利的小人，也并无什么悖逆不法之议，若纠问得出实情则罢，若纠问不出实情，稍稍惩戒一番则可，不必大肆声张。
雍正九年，戴瀚会同有关督抚又提审范士杰。
戴瀚喝道，大胆范世杰，你在呈词中说什么“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矣”，这是孟圣之言，你以孟子自居，冒充圣人，真是大胆狂妄。
范世杰惶恐答道：小的哪敢以孟圣自居，只是想卖弄一番学识而已，不料却用错了典。
戴瀚又道：你在呈词中指责曾静、吕留良之徒说“一人横行于天下，武王耻之”，你的意思虽然说曾静、吕留良之辈有十恶不赦、大逆不道之罪，但你这么说不也是自比为周武王吗，想你连秀才都不第还自比周武王，是不是有意轻蔑当朝皇上。
此话一出，范世杰被吓得抖若筛糠，原以为自己熟通文史可以籍此拍马奉迎有利于自己登科及第，没想到自己的文字竟是狗屁不通、错误百出竟惹来这官司。
戴瀚又问道，再把你先前解释的“三兄有抚驭之才“说一遍？这三兄是什么人？你怎么认为他们有抚驭之才了，你说这让位之举你是怎么知道的？还有什么三揖三让之事都统统说清楚。
范世杰道，小人听说当今皇上行四，既然行四，前边定有三位兄长了，因而有三兄让位之说，皇上的哥哥肯定有大才，所以说他们有抚驭之才，既然圣祖皇帝把帝位传给了当今皇上，说明当今皇上的才智更超过其兄，他的三个兄长因此让位给更加出类拔萃的今皇，今皇作为皇弟也当然要谦让一番才肯受位，所以杜撰了这个三揖三让。
范世杰此说让戴瀚暗笑，心想这人纯属无知，竟杜撰此等说辞来。他又问道，这三兄让位的话，你是从哪儿听说的？
范世杰答道，这个是小的听一个族叔说的，他说当今皇上有三个哥，虽然有才，但为人残酷凶暴，肯定当不了皇上。
戴瀚一拍惊堂木怒道，这个恐怕是别人教唆你说的吧，你在呈内还说什么圣君不自以为是，三揖三让而后升天堂，践天子位，说的振振有词，定是有人教唆你，凭你一个不通文理的酸童生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什么人教唆的，从实招来，否则大刑伺候。戴瀚之所以有此问是想看看能否审问出这三兄让之言是不是反雍正的八王爷允禩派人在民间散播的传言，因而格外问的严厉。
范世杰涕泪并流道，当真是听我那族叔说的，并未有人教唆，大人明察啊。后边的话实在是小人想出来奉迎当今皇上的话，自己胡编乱造的。小的家中贫寒，但立志科场博得功名，光宗耀祖，可是历次院考均名落孙山，因而才想起用这投机取巧以期引得大人注意的呈词望能被引入官场…..
戴瀚与并审此案的督抚一致认为范世杰此人就像之前奏呈给雍正所说的那样，此人是个不安分守己，希图侥幸的小人，并没有什么人教唆，也没有什么大逆不道的意思，因而再次以此结论结案，奏呈雍正
审讯一番无果后，便将他押交原籍地方官严加约束，每逢朔望，便令其宣读《大义觉迷录》再敢多事，即行治罪。
九、即认他是失心疯，何故又作凌迟死――丁文彬案
在清朝一系列文字狱案中，除了皇帝主动调查的以外有两种情况导致文字狱比较频繁的出现，一是官员之间的相互倾轧、纠劾、尔虞我诈而形成；另一是那些尚未考取功名的读书人为了求的上司赏识胡乱呈词而致。
先前所述的两起文字狱案，不论是胡乱呈词的范世杰还是阿谀献诗的王肇基，其实他们本人不过是想投机取巧，希图侥幸获利的钻营小人，本人并没有发疯，审讯的时候也都头脑清楚，逻辑清晰，实都是思维健全之人。而本案中的丁文彬则却真的是个失心疯了的人，他是怎么疯的呢，这丁文彬妄想自己是我们“伟大的至圣先师孔子”的后人，此案正是缘由这丁文彬自称是衍圣公的后人肇始的。
乾隆十八年春夏之交，山东曲阜孔府的大宅门前来了一人要求见乾隆这一朝封的衍圣公孔昭焕。这山东曲阜孔家自从出了“至圣先师”孔子之后，一直香火不断，薪火相传，辈辈受尊荣。孔子的封号在唐朝开元二十七年年，被追谥为文宣王；宋朝加谥为至圣文宣王；元朝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明嘉靖九年改称至圣先师；清顺治二年，称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孔子，顺治14年，改称至圣先师孔子至今。孔家的嫡系长子也是一直到民国初年都受荫蔽，在汉元帝时候，孔霸被封为褒成君，到魏文帝、晋武帝、唐太宗、玄宗、皆有不同名头的封号，到宋仁宗时封为衍圣公，直到民国初年，都封孔子嫡裔为衍圣公，民国24年，孔德成免去衍圣公明号，改称奉祀官。这孔家不仅在虚名是备受尊荣，实惠更是不少，历代帝王，主管山东民政的官吏都多多少少要有许多馈赠，而且朝廷每年都给一定额度的费用维持孔家的脸面。因而在中国没有那个姓能向曲阜孔氏那样两千多年来这般受到王朝照顾。如果民间传说的关于好运的说法――风水轮流转，明年到我家有着辩证的道理的话，那对于山东曲阜孔家则是风水随便转，年年到我家。中国的王朝从秦开始向田地里的植物，割了稻子长了麦子，都有不同的姓氏，然而这孔家却由始至终的被拴定在一顶帽子上实也是身不由己，曲阜孔家想不繁衍后代都不行，处于王朝政治的需要，曲阜孔家是帝王笼络人心的金字招牌，孔家的繁衍已经不再是孔子一家的事情，而是整个王朝人心的事情，自然一切都打伤了服务于王朝政治的烙印。
这丁文彬自称来自浙江，是衍圣公孔昭焕的亲戚，看门的杂役虽然见他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疯疯癫癫却不敢怠慢，万一真的是亲戚，得罪了岂不给自己找麻烦，因而赶紧去通报孔昭焕，孔昭焕听了不禁狐疑，心想他孔家在浙江并没有什么亲戚，而且丁姓的亲戚更是闻所未闻，因而决定不去见他，安排孔府的管家前去盘问一番。
不一会儿，管家拿了一张丁文彬亲自书写的书帖交给了孔昭焕，孔昭焕一看惊诧不已，这书帖的言辞荒诞不经，自称至圣先师下凡附体等等，孔昭焕猜测他是个想谋逆之人，因而下令给孔府的杂役赶紧将他捉拿来关进私牢。
从丁文彬的行李中搜查出许多书，孔昭焕一一翻检，其中三本《文武记》、《洪范春秋》、《时宪书》中多有许多悖逆荒谬的言辞，而且《时宪书》中用的还是昭武的伪年号，这昭武的年号最是让孔昭焕大惊，这可是反贼吴三桂的反叛时的年号，当朝皇上最是禁忌这个，当下将丁文彬押送到曲阜县衙，将这些书以及自己的一封关于初步调查的密函呈送给山东巡抚杨应琚，同时亦给乾隆皇上递上了一封奏呈。
乾隆此人自认文武双全，平时亦是爱卖弄文辞，他那万多首诗就是例证，由此他对汉文汉字可能就远较康熙与雍正敏感，因而他似乎更热衷于大兴文字狱。看了孔昭焕的奏呈，乾隆批示：所见甚正，所办甚快，朕嘉悦览之。没等乾隆著令山东各级官员严加查办，山东巡抚已经将审讯结果与结案呈词一道呈奏了上来。山东巡抚知道这是关系到自己前程的大事，倘若不从速从快查办到时候皇上怪罪他推诿拖延，那可实在不妙了。
十、帝王最忌勾党祸，攀权附贵亦遭殃――胡中藻案
在二月河的小说中，关于胡中藻案是这样描写的：……乾隆思量着，纪昀叹息一声，说道：“皇上圣明高瞻远瞩。臣太拘泥，也太喜欢从细微未节词章小句上看人想事情了。胡中藻臣也见过一面，那还是在翰林院，觉得这人满有才，只言谈举止里透着大样——他看人这模样——”纪昀一笑，学着胡中藻枯眉翻眼挽首斜视，像把别人倒转看似的，逗得乾隆和弘昼都呵呵大笑。
“他就这副德行。”纪昀笑色余容犹在，语气已变得郑重，“他写过一首诗‘南斗送我南，北工送我北，南北斗中间、不能一粢阔’我还问过他一统天下何分南北之说，是个甚么意思？他说‘诗无达佑’你连这个都不懂。言伪而辩行僻而坚，孔子所以诛少正卯。主上必不冤了他！”说着，随手翻看，想寻出违碍言语迎合乾隆。
但一翻书他立即明白，根本不用自己再来吹求，书上圈圈点点红杠抹勒触目皆是，诸如“虽然北风好，难用可如何”“一把心肠论浊清”“斯文欲被蛮”……“与一世争在丑夷”——“老佛如今无病病，朝门闻说不开开”……随处加有朱批，血淋淋狂草御笔如“丧心病狂以致如此”！“混帐！”“朕之愤懑犹如此獠之恨朕”……还有的批反语“这才是好臣子，非‘忠臣’不能出此语”“好，写得好，骂得痛！”……乾隆捉笔时切齿愤恨之情跃然纸上。纪昀看着这些字句只觉得头一阵阵眩晕，脸色苍白，手也微微抖动，但他毕竟极世故练达的人，颤声说道：“这……这……实在是个枭獍！不但毁及先圣，且词气诽谤加诸皇上！此其可以覆载而容，此其可以覆载而容？！”……
胡中藻案是因廷臣之间的结党立派而遭祸，不知为何党派在欧洲能形之成还不算坏的政治制度，而在王朝极权统治下的中国千百年来就没有发现党派所隐含的积极意义，如果说中国的政治之术相较于西方中世纪来说是早熟，那至于此却又显得低能。
孙加淦伪稿案让乾隆考虑转变自己的为政策略，他想如果不改现在的宽缓的吏治政策很可能造成康熙朝吏治糜烂的局面，他本是好心，为了调整雍正朝严刑峻法的吏治局面不致使臣工们人人自危、怨声载道因而对臣下们的贪弊、私结不多追问，可是臣工们不但不领情反而变本加厉的因私结党，蒙上弊下令乾隆恼恨，因而他决心改变目前的吏治策略，整顿吏治、打击朋党，就在乾隆决心如此的时候，倒霉的胡中藻正好撞在了枪口上，乾隆也正好需要这个靶子，于是胡中藻成了乾隆朝中期大兴文字狱的第一个牺牲品。
胡中藻是江西新建县人，1736年考取进士，会试时候，正是额尔泰的正考官，而鄂尔泰为了与张廷玉争权夺势自然对自己主考的那一届进士们多加擢用，以形成自己的势力。因而这胡中藻无形中便成了鄂尔泰的门人，他平时也是以鄂尔泰的门生、高徒自居，又与鄂尔泰的侄子鄂昌交往甚密。鄂尔泰其实是个著名的武将，雍正朝时候曾经南征北战，立有功勋，但其又极有文采，因而在雍正朝与乾隆亦主持文坛，他身为翰林院掌学士，自然主持会考之试他义不容辞。
乾隆亲政后，为了表示对雍正的尊重，同时也是为了稳定朝政，仍然以鄂尔泰与张廷玉共同主持军机处，乾隆此时已经看出满、汉之臣结党之苗头，因而屡次训诫廷臣勿结党勾私。1740年乾隆在一个谕旨中说：“无知之辈，妄行揣摩，如满洲则思依附额尔泰，汉人则思依附张廷玉，不独微末之员，即侍郎、尚书中，亦所不免……”。鄂尔泰是乾隆七年被揭发与鄂容安结党营私而遭祸，为此乾隆虽处理他甚轻，并未投其入牢狱，而且仍留原任，但是鄂尔泰却因此惶惶不可终日，终致心病，不久便死了。
鄂尔泰死后，胡中藻出任陕西学政，广西学政，似是并未受额尔泰结党营私案牵连。然而当他自以为可以告老还乡，安度晚年之时，却因自己的《坚磨生诗钞》而遭罪。早在鄂尔泰尚未失势前，乾隆已经注意到了鄂党里的胡中藻，对他的《坚磨生诗钞》里的若干词句颇有不满，而且胡中藻此人的政治敏感性也不强，作为文人他应知道帝王最忌讳勾党结私，然而他却不顾忌鄂尔泰门生的危险性，经常攻讦张廷玉一派，且常常与甘肃巡抚鄂昌常相唱和，吟诗做赋。
乾隆二十年年初，乾隆在群臣为其祝贺四十五岁生日时候说：“徇情曲庇向为党援门户之肇端，过去皇考洞悉此等陋习，曾大力振刷，如查嗣庭、吕留良各案。近竟有人胆敢故态复萌，朕飞不能执国法以警奸顽，大笑臣工应引以为戒。”，这乾隆的话明显的是敲山震虎，说给胡中藻等人看的。
1755年2月，乾隆密谕广西巡抚卫哲治：“将胡中藻任广西学政期间所出的试题及与人唱和诗文并一切恶迹，严行察出速奏”。卫哲治查出胡中藻试题及唱和诗三十六首及文一本呈奏。其后乾隆又密谕陕甘总督刘统勋乘鄂昌去安西之际，亲往兰州巡抚府搜查，将其与胡中藻往来书信与应合诗文一并搜查封固呈送京城。2月13日，乾隆召谕大学士以及九卿，痛斥胡中藻“诋讪怨妄”，“非人类中所应有”他的“悖逆之词”比查嗣廷、曾静、吕留良等人还要多。指斥胡中藻诗句“一世无日月”为影射清朝统治的黑暗；“又降一世夏秋冬”为诅咒清朝将为新朝所取代；“一把心肠论浊清”，是把浊字有意加在清的国号之上，对朝廷进行攻击；“亦一天之子亦莱衣”，被认为在天子句中用两个亦字是对乾隆的大不敬，悖慢之极……在胡中藻任学政期间所出的试题中乾隆也无端揣测出了一些端倪，如以“乾三爻不象龙说”为题是对乾隆的讥讽诋毁，此外“鸟兽不可同群”，“狗彘食人食”，“牝鸡无晨”等试题也都被认为有意妄有所指，别有用心。
乾隆编织了胡中藻一系列悖妄之论后，认定这乃叛逆之罪，下令有司与有关廷臣共同逐节审定拟呈具奏。有司以胡中藻“大逆罪”判凌迟处死，嫡属男16岁以上者皆斩立绝。然而乾隆接到有司所判后却假仁假义道，“朕御极以来，从未尝以语言文字罪人，奈胡中藻所刻《坚磨生诗钞》连篇累牍皆为谤讪诋毁之词，而不得不申明宪典，以儆效尤”为了显示其宽容仁慈，乾隆格外开恩，免胡中藻凌迟处死为“著即行处斩，以为天下后世扃戒”，与胡中藻唱和的鄂昌亦被赐死，乾隆说他是纯属满洲败类，罪名也是捕风捉影的无事实依据的托词，鄂昌是清朝因文字狱而受刑的最高满族官员。乾隆说：“今后如有与汉人互相唱和、较论同年行辈往来者，一律照鄂昌，严惩不贷”，这说明乾隆对满人的汉化有些担心，担心满人在学习汉文化的过程中把汉人的恶习也学了去。胡中藻案处理后，鄂尔泰的灵位也被撤出贤良祠，不准入祀，“以为大臣植党者戒”。
乾隆打击胡中藻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目的是打击朋党，胡中藻不过是做了杀鸡儆猴的鸡而已，乾隆说：“胡中藻依附师门，甘愿为鹰犬，视张廷玉等为寇仇，而张廷玉所用之人，也未必不以鄂尔泰、胡中藻为匪类。”。其实《坚磨生诗钞》中也不乏有阿谀歌颂乾隆的马屁之作，以此诗抄来说事，可见是乾隆选择性失明。胡案审理时没有一个廷臣敢为其辩白，可见极权之下，所谓士人们秉承的“仁道”不过是遮羞布而已。
胡中藻案表面上与查嗣廷案类似，以帝王不满其题试以及诗文为治罪之实，实是乃因胡结附权贵，营私勾党而祸，胡中藻作为当时较有影响的文人，乾隆打击胡中藻一来可以钳制汉人的华夷之论，二来警戒结党营私者，可谓一石二鸟之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