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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歌唱家李谷一朝气蓬勃
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至今，李谷一的歌声依然响彻神州大地，李谷一的歌迷依然遍布全国……李谷一的歌为什么如此迷人？
我不是音乐理论家，但却是一个声乐爱好者。从一个歌迷的角度，反观李谷一歌声，三十年前的痴迷与三十年后的陶醉，既反应了我自身的心态变化，亦反衬出李谷一的歌声魅力十足，让人随着不同年龄的审美取向而有着不同的感受。别人听李谷一的歌是怎么想的与我无关，凭我对她的认识和了解，直到今天我才理解了什么叫“歌如其人”——她不仅是用心在唱，而且把她所演绎的每一支歌曲，都融入到她对生活的热爱和理解，对生命的感恩与回聩，对自然的赞美与追随，对人生的痴迷与执著，以至于让每一支从她嘴里唱出来的歌，都带有一种女性的阴柔之美灵动之美清明之美和直叩每一扇生命之门的撩拨之美！
说李谷一是用心唱歌，可以从下面这首她经常演唱的《我和我的祖国》中略窥一二。
当你第一次听到李谷一唱出“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时，你会有一种强烈的身不由己的冲动，一种荒疏多时的久被遗忘的情感，忽然就被翻检了出来，是啊，“我和我的祖国”是一种什么关系？我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又是一种什么关系？我和我周围的人群，和这个纷繁喧嚣的红尘社会，又是一种什么关系？李谷一的歌声会告诉你，那是一种“一刻也不能分割”的关系。需要注意的是，她在表达自己的这一心声时，完全摆脱了纯艺术式的表演和声乐技巧的发挥，而是充满了激情与柔情、感叹与感悟、倾诉与渲泄、反思与内省的复杂情感，然后又以她纯洁无暇的心灵驮载着湘女的绵绵柔情直抒胸臆！
细细品味这一声“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还能感知到她与生命的欢歌起舞，以及为自身拥有的祖国所幸的全部欢愉。她的歌声宛转悠扬，音色纯净，细腻含情，精准灵动，每一个音符都极为饱满，因而才会声情并茂，一张口就能够攫住人心。试想一下，如果她不是一个有着灿烂阳光般心情的女人，不是一个情感丰沛磊落率真的女人，这歌声还会如此地打动人心吗？因此，说她歌如其人，恰如其氛。
再看她在处理第二句歌词“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歌”的音色表达，依然看不出她是在用技巧演唱，而是把第一句中已经彰显出来的她对祖国的柔情蜜意，进一步提升到了一种心曲的流露上，“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歌”，既包含了时空，也表明了歌唱家本人的立场——她要告诉人们的是，她生活在一个需要用赞歌来感恩的祖国。这是她生于斯长于斯的祖国，是她过去、现在和未来，时刻都不能分离的祖国，也是她的梦想、青春、美丽和追求无一不在的祖国。她和祖国的关系，是一种血肉相连的母子关系，诚如古诗“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所说，无论她走到哪里，祖国都会如影随形地跟着她，呵护着她，承载着她，让她无时无刻不感受到祖国母亲的深情大爱，因此，她才会有一种不吐不快的美丽心情，于不经意间“流出一首赞歌”。这种对于祖国的由衷之爱，同样是李谷一歌声能够如此动情动人动听的魅力所在，没有真情实感的人是绝对做不到这一点的。
再看第三句和第四句“我歌唱每一座高山，我歌唱每一条河，袅袅炊烟，小小村落，路上一道辙”歌词，展示的既是祖国万里河山的一种宏大场景，也是歌唱家目光所及的祖国之美，甚至包括了美中的细节“袅袅炊烟，小小村落，路上一道辙……”。这些细腻之处，用画家手中的笔来表现当是最恰当的，因为色彩的艳丽的直观，足以将画家的思想感悟完整地表达出来。然而对于一名歌唱家来说，难度就要加大了许多，因为，她不仅要准确把握歌曲旋律的艺术要求，精当处理每一个音符的抑扬顿挫，还要用感悟来代替色彩，将生动的画面一一展现。无庸讳言，李谷一的歌声不仅完美地做到了这一点，而且将其升华到了一种唯美的境界——无论你是什么角色，身处何地何邦，只要你的情怀中装有祖国二字，就绝不会在如此清纯唯美的画面诉说面前无动于衷！而这恰恰又是歌声长于画笔的奥妙之处。李谷一是不是有着如此的理解，我不敢妄加评论，但从她的歌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她那质朴唯美的表达。想必，许多李谷一的铁杆粉丝也是痴迷于此。
接下来是那两个一连串的“啦——”。这时的李谷一，几乎是用她全部的生命激情和人生感悟来演绎，因而让整首歌因此而达到了情感的“珠峰”，使之变得异常的饱满充实，让每一个跟着她的歌声一步步走过来的听众和观众，跟着她一步不离地攀上去，让自己的情感与歌唱家的情感融为一体。而且，这时的李谷一或许知道，这个音节的处理也是展示她那与众不同的声乐天赋的最好时机，而她那高亢宽广的音域也只有在这时候才能够充分地展示出来。或许，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会痴迷于李谷一的歌声的“心结”所在。
同样，在《我和我的祖国》第二段歌词的演唱中，李谷一的魅力依然是递进式的感化而非煽情，她就像歌声中所唱的那样：“我的祖国和我，像海和浪花一朵；浪是海的赤子，海是那浪的依托；每当大海在微笑，我就是笑的旋涡；我分担着海的忧愁，分亨海的欢乐”，她是用心声与祖国对话交流，用比喻来袒露自己的爱国情怀。这时的我和我们，都不会再怀疑这情感中是否掺有水分，是否在“作秀”，是否在歌功颂德。因为李谷一已经与她的歌声浑然一体，而这歌声又与她所讴歌的祖国血肉相连。与此同时，每一个听她歌声的人，也会情不自禁地加入其中，让自己的或沉睡或麻木或冰凉或怨怼的那颗心变得温热起来，从扑面而来的纯朴之爱中找到自己人生的坐标。
当然，首先应该感谢歌词的作者，这是任何一个成功的歌唱家都不能不牢记在心之事。但是，一首再美的歌词如果没有遇上懂它的歌手，也会像埋在沙砾中的金子那样默默无闻，而糟糕的歌手的演唱又会令它蒙羞蒙尘，甚至使之面目全非。李谷一的不凡之处就在于她能够让每一首经它演唱过的歌曲“活”得有滋有味儿，活得像水葱一般，然后成长为一颗棵长青树，不老松！
歌如其人，说说容易，做起来却是一件很难的事。正如同我们作家写文章一样，若想做到文如其人，就要先把做人的基础打好，然后才能去坐而论道。一个口是心非之人，写出的文字再漂亮，其文也不会有圣洁的灵魂，因为他的表达是假话而非真情。一个优秀的歌唱家同样如此，如果她或他的人品污迹斑斑，听其歌亦不会感受到直指人心的美感。因此，举凡是艺坛常青树如李谷一，都具有“歌如其人”的鲜明特征，而且是想模仿也模仿不来的。
附一：《我和我的祖国》歌词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
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歌
我歌唱每一座高山我歌唱每一条河
袅袅炊烟小小村落路上一道辙
啦……啦……
你用你那母亲的脉搏和我诉说
我的祖国和我像海和浪花一朵
浪是海的赤子海是那浪的依托
每当大海在微笑我就是笑的旋涡
我分担着海的忧愁分亨海的欢乐
啦……啦……
永远给我碧浪清波心中的歌
啦……啦……
永远给我碧浪清波心中——的歌！
附二：李谷一小传
1944年11月10日出生于湖南华容。汉族，国家一级演员，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1961年毕业于湖南省艺术学院舞蹈专修科。2000年7月毕业中央党校导师制研究生班。1961年至1974年，逐步成为湖南省花鼓戏剧院主要演员，十四年里成功地塑造了二十多个不同时代，不同性格的年轻姑娘形象，其中主演《补锅》一剧，于1964年和1965年获湖南省和中南五省戏剧汇演优秀奖，拍成电影，从此知名。曾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1974年至1984年，调入中央乐团担任独唱演员。在交响乐《智取威虎山》、钢琴伴唱《红灯记》中承担主要角色。粉碎“四人帮”后，即参加了《春天》等影片的拍摄工作。此后，进入演唱艺术的新盛时代，先后在国内各省市和国外完成了近两千场次的演出任务。参加历年的重大政治和节日演出活动。参加了中央台和许多省市台的各种电视、广播节目播出。为一百多部电影、电视片配唱。共计演唱创作歌曲、电影电视歌曲三百余首。
经演唱的四十多首歌曲，在海内外成名，如《边疆泉水清又纯》、《妹妹找哥泪花流》、《洁白羽毛寄深情》、《心中的玫瑰》《知音》、《乡恋》、《迎宾曲》、《绒花》等等，这些歌曲多次在全国性歌曲评比中获奖，并获第三界电影“百花奖”特设的“最佳演唱奖”。录制的个人专辑磁带十余版和唱片多张，销量曾居国内榜首。1981年至1982年，两次与美国纽约交响乐指挥家魑?吉尔伯合作，演唱交响乐组曲，其中演唱的中国的《三江组曲》获文化部二等奖。评论界认为，其演唱风格和技巧，对我国民族声乐和通俗音乐和发展，有了新的突破，开创了一代歌风。
1982年，从中央乐团抽调出来，着手创建中国轻音乐团的筹备工作。
1984年至1985年，参加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中国革命之歌》的演出和电影拍摄工作，获表演一等奖。
1986年中国轻音乐团正式成立，担任团长。在中国轻音乐团十多年中，筹划演出了几套轻音乐曲目，为我国音乐园地增添新的品种，在国内起到了带头和示范作用，并且努力为国家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乃至全国著名的歌手和演奏员。同时，带领全团从北京到全国五十多个省，地区演出千多场，并且参加了许多重大的政治和社会活动，例如，赴云南老山前线慰问演出，为美国总统里根访华演出等。受到文化部和地方政府、部队的多次表彰。在此期间，其演唱艺术再创高峰，《难忘今宵》、《故乡是北京》、《前门情思大碗茶》、《我和我的祖国》、《刘海砍樵》等，在国内外颇具影响，为我国声乐艺术拓展了新路。1989年获广电部中国唱片社颁发的首届“金唱片奖”，1991年获文化部“优秀演员奖”、“新曲目优秀奖”。曾受到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和赞扬。
1993年，文化部、中央电视台联合拍摄和播出了艺术专题片《缘分---我说李谷一》，概括了其艰辛探索的艺术生涯。
1996年，调入东方歌舞团，担任党委书记、第一副团长。除完成繁忙的党务工作和业务领导工作外，还积极完成了中央部委组织的“心连心艺术团”、“京九铁路慰问演出团”、“香港回归晚会”、“澳门回归晚会”、“祖国颂”、“七.一晚会”、“南昆铁路文化列车”以及东方歌舞团演出任务共计二百多场。几年中，多次受到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曾以中国艺术家身份，十几次出访美国、法国、荷兰、日本、新西兰、澳大利亚及香港、澳门演出，深受欢迎和好评。1978年受到美国总统卡特的接见。1985年在法国巴黎和荷兰阿姆斯特丹、鹿特丹等地举办了独唱音乐会，获得极大成功，是中国大陆第一位歌唱家在这些国家举办的独唱音乐会。曾多次担任日本、德国、南斯拉夫、哈萨克斯坦、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流行乐坛的大赛和国内中央电视台、文化部等政府以及民间举办的各类音乐比赛的评选工作。
1988年，被具有权威性的美国传记协会列入《世界杰出人物录》。
1996年，获美国ABI协会颁发的“世界艺术家成就奖”金奖。
1999年，获CCTV-MTV(中国中央电视台与美国MTV电视台)颁发的“终身成就奖”。
近年来在国内多种报刊上，发表过有关演唱艺术及声乐技艺的论述文章。被聘为沈阳音乐学院客座教授、湖南省师范大学艺术系客座教授、湖南省女子大学名誉校长等。被选为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社会经济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是中国电视家协会会员、中国妇女基金会理事、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理事。
自1982年起至今，为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第七届、第八届、第九届、第十届、第十一届全国委员。
附三：李谷一和女儿肖一自述
李谷一的音乐是两个音乐品种的结合体，一半是民歌，一半是通俗。
人如其歌，女儿肖一眼中的李谷一，一半是坚强，一半是脆弱。
当李谷一演唱《乡恋》登上1983年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上时，她真切地感受到，中国文艺的春天来了。从那时起，她打定主意要把自己余生的精力奉献给中国的轻音乐事业。李谷一作为中国内地第一个流行歌手，这位中国通俗音乐从弱到强的见证人和亲身参与者，成功地把西方的现代音乐理念与中国传统的民歌结合改造。
李谷一在观众面前表现的是自信和风光，她有《乡恋》、《难忘今宵》、《妹妹找哥泪花流》等等风靡全国的经典歌曲。而她的另一面却充满坎坷。从她有胆量做中国通俗音乐的开拓者之时，就已经注定她的音乐之路不可能一帆风顺。事实证明，命运就像老天早已设计好的一盘棋，她每走一步都有一招险情挡在面前。她曾经这样描述自己的经历：“1970年，因先前一出《补锅》，‘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视为修正主义黑苗子，抄了父母的家，我们被下放到偏穷的瑶寨，要靠着劳动‘工分’吃饭，一个年轻的生命懂得了生活的辛酸和磨难。1980年，在一曲《乡恋》引发下，我成了中国乐坛上离经叛道的众矢之的，招致了如同政治事件般的批评和批判，几个月里眼中淌泪心灵淌血。1990年，后来被称为‘中国民事第一讼’的官司，在河南南阳沸扬，那是国家制度与个人利益的冲突和对撞，却把深同师生、亲人间的情感撕裂给人看，事实澄清了，官司赢了，她的内心却伤痕累累，痛楚至今。”而在2000年她又面临“东方歌舞团事件”的风波，她在女儿眼中一直是刀枪不入的，却被打击得心灰意冷。
时光飞逝，转眼20年，中国的通俗音乐已经从当年所谓的轻音乐变成R&B和HIP-POP的天下，还有人在意中国流行音乐的渊源吗？在每个年轻人都能充分的享受流行音乐产业数量庞大的产品的今天，我们觉得有必要再来审视内地通俗音乐的起点———“中国第一个流行歌手”李谷一。
李谷一在事业上全心投入，可以想象她在家庭生活上的粗枝大叶。就连给女儿起名字也简单得不能再简单，在她和爱人的名字里各取一字———肖一。
肖一从几岁就开始叫妈妈为“李老师”。因为“叫她‘李老师’她的反应特别快，而叫‘妈妈’往往要叫两声她才有反应。”
电话里，肖一的声音听起来很“爽”，嘹亮，很像她母亲。不过母亲甩不掉依稀湘韵，而成长在北京的女儿已经是一口“京片子”了。
小时候对妈妈的印象有些模糊，她常年在外演出奔波，每年有七八个月不在家，自幼母亲对我的忽略让我成了吃“百家饭”长大的孩子。1980年左右，妈妈在中央乐团做独唱演员。而我还不到三岁，白天就被寄放在她单位的一个老师家。那个爷爷家住在一层，有个窗户正对着妈妈单位的大门，每到下班时间，我就趴在窗户前望着大门，一看见妈妈走出大门往这边的宿舍楼跑来，我就高兴得满屋子地喊“妈妈！妈妈！”
四岁的时候，她干脆把我送出了北京，我在许昌的一个亲戚家生活不到一年。我年纪太小，并没觉得自己特别惨，但是多半年之后出现在父母面前的我成了个又黑又瘦的小孩，他们也觉得这样不是事，无奈把我接回来生活。
我最需要母亲照顾的年岁，也是妈妈的事业最繁忙的日子。我上幼儿园的时候，有一次淘气爬铁栅栏摔断了胳膊，恰恰此时妈妈不在身边。奶奶和爸爸带我去医院接骨，医生把骨头接错位都不知道，打上石膏之后才发现问题，只能敲开石膏重新接一次。等我的伤已经反复去医院看过三四次后，妈妈才腾出时间第一次看看我摔断的胳膊。
从我很小，妈妈就不能带我去公共场所，不逛公园，不去商场，因为带我出门被人认出来会非常麻烦。有一次她带我去湖南一家很大的百货商场，结果母亲被商场的售货员认出来，激动得大声喊：“她是李谷一！”其他的售货员和商场的顾客也聚过来和她握手，说话，要签名。三四十个人围了好几圈，结果把我挤出去了。我傻愣愣地站在一边看着这场面，没哭，只是觉得特别没意思。母亲只能从人缝里看见我站在远处，直到满足所有人的要求，才走过来带我走。从那次起，我和妈妈彼此心照不宣，我再没提出过要她带我出门的要求，而她也不会提这样的建议。
1985年左右，母亲沉浸在中国轻音乐团繁忙的工作中，台前的演员、乐队以及所有幕后工作人员都由她一个人管理。可以说，妈妈99.9%的精力都投入在团里，她对演员和学生比待我更好，她没给我开过一次家长会，我学习上的事情也无暇来管。所以小时候我老觉得自己不是我父母亲生的。那时我们家就像个考场，只要妈妈在家，每天就跟走马灯似的没完没了的来人。全国各地各式各样的年轻演员找我妈妈，一进我们家门，说不了两句话就对着我妈唱歌，希望能投在她的门下，进她的乐团。
母亲对女儿的忽视虽说不是件好事，但是成就了我独立的性格，上高中的时候我就离开父母搬出来单住。因为我住的那套房子和他们离得挺近，每天见他们的机会只有吃晚饭的时候，吃完饭我就回去写作业睡觉。而母亲往往有很多开会、采访、出差的“外事”活动，跟她见面的机会就更加少。
我的家庭教育很严。我父亲成长在军队家庭，很怕我养成娇气不讲理的小姐脾气。小时候家里做饭从来不会考虑我的口味，即使做的是我不爱吃的菜，他们也不会迁就我或者给我开小灶。治我挑食的办法也很绝：不爱吃饿着别吃。他们吃完饭会把剩下的饭菜都用碗扣起来保温，等我饿了自己就知道找饭吃，所以我现在一点儿也不挑食。
母亲最初打算把我送到沈阳的一所艺术学校，当时那所学校在中国的艺术学校里算得上一流。但是我父亲不同意，母亲想想我一个小孩在外地也觉着心疼。不过更关键的原因是“李老师”在综合考量我的实力之后，认为我根本不是搞这行的材料。缺乏表现欲，胆子小，当众表演爱怯场，没什么培养价值，这就是“李老师”对自己女儿的评价。而我本身对妈妈整天痴迷的东西好像有种天生的抵触，没意思，没新鲜感。
有朋友劝我说，你也唱歌多好啊，有你妈什么事都好办。我一想也是，就跟我妈说：“我把你那些有名的歌都改成rock&roll出张专辑，怎么样？”结果是我爸第一个不答应：“你要造反呢？！”
都说婆媳难处，但妈妈对奶奶格外亲近。我奶奶晚年得上老年痴呆，病到晚期精神恍惚，言语失常，可是直到最后她还总是喊我妈妈的名字，喊“谷一吃饭！谷一吃饭！”惦记着让我妈吃饭。
心直口快的性格给妈妈带来了不少麻烦。那一年，她在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的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上，因为“长得漂亮一些的演员更占便宜”这一句话引起轩然大波。事后，不少朋友追问她是不是说了这句话，一些网站上的网友们有的疑惑，有的质问，有的观众写信打电话到东方歌舞团里找她问清楚，“李谷一是文艺界前辈，为什么会在这么多渴望踏上艺术之路的年轻人面前说出这样不公平的话？”
那天的现场直播我和父亲都在电视机前，也许现在的生活节奏太快，只有她身边的人能够会意她要表达的意思，而大家都只抓住了她那一句话。和我妈妈一辈的歌唱演员，哪个不是凭一把好嗓子实实在在的唱出来的？我妈妈最受不了“包装”这两个字，看不惯没真本事光凭长相的年轻人。她本意是想说，艺术是全方位水平的综合产物，注重形象是作为一个演员的基本素质，长得漂亮些的演员观众更喜欢，更容易受欢迎。妈妈每每在公众场合露面肯定要经过精心装扮，她的原则就是尊重观众。多年的职业要求很自然的形成她穿衣打扮的品位，即使是在生活中随意的穿着，她比我会搭配，而且同样的衣服穿在她身上比我更“有味儿”。我想对这个观点任谁也不会说出什么不是，只不过当时妈妈只把她主要的意思说出来，没容她解释清楚便闹出误会，说她“看人有色”。之后我和父亲也小小的声讨她一番，“李老师”还是虚心接受的。
妈妈的性格很复杂，是个矛盾的集合体，说也说不清。有人说她是事业上的女强人，可是她最容易动情，爱掉眼泪；然而每当她流过眼泪之后，并没有在眼泪中消沉下去，再次出现在大家面前的李谷一更加坚强。
她的第一次挫折是在1980年，只有三岁的我对那次灾难还没有切身的体会，但是陪同在妈妈身边的父亲与她共同经历着那次沉重的打击。面对来自全国的批判，整整15天妈妈处于严重的失眠和精神衰弱中。她弄不明白，《乡恋》只是一首小小的歌曲，为什么会遭到如此严重的谴责？在1983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由于全国观众要求强烈，妈妈终于演唱了这首被批为“厕所歌曲”的《乡恋》，妈妈感到她实现音乐理想有希望了！
而后她在多番或大或小的挫折中经受着痛苦，但是从未一蹶不振，反而越挫越勇，不论多难她都能自己挺过去。但是最近一次“东方团事件”的打击让我明白，其实她并没有看起来那么坚强，我第一次知道她也有这么脆弱的时候。2000年，我父亲在云南报病危，母亲前往照顾他，父亲尚未痊愈，因为“三讲”开始，母亲被紧急召回北京，焦急中也病倒在医院。母亲因为她直爽的性格捅了马蜂窝，在“三讲”期间遭受到不公待遇，我第一次见她这样的焦虑和沉闷，头上有两块地方头发掉得一根不剩，一夜之间，原本朝气蓬勃的母亲一下老了很多。
李谷一说：
我一向对女儿要求很严，但有时他们不理解，毕竟年轻人和我们的想法不一样。我对自己子女的要求是只要自食其力，靠智慧、劳动成家立业就行了，没必要期望太高。
肖一一声“李老师”叫了我二十多年，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她不想显得特别，就也随着我的同事和学生们叫我老师。肖一不是打着父母的名字出去招摇的孩子，她曾经在中央电视台工作过一段时间。我因为工作关系一直和央视有比较频繁的接触，也有不少熟人，但是直到她离开央视，除了那几个和我熟悉的老导演和演员，肖一小的时候跟他们见过面所以认识她，其他身边的大部分同事都不知道这回事。
说到家庭，我这些年来有“三个愧对”。一愧对父母，我父母都已经是九十多岁的老人，我母亲现在病在医院，我不能尽孝；二愧对丈夫，对丈夫我没有尽到妻子的责任，这么多年来我们两个人比着忙，我演出繁忙，而他因工作经常不在家，聚少离多；三愧对女儿，在她最需要母亲关怀的时候，我却没能给她什么直接的教育。事业上的坚定使我在家庭生活和情感生活中比常人更加脆弱。
我小时候过得很苦，十几岁离开家，不像现在的孩子在父母身旁享福，一切都要靠自己奋斗，可能正是因为经历得多了，所以体会很深，歌里唱出了感情，就很容易掉眼泪。回头想想这几十年，经过一波接一波的打击之后，我有时怀疑自己一直坚持的想法是不是错的？不应该那么认死理。我是从过去走过来的人，一直坚持着传统的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的原则，快人快语确实造成过一些误会，但是面对大是大非，见着现在社会上的不公和那些扭曲的人际关系，我很难想象，也不能接受。
我爱人说，他这一生最大的幸福不是挣多少钱，而是看到我的歌迷除了那些从当年伴随我至今的老歌迷外，还不断有年轻的朋友甚至初中生成为我们知音。被吸引进来，才是他最大的欣慰。
口述/李谷一 肖一 （原载北京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