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苏青
当年的海上双壁，张爱玲恬淡中有犀利刀锋，苏青泼辣中有细腻情致，二者均我所爱。
张爱玲曾说：“即使从纯粹自私的观点看来，我也愿意有苏青这么一个人存在，愿意她多写，愿意有许多人知道她的好处，因为，低估了苏青的文章的价值，就是低估了现在的文化水准。如果必需把女作者特别分作一栏来评论的话，那么，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甘心情愿的。”
张爱玲有着天才者特有的傲气，她不止一次对冰心等人的俗气表示鄙夷，能让她这般惺惺相惜者，唯有苏青。
苏青的现实和辛辣，以那句“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为最直接体现，这句原本是“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出自《礼记》，是孔子之语，可苏青将断句之处前移一字，便成了她的女权宣言——女人所需，无非三样：吃、喝和男人。
她说的都是大实话，可在那个时代，由一个女人毫不忌惮地把这话说出口，还是太前卫了，无疑会引来骂名，如“文妓”之类的评价。
可抛开文字，最初的苏青是传统的，若非夫妻关系不佳，或许她会安于相夫教子，平淡一世。
她原名冯和仪，取“鸾凤和鸣、有凤来仪”之意，初中毕业时，学校开同乐会，她与李钦后一起出演话剧《孔雀东南飞》，就此相识，互生爱意，开始通信。不久后，李家便上门说媒，苏青家中本是富户，但年少时家道中落，此时已十分拮据，其母本说考虑一下，可媒人说若是联姻，那苏青和弟弟的学费就有着落了，于是其母便答应了，但提出一个条件——苏青读完大学方可结婚。
后来，李家反悔，在苏青考入中央大学外文系（温州地区所辖六县唯一一人）后，李钦后便提出结婚——理由很简单，怕出色的苏青情变。如此言而无信，苏青初时自然不愿，但一来当时女性地位低，二来家中拮据，便少了话语权，终于就范。
对于婚姻，虽有男方家的“违约”，但苏青还是很憧憬的，可才女似乎总是坎坷，婚后不久，苏青就发现李钦后和其他女人私通。她选择了隐忍，继续赴中央大学读书，次年夏天，李钦后表示要带她去上海，苏青欣然前往，以为这样就可以摆脱之前的不愉快，谁知同一屋檐下，夫妻关系变得更糟糕，李钦后自私、不负责任，又爱面子，不允许苏青抛头露面去工作。
面对这种生活，苏青无疑是困惑的，她曾写道，“一个女子到了无可作为的时候，便会小心眼儿起来了。记得我初进大学的时候，穿着淡绿绸衫子，下系同颜色的短裙，风吹过来飘舞着像密密层层柳条儿起的浪，觉得全世界就只有我一个人耀眼：我像娇艳的牡丹，而众人便再好些也不过同绿叶胶管我点缀或衬托一番罢了。但是现在呢？他，我的丈夫，却不许我向上。”
那些理想与梦儿，已在破碎的边缘，而一个耳光则成了生活改变的催化剂——苏青向丈夫要钱补贴家用，谁知竟挨了一耳光，李钦后的说法是“你也是知识分子，可以自己去赚钱啊！”
去就去，这一去，便出了一个名满天下的女作家。
苏青发表的处女作题为《产女》，写于1935年，寄给了当年上海最出名的杂志《论语》。此文青涩，但在编辑陶亢德看来却有锐气，开篇是“古国古礼，无子为七出之一，为人妻者，无论你德容言工好到怎样程度，可是若生不出儿子的话，按理据法，就得被丈夫逐出去；即使‘夫恩浩荡’，不忍逼令大归，你就得赶快识趣，劝夫纳妾图后，自己却躲在‘不妒’的美名下噙着眼泪看丈夫和别的女人睡觉。”
——那时的苏青，刚刚生下一个女儿，遭夫家白眼，满心郁闷，尽倾于文中。只是，有时候话真的不可乱说，苏青在此文中还写道：“一女二女尚可勉强，三女四女就够惹厌，倘若数是在‘四’以上，则为母者苦矣”，结果，她此后又连生三个女儿，成了四女之母（一女早夭），受尽白眼。
发表时，陶亢德把标题改为《生男与育女》，苏青得了五元稿费，满心欢喜的她再接再厉，又拿身边事开刀，写下《我的女友们》，表示“女子是不够朋友的。无论两个女人好到怎样程度，要是其中有一个结婚的话，‘友谊’就进了坟墓”，这样的文字在当时实属前卫，也极易打动人，苏青立时就得了追捧。
可婚姻生活中的苏青，依然是失败的，丈夫依然不尽责任，而她连生四个女儿，也加速了婚姻的破裂。后来，李钦后终日在外跳舞，和其他女人勾搭，甚至与邻居的太太私通，苏青终于忍无可忍，提出离婚，十年婚姻就此终止。其实，能忍上十年，已可见苏青的传统，挚友张爱玲曾这样写她与李钦后的婚姻：“其实她丈夫并不坏，不过就是个少爷，如果能够一辈子在家里做少爷少奶奶，他们的关系是可以维持下去的。苏青本性忠厚，她愿意有所依附，只要有千年不散的宴席，叫她像《红楼梦》里的孙媳妇那样辛苦地在旁边照应着招呼人家吃菜，她也可以忙得不亦乐乎”，可现实，终让苏青无法依附，对于失败的婚姻，她自己有这样的诠释：“就是最美丽的花也会褪掉颜色，一层层扬上人生的尘埃，灰暗了陈旧了，渐渐失去以前的鲜明和活力，花儿有开必有谢，唯有果子才是真实的”，她也有不甘，所以还说过：“现代的社会太容易使得青年男女离婚了，于是他们便离了婚。相聚相离，一切简单得就像童年时候玩的过家家，区别大概只在于如何将中间的过程复杂化。”
只是，即使离婚，苏青骨子里的隐忍依然不变，她曾有重组家庭的机会，对方还是个有钱人，可有一次他们二人吃饭，苏青的三个孩子站在门口怯生生张望，便让她极是伤感，怕日后这几个“拖油瓶”会受罪，便坚持不再婚，“与其让人家占我的便宜，宁可让自己的小孩占我的便宜”。
1943年，她开始连载自己的代表作《结婚十年》——若没有这场失败的婚姻为经历，她怕是写不出这么好的作品。
这部自传体小说里，有新婚，有生儿育女，有婚外情，也有女性的独立生活，这样的套路，放在今天自是寻常，可在当年，毫不遮掩地娓娓道来，对读者而言自是极为吸引。
连载过后，1944年，《结婚十年》单行本出版，半年内竟再版九次，到1948年底竟然出了18版，1947年的《续结婚十年》一年内也印了4版。
那是她的经历，也是她的心声，她在《结婚十年》里说，“我需要一个青年的、漂亮的、多情的男人，夜里偎着我并头睡在床上，不必多谈，彼此都能心心相印，灵魂与灵魂，肉体与肉体，永远融合，拥抱在一起”。这直截了当，让许多人在心里共鸣，却也招来了“文妓”之名，只有张爱玲真的懂她，说“听上去有些过分，可笑，仔细想起来却也是结实的真实”。
私以为，当年女作家中，写性心理者首推苏青，或是因为经历了失败婚姻的缘故，她大有“我是单身我怕谁”的气势，从不避忌，不矫情，又妙语连珠，如“婚姻虽然没有意思，但却也能予正经女人以相当方便。一对男女再没有情义些，同睡在一张床上，总不能相安事实吧”，无疑是“婚姻是合法卖淫”这一说法的早期版本，还有那句“一个男子对一个女子的爱情应该先是挑逗的，然后当慢慢地满足她、安慰她”，宛若《倾城之恋》的诠释，也道尽世间无数爱情。她也清楚知道婚姻往往是爱情的坟墓，所以她勇敢说出“四五十年光阴守着一个丈夫或妻子，试想这是什么味儿？”
但除了这新式女人的自由，旧式女人的权利也是她想要的，聪明如胡兰成，就在《说苏青》分析得极透彻——“有一个体贴的，负得起经济责任的丈夫，有几个干净的聪明的儿女，再加有公婆妯娌小姑也好，只要能合得来，此外还有朋友，她可以自己动手做点心请他们吃，于料理家务之外可以写写文章。这就是她的单纯的想法”。张爱玲也说，“她本心是忠厚的，她愿意有所依附；只要有个千年不散的筵席，叫她像《红楼梦》里的孙媳妇那样辛苦地在旁边照应着，招呼人家吃菜，她也可以忙得兴兴头头”。
除了爱情，她还以单身之姿，触碰各种女性问题。比如她曾在《再论离婚》里说，“我相信就是爱孩子也须先自维持生存，自己连生存都不能够了，又拿什么去爱他们呢”，这本身是浅显道理，但那时代的女子，能提出先求生存，已是不易。
在她的世界里，女性更多地被赋予了世俗的属性，所谓任劳任怨、所谓女性美德，在她这里都被一一质疑。相比爱情、幸福等玄之又玄的东西，苏青认为物质更重要，她甚至曾说过，“一个女人需要选举权、罢免权的程度，决不会比她需要月经期内的休息权更切”。
——她的认识虽有狭隘处，但也颇有道理，终究，一切的形而上，都不能没有形而下为基础。
正因为重物质，离婚后的苏青，在事业上风风火火，颇有几分现代女强人的架势。别的作家闷在家里写文章，坐等出版社或报馆寄稿费，她却不是，出版商想在她这里赚点折头，换做其他作家，即使不愿，也很难不妥协，她却能自己扛着书上街推销，直接去跟书摊小贩谈批发价。且不论效果如何，是否有因小失大的可能，单说这胆气，就属难得。
而她做得最大胆的事情，恐怕还是创办了《天地》杂志，据载，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由女性支配的媒体。既然掌舵人身为女子，便提倡女子写作，苏青四处约稿，其中就包括了张爱玲，张爱玲也欣然应邀，在《天地》上发表了《公寓生活记趣》、《谈女人》、《私语》、《我看苏青》和《封锁》等。后来，张爱玲与苏青二人曾就当时的妇女、婚姻等问题进行了一次谈话，《杂志》记录了她们的对话，整理为《苏青张爱玲对谈记》，称她们是“当前上海文坛上最负盛誉的女作家”。
值得一提的是，胡兰成恰恰是读了张爱玲发表于《天地》的《封锁》，又看到随文的作者玉照，才一见钟情，后由苏青牵线搭桥与张爱玲结识。
张爱玲与胡兰成二人，都对苏青评价甚高，张爱玲曾说喜欢苏青身上平实的、让人安心的烟火气息。胡兰成也说苏青是世俗的、没有禁忌的一个人。
《天地》销路不错，苏青自己曾记，“第一期原印三千，十月八日开始发售，两天之内便卖完了。当十月十日早晨报上广告登出来时，书是早已一本没有，于是赶紧添印两千，也卖完了”。苏青的很多点子，放到今日的传媒运营中仍不嫌过时，比如创刊号走红，加印竟也售罄的情况下，她立刻推出杂志预订业务，凡预订可享受八折优惠，新年期间还推出“特大号”，号称加量不加价，跟如今杂志无异；她跟周作人约稿，顺便讨了周作人亲笔签名全身照，往杂志上一登，变成了自身形象宣传广告；至于命题征文，也是搞了一期又一期，话题辛辣，也吊人胃口。
只是，《天地》虽红火，但也让日后的苏青吃尽苦头。当年，她在《古今》杂志上发表文章《论离婚》，轰动一时，甚至惊动地方大员，得当时的上海市长陈公博赏识。据说，陈公博之所以赏识此文，一来是苏青自身文字洗练泼辣，二来则与陈公博本人的心境有关，当时，他曾爆出一桩绯闻，据载，“妻子李励庄曾带儿子陈幹去饭店开房间，准备午夜服毒自杀，并留下遗书，准备以死要求陈公博撤换部署赵尊岳和王志刚（赵与陈公博关系明显暧昧），但终究被闻讯赶来的周佛海劝阻”。经历了婚姻上的动荡后，苏青的文字自然让他感同身受。
而《古今》杂志的创办者朱朴，恰恰是汪伪政府的交通部次长，他见陈公博赏识苏青，便主动点拨，希望苏青写篇文章称赞陈公博。于是，苏青写下《〈古今〉的印象》一文，大大吹捧陈公博，其中有“在辣斐德路某照相馆中，他的16寸放大半身照片在紫红绸堆上面静静地叹息着。他的鼻子很大，面容很庄严，使我见了起敬畏之心，而缺乏亲切之感”这样的句子。1943年夏天，她还应陈公博之约，做过汪伪政府上海市政府专员，三个月后辞职，但陈公博在批准其辞职的情况下仍照发工资、
到了1943年10月10日，天地出版社和《天地》杂志开业，其支持者就包括了周佛海和陈公博这两位大汉奸。
这些事情，都让日后的苏青有了汉奸嫌疑。抗战后，司马文森编撰的《文化汉奸罪恶史》中，苏青就与张爱玲、张资平等人一起位列16名汉奸之中。
对这指控，泼辣的苏青自是不承认的，她曾在《关于我》一文中分辨道：“我在上海沦陷期间卖过文，但那是我‘适逢其时’，亦‘不得已’耳，不是故意选定的这个黄道吉日才动笔的。我没有高喊打倒什么帝国主义，那是我怕进宪兵队受苦刑，而且即使无甚危险，我也向来不大高兴喊口号的。我以为我的问题不在卖文不卖文，而在于所卖的文是否危害民国的。否则正如米商也卖过米，黄包车夫也拉过任何客人一般，假如国家不否认我们在沦陷区的人民也尚有苟延残喘的权利的话，我就如此苟延残喘下来了，心中并不觉得愧怍”，她也曾说，自己写稿无非是为了赚钱，而且从来未曾歌颂过什么大东亚。而且，要说她当时内心一无所察，也决计不是，在她日后出版的几部散文集中，都未收录她为陈公博写下的那篇《〈古今〉的印象》。
后来也有许多人为苏青鸣冤，比如谢蔚明曾说“苏青从来没有写下一个字替敌伪唱赞歌”，季广茂曾写道，“（沦陷区的人民）他们被自己的政府遗弃在固有的土地上，他们有权生存……但更多的百姓则生活在灰色地带之中，他们只能生活在夹缝之中，忍气吞声”。
染上汉奸嫌疑的苏青，曾遭国民政府传讯，但因为确实未有做汉奸的确凿证据，当时并未被追究，但1949年后的她，就大吃苦头。
1949年后，她留在上海，在芳华越剧团担任编剧，她写过不少剧本，如《江山遗恨》、《卖油郎》、《屈原》、《宝玉与黛玉》和《李娃传》等。
1955年，她因“胡风案”受牵连入狱，一年半后出狱，但已遭剧团开除。重病缠身的她连看病的钱都没有，只好向亲戚和孩子们求助，可在那个年代，背景不佳又曾入狱的苏青俨然一个传染病患者，人们避之不及，哪怕是骨肉至亲，也坚决与她划清界限、断绝关系。
后来，她好不容易在一个名为红旗锡剧团的小剧团里找到工作，担任编剧，整理、改编老剧，偶尔写点应景新剧。可到文革时，她又遭冲击，被抄家批斗，工作又一次被辞退。据载，“1975年，苏青从黄浦区文化馆退休。退休证上写明：原工资61.7元，按7折计算，实发退休费：43.19元。”
她晚景凄凉，据说她本住市区，因为和邻居共用厨房和卫生间，常受欺负，只好搬家至郊外，身边陪伴她的仅有已离婚的小女儿李崇美和外孙，三代人挤在10平方米的小房间里，基本不与外界往来。唯一与她有联系的是抗战时的《女生》杂志主编王伊蔚，苏青在给她的最后一封信里写道：“成天卧床，什么也吃不下，改请中医，出诊上门每次收费一元，不能报销，我病很苦，只求早死，死了什么人也不通知。”
弥留之际，她最大心愿是找一本已被列为禁书的《结婚十年》，重温往昔岁月，好在有一位忠实读者花了不少钱，复印了一本给她。
1982年12月7日，身患糖尿病、肺结核的苏青病情突然恶化，大口吐血，离开人世，时年69岁。据载，她的灵堂里没有哀乐也没有花圈，送行亲友不过四五人，全程仅七八分钟，一代才女身后事，竟如此寂寥。
关于身后事，其实她曾在《归宿》中写过的，“十年后，青山常在，绿水常流，而我却魂归黄土……总有我的葬身之地吧。我将在墓碑上大书‘文人苏青之墓’，因为我的文章虽不好，但我确是写它的，已经写了不少，而且还在继续写下去，预备把它当做终身职业，怎么不可以标明一下自己的身份呢？也许将来有人见了它说：哦，这就是苏青的坟吗？也许有人会说：苏青是谁呢？——是文人，她有什么作品？待我去找找看。虽然那时我已享用不到版税了，但我还是乐于有人买书的……什么地方是我的归宿？我真正的灵魂永远依傍着善良与爱。”
只可惜，1949年后，她再也没有写过小说和散文了，而且，也再没用过“苏青”这个笔名，改用本名冯和仪，她终究没能继续写下去，这个“终身职业”在1949年戛然而止。
1984年，上海市公安局作出《关于冯和仪案的复查决定》，表示“经复查，冯和仪的历史属一般政治历史问题，解放后且已向政府作过交代。据此，1955年12月1日以反革命案将冯逮捕是错误的，现予以纠正，并恢复名誉”，此时，苏青已逝世两年。
值得一提的是，他那位前夫李钦后，解放后一度在法院工作，但年轻时的不靠谱一直在延续，不久后他便因贪污罪被政府处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