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希伯来语的来龙去脉
新用户注册 | 用户登陆 | 回复 | 刷新 本版嘉宾: 秦假仙 trustno1
秦假仙
发表文章数: 417
武功等级: 拈花指
(第七重)
内力值: 404/404
希伯来语的来龙去脉
希伯来语是犹太人的母语，讲希伯来语，在犹太人的心目中是神圣的事。
犹太人说，他们的祖先曾长期生活在“以色列地”（犹太人对今巴勒斯坦的称呼），3000多年前，他们就在那里使用希伯来语了。犹太历史上的重要事件都是用希伯来语记录下来的，特别是古代的先知们是通过希伯来语接受上帝的启示并把它传达给犹太人和全人类。犹太人的圣经——《塔纳赫》（基督教经典《旧约全书》的蓝本）是用希伯来语写成的。犹太人奉《塔纳赫》为圣，特别是其中的《托拉》（即《律法书》，或称《摩西五经》），那就不能不尊重希伯来语。异族灭亡了犹太国家，犹太人离开了以色列地，流散到世界各地。他们虽然失去了使用希伯来语的共同生活地域，但是在他们的精神世界里——每日的祈祷、礼拜、节日的礼仪中，仍部分使用希伯来语。犹太人打破时空界限，在共同使用希伯来语的精神世界中，相遇、相识、互相认同。因此，对一个犹太人来说，在以色列地使用神圣的希伯来语是他追求的最崇高的境界。
最古老的语言之一
据认为，希伯来字母是人类最古老的西北闪族语字母（公元前1700年到前1500年之间）的直接继承者。希伯来语从公元前12世纪起，逐渐形成一个完整的语言体系，它不仅是生活在巴勒斯坦的以色列人（犹太人祖先的称谓）日常通用的、活泼的口头语言，而且有少量碑铭流传下来。在公元前1006年大卫王在耶路撒冷建立统一的希伯来王朝后，希伯来语发展到鼎盛时期。公元前587年，犹太王国被巴比伦人灭亡，犹太人被掠往巴比伦，成为“巴比伦之囚”。为适应环境，人民中逐渐流行亚拉姆语。到公元前3世纪，希伯来语作为口语已逐渐被亚拉姆语代替，只有贤哲和宗教人员在宗教研究与宗教活动中使用它，这一直持续了600年。这段时间的希伯来语被称为“贤哲语言”。公元3世纪后，犹太人流散到世界各地、贤哲们也不再使用希伯来语了，“神圣语言”已僵化为书面语言、局限在神学院的院墙内。中世纪（公元7世纪～13世纪），犹太人曾在穆斯林统治下的西班牙经历了一段生活条件宽松的黄金时期，希伯来语得到了复兴，但即使这样，希伯来语始终没有成为西班牙犹太人的口头语言。在相当长的日子里，希伯来语只是各国宗教学家研究圣经的一种工具，它已完全被尘封在藏书室里了。
本—耶胡达的巨大贡献
18世纪末的启蒙运动打开了犹太人的眼界，解放了他们的思想。犹太人中产生了要求民族复兴的强烈愿望，它犹如在坚硬地壳下奔突的岩浆，一旦冲破束缚，将迸发出惊天动地的力量。
现代希伯来语之父埃泽尔·本—耶胡达1858年生于立陶宛，他从巴尔干地区民族反抗土耳其统治的斗争中，萌生出犹太民族复兴的思想。他认为，犹太民族要复兴就应该把他们向往之地——以色列地建成全体犹太人的精神中心，让耶路撒冷耶和华殿的光芒照亮苦难中犹太人的心。1881年，本—耶胡达移居巴勒斯坦，但他痛苦地看到：2000年前犹太人被异族逐出巴勒斯坦，为了生存，他们被迫放弃民族语言；而现在，当他们居住在祖先的土地上时，他们却不能用民族语言交谈。本—耶胡达意识到民族复兴的当务之急是复活民族语言——希伯来语，“一个民族，一种语言”。他身体力行，办学校教授希伯来语出刊物、写小说、著文章传播希伯来语，编辞典发展、规范希伯来语，1890年他建立了希伯来语委员会，领导复活希伯来语活动。本—耶胡达的努力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反对：宗教势力激烈反对把“圣洁的”希伯来语变成人民的口语，这无疑是对希伯来语神圣性的亵渎，1894年他们把本—耶胡达送上了法庭。另一股势力是移民中的惰性。大多数移民来自德语国家和东欧，他们操德语或意第绪语，对希伯来语相当生疏，要他们从头学起，一怕花力气，二怕失去在知识层中的优势，他们对复活希伯来语持消极抵制态度。1913年筹备建立以色列技术工程学院时，在用何种语言作为授课用语的问题上引起激烈争论。最后学校根据多数犹太人的愿望，决定希伯来语是该校惟一授课用语。这场“语言之争”意义重大，在犹太人中确立了希伯来语是犹太人第一用语的地位。英国统冶巴勒斯坦后，在犹太人的要求下，第一任高级专员签署法令确认希伯来语同英语、阿拉伯语一样，同为官方语言，希伯来语在巴勒斯坦的地位正式确立。希伯来语委员会在1916年作了一次普查：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中已有40％的人把希伯来语作为第一语言；在移民城市特拉维夫、各基布兹和定居点，这个数字更高达80％左右；移民的第二代有一半以上在学校学习希伯来语。已经死亡了将近2000年的希伯来语在巴勒斯坦复活了。1948年以色列国建立，希伯来语为国语，1957年以色列议会通过法令将希伯来语委员会更名为希伯来语科学院。
现代希伯来语是世界上惟一的以书面语言为基础的口语，且字母外形、发音规则、词汇和词义、语言规则经过3000年岁月，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因此在以色列，人们说：如果3000年前的大卫王、所罗门王今天漫步耶路撒冷大街能基本听懂他们子民的交谈。
不断发展的语言
希伯来语毕竟太古老了，古典希伯来语难以满足社会和科技发展的需要。希伯来语能不能复活取决于语言的内在机制、它有没有发展余地。希伯来语与其他东方语言一样，它是丰富的、灵活的，有巨大的发展潜能；其次是犹太人能不能冲破古典语言的束缚，使古老的语言新生，以适应客观发展的需要。现代希伯来语之父本—耶胡达没有因袭3000年前大卫王的希伯来语，而是根据需要又创造了数以千计的新词；他提倡简仆文风，摒弃华丽浮躁的文风；他重新规范语言规则，剔除古典语言中繁琐的、不实用的规则，他把一个活泼泼的希伯来语传给了后人。以色列国建立后，希伯来语现代化的步伐加快，与其他语言一样，口头语言最为活跃、生机勃勃，而书面语言相对滞后；在语言各部分的发展中，新鲜词汇大量增加，原有词汇的词义扩大，而语法和字体的变化则要慢得多。
新词猛增和词义扩大引起了“词汇量爆炸”。希伯来语复兴前，积极词汇不超过8000个，其中1000个是常用的，新移民只要掌握这1000个词，就能融合到以色列社会中。但是，据以色列最新提供的材料，希伯来语的词汇总量已达12万个以上，其中仅外来语就有12000个（还不包括组成的词组），如人权、帝国主义、社会主义、电话、电视、原子、通货膨胀、沙发、咖啡，等等。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因此，语言学家断言；按这样的发展速度，今天的以色列人可能很难同50年后的子孙交谈了。这生动地表明：希伯来语现代化100年的发展变化远远超过它在过去3000年中的发展变化。在外来语大量引进的同时，希伯来语也在按自身的规律积极扩大原有词汇的词义。圣经中称一种发光物品（可能是琥珀）为HASHMAL，自有了ELECTRICITY（电）后，它就引伸作“电”讲，并由此派生出一系列与电有关的词：过电、触电、电气工程师、电学，等等。希伯来语中的MIZRACH是一个古老的词、指太阳升起的地方：东方。在现代希伯来语中已由这个词派生出东方化、东方人、东方学，等等。犹太人用多种办法扩大词义，并使之成为新词，例如把两词合成一词，成为新词：RAKEVEL是“车”和“绳索”的结合，意为：缆车，ALCHUT是“没有”和“线”的结合，意为：无线电，如此等等。用扩大词义创造出的新词，从规则上讲，都可成为词根，派生出几十个相关的词。语言学家赞成用这种办法扩大词汇量，以满足需要，反对盲目引进外来词，他们认为，希伯来语中既有MONIT（计程车）就应取消TAXICAB，有ALIMUT（恐怖）就没有必要用TERROR。希伯来语语法变化则要慢得多，但是口头语言中的“超前”倾向：简化语法（如不顾词的性和数的变化，使用最简便的形式，减少动词的不规则变化等）已逐步对书面语言产生影响。还有人建议改革希伯来字母，改变书写方式，希伯来语22个字母都是独立的，前后不连，书写时从右往左，不仅书写速度很慢，而且与大部分文字书写方式不同，这为希伯来语的进一步现代化带来了困难。但是犹太人在改革字母和书写方式问题上相当谨慎，因为这涉及民族感情和希伯来语的本质特性。
希伯来语在以色列地位稳固，但它还不是整个犹太民族（包括散居世界的犹太人）的民族语言，因为散居的犹太人宁肯学习、使用居住国的语言，不愿学习陌生的希伯来语，特别是年轻一代，他们是通过居住国语言或者英语，了解犹太历史、犹太宗教、犹太文化的。这一点是100年前的本—耶胡达没有料到的。
紅塵熱鬧白雲冷……
发表时间：2005-03-29, 01:51:01 作者资料
蜡笔小新
发表文章数: 11
武功等级: 野球拳
(第二重)
内力值: 83/83
Re: 希伯来语的来龙去脉
看希伯莱语的发展历程，使我想到了日本语。希伯莱语是由于它是古老的语言在几千年之后被重新使用而不得不引进外来语，而日语，严格来说是个比较新的语言体系，但外来语的数量恐怕远在希伯莱语之上。
日本人甚至在一些本国语言中本来就有的一些词汇上，都会引进外来语的同义词。我不是语言学家，不好在语言发展上妄评日语，但从日语中外来语的数量和日语对外来语依赖的程度来看，日本文化是一个拿来主义式的文化（我不知道鲁迅发明“拿来主义”一词，与他在日本游学经理是否有关），但从语言上看，日本也是个懒惰式的文化。很多可以用本来原有的本国词汇，扩大词义，或者使用词组就可以解决的，他们却懒得这么做，直接用外来语，这可以解读为懒惰，也可以解读为一种快餐文化。
可能日本人为了方便文化普及而把日语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子。因为即便是日本文盲，只要你学会了所有的假名，那么你就可以看书、写字。日语扫盲恐怕是最方便的（对于日本本国老百姓来讲），因为日语是怎么读，就怎么写。再加之日语假名和罗马字表的对应、欧洲语系（尤其是英语）都是表音文字，So，他们只要简单地用罗马字表中的假名拼写英文单词，一个外来词汇就诞生了。比如“熊猫”，panda，パンダ。这个方式可以迅速扩充日语的词汇，以适应需要。
大象~大象~，
你的鼻子怎么那么长？
妈妈说鼻子长才是漂亮
发表时间：2005-04-01, 01:36:50 作者资料
gage
发表文章数: 466
武功等级: 空明拳
(第三重)
内力值: 415/415
Re: 希伯来语的来龙去脉
但从语言上看，日本也是个懒惰式的文化。
==========================
日本人不是懒，而是奴性太重。
繁星满目的夜晚，我举头四望，却发现众星都离我远去。
一只小小的温度计，却透露了宇宙那无比的寒冷和荒凉。
发表时间：2006-06-21, 08:45:30 作者资料
trustno1
发表文章数: 78
武功等级: 罗汉拳
(第九重)
内力值: 288/288
Re: 希伯来语的来龙去脉
但从语言上看，日本也是个懒惰式的文化。
==========================
日本人不是懒，而是奴性太重。
====================================
你要知道，现代汉语的当中社会，人文，科学方面有40%的词汇来自日本
服务、组织、纪律、政治、革命、政府、党、方针、政策、申请、解决、理论、哲学、原则等等，实际上全是来自日语的“外来语”，还有像经济、科学、商业、干部、健康、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法律、封建、共和、美学、文学、美术、抽象
发表时间：2006-06-21, 19:29:51 作者资料
卢昌海
发表文章数: 1617
武功等级: 北冥神功
(第一重)
内力值: 602/602
Re: 希伯来语的来龙去脉
:: 要知道，现代汉语的当中社会，人文，科学方面有40%的词汇来自日本
:: 服务、组织、纪律、政治、革命、政府、党、方针、政策、申请、解决、
:: 理论、哲学、原则等等，实际上全是来自日语的“外来语”，还有像经济、
:: 科学、商业、干部、健康、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法律、封建、共和、
:: 美学、文学、美术、抽象
这个很出乎我的意料。 trustno1兄可否稍稍说明一下这些词大致是何时出现在日语中，又以何种方式（经由政府还是民间、组织还是个人）传入中国的（传入方式是音译还是形译）？另外，40%这个比例也很让我惊讶，是基于何种研究得出的数据？
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
去留无意，望天空云卷云舒
发表时间：2006-06-21, 21:03:13 作者资料
星空浩淼
发表文章数: 1743
武功等级: 九阳神功
(第五重)
内力值: 617/617
Re: 希伯来语的来龙去脉
trustno1兄说的我也很吃惊，不会是刚好说反了吧？
日语中有些词和词组，直接就是中文字写的，那意思根据中文文字的字面意思，大致猜得出
One may view the world with the p-eye and one may view it with the q-eye but if one opens both eyes simultaneously then one gets crazy
发表时间：2006-06-21, 22:48:50 作者资料
XXFF
发表文章数: 480
武功等级: 空明拳
(第五重)
内力值: 419/419
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问题(zz)
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问题(zz)
王彬彬
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史上，有着许多有趣味也有意味的事。从大的方面说，有两个时期的情形特别引人注目。一是在中国唐代，一是在近代。在唐代，是日本贪婪地向中国学习，甚至是在与中国文化接触后，大和民族才首次与文字遭遇，从此才学会了书写。日语的“假名”（字母）不过是汉字的变体。而在近代，则是中国拼命地向日本学习。别的方面且不论，仅就语言文字方面说，在近代，倒是日本成了汉语的输出国。日本“汉语”，冲击着东亚各国的语言系统，当然也大量进入中国的汉语中，成为中国人日常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近代由日本输入的汉语词，被称作日语“外来语”，这里也借用这种称谓。在“外来语”上加上引号，是为了与直接来自西方的外来语（如沙发、咖啡、逻辑等）相区别。因为这二者毕竟有些不同。
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数量是很惊人的。据统计，我们今天使用的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名词、术语，有70％是从日本输入的，这些都是日本人对西方相应语词的翻译，传入中国后，便在汉语中牢牢扎根。我们每天用以高谈阔论、冥思苦想和说“东”道“西”时所用的概念，竟大都是日本人弄出来的，——想到这一层，我的头皮就有些发麻。
实际上，离开了日语“外来语”，我们今天几乎就无法说话。就在我写这篇谈论日语“外来语”的文章时，也必须大量使用日语“外来语”，否则就根本无法成文。这个问题近几年也不时被人以不同的方式道及。例如，雷颐先生在介绍美国学者任达的《新政革命与日本》一书的《“黄金十年”》一文中，便写道：
通过大量的翻译引介，一大批日语词汇融入到现代汉语之中。有意思的是，这些词汇甚至迅速取代了“严译”（按：指严复的翻译）的大部分术语。这些几乎涉及各类学科的新词汇或是现代日本新创造的，或是使用旧词而赋以新意，现在又被广大中国知识分子所借用，这大大丰富了汉语词汇，并且促进了汉语多方面的变化，为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奠定了一块非常重要的基石。现在我们常用的一些基本术语、词汇，大都是此时自日本舶来。如服务、组织、纪律、政治、革命、政府、党、方针、政策、申请、解决、理论、哲学、原则等等，实际上全是来自日语的“外来语”，还有像经济、科学、商业、干部、健康、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法律、封建、共和、美学、文学、美术、抽象……数不胜数，全是来自日语。
雷颐先生是以肯定的口气谈到日语对汉语的侵入的。而李兆忠先生的《汉字的圈套》一文，则在与雷颐先生做了相同的介绍后，不无遗憾地写道：
这真是个值得思索的问题，同样一个西方科学术语，到了中国和日本，就被译成两种味道相去甚远的词，最后却是以中译失败，日译胜利而告终，这是为什么？或者换一种不太合理的问法：严复、梁启超们为什么没有想到采用明治初期的日本学者那种比较自由和通俗的意译法？同样，明治初期的日本学者为什么没有像二十年之后的大陆学者那样，采用那种引经据典式的译法？这里把梁启超与严复相提并论有些不妥，但提出的问题确实是值得思索的。汪丁丁先生的《“经济”原考》一文，是对“经济”二字的汉语原意进行追溯，实际上也同样涉及到日语“外来语”问题，因为“经济”也是众多日语“外来语”中的一个。而考古学家陈星灿先生的《考古学就在我们身边》一文，倡议中国的考古学“建立自己的话语系统”，因为“所谓的国家、文明、私有制等等概念都是从国外输入的”，它们用来说明中国古代的情形或许并不很合适。陈先生所说的这些概念，虽然源自西方，但毕竟是日本人把它们译成现在这样的汉语词的。对这些概念的反思，也必然引发对翻译过程的追问。
以上是我近年偶然见到的涉及到日语“外来语”的文章中的几篇。这些文章，也引发我对这一问题的兴趣。
20年前，当我开始学习日语时，我发现日语中有那样多的汉语词，这令我有过短暂的惊奇；而后来，当我知道汉语中有那样多的日语词时，我却不得不有持久的惊讶。
先是汉字和汉语词汇进入日本，并造就了日本的书面语；当日本在近代与西方相遇后，便大量使用汉字和汉语词去译相应的西方名词、术语；出自日本学人之手的这些译语，在清末又潮水般涌入中国。——这个过程很复杂，也很有趣。我所能接触的资料十分有限，只能勉强说出一个大概。
二
语言中的词汇，有名词、动词、形容词等数种区分。现代汉语中的所谓日语“外来语”，基本属名词类。但名词本身也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对可见可感可触的很具体的事物、场景的命名，如桌、椅、草、木、山、川、日、月等等；一类则表示一种抽象的意义，也就是所谓术语、概念，如政治、经济、民主、自由、科学、文化等等。前者可称之为具象名词，后者可称之为抽象名词。
在日语“外来语”中，具象和抽象两类名词都有。具象名词今天仍在使用的，可举“电话”和“俱乐部”两词为例。“电话”是日本人生造的汉语词，用来意译英文的telephone。当初中国人对这个英文词采取了音译，译作“德律风”。在一段时期内，“电话”和“德律风”两种叫法通用。但后来，“德律风”这种叫法终于湮灭。关于这个译名，我发现过一点有趣的资料。本世纪初年，一群在日本的绍兴籍留学生曾联名给家乡写回一封长信，其中详细介绍了日本的近代化情形，鲁迅也列名其中。信中说到“电话” 时，特意注释道：“以电气传达言语，中国人译为‘德律风’，不如电话之切。”于此亦可见日语输入中国的途径之一种。而“俱乐部”则是日本人对英文Club 的音译。这几个汉字，音、形、意三方面都是绝佳的选择，所以在中国沿用至今。但也有些日译具象名词进入中国后，又被淘汰，例如“虎列拉”，在中国曾被使用了相当长的时间，但如今却被“霍乱”取代。
具象名词本身也许并不值得多谈，我感兴趣的是抽象名词。但具象名词与抽象名词之间，有时并无明确的界限。有些名词，在古汉语中本不具有抽象的意义，传入日本后，则被抽象化。
在与汉字遭遇之前，大和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但却有自己的语言系统。在原有的日语中，具象名词很丰富，对种种具体事物都有很精确的命名，但抽象名词却极不发达。这也并不奇怪。当一个民族还没有自己的文字时，是不可能有发达的抽象思维的，因而也就不会有大量的概念产生。只是在与汉语接触后，汉语中众多的抽象名词才进入日本原有的语言中。汉语中的种种具象名词，例如山、川、草、木、日、月、云、雾，等等，虽也传入日本，但日本人可按照自己原有的发音来读这些汉字，但像汉语中的自然、道德、政治、经济、风流、文学这类抽象名词，因日语中原本就没有相应的词与之匹配，便只能模仿汉语的发音来读这些词。在大和民族与汉语相遇时，汉语中的抽象名词，在音、形、意三方面对他们都是陌生的。
而在近代，当日本与西方语言遭遇后，大量采用汉语抽象名词去译西方概念，例如，用“经济”译“economy”，用“自然”译“nature”，用 “文学”释“literaure”。作为中国人，我们应该知道这些被日本人用来译西方的词汇，原本是从中国输入的，但我们更应该知道，这些汉语词在传入日本后，其中不少意义都不同程度地发生了变化。抽象名词从一个民族传入另一个民族，不可能始终保持原汁原味，即便在文化发展阶段相等的两个民族间，也可能发生误读和误解，何况当时的日本在文化发展阶段上与中国如此悬殊。那一大批植根于中国文化中的抽象名词被日本移植过去后，要真正在日本文化中扎根生长，就必然要与汉语原意发生某种程序的分离。日本现代学术界对这些汉语词在古汉语中的原意以及传入日本后的意义变化，也多有考索。例如“经济”一词，在古汉语中指 “经世济俗”、“治国平天下”，但传入日本后，则意义变得狭窄起来，被专用来指财务经营、财政措施。再如“自然”这个词，在古汉语中指不依赖人力，或人对之无能为力的现象，但在传入日本后，却具有了“偶然”、“万一”、“意外”这几种意思。
还有的词，在汉语中原本只被用于一种很具象的场合，并不具有明显的抽象意义，但在传入日本后，词义则渐渐向抽象的方向发展。例如，现代汉语中的“社会”这个词，已是一个抽象名词，是日语“外来语”中的一个。这是日本学人对西方“society”的翻译。但“社会”在古汉语中，基本上是一个具象名词，特指每年春秋两季乡村学塾举行的祭祀土地神的集会。《辞海》上举《东京梦华录·秋社》中的一段话来说明这个词：“八月秋社……市学先生预敛诸生钱作社会，以致雇倩祗应、白席、歌唱之人。归时各携花篮、果实、食物、社糕而散。春社、重午、重九，亦是如此。”但这个词传入日本后，渐渐别有所指。据日本学者铃木修次考证，在江户末期，日本已将以教会为中心的教团、教派称作“社会”，这就已经使这个词具有一定程度的抽象意义。
三
对日本近代学人用汉语词译西文概念的过程，我一直很感兴趣。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有种种权衡、取舍，有迟迟找不到一个合适译语的苦恼，也有绞尽脑汁后终于“吟安”一个译话的欣喜，当然，也可能有不得不姑且用一个并不很合适的译语时的遗憾。由于资料的限制，对这个过程，我尚不能知道得很多。但可以断定的是，日本近代学人在译西文概念时，大体有以下几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仍是向中国学习。从时序上说，中国接触西方文化远比日本早。早在7世纪的时候，就有基督教僧侣来中国传教。此后，13世纪的马可·波罗， 16世纪的利玛窦，是广为人知的西方文化在古代的使者。在利玛窦的时候，西方汉译的工作已开始。徐光启与利玛窦合作，翻译了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这是人所共知的。1870年，新教传教士莫里逊来到中国。他把《新约》译成汉语，全版《新约》于1814年出版。更重要的是，他还编了一本汉英词典，词典第一卷于1817年印行，整部词典四开本，共六卷，4595页，于1823年出齐。传教士与中国合作者所从事的西方汉译的工作，尤其是汉英词典的编纂，为近代日本学人翻译西文概念提供了借鉴。他们也许并没有过多地袭用传教士和中国合作者的译法，但他们无疑会从这类西文东译的先行者那里得到不少启发。日本现代学者在论及本国近代的翻译工作时，往往不忘提及利玛窦、徐光启。莫里逊这些先行者所提供的参考。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有些名词、术语，正是当初在中国的传教士和中国的合作者共同创造的译法。对这类译语进行全面的列举是一件难事，但据日本学者考证，至少“数学”、“理论”、“银行”、
“保险”、“批评”、“电气”这数例，属日本近代学人对中国已有译法的袭用。在人们谈到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时，这些往往也被包括在内，这是不正确的。
第二种方式，是对汉语词的原意加以改造，使之适合于作西文概念的译语。通过这种方式产生的译语很多。例如革命、艺术、文化、文明、文学、封建、阶级、国家、演说、民主、自由、经济、社会，等等，都属这一类。上文说到，有些汉语词输入日本后，意义已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变化，例如“经济”、“社会”等。日本学人在选定这种汉语词来译“economy”、“society”等相应的西文概念时，该不会有过多的犹豫。而更多的时候，日本学人必须对汉语词的原意进行有意识的加工，才能为某个西文概念选定一个大体合适的译语。将汉语词的语意抽象化，是日本学人改造汉语词意的一种途径。例如“阶级”一词，汉语原意指台阶和官位俸给的等级，不具多少抽象的意义，当日本学人把“阶级”作为西文“class”的译语后，便将这个词大大抽象化另一种途径则是将汉语词的原意缩小，即取其原意中的一部分，来译西文概念。例如“文学”这个词，汉语原意十分宽泛，一切文字形态的书籍文献，都属“文学” 之列，在汉唐，“文学”还是一种官职。而当日本学人用“文学”来译西文的“literature”时，只取了其中的一部分含义。还有一种途径，便是对汉语词仅仅假其字而完全不取其义，甚至赋予一种与汉语原意完全相反的意义。例如“民主”这个词，汉语原意指“庶民之主宰”，而当日本学人用以译西文的 “democracy”时，便令其表达了一种与汉语原意截然对立的意义。
第三种方式，是新造汉语词。面对西文概念，在现有汉语词汇中实在找不到相应的词可作译语时，日本学人便利用汉字组成新的词。以这种方式产生的西文译语也颇不少。在具象名词中，上文所说的“电话”便属这种类型。在抽象名词中，个人、民族、宗教、科学、技术、哲学、美学等等，都属日本学人生造的汉语词。例如“哲学”一词，为在西文东译方面做出卓越贡献的西周所造，用以译西文的“philosophy”；“美学”则为有“东洋卢梭”之誉的中江兆民所造，用以译西文的“aesthetics”。
以上几种方式，日本现代学者都曾提到。但我还发现另一种情形，即被日本近代学人从汉籍中选取用作西文译语的词，在汉语中原本并不构成一个词。例如“主义”
这个词，在古汉语中并不存在。日本现代学者在考证“主义”语源时，却说“主义”一词原为汉籍中所有，并举了《史记·太史公自序》中的“敢犯颜色以达主义” 一语为证，意谓日本近代学人仍是从汉籍中找到“主义”这个现存的同去译英文的词尾“ism”。但太史公这句话中的“主”指主上，也就是汉文帝，全句本意是说敢于犯颜强谏，致皇上于义。所谓“达主义”，不是说自己要坚持实现某种信念，而是说使主上抵达义的境界。在这句话中，“主义”根本不构成一个独立的语言成分。有趣的是，日本出版的《大汉和词典》中，也举《太史公自序》中的这句话为“主义”一词的汉文出典。日本近代学人有可能是将汉籍中的“主义”误读成一个词，并作了望文生义的理解，再以译西文的“ism”。不过，日本近代学人汉文程度都很高，也可能他们根本没有误解汉文，“主义”不过是他们新造的一个词，与“以达主义”这种汉文中的“主义”无关。而误解误读的，只是后来的考证者。
值得一说的是，今天在中日两国被广泛使用的那些作为西文译语的名词、概念，也并非一开始便在日本被普遍承认的。在日本近代开始大量译介西方著作的时候，往往同一个西文名词、概念，有数种译法，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数种译法并存，而最终站住了脚的那种译法，也是在与其他译法的争斗中才存活下来的。例如，“literature”这个西文词，一开始在日本至少有“文章学”和“文学”两种译法，最后“文章学”被淘汰，“文学”被普遍认可。但直到本世纪 30年代，日本学者冈崎义惠还对“文学”这一译名表示疑义，他认为“文学”这一概念包含着诗文和诗文之学两种意思，词义暧昧不明，建议将“文学”这一说法废弃，分别用“文艺”来指称诗文，用“文艺学”来指称诗文之学。当然，这种疑义大概已不可能动摇“文学”这个概念的地位。再如“art”这个概念，一开始有“艺术”、“美术”、“文学技艺”等数种译语并行，直到本世纪初年，“艺术”才最终战胜其他译法而取得牢固地位。有的译语的产生、定型，所经历的过程十分艰难曲折。例如“个人”这个概念，今天在中日两国被使用的频率都很高。这是西文“individual”的译语。汉语中原没有“个人”这个词，据日本现代学者考证，“个人”这个译语的选取，本是对汉语“一个人”的省略。在一开始，也曾直接用“一个人”来译“individual”，而且在很长时期内，这个西文概念在日本有多种译法并存，“各殊之人身”、“独一者”、“人”、“独一个人”、“私人”等译语都曾被使用，“个人”这种译法并不是最早出现的，但却最终获胜。
四
1898年秋，戊戌变法失败后的梁启超，潜入日本军舰大岛号，亡命东瀛。海上的时光是漫长而无聊的。为打发无聊，并不通日文的梁启超借来了一本日本作家东海散士所作的小说《佳人之奇遇》，翻开一看，除了一些日文格助词外，竟满纸都是汉字，甚至颇多“之乎者也”，令梁启超能看懂个大概，并且能看起兴趣来，同时也让梁启超悟到，用小说启发民智，宣传变法维新思想，是一种极好的方式。想到这一点，梁启超一定很兴奋。在横滨住下后，他创办了面向国内读者的《清议报》，在创刊号上他发表了《译印政治小说序》，在这篇宣言式的文章后面，是《佳人之奇遇》的汉译连载；《佳人之奇遇》连载完之后，紧接着又开始连载日本作家野龙溪的小说《经国美谈》的汉译。——两部小说的译文，都出自并不通日文的梁启超之手。
这个时候，大量的西方名词、术语已进入日语中，被称作“政治小说”的《佳人之奇遇》和《经国美谈》中，自然也不乏这类译语。而并不通日文的梁启超，在他的译文中，对这些日本人的译语，当然也就只能原样照搬了，——而这，便是所谓日语“外来语”进入中国的开端。梁启超在这样做时，也许并没有过多的疑虑，他很轻易地就把诸如民主、科学、政治、经济、自由、法律、哲学、美学一类词汇介绍给了中国读者。这也就意味着，日语“外来语”被引进中国，是在一种不得已、不自觉的情形下开始的。
不过，梁启超向国内译介日本政治小说的同时，也就开始了雷颐先生《“黄金十年”》一文中所说的近代中日关系史上的“黄金十年”，举国上下掀起了一股向日本学习的热潮。已被译成日文的西方著作，也在这时期被转译成汉语，甚至日本的中级教科书都被翻译过来，用作教材。鲁迅留日归来，在师范任教时，就亲自动手做过翻译日本教科书和日籍教员讲义的工作。构成现代汉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的所谓日语“外来语”，也就是在这时候大规模地进入了中国。
本来，洋务运动是要向西方学习，懂得西方，翻译西方著作便显得很必要。但一转向以日本为师，人们学习西文的势头也就顿减。向日本学习，无非是希望通过学习日本间接地学习西方。那时朝野普遍认为，这样做可以收事半功倍之效。但对这股向日本学习的热潮，中国近代第一译家严复却持坚决的反对态度。在发表于《外交报》上的《与（外交报）主人书》中，他写道：
吾闻学术之事，必求之初地而后得其真，自奋耳目心思之力，以得之于两间之见象者，上之上者也。其次则乞灵于简策之所流传，师友之所授业。然是二者，必资之其本用之文字无疑也。最下乃求之翻译，其隔尘弥多，其去真滋远。今夫科学术艺，吾国之所尝译者，至寥寥已。即日本之所勤苦而仅得者，亦非其所故有，此不必为吾邻讳也。彼之去故就新，为时仅三十年耳。今求泰西二三千年孳乳演迤之学术，于三十年勤苦仅得之日本，虽其盛有译著，其名义可决其未安也，其考订可卜其未密也。乃徒以近我之故，沛然率天下学者群而趋之，世有无志而不好学如此者乎？侏儒问径天高于修人，以其愈己而遂信之。分之所为，何以异此。
严复强调要深切了解西方思想学术，须直接读原著。借助翻译已是万不得已，借助翻译的翻译，就隔尘更多，去真更远。他认为日本对西方概念的翻译，多不准确，因此也不能无条件地借用，而往往坚持自己的译法。例如，他反对“经济”这个日本译语，而代之以“计学”，并在《原富》卷首的“译事例言”中说明了理由：“计学，西名叶科诺密，本希腊语。叶科，此言家。诺密，为聂摩之转，此言治。言计，则其义始于治家。引而申之，为凡料量经纪撙节出纳之事，扩而充之，为邦国天下生食为用之经。盖其训之所苞至众，放日本译之以经济，中国译之以理财。顾求必吻合，则经济既嫌太廓，而理财又为过惬，自我作故，乃以计学当之。”他认为“经济”一语，原意比西文“economy”宽泛，因此不宜作译语。再例如，他拒绝借用日文译语“社会”，而坚持把西文的“society” 译作“群”，将“社会学”译作“群学”。此外，“capital”日译“资本”，严译“母财”；“evolution”日译“进化” ，严译“天演”；“philosophy”日译“哲学”，严译“理学”；“metaphysics”日译“形而上学”，严译“玄学”……
但严复对日本译语，也并非一概拒绝。在他自己的著述中，使用日本译语的例子像是也不鲜见。对有的日本译语，他也很首肯。例如，将西文的“liberty”和“freedom”译作“自由”，严复就毫无异义，并且说：“西名东译，失者固多，独此无成，殆无以易。”
五
在怎样翻译西方术语的问题上；当初在中国是有过争议的。大体有三种观点。一种主张尽可能有中国自己的译法，反对无条件地借用日译，严复可为这种观点的代表。一种则主张尽可能借用日本已有的译法。还有一种观点，则主张对西文术语进行音译。
王国维便主张尽可能借用日本已有的译语。在《论新学语之输入》一文中，他首先强调了新学语输入之必要，在怎样输入的问题上，则表达了这样几种看法：
（一）他强调了借用日本译语的可行性和便利之处：“数年以来，形上之学渐入于中国，而又有一日本焉，为之中间之驿骑，于是日本所造译西语之汉文，以混混之势，而侵入中国之文学界。好奇者滥用之，泥古者唾弃之，二者皆非也。夫普通之文字中，固无事于新奇之语也；至于讲一学，治一艺，则非增新语不可。而日本之学者，既先我而定之矣，则沿而用之，何不可之有？故非甚不妥者，吾人固无以创造为也。……且日人之定名，亦非苟焉而已，经专门数十家之考究，数十年之改正，以有今日者也。窃谓节取日人之译语，有数便焉：因袭之易，不如创造之难，一也；两国学术有交通之便，无扞格之虞，二也。……有此二便而无二难，又何嫌何疑而不用哉？”
（二）他批评了严复抵制日译，“自我作故”的态度，同时，对严复着力追求译语的古雅也有非议：“侯官严氏，今日以创造学语名者也。严氏造语之工者固多，而其不当者亦复不少，兹笔其最著者，如Evolution之为‘天演’也，Sympathy之为‘善相感’也。而天演之于进化，善相感之于同情，其对 Evolution与Sympathy之本义，孰得孰失，孰明孰暗，凡稍有外国语之知识者，宁俟终朝而决哉！又西洋之新名词，往往喜以不适当之古语表之，……如侯官严氏所择之《名学》，古则古矣，其如意义之不能了然何？”
（三）他也指出，日本人的译语，未必尽皆准确，如译“idea”为“观念”，译“intuition”为“直观”，就未能尽传原意。但这也许是翻译本身固有的局限，是无可奈何之事。即便那些未必精确的日译，比起中国人的译法，仍然要合理些。两害相权，还是应该借用日译。
（四）他指出了日中两国翻译西文术语方式的不同。日本人多用双字或双字以上的词组去译西文本语，而中国人则习惯用单字，“精密不精密之分，全在于此。”这其实还是在批评严复。用单字译西文术语，正是严复的习惯，如“玄学”、“理学”、“计学”、“群学”都属此类。
王国维毕竟是王国维。他说日本已有译语并非随意造作之词，而是“经专门数十家之考究，数十年之改正”，才最终确定，这颇合实情，同时也为中国人借用日译提供了有力的理由。而他指出在翻译西文术语时，日本人习用双字和双字以上的词组，因此比中国人的习用单字更能精确地传达原意，也真如老吏断狱，一语中的。实际上，王国维这篇文章，已基本说明了为何日本译语在中国全面获胜而严复译语则被淘汰殆尽。
在当时，还有一种很有影响的翻译观点，即主张对西方术语进行音译，章士钊是这种观点的代表。实际上，有些西方术语，也曾以音译的方式广为流行，如“德谟克拉西”（民主）与“赛因斯”（科学）。在章士钊主编的《甲寅》上，西方术语多用音译。就是严复，也有过音译西方术语的成功尝试，如将“LogiC”音译成“逻辑”据说便出自严复之手。“逻辑”二字，在音、形、意三方面都选择得绝妙，所以能站住脚。对“Logic”，日本也有意译和音译两种译法，意译作 “论理”，但后来还是音译更流行，而且“逻辑”这个汉语词，也传入了日本，在现代日本著作中，这两个字也常出现，但注“logic”的日语译音。在日本， “逻辑”一词，是中、日、西三种文化的混血儿，即中国的字，日本的音，西方的意。这当然很耐人寻味，但同样耐人寻味的，是“逻辑”这个音译术语，似乎是严译术语中最有生命力的，——这其中，一定有着某种值得探究的“逻辑”。
严复和日本学人都是用汉语译西文。论西文水平，严复决不逊于那些日本近代学人。至于汉文，日本学人虽也都堪称精通，但这毕竟是严复的母语，严复的汉文造诣，无疑远在日本学人之上，但严复却败给了日本人。我想原因之一，就正在于汉语是严复的母语。因为是母语，所以对其语意有精细的体察和深切的理解，而这也就成为一种束缚，翻译起来便被汉语原意牢牢限制。而对于日本学人来说，汉语再精通，也毕竟只是一种外语，对汉语他们决不会怀有严复那般的感情，因此也就能自由地驱遣汉语。日本学人可以大胆地改造汉语原意，可以根据需要而赋予汉语新义，可以利用汉字生造新词，甚至可以让一个汉语词来传达与原意完全相反的意义。玩味那些日本学人的译语，感到他们对汉字汉语真是挥洒自如，而严复却难以达到他们这种程度。
严译在与日本译语的“生存竞争”中被淘汰的重要原因，还在于王国维指出的过于古雅。“信、达、雅”是严复对译文的三点要求。雅虽然放在最后，但严复在翻译实践中对译文之美的重视却并不在信与达之下。他要求自己的译文必须是绝对的美文，读起来和谐且铿锵，富于节奏感，而在翻译西文术语时习用单字，也正是译文本身语感的需要。在翻译西文术语时，严复也是呕心沥血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名之立，旬月踟蹰”。但由于严复是用先秦文体来翻译的，在用汉语为西文术语“立名”时，就不能只考虑准确，还要兼顾文气，要尽可能古雅，这就使严复的工作比日本学人要艰难得多。严复那些用古雅的单字译出的西文术语，不能说都未能传达原意，只是把原意传达得很模糊。朦胧，不易让人把握。而日本学人由于毋须考虑什么文气，也不追求用语的古雅，自由度就大得多。为了尽可能准确全面地传达原意，他们可以用双字或双字以上的词组，而且在选择译语时也并不在意什么雅与俗，这样也就使译语更明快更直白，让人一见就懂，而且不知不觉地就用了起来，遇上这样的竞争者，严复的译语自然就只能被冷落，被遗弃。
严复着力追求译文之美，刻意讲究“立名”之雅，是有着良苦用心的。当时，梁启超也对严译文体提出质疑，说严译“太务渊雅，刻意模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翻殆难索解。”并且说：“欧、美、日本诸国文体之变化，常与其文明程度成正比例……况此等学理邃赜之书，非以流畅锐达之笔行之，安能使学童受其益乎？著译之业，将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也，非为藏山不朽之名誉也。”翻译西文，既然意在启蒙，就应该使译文能为尽可能多的人阅读，这样，就应该努力追求译文的通俗、流畅，易于领会，而不是像严复那样做得恰恰相反。面对这种诘难，严复的回答是：“不佞之所以事者，学理邃赜之书也，非以饷学童而望其受益也，吾译正以待中国多读古书之人。”原来，严复根本就没有把学童一类浅学之人当作自己的读者，他的译文是给那些饱学的士大夫读的。严复认为，改造那些饱读古书而往往又顽固守旧者的思想，是最关键的事。这批人的思想改造过来了，整个社会的风气也就会发生变化。而中国的读书人都很讲究文笔之美，严复要让他们读自己的书，首先就必须以一种美文来征服他们，对于那种本厌恶、排斥西学的人，则是给他们送上一枚糖衣炮弹。
严译术语虽然败给了日本人的译语，但并不意味着严译在整体上是失败的，也不能说严复对译文之美的追求是没有道理的。今年是严译《天演论》出版100周年。100年前，当《大演论》问世时，在知识界引发了一场地震。人们奔走相告，争相诵读。许多人将其当作枕边书，一读再读，爱不释手。这首先也是与严复译笔的优美分不开的。人们争读严复译作，半是寻求新知，半是品味美文，甚至一些抵制西学的守旧者，也禁不住将严译当作美文来欣赏。由于中国的情形与日本不同，严复对译文与日本学人有不同的追求，也在情理之中。
如果把1898年梁启超翻译日本小说《佳人之奇遇》当作日语“外来语”输入中国的开端，那到今天，也正好是100周年。这无论如何也是一件值得纪念的事。
每当我想到我们用以思考、演说、写作的概念中，有70％是日本人所营造时，我就寻思起这样的问题：这一事实100年来对中国人的思维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换句话说，假设当初没有日本这样一个近邻，那也许在很长时期内，人们只能使用严译概念，而通过严译概念来理解西方思想和思考中国问题，与通过日译概念是否有差异？即便没有日译概念的输入，严译也许仍会被淘汰，会有人重新为那些西文概念物色更合适的译语，但这与我们今天使用的日本译语肯定绝大多数都会不同，而如果是这样，这100年来中国人思考和谈论问题的方式是否也会不同？最终，这100年来中国的历史进程是否会与已有的完全一致？具体地说，当“政治”、“经济”、“文化”、“革命”、“阶级”、“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这些概念换一种方式出现在我们眼前，我们对这些问题的感受、理解，是否会随着变化？
可以说，日语“外来语”的大量涌入，对100年来中国人的思维，对100年来的中国文化，对100年来中国的历史进程，肯定产生了影响。但用现代汉语在整体上思考这种影响，却又很困难。因为在思考日语“外来语”的影响时，必须运用日语“外来语”，这便像是一条蛇咬住了自己的尾巴。——这应该是摆在西方汉学家面前的一个极好的课题。
虽然不能在整体上谈论日语“外来语”的影响，但在具体的例子还是可以举出一些的。
关于中国古代是否有“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史学界数十年间争论不休。但争来争去，实质都是概念之争，分歧在对“资本主义”这一概念的理解上。同样的历史事实，有人认为能说明“资本主义”的萌芽，有人则认为不能。是否有“资本主义”的萌芽之争，也就归结为什么是“资本主义”之争，而“资本”和“主义” 这两个词都是日本人生造的，用资本主义来译西文的“capitalism”，也是日本人所为。倘若“capitalism”被译成另一个汉语词，这场争议是否还会发生？即使发生了，是否在表现方式上也会有所不同？
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美学界有所谓“丑学”一说。“丑学”是相对“美学”而言的。“美学”是日本人中江兆民对西文“aesthetics”的翻译。但 “aestnetics”的原意是“感性学”，倘若一开始就没有“美学”这种译法，而译成别种模样，例如译成“感性学”，那所谓“丑学”是否还能成立？
我们今天将短至数百字长至数百万字的虚构性作品都称为小说，只是有长篇小说与短篇小说之分。长篇小说与短篇小说这种命名，只是指出了篇幅的差别，此外什么也没有说明。于是，有所谓长篇小说与短篇小说在审美的意义上是否有本质性差异的研究和争论，有人说二者意味着不同的审美方式，有人则说二者的差别仅仅在字数上。其实，我们今天使用的“小说”这一概念，是日本近代作家坪内逍遥在《小说神髓》中对英文“novel”的翻译，而英文“novel”本意就指较长篇幅的作品，至于短小的作品，则用“short story”来表示。两种不同的命名，就已经强调了二者并非一类。应该说，用“小说”来译“novel”，未能全面地传达出原意。如果我们不是将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都称作“小说”，而是分别有不同的称谓，那我们对二者的认识是否会一开始就有所不同？而关于长篇与短篇的争议，是否还会发生？
例子还可举出许多。最后我想说：由于我们使用的西方概念，基本上是日本人替我们翻译的，在中国与西方之间，也就永远地隔着一个日本。
不知这说法，是否能成立？
（原载：《上海文学》随笔精品·第二辑·守望灵魂，
转自万维读者网络2003年8月30日）
XXFF
发表时间：2006-06-21, 23:58:14 作者资料
trustno1
发表文章数: 78
武功等级: 罗汉拳
(第九重)
内力值: 288/288
Re: 希伯来语的来龙去脉
这个很出乎我的意料。 trustno1兄可否稍稍说明一下这些词大致是何时出现在日语中，又以何种方式（经由政府还是民间、组织还是个人）传入中国的（传入方式是音译还是形译）？另外，40%这个比例也很让我惊讶，是基于何种研究得出的数据？
=================================================
首先要明确一个问题,首先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中的很多名词术语，无论是在接受兰学之前的日本，还是在接受西学之前的中国都是不存在的。在接受西方科学以后，对西学名词的翻译，虽然借助了很多古汉语中的词汇，但是这些古汉语词汇的意思都与现在的语义不同.我们不能把这些古汉语的词汇想当然的人为，是理所应当的现代翻译的候选者。恰恰相反，在近代中国翻译西学的过程中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翻译都完全排斥这些古汉语词汇。
我以前说过，虽然日本和中国都是同样在差不多时间内打开国门，但是日本对西方的了解要远远领先于中国。在我们接触翻译西方文化的同时，很多日文译本也流传到中国来。这就造成了，中译日译之间的竞争。在当时以严复为代表的中国翻译界来说，并不太重视翻译这回事情。严复认为，要了解西方文化最好是去看原著，翻译是不得已而为之。即便是要翻译，严复也坚持认为要信达雅，而且严复把重点放在了雅这个字上，他认为很多日本的翻译都不甚准确，而拒绝日本翻译，因此形成了流行一时的严译。
比如说，他反对经济这个日本译语，而代之以计学，并在<原富>卷首的序言中说明了理由：“计学，西名叶科诺密，本希腊语。叶科，此言家。诺密，为聂摩之转，此言治。言计，则其义始于治家。引而申之，为凡料量经纪撙节出纳之事，扩而充之，为邦国天下生食为用之经。盖其训之所苞至众，放日本译之以经济，中国译之以理财。顾求必吻合，则经济既嫌太廓，而理财又为过惬，自我作故，乃以计学当之。”他认为“经济”一语，原意比西文“economy”宽泛，因此不宜作译语。再例如，他拒绝借用日文译语“社会”，而坚持把西文的“society”译作“群”，将“社会学”译作“群学”。此外，“capital”日译“资本”，严译“母财”；“evolution”日译“进化”，严译“天演”；“philosophy”日译“哲学”，严译“理学”；“metaphysics”日译“形而上学”，严译“玄学”。严复交警脑汁，的确给出很多古雅的翻译,
但是，严译载与日译之间的竞争中最终落败。其中原因有很多，主要有这么几个，第一在戊戌变法以后，中日之间曾经有一段黄金十年，包括当时相当多的知识分子，要么留学或者流亡日本，像梁启超，孙中山，戴季陶，要么积极鼓吹由向西方学习而转而向日本学习。因为日本在甲午海战之后，脱欧入亚，一举成为强国。对于中日两个国情相似的国家来说，学习日本是最简单的办法。因此这个时候日本翻译著作，大量进入中国，成为了与中国翻译对垒的局势。但是我认为严译最重要的失败因素还是，王国维指出的过于古雅，当时包括梁启超，王国维都批评过这一点。他们认为，翻译首先要面向大众，只有普及教育大众。但是严复的回答是：“不佞之所以事者，学理邃赜之书也，非以饷学童而望其受益也，吾译正以待中国多读古书之人。”
严复的目的从来就不是为了普及大众教育。我刚才说过，严复认为真正要学习西方文化科技必须读原著，他翻译这些西方著作完全是为了给那些遗老遗少洗脑袋用的.因为当时中国的当权者相当多还是保守派，严复认为要改造中国只有先改造这些封建士大夫。把这批人改造过来了就相当于将中国的统治阶层改造过来了。但是熟读八股文的这些遗老遗少，对文笔非常讲究。严复的翻译不可不说是绞尽脑汁，他用先秦文体来翻译，因此西方术语的翻译就不能只考虑准确性，还要兼顾文气，要尽可能古雅。但是日译不同，日译不用考虑文气和古雅，自由度就大很多。在日译的翻译中，日本人运用的翻译手段远远要比严复多得多。比如说，有些翻译日本人，仍然尊崇中国翻译，比如说几何，就是援引徐光启的翻译，基督教的新约一词也是演用来华的新教传教士的翻译。日本还将汉语的原有词义进行改造，比如说民主，汉语原意是"庶民之主宰"，与原文的democracy完全相反，但是日本人则将其改为人民做主的意思。还有上面提到的经济也是这一类.除此之外，日译中更多的词汇是日本生造的汉语词汇，比如说电话，这个词汇中文是不存在的，中国原始翻译是取telephone的音，翻译为德律风，但是日本人则生造出电话一次，这样的还有很多，特别是一些抽象的名次，比如说个人，民族，宗教，科学，技术，哲学.
日本翻译采取的手段多样，在语义上日译传递的信息就更加直白，让普通人一看就懂。现代的西方知识完全已经不是专有知识阶层的特权，而是普罗大众的都应该知道的常识，因此以严复为代表的中国近代第一代翻译家的作品
只能成为一种文学作品来欣赏，在日常生活中则完全败下阵来。
至于，具体的数据可以参见<文史精华> 期刊的2004年6月号，第11期-语言学研究专辑的几篇关于外来语的文章。
发表时间：2006-06-22, 00:46:54 作者资料
星空浩淼
发表文章数: 1743
武功等级: 九阳神功
(第五重)
内力值: 617/617
Re: 希伯来语的来龙去脉
我这回真是长见识
One may view the world with the p-eye and one may view it with the q-eye but if one opens both eyes simultaneously then one gets crazy
发表时间：2006-06-22, 00:51:57 作者资料
gage
发表文章数: 466
武功等级: 空明拳
(第三重)
内力值: 415/415
Re: 希伯来语的来龙去脉
你要知道，现代汉语的当中社会，人文，科学方面有40%的词汇来自日本
服务、组织、纪律、政治、革命、政府、党、方针、政策、申请、解决、理论、哲学、原则等等，实际上全是来自日语的“外来语”，还有像经济、科学、商业、干部、健康、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法律、封建、共和、美学、文学、美术、抽象
====================================
当然知道。
我的意思是指日本人对欧美的奴性。
繁星满目的夜晚，我举头四望，却发现众星都离我远去。
一只小小的温度计，却透露了宇宙那无比的寒冷和荒凉。
发表时间：2006-06-22, 00:57:16 作者资料
trustno1
发表文章数: 78
武功等级: 罗汉拳
(第九重)
内力值: 288/288
Re: 希伯来语的来龙去脉
想不到这篇文章，网络上传播那么广泛。
其实同一期里面，还有几篇写都比这篇得好。但是主要是探讨严复翻译理论问题.摘一篇与本贴相关的吧
-----------------------------------------------------
拒斥 “ 信，达，雅 ” 的理由(2)
黄少政
---- 车过黄河 / 我正在厕所小便 / 我知道我不该 / 我应该坐在窗户边 / 或伫立在车门旁 / 左手叉腰 / 右手做门楣状， / 眺望，象个伟人 / 至少象个诗人 / 想着黄河上的事情 / 或一些陈年旧帐 / 我在厕所里呆了很久 / 因为我等了一天一夜 / 只一泡尿的功夫 / 黄河已经流得很远，
正如支撑春天和真善美这一人为联想背后，有一个已然轰然倒下的神本主义 / 本质主义世界观，黄河仁慈及无限涵育生灵的神话可能更多基于主流政治意识形态隐密，不可告人的欲望。
除了昧于时代嬗变精神殊异，严复自身的翻译实践全然背离其所谓标准 —— 求信失达，得雅忘达，这一事实表明他要么视之为一种 “ 政治正确 ” 的恣态，一种传统惯性使然。因为中国人自古（主要是译经）就视 “ 案本求信 ” 为翻译天职，要么他混淆了一个士大夫伦理追求（封建士大夫的核心伦理，通过饱学圣贤古书，科举和职业选择多种手段内化而成的忠（信 / 孝），和学术求真的冲动。这后一点在支谦，罗什，道安身上则是统一的（信仰与学术）。
2 ，严复自身理论与实践的龃龉及其翻译实践功效的有限性
前工业社会文本相对单一（宗教与文学），文本内容信仰多于知识（在西方仍有追求本体、真值另一逻辑维度）决定了传统翻译标准一忠实的相对清晰的指向性。工业革命之后，实证主义在欧美意识形态中占据主流地位，实证方法引入人文科学领域，不仅使一大人文学科从庞杂的哲学襁褓中脱胎出来，同时，也使得整个西方学术的内在精神日趋理性化，（工具理性一即行动方式倾向于在其手段和程序方面尽可能加以量化，行动效率本身权重于伦理道德和审美的考虑）。维伯把现代西方社会称之为一个 “ 世界祛除巫魅的时代 ” 。现代社会的合理化发展把人们从传统宗教世界观的 “ 绝对价值 ” 和 “ 崇高价值 ” 的巫魅中解放出来。随着宗教世界观的崩溃，宗教的符咒、魔力被解除以及神话和宗教对自然和社会的解释的失灵，理性的诸价值领域不断分化、独立。这种状况一方面使各个个别价值领域各自拥其抽象的价值标准，使代表这些价值标准的各门科学取得长足的进步，这无疑是西方祛除巫魅所带来的良性结果。具体到翻译学研究，任何一元独断空谈 “ 忠实 ” 的翻译理论失宠了，语言哲学对文本意义含混，多义性的研究，阐释学对阐释者生成意义能动性的肯定，加之当代社会文本多元化（技术及商业文本压倒性超过宗教、文学文本）使得依据功能 / 文本不同出之以不同翻译方法和标准成为译界共识。传统翻译标准中的核心：信的指向性变得疑窦重重 --- 作者原意？文本意义？指称还是内涵意义？如何确定？）其主观性则突显无疑（人见人殊）
前述，严复袭用中古译论显系一时代错误，这是因为原文神圣和至高无上的观点虽源自前工业社会关于宗教经典的意识形态，但在政教合一特定的社会历史情景中，教俗两界，特别是宗教社团信仰与理性的统一不仅使上述观点具有合理性，亦使 “ 信 ”/ 忠实的指向相对清晰无误。现代翻译较中古时期译经，其复杂程度，因文本多元 / 方法多元 /“ 经典 ” 文本边缘化而剧增。此外，当代精神与中古殊异，民主科学长足发展，理性与信仰日益分离，这一切使得一度合理的先验的 “ 信 ” 的规定一下变得空疏无当，不能用以描写，也不能指导当代翻译实践，徒然造成大量的智性混乱。可悲的是，这正是我们现有译学传统中的本质主义知识传统，它总是把文本视为不变固定的主体，并试图从这个虚幻的所谓稳定的基础上重复演绎什么 “ 直译 / 意译 ” 的形而上之争，从而拒绝在更为具体，更为语境化的，因此更为经验的层面细致地研究翻译实践。
其实，用工具理性判断严复的翻译实践，严复由于昧于时代精神殊异和文本多元化的现实，坚持所谓 “ 信、达、雅 ” 译事正规，不啻作茧自缚，求信失达，因雅不信，事倍功半，留下了很深的教训。南京学者王彬彬在一篇题为《隔在中西之间的日本》（付题为：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问题）介绍说，现代汉语中 70% 的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名词术语，来自日本人对西方相应词语的翻译，而这些日语一进入中国，便迅速取代 “ 严译 ” 的大部分术语（雷颐）。（ 11 ）（ 2000 ： 314 ） 李兆忠 先生的《汉字的圈套》一文，与 雷颐先生做了相同的介绍，不无遗憾地写道： “ 这真是个值得思索的问题，同样一个西方科学术语，到了中国和日本，就被译成两种味道相去甚远的词，最后却是以中译失败，日译胜利而告终，这是为什么呢？或者换一种不太合理的问法：严复、梁启超们为什么没有想到采用明治初期的日本学者那种比较自由和通俗的意译法？同样，明治初期的日本学者为什么没有像二十年之后的大陆学者那样，采用那种引经据典式的译法呢？（ 12 ）（ 2000 ： 315 ）
严复和日本学人都是用汉语译西文。论西文水平，严复决不逊于那些日本近代学人。至于汉文，日本学人虽也都堪称精通，但这毕竟是严复的母语，严复的汉文造诣，无疑远在日本学人之上，但严复却败给了日本人。 ” 究其原因，主观上严复惟恐失 “ 信 ” ，精通汉语反而成了精神束缚。日本学人则不然 “ 他们或大胆改造汉语原意，或根据需要赋予新义，或利用汉字生造新词，甚至反其意而用之 ” ，自由驱遣，挥洒自如，严复刻意求美求雅的译法（以单字译西方术语）客观上并不合启蒙目的。正如民国学者王国维所指出的。 “ 日本人多用双字或双字以上的词组去译西文术语，而中国人则习惯用单字， “ 精密不精密之分，全在于此。 ” 用单字译西文术语，正是严复的习惯，如 “ 玄学 ” 、 “ 理学 ” 、 “ 计学 ” 、 “ 群学 ” 都属此类。 ” （ 13 ）（ 2000 ： 318 ）相比之下，日本人在追求通俗、流畅，易于领会过程中也获得了语文精密，准确的好处。
在另一篇题为《中国的道与日本的技》文章中， 李兆忠先生还注意到中日文化中的一个重大差异，前者重道轻技，而后者则反其道而行之，各义上遵道（书法为 “ 书道 ” 茶艺为茶道）骨子里崇拜的却是 “ 技 ” （ 14 ）（ 2002 ： 45 ）。在中文里， “ 道 ” 并不指专门的技能和学问 —— 不仅不，恰好相反，作为中国文化特有的概念， “ 道 ” 与 “ 技 ” 属于形而下世界， “ 道 ” 高于 “ 技 ” ，由 “ 技 ” 进乎 “ 道 ” ，是艺术创造的不二法门。在中国的观念里， “ 道 ” 代表宇宙万物的本源和普遍的法则，老子在《道德经》里说： “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 ；又说 “ 形而之下谓之器，形而之上谓之道 ” ，把它当作一种高度抽象涵义宽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李 先生进一步指出 , 虽说过分拘泥于技，难免小家子气，匠气十足 “ 由技进乎道，的确代表着艺术的理想境界。然而老实地说，究竟有多少人能达到这种境界呢？对于大多数才具平常的人，轻技重道带来的后果往往是灾难性的，它使人好高骛远，不着边际，不肯脚踏实地下苦功夫，对技巧的轻视最终成为做事粗枝大叶、大而化之的借口。中国的艺术作品往往给人大而空的感觉，远看挺震人的，细看则破绽百出，与此极有关系。书画界混饭吃的人最多，谁都可以来几刷子，蒙人，也是靠这个烟幕弹作掩护，反正是大写意，泼墨、泼彩，骗子混迹于天才之中，常人无从识别，若让他老老实实画一只狗儿，画一棵树，没准就露馅儿了。相比之下，日本人在这方面要老实得多，在他们看来，艺术首先是一种技能 —— 一种神圣的、不可冒渎的技能。确定了这条底线后，任何粗制滥造的东西都将失去存在的市场，庸才狂妄自大的念头也得到有效的遏制。天才永远是极个别的，惟其如此，才显示出它的价值。一个健全正常的社会，应当是少数天才与大量能工巧匠的有机组合，日本也许就是这样一个社会。日本人一向以手巧艺精著称， “ 职人 ” 意识（工匠意识）深入人心，溶化在他们的血液中。职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崇拜技艺，精益求精，视名誉若身家性命，不为专业以外的任何事情所诱，靠一手过硬的本事吃饭。正是凭这种脚踏实地、全力以赴的追求，日本人做出了别的民族做不出的事情。日本所能后来居上，产品打入全世界各地，技术立国，与这种 “ 职人 ” 精神是分不开的 ” 。（ 15 ）（ 2002 ： 47 ）
李兆忠先生对中日道技观的差异及其表现的观察异常敏锐、深刻。国内人文学科一包括译学研究迟迟不能脱离中古精神形态，和我们这个民族耽于空想，务虚的的民族性格关系极大，日本人在引进中国文化的同时， “ 非常明智地将内涵宽泛，玄而又玄的道中间隔断，拦上技这道闸门，对技的崇拜，也就是对程序的重视，任何一门技能都是在不断重复中优化定型的。 ” （ 16 ）（ 2002 ： 47 ）翻译何尝不是如何！高标 “ 信 ” 的口号，大量的滥译伪译乘虚而入，以致翻译在中国变成了搬运字典的代言词，满足于指称对应成了上自外文局，下到外文专业翻译教学中的不成文的实际标准。笔者在《当代西方翻译实践中功能主义的主流》一文中提出一个标本兼治之法，即翻译应淡化 “ 忠 ” 方面的要求，而把是否能够以专业水平运用目的语（英译汉从汉语水平，汉译英则从英文水平加以衡量）做为翻译的门槛，应是救弊正途。用维伯的话，译学中的当祛之魅不正是玄而又玄，抽象空洞，歧义从生，人言人殊的 “ 忠实原文 ”/ 信吗？
3 、中国语境中形而上 / 形而下价值二元对立的 “ 零和游戏 ”
传统翻译标准（严复，外文局，外文社）貌似全面，客观，实则毫无可操作性，是其另一致命的毛病。所谓 “ 信 ”“ 达 ” 之间的关系不外古典文论中的 “ 内容 ” 与 “ 形式 ” 的对立，是基于传统语言工具论之上的。 “ 语言学转向 ” 以来，西方学界普遍走出这种 “ 天真 ” 状态，新的共识是：世界是语言构成的，语言不只是人表达意义的工具（如信息功能中的真值），它更有自身的体系。这意味着人们想好，有了一套清楚的意念，然后才寻求适当的词语去表达的观念是站不住脚的。思想与语言同时萌生，内容与表达形式之间并不能先后有序分割开来。 Hatim 在评论 Tyler 三原则（ Ⅰ .That the Translation should give a complete transcript of the ideas of the original work. Ⅱ .That the style and manner of writing should be of the same character with that of the original. Ⅲ .That the Translation should have all the ease of original composition. ）说 “The trouble with ‘laws ‘such as these is that they imply that the three objectives are entirely compatible and achievable; whereas if matter and manner are indeed separable entities, then Ⅰ ， Ⅱ and Ⅲ are, at least in part, mutually exclusive.” （ 17 ）（ 2001 ： 16 ）
在理论层面，外文局 / 外文社有关 “ 忠实 ”/ 信 “ 通顺 ”/ 二者之间关系的说明可谓辩证，全面、完整，然而进入特定的中国语境，就会出现一个扬信抑达，因信失达的结果，中国人不会陌生古代关于 “ 天理 ”“ 人欲 ” 的争论，甚至连孟圣也讲过 “ 食色，性也 ” ，但最后的结局还是存天理、灭人欲。 60——70 年代有关红与专（抓）革命与（促）生产的争论，其实质还是维伯关于价值理性压倒工具理性，社会无法获取现代性理论的明证。
我们不妨就困挠中国人近百年之久 “ 人治 ”“ 法治 ” 之争来进一步观察导致工具理性（专、人欲、法治、生产、翻译中的达）屡屡败北的历史文化原因。维伯曾把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政治统治形式划分为 1 ， “ 神授式权威 ” （如中国王朝谱系中的开创者）。 2 、传统式权威（世袭制，长老 / 酋长制）。 3 、法理型权威（近现代西方民主政治管理形式）。后者特征是：（ 1 ）实行法规形式主义的管理。只承认法规条文，在形式上对一切人有效。因此这种形式主义，有利于实现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 2 ）任何法规一经制定，所有社会成员均须无条件遵守（人人必须守法，并且只守法）。（ 3 ）法律体系由一整套抽象的形式原则组成，执法者只据此条文的给定意义判断具体事物。（ 4 ）掌权者只根据法律赋予的权力，暂时处于拥有权力的地位。（ 5 ）被统治者只受法律条文的制约，而无须畏惧执法者个人。因为他具有与执法者平等的公民地位，而不是他属下的臣民；他也不必担心出现执法者滥用权力打击报复的情况，因为他了解法规的涵义，并可据此保卫自己。 ”
这种执行形式法规的国家，韦伯称之为 “ 理性的国家 ” ，即服从形式逻辑的国家。它的基础是进行推理运作的专业官吏和作为大前提的形式化法律。西方近代法学的形式法律原则，根源于罗马法的古老传统。它特别强调排除实质的考虑 —— 如功利、价值、情义、情面、关系、身份等，唯一地只考虑法律条文的形式涵义。在这种制度中，由于掌权者职务与管理手段（法律）相分离，因而权力不再成为一种人格化的身份，而只是一种专业化的职业。每一个管理行为必须以形式法律为根据，这就最大限度地排除了个人专断的任意性。管理手段体现于法律，这就确保了每个人都能以公民身份在法律面前享有平等的地位。因此韦伯指出，实质性司法与形式性司法，可以看作非理性权威与理性权威的分水岭。他说： “ 在一切神权政治和专制主义中，司法都是受实体支配的。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近代官僚制度中，司法纯粹是形式主义的。 ”“ 所谓实体原则，我们理解为非功利主义和经济方面的考虑。 ” 包括 “ 需要、利益、情感、伦理或价值理想。 ”
对照这样的标准，许多前现代的社会形态虽有发达而庞大的官僚主义机构组织自身（如新帝国时期的埃及，秦代以来的中国）但是，所有前现代的官僚主义都可以看成是非理性的统治形式。因为它们不是真正程序化的典型的科层制行政管理。比如古代的中国，通过科举取士的办法实现了知识分子向官僚体制的流动，官员升降任免也反映出官僚体制的内部流动，然而对官员的评价却主要基于伦理相对主义的标准，以及对皇帝的忠诚程度。在这里，谙熟儒家典籍并具有人文教养是最为重要的，官员几乎完全避免了对自身职位与职权的技术化与科学支持，并极端缺乏行政管理专业知识。由于用伦理主义的相对标准衡量官员的行为，依据一般是模糊的，官员在体制中的地位取决于上司个人的态度，从而大大发展了人身依附关系。 “ 这是中国这种行政机构特有的反官僚制和倾向世袭制的原因，反之又说明了这一行政机构的粗泛和技术上的落后。 ”
当代中国在改善 “ 吏治 ” 方面仍然任重道远，其进步迟缓和现行干部标准关联甚大（四化：革命 / 年轻 / 知识 / 专业）这个标准虽然较毛时期单一的政治标准（意识形态热情）的准入规则更趋合理，但实质上仍然是历朝历代 “ 德才 ” 二元对立的翻版， “ 四化 ” 中的后三化必须依附政治忠诚之后，而在中国语境中，这意味着传统政治中的基于实体原则（模糊的伦理相对主义和严重的人身依附关系，即官员在体制中的地位 — 是否革命化 — 首先取决于上司个人的态度和评价）依然故我，未见实质性改善。这种管理结构，正如国内最有洞察力的政治学家何新所指出的 “ 实质上还是社会学家维伯所说过的两种前现代管理形式的统一：家长制的结构加等级制的结构。在官员与官员之间，通过政治和其他利益的纽带，联结着私人的感情、忠诚和默契。每个下属只对上司个人负责，而不是对制度、对党、更谈不上对人民和社会负责；而这种上下间的人身隶属性，实质上正是一种封建性的依附关系。 ” （ 19 ）（ 1997 ： 223 ）
近现代中国改善吏治的努力（包括毛的文革）收效甚微和中国译学研究长期停滞原因是共同的：实体主义 / 本质主义的研究进路妨碍了从技术 / 形式 / 经验层面解决 / 研究实际问题。这也和传统政治中的另一个司法原则：有罪推定有关。大规模制度性的定期 / 定时政治学习表明主流政治集团时时担心人民的意识形态纯洁性可能会发生畸变。同理，译学享有数学公理待遇的第一原则 “ 忠实是译者的天职 ” ，虽然在现代语言哲学的观照之下漏洞百出，但其中隐含的假设还是 “ 有罪推定 ” （译员可能随时背离，曲解原文）。
4 ， “ 达 ” 的具体的文体要素 / 以达证信，由达入信，翻译的实质即写作
20 世纪 70 年代对于国际译学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随着 Holmes 力倡翻译学（纯粹与应用）的学术努力受到广泛关注，西方纯粹译学研究顺利实现 “ 文化转向 ” 软着陆，超越文本之外（句子篇章）研究翻译在构建文化中的价值与作用。应用研究则成功地实现了功能主义（从本质主义）学术范式的转换，其标志就是英国人 Newmark 基于 Buhler 的功能三分法（信息 / 表情 / 意动）和 Reiss 的文本分类学改进，优化出第一个功能主义分析框架和翻译策略表，（ 21 ）（ 2001 ： 15 ）从而实现了对传统翻译标准（信、达、雅及直 / 意译二法）的超越。新的功能分类方案符合工具理性和 “ 祛除巫魅 ” 的现代化精神，放弃了诸如 “ 忠实原文 ” 的实体主义 / 本质主义取向的（空泛无当，玄而又玄）的学术进路，特别是 Newmark （作为这一分类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明确地提出 “ 全部翻译问题最终为归结为成功地运用目的语写作 ” （ 22 ）（ 2001 ： 17 ）（ (All translation problems finally resolve into problems of how to write well in the target language) ，标志着应用研究有史以来第一次回归常识，澄清了困挠译界数千年的一个伪问题，好的译文是好的写作，还是忠实原文的译作？中国古代诗人讲 “ 诗有工拙 ” ，香港著名学者董桥也曾说过： “ 据说，翻译有直译和意译之分。据说，好的翻译家可以译出原作的神韵。据说，做翻译工作必须先熟读翻译教条。其实，翻译只有两种之分：好翻译和坏翻译之分。 ”(23)(1996:137) 而当 Newmark 以国际知名的翻译家和理论家的身份说出这一清明的常识之时，对于那些仍然以各种最新颖最高深的理论继续论证 “ 忠实 ”“ 通顺 ” 的伪科学和知识垃圾的人，无疑是当头棒喝：好的翻译必定是好的写作！那么，什么是好的写作？（目的语写作）我们可以通过揭露坏的写作去发现中国人运用英文写作存在什么样的典型错误，同时，我们也可以通过褒扬中国人成功的英语写作，为中国人（汉译英）制定一个合乎情理的行业准入规则，换言之，我们试图在技术层面对所谓的 “ 达 ”/ 通顺予以细化、具体化，使之成为一个具有可操作性区别伪译 / 滥译的门槛标准。
交际能力标准 ---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语言学家 Hymes 提出交际能力概念，对我们关于英文行文 / 文字质量提供了一个合理的出发点。 “ 交际能力 ” 是针对 Chomsky“ 语言能力 ” （先天的智力结构，抽象认知状态，一种潜在的语言 / 语法知识体系）基本涵义可以理解为一个人对潜在语言知识和能力的运用，包括在以下几个参数。 1 、合语法（形式可能性） 2 、适合性（在何种程度上可行） 3 、得体性（遵守语言社团社会规约和文化方面的习俗）。从语言表达（写作）角度，上述参数前两点可以转化为传统修辞学对语法 -- 句子以下单位的遣词造句和习惯性 --- 的关注，用国内知名英语专 家葛传椝 先生的说： “ 合乎语法的未必合乎习惯法 ” （ What is Correct English? The idea seems to prevail among Chinese students of English that correct English is nothing but grammatical English This is not true. An expression may be perfectly grammatical and yet incorrect. It is incorrect often because it is unidiomatic, and it is unidiomatic often because it contains a word or a phrase used in a wrong sense.(24)(1985:70) ）第三点（得体性）实际上和西方 70 年代以来比较修辞研究（对不同民族思维特点和相应形成不同的话语模式及修辞偏好）的概念有很多交叉重叠之处。笔者从国内英语学界及译界搜集坏的写作例证基本上可以违反习惯法及比较修辞知识加以涵盖。
习惯法 就习惯法而言，复旦已故学者葛传椝 40 年代出版的《 A Textbook of English Writing 》代表传统语法 -- 即重视句子单位以内遣词造句规则（如一致，强调，音韵和美）和讲求在语感，经验知识积累基础之上形成写作能力框架之内最高的学术成就。 葛先生另外著有《葛传椝英文集》（ 1937 ）和《英文刍言》（ 1939 ）。文章短小精悍，能不时引发读者更深入的思考。 葛先生的小品文笔调写得简明自然，一般中国学生并不难理解。本书谈到什么是初学者宜读的，什么是不宜读的：说、读和写的关系：常用词的重要性：由于强调拘泥 “ 语法 ” 框框而导致的错误；怎样学习表达艺术。
葛老的书完全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和观点写成的，因此，具有实用，亲切，新颖诸多美德。葛老自学成才，最了解中国学生学习英语的困难所在，不少读者认为是同类书中的最佳者，永远有用。无怪乎 林语堂 博士说过， “ 这正是每个学习英语者为了自己的受益和寻求指导而应该读的那种书。一本这样的书是非常需要的，因为它把人引上正确的轨道，从而避免徒劳无功。 ” 就笔者而言，以下两段话看似葛老不经意的 “ 夫子自道 ” ，实际上已经说出了中国人学习英语写作的全部秘密，笔者每次读到它们，都能体验一次蕴芷在常识中的那种惊人的智慧的揭示，从而带来的高峰智性体验。（ It seems to me that the average Chinese learner of English has a fair knowledge of grammar and a fairly large vocabulary, and that when he writes English ,he makes sentences according to his knowledge of grammar and his understanding of the meaning of words. The result is that his English often seems to be correct enough but is not really correct. For correct English is a matter of usage, not merely a matter of grammar and vocabulary. The way to write correctly is that you should use no construction, no form of expression, and no combination of words that you have not seen in your reading or use no word that you are not sure that you have seen used by standard authors, and to consult dictionary in case of doubt ） (Many of the ideas and thoughts you often have occasion to express have already been expressed by others before you. Read any page in any book carefully, and you will perhaps find some expressions that will help you to say things .Many such expressions may seem too simple to deserve much attention, but you cannot invent them nor can you use them unless you have noted them.) 葛老对英语的敬畏和写作艺术的涵虚是他个人（习惯法）通过自学获得如此深遽造诣最好的注解（ 1933 年他曾致信简明牛津词典主编 Fuller, 指出其中的勘误及习惯法错误！）
- 篇章语言学及比较修辞 在 20 世纪的余下的 60 年代当中，中国英语学界出版过无数的英语写作教程。笔者通览过其中八到十种（如丁望道，汪福祥主编的英文写作教程），其上焉者仍然在传统语法及修辞框架内重复一些老式教条，其下流者则公开制造垃圾而不知学术羞耻为何物（提供大量病句误导后学）。直至九十年代，上海交大学者毛荣贵和美籍教师， Houston 合作批改中国大学生作文，复旦学者蔡基刚英汉写作对比研究问世，两位学者共同采用新的分析手段 --- 篇章语言学及比较修辞 --- 从而突破了 葛 先生的传统语法及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框架。
所谓篇章语言学（ Text linguistics ）作为一门学科，通常指的是对比句子、话段更大的语言单位所作的语言分析，目的在于解释人们如何构造和理解各种连贯的语篇。它主要研究语篇中句子排列与衔接（ cohesion ）和连贯（ coherence ）。衔接是英语语篇特征的重要内容，它体现在语篇的表层结构上，语法手段（如照应、替代、省略等）和词汇手段（如复现关系、同现关系）的使用，都可以表现为结构上的粘着性，即结构上的衔接，它是语篇的有形网格。连贯指的是语篇中语义的关联，存在于语篇的底层，通过逻辑推理来达到语义连接，它是语篇的无形网络。此外，语篇应有一个论题结构或逻辑结构，句子之间有一定的逻辑联系，语篇中的话段或句子都是在这一结构基础上组合起来的。运用篇章语言学原理，很容易看出中国英语教学 / 中国人英语写作一个重大的弊病，即由于汉语流水句篇章特点付迁移，中国人写的英文要么没有主题句，要么简单句 / 并列句平行堆砌，无视英语书面表达以复合句型结构为主的特点，同时，外显的粘合 / 连贯手段严重阙如，其结果几乎所有的英语文章在句子层面似乎都对，一进入篇章便不伦不类， “ 不是东西 ” 。
发表时间：2006-06-22, 01:03:39 作者资料
trustno1
发表文章数: 78
武功等级: 罗汉拳
(第九重)
内力值: 288/288
Re: 希伯来语的来龙去脉
当然知道。
我的意思是指日本人对欧美的奴性。
============================
欧洲人对阿拉伯有奴性，牛顿读的几何原本都是从阿拉伯文翻译过来的
美国人对印第安人有奴性，美国各大洲的名字,美国军队的武器装备代号也都用印第安词汇.
这个世界上没有奴性的文化，恐怕只能在坟墓里能找到
发表时间：2006-06-22, 01:12:35 作者资料
繁星点点
发表文章数: 66
武功等级: 野球拳
(第七重)
内力值: 131/131
Re: 希伯来语的来龙去脉
哈哈，对一种文化就简单的用奴性这两个如此美妙的字作评价，的确在简单中蕴涵着“深刻”且无比痛快啊，不过个人觉得还是不太全面，再加上下流淫荡变态残忍就更完美了。总之日本人先天就属于非人类，和我们不一样，他们不知道尊严不知道善良不知道友爱不知道。。反正几乎是一切人类美好的品德。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来惹尘埃.
发表时间：2006-06-22, 05:12:46 作者资料
gage
发表文章数: 466
武功等级: 空明拳
(第三重)
内力值: 415/415
Re: 希伯来语的来龙去脉
欧洲人对阿拉伯有奴性，牛顿读的几何原本都是从阿拉伯文翻译过来的
美国人对印第安人有奴性，美国各大洲的名字,美国军队的武器装备代号也都用印第安词汇.
这个世界上没有奴性的文化，恐怕只能在坟墓里能找到
=========================================
楼主逻辑不怎么通啊
难道我说过：“用其他民族的语言就是奴性”吗？
有些人用外来语是借鉴，而另外有些人是因为媚外而使用外来语。
也许用媚外而不是奴性稍好点。
繁星满目的夜晚，我举头四望，却发现众星都离我远去。
一只小小的温度计，却透露了宇宙那无比的寒冷和荒凉。
发表时间：2006-06-22, 06:35:55 作者资料
繁星点点
发表文章数: 66
武功等级: 野球拳
(第七重)
内力值: 131/131
Re: 希伯来语的来龙去脉
日本人在中国也怪可怜的，人性中共有的一些污点，经常被认为几乎是他们一家的独家招牌专利。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来惹尘埃.
发表时间：2006-06-22, 07:14:31 作者资料
卢昌海
发表文章数: 1617
武功等级: 北冥神功
(第一重)
内力值: 602/602
Re: 希伯来语的来龙去脉
谢谢XXFF兄和trustno1兄，我还没有时间读那两篇长文，但从后面的网友反应来看，应该是所言不虚。我对前面的说法感到惊讶，完全是惊讶于来自日文的比例之大。至于那些术语是外来的，我并不惊讶，因为中国几乎没有独立的近代科学。我以前以为那些术语多数是中国人译自西文。另外，我曾经在东京有过短暂停留，那时得到的印象是日本人常常音译西文，比如我的日本表兄说他不知道“蘑那瑞尔”（只是发音，不是日文字型）是什么，反倒是我立即反应过来是“mono-rail”（单轨火车）的音译，另外据说象 Men in Black 这样的西方影片的片名在日本都是音译的。这使我产生一个印象，即日本人翻译比较偷懒，往往用音译取代意译，而多数中文词汇似乎有意译的色彩，因此我对如此大比例的中文词汇来自日本觉得奇怪。
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
去留无意，望天空云卷云舒
发表时间：2006-06-22, 07:38:17 作者资料
trustno1
发表文章数: 78
武功等级: 罗汉拳
(第九重)
内力值: 288/288
Re: 希伯来语的来龙去脉
有些人用外来语是借鉴，而另外有些人是因为媚外而使用外来语
===========================================================
你能区分出使用语言的借鉴和媚外的目的来，的确是一大奇事。
语言的使用只是为了降低成本.奥斯特里茨德俄奥准备围歼拿破伦，三国的参谋长开会，讲的居然就是法语.不要说是日本媚外，英国人更媚外。英语里面大量的法语，拉丁语，希腊语不要说是音译，有些简直就是原版照抄。猪是pig,猪肉是pork,牛是 cattle ,牛肉叫beef ，羊是sheep,羊肉是mutton.网络上很多人就不理解，为何不像中文一样叫做pig meat,beef meat,sheep meat，把这个当作是英文弱智的一大罪状。可惜他们都不知道，所有和肉有关的词来自于法语。因为诺曼底大公统治英国的时候，凯尔特人都是地位卑微的农夫，而宫廷用语都是高雅的法语。所以与畜牲有关的词都是沿用粗鄙的凯尔特语词汇，而餐桌上的肉就要沿用法语高雅的说法。一个连餐桌上的词汇都要学别人民族，难道不媚外?
============================================
即日本人翻译比较偷懒，往往用音译取代意译，而多数中文词汇似乎有意译的色彩，因此我对如此大比例的中文词汇来自日本觉得奇怪。
==============================================
日语是粘连语，本来就是拼音文字，它与英文相似程度远远超过日文和中文的相似程度，虽然他借用了非常多的汉字.对于日语来说，只要将外来语的音加上助动词就能准确地表达意思，而中文作不到，因为中文注音就会显得太长。短词如民主没有问题，但长起来像个人计算机用日语假名训读就不太好念。
二战前日语里面，有8000多个汉字，二战后为了减少汉字的使用(现在减少为1500个)，大量的外来语都采用音译而不是像二战前过分依赖意译.这在所有的拼音文字里面都是一样存在的问题。比如说德语，外来语只要加上age enz,esse,ie这样的后缀就能正常使用，die Existenz,die Politik
发表时间：2006-06-22, 10:09:38 作者资料
gage
发表文章数: 466
武功等级: 空明拳
(第三重)
内力值: 415/415
Re: 希伯来语的来龙去脉
日本人办事的方式、态度还是很令人佩服的。比如，日本有些机构专门作翻译词汇的标准化，而中国没有，结果中国的科技专业词汇根本就不统一。比如 blow up, 谁也不知道中文怎么翻译，有人将之叫做“爆开”，也有人叫做“暴胀”。而日本因为有这样的专门机构，所以翻译起来很快，对科技的传播也非常有帮助，这是标准化的好处。日本人这样做还有一个原因，日本人五音不全，比如日本"riben"这个音，日本人就发作"nipen", 好多音他们都发不出来，说英语还不如说日语。另外音译还有一个好处，他和美国人打交道，他可以说“日语”，就是翻译成日语的英语，结果是美国人还听得出来一点。如果你在那里狂吼“暴胀”，美国人听得懂才怪。比喻一下，日本人的英语就像我们的某些小同学在英语"yes"后注一个“也是”一样。但是，日本人对美国人的奴性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其实这也体现在韩国人中。老美说你们韩国人不应该吃狗肉，韩国人就开始禁止吃狗。美国大兵要寻欢作乐，韩国人就专门开办红灯区。
繁星满目的夜晚，我举头四望，却发现众星都离我远去。
一只小小的温度计，却透露了宇宙那无比的寒冷和荒凉。
发表时间：2006-06-22, 10:09:56 作者资料
atommann
发表文章数: 238
武功等级: 逍遥拳
(第六重)
内力值: 204/204
Re: 希伯来语的来龙去脉
先谢谢 trustno1 带来的长文，看完后又增长了一些见识。我以前在一份日本的产品说明书上看到汉字写成的“赤外线”这个词，我当时就认为这是日本从中国搬过去的。因为大家都明白“赤”通“红”。
以前还有一个现象让我纳闷：日语书上的一些学术名词就是用汉字写的，现在总算是知道一些其中的原因了。
大自然，让内心充满喜悦！
发表时间：2006-06-24, 00:38:31 作者资料
Copyright © 2003-2007 by www.changhai.org. All rights reserved.
| 站长主页 | 客栈规则 | 客栈 FAQ | 版权声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