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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所提到的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储安平的「党天下」，被称为右派的「三大理论」，即「右三论」，受到最猛烈的批判。这样，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负责人的座谈会上，经过一次次鼓励，终于颇有「收获」，即「涌现」了右派的「三大理论」。由于「党天下」让毛泽东“一连几天没睡好觉”（据胡乔木儿子透露），毛泽东在提到「右三论」时，把储安平的「党天下」放在首位。章伯钧提出「政/治设计院」
1957年5月21日下午，中/共中央统战部召集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进入了第八次会议。章伯钧发话了。由于章伯钧身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中国民/主同盟第一副主席兼《光明日报》社社长，在民/主人士中，举足轻重，所以他的发言很引人注目。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负责人第一次座谈会上，章伯钧讲过几句无关痛痒的话。直至到了第八次座谈会，他这才说了一些有分量的话。章伯钧这一回的发言，提出了关于「政/治设计院」的设想。章伯钧先是说：「今天，我谈个人的意见。近二十天来，全国各地都在谈论人民内部矛盾，帮助供产/党整风，提出了很多意见，看来是正常的。供产/党的领导，供产/党的政策，供产/党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民/主精神，已经取得了极大的效果。鸣，放，并不影响供产/党的领导，而是愈益提高了供产/党的威信。」
接着，章伯钧谈及了「政/治设计院」。以下是《人民日报》所载章伯钧发言的原文，标题是《现在工业上有设计院，可是政/治上没有设计院》。章伯钧说：「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他们讨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就是着名的「政/治设计院」的来历。这段话，不论是从头至尾，或者是从尾至头，反反复复地捉摸，也看不出有什么「出格」的地方。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是指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而不是别的什么。他的「政/治设计」的含义，无非是指「政/治上的基本建设」，先交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这四个「政/治设计院」讨论，因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章伯钧在发言中，批评了国务院。他说：「国务院开会常拿出成品，这种形式主义的会议可以少开。」章伯钧的这段话，是希望把国务院也作为「政/治设计院」。他作为交通部长，常常出席国务院会议。在他看来，国务院开会，应是「政/治设计」会议，即让部长们都参予设计，而不是「拿出成品」。章伯钧这一段话，后来被列为「著名右派观点」。罗隆基建议成立「平反委员会」
就在章伯钧提出「政/治设计院」的翌日，5月22日，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负责人第九次座谈会上，中国民/主同盟的另一位副主席罗隆基发言了。罗隆基提出应该成立「平反委员会」，后来又成了「着名右派观点」。罗隆基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委员，森林工业部部长。1955年5月，胡风在北京家中被捕，罪名是「反革命」。紧接着，一场声势浩大的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席卷中国大陆。罗隆基对此摇头，他曾对朋友说：「胡风会是反革命？我不相信！」罗隆基对于「肃反」、「三反」、「五反」中的过左行为，也颇有微词。既然中/共开展整风运动，中/共中央统战部一次又一次召开座谈会，竭诚地欢迎民/主人士提意见。罗隆基有话在肚子里，搁不住，他就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即成立一个「平反委员会」，以纠正以往运动中的冤案。以下是1957年5月23日《人民日报》关于罗隆基发言的报导：「他谈到顾虑与保证问题，他说：为了鼓励大家『鸣』『放』，并保证『鸣』『放』得好，我觉得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协可以成立一个有供产/党、民/主党派的成员和其他方面人士参加的委员会，以检查过去三反、五反和肃反工作中的偏差，并鼓励受委屈的人士向这个委员会申诉。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指示过，由人大常委和政协常委成立一个机构来检查肃反偏差。他拥护这主张。
他说，成立这么一个委员会有三大好处：一、可以鼓励有意见的人向委员会申诉。地方上的一些知识分子都希望有说话的地方，并且希望『条条道路通北京』，认为有意见传到北京，就是『上情下达』。因此，有了这个委员会，就可以使有委屈的人不至于没地方申诉。二、可以更好地做好平反工作。王昆仑先生说，现在有人以为今天的『鸣』『放』是三部曲：放、收、整。其实这不外是经验主义者错误的主观主义设想出来的公式。过去许多大运动造成一些隔阂。过去的运动都有平反工作。不过，过去的平反工作往往是：人民代表大会把意见转给地方，地方又将意见转给有关单位领导的组织去处理。这样就很难做到『有错必纠』了。如果成立了这么一个委员会，那就可以将平反的机构和『三反』、『五反』、『肃反』的机构分开来。过去的运动是供产/党领导的，今天平反有各民/主党派人士参加，那就更有利于做平反工作。三、在『鸣』『放』中，就有人有顾虑。谁也不敢保证，对『放』与『鸣』绝对不会有人打击报复。有了这个委员会，受到打击报复的人就可以直接向委员会控诉。这样，有报复思想的人就害怕，真的受到报复的人也有路可走。这样的委员会，中央有，地方也应该有，而且中央可以领导地方的这样的委员会；全国有这么样的有系统的机构，一定能够保证『鸣』『放』得好。我这个仅是建议，很不成熟，不知道是否妥当。」储安平向「老和尚」提意见
储安平后来在交代中，曾这么说及自己为什么会在6月1日的座谈会上发言：「解放以后，一般说来，我很少在外面说话。鸣放开展以后，也很少讲话。九三、作家协会来邀，都未发言，多少采取逃避的态度。一则我对发言的积极性不高，二则我也没有什么具体的问题要谈。所以统战部座谈会开得很久，我一直没有去。五月三十日上午统战部来电话要我去。我答应去，但说明不发言。下午听说六月一日还要开会，统战部彭处长希望我六月一日发一次言。我三十一日上午还在报社工作，三十一日下午在家写发言稿，那天上午和晚上一直在家，没有外出。伯钧同志说我的发言稿罗隆基看过，并无此事。」应当说，储安平的发言，是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以来，言辞最为尖锐的一个。储安平说：「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想举一件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请教。」他的这句话，把毛泽东和周恩来称为「老和尚」，把一般的中/共干部称为「小和尚」，够「惊人」的。储安平正儿八经地「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了：「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倡议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两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中没有一人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可以被培植来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国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
储安平在发言中，批评了「党天下」：「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地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是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亟需调整的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有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主要目的是实现他的理想，推行他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政权，党需要自己经常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在国家大政上，党外人士都心心愿愿跟着党走，但跟着党走，是因为党的理想伟大，政策正确，并不表示党外人士就没有自己的见解，就没有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所担任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使国家受到损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根本所在。今天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供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些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
储安平的发言，把大鸣大放推上了最高潮。他刚讲毕，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便连连用英语称赞说：「Very good！Verygood！」(很好！很好！)第二天，《光明日报》全文刊登了储安平的《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人民日报》也详细加以报导。那时的中国还没有电视，重要新闻由电台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节目中播出了储安平的发言。这样，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负责人的座谈会上，经过一次次鼓励，终于颇有「收获」，即「涌现」了右派的「三大理论」：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储安平的「党天下」。吴晗首先批判「右三论」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钦定的社论《这是为什么?》那时，吴晗担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北京市支部主任委员。吴晗似乎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他因写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文革」中第一个遭到炮击。姚文元抨击他为「右倾机会主义翻案」。然而，他在1957年却冲锋在「反右派」的第一线。其实，这并不矛盾：他在1957年是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办，此后他写《海瑞罢官》也是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办，毛泽东看了《海瑞罢官》曾热烈地鼓掌。只是风云变幻，毛泽东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选择了他曾赞赏过的《海瑞罢官》开刀，称此剧的「要害」是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翻案」，吴晗也就在「文革」中含冤西去。
当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发表的翌日，吴晗就在中国民/主同盟中国人民大学支部座谈会上明确指出：「我对于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的意见，完全不同意。因为他们的意见是离开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方向的。我们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对于不正确的意见，应该展开反批评。一切违反社会主义的言论都是错误的。」
66月10日，《人民日报》对吴晗的以上谈话，加了大字标题发表：吴晗表示应该批判章伯钧等人的意见。也就在这一天，吴晗接见《人民日报》记者，发表了长篇谈话。6月11日，《人民日报》迅即发表吴晗的谈话，题为：《吴晗谈话批驳章伯钧罗隆基》《人民日报》还为吴晗谈话加了四行黑体副题：「章伯钧主张另搞一个政/治设计院，是否不同意宪法?」「罗隆基提出另外建立平反机构，就是不信任党的领导」「储安平『党天下』的论调是恶毒的诬蔑」当然，吴晗的谈话可能跟他写《海端罢官》最初是胡乔木授意的一样，极可能是中/共方面授意的。只是吴晗从未谈及这一幕后的情形，所以也就不得而知了。由于吴晗指明了「反右派运动」的斗争方向和斗争目标，即批判「右三论」以及提出者「右三帅」，全国的「反右派运动」就集中批判「右三论」，批判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重温「右三论」，怀念「右三帅」
「右三论」的提出，其实各有各的背景。「政/治设计院」一词，并非章伯钧的发明，最初倒是毛泽东讲的！章伯钧只不过借用毛泽东的话，加以发挥罢了。大约正因为这样，后来毛泽东虽然曾多次批判了章伯钧提出的「政/治设计院」，但是他并没有否定「政/治设计院」本身。1957年10月13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所作的题为《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讲话中，这么说及：「这个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是中国供产/党提出的，是中/共中央这个政/治设计院设计出来的，不是章伯钧的那个『政/治设计院』设计出来的。」
这段话清楚表明，毛泽东并不反对「政/治设计院」本身，而是以为政/治要由「中/共中央这个政/治设计院设计出来」，绝不能由别的「政/治设计院」来设计。章伯钧主张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也作为「政/治设计院」，无非是向中/共要求一点点政/治民/主而已。这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其实都是处于中国供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不过是「见面握握手、开会拍拍手、选举举举手」的所在。即便是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也成为「政/治设计院」，中/共何忧之有？然而，毛泽东却连这么一点点的民/主也不允许，给予痛斥。
罗隆基所建议的「平反委员会」，则是说出了真话，超越了历史。二十一年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会议公报中，有一段话专门论述平反问题：「会议指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必须遵循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只有坚决地平反假案，纠正错案，昭雪冤案，才能巩固党和人民的团结，维护党和毛泽东同志的崇高威信。」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精神的指引下，当年作为「反革命集团」的胡风一案，得到了彻底平反。历史证明了罗隆基关于胡风问题的见解完全正确。历史证明了罗隆基关于「平反委员会」的建议完全正确。可是，在当年，罗隆基善意的建议，却遭到了恶意的批判。关于「平反委员会」本身，也成了一桩需要平反的历史冤案！看来，罗隆基的「错误」，只是超越了时代！时至今日，仍需要一个「平反委员会」，为「平反委员会」的提出者罗隆基平反，为千千万万当年蒙冤的「右派分子」们彻底平反。至于储安平在发言中所说的「小和尚」、「老和尚」，这比喻并不的储安平「发明」的。他只不过是套用毛泽东的话罢了。这诚如章伯钧提出的「政/治设计院」，也只是对毛泽东的话加以发挥而已。1957年4月30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面对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回顾前些日子的鸣放时，很风趣地说了这么一句：「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希望对老和尚也提些意见。」毛泽东说罢，引起一番大笑声。储安平正是顺着毛泽东的这句话，找到了发言的话题——《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因为毛泽东「希望对老和尚也提些意见」嘛！储安平并没有想到，像「小和尚」、「老和尚」之类的「幽默语言」，只有毛泽东说得，别人却是万万说不得的！
至于「党天下」一词，则是储安平的老师——罗隆基首创。当年，罗隆基用「党天下」来抨击「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蒋介石、国民党。储安平在1957年则用「党天下」抨击同样是「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毛泽东、供产/党。在毛泽东看来，「右三论」之中，最尖锐、最根本、最核心的是储安平的「党天下」。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在提到「右三论」时，把储安平的「党天下」放在首位。
上文引自叶永烈的文章：http://www.360doc.com/content/10/0108/21/481379_13022607.shtml，有删节。罗隆基生平
1913年，考入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1921年赴美留学，先后入威斯康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学，后赴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1928年回国，任教于上海光华大学，并参与创办《新月》杂志。曾因发表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言论，被逮捕。被光华大学开除之后，到中国公学任教。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罗隆基主张抗日。1932年1月，接受刘豁轩邀请，北上天津，担任《益世报》社论主笔；又接受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的聘请，同时兼任南开大学政治系教授。罗隆基在《益世报》上不断发表言辞激烈的社论，如《一国三公僵政局》、《可以战矣》、《再论对日方针》、《剿共胜利不算光荣》、《攘外即可安内》等，批评政府的对日方针。1933年秋，罗隆基的专车在海光寺附近遭到枪击，罗隆基险遭暗杀。此后不久，《益世报》由于受到压力，被迫辞退了罗隆基。主张抗日的宋哲元控制北平、天津地区后，《益世报》再次聘任罗隆基就任社论主笔，直到1937年8月天津被日军占领，《益世报》停刊。[1]
抗战后转移后方。是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之一。抗战胜利后从事民主运动，与周恩来、董必武等来往甚密。曾参加国家社会党，后与张东荪一起退出。
1949年9月以民盟代表的身份，出席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后任民盟中央副主席、政务院委员、森林工业部部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全国人大常委等职。
1957年5月22日，中/共中央统战部举行座谈会。罗隆基在会上发言，建议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一个委员会，检查“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失误偏差。而该委员会须由执政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三方面组成。这就是著名的“成立平反委员会”的主张，它与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储安平的“党天下”一起被称为最著名的三大右派言论。
1957年6月被划为右派。1958年1月26日被撤消民盟中央副主席职务，同月31日被撤消全国人大代表资格與森林工业部部长职务。工资从四级降到九级。
1965年12月7日子夜因心脏病去世。
上文引自维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D%97%E9%9A%86%E5%9F%BA
储安平（1909年－1966年？），江苏宜兴人，出身于宜兴望族。中国学者、知识分子。民国时期著名评论家，《观察》社长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出任新华书店经理、光明日报社总编、九三学社宣传部副部长等职。1957年因在《光明日报》发表《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著名的“党天下”发言），招致当局不满，反右运动开始后储安平迅速被作为典型打倒，其家人和诸多相关人士均受牵连。文革中遭受残酷迫害，生死不明。1978年后，五十五万右派做了改正，但储安平依然是不予改正的中央级“五大右派”之一。
上文引自维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zh-cn/%E5%82%A8%E5%AE%89%E5%B9%B3
章伯钧（1895年11月17日－1969年5月17日），安徽桐城人，中国政治家。
1895年11月17日（阴历十月初一），生于安徽桐城后方乡一个地主家庭（祖屋成为现在之育才村章家大屋）。6岁时其父章扬清不幸溺水而亡。与二弟章伯韬、三弟章伯仁由两位叔叔抚养。少年就读桐城中学，1916年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英文部。1920年毕业后即被聘为安徽宣城师范学校英语教员并升任校长（宣城师范又名安徽省第四师范），因聘恽代英、萧楚女任教，一年被后解职。1922年被安徽省省长许世英所器重，以公费赴德国留学，与朱德、孙炳文同船。入柏林大学哲学系学习黑格尔哲学。1923年经朱德介绍加入中国供产/党。1925年初，在柏林还认识邓演达。1926年初回国，任中山大学文学院教授。6月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党代表，7月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宣传科科长。1927年3月，改任农民部兵农联合委员会主席。
1927年8月章伯钧参加南昌起义，任起义军总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11月南昌起义失败后，到达香港，从此脱离中/共。追随邓演达创建“第三党”（即现在的中国农工民主党）。1933年参加福建事变；事变失败后流亡日本。1935年，从日本回香港，改组“第三党”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1938年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39年提出过《请结束党治，立施宪政，安定人心，发扬民力而利抗战案》著名提案。1941年3月29日中国民主同盟秘密成立，是五人常务委员会之一员，章兼任组织部长。1945年1月，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在重庆创办的《中华论坛》出版，章任主编。1947年2月，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章伯钧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曾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农工民主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长，《光明日报》社社长。1957年在“大鸣大放”中提出批评供产/党的政治见解，建议实行“两院制”，被指为要搞“政治设计院”。1957年6月8日成为中国头号资产阶级“右派分子”（1957年5月22日《人民日报》发言；因他为右派之首，1980年时没被平反，至今仍被被扣上这帽子）；1958年1月26日，民盟中央宣布撤消章伯钧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兼组织部长的职务，而且他在民盟的历史被刻意淡忘。
被划为右派后，章淡出政治舞台，但仍保留部长级待遇和全国政协常委一职，出入有汽车，跟随有警卫，由于容易受“瞩目”，故渐渐少公开活动；多与右派成员聚会、聚餐；他于1969年5月17日在北京因胃癌病逝。
1985年11月11日，农工民主党中央与民盟中央召开《纪念章伯钧诞辰九十周年座谈会》；1986年5月23日，其珍藏且幸存之330部，共2562册善本藏书由李健生代表捐赠至安徽省图书馆收藏。
上文引自维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zh-cn/%E7%AB%A0%E4%BC%AF%E9%92%A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