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老的朋友张奚若(金岳霖文 张奚若

张学义354三十年代清华大学的一代精英

自左至右分别是:施嘉炀、钱端升、陈岱孙、金岳霖、周培源、萨本栋、张奚若dai352张奚若和友人
268张奚若的照片



最老的朋友张奚若(金岳霖文) 张奚若
345网上发现的张奚若手迹

337张奚若的一封信札

325张奚若的一封信

326最老的朋友张奚若(金岳霖文)

我的最老的朋友是张奚若。我在1914年就碰见他,不过那时只是碰见而已。认识他是在1917年的下半年开始的,那时我转入了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他一直在哥大学政治。从1917年下半年起我们是同学,他无意取学位,但是写了一篇很好的《主权论沿革》

张奚若家没有什么大矛盾,可是有长期的小摩擦。他同杨景任的结合是新式的结合。杨景任在苏格兰大学毕业,他们是在苏格兰结婚的。结婚后,到了巴黎,我才看见他们。这个结合是自由式的。张奚若头脑里想的可能是两个人都是知识分子。他发现杨景任不是“知识分子”,假如所谓“知识分子”是用知识去办大事,像他自己那样。杨景任不是他那样的知识分子,她是英、美人所说的Womanlywoman(女子女子),这实在是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社会性。要看她这一方面的性格,最好是听她同宵叔玉太太的谈话,两人都争分夺秒地谈,由赵、钱、孙、李到黄焖鸡到红烧肉。杨景任这一方面的性格虽然突出,然而她总是支持张奚若的。从昆明搬家回北京一事,由她一人承担,显然是勇于负责的事。

张奚若这个人,王蒂徵女士(周培源夫人)曾说过,“完全是四方的”。我同意这个说法。四方形的角很尖,碰上了角,当然是很不好受的。可是,这个四方形的四边是非常之广泛,又非常之和蔼可亲的。同时,他既是一个外洋留学生,又是一个保存了中国风格的学者。他的文章确实太少了。我只知道一篇《主权论沿革》,登在《政治学报》月刊或季刊上。这个刊物只出了一期。据我的记忆,经手这件事的是奚若的夫人,前不久才去世的杨景任女士。那时候她在上海读书。以后没有多久,她也到苏格兰念书去了。

张奚若的主要点是民主革命,至少开头是这样。他曾同我说过,“孙中山的演说,你听着听着就跟了他走下去了”。这大概是在上海的时候。那时候,胡适也在上海,懂得一些英文,可能帮助过张奚若学英文,胡适一直说张奚若是他的学生。而张奚若并不承认。他的英文也不是从胡适那里学的,同盟会中帮助他英文的人可能不少。他是作为革命的青年到美国去的。他确实得到扎实的书本知识,但是,忽略了和美国人,特别是美国家庭交朋友,有些事情,他未免就用家乡的老办法去办。例如要裁缝给他做一身新衣服,裁缝做的不合身,奚若要他改,他也不改。奚若同我到店里之后,裁缝仍不肯改。我说,“找我们的律师去”,旁边有一个人听了就说,“哪里不合身,让我看看”。他看了之后,说“这确实应该改,也容易改”。问题在于“我们的律师”。这表示中国学生是有法律顾问的,不只是临时找律师而已。从那个时候起,奚若认为我是一个“有办法”的人。这样一个“认为”维持了相当长的时期。

266关于张奚若一则需要辨析的资料

在《张奚若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里,收有《批评工作中的“四大偏差”》一文(408页—411页),资料来源署为“《光明日报》,1957年5月16日”。最近读章诒和的《顺长江水流残月》,其117页里有一则与此有关系的资料,有必要留意。

“千家驹关心统战部每天召开的座谈会内容。五月十六日无党派人士张奚若有关共产党‘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四大缺陷的发言上了《人民日报》。千家驹看后说:‘这是最有份量的文章’。与此同时,他发现民主党派的机关报《光明日报》没有即使转载,气得他拨通了‘光明’总编室,对着也是盟员、也是党员的高天(时任总编室主任)大发雷霆,说:‘这样重要的发言你们为什么不发表为什么不重视?’”

章诒和在文章里记述的情节有可信度。但是她把时间搞错了。

孙敦恒先生在《张奚若先生生平事略》中说:“1957年,中国共产党中央为了把工作做得更好,决心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并号召全国人民揭发批评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当时称之为‘三大主义’。这年5月,毛泽东主席问张奚若对工作有何意见,他将自己平日的观感归纳为十六个字:‘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提了出来!7月13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个民主党派人士和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座谈,‘帮党整风’。张奚若在会上‘分析了三大主义的根源’,而没有提意见。两天后,在7月15日的座谈会上,张奚若再次被邀请发了言,将其对工作提的十六字意见,逐句作了具体解说,最后发人深思地说;‘文化科学发展到今天,应该看得出今后应该怎么办,我想虚心一点,事情还是能办好的。’”(见《张奚若文集》24页)。现在就能说明的是,孙先生这里把时间搞错了,他在这里说是7月15日。应该是5月15日。

章诒和写千家驹的这个细节,有真实性。但是她把千家驹发脾气的时间没有搞准。她写千发脾气的原因是《人民日报》在5月16日都发了张奚若的谈话,而《光明日报》却没有发。但是事实是,《光明日报》5月16日确实发了张奚若的谈话。这样的话她说的千先生发脾气的逻辑就不通了。

事情才过去几十年,我们就这么容易出错,看来考证是多么需要。我想,找到1957年5月的《人民日报》和同时的《光明日报》,就能把这个事情基本搞清楚。但是,章诒和的说法也有资料根据,从注释看,她参考了“民盟中央一般整风大字报汇编第一号,民盟中央整风办公室编印,一九五八年三月”。

2010年10月4日 张学义大荔

张奚若(1889年-1973年),陕西大荔县朝邑镇人。 字熙若,自号耘。中国政治学家,新中国第二任教育部长,爱国民主人士。早年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后,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获政治学硕士学位。

目录

1简介

2人物年表

早年
回国
抗战
内战时期
解放后
逝世

3学术贡献

4生平轶事

请蒋介石滚蛋
确定国家名称
十六字名言

1简介

张奚若(1889年~1973年)字熙若,自号耘,陕西大荔县朝邑镇人,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社会活动家、政治学家。1973年7月18日卒于北京。 早年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后,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获政治学

张奚若

硕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国民政府教育部国际出版物交换局局长、高等教育处处长,国立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为南京大学[1])政治学系、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教授等。在清华,张奚若主讲西洋政治思想史等课程,颇受学生欢迎。新中国成立后任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部长、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等职。张奚若虽然是有名的大学者,但一生著述并不多,著有《主权论》、《社约论考》等。张奚若发表的《社约论考》、《主权论》、《法国人权宣言的来源问题》、《卢梭与人权》、《自然法则之演进》等论著,在当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2人物年表

早年

早年参加同盟会,参加过辛亥革命。后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1920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

回国

1925年回国,历任教育部国际出版物交换局局长、高等教育处处长,中央大学教授职位。1929年8月应聘来清华任法学院政治学系教授。1932年6月,张奚若在清华大学毕业典礼上代表教授会向学生致辞,提出三点意见:“奋斗、续学、耐劳”。1936年11月,他在《独立评论》(胡适创办)发表《冀察不应以特殊自居》一文,直接触怒当时北平最有权势的人物宋哲元,导致停刊数月。

抗战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张奚若亦随校西迁,并任西南联大政治学系主任。抗日期间,参加民主活动,抨击国民党独裁。1941年3月1日,张奚若在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上发言,尖锐抨击国民党政府当局的腐败和独裁统治,蒋对此极为恼火。但他未予置理,发言后便愤然离去。后来,国民参政会还给他寄发开会通知和往返路费,他当即回电:“无政可议,路费退回。”从此再未参加国民参政会会议。

内战时期

1946年,张奚若受邀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前的大草坪上演讲,他猛烈抨击反动当局说:“现在中国害的政治病是:政权为一些毫无知识的、非常愚蠢的、极端贪污的、极端反动的和非常专制的政治集团所垄断。”1947年,《清华周刊》请张奚若为36周年校庆题词,他挥笔写就:“学问要往大处着眼,不然就是精深也是雕虫小技。”

张奚若

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部长、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等职。为第一至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至四届全国政协常委。1949年6月21日,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会议上,当讨论到新中国国名时,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张奚若先生提出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国名的建议。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采纳了张奚若先生提出的新中国国名,并将这一名称写进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解放后

1949年-1973年,他还一直担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在推动中法、中日建交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1952年9月,张奚若继马叙伦之后出任新中国的第二任教育部部长,为教育事业的发展呕心沥

张奚若

血,多有建树。在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公民教育、劳动教育,完善课程和学制,推广普通话,制订《小学生守则》等。1954年9月,他出席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此后还连续当选第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1957年5月1日,在整风运动中,他对毛泽东提出了评价:“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否定过去,迷信将来”。7月13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座谈,帮助整风。张奚若在会上分析了党在工作中产生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根源。1958年1月28日第十四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曾引用他的说法,虽然不满意,又认为“张奚若是个好人”。

逝世

1973年7月18日卒于北京。张奚若终其一生,始终以全体人民的福利为中心目标,保持仗义执言、坦诚耿直的作风,合志士与学者于一身,往大处着眼做学问,为社会服务做事业。

3学术贡献

在清华,张奚若主讲西洋政治思想史等课程,颇受学生欢迎。张奚若虽然是有名的大学者,但一生著述并不多。著名哲学家金岳霖称他是自己“最老的朋友”,金在回忆录中也不无感慨地说:“他的文章确实太少了”。在这位老友的印象中,张奚若只发表过一篇《主权论沿革》的文章。金岳霖的记忆显然有误,张奚若在政治学方面的学术文章并非只有一篇,不过也不是很多。张奚若发表的《社约论考》、《主权论》、《法国人权宣言的来源问题》、《卢梭与人权》、《自然法则之演进》等论著,在当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张奚若认为,做学问的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应该鼓励钻研、容忍失败,必须反对急功近利的做法。他提出:“治学是要投资的,给一批人时间,叫他们去研究,即便这批人中间可能只有少数能真正有所贡献。”他对教书的要求十分严谨,因此他的课有个特点:“好上不好下”。课上,他对所涉及的人物和事件有褒有贬,讲课的声音也随之时而高亢、时而低沉;但下课之后,学生必须按照他的要求阅读参考书,这是一项繁重的作业。因为他不主张多读教科书,而特别注重阅读思想家的原著,如柏拉图的《共和国》、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等都是必读的。张奚若是不轻易写作的,留下来的著作不多,但发表的《社约论考》、《主权论》、《卢梭与人权》、《自然法则之演进》等文章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法学家王铁崖回忆1931年读张奚若《法国人权宣言的来源问题》一文时的感受说,“那真是一篇罕见的好文章”,即使时隔几十年之后,其价值仍然十分珍贵。

4生平轶事

请蒋介石滚蛋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张奚若亦随校西迁,并任西南联大政治学系主任。一次,西南联大、云南学等四校联合举办时事讲演会,由张奚若主讲。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前的大草坪上,面对六七千名听众,他对国民党展开了猛烈抨击。讲演一开始,他就说:“现在中国政权为一些毫无知识的、非常愚蠢的、极端贪污的、极端反动的和非常专制的政治集团所垄断。”张奚若接着说:“在报纸上马路上常常可以看到一个名词‘赤匪’,假如共产党可以叫做‘赤匪’的话,我想国民党就可以叫‘白匪’。其实‘白’字还太好了,太干净了,他们简直就是‘黑匪’!”他还给国民党政府下了一断语:“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因此,中国要有光明的前途,只能是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蒋介石的个人独裁。他说:“为了国家着想,也为蒋介石本人着想,蒋应该下野。假如我有机会看到蒋先生,我一定对他说,请他下野。”作为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在无数次的国民参政会会议上,张奚若和钱端升罗隆基周炳琳一道,成为蒋介石最害怕起立质询的参政员。用赵宝熙先生的话说,“这四位教授,虽然政治立场不尽相同,但都痛恨腐败、独裁,力争民主,且皆熟悉西方民主程序。”中国古话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但在张奚若、钱端升等人参加的国民参政会上就不完全适用了。张奚若第二次有名的对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大骂是1939年。有一次中华民国的国民参政会开会,蒋介石也来参加会议,会议期间,张奚若当着蒋介石的面发言批判国民党的腐败和独裁,说了许多激烈的言辞。蒋介石感到难堪,就打断他的发言说:“欢迎提意见,但别太刻薄!”张奚若先生一怒之下,拂袖而去,从此不再出席参政会。等到下一次参政会开会,国民政府并没有忘记他,给他寄来了开会路费和通知,张奚若先生当即回电一封:“无政可参,路费退回。”[2]

确定国家名称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张奚若以民主教授的身份出席会议。在各小

张奚若在昆明

组讨论的过程中,对于新中国的国号问题,争论颇为激烈。有人提议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也有人提议用“中华人民民国”。张奚若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认为还是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国名好。张奚若说:“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人民这个概念已经把民主的意思表达出来了,不必再重复写上‘民主’二字。”与会代表经过反复讨论,认为张奚若的提法好,一致同意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十六字名言

1957年春天,中共中央决定开展一场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从这年5月上旬到中旬,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在5月13日的座谈会上,张奚若提出了反教条主义的问题。5

张奚若

月15日,张奚若再次发言,重点谈到了党和政府工作中存在的偏差,并将其概括为: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他解释说:第一是好大喜功,总误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大,不管人民的生活和消费者的需要如何,只要组织规模大才过瘾。第二是急功近利,表现为强调速成,把长远的事情用速成的办法去做。第三是鄙视既往,许多人忽视了历史因素,一切都搬用洋教条,把历史遗留下来的许多东西看作封建,都要打倒。第四是迷信将来,认为将来一切都是好的,都是等速发展的。在随后的反右派运动中,参加座谈会的民主人士里有相当多的人被划为右派分子。张奚若是幸运的,没有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而且继续担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负责人。据称,其中原因,一是周恩来力保,二是毛泽东虽然对他的十六字批评不满意,但又认为“张奚若是个好人”。(《百科知识》2005年3月下半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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