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兰亭流水，青山玉管修。风和日煦，一觞一咏幽情叙。人生苦短，物非人非情亦迁。千古名序，墨笔一挥就。
桃园夜饮，明月粉桃秀。阳春烟景，琼筵飞觞坐花醉。光阴易逝，浮华如梦欢几何！诗书文章，百篇一杯酒。
——题记
一个是偏安江南的东晋王朝，一个是鼎盛繁荣的大唐盛世，一个是酷爱白鹅的风流书圣，一个是嗜酒如命的游侠诗仙。两个兴衰迥然的朝代，两个地位悬殊的名士，虽然他们生活的时代相差近四百年，但是《兰亭集序》与《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却能碰撞出相同的火花，燃烧出不同的火焰。
两篇文章碰撞出相同的火花，其实是指文章中表现出两位作者的人生观或者说生命观有相似之处。《兰亭集序》作成之时，东晋王朝已经偏安江左36年，士族制度下的政治腐朽黑暗，社会矛盾重重，当权者安逸享乐，不思进取。文人士大夫意志消磨殆尽，崇尚老庄思想，清谈玄学。有忧民忧国之心，治国安邦之才的贤才大多苦于门阀制度的阻碍，也只得为一布衣，或隐居山林，醉于杯酒之间，或寄情山水，游于书画之中，看似风流潇洒，实是寂寞无奈。王羲之也是一个清谈文士，但是他与一般清谈之士不同，他曾说“虚谈废务，浮文妨要”，在《兰亭集序》中反对那种“一死生”“齐彭殇”的虚妄的人生观，肯定人生命的价值，感叹人生苦短应及时行乐，积极入世。但是，王羲之代表的是极少一部分人，在士风日下的东晋，他能有这种人生观，不得不说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他琅琊王氏世家大族的出身，当时王家位高权重，东晋初年的王导和王敦更是东晋的开国功臣，前者掌握着东晋王朝的政治大权，后者则掌握着东晋王朝军事大权。这样一个世家大族出身的王羲之，自然是积极入世，而那些出身低微的人就很难说了。《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作成时正值开元盛世之时，是大唐帝国政治清明、经济繁荣、军事强大、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文中“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浮生若梦，为欢几何”也是感叹光阴易逝，人生苦短，虽然是感叹，但是其中的豪情也在“浮生若梦，为欢几何”两句中隐隐体现出来，全文则更将李白这位“谪仙人”豪气纵横的情怀，积极入世的态度展露无疑。从人生观或者生命观这方面来说，就个体而言，王羲之与李白都是积极入世的，但是就整个时代而言，魏晋人的就有些崇尚虚无，消极避世，远远不如唐人那样从骨子里透出一种积极入世，渴望建功立业，延续帝国盛世的人生观了。
两篇文章燃烧出不同的火焰，其实是指文章中表现出两位作者的精神气质的不同之处。首先，《兰亭集序》成文之时王羲之官居会稽内史，已经51岁，已经是进入知命之年了，而《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成文之时的李白一介布衣，刚刚32岁，正值而立不久，恰是建功立业的年纪。再者，东晋士大夫都好清谈，崇老庄，民间也佛教盛行，而盛唐士大夫都愿为君主治国平天下，民间百姓有兵役者也渴望建功立业。正是在这种个人地位、年龄的差别与时代背景大环境的影响下，同是名家的书圣和诗仙所展现出的精神气质大不相同。《兰亭集序》文中第二段写了两种人，一个是喜“静”之人，一个是喜“躁”之人。前者“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后者“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性格乃至行为上有很大的不同。但是，两者本质上又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即“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快乐之时得意忘形，人却悄悄衰老，等到厌倦，就自然而然产生了“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和“修短随化，终期于尽”的感慨。光阴如白驹过隙，事物的由生到死，情感的由乐到悲，都是转眼之间，都是自然规律所定，也正因如此，作者发出“岂不痛哉”的慨叹，先前的宴饮之乐到此全为陈迹了。《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中“况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会桃花之芳园，序天伦之乐事”表现了李白的乐观豁达，积极向上，“开琼筵以坐花，飞羽觞而醉月”更是表现了李白纵笔挥洒的豪放与才气。从全文可以看出，当时的李白虽然求官未得，暂时隐居于安陆，但身处开元盛世，对国家的兴盛和个人的发展都抱有非常乐观的期望。就文章情调而言，王羲之的低沉清幽，如秋月之洞箫，吹奏的是美景，却含有丝丝哀情，而李白的高亢明朗，似春日之竹笛，悠扬婉转之余，更含着勃勃的生机。从此之中，不难影射出魏晋人与唐人的精神气质，两者表面并无太大差别，但是魏晋人的精神气质内有颓然之势，想勃发却心有余而力不足，唐人的精神气质则是由内自外的奋起之势。
从魏晋人与唐人的生命观和精神气质的比较而言，不难看出，时代背景大环境是影响一个生命观和精神气质的非常主要的因素，而无数个体人积极入世，乐观向上的态度也势必会影响整个时代的发展，二者相辅相成，正因如此，人们才更应发挥主观能动性，以个体促成整体，以整体带动个体，以千万一己之力去改变时代，以时代去改变千万个一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