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875年3月19日（清光绪元年二月十二日），奉天省海城县西90华里的北小洼村，一个小生命呱呱坠地了。添丁进口，本该是件高兴的事，然而，对于一个家徒四壁，一贫如洗的五口之家来说，多添一张嘴就意味着多一份生活的艰辛。这个小生命一出世，注定就要与贫穷、困苦相纠缠。谁也没有料到，日后的他竟会成为主宰东三省，威震全中国的东北王！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张作霖，字雨亭，因是家中最小的儿子，又称“老疙瘩”。
张作霖的童年生活很不安定，好赌的父亲不事农活，却总想空手捉鱼，不劳而获，他领着全家人频频迁居，从架掌寺到叶家铺，再到栾家铺，却始终不能改变家道衰败的境况。张作霖十来岁时，父亲就带他出入赌场，让他给赌徒们装烟倒水、跑腿学舌，从中分点红赏。整天混迹于这些不务正业、游手好闲之辈当中，张作霖非常羡慕那些能进私塾读书的同龄伙伴，他们琅琅的读书声，常常引起他莫大的兴趣。因为家里没钱供他上学，张作霖就趴在私塾窗外偷偷地听课，好奇时还把窗纸撕破一个洞向里张望。一天，他被塾师杨景镇秀才发现，问他在窗外做什么？张作霖回答：“在听先生讲课。”杨景镇见这个少年如此好学，为他的精神所感动，惜才之意顿生，便答应收他入学，可张作霖又说：“家中没钱读书。”杨景镇二话没说，不仅不收他的学费，还买来笔墨纸砚送给他，让他读书。正是在这位杨先生的关照下，张作霖才读了一段时间的私塾，他仅有的文化，也就是在这里得到的。然而，张作霖在私塾仅念了三个月就辍学了，因为家里缺少人手干活，需要他回来拾柴、做杂务，张作霖的求学生涯就这样结束了。不过，张作霖还是十分感念杨先生的情谊，后来他发迹了，特地请杨景镇到沈阳来，在他家里成立私塾馆，教他的子女读书，成为张学良开蒙的塾师。
张有财遭遇不幸时，张作霖年仅十四岁，祸不单行，不久大哥张作泰又去世了，一家人的生活顿时陷入了困窘，无奈，母子四人只好投奔到黑山县（镇安县）小黑山附近二道沟的外祖父家，母亲靠替人做针线活，勉强养活着二子一女，生活极为清苦。
为了补贴家用，母亲叫张作霖学做小生意，张作霖便开始做小贩卖包子，但他馋了就吃，常常赔本；让他当货郎卖些针线，他稍赚几个钱就到赌局，结果连货郎担子都输了；母亲又叫他学木匠，他嫌拉大锯太累，学了一些时候也不干了。不久，母亲改嫁，继父姓李，是个兽医。张作霖对相马、医马比较感兴趣，随继父学得了一手医马的好手艺。学了一段时间兽医后，张作霖因不愿闷在家里，又跑到附近村中的大车店作佣人，给旅客捧茶倒水、套车卸车。在旅店里他接触了南来北往的各式人物，知道了不少社会上的事情。辽西巨匪冯麟阁也住过这个旅店，和他谈了许多有关土匪的生活，并曾引诱他入伙。在大车店干了二年后，张作霖又流浪到营口县的大高坎镇与赌棍流氓厮混在一起。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日本侵入中国东北地区。在街头游荡的张作霖感到无路可走，就经人援引，投到清廷宋庆的毅军中。当时毅军正布防辽东战场，张作霖机警能干，胆大心细，屡有斩获，累次建功，据记载：“时值甲午，正前清与日本战争之时，在军中招募谍报员，深入日军后方，探听一切军情。张应募前往，得到不少情报，累次建功，先予以功牌，后擢升哨长。该军营务处袁甲山见张伶俐，调张充任戈什。”当时清军绿营的建制，哨长职务相当于连长，戈什是清代高级官员的侍从武弁，全称“戈什哈”，满语护卫的意思。张作霖当戈什，就是给宋庆当卫士，宋庆对张作霖很是赞赏，张作霖因此屡有提拔，一时间白马红缨，好不得意。甲午战争清廷战败，毅军调回关内，张作霖因留恋家乡，不愿进关，就离开了清军，在海城县高坎村开了个兽医庄谋生。
此时的东北，早已因战乱连年而盗匪蜂起，甲午战争后，更是土匪遍地，东三省的土匪多为马队，他们常常到张作霖的兽医庄为马治病，张作霖在医马的过程中，结识了不少绿林朋友。不料，二道沟的乡绅李老恒诬告张作霖通匪，并报告了官府。在这种情况下，兽医庄再也开不下去，张作霖索性投身绿林，率领二十几个青壮年在广宁县赵家沟一带办起了保险队。那时的保险队，亦官亦匪，他们在所保护的区域内，不仅不抢劫，还负责保护这个区域不受俄国兵和其他土匪骚扰，他们的吃穿用度等各项花费，皆须由当地通过抽捐的办法给予保证。至于他们到自己负责的“保险区”以外的一些地方去抢劫，发外财，则是家常便饭。因此，他们在当地是“保险队”，到了外地仍然是土匪。张作霖在“保险区”内很守规矩，对手下要求也严格，恪守阻止外来土匪或散兵游勇骚扰的职责，在当地颇受称赞，一时间声名远扬。附近的中安堡镇居民因此慕名而来，请张作霖去维持治安，张作霖欣然同意。但中安堡向属巨匪金寿山的势力范围，他当然不容许张作霖在自己的地盘上办保险队，起初他自恃势大和有俄国人做后台，曾想招收张作霖，遭到拒绝后，恼羞成怒，便决定干掉张作霖。他派奸细打进张作霖的保险队，趁着除夕，大伙吃喝玩乐，放松警惕之际，里应外合偷袭中安堡。张作霖突遭袭击，不知对方有多少人马，只好仓促应战，且战且退，最后只剩下10余名弟兄冲出包围。
张作霖因自己势单力薄，又无立足之地，便决定去投奔和他有些交情的巨匪头目冯麟阁。途经八角台镇（今台安镇），该地商会会长张紫云、保险队长张景惠看到他虽是个借道的落难逃亡者，却并不显得沮丧，反而侃侃而谈，落落大方，他的豪气给二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再加上他们对张作霖的保险队也有所耳闻，此时见他英武不俗，年轻有为，果然非等闲之辈，于是便希望张作霖能留下来。张景惠甚至当众宣布，他情愿推张作霖充任保险队长，自己甘居副职。张作霖一再推辞，不肯反客为主，张紫云、张景惠坚持挽留，最后张作霖“恭敬不如从命”，留下当上了八角台镇的保险队长。
没过多久，邻县的汤玉麟因仰慕张作霖的名声，遂率众投奔八角台镇；与此同时，在锦州一带拉帮的张作相因替本家族弟报仇，杀了仇人遭到官府缉捕，也带领几十名兄弟前来投奔。张作霖见他不仅与自己同姓，且名字中也有一个“作”字，十分高兴地收下他，并视如亲兄弟，此后张作相一直跟随张作霖，忠心耿耿。两支队伍加入后，以张作霖为首，张景惠、汤玉麟、张作相为骨干，保险队势力大大增强，八角台、桑林子一带成了张作霖的根据地。对于周围地区的保险队，小股匪帮，张作霖均持兼并、招降态度，通过这些途径，他的保险队力量迅速壮大，人马达到400多，整个辽西绿林都不敢小看他了。
在众多的辽西匪帮中，张作霖的过人之处在于，胸怀大志，目光长远。他从众人中脱颖而出并不是偶然的——他的远见和卓识远非那些目不识丁的山大王所能及。张作霖虽然只读过一点书，没有多少文化，但他从一开始就比较尊敬文人，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这是张作霖和其他保险队头目最大的不同之处。在办保险队的过程中，他结交了不少地方名士，举人刘春明、李雨农，贡生张紫云，秀才杜泮林、陶允恭、方可猷等，均是张作霖过从密切的文人雅士。张作霖还拜杜泮林、张紫云为义父，遇事常向他们请教，从中获益非浅。在这些文人名士的熏陶下，张作霖的言行举止、气质风度也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渐渐地，张作霖已不再满足偏于一隅的盗匪生涯了，他感到当土匪，吃黑饭，没有出头之日，一直苦苦思索着弃暗投明、改邪归正的正路。
一天，他听说盛京将军增祺派人去接家眷的消息后，立即拍案而起，连呼机会来了。张作霖认为这是天赐自己谋取政治进身的大好机遇，他决定把接近官府的赌注，押在这位将军夫人身上。妙计已定，张作霖随即进行了一番布置，在必经之路黑山一带设下埋伏。果然，不久增祺夫人和随从人员就行至黑山附近，被早有准备的张作霖匪众连人带车逮个正着，他们将大小官牟所携带的枪械子弹，以及数十件箱柜全都劫了下来，并将一行人带到了新立屯街上。张作霖一面命令手下人切切不得擅动劫来的车马箱笼，一面将惊魂未定的增祺夫人和贴身佣人安排到一间正房休息，并点上最好的鸦片烟为增祺夫人压惊。随后，他又亲自招待几个随护的重要官员，陪他们躺在偏房的炕头上抽鸦片，故意表现出唉声叹气的样子说：“咳，现在国家多事之秋，兵荒马乱，我们当土匪也是被逼上梁山哪！”随护官员见张作霖虽满腹牢骚，却谈吐文雅，料定必有隐情，忙问他怎么称呼。张作霖一报姓名，几个随护倒吸一口冷气，惊得差点从炕上翻下来。张作霖的大名如雷贯耳，他们早有耳闻，他们也想当然地以为，称雄辽西绿林的张作霖必定面目狰狞、说话粗野、声如狮吼，今日见了面，却是这样一个儒雅温和、文质彬彬的青年，一时不禁愕然，面面相觑，暗自称奇。张作霖看出了他们的讶疑，为了表明自己的心迹，他主动向他们讲述了自己的身世和如何被逼无奈，索性落草的经过，最后并表示如果能得到机会为国家效命，必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几个随护官员被张作霖的这番话所打动，其中一个官员对张作霖说：“你们同朝廷作对，终非长久之计，迟早是会被剿灭的。现在增祺将军网开一面招抚胡匪，这正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你们何不趁势弃暗投明，改邪归正呢，这才是正路啊！”张作霖心中暗喜，但假装胆怯地说：“我早有此意，可是听说增祺将军不分青红皂白，常对杀人放火的胡匪和维护地方的保险队一并捉拿法办、严惩不怠。”那个官员说：“事到如今，也不必瞒你，我们护送的宝眷正是增祺将军最宠爱的沈氏夫人，你要是不放心的话，不妨去求求她。”张作霖大喜过望，就势跟着那个官员去拜见沈氏夫人。入室后，先行大礼参拜，然后俯首而立说：“张作霖冒犯夫人，愿听吩咐。”沈氏夫人此刻对张作霖的来意已猜到了几分，见张作霖对自己很恭敬，也很谦逊，便壮着胆子说：“我看你不像一般的绑匪，只要你能保证我们一行平安到达省城奉天，我一定在将军面前保举你。”此话恰好说中了张作霖的心事，他听后称谢不已，立即表示：“假如我张作霖能带领众兄弟投到将军麾下，为朝廷效力，有生之年，决不忘记夫人的大恩！”言毕告退，命令手下人将所劫之物连同枪械子弹如数奉还，此外，还备上一份厚礼赔罪。沈氏夫人和随护人员大为感动，拿出五锭纹银要赏给张作霖的部众，张作霖婉言谢绝说：“只要我们有出头露面的一天，那就没齿难忘了。”
沈氏夫人平安抵达奉天后，对张作霖的为人赞不绝口，详详细细地把他诚心弃暗投明，想接受招安的愿望告诉了增祺。增祺听夫人及随从说了途中有惊无险、转危为安的经过后，一时大为动容，他本就有招抚张作霖之意，此时便批复新民府接受张作霖的投诚。1902年，张作霖率250名匪众受抚新民府，被改编为巡警营马队，张作霖任帮办。自从归顺地方官府以后，张作霖便安心向善，英勇善战，1903年，新民府把巡警营与巡捕营合并为巡防营，共485人，张作霖被升任管带，他手下的张景惠和汤玉麟、张作相也分别当上了帮带和哨长。1904年春，张作霖部被列入国家正式军队编制，这是张作霖政治生涯中极为关键的一步，从此，他成了一个头戴五品亮白顶兰翎，身穿天青宁绸军制服，腰佩清式军刀，足登薄底快靴的正规清军的管带，月俸银130两。张作霖踏入官场，由此起步，凭借这一地位和手中的这支武装开始了此后无休止的权力角逐，居然得心应手，一路扶摇直上。
张作霖是个颇有头脑的人，他有一套自己的打算，懂得如何抓住机会，尽可能地为自己争取更大的利益。日俄战争期间，他周旋于清廷、日本和俄国三者之间，应对自如。对于朝廷的“中立政策”他持阳奉阴违的态度，对于恶斗中的日俄双方则采取双管齐下、投机取巧和从中渔利的立场。经历了复杂环境磨炼的张作霖，练就了一身同时对付几个敌人的本领，他的巡防营也因此扩编为三个营，这些都为他日后的升迁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1906年，时任奉天巡防处总办的张锡銮是个精于骑射的人，有“快马张”之称。张作霖为了讨好这位顶头上司，特意从自己的战马中挑选了一匹最好的送给张锡銮，随后，又以“五百年前是一家”的借口，拜张锡銮为义父。在张锡銮离开新民赴奉天上任时，张作霖又从自己的马队中挑选了250名人高马大的骑兵，由他亲自率队，护送张锡銮直至奉天。这一系列的举动给张锡銮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不出张作霖所料，不久，来自奉天的任命书，就将他所部三营扩编成五营，他本人也被任命为巡防五营的统带官，这真是一件天大的喜事，张作霖不仅官职高升了一步，更重要的是实力又有所扩大。
1907年，清廷在东北废除将军制，建立行省，徐世昌被任命为东三省总督。上任伊始，就组织力量剿灭胡匪，在官军围追堵截下，大小匪帮或降或亡，清廷对徐世昌的政绩大为赞赏，但辽西巨匪杜立三的拒不投降，却使徐世昌寝食难安，大为头痛。为消灭杜立三，徐世昌特令张作霖前往剿匪，张作霖认为这又是他立功升官的好机会，机不可失，于是十分卖力，他不费吹灰之力就设计诱杀了杜立三，喜出望外的徐世昌立即奏报朝廷为张作霖请功，张作霖被朝廷赏银5000两，并提升为奉天省巡防营前路统领。不胜感激的张作霖进省来向总督谢委，徐世昌命督署总参议周树模代见，闲聊中周树模问他：“你为什么愿意受抚？”张作霖不假思索地说：“回禀大人，我想升官发财！”回答得非常干脆明确。
张作霖并不满足于已取得的所有，他无时无刻都在想着如何抓住机会，再进一步。1908年，徐世昌又一次将目光投向了他，派他到辽源、洮南一带追剿被沙俄收买的蒙古叛匪，张作霖果然又一次不辱使命。此时，张作霖的军事实力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巡防营扩充为七个营兵力，队伍增至3500多人。
这次剿灭叛国蒙匪之后，张作霖羽翼渐丰，野心勃勃的他不再甘心蛰居洮南一隅之地，他在耐心等待时机，蓄势待发。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在奉天以张榕为首的革命党企图推翻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的统治，宣布奉天独立。赵尔巽对此惊惶失措，因驻省会清军第二混成旅倾向革命，政治上不可靠，遂急电令驻防在通辽一带的后路巡防营统领吴俊升前来救驾，以资震慑。政治头脑非常敏锐的张作霖截获了这个情报后，认为机会来了，于是日夜兼程，三天内到达奉天，积极镇压革命党的起事活动，挫败了革命党，维护了赵尔巽的封建统治。就这样，张作霖成功地为自己日后的飞黄腾达铺垫下了坚实的踏脚石。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篡夺了共和国大总统要职，身为清廷东三省总督的赵尔巽，摇身一变成了民国的奉天都督，节制奉、吉、黑三省。1912年，北洋政府对陆军进行整编时，经赵尔巽推荐，张作霖的巡防营被改编为陆军第27师，张作霖任中将师长。1916年4月，北京政府又任命张作霖为奉天督军兼省长，一跃而为奉天举足轻重的实力派人物。从此，张作霖由原本清廷一个小小的武官，成了民国的新贵，以其为首的奉系军阀开始形成。张作霖称霸奉天全省之后，很重视文治武功，不仅接纳了一批军校出身的新派，而且还网罗了一批官僚政客，协助他治理奉天军政。野心勃勃的张作霖，在奉天省安定以后，又着手兼并了吉林、黑龙江两省，1918年9月，北京政府屈于张作霖的军事压力，任命张作霖为东三省巡阅使，总揽东三省军政大权。至此，张作霖成为名副其实的“东北王”、“张大帅”，以他为首的奉系军阀也最终形成。
张作霖并非北洋军阀嫡系，但他插手北洋军阀派系斗争，纵横捭阖，夺权逐利，先后击败段祺瑞、曹锟、吴佩孚的皖、直两系势力。奉系军阀迅速崛起，张作霖身为奉系军阀首领，在较长时间内控制着北京政府。在20世纪20年代，北洋政府历届总统选举，每届内阁组成，如果没有张作霖的首肯，是很难维持其统治的。1927年6月18日，张作霖终于登上了他梦寐以求的最高宝座，就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成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末代国家元首。
奉系和张作霖的崛起，和日本帝国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张作霖在未入关之前，深知在满蒙做任何一件事情，抛开日本或无视日本都是行不通的，所以不管他内心喜欢不喜欢日本，只要日本控制着东北，他就要和日本合作，保持友好关系，取得日本的谅解和支持，以图将来的发展；而对日本来说，蓄意吞并东北，进而侵略全中国，是既定的国策，他们也需要张作霖这样的人物来巩固日本在满蒙的特殊地位。出于各自不便告人的目的，双方很自然地勾结到了一起。但张作霖毕竟是中国人，他也具有民族感情，在和日本交往中，也要保持自己的体面和中国应有的独立自主权，所以，他与日本帝国主义既有相互利用的一面，也有矛盾冲突的一面。特别是张作霖率部入关以后，他已不再是割据一方的地方小军阀，而是握有北京政权占有半个中国的大军阀了，他对国内局势有了新的看法——仅仅取得日本的支持远远不够了，已经不符合现实的需要，还必须争取更多国家的支持，才能在北京站稳脚跟。同时，张作霖也想采取“以夷制夷”的策略，借助英美势力，牵制贪得无厌的日本，由日本手掌中挣脱出来，获得较多的独立自主权。因此，入关后张作霖与日本的矛盾渐趋尖锐，最后竟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
张作霖是个机智善变的人，他善于窥伺各时期日本政府对华政策的虚实张持，去钻空子。在几次打内战和他处境危殆，需要借助外力时，他会无视舆论反对，接受日本提出的苛刻甚至屈辱的条件，以获得支援，但事情过后就另改一副面孔，设词推诿，概不履行或承认。他在对日交涉上有一个秘诀——从来不订成文条约或协定，也从来不在正式外交文件上签字，预先就留下尔后耍赖不认帐的借口。而日本也以为签订正式条约，可能引起国际麻烦，于事无补，又觉得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做后盾，不怕张作霖不就范，也默许了这种做法。
张作霖取得北京政权后，日本原以为他一定能顺从己意，解决多年来没有解决的“满蒙悬案”。所谓“满蒙悬案”，主要是指1915年日本向袁世凯提出的“二十一条”中有关“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地区的问题。1925年郭松龄反奉时，张作霖为取得日本援助以打败郭松龄，曾和日本缔结密约，密约中规定日本在我东北享有土地商租权和杂居权等条款。但事过境迁，在打败郭松龄之后，张作霖深感这些条件太过苛刻——如果答应土地商租和杂居权，就等于承认日本向袁世凯提出的“二十一条”，损失太大，照章履行的话，不但会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抗，而且也将使自己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处处受制于人，严重影响自己的切身利益，所以，张作霖采取了不加理睬，避而不谈，以拖为上策的办法来对付日本人。对此，日本深为不满，说“张作霖说话，说了不算”。
但对于日本陆军的及时援助，张作霖是心存感激的，他对左右亲信说：“日本人这次帮我，当然有所为的，我们对他的好意，也应该有个报答，我张作霖受日本人的好处，只有拿出我自己的财物来报答他，我将日本银行的存款，全数赠送，表示我的全心全力。日本人如果另有要求，只要是张作霖个人所有，我决不吝啬，但国家的权力、中国人共有的财产，我不敢随便慷他人之慨，我是东北的当家人，我得替中国人保护这份财产，不负他们的所托！”张作霖说到做到，他将自己存在日本正金、朝鲜两个银行的日金存款500万元，全部赠给关东军司令官，分赠日本出力人员。他当时表示：“日本人仗义扶危，武士道的精神，固然施不望报，但张作霖受人一饭之恩，终身便不能忘，这一点意思表示，聊以酬答日本人公私的协助好意。”
1927年8月，日本驻奉总领事吉田茂再次提出所谓“满蒙悬案”问题，有一次竟盛气凌人地对张作霖说：“你要真不接受的话，日方当另有办法。”张作霖听了很不受用，他当即毫不示弱的反唇相讥道：“怎么说！你们有什么好办法，尽管拿出来，难道又要出兵吗？我姓张的等着你好了！”话音刚落，就起身送客。而后吉田茂每次到张作霖那里去谈判，只要一遇到对己不利的话，张作霖就立刻推说牙疼退席，借以拖延时间，抵制日本的无理要求。
1928年4月间，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4支国民党新军阀联合起来，组成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四个集团军，决定进行“北伐”，共同反对奉系和张作霖。北伐军一路打来，奉军节节败退，张作霖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日本更是趁机纠缠不休，趁火打劫，逼迫张作霖在满蒙问题上作出明确答复。然而，就在日本侵略者不断施加高压的情况下，张作霖在多个场合连续表示，“豁出去我这身臭皮囊不要了，也不能做让子孙后代抬不起头来的事！”
1928年5月17日晚，日本公使芳泽拜会张作霖，将日本照会面交张作霖，并提出“满蒙权益”的要求，诱惑说：“如果你答应这个要求，日本可以设法阻止北伐军渡过黄河。”张作霖警觉地看了芳泽一眼，正色道：“我们家中的事，不劳邻居费心，谢谢你们的好意。”芳泽轻蔑地说：“你们打得过北伐军吗？”张作霖不紧不慢地说：“打不过他们，我们可以退出关外。”诱惑不成，芳泽变了嘴脸，恐吓说：“恐怕未必回得去吧！”张作霖才不吃这一套呢，他满不在乎：“关外是我们的家，愿意回去就回去，有什么不行！”芳泽见说不过张作霖，恼羞成怒，便开始挑衅：“张宗昌的兵在济南杀死几十名日本侨民。”张作霖不为所动地说：“我尚未接到报告。”芳泽接着用威胁的口吻说道：“张宗昌是你的部下，你对此事应负一切责任。”话音未落，张作霖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久蓄的怒火终于如火山爆发般汹涌而出，朝着芳泽熊熊燃烧。他愤然从椅子上站起来，把手里的翡翠嘴旱烟袋猛力向地下摔成两截，声色俱厉地冲着芳泽叫道：“此事一无报告，二无调查，叫我负责，他妈拉个巴子，岂有此理！我这个臭皮囊不要了，也不能做这种叫我子子孙孙抬不起头来的事情。”说完撇下芳泽，怒气冲冲地离开了客厅，两人3个多小时的唇枪舌战，在硝烟弥漫中不欢而散。
对于日本的照会，张作霖于5月25日通过外交部长罗文干答复日本政府：“于战乱及于京津地区，影响波及满洲地区时，日本将采取机宜措施一节，中国政府断难承认。东三省及京津地方，均为中国领土，主权所在，不容漠视。”最后并告诫日本说：“深盼日本政府鉴于济南不祥事件之发生，勿再有不合国际惯例之措置??????”这一答复，措辞及语气都比较强硬，对日本表示了不屈服的态度。
6月2日晚，日本公使芳泽再次来访张作霖，表示日本愿以绝大助力迫退南方的国民革命军，中分天下，但有条件：（一）吉会路接轨；（二）停筑葫芦岛港；（三）打通路改线。芳泽逼迫张作霖正式签字。张作霖对日本这种趁火打劫的强盗行径，极为气愤，他推说太忙，“等我签字以后，再通知你来取。”张作霖嘱咐外事人员把芳泽让到客厅里等候，他自己则在办公厅里，高声大骂：“日本人不够朋友，竟在人家危急的时候，掐脖子要好处，我张作霖最讨厌这种办法！我是东北人，东北是我的家乡，祖宗父母的坟墓所在地，我不能出卖东北，以免后代骂我张作霖是卖国贼。我什么也不怕，我这个臭皮囊早就不打算要了！”随后，张作霖将一叠文件叫外事人员交给芳泽，并让转告说：“今天太忙了，不能会见，还请原谅。”芳泽一时大意，拿到文件后，没有看就回去了。待回到公使馆，打开一看，上面只有张作霖写的“阅”字，既未署名，更没有“同意”字样，芳泽才知自己受骗了，当他打电话到大帅府询问时，张作霖已于当日乘火车离开北京回奉天了。
在此之前，当奉军屡次败北，蒋军逼近济南时，日方曾和张宗昌密议，愿以日军两师团改穿直鲁联军服装，参加作战，并另以炮兵，进攻蒋军。此后不久，张宗昌在接见大阪《每日新闻》报驻津通讯员时，声称“欢迎日本出兵华北”。张作霖知晓后，立即急电张宗昌，当面予以申斥说：“胜败事小，引狼入室，关系太大，我们可以不干，但绝对不能借重日军，留下万世骂名。”
多年来，日本想在东北实现其“二十一条”的侵略计划，但始终没有得逞。如日人杂居及商租土地等问题，日本“尝胁作霖履约”，但张作霖非但不应，反而急饬地方官民不得把房屋土地外赁给日人，违者处以重罪。从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到他被炸死之前，张作霖曾先后以奉天和吉林省政府的名义，发出严禁日人商租中国土地的训令多达40几号，因为张作霖有如此严令，所以日本人虽屡次“以商租房地向民间尝试，终无一人应者。”张作霖的严禁，终使二十一条如同废纸。
其实，当时的张作霖，“与日本相比较而言，他的地位是很脆弱的。日本在东北的势力，在大多数方面，都比他本人的势力更大。只是在自甘冒险时，他才能够不理睬这个事实。”彼时的张作霖，确实表现出了无所畏惧的精神，在其势穷力竭之际，毅然拒绝日方的诱胁，他对日本的狼子野心，洞若明火，他曾说过：“我张作霖没有别的能耐，但替国家守护这点土地，还敢自信。日本人莫费大力气，要求二十一条，你问他在东三省得着什么了？他连一条也未实行得了啊。这不是我吹，你们可实地考察。”张作霖身上有股野性，他胡子出身的经历使他必要时会不顾一切，敢于豁出去，面对日本人的步步紧逼，张作霖曾表示：“舍出我这身臭皮囊不要了”，“要是骑着我的脖子拉屎，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把日本站（沈阳南满铁路附属地）屠了，所有男女老小鬼子，一个别想活。”也许正因为此，芳泽在他的回忆录中称张作霖是“一个倔强的人”，是个“不服输的刚毅的人”。
接下来的事大家都是知道的拉,日本人恼羞成怒在皇姑屯将张作霖炸死.随着张作霖的被炸身亡,和其后杨宇廷的被杀,东北军中能对张少帅起劝荐作用的人物无一在存.乃至于在9.18中张少帅做出了成千古之恨的决定.此是后话,以后在叙.但尝想如张作霖在世则9.18事变必定是另外一副情景,但可以肯定决不是不战而弃东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