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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罗元贞先生的《武则天传》
王常则
【摘要】：读罗元贞先生的《武则天传》王常则罗元贞先生毕生从事于武则天研究，是解放以来运用新观点重评武则天的第一人。他的遗作《武则天传》问世（山西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１１月出版），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拜读罗先生大作，获益匪浅，仅将一些心得贡献于读者。一、重在写...
【作者单位】： 山西大学历史系
【关键词】： 武则天 唐高宗 裴炎 政治才能 “玄武门之变” 政治斗争 山西大学 上官仪 《资治通鉴》 武则天称帝
【分类号】：G236
【正文快照】： 读罗元贞先生的《武则天传》王常则罗元贞先生毕生从事于武则天研究，是解放以来运用新观点重评武则天的第一人。他的遗作《武则天传》问世（山西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１１月出版），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拜读罗先生大作，获益匪浅，仅将一些心得贡献于读者。一、重在写人
罗元贞（1906-1993），广东省兴宁市宁新人人，山西大学教授，是享誉海内外著名爱国诗人、学者、专家。罗老先生于建国初曾建议毛泽东主席改过诗中一个字，毛主席于一九五二年一月亲笔复信致谢。一时传为美谈，也因此 而得“一字师”美誉。我国出版了毛泽东的二十五篇旧体诗,罗元贞教授读到《七律·长征》时,觉得第三句"五岭逶迤腾细浪"中有一个"浪"字,而第五句"金沙浪拍悬崖暖"中又有一个"浪"字,显得重复.他觉得把第二个"浪"字改成"水","悬"字改成"云"就行了.于是,在一九五二年元旦,罗教授给毛泽东的贺年信中,提出了这个问题.毛泽东看后觉得这个意见很好,立即改了过来,并且给了罗教授一封复信.现在大家看到的诗句中就是"金沙水拍云崖暖".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 也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争议最大的人物之一。早在封建时代， 人们就曾对武则天进行过种种评论。本世纪以来， 武则天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介绍武则天的通俗读物应运而生， 研究武则天的学术论著也纷至沓来， 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局面。
一
大体说来， 本世纪二十年代至六十年代是武则天研究的初级阶段。1919 年“五四”运动以后， 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从争取女权的立场出发， 开始对武则天进行新的评价。他们先后发表了《我国女权运动者——武 》（《妇女杂志》15 卷12 期）、《伟大的革命政治家武则天》（《妇女月刊》3 卷1 期）、《武则天新论》（《妇女月刊》6 卷5 期） 等十余篇呼吁妇女解放的文章， 在不同程度上肯定了武则天的历史功绩。当时的历史学家对武则天态度不一。陈寅恪、范文澜、吕振羽等人倾向于肯定武则天; 另一些史学家则在其著作中撰述“武后之乱”、“武韦之祸”等章节，对武则天进行全盘的否定。双方虽然没有展开深入的讨论， 但都表现出对武则天的关注。当时的文学家也对武则天表现出极大的热情。1935 年， 剧作家宋之的写成多幕剧《武则天》， 并于1937 年公演。该剧着重描绘了武则天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中反抗挣扎的情况，“引起了社会上的广泛注意”（《宋之的传略》，《新文学史料》1984 年第1 期）。1943 年， 著名剧作家田汉又写成京剧《武则天》。该剧“没有矫情的歌颂， 没有过甚的贬词， 没有为她的功绩而体谅她的残酷，也没有为她的凶狠而泯没她的雄才大略。”（《田汉同志京剧〈武则天〉上集读后》，《剧本》1984年第2 期） ， 同样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但总的看来， 这一时期的武则天研究只是刚刚起步， 尚未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武则天成为史学界最瞩目的历史人物之一， 许多史学家开始探讨武则天的是非功过及其相关问题。
1954 年， 岑仲勉在所著《隋唐史》上卷（高等教育部教材编审处1954 年出版） 中说： 武则天居心疑忌， 秉性残酷，“即使撇去私德不论， 总观其在位二十一年， 实无丝毫政绩可纪。”1955年， 杨志玖在所著《隋唐五代史纲要》（新知识出版社1955 年出版） 中提出不同的看法， 认为武则天对历史是有贡献的， 其主要贡献是打破了关陇贵族集团对政治的垄断， 女性称帝， 对封建夫权统治制度也是一个巨大的革命。1958 年， 吴枫在《隋唐五代史》（人民出版社1958 年出版）中进一步指出： 武则天当政时期促进了中央集权政治的发展， 给唐玄宗统治时代选拔了较有作为的官僚， 其主要政策就当时社会来讲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1959 年， 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中华书局1959 年出版） 出版。该书反对肯定武则天， 认为武则天是暴君， 不仅滥刑杀人， 残酷异常， 大兴土木， 奢侈腐化， 御边无方， 而且不能用人， 所用“皆昧死要利之徒”，“擢受之滥， 后世斜封墨敕之原实开焉。”同年10 月， 翦伯赞、吴晗、吕振羽、田汉、尚钺等人在看了越剧《则天皇帝》之后发表谈话， 一致认为武则天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她执政50 年， 办了许多好事， 巩固了唐太宗“贞观之治”所开创的局面， 并进而为唐代的繁荣昌盛打下了物质基础（《武则天应该是正面人物》，《文汇报》1959 年10 月3 日）。12 月6 日， 吴泽在《文汇报》上发表《关于武则天在历史中的作用》一文， 认为“武则天立为皇后以来四十多年反世族斗争的胜利和成就， 是应该肯定的; 武周后期， 就政权本身来说， 基本上也是肯定的; 而其晚年豪奢专断， 引起危害人民、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错误和弊政， 是应当揭露和批判的。”同月13 日， 张家驹在《文汇报》发表《也谈武则天》一文， 在分析了武则天的“荒淫”“好杀”、对外政策和政绩之后说：“武则天之为人， 受唐太宗的影响颇深， 有许多方面效法而继承了太宗的事业， 并且替历史上所谓'开元之治’打下基础。武则天说得上是我国封建时代一个伟大的政治家。”
1960 年5 月， 郭沫若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四幕历史剧《武则天》的剧本， 以戏曲艺术的手法， 对武则天的一生作了总的评价， 高度肯定了她的历史功绩。这个剧本很快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1961 年初， 关于武则天的评价出现了空前热烈的场面。3 月19 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华书局通讯组撰写的《武则天在历史上究竟起了什么作用》， 摘要介绍了1954 年以来学术界对武则天的评价情况。5 月15 日， 缪钺在《光明日报》发表《关于武则天的评价问题》， 认为武则天统治时期， 基本上继承了贞观以来经济发展的趋势， 增殖户口， 奖拔人才， 为后来所谓“开元之治”打下基础， 这些都是应当肯定的。但她重用酷吏， 滥杀无辜， 自坏长城， 御边无方， 赋役繁重， 百姓雕弊， 崇信佛教， 助长兼并， 缺点也是相当严重的。6 月21 日，《光明日报》又发表了署名为“若思”的文章，《关于评价武则天的几个问题》， 该文认为， 武则天所实行的政治路线， 并没有缓和统治者与人民间的矛盾; 武则天破格用人， 广开汲引之门， 有进步意义， 但这仅是问题的一方面， 在用人问题上还有种种弊端; 酷吏政治， 造成了刑法冤滥， 导致了武则天晚年众叛亲离的局面。8 月12 日， 赵吕甫在《四川日报》上发表文章， 对缪钺的文章进行商榷， 提出了相反的意见（《对〈关于武则天评价的问题〉一文的两点意见》，《四川日报》1961 年8 月12 日）。9 月10日，《文汇报》综述了该报编辑部收到的关于武则天评价的大量稿件， 发表《关于武则天评价的若干问题》。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亦于此年出版， 作者也对武则天进行了专门论述， 认为武则天所推行的一些改革， 顺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客观形势， 所以在武则天统治时期， 社会经济是继续发展的。1962 年， 汪??给中央党校学员讲《武则天》， 指出武则天的政策在客观上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理由主要有两点：“一、她帮助了普通地主的兴起， 进一步打击了大地主、豪强地主; 二、基本上消灭了关中地区的军事贵族的部曲、佃客制， 为封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道路”。他认为“凭这两点， 就可以充分肯定武则天。后来的唐玄宗顺着武则天的路子走， 才在历史上出现了'开元之治’。”（《汪??隋唐史论稿》，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年版）。此后， 大陆上关于武则天的讨论仍在继续， 不过逐渐侧重于生年生地等具体问题。
这一时期， 港、台及国外对武则天的研究也很热烈。1956 年， 英国出版了C. P 弗兹格拉德编写的《女皇武则天》。1958 年， 香港中华书局出版了徐素编写的《女皇武则天》。1963 年， 香港宏文书局又出版了李唐编写的《武则天》。这些作品虽系通俗读物， 但都是作者研究武则天的结果， 都体现了作者对武则天的态度。
二
1966 年至1984 年是武则天研究遭受挫折被迫反思的阶段。由于受政治气候的严重影响，这一时期的武则天研究一度走上了歧途。表面上看， 当时的研究工作搞得热火朝天， 实际上并没有取得多少积极的进展。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 武则天研究中断。经过八年时间的沉寂， 到1974 年， 韩国磐在《厦门大学学报》上发表《评武则天》一文， 重新展开了对武则天的讨论。但是， 这一讨论很快被“四人帮”歪曲利用。在极左路线和影射史学的指导下， 发表了一系列文章， 出现了评价武则天的“热潮”。在这次热潮中， 武则天被打扮成了“尊法反儒”的女政治家（《山西师院学报》1974年第3 期、《郑州大学学报》1974 年第3 期、《中山大学学报》1974 年第4 期）。“四人帮”的御用文人“梁效”趁机抛出《有作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一文（《北京大学学报》1974 年第4 期） ， 打着武则天的幌子为江青歌功颂德， 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坏的影响。
“四人帮”垮台后， 学术界出现了许多“拨乱反正”的文章。1976 至1979 年， 有关报刊相继刊登了《江青吹捧武则天的险恶用心》（《广西师院学报》1976 年第4 期）、《宣扬武则天是为了篡党夺权——评梁效所谓的“一次儒法大斗争”》（《光明日报》1976 年12 月23 日）、《评梁效笔下的武则天》（《人民日报》1977 年2 月8 日） 等数十篇有关武则天的文章。这些文章大都是为批判“四人帮”而写的。出于对“四人帮”的义愤， 基本上都简单地对武则天采取了否定的态度。
只有何汝泉、熊德基、魏良??等人的文章有一些学术价值。1978 年， 何汝泉发表《关于武则天的几个问题》， 认为“武则天统治时期社会经济发展速度不及以前的贞观， 也不如稍后的开元。作为当时封建地主阶级的总代表的武则天， 还可以表现出一些适应历史发展的东西， 但同时必然存在着落后的反动的东西。两种相反的因素存在于武则天身上， 似乎很矛盾， 其实是合乎规律的。由此可见， 对武则天采取形而上学的态度， 肯定一切， 或否定一切， 都是错误的”（《历史研究》1978 年第8 期）。同年， 熊德基发表《武则天的真面目——梁效〈有作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一文批判》， 对梁效进行了无情的抨击， 同时对武则天也作了全盘的否定， 说她的所作所为， 完全是“倒行逆施”（《社会科学战线》1978 年创刊号）。次年， 熊德基又发表《武则天评价问题答客难》（《历史教学》1979 年第1 期） ， 并在此基础上， 整理成《论武则天》一书， 进一步指出： 在武则天统治的五十年中， 政治、经济、军事以及社会风气， 都呈现了全面的倒退。这不能不说是历史发展中的一次逆转。武则天与江青一样， 是野心家、阴谋家。魏良在《论武则天》一文中的观点与此基本相同。认为唐朝全盛时期的到来比西汉、明、清都要推迟三五十年， 正是武则天统治的恶果（《新疆大学学报》1979 年第1、2 期）。
八十年代初期， 学术界逐渐冷静下来， 对以往的武则天研究进行反思。1980 年， 黄永年发表《评郭沫若同志的武则天研究》， 对郭沫若的武则天研究提出异议。文章指出：“要全面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尤其是武则天这样掌握过国家最高权力的历史人物很不容易， 必须把当时的经济、政治以至文化各方面的情况——如实弄清楚， 同时如实弄清楚她本人在这方面起过那些推动促进或阻挠破坏作用， 或是听任自流没有起过多少作用。”“不研究清楚就急于下结论， 恐怕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态度。”（《陕西师大学报》1980 年第3 期）。1982 年， 李必忠、陈贤华发表《有关武则天评价的几个问题》， 认为武则天在掌权的岁月里， 基本上顺应了历史的发展， 继承了贞观时期的基本国策， 政治上坚持中央集权， 经济上继续推行均田制， 军事上依然实行府兵制。通观全局， 当时社会是继续向前发展的， 是从贞观之治到开元之盛的一个重要阶段，“武则天应得到基本肯定”（《四川大学学报》1982 年第2 期）。1983 年， 高兴晶、戴承杭发表《武则天不是肯定的历史人物》， 又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文章认为， 武则天打击士族不具有调整生产关系的关键意义， 因此不能看作她的功绩; 她破格提拔的都是帮她铲除异己的酷吏和拥护她称帝的小人; 她并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将重农的诏令付诸实现;“她的倒行逆施激化了社会矛盾， 阻碍或延缓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她是一个应该基本否定的历史人物”（《求索》1983 年第1 期）。此外，范传贤、郑宝琦等人也就武则天的评价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范传贤《关于武则天的若干分析》，《宁德师专学报》1982 年第1 期; 郑宝琦《关于武则天的评价问题》，《上海师院学报》1983 年第1 期）。虽然观点很不一致， 但显示出武则天研究已步出泥潭， 走上了正轨。
这一时期港、台及国外有关武则天的研究有了较大进展。1968 年， 日本中央公论社出版了外山军治编写的《则天武后》。1978 年， 美国出版了格伊瑟编写的《武则天》。日本私家刻本局出版了原百代编写的《武则天》。1981 年， 台北联鸣文化有限公司出版了雷家骥的《狐媚偏能惑主——武则天的精神与心理分析》。在这些著作中， 原百代和雷家骥的作品相当流行。原百代的《武则天》是一部长篇传记性文学作品。在这本书中， 作者以贞观至开元时期的历史为背影， 描写了武则天一生的政治得失和个人生活; 对史籍中的某些记载提出质疑， 批评了世人对武则天的一些偏见， 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 有所作为， 对唐代历史发展起过承前启后作用的伟大政治家。雷家骥的《狐媚偏能惑主——武则天的精神与心理分析》则是一部用心理分析方法研究武则天的著作。作者认为武则天长寿、有活力、体魄健康， 清楚自己的所作所为， 不是精神病患者; 但她的自我观念、自信心、占有欲极强， 有强烈的反社会、反传统心理; 自我神化、夺权篡国， 恐怖整肃， 是一个人格失调者。这就决定了她不会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流的君主， 相反，更可能是暴君。由于她的学识、才干与能力并不低劣， 国家才未至全面崩败的地步。总的说来，武则天是个野心家、篡夺者、破坏国家体制的独裁者。显然， 海外对武则天的评价也不一致。
三
1985 年至今是武则天研究走向深入的新阶段， 也是研究成果最多的阶段。鉴于武则天在中国历史上所处的重要地位和长期以来人们在评价武则天问题上所存在的重大分歧， 中国唐史学会成立了武则天研究会， 组织了五次全国性的武则天讨论会， 大大推动了武则天的研究工作。史学工作者撰写了大量的论著， 文艺工作者也把武则天搬上了荧屏， 加之几部有关武则天的小说， 社会上出现了一股新的“武则天热”， 其影响远远超过了以往几个阶段。
这一阶段开始的标志是首届全国武则天学术讨论会的召开。1985 年10 月22 日至27 日，首届全国武则天学术讨论会在陕西咸阳召开。来自全国十个省区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文博系统的50 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会议收到论文28 篇。与会代表回顾并总结了武则天研究的成果和经验， 围绕对武则天是非功过的评价， 着重讨论了武则天作为一个女性能够称帝的社会历史条件以及武则天执政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问题。关于武则天称帝的社会历史条件， 吴枫、牛致功认为必须充分注意唐代“开放”的特点， 从这方面进行考察。牛志平、高世瑜认为唐代女子社会地位高， 束缚较少， 武则天是唐代“开放”社会的产物。关于武则天的是非功过， 何荣昌、刘曼春、赵文润、王双怀、王赛时、梁安和、李文澜、罗元贞、杨剑虹等人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探讨和评价。会后由三秦出版社编辑出版了《武则天与乾陵》一书。书中收录了张文彬《武则天的生平事业》、王炎平《武则天政治生涯评论》等十三篇比较重要的文章。这次会议还成立了“武则天研究会”， 对推动武则天研究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
1986 年10 月22 日至28 日， 中国唐史学会第三届年会暨第二次武则天学术讨论会在四川广元召开。会议收到有关武则天的论文25 篇。刘希为在《武则天研究中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一文中指出， 应当用比较的方法研究武则天： 与世界中世纪所有的女皇对比， 武则天是28位女皇中的佼佼者; 与吕后、冯太后、慈禧太后对比， 武则天谋略、胆识、权术最高明， 对后世的影响最深远; 与高宗、中宗、睿宗相比， 她最有才能， 是成功的皇帝。赵宝俊在《中国唯一女皇的出现》中论述了武则天称帝的原因， 认为在中国具体历史情况下出现女皇是偶然的。唐朝前期庶族政治势力的抬头和中央集权的强化都为女皇的出现提供了可能。武则天本人具有杰出的政治才能和强烈的统治欲望， 因而把可能变成了现实。宁志新的《武则天与唐高宗》和王炎平的《论唐高宗的历史地位及其与武则天的关系》认为， 武则天与唐高宗的关系是很好的， 二人在一些关键的原则问题上观点完全一致。孙炳元的《论武则天的诛杀政策》指出： 诛杀政策是武则天谋权、夺国、驭臣、固位最主要的手段， 这种政策延续时间长、牵连广， 消极影响很大。此外， 刘曼春的《论唐律与武则天法制》、何荣昌的《武则天的“劝农桑”政策及其措施》、李斌城的《武则天与道教》、翁俊雄的《武则天时期狭乡民户徙就宽乡问题》也都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
同年， 三秦出版社出版了胡戟的《武则天本传》，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吴枫和常万生的《女皇武则天》。《武则天本传》采用通俗简洁的笔法， 生动叙述了武则天的一生， 字里行间对她作了总体上的肯定。在这本书中， 作者力图“摹写复原历史本来面目”。因此， 这本书一出版就受到了读者的欢迎。《女皇武则天》试图以生动的文笔叙述武则天的经历、业绩及性格特征。虽然有些虚构的情节， 但观点是很明确的。作者在本书的结尾上写道：“我们不想为女皇作结论，只是想再次重复一下这个事实： 女皇执政的五十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较为兴旺发达的时期， 社会比较安定， 人口显著增长， 经济较为发展， 文化得到发扬。同时， 这个时期的民族关系总体上是正常的， 国家是统一的， 边疆形势基本稳定。它上承'贞观之治’， 下启'开元盛世’， 国力未坠，人心稳定。特别是， 她， 一个在男尊女卑的社会中生活的女人， 居然端座在最高的位置上， 雄视八方， 号令天下， 不管是战功赫赫的战将， 还是满腹经纶的文臣， 都俯首于她的裙裾之下， 口呼万岁， 洗耳听命， 而拥有六百多万户的国家也以强大的身姿傲立于当时的世界上。这能说明什么呢? 这又意味着什么呢?”显然， 作者肯定了武则天的功绩， 对她作了较高的评价。
1987 年10 月21 日至27 日， 全国第三次武则天学术讨论会在洛阳召开。会议收到论文20余篇， 涉及武则天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和对武则天的评价等方面的内容。杨剑虹在《武则天的家庭和她所受的教育》一文中指出， 武则天之所以有渊博的学识和杰出的才能， 原因之一是她曾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宁志新在《武则天发迹前经历初探》中认为， 武则天发迹前的经历和遭遇， 及其在后宫争宠斗争中的实践， 造就了她坚毅的性格和杰出的政治才干， 为后来登上皇后、皇帝宝座奠定了基础。潘孝伟《与韦后相比看武则天夺国成功的原因》一文认为，武则天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 一是因为她经历了长期经营权力的过程， 并由此逐步造成深厚牢固的政治根基; 二是因为她重视铲除近在肘腋且最具威胁性的政治反对派势力; 三是因为她在辅政期间政绩卓著， 赢得了地主阶级及其官僚集团中绝大多数人的承认和支持。白献章《武则天用人得失论》一文认为， 武则天用人有成功的地方， 也有失误之处。在用人方面的得与失， 正是导致她上台与退位的主观原因。李荷仙《武则天与文化艺术》一文认为， 武则天是一位文化素质较高的政治家， 她不仅自己在文学、书法、著述方面有较深的造诣，而且十分重视文化艺术的发展。其他文章也都从某个侧面研究了有关武则天的问题。与会代表就所带论文和共同感兴趣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会后总结了这次讨论会的成果， 由三秦出版社出版了《武则天与洛阳》一书。同年，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郁贤皓、方义兵的《女皇帝武则天》。
1988 年7 月24 日至31 日， 第四次全国武则天学术讨论会在山西太原举行， 这次会议收到38 篇论文， 选题较前更为广泛， 涉及到一些过去很少或没有接触的问题。吴宗国《论武则天建言十二事》认为， 武则天的建言十二事反映了七世纪六、七十年代客观形势的变化和一般地主的要求， 表现了武则天对现实情况的深刻理解和卓越的政治才能。付玫在《高宗武后时期唐代物质文化的发展》中介绍了武则天参政期间的物质文化状况， 认为无论是农业、手工业还是建筑方面都有杰出的成就。阎守诚在《武则天时代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原因》中指出， 武则天时期社会经济能够迅速发展的原因， 一是武则天在政治上打击门阀士族地主， 大力扶植普通庶族地主， 导致了生产关系和经营方式的变化; 二是武则天在经济上采取了无为而治的方针， 听任唐初建立的重要制度（均田制、府兵制等） 败坏而不加以挽救， 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和环境; 三是武则天制定了农商并重的方针。赵文润、王双怀的《武则天是怎样处理民族关系、维护辽阔疆域的》一文， 探索了武则天时期的民族关系和边疆问题， 认为武则天较好地处理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 不仅保持了唐王朝的强盛， 而且使疆域达到了唐朝历史上最辽阔的程度。这是武则天的重要贡献之一， 可以说武则天是一位善于处理民族关系的女政治家和军事战略家。李斌城《武则天与佛教》一文， 用翔实的史料介绍了武则天大兴佛教的情况。牛志平《武则天与宗教》一文则说， 武则天对各种宗教均持积极扶持和利用的态度， 并无固定之宗教信仰。武则天的宗教态度同唐代对各种宗教兼容并包的政策完全吻合。会议期间， 学术交流的气氛相当浓郁， 大多数学者都从不同的角度肯定了武则天的贡献， 但张裔、宋大川仍对武则天持全面否定的态度。他们在《论武周暴政》一文中说：“武则天统治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社会风气都显示了全面的倒退。武则天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暴君， 她的残忍酷虐、好杀成性以及倒行逆施的统治方针， 使她的统治成为唐代历史上一段黑暗的时期， 给当时的社会和广大劳动人民带来莫大的灾难。这次会议的成果选编为《武则天与文水》一书， 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此后， 仍有许多史学工作者继续研究武则天。1990 年发表了宁志新的《武则天削发为尼一事考辩》（《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0 年第1 期）、符庆如的《武则天行“铜匦制”考略》（《史学月刊》1990 年第2 期）、王灵善的《武则天心态研究》（《山西大学学报》1990 年第3 期）、陆庆夫的《说武则天时期的冗官政治》（《兰州大学学报》1990 年第3 期） 等文章。1991 年发表了叶哲明的《女皇武则天施政特色及其政绩评析》（《台州师专学报》1991 年第1 期）、马晓丽的《关于武则天重用酷吏的几点看法》（《烟台大学学报》1991 年第3 期）、苏聪的《简论武则天其人其文》（《武汉大学学报》1991 年第5 期）、尚定的《论武则天时代的“诗赋取士”》（《中国社会科学》1991 年第6 期） 等文章。1992 年发表了李鸿宾的《唐高宗武后东巡及其政治的转化》（《理论学本世纪以来的武则天研究7刊》1992 年第2 期）、沈星棣的《“武后之忍”说的斟酌》（《江西大学学报》1992 年第3 期）、赵克尧的《武则天立周、继周成败论》（《学术月刊》1992 年第4 期）。次年又发表了胡如雷的《关于武则天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93 年第1 期） 和秦川的《论高宗与武则天的矛盾和斗争》（《甘肃社会科学》1993 年第2 期）。何磊的《武则天传》也于1992 年由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些文章和著作或论述有关武则天的具体问题， 或对武则天进行总体评价， 或对武则天研究提出自己的看法， 都有一些新的见解。
1993 年， 杨剑虹的《武则天新传》（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和赵文润、王双怀的《武则天评传》（三秦出版社出版） 相继出版。《武则天新传》是在“符合历史真实”的原则下撰写的一部比较系统和严谨的武则天传记。作者在书的开头写道：“武则天是一位震铄古今的女皇帝。女人当皇帝，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仅此一人， 因此， 她是空前绝后的。她不顾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 在一片叫骂声中竞逐最高权力。她的政治生涯历时45 年， 整整当了19 年皇帝。在执政和在位期间，她操纵全局， 多谋善断， 巩固了唐朝的封建统治; 她慧眼识英雄， 能用人之所长; 她重视生产发展， 使生产力水平有了提高。但是， 她也实行酷吏政治， 血腥镇压皇位的竞争者; 她也穷奢极欲，一掷千金， 从而又增加了人民的负担。总之， 她在唐初修养生息的基础上， 继承了唐太宗的文治武功， 保卫了国家安全， 促进了民族交往， 稳定了封建秩序， 为以后开元盛世的到来奠定了基础。”《武则天评传》则是为还原武则天的本来面目而撰写的一部学术专著。在这本书中， 作者收集了大量的历史资料， 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 把武则天放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 推翻了一些有关武则天的不实之辞， 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在此基础之上， 突出“评”的特点， 认为武则天不仅具有乐观向上的气概， 勇于革新的精神， 坚韧不拔的意志， 日理万机的才干， 而且具有良好的政绩。在她统治期间， 政治比较清明， 经济有所发展， 文化得到振兴， 国力也很强盛。“武则天是一位应该肯定的历史人物， 是当之无愧的杰出的女政治家”， 她的魅力是永存的。这两部著作问世后， 都引起了一定的反响。
1994 年10 月中旬， 中国唐史学会又在陕西乾陵博物馆举行了第五届武则天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代表提交了34 篇论文。会议总结了以往的武则天研究， 并就有关武则天的问题继续展开讨论。很显然， 有关武则天的评价， 学术界还没有形成一致的结论。
这一时期， 港、台、国外的武则天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绩。1985 年， 香港博益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出版了捧书生编写的《武则天外传》。1986 年， 日本集英社出版了泽田瑞穗编写的《则天武后》。论述武则天的文章也散见于某些报刊。
另一方面， 描写武则天的小说也有几部出版。电视连续剧《武则天》也在社会上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四
总观本世纪以来的武则天研究，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学术界研究武则天的轨迹。应当说，本世纪以来的武则天研究经历了由宏观到微观再到宏观的过程， 研究工作逐渐深入， 到现在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如果把这些成绩归纳一下， 大体上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首先， 本世纪以来， 在武则天研究方面出现了一大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据不完全统计， 近百年间， 海内外学者发表的有关武则天的论文近400 种， 有关武则天的著作也将近20 种。从时间上看， 六十年代中期以前的论著约占四分之一。七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中期论著约占二分之一。近十年间论著迭出， 又占四分之一。就地域而言， 大陆学者撰写的论著最多， 港、台、日本次之， 欧美较少。在这400 余种论著中， 有长达数十万言的鸿篇巨制， 也有短小精悍的袖珍之作。无论是著作还是论文， 都不乏高水平的作品。总之， 本世纪以来， 海内外学者就武则天撰写了不少论著， 其数量之多， 范围之广， 影响之大， 在中国古代历史人物中都是罕见的。
其次， 对有关武则天的许多问题进行了认真探讨。已经问世的400 余种论著， 涉及武则天的方方面面。除了总体评价武则天的论文和著作以外， 还有不少论著从不同的侧面研究了关于武则天的一些具体问题。比如武则天的出身问题、生年生地问题， 参预朝政、临朝称制、改唐为周问题， 用人纳谏、“荒淫好杀”问题， 以及武则天如何治国的问题等等。这些具体研究， 对于还原武则天的本来面目， 正确评价武则天， 都有积极的意义。通过这些研究， 逐步加深了人们对武则天的认识， 使武则天研究的整体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
再者， 使武则天研究走上了良性发展的道路。经过近百年的探索， 几代史学工作者含辛茹苦， 在武则天研究方面付出了艰巨的劳动， 不仅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而且成立了研究机构， 培养了研究人才， 壮大了研究队伍。所有这些， 都为武则天研究的深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但是， 也必须承认， 本世纪以来的武则天研究也存在着不少问题。比如以论代史， 或以史代论。有些文章只注重教条的理论而不注意事实的考证， 甚至因要为“政治”服务而任意歪曲历史; 有些文章只在一些细小的问题上纠缠， 没有对武则天进行全面研究就急于给武则天下结论。又如， 选题雷同， 简单重复。评价武则天的文章极多， 但多为重复劳动， 有新意有突破的论文并不多见。有关武则天用人纳谏、“荒淫好杀”的某些文章也存在着人云亦云的现象。这些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武则天的了解。现在， 学术界对武则天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因此， 继续研究武则天， 进一步提高研究水平， 仍是摆在史学工作者面前的任务。
当然， 要对象武则天这样有争议的人物作出公正的评价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想使研究工作有所进展， 不但要对以往武则天研究进行科学的总结， 而且要在理论上解决问题。首先， 要正确运用唯物史观， 把武则天放在唐代前期特定的范围以内， 放在“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之间， 深入探讨当时的社会状况和她的所作所为， 分析武则天所处的地位。其次， 要掌握丰富而准确的史料， 尽可能详尽地搜集有关武则天和武周社会的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 认真仔细地排比考证， 去粗取精， 去伪存真。要特别重视第一手资料， 不能把封建文人和史学家的评论当作主要根据。在唯物史观指导下， 要适当采用系统分析和计量分析等手段， 尽量弄清每一个比较重要的历史事实， 在微观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宏观估计。再者， 要坚持实事求是、具体分析的原则， 不能出于某种政治目的而歪曲历史， 不能出于个人的好恶而回避事实， 也不能出于争鸣的需要而对史料断章取义。同时， 要避免简单化、绝对化的倾向， 要具体考察武则天的言行， 注意她的每一个变化。第四， 要全面、系统地考察武则天， 主要看她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既不能用现代人才能达到的水准去要求她， 也不能随意放宽标准去拔高她或贬低她， 而要在全面考察她的一生的基础上重点看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比她的前辈和同时代人对祖国的富强和统一、对民族的兴旺和发达、对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对科学文化的革新和繁荣是否做出贡献， 做出了多大贡献。只有这样， 武则天研究才能达到新的高度， 人们对武则天的认识才会逐渐趋于一致。
——原载于《中国史研究动态》1997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