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938年，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以抗战时期国难当头，为了防止日谍汉奸活动，提高工作效率，增强抗战力量为由，提议以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一处为基础，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8月，原“军统”第二处扩充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至此，国民党历史上两个最大的特务组织，“中统”和“军统”正式形成。而为了防止““两统””继续争斗不已，蒋介石还亲自对他们的工作领域和范围进行了规定。凡属军队、军事院校、兵工厂以及直接属于后勤方面的军需用品工厂，一律属于军统的工作范围，中统在上述机构中的内线、线索一概要移交军统接收。凡属于党、政、教育、经济、文化、一般民用工厂等，皆属于中统的工作范围。同样，军统在上述机构中的内线、线索也要一概移交中统接收。但是，这样的分工并没有让这两个特务组织放弃相互敌视的态度。中统交给军统的只是一些失去内线作用的名单，对有作用的则保留下来。军统方面则做得更绝，他们根本就没有将任何有关材料移交给中统。这样的局面再次奏响了“两统”之间斗争的号角。
抗战爆发后，由于日军的迅速推进，国民党在敌占区的秘密特务活动受到不小的打击，活动范围也日益缩小。中统就抓住时机，随即派出了大量的特种工作团，深入敌占区的后方以及接近前线地区，发动并掌握地方秘密武装。在这一地区，由于中统下手快，因此地方组织的基础打得比较好。军统的人感到自己的势力受到了威胁，因此，双方的斗争又开始了。
陈立夫曾派遣中统第三组组长卢斌在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处任某行政督察专员，后改为鲁南行署主任。卢斌利用沈鸿烈的力量，在他的地盘上组织了相当规模的地方武装，并不时地打压军统掌握的地方武装。不久，军统便指使其掌握的地方武装王某所部在胶东高密附近，趁着黑夜将卢斌及其工作人员20余人全部杀死。事件发生后，中统高层大为震惊，随即把事情上报给了蒋介石，并一口咬定是军统所为。蒋介石命令戴笠彻查此事，但是戴笠却称这一事件是中共领导的地方武装所为，想以此来洗清自己的罪责，后来因为证据不足，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这一件事也使得“两统”之间的关系一度紧张到了极点。
1939年2月，蒋介石下令在他的侍从室下成立第六组，专门办理中统、军统以及军令部的情报。围绕这个第六组组长的人选，中统和军统之间又是一番争斗。陈立夫首先推荐了中统要员叶秀峰担任这个职务，但蒋介石没有同意。戴笠也知道这个位置的重要性，掌握了这个位子，不仅可以更加摸清蒋介石的意图，而且对于本组织在蒋介石面前邀功都是大有帮助的。因此，戴笠很快便去请宋子文出面向蒋介石请求，让自己担任这个组组长，由唐纵为副组长代他负责，但是蒋介石也未同意。不久，蒋介石亲自指定唐纵为第六组组长。唐纵是军统的老资格了，对于唐纵得到这一职位，戴笠自然是十分高兴。在一次军统局的局务会议上，戴笠就对下属们说过，唐纵任这个组长后，就成了军统局的“顶头上司”，要大家对其特别尊重，并不时派人到唐纵家去送礼。唐纵这个人虽然为人谨慎，他不愿意让别人以为自己是军统出来的就格外照顾军统，因此在一些事上也看不出他对军统的特殊照顾。但是，他毕竟是军统元老，坐上这个位子与戴笠也有一定关系，因此在一些方面还是不免有些偏袒。比如，当中统的情报到了唐纵手中，如果军统还没有类似的情报，唐纵就会改头换面，作为军统的情报送给蒋介石，然后再将中统的情报压到后面送。这样就容易在蒋介石面前造成一个“中统不如军统”的印象。
此外，还有一件事也引起了双方不小的纠纷。1942年第六组曾经草拟了一份反共计划书，谁知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截获的一份中共地下党员发往延安的密电上就是这份属于最高机密的文件。这件事引起了蒋介石的极大震怒，他立即下令追查。经过调查后，很多疑点表明是军统方面有人泄露了这一机密文件。但唐纵却表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此事泄露有三处可能：一本组，二联秘处，三徐可均（徐恩曾）。如属本组，不致有其他未详之语；如属联秘处，则不知拟了半年的计划，忽然批下来要详拟定的经过；因此怀疑中统局了。”唐纵的这番分析，很显然对军统洗清罪名有利，却将责任推给了中统。虽然此后，由于各方意见不一致，使得此事不了了之，但是，军统获得了这个第六组组长的职位，很明显在“两统”的竞争中占据了极为有利的位置。
本文摘自《中统档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