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已刊,《无为文艺》2010年6月总第46期)
自己也是爷爷辈的人了,每当想起自己的爷爷,心里常涌起一股无名的酸楚。我十岁那年三月三日的上午,天阴沉着脸,却还风平浪静。小伙伴们都随着大人到地里干活去了,我想起病床上的爷爷,赶忙回到他的床前。只见他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头左右摆动着,突然手脚一伸逝世了!爷爷是个很有文化的人,他为我复制了一张缺失的红桃J可以乱真;爷爷参加过新四军,他为我做的一把辣子枪,扣动扳机真的“啪”地一下,冒出一股带有硫磺味的白烟呢!爷爷是在病中被造反派气死的。六六年家乡有一个专门夺权的造反派司令部。年底,说是为了揪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权派,一天晚上,给我在病中的爷爷开了一场批斗会,会上专挑爷爷在职期间鸡毛蒜皮的事儿。这样他的病情加重了,并出现了我在次年春天看到的一幕。可我看到的爷爷一直病休在家,怎么成了当权派呢?
事情还得从一九三八年说起。那时的二坝水乡沼泽密布、芦苇丛生。比邻芜湖的二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个南北向的卵形大水塘,西边自北而南分别是倪圩(有“大二三”房三个大的自然村)、陈村、代村、小村、周庄、东倪等。而最北的两十多户人家,就是二坝自然村,那是通往芜湖的必经之路。当时,日本鬼子就驻在芜湖的火车站和洋码头(刚拆迁的二号码头),以及鬼子新建的湾里飞机场。他们常来倪圩一带抢掠,其主要猎物是家禽家畜和女人,并时有杀人放火的暴行。龙泉寺、蛟矶庙、茶庵庙及县城的米公祠就是那时被日本人毁掉的。给老人们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一队鬼子用机枪压送着近二十名在芜湖越狱的中国人,到二坝芦柴厂集体枪杀的情景。他们驱来村民,逼着这些中国人当众挖坑自埋,以儆效尤。二房村有一户人家,娶了一位刚过门的新媳妇,喜期那天不幸被几个日本兵撞见,只听他们“花姑娘”地说个不停,就像几头野兽一样冲进洞房,强暴后还将新娘开枪打死。那时只要有人在路上跑,嘴里喊着:“快!'逃返’喽!”就是日本鬼子来了,于是人们纷纷逃到倪圩西边的老虎荡中央。那儿灌木丛生,芦苇接着天际,莲叶俺映。鬼子不识水性,对着这渺无人烟的地方总是望而却步。
一九三九年的时候,我的先祖还住在大房村中央的最高处。六月的一天,黎明时分的黑暗笼罩着茅屋组成的村落和惊魂不定的村民,我的曾祖父从朦胧中醒来,赶忙趴在东边兄弟家的屋角,居高向二坝方向远眺,谁知此时的日本鬼子一行就在他的身后,一颗无情的子弹打穿了他的腹部,就这样让他在痛苦的挣扎中殒命。那时“国军”奉行的是不抵抗政策,只有江南的新四军疾呼“但有中华儿女在,不教倭寇度茅山”(陈毅诗),赤诚抗日。为了国仇家恨,我二十七岁的爷爷毅然参加了童来有等领导的二坝新四军地方武装,上级给他的任务是作联络和侦察工作。童来有是上级派来的新四军干部,以征集军粮为主要任务,他参加过枣庄战役,因是同族的姑婿,我爷爷有机会在他的引领下,成了中国共产党党员和新四军地方武装的一员。解放后,童来有被任命为亳县城乡供销社主任,此是后话。
却说一九四一年夏末的一个傍晚,我爷爷和另两名新四军从江南归来。其时,落日的余辉染红了西天缕缕残云,归巢的鸟儿纷纷躲进江岸那宁静而又神密的芦丛中,而蜿蜒于芦荡中一条羊肠小道上走来的这三位行色匆匆的路人,吓得鸟儿们扑楞楞地直冲云天。殊不知,就在不远的江边有一艘日本人的机板船停泊着,两名正在砍柳树的日本鬼子发觉了芦丛中的异常,拿着枪站在那儿不断地张望着,当他们发现这一情况赶忙潜伏起来,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敌人终于放松了警惕,继续干着手中的活。据老人说,我爷爷他们三人虽说是新四军其实是二坝的地方游击队,当时只有一支驳壳枪并不能使用。于是,他们只好悄悄地来到江岸的一个小村里找来两把铁锹,而我爷爷手里只有一柄拾粪用的小铁耙。他们借着昏暗的天色和芦丛的遮俺,终天出现在鬼子的身后,用那支枪对着敌人大喝一声,道:“不许动!举起手来!”其实,那两个鬼子也很怕死,立即跪地求饶,叩首点地。可当他们发现三个中国人手里拿的并武器,也没有用枪之意,好像明白了什么,突然拿起身边的枪向江边跑去。三人紧追不放,前面的敌人一下窜上了机板船,而后面的敌人原本想解开缚船的铁链,可眼看就被捉住,情急之下突然转身沿江边跑去。三人兵分两路,我爷爷因学过一点武功,一个箭步跃上船头,拿着铁耙准备搏敌,那鬼子急忙猫腰射击。只听“嗖”的一声,接着又“扑通”一下。你道怎么了?原来鬼子的船被链在江岸,随着江水不停地起伏,为瞄准目标,他后退一步,又在慌乱之中扣动扳机,因一脚踩空,子弹向半空中飞去,人却掉进急流滚滚的长江再也不见了踪影。而另一个日本鬼子沿江夺路而逃,本想伺机溜进芦丛开枪射击,可突然前面横出一条夹江,唯恐被铁锹削去首级的小鬼子急了,“哗”地一下扑向滔滔的长江再也没有能回到岸上。这次行动,在敌人的机板船上缴获了一挺机枪,三人兴奋而又激动地把它扛到总部报喜,不料却被上级泼了一瓢冷水,指导员批评他们三人的莽撞,说道:“这样会给乡民带来横祸,鬼子会来杀人放火的。”是夜,凡是茅屋人家,一切可燃的家俱,悉尽搬到房前屋后,以免被鬼子放火烧房时一并烧掉。果不其然,第二天清早,一队鬼子叽哩哇啦地到处搜寻,因找不到一点蛛丝马迹,临走时只留下几处冲天的火光并没有发生重大的惨案。不过,这件事引起了乡里褒贬不一的议论,多少年过去了,在一些老人的心中仍然记忆犹新,甚至津津乐道。
鬼子就是这样肆虐地残害百姓,乡民人人自危,一股凶神恶煞般的阴影,笼罩着祖国大地也笼罩着吴江两岸。那时,的芜湖地区也有国民党的武装,可他们和日本人却相安无事,直到四五年的时候,才从重庆飞来两架飞机轰炸日本人的驻地。他们也终于为群众出了一口恶气,两岸的老百姓同样欢呼雀跃,高兴地唱道:“二月初二龙抬头,中国飞机来报仇。先打火车站,后打洋码头!”后来双方都有很多飞机在长江上空“嘟嘟嘟嘟”地打个不停,有时还看到飞机双堕入长江之中的情景。到了四五年秋天的时候,在皖的所有日本鬼子终于丢下手里的武器,赤手徒步向芜湖集结,并由芜湖的三里埂、杨清和湾沚经宣城向南京方向撤退,三天三夜络绎不绝。鬼子一律戴着日本式的大耳帽,队伍中还不时有人对着路边善良的中国人吹着口哨,渐渐地逶迤远去。
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从三八年到解放军渡江前的岁月里,那时还有直属国民党军统系列的刘自清,此人肥头大耳还有点武功,他以汤沟街道为据点,代表着国民党的无为东乡的地方武装,百姓称之曰“黑头鬼子”。他到处搜刮钱财,杀人无数。如当地的王本导家族中的十八口人,一次就被他们杀掉九人( 王本导被逼参加了新四军,后来成了粮食系统的离休干部)。更残忍的是,刘自清时常杀人只用刺刀不用子弹。据说镇压反革命时,行刑前的公审大会上,刘自清对着人头攒动的人群还傲慢地说:“你们今天来参加大会的人数,也没有我杀的人数多。”那时,无为东乡每年就有三百多人死在他的屠刀之下。日本人投降后,刘自清更加猖狂,凡抓到的新四军和共产党员,一律勒令其“自首”。即强行签字画押,使其宣布脱离共产党并提供党组织情况,否则就被打得皮开肉绽直至杀掉。有一天我爷爷和几个游击队员在二坝自然村的一个看鱼塘的水榭中开会,商讨发展党组织事宜,被刘自清部属汪自坦(人称“汪六爪”)巡逻时无意中发现,以为可疑,立刻将他们抓到裕溪口关将起来。后被同族弟兄以看鱼塘为由,凑足财物实施了营救,方才脱离了虎口。那时,新四军从经县等地突围到大别山去了,无为东乡的地方武装活动处于低潮,我爷爷也只好和一部分共产党员携家带口,在清弋江南岸(今马塘医院所在地)搭一个人字形的茅棚,开荒种菜聊以度日。直到渡江战役前期才回乡执行任务,此时的主要工作是悄悄地组织群众疏通河道和准备船只,为渡江战役作好前期准备工作。那时“国军”常从湾里机场出动几架飞机到江北侦察,偶尔也随意丢下一颗炸弹,又匆匆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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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原来国民党的“村公所”变成了我们的乡政府,家乡成立了蛟矶乡、长安乡以及以倪圩大房自然村为乡址的二临乡,还在村上办了一所倪圩小学。凡没有自首的共产党员一律成了乡镇里的干部。乡政府成立那天,教导员和区长来村子上宣布:二临乡指导员吴文财、乡长凌德存,副乡长倪鹤钰、刁曹霞。倪鹤钰就是我爷爷,他读过十二年私塾,是乡里唯一的笔杆子,事无巨细非他莫属。村里吃大食堂的岁月度过以后,爷爷得了肺病逐渐离开了工作岗位。二临乡和蛟矶乡合并后,仍兼职二坝大队第一任支部书记。文革期间,凡有影响力的人免不了都要受到冲击。在地方一些较有影响的“地、富、反、坏、右”还要头戴高帽胸挂反革命字样的牌子游行示众。爷爷未想到的是自己是共产党的干部也要被当众批评和检讨,因此边病带气就过早地离开了人世。那年,他才五十五岁。爷爷临走的光景永远刻映在我的脑海里。直到今天,我还常伫立在爷爷的画像前自语道:“爷爷,您勇往直前的精神将永远远激励着您的子孙!您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