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老北风
“老北风”，真名张海天，张贺年，祖籍山东，1890年出生在辽宁海城九台村（今属台安）。清末，外国列强瓜分中国，张家开始衰落，成为贫寒人家。张海天11岁时，为养家糊口，去给本村一家地主放猪。1911年，张海天开始给一个地主家赶大车和当看家护院的炮手。23岁时，张海天到警察所当杂差。因年轻气盛，不甘忍受所长的打骂，便投身绺子当了土匪，他先后加入“老头票”、“两胜”等匪股，并逐渐成为首领之一。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放弃抵抗，日军很快占领辽宁全境，并残酷镇压人民，横行霸道，鱼肉百姓。张海天耳闻目睹日寇的种种罪行，义愤填膺，决心拼死抗争，宁死不当亡国奴。遂带领家乡自己的队伍举起“抗日自卫军”旗号，报号“老北风”，开始与日军周旋，寻机打击日军。因其抗日之举颇得民心，抗日自卫军成立不久，就发展到2000余人。
1931年11月18日晨，“老北风”指挥所部突袭效忠日本的伪“东北民众自卫军”，俘200余人和一部分日军，并抓获大汉奸、伪“东北民众自卫军”的组建者凌印清、自卫军参谋长王槐三、军法处长刘俊春、第15旅旅长冯仙洲等，还抓获12名特务和7名日军军官。“老北风”在对200余伪军说服教育后将其释放，将汉奸、特务、日军军官全部处决。12月26日，“老北风”部与占领田庄台的日本关东军第2师团主力500余日军展开激战，击毙日军50余人，击伤100余人。翌日，“老北风”部又攻击大洼车站，击溃日军。之后，“老北风”部在营口至沟帮子铁路线上与日本关东军第2师团39联队多次交战，致使日军的进攻步履维艰。东北军对日不抵抗并撤入关内后，东北城镇相继失陷，“老北风”部困难重重，但仍坚持活动，与日军周旋、作战。
1932年1月16日，“老北风”部将进攻的日伪军300余人反包围在宿营地大沙岭村，击毙、击伤日伪军百余人，其中击毙日军大尉河野英基。2月18日，“老北风”部又将盘踞在牛庄的400余日伪军包围，缴获许多军械、物资，而且成功争取1个连伪军起义抗日。几天后，“老北风”部又围攻日军重镇营口。虽然因为缺乏重武器而未能成功，但却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
1932年5月，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将辽宁划为5个抗日军区，每一军区成立1个军团。第2军区所属辽阳、海城、台安、辽中、营口、盖县、复县、庄河、岫岩、凤城等10县共编为17路义勇军，“老北风”被任命为第2军区第3路司令，下辖10个旅、20个独立团。“老北风”指挥所部转战辽河两岸，取得一系列战斗胜利。
为消灭“老北风”等抗日义勇军，10月间，日本关东军集结万余日伪军，分两路进攻“老北风”部。由于兵力、武器的对比悬殊，“老北风”部在顽强抵抗但仍难抵日军攻势的情况下，奉命退入热河境内，以保存实力，伺机再战。不久，“老北风”部被国民党军第41军孙殿英部改编。1935年5月，冯玉祥、吉鸿昌在张北组建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老北风”闻讯率部众400余人前去参加，但不久队伍即被日伪军打散。“老北风”先到北平隐蔽，之后又参加平西抗日游击队。负伤后到北平治疗。不久，抗日救国会被国民党强行解散。“老北风”因伤病在身，又断绝了经济来源，贫病交加。加之日军占领北平后，大肆搜捕抗日人员，“老北风”的伤势日益加重，于1939年5月2日去世，终年50岁。
2.李守信；
李守信出生于1892年，原内蒙古单索图盟土默特右旗古力古奤大庙一个蒙族小地主家庭。李守信从小顽皮好动，喜爱玩枪骑马，喜欢和土匪、当兵的接近，加上他自家也有枪支弹药，十一二岁时就已经熟练玩枪且枪法不错。虽然家里把他送到私塾读书，并在他14岁时给他娶了媳妇，以拴住他的心，但无济于事。朝阳一带成立民团时，李守信经常泡在民团营房里，与那些团丁厮混。家人无奈，只好把他送到民团，当了一名马警。
李守信加入民团后如鱼得水，与土匪作战时，不仅勇敢，而且枪法好，很快在当地出名。家里担心他在外惹事，便把他接回家，并把他送到平顶山当了喇嘛。因李守信枪法好，便成为当家大喇嘛罗旺的保镖。后大喇嘛见李守信功夫好且有心计非同一般，担心日久生变，便婉言将他辞退，把他介绍给黑城子王府当了炮手。李守信难以忍受枯燥、单调的炮手生活，不到
4个月，就辞职回家，准备告别父母远走高飞。但其父已古稀之年，加之三个儿子只剩李守信一个在世，不舍得唯一的儿子远离亲人，遂终日郁闷啼哭。李守信无奈，只好放弃原先的想法，呆在家中陪伴父母。1917年，其父去世。翌年，李守信到建平县参加了直系的热河游击队。
李守信善于交际，颇有人缘，又有一手好枪法，当年秋即调到统领部任扛大旗的差官。此后，李守信又结交下许多朋友。有了人脉后，李守信渐渐有恃无恐，开始“马匪”生涯。
1922年，李守信随部队投奔奉系军阀张作霖，被任命为东北骑兵第9旅连长。他有勇有谋，很会笼络人心，不但深得人心，也很受上司喜爱，1924年被提拔为营长。1925年，李守信所在的马队被改编为东北陆军骑兵第17旅，李守信任第34团团长。1930年，参加镇压嘎达梅林组织的保卫蒙古土地的起义，率部在热河北部、东北部围追堵截嘎达梅林起义军。因起义军势单力薄，武器装备优劣悬殊，700余人的起义队伍大部战死，嘎达梅林也在达尔罕旗舍伯吐北的老哈河战死。
1931“九一八事变”后，李守信曾率部抵御日军的侵略。1933年，日寇侵入热河，热河沦陷，继而长城抗战失败后，李守信在林西正式投降日本，不久，又出任日伪“热河游击司令”，从此沦为汉奸。不久，李部被日军改编为“察东警备军”，李任司令。1933年，李守信指挥所部在多伦与冯玉祥、吉鸿昌的“抗日同盟军”作战。1935年12月，李守信奉日军之令，从多伦南犯，先后攻占沽源、康保、尚义、商都、张北，随即控制整个察北。1936年4月24日，李守信又参加伪“蒙古军政府”，先任“蒙古军”副总司令，后任总司令，并兼任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副主席。在此期间，李与日寇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干了许多出卖祖国、主权和卑鄙龌龊的坏事。
1945
年日本投降后，李守信逃往北平蛰伏。后，李守信通过同蒋介石交涉，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10路军总司令。1947年，李守信所部被人民解放军全歼于开鲁。1949年初，李守信逃亡台湾，之后不久，他在德穆楚克栋鲁普劝诱下返回内蒙古，赴阿拉善旗参与德王发起的“西蒙自治运动”。同年8月，蒙古自治政府成立，他任政务委员兼保安委员会副委员长。不久，不敌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于12月中旬随德王逃入蒙古人民共和国。
1950年9月，德穆楚克栋鲁普和李守信被被引渡归国受审，以伪蒙疆政府战犯入狱。1964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特赦一批战犯时，获特赦释放，被聘为内蒙古自治区文史馆馆员。著有晚年回忆录《李守信自述》。1970年5月，在呼和浩特病故。
3.林秀山；
林秀山，祖籍福建，1899年生于广西鹿寨县雒容乡二兴村。5岁时，其父母相继去世，他和哥哥由叔父收养。林秀山自幼桀骜不驯，性情刁钻古怪，15岁时即持刀抢劫，杀人越货。后逃往柳州，在柳州驻军沈鸿英部（后改编为护国军第3军）当兵，跟随军长沈鸿英当勤务兵。虽然当兵，但恶习不改，出入青楼酒馆，敲诈勒索，化装抢劫，无所不为。
1920
年秋，林随部队开进湖南永州。春节前后，林结识湖南匪首陈光宗，便与其勾结，在山林要隘拦截过往烟土，流窜于湘桂黔边区密林山崖中，林渐渐成为有名的土匪头目。林劫掠烟土发财后，便增购枪支弹药，并杀害知情人，以灭口实。1928年，林曾被平乐区民团招抚，并任民团连长。不久，林旧病复发，又召集旧部人马，再度落草为寇。后官府剿击甚紧，林遂畏罪潜逃。
1929
年，林随湖南军阀部队入广西柳州与桂军作战立下战功。1930年冬，林为泄私愤纠集匪众，围攻榴江县城。1932年3月初，林回故乡参加一乡亲喜宴时，被闻讯赶来的邻县雒容县驻军两个连包围。林凭借地利人和，于次日凌晨突围。突围后，为免遭覆灭，携少数亲信逃往香港躲避。
1937
年“七七事变”后，林潜回雒容县，任柳州某区补充团中校代理团长。不久，又流窜到湖北，任鄂东第12游击支队上校司令。1940年，林离职回老家居住。林在家期间，长期豢养门客，并与社会上游手好闲之徒及恶霸、流氓结成黑恶势力，称霸一方。1944年，林出任桂林民团副指挥官。林利用职权，中饱私囊，鱼肉百姓，残害异己。
1949
年6月初，林秀山被国民党委任为桂绥第2支队上校司令，代号4423。12月初，又任桂绥独立第1师少将师长，率部牵制入桂的人民解放军。与解放军作战失败后，林率部流窜于平山、泗顶一带，继续与解放军周旋。
1950
年，林秀山被国民党任命为第126军军长，活动于鹿寨、象县边境地区，与其他几股国民党反动势力一起，在桂中地区制造了多起反革命暴乱，气焰十分嚣张。并企图以大瑶山为基地，与解放军进行游击战，负隅顽抗。是年10月，林所部遭到解放军的沉重打击，几近覆灭，林秀山化装逃脱。之后，流窜于金秀、老山、下孟、平竹、罗运、圣堂山一带。
1951
年2月6日，林秀山在大瑶山区大湾被剿匪的解放军活捉。3月24日，柳州专署在柳州市区将匪首林秀山示众。3月25日，柳州人民法院在柳州市北校场（今五一广场）召开公开审理匪首林秀山大会。公审后，将其押赴刑场处决。
4.刘伏龙；
刘伏龙，又名刘庆余，绰号小羽子，1898年出生。江苏省东海县牛山乡西寨村人。小时候，家境贫寒，八九岁时就给地主放牛放羊。因偷宰食羊羔，被东家发现暴打后赶出家门。从此走上偷盗、抢劫之路，并和几个窃贼联合组成一个匪股，他任头目，16岁时公开打出土匪旗号，在陇海路北山区占山为王。到1924年，该匪股发展到三四百人枪，活动于东海、临沂、郯城至鲁南、苏北一带，烧杀掠淫，无恶不作。
1925
年，刘伏龙加入青帮，以大师身份招收徒弟四五百人，实则为新聚集的土匪。至此，刘伏龙匪股的足迹遍及南京、上海、鲁中、胶东、河北直至东三省。1928年，由于官府剿匪势头很猛，刘只得隐蔽潜伏，伺机再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刘伏龙流窜到胶东，再从胶东渡海去东北盗窃。1935年，刘在东北投靠日本，充当日本特务，先后在大连、长春、哈尔滨等地从事秘探、谋害、暗杀、诈骗等活动。1937年“七七事变”后，刘从东北返回东海县，继续为匪为盗。1941年又流窜到江苏睢宁县，自恃有六七百人枪，为非作歹，横行一方。1941年，刘窜到新浦镇，担任伪盐警团团长、伪龙海总队大队长等职。其利用职权，为所欲为，不可一世。
1945
年日本投降后，因刘伏龙具有数百人的武装，国共两党都积极争取刘股匪。刘伏龙权衡利弊后，决定投靠共产党，以保全自己的武装及其家人人身安全。1946年1月19日夜，刘率所部近千人的武装，开往解放区。起义后，所部编入人民解放军淮海独立旅第3团。根据刘本人意愿，刘不再担任任何职务，由政府提供住所安心休养。
刘伏龙为匪
30余年，流窜苏、鲁、冀、辽、吉、黑等省地，所到之处，人民遭殃。仅在苏北、鲁南一带，就杀害3000余人，绑票1300余人，烧毁房屋6000多间，抢劫银元15000多元、钞票378万元（旧币），抢粮近1000万斤。其中仅在山东郯城城门里湖村、谭穆庄两个村就分别杀害800余人，有的家族几近灭绝。所以，由于刘民愤太大，其休养后许多受害人强烈要求严惩不殆，以平民愤。1946年4月17日，受害群众在刘的住所将其抓获并召开群众大会声讨刘伏龙的罪行。声讨结束后，受害群众将刘处决。
1984
年2月12日，当地人民政府根据国家有关文件精神，在对刘伏龙起义一事进行认真甄别后，承认刘确为起义人员，并给其家人颁发了起义人员证明书。
5.刘黑七；
刘黑七，本名刘桂堂，字兴田，1892年出生在山东费县铜石镇南锅泉村（今属平邑）。其家境一贫如洗，刘桂堂自小就给地主家放羊。20岁时独自跑到青岛谋生，在车站、码头当了一年装卸工，后又到烟台闯荡一个多月后回到家乡，继续给地主家放羊。
1914年六月初六，刘桂堂与一帮羊倌聚在一起玩乐，刘赌博输了钱但赖账，并与人厮打。刘的师傅很鄙视他，厌恶他不仗义，一脚将其踹下山崖。刘桂堂坠落时抓住树枝，死里逃生。此后，刘离家出走，并渐渐萌生结伙为匪的念头。
1915
年，刘打起“打富济贫”旗号，开始网络人马，聚众为匪。他在匪徒中排行第七，其皮肤黝黑，心肠狠毒，遂人称“刘黑七”。自此，刘匪等8人打家劫舍，绑票勒索，为害乡里。不久，又聚众60余人，在苍湾村一带占山为王，时聚时散，频繁活动。刘黑七对遭到其抢劫时的反抗者，当即杀死。刘匪队伍、活动范围逐渐扩大，引起官府重视，当年即遭到官府剿击，其弟刘黑八等众多匪徒被击毙。刘黑七收罗残匪逃进抱犊独崮山区继续为非作歹。到1919年，刘匪人数扩充到三四百，活动范围达方圆百余里。
1921
年、1922年，刘匪屡遭官府剿击，损失惨重，难以立足，只好率残部投靠山东大土匪孙美瑶。1923年，孙美瑶制造震惊中外的“津浦路大劫案”后，被官府处决。刘黑七伙同藤县匪首张黑脸借机收拢孙美瑶残部，聚起匪众数百。后因刘、张二匪产生隔阂，张率一部分人移至江苏，刘则继续留在山东，活动于蒙山、大小珠山、上冶、天宝山、方城、竹园、白埠一带，至1925年时已发展到千余人，到1928年发展到万余人。是年，刘黑七匪部接受国民党招安，在藤县被改编为国民党北伐先遣军，刘任师长，下设4个旅，先活动转战山东，后进至河南，参加中原大战。在河南禹县，刘黑七打败反蒋的冯玉祥国民军，声名大振，并获蒋介石嘉奖。
1931
年2月，刘黑七在阎锡山策反下，倒蒋投阎，当上晋军第25军军长，驻防河南。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后，刘不愿去山西，国民党军队又因刘叛变而切断了他退往山东的后路，刘遂率部北渡黄河，进驻河北大名一带，而后投靠奉军张学良部，被改编为东北军新编第6混成旅，仍留驻大名。之后，刘部在大名、鲁南沿海一带先后遭到蒋介石、韩复榘的围剿，损失惨重。1931年10月，刘在山东费县、新泰、泗水三县交界地带活动。为保存实力，刘又投靠韩复榘，任山东新编警备军副总指挥，下辖4个旅，5000余人。但刘匪性不改，继续胡作非为。不到半年，又反韩自立，于1932年6月北上热河，占领林东、林西等县地。
1933
年春，长城抗战失败后，刘黑七又投降日寇，任日伪第3路军总指挥。当年6月，刘在抗日浪潮影响下，前往察哈尔省投靠国民党第29军宋哲元部，出任抗日同盟军察东副司令，率部与日伪军作战，并取得一些战果。是年8月，刘又背叛宋哲元，率部南逃，过察哈尔、热河、河北，到河南南阳，一路抢劫，无恶不作。1934年，刘从河南回到山东，遭到韩复榘的阻击围剿，难以立足，遂东进江苏。韩复榘部紧追不舍，刘无力抗衡，只好带少数亲信躲进天津租界，其余部众数百人逃往察哈尔省宣化一带保存实力。其间，刘与日本人再次接触。翌年，刘在日寇授意下，从天津前往宣化召集旧部，并扩充人马，以求东山再起。1936年2月，刘率部3000余人到达河北保定、石家庄一带。不久，遭到国民党军队宋哲元、商震部的剿击，几近覆灭，遂再次逃往天津租界。其间，刘又遭到韩复榘部的暗杀，但未伤及要害侥幸活命。
抗日战争爆发后，刘又投降日寇，任“皇协军前进纵队总司令”，随日军进驻山东。
1938年，因刘不服从日军调动，与日军反目，率部向鲁中南开进，投奔国民党苏鲁战区总司令于学忠，所部被改编为国民党军第36师，刘任师长。但刘私下仍与日寇勾结，并接受日寇的任命和军需、武器供应。1940年，刘公开叛变并反共，出任日伪“和平建国军”第10军第3师师长，积极配合日军扫荡抗日根据地、捕杀抗日工作人员和抗日群众，成为名符其实的汉奸。
刘黑七为匪近
30年，作恶足迹遍及十几个省市、地区，作恶多端，先后制造白马峪、南孝义村、大泗彦村等多起惨案，杀人、奸淫妇女无数，可谓罪恶滔天。1943年11月15日，八路军鲁南军区第3团经过精心准备，突袭刘黑七设在费县县城以东50余里的东柱子村的司令部，刘黑七在突围途中，被3团官兵击毙。
6.铁磨头；
“铁磨头”，真名许铁英，又名许钟琪，1914年出生于河北省永年县许庄村一个地主家庭，永年县有名的土匪。其为家中长子，还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兄妹4人均为土匪。
许铁英
18岁时，其父病逝，家道败落，一贫如洗。因许家子弟平日即横行、无赖，故无人相助，许铁英便以贩盐为营生。1935年冬，许被盐警查获并被关押。经人保释说情，才被释放。1936年春，许铁英开始土匪生涯，匪号“铁磨头”。做过第一起案子后，又劝其舅舅、兵痞李拴柱携枪参与作恶。之后匪股逐渐扩大。因土匪遭到官府剿击，许铁英多次改换门庭，先当小头目，后为匪首。1939年，许当上大地主的保安团团长，开始独霸一方。1939年，许铁英匪股与邯郸大土匪郭化民股匪，同时被收编为河北民军冀南保安旅。到1940年，铁匪股已发展到三四百人，控制洺河以南20余个村庄。铁匪及其部下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仅在其投靠日寇之前，就先后绑票369人，抢耕畜500余头，衣物、钱财不计其数。其对被绑票但无钱赎回的人质，或打、骂，或割耳朵、挖眼睛，或枪杀、活埋、投井，残忍至极。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冀南党组织曾经多次派人做铁磨头的工作，劝其加入抗日战线，与共产党共同抗日。铁匪开始时也为抗日提供过一些支持，却始终未停止残害人民的罪恶活动，为此曾遭到抗日县大队的打击。但铁匪没有丝毫改悔之意，反而变本加厉，仅
1940年，铁匪就杀害抗日的村干部33人，抓捕干部11人、群众56人。因此，铁匪再次遭到八路军的打击。
1941年秋，铁磨头正式投靠驻武安日军工藤部，被编为“工藤部队配属铁血团”，铁磨头被封为团长，变成名符其实的汉奸，其部也发展到1000余人。因铁匪匪性不改，受编不受调，不久遭到日伪军的武力教训，损失惨重。抗日政府以抗日大局为重，在铁匪被日伪军包围激战时，派出地方武装接应其突围，铁磨头侥幸逃脱。但其事后仍祸害百姓，杀戮、抢劫，为非作歹。
1944
年2月，铁匪又到河南洛阳投靠国民党军队汤恩伯部，并在国民党战干团接受半年训练。7月，铁磨头返回永年，按照国民党的旨意，又一次公开投降日寇。此后，铁匪拉起一支千余人的队伍，在10多个村修建了炮楼、工事等军事设施；还组织会门、成立会队，用特务手段控制群众；继续以武力镇压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及其家属，甚至凡是与共产党有关系的人都一律对待，或扣押，或枪杀。
日本投降后，铁匪将其全部武装开进临洺关镇。
9月11日，铁匪被胡宗南委任为临洺关守备司令。铁匪坚守临洺关，拒不接受八路军的改编。16日，八路军太行军区秦基伟部开始攻击临洺关，激战两日，18日攻克。铁匪逃往永年城关。铁匪逃进城后，继续招兵买马，组建武装，并向国民党乞求支援。1945年12月，铁匪部被国民党第11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收编，铁匪任“河北省保安第二纵队少将司令”。铁匪此后更加有恃无恐，捕杀共产党干部105人，制造血案数十起，抓捕青年四五百人。
1947
年5月，人民解放军冀南军分区组织部队围困永年土匪。至9月，国民党对土匪的空投援助也完全断绝。土匪在饥荒的威胁和人民解放军的政治攻势下，纷纷瓦解投降。10月4日夜，铁匪率部弃城逃跑，途中大部被人民解放军及地方武装歼灭，铁匪和另一大土匪王泽民带领200余匪向安阳逃窜。6日晨，铁、王二匪在成安县吕庄村被人民解放军包围。经半天激战，剿匪部队全歼逃窜之匪，其中击毙铁、王及以下匪徒70余名，其余均被俘获，无一漏网。
7.王三春；
王三春，1884年生于四川平昌长垭，原名王汝仁。自幼父亡，母亲残疾，且教子无方，王三春因此性格怪癖。王24岁娶妻成家，与母亲一起生活。但当时世道黑暗，弱肉强食，虎狼当道，王家颇受人欺负。后王与恶霸族长发生纠纷，王一把火烧毁族长的茅草房后逃遁巴山。上山后，先是与几个伙伴抢夺了几个散匪的枪支，后又以疑兵之计，智取土兴场民团的50多支枪。从此，王沦为土匪。
初始，王以“打富济贫”的旗号活动在大小通江河及大巴山一带山区，但不祸害故里乡亲。后在巴中与军阀郑启和争利，受到郑的打压，王势单力薄，无力抗衡，只好转移到陕西镇巴一带。
1929年，王匪抢夺镇巴南区区公所的枪90余支，其部众达到500余人，有枪200余支。1930年，王聚集匪众4000余人马，将已被陕军收编的土匪陈三德赶走。从此，王坐镇镇巴，招兵买马，积屯粮草，并设局收税，自制钱币，修造枪支弹药，大有坐地称王之势。1932年，王及其匪部被国民党38军招安，王被任命为川陕边游击司令，驻防镇巴。时王拥有4个团，5000余人。
1933年9月，红四方面军进入四川，川军恐慌不安，川军第3路司令廖雨辰弃万源城逃跑。王欲乘机占领万源。红军闻讯，21日派兵占领万源，并发布安民告示，王见状未敢轻举妄动。此后王一面与川军、其他土匪争夺地盘，一面尽量避免与红军发生冲突和正面作战。
王当土匪后，以奸掠烧杀手段残忍著称，受害者不计其数。
1934年1月，王被国民党任命为四川剿共总队第一纵队司令。王为剿灭共产党，驱逐红军，配合反动民团和当地神团频繁袭扰红军后方。后王发现国民党欲借刀杀人，想借共产党、红军之手除掉自己后，开始防备国民党的阴谋。红军得知王与国民党的矛盾，派人做王的工作，要他认清形势，不要为虎作伥。王为了保全自己的实力，对红军采取不战不和的中立态度，但拒绝与红军合作或投降红军。
1934
年10月，国民党军队对川陕苏区实施六路围攻，企图剿灭红军和红色政权失败后，川陕军团转而开始围剿王三春匪部。王以3000之众在巫溪与国民党军刘湘部和民团激战20余日。之后，王又与刘焕章、齐明德、方海全等匪股合为一股，壮大势力。王等匪部在国民党军刘湘部的重兵围剿和政治攻势下，匪众中投降者、逃跑者渐多，王的部下首领也多有投降国民党者，王部只好分散活动，以免被聚歼。1936年，王以1000余兵力、300余支枪，号称3000人马，攻打镇巴。1937年，王匪又以数十匪化装成乞丐，进入万源县城侦察。1月12日，数百匪徒冲进万源县城抢夺枪支100余。王重回镇巴，故态复萌，烧杀奸淫，抢掠民财，民众对其恨之入骨。王匪声名狼藉，只好率残部东下安康。
国民党几次招抚王匪均告失败，与王的矛盾日益激化。在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下，王匪被迫渡过汉江，在宁陕、佛坪、秦岭一带山区活动。不久，王匪遭到国民党军
1个师的围剿。1939年4月4日，王被国民党军剿匪部队抓获。是年12月31日，经蒋介石亲自批准，王匪被国民党在天水行营处决。
8.谢文东；
谢文东，1887年生，辽宁宽甸县永甸镇碾子村人。在私塾读书四年，辍学后种地、养蚕、贩马。1925年，全家从辽宁迁至黑龙江依兰县土龙山区黑山嘴子（今桦南县八虎力乡西太平村）投亲。经过几年劳作，家境逐渐向好。
谢文东胆大仗义，办事有魄力，也善于交际，很快被选为土龙山五保保董，掌管
30多人的民团武装。1929年，谢文东有被依兰县府任命为土龙山区五保保长。1932年，东北军第9旅旅长兼东北路镇守使李杜将军在土龙山组织建立地方抗日武装——抗日自卫军骑兵第10混成旅（不久解散），谢文东任1团团长。
日本侵占东北后，疯狂地掠夺土地、没收当地居民地契，大肆从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引起东北人民的强烈反抗。谢文东与六保保长景振卿组织起100余人的自卫团，与日本人抗争，为此被撤销保长职务。1934年（伪康德元年，即满洲国第一年）春节前，日本关东军强行收缴东北民间武器，并强迫各村选送青年妇女到日本军营供其发泄兽欲，引起当地人民的强烈愤慨。在群众的要求下，谢文东与景振卿又组织起300余人的抗日武装，并迅速发展到700余人。1934年3月9日，谢文东、景振卿发动土龙山农民暴动，多支农民地方武装参加行动，暴动人数达到1万余。暴动队伍先后解除太平镇伪警察署、商团武装，并包围伪军驻地。击毙日伪军21人，其中日军大佐1人，日军少尉以下13人；击伤、俘虏伪军警22人。土龙山暴动震惊中外，中国《大公报》、美国《纽约时报》等知名媒体均报道了土龙山暴动之事。
土龙山暴动后，暴动队伍定名为“抗日民众救国军”，谢文东任总司令，景振卿任总指挥。谢、景二人后与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军长赵尚志、李华堂（后沦为土匪）组成东北抗日联军总指挥部，谢文东任委员长，赵尚志任总指挥。之后，谢文东率民众救国军转战依兰、勃利、延寿、宾县与松花江以北的广大地区，打击日军及其汉奸武装。1936年2月，谢文东的民众救国军被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8军，谢文东任军长。至1937年6月，第8军与日伪军进行大小战斗26次，为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做出了一定贡献。
在极其艰苦恶劣的条件下，面对日伪军的围剿、分化瓦解，谢文东部开始出现分裂、动摇，叛逃也逐渐增多，谢文东也开始动摇，部队呈现瓦解之势。1939年3月21日，谢文东携家人正式投降日本，并竭力效忠。谢文东投降后，先在日本人把持的煤矿当大把头，后任煤矿劳工大队长。为进一步瓦解抗日力量的军心，谢文东还被作为贵宾应邀访问日本，谢文东不仅应邀前往日本访问，并在日本为自己过去的抗日之举深深忏悔。
日本投降后，谢文东又乘乱招兵买马，重组武装，并积极寻找国民党组织。先后出任国民党“第3战区先遣军”军长、“东北民众军”军长。1945年11月，谢文东坚决拒绝接受苏联军队和三江人民自治军的改编委任，而是接受国民党的改编，任国民党“第15集团军第1先遣军”上将司令。后，谢文东部又改编为国民党“东北第1挺进纵队”，谢文东任纵队上将司令。1946年3月，谢文东任合江省保安军军长。谢文东及其所部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为敌，与人民武装为敌，与苏联红军为敌，抢劫民财军需，伏击苏联军队和当地人民武装，夺取军火，捕杀革命干部，残害百姓，破坏交通，占领铁路车站，无恶不作，从一个民众抗日领袖堕落为国民党军高官、巨匪，东北民众人人切齿，无不深恶痛绝。
中国共产党感念谢文东在抗日斗争中的表现及其贡献，曾极力规劝其改邪归正，重回人民阵营。但谢文东决绝拒不接受规劝，坚持继续与人民为敌，与共产党为敌，所部成为东北地区危害最大的反革命土匪武装。1946年秋末冬初，谢文东部在东北民主联军剿匪部队的连续追剿打击和强有力的政治攻势下，伤亡惨重，逃跑离队者也日益增多。谢文东仍顽固不化，拒不投降，率少数亲信继续流窜游击。
1946年11月20日，东北民主联军第359旅8团5连副连长李玉清带领十几名官兵组成的小分队，化装成土匪在山里搜剿土匪。黄昏时分，小分队在勃利县牡丹江边四道河与五虎嘴子之间的马架子山一座山神庙中将谢文东擒获。是年12月3日，谢文东在勃利县县城被民主政府公审后处决
9.姚大榜；
姚大榜（小说及同名电视剧《乌龙山剿匪记》中田大榜的原型），字必印，号占彪，1882年生于湖南晃县（今新晃侗族自治县）方家屯乡杨家桥牯牛溪。上过私塾，毕业于贵州铜仁讲武学堂。因幼年时四肢粗壮，有力彪悍，父母疼爱有加，称其为“大膀”，被人称谐音“大榜”。成年后，变得长相凶恶，阴险霸道。父母逝世后，姚大榜无人管教，更加桀骜不驯，四处流浪，非偷既抢，渐渐开始土匪生涯，先在贵州岑巩县打家劫舍，残害无辜。为便于作恶，他又把家搬到湘黔交界的方家屯，并在此购置土地、房产，巧取豪夺，霸占民女，不但纠集起200余人的土匪武装，而且开办了兵工厂，自制枪支弹药，成为闻名湘黔边界地区的大地主、恶霸、惯匪。
姚大榜奸猾、凶狠、恶毒，为匪
50余年，在他盘踞的地盘上说一不二，无人敢出其右。1918年，龙溪口商贾因畏惧姚大榜的匪势，便请他担任晃县保商大队的中队长。姚得此职位，借机勒索敲诈，中饱私囊，后又把部下人枪拉走，与贵州玉屏匪首曹云周合为一股，驻扎玉屏县城。国民党畏惧其匪势，只好招安，封姚为湘黔边区晃县、玉屏、万山联防办事处大队长，主持三县治安联防。姚趁此机会，以扩大联防队伍为名，充实自己的土匪势力后，又反水拉队伍上山，重操匪业。
1926年，姚为继续扩充部众，携手下匪徒投奔在贵州招兵的国民政府北伐军第10军，被封为陆军新编第10师1团1营营长。在得到武器、军饷后，他又将自己的队伍连人带枪拉回自己的老巢匪穴，继续为匪。1934年，国民党为堵截红军，委任姚大榜为“晃县铲共义勇总队副总队长”，次年7月，姚又拖枪上山继续为匪。1936年初，贺龙率红军第二、六军团长征经过晃县时，曾告诫姚不要执迷不悟，与人民为敌。但姚置若罔闻，还大量屠杀留在当地的红军伤病员和支援红军的群众。
国民党政府为安抚、驯服姚大榜，多次招安、改编其匪股，但姚大榜反复无常，屡招屡叛。1940年8月，国民党政府派陆军独立旅第3团清剿姚大榜匪帮，虽然剿灭部分匪徒，但姚大榜却几次在剿匪部队的包围中逃脱，甚至在剿匪部队官兵面前化装逃脱。1942年，姚大榜与晃县“同善社”社长秦宗炳（又名秦良善，绰号善人）、玉屏县罗殿卿、马和林等人，制造“黔东事变”。姚先是借机从中渔利，后又借刀杀人，重创其他几支匪队，并逼死秦宗炳，自己匪队毫发无损，收获颇丰。姚大榜不但帮助商贾走私，还以种种阴险手段，将走私物品据为己有，动辄就嫁祸于人，杀人如麻。1949年春，姚大榜派亲信将自己一家的救命恩人、曾任蒋介石警卫团长、湖南省议员的晃县籍人士张本清杀害，实现了自己称霸晃县的梦想。不久，姚率其匪部进驻商业重镇龙溪口，并成立晃县保安第2团，姚自任团长，并兼任晃县治安委员会副主任、晃县警备第1大队大队长。之后，姚又将刺杀张本清的两个亲信杀死灭口。
1949年，人民解放军南下。为组织解放军进军，姚与芷江警备司令、“复兴楚汉宫”头子杨永清合谋扩大楚汉帮会，发展匪徒，组建“芷晃剿共游击总队”，姚任副总指挥，率其匪部隐藏在贵州玉屏的樟寨、万山和晃县交界地带的六龙山，伺机反扑南下的人民解放军。人民政府采取政治争取和各种形式的规劝，敦促姚大榜改邪归正，但姚狡诈多疑，多次拒绝政府的劝导和下山投诚的机会，并开枪射杀劝其投降的亲生儿子，顽固坚持为匪、反共的立场。1950年春，姚大榜趁人民解放军驻晃县部队主力支援怀化地区剿匪之机，联合肖宗淮、蒲老翠、杨国政等股匪600余人，攻打晃县县城，被留守部队击溃。
随着剿匪运动的不断深入，土匪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8月30日，湘黔边境5000余匪徒蚁聚凉伞（土匪称之为“小台湾”），妄图以此为基地，与解放军决一死战。但在剿匪解放军的打击下，数千土匪被消灭，姚大榜匪股从龙寨逃往壕庆湾，遭到追击的解放军的沉重打击，姚匪徒只有数十名生还。12月25日午夜，姚大榜等匪徒在乘船偷渡潕水河时，在剿匪部队和民兵的火力打击下翻船落水，溺水毙命。
10.于福；
于福，男，1912年生，汉族，原籍吉林省西安（今辽源）。14岁随父到抚松习枪狩猎，17岁到抚松县公安第37大队当兵，曾任班长、营长等职。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于福随大队长王永诚投靠日本，大队被改编为抚松县伪警察大队。1936年春，于福又加入“压五营”匪帮，任“炮头”。后该股匪在中共南满省委和抗日联军的教育和统战政策感召下，逐渐成为抗日的武装。
1939
年11月，“压五营”武装被迫归顺日军。12月，“压五营”首领郭占山率部起义，脱离日军控制，但于福拒绝回山，继续效忠日军，成为汉奸。1940年于福加入讨伐大队，并任分队长，先后在柳河、通化、蒙江、临江、热河等地讨伐抗日联军和八路军。抗日战争胜利后，讨伐大队改编为国民党中央先遣军33师3团，于福继续任分队长。1945年12月中旬，东北民主联军解放抚松，建立人民政权后，于福继续坚持反动立场，与人民为敌，招募日伪和国民党残余势力，重新组织了匪帮，号称“于福大队”，并积极联系国民党组织，争取支持。于福匪帮多次袭击、杀害东北民主联军侦察人员，抢劫人民政府、军队物资和人民财物。
于福匪帮在遭到人民武装的打击后，于福又假意投降，借机刺探政治、军事情报。时机成熟后，于福决定重招旧部，纠集多名伪警、特务、土匪等入伙，再立山头并投靠国民党。
1946年2月16日，于福在小岗重新起局。之后，于福匪帮多次截击东北民主联军车辆，抢劫物资，杀害押车官兵，夺取武器弹药；袭击区公所；策动人民武装哗变。先后杀害双阳县委书记、抚松东区区长、松江区副区长、东岗区区长等人民政府干部和数十名人民武装官兵。于福因扩充势力有功，所部被国民党改编，于福被任命为上校团长。于福接受国民党改编后，更加疯狂，作恶多端。
1947年12月，抚松县公安局在辉南镇将于福抓获。1948年8月11日，于福被抚松人民法院处决。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后，与于福一起横行的几个土匪头目、帮凶也先后落网，并分别被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11.周寿娃；
周寿娃，又名周兴文，外号“周狼”。陕西省商县大荆周岭人，1911年出生。1930—1934年，周在家熬苞谷糖出售，维持家人生活。1935年，周在腰寺镇联保办公处当镇丁，不久又给腰寺镇自卫队队长王益三当护兵。后周因谋杀王益三，欲取代队长职务未遂，便串通几个伙伴流窜马角山、大荆一带，形成自己的势力。
1938年清明节期间，周率20余人，偷袭进驻、劫掠大荆的被国民党收编的原土匪、国民党军队团长古世珍部，击毙古部官兵80余人，缴获各种枪100余支。周由此声名大振，且扩充了自己的实力。
周壮大实力后，又与其族兄、曾任国民党团长、县长的周维华勾结在一起，周在其兄的提携下，任常备大队大队长。周控制武装后，更加肆无忌惮，明抢豪夺，疯狂掠夺人民财产。1943年，周升任陕西省保安第15团营长。继续欺压、为害人民。1947年，周任陕西省第6突击大队大队长。1949年5月，周任第19绥靖区警卫团团长。时周拥有数千人，长短枪近2800支，机枪36挺，六零炮2门，实力达到顶峰。周成为当地的土皇上，奸淫妇女，烧杀抢掠，搜刮民财，草菅人命，残杀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干部，为非作歹，无恶不作。
1949年5月，人民解放军解放西安后，周与陕西保安第6旅副旅长江炳功等相勾结，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为敌。西北军政委员会曾派专人奉劝周寿娃认清形势，改邪归正，率部起义，为解放商县出力。但周始终不予配合，坚持反共、反人民的反动立场。6月19日，周率部进驻红岩寨、马角山、西岔山一带，和进驻大荆一带的保安第6旅300余人一道，筹集粮草弹药，准备上山打游击，继续与共产党抗衡。
1949年6月30日，人民解放军商洛军分区部队进入西岔河一带剿匪。到7月9日，先后歼灭保安第6旅300余人，其中俘旅参谋长以下160余人，击毙击伤副旅长以下百余人。同时，击溃周部土匪武装，周匪众流散民间各地，。大荆解放后，周匪继续四处活动，为害人民。1950年6月28日，陕西公安机关在河南郑州有关部门和当地群众的帮助、配合下，在郑州市民翟玉山家将周寿娃抓获归案。之后周被人民政府处决。
12.傅秉勋
傅秉勋(1906～1952)，四川仁寿县人，黄埔五期。1949年，傅任国民党一〇四师少将师长。解放军入川后，傅秉勋与在靖化一带的军统少将周迅予靠拢。周迅予正在懋功、靖化顽抗，台湾当局封他为“川康边反共突击军司令”。
傅秉勋于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第5期，毕业后，曾任胡宗南部排长、连长、营长直到升任少将师长，后转赴四川军阀杨森部出任军长。两年前，他眼见时局维艰，又与四川军阀杨森交恶，一气之下将军费席卷一空，不告而别。蒋介石大为震怒，开除其黄埔学籍和国民党党籍，国民政府也以“携款潜逃罪”而通缉他。
1950年3月，傅秉勋窜逃到川西，策划国民党夏斗枢部两个已经起义的师叛乱后不久，即被川西军区剿灭，傅秉勋逃出。后与军统成都站站长周迅宇等三人结拜为兄弟。经周迅宇向毛人凤疏通，台湾不但撤销了对傅秉勋的通缉令，恢复其黄埔学籍和国民党党籍，还来电加封他为“中华人民反共突击军249路中将副总指挥”，成了周迅宇的“得力助手”。
面对解放军的强劲攻势，周迅宇打算长期潜伏下来，傅秉勋却坚决反对。他认为黑水地区民风强悍，道路艰险，加之地处甘、青、川三省边界，进可攻、退可守，是一块天然的“游击根据地”。两人矛盾无法弥合，傅秉勋用武力胁迫绑架了周迅宇的报务组长
袁正宏，偷走电台，带着一些残部，制造了“马尔康血案”后，径奔黑水而去。傅秉勋窜到黑水后，致电台湾。同时，他自我转正，打出“中将总指挥”的叛旗，扩充实力，很快聚集到3000名残匪，对外号称拥有10万余人枪。
黑水的藏族头人
苏永和面对共产党大军压境，本来采取了骑墙态度。他的藏名是道尔吉巴桑，原为黑水沟半头人。经过20多年的残酷厮杀，他最终成了黑水地区藏族最有势力的大头人。清乾隆皇帝颁给原黑水最高统治者梭磨土司的金印，虽已落入苏永和手中30余年，但国民党中央政府一直未予承认。大西南解放后，这个黑水头人怀藏金印，取悦两端。他一面收容傅秉勋叛匪，一面接待中共茂县地委派往黑水的工作组人员。
6月16日，黑水芦花官寨。傅秉勋收到蒋介石的册封电报后，立即向苏永和宣读、祝贺。次日，铁心跟着傅秉勋叛乱的苏永和扣押了以戈一为组长的茂县地委驻黑水工作组，查封了工作组的电台和武器，彻底投向了国民党残匪的怀抱。
黑水头号匪首是 “中华人民反共突击军249路中将副总指挥”傅秉勋。
傅秉勋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五期，是蒋介石的“门生”，先后在胡宗南、杨森的手下任过师长和军长，官至少将。新中国成立前夕，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傅几次转投靠山，两次携款潜逃。气急败坏的蒋介石将其列为通缉犯，甚至把他从黄埔军校的名录中除名。
成都解放后，傅秉勋私藏千两黄金逃到阿坝地区的靖化藏区。在那里他遇到了国民党某师残部400余人。傅亮出自己的军衔和黄金，遂成了这支残兵的“司令”，并与台湾取得了联系。
蒋介石获知傅秉勋在大陆后方拉起了一支队伍，大喜过望，不但收回了通缉令，还电命傅秉勋为72军军长，官升中将。傅秉勋以400余人枪为资本，收罗各种社会渣滓，成了匪患力量的主要军事指挥者。
其二是周迅予匪帮。
黑水问题解决了，但是
雪山草地的匪患并没有根除。傅秉勋之外的两大匪首周迅予、何本初不见踪影，从西北地区窜逃到阿坝草地的马良匪帮又在蠢蠢欲动……
马良是西北军阀马步芳的族叔，曾任马家军团长。西北解放后，马良纠集匪特两次在甘肃省和政县南乡进行武装叛乱，被击溃后，便窜至川甘边境草地，扩大武装组织，并派马得福、马硕卿到黑水与傅秉勋联络。两股匪帮很快沆瀣一气。
马良匪帮通过傅秉勋得到了电台，并与台湾建立了联系，成为蒋介石集团豢养的另一股反动军事力量。随着傅秉勋匪帮的覆灭，蒋介石集团加大了对马良匪帮的支持。从1952年7月至1953年3月，台湾先后给马良空投8次，空降了16名特务和大量军用物资。接得台湾空投之后，马良愈加嚣张，扬言要发展兵众10万，在川甘青建立黑水之后的第二个“陆上台湾”，作为反攻大陆根据地。
7月20日早晨7时，围剿黑水叛匪的总攻号角吹响了。东、西、北三线解放军按预定部署同时出击。
傅秉勋看到大势已去，带着自己的人马溜之大吉。苏永和走投无路，最终下山投诚。
8月16日，傅秉勋虽被解放军独4团一个连队发现，但傅带卫士
陈万林逃脱。
随后，傅秉勋和陈万林被几个牧民活捉。那个地方名叫“安曲独马寨”。第二天，独马寨的土司下令将两人绑送到查理寺贡汤活佛处。贡汤活佛是个爱国的上层头人。傅秉勋刚到黑水时，曾谋划刺杀他，两人仇恨较深。9月26日早上，距离查理寺还有15里时，傅秉勋从押送自己的藏民交谈中发现，是要把他交给查理寺的贡汤活佛。傅秉勋吓坏了，走到一条小溪边，傅秉勋故意栽倒在水中。溪水只有齐腰深，当时只要拉他一把，便可得救，他自己也完全可以站起来。但傅秉勋不一会儿竟淹死了。
当时，傅秉勋化名“唐有余”，陈万林化名“
陈志先”。傅秉勋淹死后，陈万林被转押到了阿坝。剿匪部队得知这一情况，一面打捞出尸体，一面电告前指。前指参谋都爱国见电报后，纳闷很久，查遍3000余土匪名单，并无“唐有余”这个人。后据陈万林交代，证件是台湾伪造的，“唐有余”就是傅秉勋。为了保险，都爱国又反复对比照片，最后综合各种情况，认定“唐有余”就是傅秉勋。
1952年9月23日16时，黑水剿匪前指正式向川西军区、西南军区、中央军委、党中央发出黑水剿匪战役取得胜利的总结电报。此役，共歼匪3600余人，缴获枪支4500余支、六○炮9门。蒋介石建立“陆上台湾”的美梦彻底破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