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和众多古典小说的作者一样，《红楼梦》的作者亦是扑朔迷离，至今仍是一个大谜。或许人们会问：《红楼梦》的作者不是曹雪芹吗？不是很明确吗？怎么会是扑朔迷离呢？然而正是这个曹雪芹，已经使广大红学家很费脑筋。正由于新红学家并未真正解决《红楼梦》的作者问题，乃至时至今日，不少《红楼梦》研究者纷纷提出《红楼梦》作者的新说。诸如吴梅村说、张岱说、洪昇说、湖北蕲州顾景星说，湖南娄底谢氏家族才女谢三曼说，等等。《金瓶梅》的作者“兰陵笑笑生”有近四十种说法，《红楼梦》的作者至少也有十几种说法，这种现象奇怪吗？其实是并不奇怪的。
要说明这一问题，还得追溯到新红学创始人的胡适。胡适1921年作《红楼梦考证》，次年完成《红楼梦考证》修改稿，他考证了《红楼梦》作者和版本，提出《红楼梦》作者是曹雪芹。他说：“曹雪芹是什么人呢？他的父亲叫曹頫，他的祖父叫曹寅”，“红楼梦是写曹家的历史，是曹雪芹的自叙传”，“贾宝玉就是曹雪芹”。胡适用为考证曹雪芹家世的第一条也是最早的一条材料，即袁枚《随园诗话》。《随园诗话》有不同的版本，胡适用的是道光四年盗版的本子，这个本子有“中有大观园者即余之随园也”一句话，但袁枚最早也即乾隆五十四年（1789）自己主持刻印的本子，没有“大观园”，而是“文观园”。当年胡适北大的学生俞平伯和顾颉刚都曾指出过老师用《随园诗话》的版本的错误（见《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而胡适1922年《红楼梦考证》改定稿仍然没有改动，因为“中有大观园者即余之随园”的话对他太重要了，故明知错误也不肯改正。而且，《随园诗话》说曹雪芹是曹寅的儿子，胡适根据杨钟羲的《雪桥诗话》将儿子改为孙子。但杨钟羲是清朝遗老，胡适还和他通过信，他的话靠得住吗？再说，将儿子改为孙子，曹雪芹根本看不到曹寅家一世的繁华生活，写不了曹家的历史，胡适不是无法自圆其说吗？再者，袁枚说的“曹雪芹”，不是小说家曹雪芹；袁枚说的《红楼梦》，也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红楼梦》，袁枚说的《红楼梦》是写妓女的，他说“当时红楼中有女校书尤艳”云云，“校书”即妓女，“尤艳”是说特别漂亮，这与我们看到的《红楼梦》完全是两回事，我们看到的《红楼梦》只是28回出现一个锦香院的妓女云儿，再就没有任何妓女涉足红楼。袁枚记载的“雪芹赠云”的两首诗，也是写妓女的。这些不同，这些矛盾，胡适根本无法解决，于是只能牵强附会地说：“诗中的病美人大概即是《红楼梦》中的林黛玉了”。郭沫若《读随园诗话札记》也认为袁枚稿错了：“错把仙姬作校书”，即错把林黛玉当成妓女了。郭沫若也是捕风捉影，张冠李戴，袁枚和曹雪芹同时代人，怎么会错呢？怎么会错的这样厉害呢？连《红楼梦》写的是什么都搞不清楚吗？这是无法说得通的。
还有，将曹雪芹定为曹寅家的人，也是说不通的，在曹寅家根本找不到曹雪芹这个人。古人很重视家谱，可是曹寅两个家谱中都没有曹雪芹这个人。欧阳健先生指出：“现在人们看到的曹氏家谱，绝无‘曹霑’之名，甚至连‘曹雪芹’也没有，那么，这个家谱要么就是假的，要么就与这位‘曹霑’毫无关系，二者必居其一”，这是十分精辟的论断。而且，曹寅，字子清，号楝亭，雪樵。古代给孩子起名，取号，怎敢与祖父或父亲的名字重字！这不是犯讳吗？这些道理胡适不是不知道，却一味地乱附会，乱铆合，这不是自欺欺人吗？当年胡适与蔡元培论争时，蔡元培曾向胡适诘难说：《红楼梦》小说称其作者有石头、情僧、空空道人、孔梅溪、曹雪芹，你怎么只考证一个曹雪芹呢？这不是也有任意取舍的可笑之处吗？胡适无以作答。可是，多少年来，一些主流红学大家（人们将承袭新红学衣钵的当代红学家称为主流红学家），研究曹雪芹的家世、祖籍，发表的文章连篇累牍，出版的书籍汗牛充栋，其实都在研究曹寅的家世和祖籍。周汝昌还考证到北宋的曹彬、东汉末年的曹操、西汉初曹参、先秦时期的曹国（《曹雪芹家世考》），这些考证对研究《红楼梦》究竟有何益！实在匪夷所思，仿佛研究了曹寅家世，也就是研究了曹雪芹家世。而且，为争曹寅祖籍是在河北丰润还是在东北辽阳，红学大家一直打得不可开交。闹腾了这样久，其实质，都在撒谎，都在欺瞒读者，因为一个起码的前提都没解决，即曹雪芹是否是曹寅家的人都没有解决；或者说其前提就是错误的，曹寅家不存在曹雪芹这个人。俞平伯曾说：“你看，二十年代以后，我根本就不写关于曹雪芹家世的文章”，为什么不写？就因为都在猜测，有人猜测曹天佑是曹雪芹，有人猜测曹寅儿子曹顒妻马氏遗腹子是曹雪芹，还有人猜测曹頫儿子是曹雪芹，实在无法真正将曹雪芹落实到曹寅家里。主流红学家们如此不严肃，如此不认真，如此荒唐，岂不是千古大笑话！
去年6月我出席庐山“北京曹雪芹学会2011年年会”时，我在大会上发言的题目就是“祝贺与希望”，“希望”什么呢？就是希望曹雪芹学会突破“新红学”成说，“考证派新红学”将曹雪芹定为曹寅家族的人证据不足，证据有误，证据不实。然而，可叹的是，整个会议持这种不同论调的也就是我一个人。
在《红楼梦》流传史上，早期《红楼梦》的各种本子上均无作者题署，就是1921年和1927年第一次铅印本亚东本《红楼梦》，也不落作者的名字，尽管1921年胡适就考证出《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但到1927年以胡适所藏的程乙本《红楼梦》为底本的亚东本卷端作者仍然阙如，说明胡适对《红楼梦》作者是曹雪芹一事，大概心里不是那么塌实。
最近，四川作协副主席，著名作家克非先生，在继《红楼雾瘴》（1996年）、《红学末路》（2004年）等红学专著之后，又以十年磨一剑的执著精神，推出了《红坛伪学——全面透析考证派新红学》的大著，在全书二十四章55万字的全面而深刻的论证文字中，彻底摧毁了“新红学”：“曹寅家世说”、“曹雪芹自叙传说”、“高鹗续书说”、“脂砚斋是曹雪芹亲人说”，“脂本原本说”等理论基础。指出“考证派新红学”的伪科学性质，展示出其理论基础的“歪道、恶道、魔道”的非学术的虚假特点。《词海》曰：“伪科学是违背客观规律，虚假的科学”。“考证派新红学”的理论基础没有一件是对的，全是错的、虚假的。克非指出：胡适的《红楼梦考证》结论说：“《红楼梦》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里面的甄贾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贾两府即是当时曹家的影子”。克非说：“说《红楼梦》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传，作家曹雪芹当年隐去了哪些真事，胡适为什么不一一排列出来，以资对照？既然‘隐去’了‘真事’，那就是说《红楼梦》中没有真事，凡所写，全是假事，包括贾宝玉的一切‘事’，都是假事，他们的姓名假，身世假，社会关系假，所依托的家族假，生存的空间和时间假。既然如此，又从何断定是曹雪芹的‘自叙传’呢”？接着，《红坛伪学》将江南曹寅家族与《红楼梦》贾氏家族各自排列了“十大事件”，证明这两个家族的完全不同，证明将“曹贾相连”完全对不上号，“南巡接驾”也好，“元妃省亲”也好，曹寅家族和贾府无法铆合，克非先生还层层深入，甚至“竭泽而渔”，将《红楼梦》逐回比对，找不出江南曹寅家的“史”和曹雪芹的“传”，找不出曹家的人物和故事。
在这种学术大背景的感召下，在这种《红楼梦》作者大谜的启动下，红学界一些有识之士，默默耕耘，潜心研究，提出了《红楼梦》作者的种种新说，这些新说使人大为振奋，使人刷新耳目，使人换新思维，重新思考，也是对主流红学家的有力冲击。比如去年7月在杭州召开的“《红楼梦》与杭州西溪文化研讨会”，东北土默热先生提出《红楼梦》与杭州关系密切，《红楼梦》作者是清初《长生殿》传奇的作者洪昇，《红楼梦》的文化背景被认为是洪昇家族所在地杭州西溪。《红楼梦》大观园的原型即洪昇故乡西溪洪园。“金陵十二钗”的原型就是“西陵十二钗”，也就是当日的西溪名动天下的女子诗社“蕉园诗社”里的十二个女诗人。这一学说引起不少与会学者的关注。会上，欧阳健先生提出：“包容曹雪芹‘异质思维’，激活《红楼梦》研究因子”。所谓“异质思维”，也即不同于主流红学家对曹雪芹的理解，应该受到包容，这一见解，也引起很多学人的共鸣。作学问，搞学术，做研究，就是要“多歧为贵，和而不同”，否则，何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何能文化繁荣？正因为考证派新红学并未真正解决《红楼梦》作者问题，留下许多谜团一样的悬念，留下许多“异质思维”的空间，才有一些学者另辟蹊径，寻找新的另一个曹雪芹。
又比如：北京大学著名科技物理学教授，80多岁的钟云霄女士，多年研究《红楼梦》，最近出版了专著《〈红楼梦〉的作者到底是谁》。她秉承蔡元培索隐派的观点，认为《红楼梦》主旨是“吊明之亡，揭清之失”。她认为曹雪芹只是一个笔名，其最后成书的是曹雪樵（曹寅）和曹芹圃（曹霑）两个人，写作初稿《风月宝鉴》的空空道人、孔梅溪“必然是明末宗室或对明朝的覆灭有深切痛感的人”。空空道人是苦瓜和尚石涛，吴玉峰是朱赤霞，东鲁孔梅溪是《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钟云霄女士文史知识极为丰富，广证博引，论述细致。而且书中有许多精辟的见解，如说：“脂砚斋是一个红学的‘黑洞’，不小心掉进去了，就像任何物质掉进黑洞那样，只能在黑洞中转，永远也不能出来”，“不去掉脂砚斋这个黑洞，红学永无出头之日”。又说：脂砚斋说作者一边哭泣一边写作；主流红学家说作者一边写作一边请人加批，这都是不可能的，都是违背文学创作规律的。并认为周汝昌和刘心武的红学研究，只能给人留以笑柄，是不可取的。这些见解很有启发性，很能发人深思。
还比如：去年湖南娄底红学会会长谢志明先生到贵州来同我讲：他对《红楼梦》多年的研究，和主流红学家的看法完全不同。他已出版了两本书：《红楼梦湘娄文化考》，《红楼梦作者新考》。他考察出《红楼梦》和湖南娄底谢氏家族关系密切。谢氏家族的历史源远流长，娄底谢氏是东晋谢氏谢安后裔，谢安一支因家族衰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先从金陵乌衣巷，迁至江西吉安，后因战乱，于元代迁至湘娄境内，其14代孙绍芳公45岁卒，妻易氏人称“珩玉太婆”者，携子女至桃林湾，见其山清水秀，民风古朴，便定居于此，这便是《红楼梦》的背景原型。“谢家幽梦长”，这是《红楼梦》中贾宝玉的诗句，受其启发，可以看出《红楼梦》与谢氏家族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谢志明先生将谢氏家族与《红楼梦》作了非常深刻而广泛的考察对比。《红楼梦》中的人物、风情、习俗、方言、风物，几乎都可以在谢氏家族中找出其原型原貌的相同相似的原生态因子。他认为在不否认《红楼梦》与江南及南京的密切关系的前提下，“亦不能否认《红楼梦》与湖南湘娄的密切关系和渊源”。比如，《红楼梦》的贾府是九厅结构（九厅十八井，一百六十余间房子），桃林湾乐恺堂正是三进九厅结构，与《红楼梦》惊人的一致。大观园的环境与乐恺堂附近的景观相仿佛。谢母珩玉太婆就是贾母的原型。珩玉太婆的三个儿子，添荫公是贾赦的原型；添弦公是贾政的原型；添蒸公是贾敬的原型。珩玉太婆的七个孙子中，如运是贾珠原型；如辉是贾宝玉原型。再如元、迎、探、惜，都有生活原型。将《红楼梦》人物与谢氏族谱比对，似乎皆可对号入座。谢志明先生提出：《红楼梦》原始素材是由谢家才女谢三娘也叫谢三曼的撰成，由此正好可以解释何以《红楼梦》有那么多的女性气质。再是帮她编撰、修订的还有几个人。添荫公与空空道人暗合；如辉公与孔梅溪暗合；谢振宝，字愚谷，号玉峰，与吴玉峰暗合。曹雪芹也是《红楼梦》编撰者之一，曹雪芹不姓曹，其原型应是谢再诏。谢三娘原始素材写的是吴三桂在衡阳称帝时谢妃与谢家一段昙花一现的兴衰史，含有一定民族思想。吴三桂屯兵长沙，后来失败了，所以“闺围恨比长沙”。如此等等，谢志明先生作了大量的考索，将《红楼梦》文本与湘娄地方史料、谢氏家族史料，作了深入细致的比对，工程浩繁，令人惊叹，使人耳目一新。
再比如，深圳王巧林先生，老家是湖北蕲州人。给我寄来他的专集和专刊，发来大量的文章，总数也有二三十万字之多。他提出《红楼梦》的作者是湖北蕲州明朝遗老文化名人顾景星。王巧林先生认为：考证和判断谁是《红楼梦》的作者，是要根据小说中所涵盖的内容作全面考量，不能根据某些讹传史料去进行附会，更不能因某一名家说谁就是谁，这要经得起历史的验证。这无疑是正确的。他还认为成为大作家必须具备两大前提，其一是他所生活的地方要有文化底蕴极为深厚的文化土壤；其二是一个具有深厚博学和高深造诣的文人，具有深厚的家学渊源。蕲州的顾景星正是具备这些特点。他引著名学者刘梦溪的话说：“文化史上一些典范性著作，常常藏有特定文化系统的密码”。他根据这一理论，潜心研究《红楼梦》文本，力求透析和破译《红楼梦》中潜藏的湖北蕲州顾景星家族的文化密码。他考察出顾景星的家乡蕲州地方，自古巫祝、巫蛊之风，以及敬祀鬼神之俗盛行。蕲州地处“吴头楚尾”，受楚文化影响很大。古代楚巫文化繁盛，尤其到了汉代，楚巫文化一度成为中国的流行文化。此风此俗，在《红楼梦》中有潜藏的奇特的描绘。如第25回“魇魔法叔嫂逢五鬼，通灵玉蒙蔽遇双真”，写赵姨娘与马道婆勾结起来暗害宝玉和凤姐，只见：“宝玉大叫一声，将身一跳，离地有三四尺高，口内乱嚷，尽是胡话……宝玉一发拿刀弄仗，寻死觅活的……只见凤姐手持一把明晃晃的刀，砍进园来，见鸡杀鸡，见犬杀犬，见了人，瞪着眼就要杀人。”将“魔法”写的很灵验、很有效。再如第80回，写夏金桂暗害秋菱：“闹了两天，忽又从金桂枕头内抖出个纸人来，上面写着金桂的年庚八字，有五根针钉在心窝并肋肢骨缝处”，以此嫁祸秋菱（香菱）。王巧林先生写道：类似情况在蕲州古代是实际存在的，小说描写的这种巫蛊现象，只有在蕲州地方才能解释得通，其他地方很难解释得通的。
在《论〈红楼梦〉中楚蕲民俗》、《论〈红楼梦〉中楚蕲方言》等文章中，王巧林先生列举了大量的材料，论证《红楼梦》与楚蕲文化系统关系的密切。诸如小孩生时念《血盆经》，送粥米；抓周。还有“唾绒”，芙蓉箪，竹夫人，赠汗巾，贴烧饼。以及一些方言：调歪，梯己，爬灰，村话，狐媚子，打个花胡哨，树倒猢狲散……举出《红楼梦》中大量的蕲地民俗方言。再如“受茶”，《红楼梦》25回凤姐说林黛玉：“你既吃了我家的茶，怎么还不给我们家作媳妇儿？”蕲州风俗，古时女子受聘，谓之“受茶”。茶树不能移植，只能“下种”，所以有此隐语。
王巧林先生考察出《红楼梦》有些地域的描写，不少也是指的蕲州楚云楚水地方。如“湘江水逝楚云飞”，“湘江旧迹已模糊”。蕲州地处长江北岸，《红楼梦》中有些“江南江北”的描写，“江北”即指蕲州。如50回李纹《咏红梅花》诗：“江北江南春灿烂，寄言蜂蝶漫疑猜”；第70回宝琴的《西江月》：“江南江北一般同，偏是离人恨重”。作者认为，这些诗句，只有顾景星才能写得出来。
《红楼梦》中贾母有两个生日，王巧林先生认为是源于顾景星假母刘贞节的两个生日，在张献忠屠蕲州城时，刘贞节死过一次，所以有两个生日。《红楼梦》最早版本程甲本第62回写道：“过了灯节，就是老太太和宝姐姐”的生日（我们整理校注程甲本《红楼梦》时，根据程乙本将“老太太”改为“大太太”），“灯节”即正月十五元宵节；第71回写道：“因今岁八月初三日乃贾母八旬大庆”。第118回对贾母的冥寿也如此写道：“到了八月初三，这一日正是贾母的冥寿。宝玉早晨过来磕了头，便回去，仍到静室中去了”。这两个生日都与刘贞节的生日暗合。所以王巧林先生认为也只有顾景星才能写的出来。
又《红楼梦》63回，贾敬死后，天子听了，忙下额外恩旨曰：“贾敬虽无功于国，念彼祖父之忠，追赐五品之职，令其子孙扶柩由北下门入都……”，这个“北下门”如何理解？王巧林先生指出：古代蕲州城共有城门六座，五座建在平地上，惟有北门建在麒麟山上，城门下为一陡坡，居高临下，称“北下门”，顾家所在地就在护城河东面，若要进城，则从北门直入，所以特别强调“由北下门入都”。离开蕲州城的地形，对“北下门”就很难理解。再如第一回，甄士隐赠路费衣物与贾雨村之后说：“且喜明岁正当大比，兄宜作速入都，春闱一捷，方不负兄之所学……十九日乃黄道之期，兄可即买舟西上，待雄飞高举，明冬再晤……”，“买舟西上”怎样理解？如果是在南京，进京得走京杭大运河，应是“买舟北上”，为何说“买舟西上”呢？如果定位于蕲州，就好理解了。蕲州在长江北岸，进京得乘船西上，到武昌，然后进京。所以《红楼梦》的文化背景是蕲州，作者是蕲州顾景星。如此这般，王巧林先生论证的十分深刻，材料极为丰富，以事实和道理服人。我的介绍挂一漏万。这都是《红楼梦》作者的一些崭新的说法。
提出《红楼梦》作者新说的学者，无不对《红楼梦》充满了激情，对研究对象充满了激情，对相关文献史料也充满了激情，所以考索探研极为深入细致，孜孜矻矻，矢志不移，终能功夫不负有心人，终能成一家之言，值得人们关注。他们这些探讨是否有价值呢？和《红楼梦》与杭州的比对一样，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就有存在的理由，就有学术的价值，至少可备一说。我们不一定马上赞同他们的结论，但这种思路，这种探究，还是值得考虑，还是有意义的，扩大了人们对《红楼梦》文化内涵的思维空间。至于究竟谁的说法最正确，谁是真正破解了《红楼梦》作者的大谜，将由历史检验好了。
2012年7月7日于贵州大学百荟书屋
刊于2012年7月13日《贵州政协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