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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承恩是安徽人
摘自新安晚报2010.8.16.-029版
作者/来源：高甸吴
其实，对《西游记》的研究，陈松郭老人收获最大的还是对该书作者吴承恩籍贯的考证，“现在大家接受的说法都是吴承恩是江苏淮安人。但我经过考证认为，吴承恩是今安徽枞阳人。”吴承恩是安徽人？“对！我在地方志系统已工作25年，工作中看了大量史料，其中《桐城耆旧传》记载一位名叫‘吴承恩’的明代河南省新野知县，其始祖即为桐城高甸(今枞阳境内)吴氏。而在吴承恩留下的为数不多的史料中，也提到他曾在新野担任知县。”陈松郭说。
陈老说，为求证此事，他曾多次和河南省新野县地志办联系。在他们提供给陈老的《清·康熙五十一年新野县志》、《清·乾隆十九年新野县志》中均有关于吴承恩的记载：“吴承恩，贡士，安徽桐城人，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接任新野知县。”“当地人告诉我，新野的猴戏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明清时期民间玩猴更是盛行。吴承恩在任新野知县的两年中，不仅德绩兼优，对新野的民间艺术研究也颇深。”陈老说，“正是因为吴承恩处处留心，耳濡目染了新野县的民俗风情，尤其对新野的猴戏了如指掌，才为他以后创作《西游记》塑造美猴王形象提供了依据。”
在新野县情介绍的资料中，我们也看到这样的文字：《西游记》第一回中刻画孙悟空的前身——仙石的形态，就是以新野现存的汉议事台为背景。仙石的通体三维尺寸与汉议事台的尺寸完全相同……《西游记》中大量地运用了新野的方言，如新野人称“饺子”为“扁食”，称动物“不安静”为“骨冗”等，此类方言在《西游记》中比比皆是……
当然，在《西游记》中，似乎也能找到桐城、枞阳的“影子”：如对群猴玩耍的“抛弹了，挖么儿（抓石子）”的游戏在枞阳农村至今仍流传；枞阳人以“猴”的外号为儿辈取乳名也司空见惯，有的全家小儿以“大猴、二猴、三猴、小猴”为乳名；如书中提及的药物“秋石”，自明清以来这是桐城的著名物产；又如书中的“火焰山”，江浙一带没有，而枞阳浮山是远古时代火山的喷发地，至今义津镇义中村（原迎龙村）毕园村民组仍有“火焰山”古地名……“应该说，《西游记》属民间文学的典型艺术，好多故事在民间流传已久。只不过生敏多慧、博览群书的吴承恩大胆创新，集千古之智，而且后来居上，才成就了这部旷世奇书。”据陈老介绍，“故事素材最早有《大唐三藏诗话》说唱本和金人院本《唐三藏》，随后又有《四游记》汇集成书，还有齐云杨志和编的《西游记传》40回本，《西游记传》对唐僧取经的故事记述已初具规模，不过文字简单，没有文学手法上的创作。”
陈老还告诉我们，我们现在看到的全本百回的《西游记》是在吴承恩回到枞阳死后近20年，后人才将他的遗稿整理刻印出的。不过，也有学者对“吴承恩是安徽人”的说法提出质疑，他们认为“此吴承恩非彼吴承恩”。孰是孰非，可能还需要历史的新发现。
但不管怎样，《西游记》已成为我国一部妇孺皆知的文学作品，受到中外学者和读者的喜爱和关注，它融思想性和艺术性于一体，永恒艺术创造力在于“没有新变，不足以代雄”。书中唐僧及众徒弟的艺术形象给我们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为后人展示了进取、拼搏、求新的精神。有学者就指出，《西游记》比美国科幻小说还早300余年，是世界上一部具有科幻性质的艺术作品。
今年50多岁的陈松郭是枞阳县地方志办公室编篡室主任，从事县志研究和编篡工作已有二十多年了。在多年修志生涯中他积累了大量珍贵历史资料。陈主住介绍说，在枞阳县第一轮修志过程中他阅读了大量史料，其中《桐城耆旧传》记载一位名叫“吴承恩”的明代新野知县，其始祖即为高甸(今枞阳境内)吴氏。在吴承恩留下的为数不多的史料中，也提到吴承恩曾在新野担任知县。因此，陈松郭怀疑此“吴承恩”极可能正是《西游记》的作者。2005年12月号《志苑》上，刊有吴攸霞《此吴承恩非彼吴承恩》一文，读后感到吴女士的想法与我几年前的想法一样。为弄清吴承恩其人，我先后仔细阅读各版本的《桐城县志》和明代的有关史料，关于吴承恩的文章浏览，可能也要比吴女士读得多一点。人们已习惯了固有的思维定式，但我则更喜欢孔孟夫子“读不思则罔；尽信书不如无书”的警句。《西游记》作者的有关论证，并不是空穴来风，胡思乱想。文史工作者就考证而言，犹如今天的律师，必须要拿出详实可信的证据才能说话，在《志苑》上我介绍吴承恩其人其事，还特地介绍了吴承恩时代的人文环境，其目的是让读者了解明代小说，还不是中国文化形态的主流。《西游记》虽然被当时社会广大民众所接受和喜爱，但小说仍被排斥在道儒释“正学”的门槛之外，直至“长衫先生”被掀翻之后，小说才被世人确立为文学艺术，并承认其社会价值。古代小说家被称之为“稗官”（相当于里师一级的乡野小官）。《汉书•艺文志》载：“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读巷议，道听途说者所造也”。孔子对小说也有评价“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不）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求，此亦多刍荛狂夫之议也”。查桐城各版本县志，儒林、文学、艺文类均未见有真正意义上的小说书目记载。
桐城县志的艺文共设20余个类目，其中小说家类仅记方学渐等人的杂文、散文性的小说，其文多为对事对物的感悟、见解等描写。可见明清时代小说文化的地位。明代的吴承恩在当时也并非是什么著名人物，他与明代画家唐寅命运一样，是死后被人发现和推崇的。吴承恩死后20余年，全本《西游记》才问世，所见最早版本是1592年南京《世德堂》刻本，其后为崇祯年间刻本，清代共6个刻本。《西游记》的问世，引起了出版商和文人士大夫的注意，喜爱《西游记》的文人也开始搜寻作者的遗稿及诗文，在天启年间，由后人整理的《射阳先生存稿》也相继问世，《淮安府志》也在“人物传”中记载了吴承恩，我认为这并不奇怪，枞阳县地域的人，今桐城县志不仍然记入县志吗？这也不奇怪，明代至民国枞阳均属桐城县。今天的人们很难知道古代的行政区划是依据星象学家的占星术而制定的。中国的天文学是世界上最悠久的文化，从殷墟的甲骨卜辞，到《史记•天官书》以及明清各地志书，无不设“星野类”，“周礼封域，皆有分星，以观妖祥”，按照天象学“安庆在斗九度分野，桐城应在斗九度中”。桐城自古在扬州之域，地属大江南范畴，均为牵牛婺女星座。因此，桐城、枞阳在明代1368—1644年，先后属江淮行省、江浙行省、河南江北行省的安庆路、道、府。我认为是后人据天启年间的史料论证，并不知吴承恩到底是“淮上淮下，江右江左”的人，别说是生卒年月了。仅我现在所掌握的资料，近现代人对吴承恩生卒时间的说法，大致有这么几种：史学家李希凡引用鲁迅的考证，认为吴承恩的生卒时间约1510—1580年；《辞海》载为约1500—1582年；吴承恩故居介绍约1506—1582年；刘怀玉认约1506—1582年；毛光舟认为约1503—1582年；《历史辞典》载为1500—1582年，1570年开始编写《西游记》。实际上吴承恩已死去6年了，为何出现如此众说纷纭的现象？其根本原因就是局限于《射阳先生存稿》和后人整理的相关资料；加之古代区划的不断变革，地理环境的不断变迁以及古文记事的高度简洁和好事者胡编乱造所致。要不然在明清时代就不会出现诸多的考据、训诂学家了。
我们在考证无方的情况下，家族的谱牒和地方志资料为我们提供了可靠的历史依据，吴承恩的《墓志铭》的首次发现便是明证。众多学者在资料缺乏的情况下，推定吴承恩的生卒年基本与《墓志铭》记载相吻合，入仕时间也仅误差1—3年。吴女士所说“吴承恩再任新野知县10年后《西游记》作者才刚刚步入仕途”的说法，是不合实际的。为何吴承恩的卒年，学者们的推定几乎是一致的？因为大家都是依据《西游记》最初刻本，把时间向前推了一个时段而定的，并不知道吴承恩早在20余年前突发脑溢血而去世，在无据可依的情况下，但还是推定出《西游记》小说是作者死后问世的正确结论。古代的桐城、枞阳地属“吴头楚尾”，又是吴楚文化交融、撞击的中心。清康熙十二年《桐城县志》对枞阳有这样的描述：“山明水秀，缙绅（官员、绅士）多发迹其地，枞阳为桐邑首镇，三江水口，春夏江水由枞阳而入，弥漫于练潭、松山………等湖，相连百里，秋冬江水由枞复归于江，鱼族繁衍，罟、罶、罾、笱、日夜渔猎、无遗余力，又兼舟车络绎，稻米腾涌，殷富侈靡，争斗成习……若孔城、三角潭、破罡等处，水虽通江，土脊民朴……北峡关为舒城门户，寥寥村落，视东南沃饶，相去远矣”。枞阳丰富的人文和物质资源，又促进了文化的繁荣与交流，明代的阮鹗，方学渐等一大批文人学士与江浙文人墨客过往甚密，多有唱和之作留存于世。从志书和史料中发现，直至清代的“扬州八怪”之一的金农，也曾作过“忆枞阳舟中看月”的山水画，并题有词句；浙江“性灵”派作家袁枚曾为枞阳文士撰写过《墓志铭》（见志书），而袁枚死后，枞阳的姚鼐又为他撰写“墓志铭”。由此可见枞阳与江浙文化交流之广泛。
桐城文化兼容性也很大，无论是儒学、理学、心性学、医学、占卜学均与江浙有交流之处，但又保持其地方的独立性。如吴承恩《墓志铭》把生卒的“时生”均明确记载，其原因是桐城地域十分讲究五行、天干地支、风水等，吴承恩的外甥方学渐不但深研“正学”而且还精通“黄老、风水、占卜”之学。吴、方家族世代均为书香门第，吴承恩又是一个博及旁通的人，所以《西游记》第一回开篇，就大讲“乾坤”均在天干地支的“时生”支配下而造化。时生是桐城、枞阳人的文化常识，谱牒中特地标明吴承恩生死“时生”也就不难理解了。吴承恩生在15世纪的明代，当时社会已萌生资本主义的苗芽，无论是经济结构、生活方式、精神面貌均发生一系列的深刻变化。据《博平县志》载：“至正德嘉靖间，古风渐渺……，由嘉靖中叶以抵于今，流风（风气）愈趋愈下，惯刃骄吝，互尚荒佚，以欢宴放饮为豁达，以珍味艳色为盛礼，其流（风气）至于市井贩鬻厮隶走卒，亦多缨帽湘鞋，纱裙细袴，酒庐茶肆，异调新声，泊泊浸淫，靡焉不振，甚至娇声充溢于乡曲，别号下延于乞丐……”。字号本来就是文人士大夫们享用的特权，到了吴承恩时代，就连讨饭的都能自取别号，别号泛滥到如此程度，吴承恩为何不能以射阳山地名自取别号？吴女士就因别号不同，而断定吴承恩不是枞阳人？众多文章都一致评价吴承恩自幼聪慧颖异，吴女士说故居有这样的描述“吴承恩自幼喜读神话故事”和“常听父亲讲有关淮河水神及僧伽大圣等故事”，字里行间试图证明吴承恩是个聪明过人的人，但我可不这样认为，我敢断定这是后人的杜撰之作，恰恰证明这个吴承恩可能是个平常的儿童。中国古代提倡的是“学而优则仕”，学什么？儿童先入私塾学蒙学，首先读的是《三字经》、《百家姓》、《幼学琼林》、《龙文鞭影》，这些都是儿童必读之书，然后才能读《大学》、《四书五经》之类。明代儿童读本函盖了从三皇五帝到人文地理，历史掌故、神话、官制、礼乐等，其文史知识比当今的高中语文知识还丰富，还深奥。塾师首先要求儿童必死记硬背（即今人称之为读死书），然后塾师才逐字逐句将韵文进行讲解，儿时的吴承恩难道自己读，老师讲还不够，还非得要父亲再讲才懂吗？清代杭州“诂经精舍”的主讲俞樾，9岁就能批注经书，反差如此之大，这个吴承恩又是什么样的才俊呢？吴女士又转引故居介绍“吴承恩淮安河下人，曾任长兴县丞”，明代长兴县既然属江苏区域（西邻安徽的广德）他怎么可能在本地做官呢？史学家许大龄《明代官制》讲义中的一段话，可以说明明代任用官员的基本原则：“明代天下各地皆建仓储……，江南为肥沃之区，因户部侍郎郭恒案，明太祖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曾下令户部不得任用浙江、苏州、淞江、江西人做本地官，恐其通过同乡诡税作奸。除建文帝（在位仅4年）曾短期改制外，明代一直遵守这条‘祖训’”。清代基本沿袭明制，桐城县教谕及以上官员均为外地人（可参见各版本桐城县志）。据此推断，任长兴县丞的吴承恩决不是江苏人，由此可证明，两个吴承恩之说不能成立，更谈不上官职不同了。
据清康熙十二年《桐城县志•选举》记载：桐城县明代277年各时期的进士81人、举人76人、贡士204人，其中贡士有传的33人，方学渐、吴承恩均标明有传，因志书残缺未见其传，只有道光七年《续修桐城县志•宦迹》里有吴承恩为官的简传（就是吴女士文中提及的），而吴承恩长子吴善养录入志书的“笃行”类，其记述是“吴善养置义田以赡族之贫者，族叔承力无子，给膳田终其身，其父承恩效余典，修祭议及善养营建祠堂于正寝东，置祭器，礼仪加饬焉。”字里行间说明吴善养是个孝子，也显露出吴承恩还是以传统的“正学”为主，创作《西游记》并不是他的主业，可以说，明清文人没有一个敢自我标榜是小说创作高手。如清同治年间，枞阳人许奉恩著《兰苕馆外史》，（今四川、黄山书社均发行过此书）在自序里还颤颤惊惊地说：“阅者不以语怪“悖圣”见责，幸甚！幸甚！”为何他怕戴上违背“圣学”的帽子？因他的这本书是仿蒲松龄《聊斋》而作的“志怪、传说”体裁的小说。青年时代的吴承恩基本上是在南京求学赶考，再求学，再赶考的岁月里度过的。枞阳的进士、举人的考场不在桐城县，而是在江南省。地舆志曰：“江南省东滨瀛海，西接楚湘，北连齐豫，南引江浙而大江贯其中，审寰宇全势特偏隅尔。而人文财赋（税收）甲天下，岂地利固殊欤“（见清•张英、王世祯主编的《渊鉴类函》）。
江南省当时辖今山东（部分）、江浙、安徽，明末清初仍管辖江宁、徽州、宁国、池州、太平、安庆、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淮安（山阳县是淮安府辖县）、扬州、凤阳、庐州14个府；州辖县的有广德、徐州、滁州、和州，全省共有95个县，府辖州13个，独立直属省的州4个。明代的江南省地域广袤，桐城离南京的江南省（当时属江宁府）590里，到京师（北京）是3000里。崇祯4年是58560人，14000余户。应上解江南省各卫仓本色米数是2661石（担），每担约今75公斤。还有其他上解和储存米粮。桐城生员的考试盘缠银（每人）一两二钱照数带征（明朝实行带征制）三年汇解布政司（省）。因明代每三年大考一次，还带征江宁科考的场屋银二十二两（小数略）；武举供亿银二两六钱，三年汇解布政司科考、武场应用。这些钱都从县财政税收中列支。（见康熙十二年《桐城县志、田赋》。31岁的吴承恩考中贡士后，为何“常游苏淞间”？按照他的秉性我认为其原因不外乎四个因素：（1）因受家学影响，大有“男儿立志出乡关，学而未成誓不还”的意味；（2）家庭殷实，加之南京陪都有方氏家族的人为官，生存问题能得到解决。（3）便于按期赴考，免除因交通不便，来回折腾；（4）在省城能接触到各类文人学士。但明代的吏制腐败，又使他屡考屡败，“凡七试场屋不第”，当然“七试”并非实指，是形容吴承恩多次赴考，最后没办法只得走“谒选天官”这条路，谒选天官是要付出物质和精神代价的，投帖子、找门路，还得要经受“朝追肥马尘，夜叩富儿门”的痛苦屈辱和心理折磨，如有人举荐才可能为官（明代举荐制是负有连带责任的）。在谒选天官的过程中，吴承恩已耗去风华正茂的黄金岁月，行将入暮之年，44岁才被派往河阴县任职，在“墓志铭”中可以看到，他所任的县份都是既贫穷又难治的地方，虽然他以一个读书人的良知和才干，做出了许多令人怀念的政绩，但缺乏官场上的明争暗斗、互相凌夺的技能，又因“神仙斗法，小鬼遭殃”而怒骂上司被解绶，所以他只能发出“宦海茫茫何是岸，此身今已到吾家”的感慨。只有在无官一身轻的情况下，吴承恩才有可能追逐往日失去的爱好，吟诗写作。
吴承恩回归乡里到突发脑溢血去世，其时间总共只有6年，要是没有多年对《西游记》资料的积累和收集，而仅靠个体的独立创作，要完成百余回全本《西游记》是不可能的。《西游记》第10回前半部分写魏征斩妖龙一事，《永乐大典》13139卷也保存西游记话本残文，人物为两个渔翁，而吴承恩将其改为一个渔翁、一个樵夫，凭着家学的功底，增加了大量地诗词对答，而情节的描写与残本完全一致。这一迹象表明，吴承恩创作时，曾参考过许多流传在幕府和民间的大量传奇话本。吴承恩卸官后的心情是非常复杂和惆怅的，仅有几个破箱里的书籍伴他回到故乡。《西游记》应该是他在卸官之后“掩关无事，简点废帙”、“不受天下百官气，养就心中一段春”的环境中创作完成的。《西游记》属民间文学的典型艺术，远比文人创作的历史要长。正如鲁迅和李希凡先生考证的一样，最早有《大唐三藏诗话》说唱本和金人院本《唐三藏》，随后又有《四游记》汇集成书，还有齐云杨志和编的《西游记传》40回本，《西游记传》对唐僧取经的故事记述已初具规模，不过《西游记传》的记述“简略者多”，而且没有文学手法上的创作。鲁迅说吴承恩是个通才，“敏慧淹雅，其所取材，颇极广泛。”正如史学家张紫晨所说“由于创作者的专长与爱好不同，生活范围、情致才调和所处环境不同，故对民间文学的吸取与选材角度也就各不相同”。鲁迅说吴承恩“生敏多慧，博极群书，复善谐剧（极具幽默的人）”其幽默性杂记有数十种。“又能诗，其词微而显，皆博而深……，为明（代）淮郡（未说具体地名）诗人之冠”。吴承恩不但才学过人，而且能将故事“翻案挪移”（鲁迅语），吴承恩是个集千古之智的大成者，而且后来者居上。《西游记》中，除唐僧属正统的仁人君子外，和他一道取经的众徒弟都是一些曾犯天条（触犯法律）的人，吴承恩把这些人均演义为畜牲形象，既写兽性一面，又写人性一面。正如鲁迅所说“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人畜同道，诙谐滑稽。在造型摹描的手法上，吴承恩的大胆创新，在明代小说史上是别开生面，令人瞩目的。吴承恩死后近20年，后人才将他的遗稿整理，刻印出全本百回的《西游记》。
这部旷世奇书问世后，虽然赢得社会广大市民阶层的极大喜爱，但也引来众多文人墨客的评头评足。有的认为《西游记》荒诞至极，有的说“打浑漫骂”。明万历年间的张处咎评说“小说家以真为正，以幻为奇，画鬼易，画人难，西游幻极矣，所以不逮《水浒》者，人鬼之分也”。意思很明确，《水浒》是写人，《西游记》是写鬼，谁也没有见过鬼，可以乱造胡编。张无咎还说《西洋记》就像王巷金家的巫师，专靠说谎乞讨布施，效仿《西游记》的人是个愚蠢的人，他认为《西游记》的奇幻构思已达到登峰造极，再仿制就是古人所说的“似我则死”。明末啸斋主人则评说：“西游妖魔百万，不过欲剖唐僧而俎其肉……”他认为《西游记》不如《西游补》，其实《西游补》的作者是深得《西游记》真谛的人。董说在《西游补》杂记中说“书中之事，皆作者所历之境，书中之理，皆作者所悟之道，书中之语皆作者欲吐之言。不可显而隐约出之，不可直言而曲折显之，不可入文集而借演义达之”。当时的许多文学之士并末弄清吴承恩是借《西游记》而抒发自己的许多怒愤和不平之事的。世人称为异端，文妖的嘉靖年间进士李贽（字卓吾）也曾刻印过“李卓吾批评西游记”，值得玩味的是明末的方以智（吴承恩曾孙辈）对李贽十分反感，他在《东西均》一书中说：“每叹李卓吾，自负尖快小才（因李贽狂傲，逢书必批），纵其偏见，欲一手抹天下，作第一人，而官不意（做官不得志），遂发愤噀血，助以穿魔之杖，以颠倒其说为快意，一切不顾，以为诡骇天下则得名更速（快），故专骂好名者，正自家好名之至耶”。方以智是对李贽的释学见解不同，还是因李贽批评《西游记》太过火而反戈一击呢？鲁迅说“《西游记》讽刺揶揄则取当时世态，加以辅张描写”“作者禀性，复善谐剧，故虽述变幻恍惚之事，亦每杂解颐之言（喜欢搞笑）；而胡适对《西游记》有这样的评价：“前七回在于他的滑稽，《西游记》至多不过有点爱骂人的玩世主义”。两个大家的看法完全相悖。
吴承恩的《西游记》流传了四百余年，也被后人评说了四百余年，人们在不断地阅读和研究过程中，越来越清晰地看到了他的存世价值、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西游记》里，应用了大量的诗、颂、偈、赞，而且还记述了许多与桐城、枞阳有着联系的风俗、物产、景观等，读后使人感觉似是而非、似曾相识。如第一回中“群猴避暑，都在松阴下顽耍”的描述，猴儿们“抛弹了，挖么儿（抓石子）”的游戏，枞阳农村至今仍流传这种游戏。枞阳人以“猴”的外号为儿辈取乳名司空见惯，全家小儿以“大猴、二猴、三猴、小猴”为乳名的屡见不鲜。如书中提及到的药物“秋石”，自明清以来这是桐城的著名物产。又如书中的“火焰山”，江浙则没有，而枞阳浮山是远古时代火山的喷发地，至今仍有“火焰山”古地名（在今浮山附近）。如书中所述的“水帘洞”犹似今天浮山的“滴水洞”，宋代王安石曾题“水帘洞”于浮山（见志书）。书中的“花果山”也犹似今桃花村的美好景象。书中描述海底世界中的水族品种，未见一个品种是海洋中的动物品种，大都是长江流域的水生品种。所有这些扑朔迷离的表现形式，都为后人留下探索不尽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