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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是如何“落网”的？

我第一次触网是在1997年4－5月间，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当时一个朋友带我到武汉市电信局开的网吧上网，帮我注册了一个免费的电子邮箱，那就是在世界上第一个免费电子邮箱系统hotmail上注册的，而且我注册的用户名还是三个字母的：gzx@hotmail.com。现在还在用，以后大家要给我写信什么的，就可以发到这个信箱。当时还注册了免费个人主页，不过要自己编写HTM文本，很麻烦，玩了一段时间就丢了。那时候中文网页非常少，可以看到的一些都还是海外留学生建的网站。当时在线聊天方式、BBS系统都很原始，好像还没有论坛。不过到1998年情形就大不一样了，中文网站一下子如雨后春笋冒出来，抢注域名也成为当时的热门话题。1998年我在网络上干了些什么，现在已经想不起什么来了。1999年我的闲暇时间很多，上网频率也增加了，现在印象最深的是我驻南联盟被轰炸后网上群情激愤，我也是在当时上的强国论坛。

1999年底，我来到深圳，这就宣告我与网络告别朦胧阶段，进入热恋时期。这是因为，我在深圳第一年的工作基本上都是与互联网有关，同时也对我的人生道路产生影响。

首先，我在深圳是通过网络找到工作的。在深圳找工作，一般是去人才大市场，那里招聘单位很多，但应聘人也很多，满意的工作机会不会很多，但我还是投了几份简历，没有报太大的希望。我准备了另一手，那就是在武汉的时候，先在人才网上找到了深圳一些公司的招聘信息，然后根据这些信息在周一开始逐一拜访。没想到这招果然奏效，一个星期内先后有两家公司通知我被录用，都是网上找到的信息。我后来选择了其中一家，并于12月8日正式上班。这是我第一次享受到互联网带来的实质性便利。从更深的意义来说，这也是网络给我带来了一次发展的机会。当时正值互联网热潮，各种网络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录用我的两家公司也就是从事财经证券网站开发运营的。因为我的财经专业背景，以及多年的证券从业经验，加之对计算机和互联网还算熟悉，因此在2000年前后的互联网热潮中我很轻松地在深圳找了一份工。

就这样，我在20世纪最后几天成为一个时髦的“IT人士”。成天与互联网打交道，没有使我成为一个“网虫”，对于网络聊天之类的没两天就厌烦了；也没有使我成为“网络写手”，尽管曾经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在这段时间，我对互联网的认识逐渐发生变化，于是在2000年2月至3月间，先后写了一系列的网络批判文章--《是“迷网”还是“迷惘”》、《警惕网络泡沫的癌化与扩散》、《魔化的跑鞋与神化的技术》、《163电子邮局的悲剧--网络舵手触及现实之礁》、《瞎子总比白痴好》，以及11月间写的《要“刺刀”还是要“安全带”？》，都发表在当时比较著名的IT评论网站Chinabyte上。这些文章的观点主要集中在：

1.互联网对社会生活尤其是青少年的影响。互联网的本质是一种工具，但在当前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出现了沉溺于网络的“迷网的一代”。海明威所谓的“迷惘的一代”出现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并逐步繁荣的黄金时代，反映了那个时代青年人在思想上的危机，但不管怎么说他们还是“社会人”，体现的还是基于社会层面的矛盾和冲突；而我们现在“迷网的一代”崇拜技术，依赖技术，俨然是“技术人”。“社会人”还有思想，有意识，在迷惘中挣扎；“技术人”多梦想，甚至幻想，在虚拟中沉溺。因此，“社会人”迷而既惘，毕竟能感觉到失落，是积极的消极；而“技术人”迷而不惘，体验不到空虚，不知道失落，完全是消极的积极。这是二者的根本区别，也是“迷网的一代”的可悲可怖之处，更是我们社会所应关注的重心。

2.信息产业的发展前景。那时我主要从事财经网站的组织架构与内容的策划，这种工作介于网站技术与网站内容之间，有利于掌握网站的发展方向。我一直认为，以互联网未核心的信息产业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但当时互联网的发展存在泡沫，随时有破灭的危险。2000年前后网络泡沫出现的原因在于受到“注意力经济”或曰“眼球经济”等理论的误导。我认为，“注意力”不是经济学范畴的资源，“注意力稀缺说”只抓到了网络与知识经济的一点肤浅表象，却没有深入到问题的实质。网络与知识经济最重要的资源应是“信息”--有创造力的思想和知识，稀缺的资源应是这些有价值的信息。但在“注意力经济”的误导下，网站运营“概念先行，运作在后”，结果都玩烧钱的游戏，在纳斯达克市场上的表现也就像是击鼓传花，“鼓”已经敲了很久了，但“花”随时都有可能停下来。网络经济要想获得实质的发展，首先必须融入传统产业进行创新。其次，在信息爆炸的知识经济时代，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信息的收集和整理，而在于信息的处理和利用，也就是信息的深层次加工与开发。网络公司的转型，就是要从所谓的“眼球经济”转向“头脑经济”。只有这样，才能体现网络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才能体现知识经济的内涵。从那时起，我有意识地去学习信息情报学与信息分析的知识，因为我相信，这种知识不但是网站策划所需要的，对自己日后的工作和学习也将是非常有用的工具。由于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和一定的实际工作案例，我曾打算就此编自己的第一本书——关于网站策划和互联网信息分析的书，但没有想到的是，我的“处女书”却是意料之外的一本，而这个选题一直未能动笔。

3.当时中国IT从业者理想主义色彩过于浓厚。当时无论是创业者，还是软件开发人员或投资者，对互联网发展前景所迸发的激情与想象力让人叹为观止：商业计划书上是几何级数增长的业务，员工们津津乐道的是公司高层会有多少期权。除了他们的设想太超前以外，更致命的一点是他们忽略中国特有的营商环境与商业规则，特别是涉及到传统产业的时候。2000年163电子邮局的转让风波便是一个典型案例。此外，我所在的财经证券网站也是如此。但当时很少有人注意到这点，尤其是那些刚才国外回来创业的“海龟”们。

时隔四年，现在回头再看当年的文章，颇多感慨。

对于上述的第三点，我当时已有非常清醒的认识--证券网站发展方向应该是交易服务型，单纯的内容咨询服务是没有前途的；而证券交易在中国是严格管制的，当时以民营资本为主体的财经网络公司如何能涉足？因此，当我所在的公司把方向确定为证券交易时，我决定另寻出路。当时恰有一家开发财会系统的公司要我过去，于是在2000年3月，我刚过试用期便跳槽了。过了一个多月，2000年4月30日，中国证监会发布《网上证券委托暂行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只有证券公司才能经营证券网上交易，从而宣告了当时各种证券交易类网站（均为民营，当时证券公司还没有自己独立的网上交易系统）的死刑。不久，当时证券交易做得最好的网站“盛润”最终被广东证券收购，盈时通最后被迫在手机短信炒股方面发展，但这个方向也不容乐观，而我所在的公司最后在2000年9月关门。这次经历使我认识到，由于中国经济将在很长时期内处于转型阶段，新兴产业在中国的发展决不会像国外那样简单。

对于第二点，我是2000年3月2日在chinabyte上发表，当时正值网络热的颠峰时期，没有几个人关注。到了4月，美国纳斯达克崩盘，风光一时的COM公司大量倒闭，到了2000年下半年中国的互联网产业危机出现，泡沫开始破灭……现在我想，那时我还是有出名的机会，那就是我是最早提出“网络泡沫破灭论”的几个人之一，至少不会晚于吴敬琏先生。2000年3月5日吴敬琏先生在参加政协小组讨论会间隙表示，虽然中国很热心谈“新经济”，但以此炒作网络股是很危险的，并说“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吴敬琏先生此番言论在互联网和资本市场引发强烈反响，一直持续到2001年初。当时IT媒体的主流论调是以某实验室为首的“泡沫有益论”，而且当时主要IT媒体也有意排斥“泡沫破灭”论，而chinabyte一直是弱势媒体（后来被天极网收购）。不过，这档子事当时我就忘了，只是现在回头整理时才发现自己晚“成名”好几年，不禁慨叹人微言轻，“马太效应”可谓无所不在。

对于第一点，也许是太抽象，我不知道是否得到验证，也不知道以后会否得到某种程度验证。不过，我当时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互联网对中国社会生活的改变和促进，会首先出现在政治生活领域。2003年，无论是孙志刚事件，还是刘涌案的改判，还是最近宝马案的重审，都体现互联网空间在广度之外，其纵深出现了出人意料的扩展，从而使互联网空间在中国发生根本改变。互联网空间在中国的突破性前进和发展不是形而下的方面，而是形而上的领域，这是中国人的幸运呢，还是中国人的悲哀？也许是一种无奈？

二、我是如何“抛弃”深圳的？

两年前，我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的名字会和深圳发生如此强烈的作用。我对深圳认识的深入始于在人民银行工作的那段时期。

由于对网络公司前景并不看好，加之其他原因，2000年9月我进入人民银行深圳中心支行资料室做编辑。人民银行进人很难，我当时做的内刊编辑工作属于临时招聘性质。不过，身份地位如何并不重要了，我也没有想过成为人民银行的正式员工，而我看重的是在那里我能与各种报刊资料（尤其是各种研究报告和海外资讯）打交道。98年人民银行改革，深圳分行降为中心支行，权利缩小，地位有些尴尬。当时我的工作就是每天早上迅速浏览境内外各种报刊，然后摘取重要财经资讯，然后汇编成册（其名为《金研内参》，现在仍存在），最后发给各部门以及各会员单位。这份工作对我来说轻而易举，做起来比较轻松，更重要的是我可以获得大量资讯，而且也有时间来思考一些问题。

现在想来，那时的我有点像当年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毛泽东，一样的临时工，一样的可以自得其乐。我在那里就有幸认识了人民银行研究所所长李强老师。如果要谈早期深圳金融业的发展，就不能不提及李强。上个世纪80年代，作为人民银行最年轻的处长，他在理论研究上率先为深圳金融业发展拓路辟荒，主持编制了深圳金融业发展的八五规划、九五规划。目前深圳金融业的发展已经站在一个很高的平台上，但其思路与框架仍不出他十年前提出的思想，尽管现在深圳金融界已经把他淡忘。不过李所长是一个非常超脱和达观的人，在我印象里，除了看书著文，他还喜欢喝点酒，喜欢在深圳寻找美味餐饮。一旦发现一个特色餐馆，他会邀上我，以及另一位与我同在人民银行做过临时工的朋友，进行一个“三人行”的聚会神聊。于是我们三人轮流做东小聚。我们俩是小辈，尊他为老师，但他喜欢我们叫他李所长，把我们当作忘年交。李所长阅历丰富，见识广博，此间获益匪浅。由于我飘在深圳，他就认为可惜，一直想为我推介好的工作机会，并勉励我：“机遇始终青睐有准备的头脑。”此话终身受用。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没过多久这句铭言竟得到了应验。

由于在人民银行做临时工的不确定性太大，为长远计，我进入一家证券咨询公司做分析员，那是2001年1月8日。我在武汉曾做过三年多的投资银行，对证券一二级市场非常熟悉，进入证券业可谓回归本行，但是我对二级市场分析研究的兴趣始终不大。因为此前我一直鄙夷“股评”，但那时却要我以“股评”谋生，而且一做就是两年多。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似乎是命运对我的一个嘲弄。两年间除了“看图”，就是“说话”，每天要写一千多字，一年以250个工作日计，两年下来应有近百万字的内容，但我一直视之“垃圾”，未作留存。由于人在江湖，对深圳金融证券业的发展了然于心，2002年初以来就想就此写一篇理论探讨性质的文章。然而，每天上班一千字的出稿工作足以叫人殚精竭虑，写完后就不想再动脑筋，因此，文章一直难以动笔，更不用说写什么网站策划之类的书了。

2002年国内证券业持续低迷，深圳证券业由于创业板迟迟不开而更显冷清，周围不少朋友纷纷离开深圳去上海发展。是否还要在证券业发展，是否还要留在深圳？那时在深圳的证券从业者，恐怕都要考虑这个问题。而我想，还是要通过实证来解答困惑。利用休假，2002年8月底9月初我去了一趟杭州、上海。没想到这一去，就引发了以后众多意想不到的故事。回深圳后感慨良多，原先想写理论性文章（关于深圳金融证券业发展）的想法随即发生改变，酝酿文章的时候思路开始发散，把焦点定位在深圳这个城市的历史命运上。找到这个点后，酝酿了两个月，10月底开始动笔，到11月初就基本写出来了，这篇文章就是《深圳，你被谁抛弃？》。不难发现，该文仍保留有从金融证券业切入的明显痕迹。对于文章的标题，在动笔之初就锁定了“抛弃”两字，我认为没有其他更好的词语可以代替这两个字，其间只是就用被动语气还是用主动语气而斟酌了一下。11月10日又看了一场球赛，我很少看球赛，一年难得有一次吧，但让我没有想到的是，那天球场上的狂热、失落以及迷惘的情绪竟然与我当时的思想感触紧紧呼应。所以后来我说，我那篇文章只是引爆了深圳人的集体情绪。

文章写完后，我决定先放几天。这是因为，我一直有个习惯，文章写完了喜欢放几天后再润饰一下，另一方面，当时正好十六大召开，我得谨慎一点。十六大召开时，各论坛发贴控制很严，另外，大家的注意力都在十六大的开会内容上，我这篇文章很难分散大家的注意力。十六大结束的第二天，11月16日下午，我以“我为伊狂”的马甲把这篇文章贴在人民网的强国论坛上。当时人民网系统有点问题，该文被迫拆成几个部分贴出，为了在网上留下一个完整版本，我又在新华网的发展论坛上贴了一次，用的还是同一个网名。从上网发这篇文章来看，当时纯粹是一种网络行为，是为了表达一种不得不说的情绪，而这种情绪在网上表达出来会更加畅快和淋漓尽致。选择人民网和新华网贴出也是经过考虑的，因为这两个网站政治性很强，一旦能在这上面通过，就表明没有什么“政治错误”。没有想到的是，深圳有些人竟以这两个论坛的性质来猜测这篇文章的动机和背景，的确好笑。

对于这篇文章，我自信会引起一定共鸣，至少可以在网上“吹皱一池春水”。但是12月12日南方周末报道了我这篇文章之后，我意识到，其反响已经不是“吹皱一池春水”了，其影响已经扩大网下各个层面了，再经过《南方都市报》在2003年初的连续累版报道，从而“一石激起千层浪”--深圳上下关于深圳未来的讨论如火如荼地展开，到现在则已经向纵深发展。这表明，深圳人集体无意识的迷惘开始发展为有意识的、自觉的自我批判与反省。

深圳是否被抛弃？深圳被谁抛弃？这是两个有联系的问题。有人说，“深圳原本就没有被人“迎娶”过，何来“抛弃”呢？如果深圳算被抛弃，那全国究竟有几个地方能不算被抛弃呢？”因此，他们说，“深圳，你被谁抛弃？”其实是一个伪命题。这是这篇文章出来后最具代表性的观点。综合网上网下的反响来看，对“抛弃”大致还有以下几种看法：1.平安、招行、中兴、华为以及沃尔玛等企业都没有搬走，每年也有大量人才涌往深圳，深圳没有被抛弃；2. 没有谁能抛弃深圳，除非是深圳人自己，如果深圳人再不努力，深圳就会被时代抛弃；3. 看看深圳的现状，就知道深圳已经被自己人抛弃了；4. 深圳受到全国如此众多的关注，就知道深圳没有被抛弃。因此，要我回答“深圳是否已被抛弃”，其实并无意义。如果非要刨根问底，对“深圳是否被抛弃？深圳被谁抛弃？”进行逻辑上的推理论证，我只能说，从表面上看，深圳是被时代抛弃了，从原因上看，深圳是被自己抛弃了。不管怎样，“抛弃”体现的是深圳人内心深处的一种情绪，对过去的失落情绪，对现状的焦躁情绪，对未来的迷茫情绪。

在《南方都市报》的牵线下，2003年1月19日，时任深圳市长于幼军同志与我在广州进行了一场“平等”的对话，海内外媒体称“于幼军此举开创了中共省市长级高官与网上批评者当面交流的先河”（香港《明报》），“必定会写在深圳的历史上”（《南方都市报》）。这些更是我不能想到的。

在和市领导对话后我把手机停了一个礼拜，以此躲过媒体追踪的高峰期。二月份第一次被炒“鱿鱼”，虽有点不好受，但好在早有心理准备。7月份得知中央调研组要来深圳，我很自信地跟朋友说，他们肯定会见我。果不其然，7月25下午，接到深圳市委宣传部一位负责人的电话，说国务院领导要来调研，要我参加座谈会。

实际上，早在7月中旬我就知道了这一消息。在调研组到来之前，深圳市就组织有关部门准备材料向调研组汇报，具体是深圳市各部门各自承担了一个课题，然后汇总。其中，深圳社会科学院承担了CEPA下深圳与香港合作的课题。深圳社会科学院院长乐正教授邀请我撰写有关深圳金融、证券方面的内容。其中，我提出，深圳的金融产业应加强与香港的合作，而不是内耗。具体操作上我建议深交所尽快股份化，进行公司化改造，以市场机制来促进深交所的发展，为深港交易所的未来合作创造条件，比如两地合营创业板（深圳社科院报告另外归纳为“一板两市”）。深交所率先进行股份化的探索，将对我国证券业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同时，与香港合作推出产业发展基金、建设全国基金业培训基地，保持深圳基金业的优势地位。

7月29日晚上在深圳迎宾馆参加座谈会时，发现《珠三角失去竞争力了吗》的作者金心异也被邀请，而且我俩作为民间代表坐在一起。在一般人看来，我俩所持观点是一反一正。当时我就觉得这种安排颇值得玩味。座谈会上主要是深圳社科界（深圳脑库、深圳市委党校、深圳市社科院、深圳大学港澳经济研究所以及市体改委等）专家在发言。我是当晚最后一个发言人，时间已过了午夜12点，我只能尽量简短。由于深圳问题与香港问题紧密相连，我就从香港开始谈起。亚洲金融风暴之后，香港经历了长达6年的经济困境，但是香港始终未出现大的社会动乱，社会、经济秩序仍然井然有序。这一方面说明，香港社会有着良好的自我调节机制，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香港的市民社会基础非常好。我认为，深圳有良好的市民社会基础，这是深圳未来的希望所在，因此要加强市民社会的力量，培育社会中间层来代表各方面的利益。随着有限政府的建立，政府权力缩小，由此出现的权力真空应由社会中间力量填补。这种社会中间层主要是各种独立的行业协会和市民自治组织。此外，深圳应重视文化产业的发展，建议深圳市政府尽快成立文化产业促进委员会，同时加强与香港的合作，借鉴香港文化产业发展的经验。现在给高新技术企业各种优惠政策的多，但还没有给予文化产业优惠政策的。深圳市应考虑率先推出各种优惠政策扶持文化产业的发展，吸引优秀文化人进入深圳，防止深圳文化人才流失，促进中小文化企业迅速发展。

国务院调研组来深消息被媒体捅出来后，我再次成为媒体追踪的对象。当时有媒体报道国务院调研组在深圳的座谈会时说，呙中校大胆设想“深圳主板迁香港，香港二板交深圳”，但这个报道实际上是曲解了我的有关观点。因为深交所股份化以后与哪里合并，这个话题谈起来还早，何况这涉及到深港两地利益关系，以及金融制度差异问题，这些都不是一天两天可以解决的。不过，如果深交所股份化进行得比较好，那么一旦人民币实现自由兑换，深港经济高度一体化，那么深港交易所合并不是没有可能的。届时，深港之间可以分工，深交所主板并往香港联交所，深圳则专心发展创业板。当然，要尽快修改证券法中关于交易所性质的条款，允许交易所公司制形态设立，这是深交所股份化改造的法律基础。

经历了这么多戏剧化的事情，2003年确实是我非同寻常的一年，而我个人精神状况也发生很大改变，我首先发现我在这一年里越来越自信了。这是《抛弃》对我最大的改变。以至于到后来，我更加自信地跟朋友说，如果年终要盘点2003年网络事件，肯定少不了“抛弃”……呵呵，我是不是太“狂”了？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不是张扬跋扈、得志猖狂的人，而我敢那样“狂”说是因为我自信。自信，是我2003年最大的收获。在深圳做无业游民的那段日子，我以网文为骨架出版了《深圳，谁抛弃了你》一书，另外写了几篇小文章。书在网文的基础上继续深入，与网文一样仍属于解构性质，而小文章则提出了几个观点，当然是想建构我所解构的问题，尤其是《谁来成就“新深圳”》一文，被媒体改为《深圳，你不会被抛弃》为名刊发后，特别容易为人误读。谁来成就“新深圳”？当然是深圳人民自己。同时也有人问我，是谁成就了“我为伊狂”？是网络这个新兴的媒体？是深圳这个特殊的城市？还是因为这个躁动不安的时代？

三、互联网如何走过2003年？

2003年对中国的互联网来说独具意味。从孙志刚事件到宝马案，从黄静案到刘涌改判，从京沪高铁到保钓行动，网络以其特有的广度和速度影响中国社会生活的进程。有人说，2003年是中国“网络舆论年”（方舟子），是网络媒体的分水岭，是中国互联网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也有人说，网络舆论是“一桶解渴的马尿”（鄢烈山）……凡此种种，都表明网络在中国转型的2003年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当然，我也很荣幸能在2003年的互联网打下自己的烙印。

现在评估2003年网络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和作用还为时尚早，但可以看出其特点和发展趋势，那就是网络媒体开始在公共领域发挥影响力，成为真正的大众文化媒介。

何谓“公共领域”（Public Space）？约翰·哈特利说媒介就是“公共领域”：“电视、通俗报纸、杂志和摄影，即现代时期的大众媒介，是公共的领域，即公众被创造和生存的场所和手段。”可是，中国现阶段的电视、报纸、杂志这些传统媒体面临重大问题时不是集体失语就是矫情造作，这样才使得网络轻易走向时代的前台，成为人们相互交流并达成某一公共政策意见的重要平台——这恰恰是“公共领域”的灵魂。在这个背景下，网络在2003年适时抓住了公共领域的话语权，从而充分展现了其作为第四媒体的舆论力量。而在此前，网络的公信力一直是受到质疑的，如“盖茨被刺”的网络假消息即为论据之一。由于公信力不够，因此，2003年以前网络的作用和影响被局限于个体交流的私人空间，例如电子邮件、电子商务以及聊天室、BBS等（这并不是说此前网络在公共领域没有影响，只是太小）。因此，网络舆论在2003年的突然爆发还是有时代背景的，发挥了传统媒体不可替代的作用，而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的互动更成为2003年一道靓丽的风景。

何谓“真正的大众文化媒介”？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被认为是大众文化的载体和媒介，而我认为它们是“伪大众文化媒介”，说好听点是“准大众文化媒介”。媒者，沟通各方，谋合异类，而传统媒体基本上是单向传播，交互性极差，难以实现真正的大众沟通与交流，因此忝有“媒”名。此外，无论古今中外的传媒，由于单向地来反映普罗大众的生活与思想，都免不了曲解善意，骑劫异议，这是“伪”的又一方面。而互联网却赋予每一个参与者以平等的话语权，同时网络以其多元性、交互性使每一个“落网者”的意见可以充分表达和传递，这样普罗大众不再只是被模仿表现的客体，而是掌握了话语权的主体，可以充分运用自主权利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和文化状态。这是网络作为大众文化载体的意义所在。

作为真正的大众文化媒介，网络的作用不仅仅局限于沟通，而是将带来一场文化变革。按照马克·波斯特的观点，印刷媒介开启了启蒙文化的序幕。既是“启蒙文化”，那就是一方主动，一方被动，显然这是以精英为中心的文化架构体系。一般认为，以广播电视为代表的传统电子媒介开启了大众文化的序幕，但以其运作的方式和单向的传播来看，这种媒介仍是精英文化的延续。而作为真正的大众文化媒介，网络从一开始体现的就是非中心主义，从来没有所谓精英和平民的意识。“在互联网上，没有人知道你是一条狗”（比尔·盖茨）。由于多元、交互以及快捷的特性，网络使每个人成为网络上的一个结点，从而打破了精英文化体系的层级结构，另一方面，网络又以海量空间和智能化打破精英文化体系的知识垄断格局，使普通个体可以在网络上迅速崛起成为“意见领袖”（这一点将在下一节详细阐述）。因此，互联网让每一个人都有成名的机会，而且比以往要寻常得多。我就是互联网的受益者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是网络成就了我。

2002年消费者在5大类媒体的使用程度上，互联网（使用率13%）已经超过报纸（5%）和杂志（3%），虽然还远远低于电视（48%）和广播（31%），但互联网的使用率年度增长率达到23%，其他各类媒体或者处于停滞或者下滑。在中国，网民人数在2003年底达到7950万，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互联网大国。由此可见，互联网的崛起势不可挡。这样一个庞大的网络群体已经形成一种网络文化生态。在这里，不但有网民直接上网来交流思想，而且还有许多“网外”人士以各种方式间接“上网”，以表达自己的诉求和主张。在这些人中，将有许多名不见经传者从社会的各个角落脱颖而出，成为网络上的风云人物或媒体聚焦下的闪耀明星。这些“脱颖而出”的价值、思想和理念等，或源于传统价值，或有别于主流思想，将对精英文化形成强烈的冲击和震撼。因此，互联网带来的绝对是一场文化变革。我们现在虽然不敢说它会颠覆传统的精英文化体系，但可以认为，它正在解构这个精英文化体系。

在解构传统的同时，我们还可以认为，现在的每一个上网者都是破坏者，破坏传统的破坏者。不管他是传统价值的守望者，还是精英地位的维护者。因为只要他上网，那就是对网络的非中心价值观的承认，同时也是在为多元交互的网络生态作贡献。

如果只有破坏，而不能创造，那么网络不但不能成就未来，而是在摧毁未来。正所谓成也网络，毁也网络。对于整个社会是如此，对于个人也是如此。网络能否成就未来，在于我们如何利用网络。

四、如何利用互联网改变未来？

从一个交互工具发展成一种公共的舆论平台，这是互联网发展史上的一大跨越。在这个过程中，尽管纵深不断延伸，但网络资源（主要是人力资源和信息资源）的整合利用仍处于较低阶段，例如有影响有组织的网络团体不多，而有规模有体系的信息资源开发更是少之又少，因此我认为网络文化还处于原生态阶段，在深度上自然不能与已成体系的印刷媒介文化相比。显然，网络的下一大跨越应是网络资源的深度挖掘（包括私人空间和公共领域两个层面），出现“知识涌现”（Intelligence Emergence）效应，充分发挥网络的知识集成与知识创造的作用。

涌现一词是系统科学里的常用词语，一般是指那些高层次具有，而还原到低层次就不复存在的属性、特征、行为、功能。比如，一颗钻石的硬度很高，但是组成钻石的一个个原子和电子与其他的原子和电子并没有区别。这表明，诸多个体通过一定规则组成一个系统，系统便会产生个体所不具有的特性，例如“1＋1>2”的规模效应。这种效应在互联网上已经出现，因为网络可以整合各种资源形成各种各样的系统，解决各种实际问题。

1999年，RSA数据安全公司悬赏1万美元，诚邀各路计算机高手破解其实验室开发设计的64位密匙RC5－64。以检验各种加密术安全性为目的的非赢利性组织Distributed.net网站最初认为，考虑到当时计算器运算能力的限制，可能至少要花100年的时间才能解开RC5－64。但是在2002年10月7日，Distributed.net宣布，在经过全球33.1万名计算机高手共同参与，苦心研究了4年之后，他们已于9月中旬破解了RC5－64密匙。他们把这个极其庞大繁重的计算问题分解成若干短小的、容易解决的问题，然后让大量志愿者透过因特网在他们自己的计算机上将这些问题逐个解决。如果一批数据处理完毕，程序会把结果发回数据中心，然后要求下载新一套数据继续计算。他们最后得到的解密信息是：“有些事情还是不知道为妙。”

显见，互联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浩瀚的资源库，如果说这些资源的价值是以乘数效应计算，而整合利用这些资源产生的价值则要以乘方效应计算。因特网上可以整合的资源分为三大类：

一类是硬件资源，即可以连上因特网的各种服务器和终端设备。如果能充分整合这些机器和设备，互联网就可以看作是一台巨无霸计算机。在英特尔与联合设备公司以前合作的癌症研究项目中，世界上有130多万台个人计算机参与，其计算能力为科学家提供了一台虚拟超级计算器，比目前世界上最强大的10台超级计算器加在一起还要强。另外，很多病毒程序以及黑客也是利用连上网的多台计算机来发动攻击，造成的危害性也越来越大。

第二类是人力资源，即连上网的各种人才。传统领域整合群体智慧的方法一般是“头脑风暴法”和“德尔斐法”，这些方法在互联网时代更适合进行，因为适用范围和运行效果都极大地提高了，如解密RC5－64就发动了各路计算机高手参与，从而使解密的速度成倍加快。通过互联网整合人力资源在某些领域显得越来越重要，例如医疗领域。去年SARS突然大规模爆发之际，互联网就发挥了这样的作用，把世界各国一流的医学家、病毒学家、药理学家等迅速集合在一起进行研讨。

第三类是信息资源。目前google的网页总数已经超过30亿，百度的中文网页数已经超过了2亿，而且都在不断增加中。这些只是显性信息，实际上互联网上还有很多隐性信息，这些信息不能被搜索引擎发现，有些甚至还不能被访问。互联网上的海量信息一方面使我们感到激动，但另一方面又会使我们感到失望或无所适从，因为很多信息看起来都是无用的。因为互联网信息以网状形态存在，显得纷繁杂乱。然而，有人利用互联网掌握了原子弹和巡航导弹的技术并公布出来，而更多的人则通过网络解决了自身所面临的现实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有一套妥善利用信息的方法。

十年前我还在大学时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当时针对企业市场竞争提出“全员信息化”（Stuff Informationization）的观点，但太过超前，难以实现，但现在我发现条件已经成熟，因为互联网开始普及。因此，2000年我在深圳从事网站策划时就全力钻研网站的信息架构体系（Information Archtechture）建设与网络信息分析利用。由于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和一定的实际工作案例，我曾打算就此编自己的第一本书——关于网站策划和互联网信息分析的书，但没有想到的是，我的“处女书”却是意料之外的一本，而这个选题一直未能动笔。

我认为，在信息爆炸的互联网时代，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信息的收集和整理，而在于信息的处理和利用，也就是信息的深层次加工与开发，即把纷繁芜杂的信息按照一定的规则或特性整理，组成一个个具有线性逻辑的数据库。这样处理的结果，使互联网信息从网状形态转化为矩阵形态的信息系统。传统的图书馆具有矩阵形态特征，但是从效率和容量上无法与信息系统相比。从2000年到现在，我收集的文字信息容量已经达到10GB，可以与一个藏书10万的图书馆相比，但在质量上我收集的信息已经远远超过这样一个图书馆。

个人拥有如此强大的信息处理能力是前所未有的，也绝对是震撼性的。因为这足以打破专家学者的信息垄断优势，使一个普通人可以在某一领域可以迅速成长为专家，甚至是权威。我周围已经有不少这样的“专家”，比如一个本业与地产无关的朋友现在已经是深圳地产界的权威人士。他的成功靠的是自学，他的影响力主要是通过网络来发挥。对此，李欧梵认识深刻，他说，“知识分子不占领网络，其影响力必将没落”。权威面临严峻挑战，这是精英文化体系在层级结构之外受到互联网又一大冲击。

如果你能充分利用互联网上的信息资源，那么你就能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

如果你能充分利用互联网上的信息资源和人才资源，那么你就可能成为某一领域的权威或领袖。

如果你能整合利用互联网上的所有资源，那么你就能改变世界，改写历史！（2003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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