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 “关西孔子”王权 |
| 作者：王琪 |
| □王琪 一 王权少聪慧,七岁能属对,十五岁以即兴之作《白雉记》而闻名乡里,十六岁参加陕甘两省举行的童子试,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中秀才,受到统考官陈世榕的青睐。陈世榕是安徽怀宁人,为当时巨儒,精于汉学,后任甘肃古浪知县,政事之余想为甘肃培养有为青年,便招甘谷王权和武威李铭汉为自己弟子,亲身培养。于是王权从甘谷出发,前往古浪求学,为陈门第子者五年。陈世榕渊博的学识、严谨的学风和廉政清明的为官之道,深刻影响了王权的一生。五年后的道光甲辰(1844)年,22岁的王权参加陕甘两省“合闱”的乡试,一矢中的,成为王家和水沟村的第二个举人(第一个是权父王汝揆),名扬关陇。 对王权而言,这是一段“一汪春水漾华年”的美好时光。山明水秀的秦州大地上有他吟诗作对的欢情,烛光摇曳的古浪县衙里有他纵谈古今的身影。醉里唱歌踏舞,月下赋诗赠答。此时的王权意气风发,神采飞扬,有一颗昂扬的进取之心和一腔豪迈的功业之志,人生仿佛为他展开了一幅迷人的画卷,取得功名、光宗耀祖、改换门庭的世代梦想仿佛触手可及,蟾宫折桂之门似乎已为他洞开。 然而,此时的科举制度早已腐朽不堪,考试成了上层统治集团营私舞弊的幕后交易。踌躇满志,心高气盛的王权,在以后连续三次的会试中,均名落孙山,榜上无名。从此,他对科举心灰意冷,再也无意进取,无意仕途,开始了他平淡而单调的教书生涯。 此后20余年的教书育人生涯中,他先后主讲于新兴、文兴、文昌、兴文、天水和陇南等书院,为地方培养了很多有用人才,关陇一带人称“张青天”的张世英即出自他的门下。其论学要义,见于《正兴书院劝学诗五首》:“人事不努力,昆仑成饭颗。后生勿自薄,真美不外贷。植品信有门,去利乃其钥。”这种重视学生素质培养,追求完美人格塑造,修身养性第一,拒绝世俗诱惑的教育思想,这种强调勤勉努力,循序渐进,独立思考的学习方法,至今值得学习借鉴。 二 20余年的教书生涯,虽淡泊却也平静,若这样走下去,他也将和他的祖父、父亲一样,以一个儒者的身份终老,然而,命运却早已为他做了另一番巧妙的安排。 咸丰十一年(1861)春,文县山区受四川一带太平天国的影响,羌族、白马藏族等占山为王,当时担任文县教谕的王权率学生萧继先临危受命,不带一兵一卒,深入30余寨,历时月半,不费一枪一弹,十余万叛民刀枪委地,重归良籍。他在《红土坡受降》诗中自豪地吟唱道:“敢挟空拳招虎兕,从来有胆是书生。”并奉劝归顺的叛民,“我今放尔林间去,莫扰民居误啮门”。1869年冬,王权以军功踏进了红墙金瓦的紫禁城,受到慈禧和同治皇帝母子的接见,并钦点为候补知县,开始了他十六年的宦海生涯,先后任延长、兴平、富平知县,政绩卓著。 公元1871年12月,王权被任命为陕西延长知县,三年后调任陕西兴平知县。经历了宦海风涛,王权彻底认清了官场的腐败,但一生恪守“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儒家信念的王权,并没有泯灭他托庇功名、大济苍生的政治理想。他冒寒风,踏冰雪来到知县任上。当时正是清军镇压回民暴动之后,是时的延长、兴平诸县,城乡残破,人烟稀少,田园荒芜,人民在死亡线上挣扎,而劳役赋税仍有增无减。 面对这些,王权没有丝毫的退却。他要在这些美丽却贫瘠的小县,实现他的政治抱负和改革吏治。王权从革除弊政、提倡节俭入手,设粥厂、散棉衣,招人垦荒,分给耕牛籽种,使农业生产逐渐恢复。光绪7年(1881)陕西大旱,王权上报的兴平粮食产量比其它各县少了许多,主政者企图讨好清庭,讳言灾情,责令王权改报,而王权据实力争,坚决不肯改报。接着,省上檄令各县续捐义谷,王权又据理力争,因而被解印罢官。他去官之日,兴平士民赴省啼泣挽留,主事者只好令其回任,于是他又做了许多革弊除奸、减负利民的好事。 他为民请命而不畏权贵,驻藏大臣过境,从者勒索钱财,他严辞拒绝,并对勒索者责以重杖。其设粥厂、散棉衣的仁风义举,杖责勒索钱财的驻藏大臣的浩然正气,拒绝虚报浮夸、为民请命的高风亮节,不仅在当时传为美谈,至今也有警示教育意义。 十六年的知县生涯,虽然他在老百姓心目中是好官清官,然而他性情耿介,书生意气,一心只想“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仁政理想,却不懂封建官场的游戏规则,让他饱尝了颠沛之悲苦,感知政治之不可为,也明白了仁政理想之虚幻,在风雨飘摇的历程中,他像一只受困牢笼的羁鸟,他要摆脱这浮华的乱世,追求另一种超然的生活。 1886年,王权在调任富平知县一年多后,便以为先人修墓为由,决意弃官归去,三次请辞后终于得到批准,他离任回乡时,富平士民要为其“撰述政绩,制成锦屏,作郊亭饯别献礼”,王权严厉指责此乃“颂以标榜之文,奉以过量之名”。途经兴平时,兴平父老夹道欢迎者数千人,同声呼喊“几载盼归来”。光绪三十年(1904)秋,兴平父老感王权政德,为其立生祠于槐树巷。他勤政爱民的事迹在陕西百姓中口耳相传,历久弥新。  三 辞官回家后的王权,在为其父修建了祠堂后,受“陇南文宗”任其昌之邀赴秦州书院讲学,期间与任合著《秦州直隶州新志》等学术著作。9年后,毅然回家,潜心著书。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他在大像山文昌宫,相约甘谷贤达,冀城文友,创立大像山文社。“每月朔望,人各持钱十五文付社长综理,违约者倍罚。届春秋二祀及浴佛日会期,则备具牲酒供品,前夕聚集阁下,虔奉香烛,清晨畲荐奠献如仪,魁阁之祭亦分往。将事祭毕,饮宴因之,讲论道艺,竟日乃罢。”为纪念这一盛事,满腹经纶的王权先生,写下了华美的《大像山创立文社碑记》。如今这块碑文就镶嵌在文昌宫厦房的南墙上,百年光阴后,依旧翰墨芬芳,触摸上去,还留存着历史的余温。 王权一生著述颇丰,主要有《舆地辨同》、《山易名》、《辨同录》、《典昉》、《诂剩》、《童雅》、《炳烛杂志》等。他与任士言合纂的《秦州直隶州新志》十二卷,学者赞其“体例内容,皆精审翔实,峻峭清严,为陇右诸志之冠。”其著述被誉为“皆前人所未有,后人所必需者”,学者们赞其“古文胎息韩柳,诗亦琅琅唐音”,其诗有“杜工部之概”。其《愤诗》被阿英选入《鸦片战争文集》。阿英对王权的评价是:“先生地处边陲,修名初立,比之民族英雄林则徐、思想家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稍逊,但他探求良方,搏浪一击的壮举是难能可贵的。”钱仲联《道咸诗坛点将录》谓王权《愤诗》和《挽林文忠公》,堪称“诗史”。 《愤诗》创作于清咸丰十年(1860年),采用比兴手法,控诉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在北京所犯的罪行。他痛斥侵略者“喷毒凌北辰”的滔天罪行,鞭笞了清政府“摇尾何其驯”,以致泱泱华夏“竟使鳞介蹲”的昏庸无能。他认为正是清政府的一味退让,才使得侵略者更加疯狂。“仙人心胆异,效媚忘酸辛”则直接将批判的锋芒指向清政府忙于向侵略者献媚的投降主义。面对国家如此境遇,诗人幻想着“弃官访壮士”,来挽救国家危难。正因他的诗歌充满强烈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王权赢得了甘肃近代最伟大诗人的桂冠,堪称“近代陇右诗圣”。 光绪三十一年六月十一日(1905年7月13日),王权带着对满清政府的深深失望,带着对人生的深深眷恋,在家乡老屋的炕头与世长辞,无疾而终,享年八十四岁。王权逝世后,“远近吊者,鲜不叹息失声”。乡间父老曾在甘谷县城西关岸门外道北为其立《文献千秋》碑,天水名流张世英为其作墓志,赞其“著书一室,屹乎关陇名教大防”。 尽管王权所处的黄昏时代最终无法让他的理想变成现实,他的局部改良实践也注定无法深入而持久,但凝聚在他众多作品中的思想,以及他荆棘人生所坚守的信念和他忧国忧民、情系桑梓的完美人格,依旧穿越漫长的岁月时空,呈现出逼人心魄的美丽。 ■■ 王权画像及其作品 他是清末陇上著名的学者、诗人、教育家和书法家。几百篇的诗文,或旁征博引、或雄浑沉郁,或清峻高蹈、或柔美铿锵,这些笔墨交织而成的华彩乐章,诠释了一位真正文人墨客的千古风流,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 他与“陇南文宗”任其昌,五泉山人刘尔忻共同装点了近代甘肃文学的历史天空,创造了那个时代的人生高度。至今在甘肃大地依然闪烁着学问与人品的光芒,流露着道德与文章的芳香。 他还是一位受人爱戴的好官,被左宗棠誉为“学问人品当代罕有,吏治尤为陕甘第一”。他不附权贵,爱民如子,用理想支撑自己信仰的大厦。他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动人故事,至今仍在关陇大地世代相传。 他,就是被人誉为“关西孔子”的王权。 王权,字心如,号笠云,清道光2年(1822年)11月出生在巩昌府伏羌县安山里水沟村,即今天的甘谷县磐安镇水沟自然村。这里民风纯朴,风景秀丽,傲然耸立的无畏山,潺潺流淌的金川河,给予了这位清末著名学者超然的才华和灵气。王权出生在一个儒家文化积淀十分深厚的耕读世家,祖父号槐庵,以蒙童授业闻名乡里。这是一个散逸着浓浓书香的耕读世家,槐庵一门3代4个举人。世代浓厚的读书氛围,家学渊源的文化背景,使王权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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