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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许多年以后，查尔斯·艾略特将会回想起，自己暗中去灯塔山见识滚滚红尘的那个遥远的夜晚。
19世纪的波士顿已经被称为青年之都，因为哈佛大学、东北大学、波士顿学院、麻省理工等院校环绕于此。灯红酒绿的波士顿如同一条附在四周大学身上的“社会水蛭”，灯塔山上的性感女侍和一百多年后的凤姐一样，尤其偏爱那些出身名门的“诱人的”哈佛学生。
这种暧昧氛围让灯塔山对哈佛产生了微妙的吸引力，艾略特觉察到了这种力量。果然，夜晚山上的情景令他叹为观止，艾略特几乎按捺不住要有所行动了。
此情此景下，很多人都会按捺不住，不同的是，查尔斯·艾略特是哈佛校长。
二
与此同时，马萨诸塞街奥古斯特服装店的二楼，一个猪头低调地浮雕在大门上，里面，坡斯廉俱乐部(Porcellian)正在举行秘密活动。由于对家庭背景的苛刻要求，坡斯廉从1789年创立就是哈佛最难进的贵族社团，家势强横如FDR者（富兰克林·罗斯福）也被挡在门外，即便他叔叔西奥多当时已贵为美国总统。
每年秋天，坡斯廉都从哈佛二年级学生中物色“贵族血脉”，只招10人，全是男性。社团活动时，每个社员被严令讲述dirtyjoke。很难解释这种怪异的规定，考虑到名气更大的耶鲁骷髅会也喜欢强迫成员讲述性经历（阅人无数的老布什由此成名），贵族社团里这种共有的习俗相当耐人寻味。
悲剧的是，一位在25年后获准重返坡斯廉的前会员偶然发现，新成员讲的仍然是自己当年听过的段子。贵族子弟们的黄色笑话成了黑色幽默，听上去辛酸无比。
三
公元1636年，皇太极建立大清帝国；同一年，哈佛建校。从成立到19世纪末，哈佛一直只有男人，很长一段时间连女厕所都没有。因为美国人当时认为开发智力有损女子健康，出于“女权”的考虑，绅士们决定禁止女人上大学以捍卫她们脆弱的脑细胞。
在长达一个朝代的时间里，一所没有女生的大学意味着什么？如今中国一些男女比例在N比1的理工院校里，倒霉催的男生们都会痛不欲生，但即便N比1也总算还有个“1”，哈佛则是彻底没有。不知道当年的哈佛学生如何解决生理问题，滚滚红尘的波士顿可能是个解决办法，但那些血统高贵、讲着一口优雅英文的坡斯廉会员绝不肯屈就于站街女，宁肯凑一起讲讲黄段子过过嘴瘾。不过，考虑到“坡客”们异乎寻常的友谊，以及超越同时代平均水平的独身率，有人怀疑坡斯廉实际上是个同性恋俱乐部，连他们用猪做吉祥物都在佐证这个猜想。
艾略特校长出身名门，家族几代都有名校背景。但他天生孤僻沉默，可能还有点自卑，这与他右脸上一块寒碜的胎记有关，这也是为什么他留下的照片都是侧面照，而且只露左脸。自卑的天性加上辉煌的家世和完美的教育，导致了艾略特复杂的人格——他具有一种残忍的悲剧气质。所以“他的思想是罗马式的，而不是希腊和希伯来式”，属于凶悍的实干家。
19世纪末，艾略特意识到了哈佛的性别问题或者说是性问题，觉得光指望灯塔山的女招待不是办法。当然他不必像21世纪中国某民办校长那样给男厕所安上门闩，有资料表明，尽管当时哈佛的住宿条件是史上最差的——差的让贵公子FDR简直不能忍，出去在租金最贵的威斯特摩利租了个三室一厅——但在宿舍里找个踏实撸管儿的地方还是有的。艾略特的做法实际上非常治本，他顶住压力说服董事会直接引进一所女子学院。最终他成功了，1894年拉德克里夫女子学院并入哈佛。
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这件事就好比清华男生某天突然发现校长为了他们合并了北服。当然艾略特没有肤浅到只是帮男生找炮友，这个决定更大的意义是为妇女接受顶尖教育、跻身上流社会打开通路，否则，不用说刘亦婷了，连希拉里也只能在家带孩子。
时至今日，哈佛仍保持了集体裸奔的传统，说是纪念当年男女比例失调以致身体荒芜的历史。
艾略特校长做完了这件事，每当上厕所照镜子时，总感觉脑门上隐隐写着“人性化”几个字。
四
思想解放常常伴随性解放，性解放往往是思想解放的先锋。当然哈佛引入拉德克里夫学院并不算性解放，只能叫性解禁。野史学家相信，艾略特调整男女比例实际上是他”哈佛改造“宏大野心的环节之一。
除了校长，很少有人知道哈佛当年的窘境。根据一份秘密报告，在1860年前后，哈佛跌落到了谷底，幸亏当时没有USNews那种讨人厌的大学排名，哈佛还能装装牛X。甚至当时哈佛学生的平均智力也是史上最低的，不过灯塔山上的女人并不在乎这些，她们睡得不是学生，而是哈佛。
1866年，有教授写信给董事会，委婉地表示可能是自己老了，总感觉教学效果不如以前好。此说法迅速得到响应，有些理学教授尖锐地指出，这完全是因为学生一拨不如一拨，并认为当时的哈佛还不如只有25年历史的密歇根大学，“除非马萨诸塞州政府收养我们，否则不要做梦与西部的大学竞争”。
校董们顿时紧张了，倒不是害怕干不过西部大学，而是怕重新成为公立大学——要知道校方经过不懈斗争，直到1843年才远离宗教影响，1865年才摆脱政府控制，成为一所学术独立、言论自由的私立大学。于是董事会立刻调查学生素质下降的问题，并打破惯例，任命一位新派化学家担任校长，即查尔斯·艾略特。
这是一个体现美国大学精神的经典案例：哈佛的最高权力机构虽是董事会，但奋战在一线的教授拥有相当的话语权，大到足以影响校长任命和政策制定，这是真正的人民民主专政。哈佛之所以300多年不衰并很可能继续不衰下去的本钱也无非这几个字：“教授治校，坚持三A（学术自由、学术自治、学术中立）”。
不过教授的话语权还需要科学方法的辅助，可惜当时没有标准化考试，很难评价申请者水平。由于招生全看家世，个别不想招到太二学生的教授不得不目测智力，经常能听到几个苦逼教授在一起琢磨学生：“此人目测十分”，“不对，据我看也就七分”。随便想想也能知道，这种目测法比今天屌丝们目测黑木耳“几分黑”更不靠谱，但已经是教授们能做的最大努力了。
1905年，法国人发明智商测试，即“比奈-西蒙智力量表”，哈佛顿时如获至宝。1916年美国人维克斯勒又编制了更加科学的成人智力量表，哈佛方面的测试结果相当令人汗颜，以至于没人愿意提起这件事。
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你很难瞒住一些事，美国人民当时不知怎么看出了破绽，经常嘲笑哈佛“人傻钱多”、“富而蠢”，如果用100个词来形容哈佛，“聪明”大概要排到101位。有人会说智商并不代表一切，那我们可以用更硬的科研成果说事儿。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人类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科学爆发期，尤其是重头的数学和物理领域接连取得史诗级进展，贵为现代物理支柱的相对论和量子物理皆生于此时。可惜这种成就与哈佛无关，基本都是德、法、英等欧洲天才的贡献。当时的哈佛只能在天文学上稍微露脸，隔三差五发现几颗小行星啥的，因为有钱嘛，搞得起昂贵的望远镜和天文台。
五
现代人如果知道当年上哈佛有多么容易估计要气得尿崩。哈佛如今的录取比例介于十选一和二十选一，但在20世纪初，这个比例是三选二。如果你爸爸是哈佛出身，录取机会将高达90%，名副其实的“十拿九稳”。而且在1933年以前，哈佛有四成学生来自马萨诸塞，比复旦交大什么的还变态，基本就是个地方大学。整个校园里，白人、盎格鲁－撒克逊裔和新教徒（简称WASP）占统治地位，最有面子的口音是“格伦顿腔”，因为格伦顿是一所著名的“富二代”中学，我觉得基本算“哈佛附中”了，FDR就来自这所学校。其他地方的口音哪怕是近在咫尺的“波士顿音”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当年JFK（约翰·肯尼迪）就因为口音不对，根本没脸挑战坡斯廉俱乐部，勉强去了二流的SPEE社团。
不知道当年哈佛是不是混进了共产主义者，特别喜欢给人划分阶级，几乎患上“阶级强迫症”。即便同样出身名门的在校生都要分一下等级：最高等的叫“世家哈佛”（proto-Harvard），次等的叫“青头哈佛”（neo-Harvard），即第一代进入哈佛之人。论资排辈到如此变态地步，脑子好坏可见一斑。所以哈佛的劳伦斯科学学院几乎成了劣等生避难所，法学院和医学院也很落后。悲观情绪认为，哈佛已经没法与坐拥黄金地带的西部大学竞争了。
有趣的是，这种浓郁的贵族气氛虽然搞不成科研，却很适合发展体育，毕竟上流社会的主要德性就是喜欢竞技和交际而反感科学。1896年第一届奥运会，哈佛学生就获得三级跳远金牌。1874年橄榄球引入美国后大受欢迎，直接促成了今天的“常青藤联盟”。哈佛学生对橄榄球异乎寻常的热情和战绩证明了他们的上等牛排没有白吃，哈佛校队还在1892年发明了“快速楔形队形”。这是一种特别二的阵形，说白了就是所有人围着持球队员往前冲，橄榄球从此变得极为粗野。结果1905年一个赛季就有18名球员死在球场上，另有159人受伤，不亚于搞了一次武斗。
六
显然，如果坚持已有录取政策，哈佛将沦为一所历史悠久的、擅长体育的、举世闻名的……二流大学。哈佛校长们郁闷了好几年，终于想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救援方案——扩招！
“扩招”这个词在今天的中国人看来极具喜感，因为中国有多少事都坏在扩招上了。既然扩招让中国的大学越来越烂，那么说扩招能让哈佛变牛简直能把人气乐了。不光中国人不明白，美国人当时也纳闷，精英教育如果成了平民教育，是个人都能上哈佛，那不成技校了嘛。
解释这件事需要我们动用理性的力量思考一个问题：高等教育的普及，会导致大学生素质的优化还是劣化？
1900年，美国只有不到10%的适龄人口有机会上大学，只有2%的23岁青年有大学文凭。一个南方农村的女孩子，即使天赋异禀也进不了大学；而一个弗吉尼亚富绅的孩子，即便像小布什一样缺心眼儿也能上常青藤。如果民主式的扩招能让社会各阶层的教育机会平等化，老百姓家的孩子能和总统家的孩子公平竞争（至少在入学时），那么决定成败的将是人的基因背景（即智力和心理）而不是家庭背景。
根据市场经济和自由竞争理论，竞争越激烈，经济发展就越有效率。而让竞争变激烈的最好方法，莫过于扩大竞争的参与度，也就是扩招。此处可以对比一下中国，以前的领导人总喜欢说“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好像是什么真理似的，其实这句话完全扯淡，因为效率与公平并不矛盾，并且只有公平了，才能更有效率。之所以说这种话，领导要么是真傻，要么就是装傻，鼓吹效率优先然后把效率都优先到中央去了。我宁肯相信他们是真傻，因为后一种阴谋论更可怕。所以领导们应该明白，以后被老百姓骂傻X是好事，至少人家不愿把你们想的太坏。
七
杰出的哈佛校长们用杰出的理性思维认识到了问题本质，从而把弱势群体推上竞争舞台，举重若轻地化解了哈佛退化的趋势。实际上美国西部名校能在短时间崛起也正是靠着大规模公平招生。通过扩招，哈佛从一所地方院校变成全国性大学，学生来源远超波士顿周边的贵族学校，平均素质得到极大提升。这可以通过权威的SAT考试来验证。
不同于比奈测试，SAT是倾向于学术的智商考试，由于其初衷就是为了消除考试中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用来衡量哈佛扩招成果简直再合适没有。1952年，哈佛录取者（注意不是申请者）在SAT语文部分的平均分是583分，看到这个分数，正在申美国名校的中国苦逼们要笑了；仅仅8年后，1960年哈佛新生的语文成绩就提高近100分，达到678，数学更直逼700分；但分数的飙涨并未结束，如今两门成绩总和已达1500分。很多哈佛前校友感叹，即便他们的孩子比自己更优秀，也进不了自己的母校了。
SAT难度常年稳定，可以跨越几十年进行比较，连Mensa高智商俱乐部也认可SAT作为入会凭证。SAT飚分的背后是智力的不断提高，根据SAT与智商换算公式，1926年（SAT起始年）常青藤八大盟校新生平均智商117，仅高于人类平均水平一个标准差，属于刚刚满足高等教育的要求；到了1964年，常青藤新生智力居然跃升到两个标准差，这意味着那里的青年比全美国98%的同龄人都聪明。今天，常青藤招生遍布世界，不乏中国、非洲和阿拉伯世界的聪明人，智力的富集程度相当骇人。同时，由于名校基本不差钱，虽然学费仍旧高昂，但申请者的财力已成次要指标，否则马克·扎克伯格这种SAT满分但是连1000美元启动资金都出不起的屌丝只能去死了。
当然，SAT高分并不意味成材，哈佛的扩招也并非总是出于主动。哈佛曾有一段罕为人知的“被扩招”历史：二战结束后，美国赢钱赢地又赢人，总统和国会成天high得要死，后来实在憋不住了，决定得瑟一下，遂通过“退伍军人法案”，不止犒劳军人美元和房子，还承诺参加过二战的普通百姓及其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既然是国家行为，这高等教育自然不能太寒酸，要有一些名校撑门面。于是总统亲自约谈常青藤八大校董，恳求他们录取退伍军人，还拍胸脯保证钱不是问题。常青藤们虽然很怀疑军队糙老爷们儿的文化水平，但感念他们出生入死，又架不住学校里那些犹太裔教授成天撒泼打滚，也就半推半就地从了。1947年秋，哈佛大学招收1588名学生，其中竟有一多半是二战归来的年轻军人。所有人都没想到（连军人自己都没想到），这一代退伍军人，竟被后人誉为美国历史上最优秀的大学生！
八
哈佛史诗般的扩招，历经艾略特、洛厄尔、科南特三代校长，长达六七十年。在校生从1000人增至10000人，精英教育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民主化进程。但民主化不是大众化，哈佛的高智商人群从未被稀释，反而更加集中。其他学校也有类似趋势，这些事实雄辩地回答了前面的问题——高等教育越普及，大学就越精英化。
有些人看到这里可能要抓狂，同样是扩招，为什么中国高校的扩招只能越来越滥？除了政治因素，主要是因为美国大学的扩招建立在中学教育的极大发展上，大学人数增长虽快，高中毕业生增长更快，当然选材面广；中国则是大学扩张超过了基础教育，各省狂办大学的同时却在缩减中小学，哈佛大学是十里挑一，中国大学是二里挑一，只能越挑越二。
现在看来，哈佛当年进行改革的时间恰到好处。虽然哈佛1860年时处于黑暗时代，缺席了很多重大科学发现，但由于对名校排位占关键权重的诺贝尔奖直到1901年才开始发放，而此时哈佛已初尝改革果实，算是赶上了“诺贝尔时代”，随后稍微一努劲儿就拿了三十来个诺奖，基本上没耽误什么。
九
与中国大学一样，哈佛偶尔也会卷入政治运动。哈佛的标志色是一种独特的绛紫绯红（crimson），校报就叫The HarvardCrimson。一种说法是，原先哈佛的标志色是纯正的“贵族蓝”，后来因为闹“红卫兵”，掺入了过多的“左派红”才成如今颜色。
1960年，一些受左派影响的哈佛学生仇视精英教育，后来成了激进的反智主义，打算烧掉学校里带有特殊意义的标志性建筑——瓦德纳图书馆。瓦德纳是哈佛校友，在“泰坦尼克”沉没时坚持“让妇女先走”，年纪轻轻就遭遇海难，家人按其愿望捐书捐钱，以他的名义建起了哈佛最大的图书馆。
这些哈佛“红卫兵”举着刀枪棍棒冲到图书馆门前，没想到碰上一队保护图书馆的哈佛教授，随身标语牌上只有三个大字：WALK UPONUS（有种就踩着我们过去）。如同召唤兽遇到了会驱散的法师，学生们面对白发苍苍、一言不发的教授只愣了一会儿，然后就丢盔弃甲一泻千里，瓦德纳图书馆从而免遭涂炭。
费玉清的外国哥哥费正清说过，自己当了一辈子哈佛教授，研究了一辈子中国历史，一直没想明白为什么中国几百万受过教育的学生能在一夜之间褪变成红卫兵，像狂犬病发作一样见谁咬谁。而哈佛的“红卫兵”再激进也人性未泯，当时的普西校长由此说了一番屌话：“学校难免为社会做一些烂事儿，但我们不能忘记大学最根本的任务是追求真理，追求真理的本身而不是追随任何派别和局部利益。”
这一句话的力量，足以顶得上6000亿维稳经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