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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刚到杭州，就接到画家文同写来的一首诗，诗中告诫说：“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题诗。”
而苏轼既要问事，又要题诗，两者都给他种下了祸根。
国家处于因剧变而引发的动荡之中，苏轼紧张关注着，北面来的京都客，他哪有不问的?西湖风光如此之美，他若不激动，不题诗，他还是苏轼吗?文同所担心的这两点，恰好是苏轼生命中两个最大的喷发点。与之相比，仕途算什么呢?官帽算什么呢?理解这个犹如巍巍昆仑般的伟大生命，这是关键处。入仕为做事，为实现士人的理想，但要拿理想换取仕途通畅，苏轼这样的人办不到。
前面我谨慎地使用了“文化基因”这个词，不知道读者是否认同。从孔子、孟子、庄子、屈原到苏东坡，一连串光辉的名字，呈现出清晰的“基因链”。破解人类精神、文化的基因图谱，其功之伟，何尝低于破解生理性的图谱?
杭州太守沈立，是一位爱民勤政的好官，苏轼和他相处融洽。二人尽量在实施新法的过程中减少流弊。当时的地方官，执行朝廷的命令有弹性的。像欧阳修为颖州太守，在他的地盘上公开抵制新法。欧阳修是三朝元老，朝野享有盛名，皇帝也让他三分。而王安石是他的弟子，弟子对老师，还得毕恭毕敬。
沈立是王安石选中的干吏，出任江南第一都会的太守，受各方关注。反对新法的大臣常有书信给他。他夹在中间，动用官场智慧谨慎行事。苏轼与他经过短暂的磨合之后配合默契。通判与太守，没什么不愉快。苏轼这个人，学弄权显然比较困难。通判一般都狡猾，充分利用朝廷给他的模糊身份以掣肘太守。《水浒传》里有个黄通判，很典型的。而我们的这位苏通判却给人相反的印象。史料记载多，包括宋人笔记和苏轼本人的诗作。
青苗法在杭州推行，后果如苏轼所料，欠官债的百姓被捉拿，牢狱人满为患。除夕，按衙门旧例要清点犯人，苏轼高坐于堂上，目睹这些衣不蔽体的小民，心中的酸楚油然而生。他写下《官厅题壁》，把悲哀留在州府的墙上：“除日当早归，官事乃见留。执笔对之泣，哀此系中囚……”
苏轼巡视各县，余杭，临安，富阳，新城，于潜。在“春入山村处处花”的新城县，他吃惊地发现，不少年轻的山民揣着青苗贷款进城消费，于是慨然写道：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农民处于温饱线上，手里难得有许多现钱：尤其是不懂得生活艰辛的年轻人，他们没文化，欲望又盛，不朝城里跑才怪呢。吃喝嫖赌样样来，啥本事都没学到，只学会了城里人的好语音……苏轼正是在这些细微的地方，确认了新法的大漏洞。
浙东浙西厉行盐法，短时间内杜绝私盐，沿海制盐的灶户在官府低价强买的高压之下，苦不堪言。官逼民反，民间有多达百人的盐枭集团武装贩运，遭到官军的重锤镇压。苏轼上书朝廷：“两浙之民，以犯盐得罪者，一岁至万七千人而莫能止。”
一年为一法，就抓了近两万人。
官盐价格高，财政收入是大大增加了，然而江南产盐地，百姓却常常食无盐。苏轼写诗讽刺盐法：“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孔子闻韶乐，三月不知肉味。江南百姓也是闻韶乐不知盐味吗?
熙宁五年，新法推行的力度加大，苏轼很苦闷，写信给朋友说：“在此……虽有江山风物之美，而新法严密，风波险恶，况味颇不佳。”
江南的体验，印证了他在蜀地的生活印象。百姓安居乐业，这多好啊。可是上面动个念头，下面就乱成一锅粥。
他写诗并编成集子，刻印几十本供朋友们传看。不少人到杭州来看他，包括后来的“苏门四学士”之一、诗和书法与他齐名的黄庭坚。他对人完全没有城府，王弗生前是最担心的，在汴京在凤翔，她睁大一双慧眼，含笑打量每一个到访的客人。眼下的王闰之，一门心思带孩子。前后两位夫人，似乎真有高下之分……有个名叫沈括的官员兼知名学者，把苏轼的集子带到京城去了。
苏轼通判杭州三年，虽有新法之苦，却不是愁眉苦脸过日子。此人先天快乐，后天快乐，要让他不快乐，除非阻断他的呼吸。本文写作的冲动就是想解开苏东坡的快乐之谜：天性生快乐，智慧生快乐，磨难生快乐。
沈立调走了，新太守叫陈述古，原是朝中大臣，新法的反对者，被王安石的得力助手吕惠卿排挤出京。神宗安排陈述古做杭州太守，自有一番考虑。
苏通判与陈太守相得甚欢，当时已传为佳话。这倒不是说，二人今天聚首，明天就联手抵抗新法。官场智慧，并不允许这么干。苏轼写过《留侯论》，年轻的张良刺秦王逞一时之勇，非智者所为。苏轼的“凤翔期”，不也犯过由着性子行事的毛病吗?
苏轼为官，既是理想主义者，又是经验主义者。汉、唐、宋，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足以形成这样的智慧。
苏轼有两首名词是为陈述古写的。一般官场友谊，哪有这等情怀。
长官和睦，僚属踊跃。僚属几乎每天请喝酒，苏轼疲于应对。他酒量不行，一杯上脸，三杯就似醉非醉了。杭州号称人间天堂，却是苏轼的“酒食地狱”，趁人不备他要溜的。西湖边有座望湖楼，有时他一个人待在那儿，享受一下孤独。摆脱人群的孤独蛮有味道。大诗人都是孤独的好手。万顷西湖在脚下，环湖诸山在天边。时值七月，这一天忽然黑云翻滚大雨倾盆，苏轼凭栏徘徊，操着老家眉山的语音，口占一首七绝：
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
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晴天游湖又不同，云白，天蓝，山青，湖绿。暴雨生跳珠，细雨则起涟漪，涟漪铺向空蒙的山色。苏轼另一首七绝，把湖光山色之美推到了今天：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写西湖，此诗又是公推第一，无人投反对票。
苏轼之前，西湖本无定称。郦道元注水经，称明圣湖；唐人传说湖中有金牛，称金牛湖；白居易治湖，筑石函泄水，百姓因敬爱太守而称石函湖；宋初称放生湖。苏轼此诗一出，西湖、西子湖广为流传，名称定下了。一首二十八个字的小诗，提炼了西湖的风光，并为西湖命名。
月夜坐小船，随风漂荡于湖中，苏轼形容躺在船头的感觉说：“水枕能令山俯仰，风船解与月徘徊。”
他描写钱塘江观潮：“欲识潮头高几许，越山浑在浪花中。”
他寻僧访道，谈禅说空，过金山寺，遭遇不明飞行物。我以前喜欢读的《飞碟》杂志讨论过这件事。《游金山寺》中有云：是时江月初生魄，二更月落天深黑。江心似有炬火明，飞焰照山栖鸟惊。怅然归卧心莫识，非鬼非人竟何物?
苏轼补记：“是夜所见如此。”他留下的诗近三千首，这类补记罕见。
山里的老和尚，个个善品茶，互相不服气。苏轼发明了“三沸水”，老和尚折服了。泉水文火煮新茶，一沸水太嫩，三沸水又太老，而妙处在于靠听力和嗅觉把握二沸水。苏轼煮茶，明显技胜一筹，群山诸寺，和尚们甘拜下风。后来他在密州的超然台上，犹自怀念杭州品茶，《望江南》有云：“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
苏轼茶瘾大，一次能饮七盏。可能相当于今天的品茶客一次喝七碗茶。苏轼酒量小，平生引为憾事，于是专心茶道。日本人善茶道，也曾受惠于他。
在杭州西面的于潜县，他游寂照寺，迷上了竹子。凤一吹它弯弯腰，雨一来它沙沙响。川西坝子，眉山老家，竹子是寻常可见的景观，不稀罕，不可缺。苏轼题诗说：
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
无肉令人瘦，无竹使人俗。
寂照寺的和尚个个清瘦，苏轼这首小诗令他们雀跃。
一大杷胡子的张先，八十多岁尚能穿梭于官妓之间，特别中意的带回家去。他一辈子的名声大都与女性有关，时人称他“张三中”，因他有词句：“心中事，眼中泪，意中人。”不过张先自己更乐意标榜的“张三影”，也出自他描绘女性的名句：云破月来花弄影；娇柔懒起，帘压卷花影；柳径无人，堕飞絮无影。
张先在杭州，常拉苏轼饮酒，或设歌舞于府中，或听丝竹于湖上。这个对异性永远热情高涨的老头，对苏轼会有影响。一个模样俊秀的小女孩进入苏家，她名叫王朝云，时年十二岁，琴棋歌舞俱有悟性。此后二十多年，她在苏轼身边成长为一位既美丽又感动人的女性。
苏轼于女性，值得认真研究。有些史料称苏轼“性不昵妇人”，这话也对也不对。唐宋文人，几乎无一例外地钟情于优美的女性，但苏东坡和白居易、欧阳修、晏殊父子及柳永、张先有明显的区别。什么样的区别呢？我们到后面再加以辨析。
依愚见，唐宋文人和女性不可须臾分割的紧密联系，应当进入严肃的历史学者、文学史家们的视野。揭示生命的本质与发现历史的规律，也许是同等重要。
5
熙宁七年(1074年)，苏轼升密州太守。密州是今之山东诸城。苏轼上任就忙着治蝗灾，马不停蹄奔走各县，同时上书朝廷，请求减免密州赋税。他在田坎上写公文，文不加点。忙了一百多天才打道回州府，府衙官吏竟有半数不识他的尊容。
密州穷，丛林大泽常有剪径大盗，苏轼治了蝗灾腾出手来，又对付这些“大虫”。他捕盗打黑不留情，却能讲策略分别治理。这些事儿，后人有详尽记载。路边的草丛中多有弃婴，他命令部属想办法收养。从官钱中拨专款给贫穷的母亲们，让她们至少能把婴儿养到一周岁。苏轼这么做的理由是：一年后母子生情，再也割舍不开了。事情如他所料，此后密州的弃婴大大减少。由此可见，仁慈的官员总能想出仁慈的办法。
次年秋天，政务忙出个头绪了，他率领当地驻军进山打猎，左手牵猎犬，右手擎苍鹰，锦帽貂裘，宝马利箭。从他的诗句推断，他的身材在一米七三左右，匀称，脸略长。双目炯然，但不像李白或王安石目光射人。他着戎装，佩剑挽弓，想必是别有神采吧？《江城子?密州出猎》上片云“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岗。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苏轼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近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阙，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写呈取笑。”
这封短信含三层意思：1、苏轼很在乎柳永的词，欲比个高低，又不便明说；2、打猎收获不小；3、山东壮士唱“密州出猎”，颇壮观，暗指柳词多为红口女子传唱。
涉及艺术创作，苏轼很较真的，不怕在朋友跟前表扬自己。后来秦观学柳词，苏轼更忍不住要讽刺他：“不意别后，君学柳七填词!”秦观是苏轼的忠实弟子，仕途和生计都对苏轼亦步亦趋，艺术道路却各走各的。
苏轼在密州城造超然台，亲自绘图并参与取材、施工。他对建筑颇有揣摩，早在凤翔就跃跃欲试了。做太守的妙处，是能想更能做。台成，在济南做官的苏辙寄来《超然台赋》，苏轼写《超然台记》。中秋节，在部属的簇拥下他登楼畅饮，大醉。月亮在天，人影在地。他思念阔别五年的弟弟，写《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这首词今天的初中生都能背。字字珠玑，又晓畅易懂。月之阴阳圆缺，对应人的悲欢离合，真是写到家了。宋人说：“东坡咏月词一出，余词尽废。”
大诗人好比超级企业垄断经营，却没人抱怨。苏轼垄断中秋月……
熙宁十年(1077年)，苏轼迁徐州太守。
上任两个月，碰上八月大洪水。上游的澶州黄河决口，徐州城南清河水一夜暴涨。灾情危急，苏轼反应迅速。他有两个大动作，一是严禁有车马的富户逃亡扰乱人心，二是亲人武卫营请禁兵协助防洪。按宋制，太守对当地驻军并无指挥权。苏轼冒着大雨深一脚浅一脚走到禁兵首领的住处，平时有些傲慢的首领感动了，命令全营官兵听候太守调遣。
冲力巨大的洪水日夜冲击着南城墙，苏轼登城楼，眼望滔滔洪水，半个时辰一言不发。部属等他拿主意，倒不是因为他官最大。抗洪已逾六十天，苏轼成了全城军民无可争议的主心骨。他下令，调动几百艘公私船只，船中装沙袋，用缆绳放到城下，以缓解洪水冲力。这法奏效，万民欢呼。苏轼不单写诗有灵感。他同时指挥万人大会战，于险要处筑长堤，全长九百八十四丈，高一丈，阔两丈。堤成之日，距最大流量的洪峰到来只差两天。徐州城保住了。九月下旬，洪水归于黄河故道。
宋神宗闻奏大喜，下诏曰：敕苏轼：昨黄河水至徐州城下，汝亲率官吏，驱督兵夫，救护城壁，一城生齿并仓库庐舍，得免漂没之害……朕甚嘉之。
苏轼成了大英雄。全城百姓欢呼他的名字。
后来他离任，徐州数千人送他出城几十里，哭成一片。那场景，今天若拍影视剧，应当细腻描画。
苏轼又要过一过建筑瘾了，上次在密州筑台，今番于徐州起楼，名之曰黄楼，取五行中土能克水的意思。楼成，苏轼率众举行盛大仪式，万人空巷争睹盛况，官军民亲如一家。狂欢持续了三天三夜。
有朋自远方来：京城的王巩，于潜的诗酒和尚参寥。此二人，一个是名相王旦之孙，张方平的女婿；一个是云游四海的得道高僧。苏轼与之朝夕盘桓，高兴得手舞足蹈……
兴奋趋于平静，艺术方来照面。春日暖融融，苏轼祈雨于城东二十里的徐门石潭，得小词极品《浣溪纱》五首。
旋抹红妆看使君，三三五五棘篱门，相挨踏破茜罗裙。
乡村女孩儿急匆匆着裙抹妆、争看太守的模样跃然纸上。太守大人在干吗呢？众里寻他不见，他、他在哪儿呢?且看第二首：
麻叶层层荷叶光，谁家煮茧一村香？隔篱娇语络丝娘。
垂白杖黎抬醉眼，捋青捣麸软饥肠，问言豆叶几时黄?
太守又是哪般穿戴、怎生模样?
簌簌衣巾落枣花，村南村北响缲车，牛衣古柳卖黄瓜。
酒困路长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敲门试问野人家。
哦，苏太守和咱们村儿的男女老少是一家人呢：
日暖桑麻光似泼，风来蒿艾气如薰，使君元是此中人。
五首《浣溪纱》读不够。它所呈现的乡村风物真实得如同梦境。高度提炼的真实，随意涂抹的画面，都有这类效果。影像作品显然难以企及，差得远呢。
有个叫周济的古人说：“东坡每事俱不十分用力，古文、书、画皆尔，词亦尔。”这话讲到点子上了，细品苏东坡，方知什么叫举重若轻，什么叫随意而为，什么又叫天纵大才雄视古今。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迁湖州太守。
苏轼这个人，郁闷的时候要写诗，高兴了又口不择言。六年做了两任太守，政绩斐然，如果他在下一个太守任上稍事谨慎，回京师做大臣几乎没有任何问题。十几年前宋仁宗讲过，他有宰辅之才。他动用一点官场智慧，稳扎稳打，做宰相的可能性很大。然而他个性太鲜明，压抑性情，伪装起来迂回前进，对他来说太难了。生命冲动，冲到四十多岁，已是秉性难移。
苏轼赴湖州的途中，按惯例写《湖州谢表》。这种例行公文到他的笔下，竟然惹出大祸。
朝廷有一帮小人，一直在关注他。
其时王安石已经二度罢相，伤心回老家打发余年。王安石培养的新法接班人吕惠卿，为得宰相位反口咬他。双方斗争激烈，王安石的儿子王雱也卷进去了，结果是两败俱伤：王安石死了儿子，吕惠卿贬出京师。
熙宁初年一群重臣为国家前途的原则之争，观在变成了利益之争。吕惠卿这种小人，在他当攻时起用了一批小人，而小人繁殖力强，迅速占据要津，将势力扩大到朝廷各部门。
小人猛斗君子，小人又恶斗小人。
宋神宗对小人保持着警惕性。但是小人脸上并未写着小人二字，清除小人，一向是令皇帝头疼的事。
苏轼惹祸，根源在沈括。
继汉代张衡之后，沈括是正史有传的科学家，《梦溪笔谈》的作者，堪称北宋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但沈括是官场小人，道德败坏。他曾攀附王安石，王安石却一眼看透他，对神宗说：“沈括是小人。”及至王安石罢相，他马上诋毁新法，被神宗识破，贬出去了。
沈括的袖筒里时常藏着不止一封密信，他是密告的专家，是告密者的好榜样。几年前他从杭州带走了苏轼的诗集，回汴京仔细研究，写成报告呈给监察部门，称苏轼“词皆讪怼”、恶意攻击朝廷的新政。沈括此举，是希望在王安石跟前立一大功。可他没想到，王安石根本不予理睬。
这件事在朝廷影响却不小，苏轼辗转为官也曾听说，没往心里去。
事过几年，御史台的四个小人拾起沈括的伎俩向苏轼发难。
《密州谢表》有两句话，令这帮小人蹦起来了。
苏轼对神宗说：“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信手一笔讽刺朝廷的“新进”，祸惹大了。追陪新进，指入京与新进共事。牧养小民，指太守牧养一方。汉代的州官称牧。老不生事，则暗讽新进们生事扰民。
四个新进小人宋史留名：李定，舒亶，张躁，何正臣。中间两个还是苏轼的朋友、同窗。当初沈括到杭州，也是同苏轼称兄道弟，却心怀叵测带走了苏轼的诗集。
李定曾以大逆不孝知名于天下，司马光斥之为禽兽。舆论沸腾，苏轼也曾写诗，而李定忍气吞声，咬牙写下日后加以报复的黑名单。
舒亶则是大有来头的小人，礼部考试曾拿了第一名，一生诗文有百卷之多。他和沈括一样，是知识渊博才华出众的小人。
宋史，尤其宋人笔记，关于这四个人的所作所为讲了很多。
现在他们研究苏轼，陷害苏轼，围剿苏轼。
能量大的官场小人，一般都有丰富的斗争经验，不会轻易地发动攻击。一旦展开攻势，必有几分胜算。
历史上的小人总是活蹦乱跳，谁来写一部“小人史”呢?
何正臣首先发难，李定唱压轴戏。以果断著称的宋神宗被他们弄得晕头转向。何正臣说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一有水旱之灾，盗贼之变，轼必倡言归咎新法。”
神宗正疑惑，舒亶上折子称：“臣伏见知湖州进谢上表，有讥切时事之言，流俗翕然，争相传诵，忠义之士，无不愤惋!”
担任御史中丞的李定给苏轼最后一击，他对神宗写道：“知湖州苏轼，初学无术，滥得时名，偶中异科，遂叨儒馆，有可废之罪四……”
李定列出的四条罪状，均属言论罪。而赵宋立国百余年，对言论是比较开放的。宋神宗终于让御史台的言论搅昏了，感到苏轼问题严重，下令查办。
张璨是刑讯逼供的好手，数兴大狱，手段残忍。他负责苏轼的案子。
李定派一个叫皇甫馔的人星夜赶往湖州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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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五月到湖州任，眼下是七月下旬的一天，他在官府后院晾晒亡友文同的书画。文同是去年病故的，英年早逝，苏轼三天三夜不能睡觉。文同以画竹称雄当世，苏轼、米芾，黄庭坚等为之折服。苏轼亦画竹，得文同真传。
苏轼黯然铺开文同的遗作……
忽闻前厅响起急促的脚步声。皇甫僎到了。
皇甫僎拿苏轼，先拿腔调。苏轼这样的高官兼名流，落到他手上，他是不会轻易带走的。他持笏立于官厅的中央，脸色铁青，一派威严。两个全副武装的台卒目光凶狠。苏轼心里没底，颇惶恐。二十余口家人瑟瑟躲在屏风后。整个场景像精心导演的一出戏。
皇甫玩苏轼玩够了才宣读诏令。原来不那么严重。罪不致死。
这皇甫馔一生为这件赴湖州拿苏轼的“美差”自鸣得意。事实上他也的确“永载史册”了。宋人笔记说，皇甫馔“拿一太守，如捉小鸡”。
几艘官船戒备森严，押送苏轼赴京。苏轼与长子苏迈在一条船上，夫人王闰之及其余家小在后边另一条船里。行至宿州，大批兵丁上船搜查，呵斥连连，动作极为粗野，估计与皇甫馔的授意有关。“围船搜取，老幼几怖死。”苏轼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记载了当时的恐怖情形。兵丁撤走后，王闰之又哭又骂：“是好著书，书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悉取烧之。比事定，重复寻理，十亡七八矣。”
可惜了，王闰之一把火，烧掉多少国宝。王弗若在，岂有此举？王弗在闺中便能念书，又因跟随程夫人数年而颇识大体。再者，兵丁已去，何必放火？从上述苏轼的亲笔记载看，王闰之对丈夫写写画画早就有意见了。书成何所得——写书有啥用呢？许多人猜测，余下的小部分文稿及书画，是王朝云给藏起来了，她挺身护宝，冒犯夫人却为了苏轼。此间她十七八岁，已长成亭亭玉立美少女。除了琴棋歌舞，她的书法也大有长进了。跟随苏轼六年，王朝云有三向：向学，向美，向善。
关于王朝云，容后细谈。
苏轼被押至京师，关在乌台。乌台是关押要犯的牢狱，有深井一般的牢房，窄小而四壁阴湿。狱中有大树，栖息着数百只乌鸦，早晚呱呱乱叫，扑动它们黑色的翅膀。乌台二字，源自这些乌鸦，也含有黑牢的意思。汴京城内，流传着有关乌台的种种恐怖故事。这是鬼都不想去的地方。（读者注：此段说法有误，乌台自汉代以来即是御史台的别称。其源出汉代御史台有很多柏树，树上棲栖有很多乌鸦，故别称乌台，也另喻御史的嘴巴是乌鸦嘴。苏轼此案系由监察御史李定、舒亶等人告发，后又在御史台监狱受审，故称乌台诗案。）
苏轼入狱，即遭狱卒毒打、诟辱通宵。
当时，有个叫苏少容的囚犯关在乌台，他做过开封府尹，亦因得罪御史台那帮小人而下狱，狱中赋诗十四首，序言说：“子瞻先已被系。予昼居三院东阁，而子瞻在知杂南庑，才隔一垣。”苏少容诗中有：“遥怜北户吴兴守，诟辱通宵不忍闻。”吴兴即是湖州。
接下来是疲劳审讯，李定为主审，舒亶为助手。张璪专施刑具，以肉体的折磨摧毁苏轼的意志。是否仍有诟辱、拳打脚踢，现在我们无从知晓。苏轼出狱后的诗文只字不提，包括苏少容记下的情形。
奇耻大辱，谁能说出口呢?
我们据此猜度，“性不忍事”的苏东坡，也有终身不讲之事。
李定绞尽脑汁罗织苏轼的罪名，不分昼夜研究苏轼写下的每一个字。朝中大臣，地方官吏，凡与苏轼有书信往还的，一律派人取证。案子闹得很大。李定是右相王珪的人，王珪在神宗面前力诋苏轼。案件牵涉二十四人，其中有范镇、司马光、张方平这些熙宁新法的强有力的反对者。“乌台诗案”的性质昭然若揭了：这是明目张胆的政治陷害。驸马王诜是苏轼的好朋友，他送给苏轼的茶、药、纸、墨、砚、一张鲨鱼皮、一款紫茸毡……皆成物证。连苏轼托王诜裱画三十六轴没付钱，都成了一桩罪名。
一次又一次的提审，惊起乌鸦，叫声凄厉。
案子不顺手时，小人就暴跳如雷，扑打苏轼。
笔者真不忍，细节的想象到此为止吧。
小人丧心病狂，而牢狱之外的“救苏运动”也是紧锣密鼓地进行着。苏辙上书皇帝，愿以在官之身换取兄长的平安，言辞非常谨慎，生怕触怒皇帝。以太子少师致仕的张方平，居金陵，派儿子张恕急速进京，直奔闻登鼓院投书。书中慷慨激昂，称苏轼一代奇才。岂知张恕胆小，徘徊半天不敢投。不过，这倒是件好事：以神宗的刚强性格，看了张方平的上书，很可能反而对苏轼不利。苏轼这样的奇才竟然下狱，这不是指责皇帝是昏君吗？张恕不敢投书，正是担心这个。
以刑部侍郎（相当于司法部副部长）致仕的范镇，亦不顾家人的反对，毅然上书皇帝，乞免苏轼一死。
形势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苏轼免死罪，似乎已成定局。李定舒亶大为恐慌苏轼今日不死，将来必成大患。舒亶狗急跳墙，竟上奏折，要把收受过苏轼讥讽文字的大臣全杀掉。他派人到杭州，取回了苏轼咏双桧的两句诗：“根到九泉无曲处，此心惟有蛰龙知。”他如获至宝，急忙呈送主子王珪。
王珪拿着诗稿对神宗说：苏轼确有不臣之意。
神宗问：何以见得?
王珪说：陛下犹如飞龙在天，苏轼认为与陛下合不来，反求知音于地底之蛰龙。
神宗说：不能这么比附吧。他自咏桧，干朕何事?
王珪还想申辩，一旁的章惇开口了：如此解读诗文，恐怕人人都有罪。
二人退朝后，章惇质问王珪：你想害死苏轼的全家吗?
王珪涨红了脸，搪塞道：这是舒亶讲的。
章惇站在宫殿外的台阶上大叫：舒亶的口水你也想吃吗?
章惇也是北宋的一个奇人，此人日后与苏轼恩怨纠缠……
舒亶献诗失败了，右相王珪还在神宗跟前碰了一鼻子灰，遭章惇一顿臭骂。北宋政坛蛮有意思，论官职，章惇比王珪差了几级，却能当众骂宰相，令这位政府首脑落荒而逃。
李定为苏轼诗案的主审官，有一天上朝，他拦着王安石的小弟弟王安礼，警告说：苏轼反对你大哥，你可不能替他说话。王安礼拂袖而去，在神宗御座前为苏轼讲了很多好话。李定恼怒，却又不敢惹这个大丞相的弟弟。
“乌台诗案”牵动四方，杭州、徐州、密州的百姓纷纷为苏轼祈祷。后宫内，太皇太后曹氏和太后高氏都为苏轼求情。曹氏病重，神宗欲大赦天下为祖母消灾求寿，高太后说：你也不用赦天下，只放了苏轼就够了。
高太后是神秘消失的宋英宗的皇后，后来对苏轼眷顾有加。她的年龄可能比苏轼小几岁。
李定舒亶王珪，发动最后的舆论攻势，不择手段，对大臣们或裹挟或威胁，朝野刮起了攻讦苏轼的旋风。宋神宗又举棋不定了。
张躁则对囚犯苏轼封锁外面的消息，每日恫吓，比如追问苏轼祖上五代。按宋律，只有死刑犯才追问五代，苏轼自忖性命难保，藏下平时按量服用的青金丹，准备吞药而亡。偏偏有一天，他收到一个死亡信号：送饭的人送来了一条鱼。入狱前他与长子苏迈曾有约定：送鱼意味着难逃死罪。
苏轼万念俱灰了，彻夜不眠，思前想后，格外怀念弟弟苏辙，凄然写诗：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这已经是一首绝命诗了，一家十余口托付给弟弟。表达兄弟情，这可能是人间最感人的诗。后来高太后读到此诗，泪如雨下。
其实送鱼的人不知情，送错了。那一天苏迈有事委托他人探监，忘了叮嘱他。苏轼受煎熬，却写下千古诗篇。
神宗为苏轼的案子十分头疼，宋朝历来重视言官，御史台的言官们群攻苏轼，他不能不慎重考虑。怎么办呢?他想很久，想出一个主意，派一小太监潜至乌台，观察苏轼的动静。几天后太监回宫报告：苏轼夜里睡觉，大抵鼾声如雷。
皇帝一拍大腿：看来苏子瞻心中坦荡，并未藏奸嘛。
神宗这一招，倒胜过现在公安部门的测谎器。
这时候，一个关键人物出来讲话了，他就是闲居金陵的王安石。他有折子呈给神宗，朝廷百官紧张注视着，打听着，亲者仇者分成截然相反的两派。神宗敬王安石如父执，天下皆知。
折子的内容公开了。王安石说：“安有盛世而杀才士乎?”
一锤定音。
乌台诗案结案：苏轼以团练副使贬黄州(今黄冈市)，不得签署公事。涉及此案的司马光、张方平、范镇、王诜等二十二人，各罚铜，三十斤二十斤不等。从案发到结案历时一百二十多天，爱戴苏轼者喜极流泪，一帮小人向隅而泣……当时就有《乌台诗案》一书刊行于世，可见影响之大。
赵宋立国以来，这是第一次震动朝野的文字狱。整个过程像一部大戏，一波三折，悬念高潮迭起，各色人等活跃。而本文限于篇幅，还省略不少。
苏轼携长子离开京城赴湖北黄州，时在元丰三年(1080年)的正月新年。满城鞭炮声，苏氏父子黯然离去，顶风冒雪，打马出城门。其他眷属寄居南都。
7
苏轼赴黄州，照例上谢表，语气和《湖州谢表》不同了，但毫无乞怜之态。乌台的折磨，贬所的荒远，一路上还有御史台的台卒押着，从三州太守一变而为戴罪之身。普通人很难承受这个。巨大的精神压力，谁能处之泰然？苏轼给皇帝上谢表，不卑不亢：“伏念臣早缘科第，误忝缙绅……亦尝招对便殿，考其所学之言；试守三州，观其所行之实……”苏轼并不回避讲自己的才学和实干，至于神宗看了谢表会怎么想，他也不去计较。这些通常容易被忽略的地方，却能说明苏轼过人的勇气。以他个体生命之强悍，意志之坚韧，举止之平和，古今罕见。黄州可谓见证的开端。
黄州在大江之滨，地势高低不平。苏轼暂居城内的寺庙定惠院，开门见山。他念佛，沐浴，梳头，钓鱼，采药，投身于日常生活。也长时间打坐，斜倚山坡看云，慢慢清理思绪。他顶住了压力，现在却要拆掉“千斤顶”，让通身的感觉朝着自然与人事细腻敞开。伟人的转身，真是叫人叹为观止。他念佛并不吃斋，一切随缘又随意。北宋两大高僧佛印和参廖是他的好朋友，他们互相影响，留下许多妙趣横生的掌故。他沐浴梳头皆有讲究，他还研究梳头与睡眠的关系，兴致勃勃地向别人推广他的成功经验。他采药，尝百草，攀峭壁，后来与人合著一部颇有价值的医书。他的烹调手艺更不一般，将孔圣人的教导抛在脑后，君子不妨近庖厨，发明的美味佳肴数不清，今日尚有“东坡肘子”、“东坡鱼”、“东坡羹”、“东坡泡菜”等。他还收集沙滩上的小石头，或因形状，或由色泽。黄州收获颇丰，共计二百九十八枚“细石”。他琢磨两处私家园林，不厌其烦给人家提意见。他和渔夫樵父打成一片，软磨硬泡要听父老讲故事，村里家家户户的大事小情，他听不够，还想听祖祖辈辈传下的鬼故事……荆楚大地鬼魅多多，有屈原的作品为证。
一个人，如果他既有经天纬地之才，又能醉心于周遭，纵情于生活，那他就跟神仙相差无几了。东坡生前，已被人呼为“坡仙”。
古代人杰，如嵇康、葛洪、李白，苦苦寻仙不得一见，身上却有了仙气。这挺有意思。可惜近现代，仙气或神性在生活中消失殆尽。西方哲人界定为“祛魅”，希望人类有朝一日能“返魅”。也许五十年，也许二百年，人类将收敛狂妄自大，重新回到敬畏天地的良好心态中。
生活的智慧，现代人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太多。回头看看苏东坡这位全景式的生活大师，方知我们有多么单调、贫乏、浮躁、狂妄。
人间万事，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宣称比生活更重要。生活的意蕴层由若干核心元素构成，包括苏轼强调的风俗、道德。行文至此，我们要加上神性、诗意、日常趣味。金钱或物质基础乃是题中应有之意。种种元素，去掉一个生活就要出问题；去掉一半，生活将趋于面目全非。而放大其中的某个元素，后果同样堪忧。
“物质”跑出很远了，“精神”当奋起直追。说到底，人之为人，除了精气神，余下还有什么呢?
前面曾提到，苏东坡比现代人更现代，可能不无道理吧?
苏轼有七律《初到黄州》，前四句云：
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
苏轼初到黄州，其实内心也很孤独。黄州太守徐君猷待他好，却仅限于为他安排居所，接触甚少，时常宴饮更谈不上。毕竟他是罪臣。著名信件《答李端书》说：“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渔樵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
野店喝点劣酒，常被醉汉推骂，苏轼反而感到高兴。推几下骂几句，可比京城那帮小人的持续围攻好受多了。混迹于庶民草民多好。苏轼从这样的角度感受事物，看似寻常，其实非凡。这才叫修炼。亲友躲着他，“有书与之亦不答”，他自然会不舒服，但字里行间的痛苦隐而不彰。这叫高贵。
苏轼琢磨孤独，试图从孤寂中提取生命的能量。历代高僧都有这能耐。城郊有座安国寺，他常去焚香静坐，眼观鼻鼻观心，物我两忘，“表里脩然，得垢秽尽去之乐。”然而生命的律动不可休止，他写信给朋友说：“若世之君子，所谓超然玄悟者，仆不识也。”
苏轼之向佛，重两点：静与善。动辄得咎，退而为静，静又反观生命的律动，以期重新跃入生活的激流。所以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说：静是动的变式。没有纯粹的静观。苏轼求僧问道几十载，始终是静寂与律动的两栖者，他的努力方向，就是把异质性的东西集于一身。他成功在路上，因为没有终点可言。毋宁说他像个钟摆，摆荡于生命的两极之间，他赢得了这个“之间”，赢得了“永动”。
苏轼多欲而向善，既是反求诸己、三省吾身的结果，又取决于他对“恶”的领域的深广体验。不知恶，焉知善?
有趣的是，苏轼始终相信善的地盘更大一些。犹如佛法无边，能使恶魔皈依。
苏轼于元丰三年的二月抵黄州，五月，苏辙带着一支队伍过江来与他汇合。这支队伍，主要是女人和孩子。大半年离别恍如隔世。夫人王闰之见了苏轼情形会怎样呢？继续埋怨吗？这一层且撇下，我们来看王朝云。眼下的王朝云十九岁，艳光四射。过了十几年她三十多了，苏轼还写诗赞美她的容貌：“素面翻嫌粉涴，洗妆不褪唇红。”雪白的肤色，鲜红的嘴唇，天生丽质不需妆扮。她是在伟人身边绽放的一朵鲜花。苏轼志存高远，性情豁达豪放，本“不昵妇人”，却与王朝云两情缱绻，阴阳调畅。他滋润了这朵鲜花，鲜花又催生了他的艺术灵感。黄州是苏轼的“井喷期”，佳作有如钱塘江的潮水一浪赶一浪，依我看有两个因素：1、苦难中朝着自然与审美的转身；2、佳人的爱情热烈而又绵长。
政治理想跌入低谷，却有美神爱神携手而来。
对此深有体验的歌德曾说：美好的女性，导引我们向前。
徐太守为苏轼另辟一居所：临皋亭。临皋亭属官府建筑，罪臣本不可以入住，徐太守为苏轼破例。新居不算宽敞，但周遭风景甚好，与武昌城隔江相望。苏轼《致范子丰书》说：“临皋亭下八十余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乡哉。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
这段话有意思。苏轼念念不忘家乡，才会安慰自己说：何必归乡哉。江水半是峨眉雪水，而家乡眉山几乎就在峨眉山下。
谁是江山风月的常主呢？苏轼说是闲人。闲人又是什么人呢？显然不是无所事事的人。忙于政务是忙人，身处江山是闲人，但苏轼的闲，不如说是另一种忙碌。他忙着生活。忙着静观天地万物的律动，应对纷至沓来的灵感。这忙却不是追名逐利的匆匆忙忙。人的眼睛一味去盯功利，视野、胸怀都会收缩，这是一条铁律。苏轼提供了相反的、也许是最具说服力的例证。
生活远比功利宽广。
王朝云青春烂漫，而苏轼差不多十年前就自称老夫了。年龄相差二十八岁。眼下朝云十九岁，苏轼四十七岁。就一般情形而言，年龄是悬殊了。但苏轼这样的男人情况特殊，他是越活越精神。男女间的年龄感基本上是个现代概念，古代不同。朝云初入苏家，便是苏家的人了，她没有什么需要去克服的心理障碍。苏轼称赞她“敏而好义”，可见她是机敏的女孩子，潜心学习，琢磨生活，对环绕着苏轼的家庭氛围很敏感。她和王闰之处得比较融洽。王闰之不大吃醋，估计是朝云努力的结果。苏轼此间表扬老婆的诗句“妻却差贤胜敬通”则可能含有鼓励的意思，希望老婆继续大度，不要学汉朝冯敬通的著名悍妻。
也许曾经有过一场微妙的三人舞，慢慢过渡到双人舞。
黄州，是双人舞的高潮。
苏轼的诗文书简，几乎不提儿女私情。这与西方诗人不一样。士大夫文人讳言家中事，碰上炽烈的爱情也要按捺着，而西方诗人马上就要大写特写。所以西方爱情诗多，有些诗人一生歌唱爱情。礼教对情感有严格的约束，放大忠义孝悌，抑制男欢女爱，豪迈如苏轼也不免。士大夫抒写的男女情，一般都是宴乐游冶，官妓们唱主角。男女很不平等，一对一的爱情体验付之厥如。
对人性的刨根问底，可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弱项。
坚实的、自由的、大面积的个体成长艰难。就杰出的士人而言，拥有民本社会的理想诚然宝贵，但缺了人本，民本难免脆弱。民本需要人本所提供的强大支撑。
苏轼和王朝云在黄州的爱情细节，我们现在看不清。这“看不清”却呈报出了某种东西，呈报出历史的隐匿。
不便张扬的爱情令苏轼激动。对他来说，升华欲望却不难。黄州五年，他留给后世的艺术瑰宝真是数不过来。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这首《念奴娇》，豪放词中推第一。它透出波澜壮阔的历史感。历代大文人，历史感是必备的东西。目光不能穿越数百年，焉能写出好作品?即便写眼下，写周遭，没有宏阔视野的参照，小情绪小感觉肯定挡不住，它们争先恐后要出来。三苏父子当年在老家眉山的书房“南轩”，读得最多的可能是史籍。苏轼贬黄州，还把几十万言的《汉书》抄了一遍。抄书是他的读书方法之一。书法那么好，和抄书亦有关吧？抄书的时候意在别处，性情反而容易直泻笔端。苏轼的书法珍品如《寒食帖》，是他随意而为的巅峰之作。
为人、为官、为艺术，苏轼皆随意。随意是个关键词。
这随意却始终伴随着逆境中的修炼。犹如杜甫的沉郁顿挫，李白的自由奔放，学是学不来的。
历史感通向人生思索，前后《赤壁赋》是思索的产物。茫茫大江之上，一轮明月照着苏轼的沉思。“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邀游，抱明月而长终!”（这里，庄子浮出水面了。）
古代文人的思考一般都会碰上老庄。老庄玄奥，苏轼的思考却紧贴自然与人事。他不是哲学家，却是思想者。他对生活、历史、自然充满了哲思。他是洞见式的，点点滴滴的，既有宏观的把握，又有微观的进入。而他出色的汉语表达，让思绪显得清晰、优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响，目遇之而成色，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
造物者赐予人类无尽的宝藏。苏轼若能看到他身后的一千年，会吃惊地发现，宝藏原来有限，经不起人类折腾。
《后赤壁赋》写自然的神秘。苏轼过生日，偕同两个客人再游赤壁。“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苏轼独自攀上危险的峭壁，“二客不能从焉。”二客中的一客，即是前赋中的那位“客有吹洞箫者”。据学者考证，他名叫杨世昌，是黄州有名的道士，闲云野鹤般自由，又体魄强健，无论寒暑、雨天或晴天，“泥行露宿”满不在乎。然而这位杨世昌，攀峭壁的本事不如苏轼。我不知道苏轼是不是有一点夸张。
文中描绘的怪石、枯木，也是苏轼画画常用的题材。
在黄州他的书法绘画跃上了一个新台阶。襄阳米芾慕他的名，不远千里前来拜访他。米芾只有二十几岁，是个书画天才，恃才傲物，见了谁都不低颜色。米芾先到金陵拜会王安石，然后到黄州谒见苏轼。米芾对这两位闻名天下的大人物，“皆不执弟子礼，特敬前辈而已”。
苏轼满心喜欢接待米芾，没有一点前辈名流的架子。二人切磋书画，有时候争得面红耳赤。各有心得，则急于告知对方，于是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而苏轼对自己的书画能卖钱，不是很在意。为官十几年也没啥积蓄，答王巩诗云：“若问我贫天所赋，不因迁谪始囊空。
贬黄州的第二年，朋友往还渐多，他感到手头吃紧，把铜钱吊在屋梁上，计划开支。一个月下来若有盈余，他另存于竹筒中，用作款待好友的专费。举家厉行节约，王闰之堪称节约能手，昔日的太守夫人，眼下衣裳有补丁，金钗银簪送进了当铺。乳娘任采莲更有高招：将一块用盐水浸泡过的咸猪肉悬于饭桌旁，小孩想吃肉，便望望成猪肉。这叫“咸肉止馋法”。苏迨、苏过年幼，望着猪肉不眨眼时，任采莲会说：快拨饭，不怕咸呀？苏过告发哥哥盯着成猪肉看了好几眼，任采莲又说：不管他，咸死他!
一桌喷饭。苏轼哈哈大笑。朝云的笑容虽有节制，却也像一朵绽放的桃花。饭后，苏轼出临皋亭沿大江散步，通常由朝云陪着。“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二人听着江声缠绵起来，呼吸渐渐急促。回家，掩门，上床。
苏轼暮年重养生，称男女之事为“伐性之斧”，可见他对这把“斧头”是深有体验。黄州数年，青春妙龄的王朝云珠圆玉润，苏轼与她耳鬓厮磨，双双享受肉体的盛宴。平时却不谈这个。诗笔画笔不关儿女情。黄庭坚赞美说：“坡翁胸有万卷，笔无点尘。”
在今天看，却多少有些遗憾吧。苏轼崇拜陶渊明，和遍陶诗，却漏掉陶渊明向往佳人的《闲情赋》。佳人日夕在身边，大文豪偏偏不提笔。有一首苏轼的“婉约派”力作《蝶恋花》，姑录全词如下：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棉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消，多情却被无情恼!
谁能说苏轼不谙风情呢?
黄州的朋友越来越多，造访的客人走两个来三个，家里的开销捉襟见肘。苏轼又最怕朋友少的，即便是乡野之人，农夫，白丁，只要上门了，他必定留客吃饭。黄州这地方也不是年年风调雨顺，碰上旱灾涝灾怎么办呢?为长远计，苏轼不能不想办法。太守徐君猷真是一个好人，他解决了苏轼的难题，把城东一块废弃的兵营拨给苏轼，约五十亩坡地。苏轼率领全家开荒种地，除荆棘，搬瓦砾，挖水渠，合家老小挥舞着锄头扁担，每天累得一身汗。远道而来的朋友，比如眉山人巢谷，陈慥(陈希亮的儿子)，京师小吏马梦得，杭州高僧参廖，见此情形，二话不说下地干活，加入了垦荒队。马梦得与苏轼同年，人挺逗，插科打诨，唱歌翻跟斗，苏迨苏过老喜欢跟在他屁股后头。艰苦的耕耘苦中有乐……
麦子种下了。初春一片新绿，入夏满目金黄。
东坡诞生了。苏东坡三个字，从此响彻千年中国历史。
陆游《入蜀记》写他亲眼所见：“早游东坡，自州门而东，冈垄高下，至东坡则地势平旷开豁。东起一垄颇高，有屋三间，一龟头以日居士亭，亭下面南一堂颇雄，四壁皆画雪……”
根据陆游的描述，今日黄州再造东坡不难。
凡热爱生活的人，想必都会热爱它：那风中的麦浪在心头荡漾……
日本、德国、美国的汉学家，惊叹苏东坡应对磨难的力量竟如此之大。高官更兼文豪，下苦力轻描淡写，凸显给世人的，倒是沁人心脾的诗意景象。须知耕种决非易事，家中十余口，没一个是种田好手，苏东坡事事请教老农，东坡附近的农民都成了他的朋友。他写诗，幽默而又豪迈：“腐儒粗粝支百年，力耕不受众目怜。”
雪堂四壁的雪景出自他的画笔。堂前匾额四个大字“东坡雪堂”是他的手迹。这高雅之处却是谁都能来，城里的穷秀才，村中的流浪汉，蹭酒喝的，打秋风的，讲新闻说旧事的。主妇难免皱眉头：这要吃要喝的……其实客人也知趣，一般不会空手来。苏东坡用家乡话打趣：来就来嘛，何必又提又抱又扛的。
有一天他忽然说：“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
上下几千年，能出此语者，恐怕只有苏东坡。
他能穿越社会各阶层，洞察各领域，以伟岸之躯融入茫茫大地，既汲取能量，又广施悲悯。贬黄州无权无钱，他还拼着一张老脸，大力革除江对岸武昌城溺女婴的陋习，让数不清的女婴存活下来，长成待嫁的姑娘家，减少光棍汉。
他又说：“吾眼中无一个不是好人。”这该是耶稣的境界了吧？他可不是说大话。日后有个人弄得他家破人亡，使他九死蛮荒，这不共戴天之仇，他却在有能力报复的时候轻轻一挥手，饶恕了对方。还提醒对方保重身体。
通过他，我们才知道，悲天悯人并不是一句高调的空话。
他诠释了人之所以为人。他提纯了人类的文化基因。他向我们示范，人的精神可以喷发到什么样的高度和广度。
苏东坡常被人拉去喝酒。他曾自酿蜜酒，折腾半年，请人喝，紧张地期待评价。然而客人喝下蜜酒拉肚子，他只好宣布酿酒失败，以后继续研究。在朋友家饮酒，闻到酒香他人就醉了一半。祖父苏序豪饮，这基因没传给他；他久经官场文坛却锻炼不出来，一辈子遗憾酒量太小，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不过，他写醉书、画醉画、填醉词却蛮在行。稍不留神就是千古绝唱。且看《临江仙》：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毅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善于做考证的胡适先生曾表示疑惑：家童怎么会鼻息如雷鸣呢？联系苏东坡考场上也要杜撰，胡适释然一笑。
这首词很快传到太守府，徐君猷慌了，“以为州失罪人”，跑到苏东坡的寓所一看，才松了一口气。东坡正在堂上高卧，并未“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从词中透露的时间看，苏东坡在江边待了半夜。倚杖听江声，却听见了人事纷扰世事喧嚣。苏东坡心向自由而置身人世，不避人生喧嚣。他的生存姿态就是这样。他揭示出自由的价值，而自由既在江海又在人世，二者形成特殊的张力。生活的热情有多高，对“虚无”的体验就有多深。苏东坡是虚无的占位者么？他如此眷恋人世，因之而嗅到虚无的气息，不由自主要朝虚无的领地跑——那是他返身朝着人世发力的一块基地吗？他那厚地高天般的胸怀和视野，来自虚无这种稀有元素吗？
我拜读中外大哲，常有这类感觉。
哲人总有相通处，哪怕隔着语言、地域和各自的历史。哲人之所思，为人类生活持续地提供普适性价值。
苏东坡作为一名好官，是民本的；作为坚实而丰富的个体，是人本的。人本并非官本的对应物。人本通自由。自由又通向什么呢?
研究苏东坡，如果想避免一再走入故纸堆的话，不妨将眼界拓宽一些。要想把他活生生带到当下，需做些别样功课。比如一个人类学学者，可能会在东坡身上看到很多新东西。
笔者学力有限，仅能讲一点猜想。
我们回到黄州吧。苏轼贬到黄州，一变而为苏东坡。他在民间，在野地，在爱情的光照中，在亲友的环绕下，出乎意料地精神抖擞，形象鲜明，盖过了他身为官员留给人的好印象。历史上像他这样的好官并不罕见，但是作为艺术家，作为人的韧性、丰富性的阐释者，他是罕见的。身处逆境而笑声爽朗，一般人做不到，所以称他坡仙。他浑身散发的仙气和李白有不同：李白天马行空大鹏展翅，而东坡归属大地的广袤与神秘。
换个比喻说，李白像天仙，东坡如地仙。
不过坡仙也会生病的，眼疾，痔疮，害他两个月不能出门。于是有传言：东坡已仙逝。越传越像真的，而且传出千里之遥。居许昌的范镇听到了，立刻放声大哭；神宗皇帝吃不下饭，连连叹息：“才难，才难!”高太后的反应史料不载，她是苏东坡的崇拜者、后来的保护神。
病情稍见好转，东坡一溜烟出门去了。
有一天他骑马外出彻夜不归。家人、朋友四出寻找未见踪影。原来他睡在一座桥上，桥柱赫然有新词：“照野弥弥浅浪，横空隐隐层霄。障泥未解玉骢骄，我欲醉眠芳草。可惜一溪风月，莫教踏碎琼瑶。解鞍倚枕绿扬桥，杜宇一声春晓。”
他自序云：“醉，乘月至一溪桥上，解鞍曲肱醉卧少休，及觉已晓。乱山攒拥，流水铿然，疑非人世也。”
不知道行人碰见他会作何感想。多半蹑手蹑脚绕开他颀长的身躯：天亮了，布谷鸟唤醒他。
王朝云有了身孕，他欢天喜地，有时整日不出门，围着孕妇转，听胎动，做美味，洗小衣。夫人王闰之、乳娘任采莲倒闲着没事干了，皱不完的眉头，噘不停的嘴。苏东坡端详朝云说：兴许是个女孩儿……前边已有三个男孩，添个女孩儿多好。然而生下来的还是男孩，眉角格外像他，抓周单抓书和笔，东坡朝云相视而笑。取名苏遁。遁者，逃亡矣。京师斗不过小人，逃向民间总是可以的吧？《洗儿诗》云：
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
唯愿孩子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东坡郁闷时言辞尖刻，高兴了，却又要讽刺人。做官做到公卿，原来有诀窍：愚蠢加鲁莽。
苏东坡讲的聪明，是指政治远见及与之相应的良好操守。而事实上，官场小人绞尽脑汁弄权术、翻云覆雨，将愚且鲁变成了他们的聪明。
苏东坡贬黄州五年，快满五十岁了，否极泰来，仕途向他抛出了赏心悦目的曲线。他还将被自己的聪明“误”下去，直到停止呼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