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从1894年日本武装侵略我国台湾开始到1945年战败无条件投降的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日本明治天皇睦仁、大正天皇嘉仁、昭和天皇裕仁都亲自策划和指挥了对中国的侵略几十名皇族成员直接指挥和参加了侵华战争每一次重大的军事行动都有日本天皇和皇族的魔影。日本天皇及众多皇族成员是侵华战争的策划者、指挥者和急先锋。他们的双手沾满了中华民族的鲜血他们的罪恶罄竹难书。本文仅以昭和天皇裕仁及其参与侵华战争的皇族成员为研究切入点揭露其侵华罪行。
一、日本侵华的元凶是昭和天皇裕仁
1926年12月大正天皇归西裕仁即位成了日本历史上的第124代天皇年号“昭和”取自中国的儒教经典《尚书》中“百姓昭明”“万邦协和”。表面上要万邦协和裕仁成为日本陆海军大元帅后开始了日本历史上极具侵略扩张、穷凶极恶的昭和时代。
自裕仁即位以来日本国内爆发了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工潮、学潮、农潮连绵不断。这时靠侵华起家的大军阀田中义一内阁上台。改变了过去扶持张作霖谋取东北的国策而明确提出“抛弃张作霖另寻新代理人”的国策。1927年6月28日至7月7日间续召开了田中主持的“东方会议”。7月24日田中在官邸召见儿玉长官、芳泽公使、山本社长说:“……在中国的权益现在情形永难解决应制定“根本政策”。7月26日午后2时田中将一份题为《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即“田中奏折”参内奏陈。内称:“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使支那完全被我征服其他如小亚及印度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
东方会议后日本人为了实施“征服满蒙”的既定方针在东北蓄谋制造了一系列“事件”并在沈阳周围进行了大大小小二百余次旨在占领沈阳的实战演习。与此同时日本国内也进行了多次针对中国的陆海协同军事演习1930年6月12日身着大元帅军服的裕仁天皇御统帅日本海陆军在神户港举行大演习。1931年日本海陆军大元帅裕仁天皇戎装、骑着高头大马威风凛凛地御检阅日本军队。
1931年下半年裕仁坐镇大本营紧锣密鼓调兵遣将忙的不亦乐乎。7月末裕仁天皇亲自命令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陆军天才”石原莞尔少将在实地考察东北后制定详细计划奏报不久一份《关东军占领满洲计划》呈进宫来天皇同时任命曾担任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天皇侍从武官长的本庄繁担任关东军司令官石原莞尔任关东军高级参谋。又指示陆军参谋总长皇叔闲院宫做好一切准备并在8月份“一切可执行”。此外还任命老牌间谍、中国通土肥原贤二为驻奉天特务机关长东条英机为参谋本部行动动员课课长。1931年8月1日裕仁天皇在叶山行宫御召见将要实施对中国东北进行大规模军事侵略的关东军司令官、前线总指挥本庄繁面授机宜。为了直接掌握和指挥军事行动裕仁天皇破天荒地一改由中间人传话的习惯在书房里安装了专线电话以便随时遥控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海军军令部等军事指挥机关。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军驻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擅自将军队开进满洲不但事后得到天皇的批准还被誉为“越境将军”而得到“赫赫威威之名”。关东军一夜之间占领沈阳“九一八”事变打响后日本迅速从国内调集大批军队:在“宫城二重桥前三呼万岁后军队出发”在“万岁声中由品川等驿出发”。
“御用船'宇品丸'急派军出发大连”。
1932年1月10日“闲院宫和梨本宫两个皇叔、陆军元帅分别为爱国一号和爱国二号飞机命名”。
1932年3月16日裕仁天皇在给正在参加“上海事变”的日军第二、第三舰队司令长官的敕语中称:“上海派遣军陆海军将兵协心戮力寡以众破行动机宜皇军威信扬名中外朕深其忠烈嘉奖”。
“1932年4月25日裕仁天皇和良子皇后到靖国神社参拜、祭奠'满洲事变'、'上海事变'阵亡者”。
皇后的妹妹“西本愿寺妇人团总裁大谷衽子送慰问金、爱国弹”。
1932年以来日本各地频频组织军事演习裕仁天皇多次“率闲院、梨本两元帅亲赴宫崎、群马等县御用大本营及野外特别演习御视察”在“御召舰比壑”巡视陆海军特别大演习并检阅军队λ为即将开赴中国的日本侵略军打气鼓劲。
东北沦陷后日本人阴谋将东北从中国的版图上分割出去采取“以华治华”的毒计炮制出傀儡政权伪满洲国。1934年6月7日裕仁天皇的胞弟秩父宫作为天皇的特使抵达伪满国首都长春“承认”伪满洲国傀儡皇帝并向溥仪“递交国书”还“赠溥仪菊花大绶章、皇勋一位宝冠章”。
在所谓《日满议定书》签定后“用条约的形式确定了满洲国在名义上是独立国实质上则完全是日军占领下的殖民地”。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皇族成员伏见宫、朝香宫、东久迩宫、梨本宫等十余名日军政要人先后到伪满洲国视察、慰问等。
1933年由裕仁天皇下令设立日军“七三一”细菌部队，灭绝人性地用中国人进行细菌实验并大量生产细菌武器并在东北、浙江等地实施投放使当地百姓深受其害。日本人在国联调查团到中国实地调查日本侵略东北的罪行时耍尽了阴谋以至于后来天皇“奏准”日本退出了国联。
日本在所谓征服满蒙后便开始实施所谓征服支那的阴谋。1937年4月裕仁天皇将陆军17个师团的司令召进皇宫向他们下达进攻关内的命令。一切准备就绪后1937年7月7日日本人蓄谋制造的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迅速占领北平并直逼南京。
7月11日“午后7时裕仁天皇在叶山皇宫紧急召见陆军参谋总长闲院宫和海军军令部长伏见宫在研究重大时局后任命皇步闲院宫为进攻中国的陆海军统帅。参谋本部是日本战前陆军的最高指挥机关与陆军省统辖军政机关并立直属天皇政府无权过问”。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的战役打响。15日裕仁天皇在皇宫觐见厅凤凰殿召见退役老将军松井石根裕仁天皇任命松井为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率两个师团支援上海的海军陆战队立即出发。于是松井石根手持御赐权杖率领3.5万日军抵沪。
在此以前裕仁天皇是通过别人了解情况和下达命令但此时裕仁命令在宫城内设立“帝国大本营”以便直接指挥战争。
日军攻下上海后军队已损失近三分之一。裕仁天皇于12月1日命令进攻南京并派皇叔朝香宫参加指挥攻占南京的战役。在朝香鸠彦的命令下制造了震惊中外、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1938年2月12日裕仁天皇在叶山皇宫召见了归国复命的朝香宫。裕仁对其在此次出征的战绩大加赞赏特赏赐雕有皇家菊花纹徽的银质花瓶一对以示恩宠并恢复了皇室身份。
1940年6月按照日本的旨意溥仪由日本捧回了“天照大神”供奉在长春的神社溥仪率文武百官定期参拜。
1941年裕仁天皇不顾许多人的反对坚持任命战争狂人东条英机为首相发动了太平洋战争。1942年7月21日“裕仁天皇、皇第三笠宫赴枥木县宇都宫市陆军飞机场躬亲鼓舞激励士气将士莫不感奋填胸誓愿一死完遂圣战以报皇恩”。尽管裕仁天皇到处鼓劲打气日本在各地战场上的优势逐渐转为劣势最终导致战败无条件投降。
裕仁天皇是日本军队的大元帅是侵华和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然而战后虽在盟国的压力下走下神坛由神变成人战后宪法规定日本天皇只是国家的象征日本国成为民主制国家但裕仁根本没有承担战争的责任更没有受到应有的惩处因此留下了罪恶的隐患。
二、日本皇族是侵华战争的急先锋
1930年5月裕仁天皇的胞弟秩父宫雍仁亲王亲率军事人员遍访大连、金州、辽阳、公主岭等地研究当年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史和遗迹。此后日本人蓄意制了“九一八”事变日本关东军一夜之间占领沈阳为尽快攫取东北于是紧急从国内调集大批军队增援。裕仁天皇的胞弟、秩父宫雍仁亲王杀气腾腾地代表天皇在日本“东京驿御送满洲派遣军出发”。
秩父宫雍仁代表天皇御慰问在“九一八”事变中积极配合关东军的“满铁”。
皇后良子也没有闲着她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立即“御赐绷带、真绵”派人送往前线。1932年初良子曾御驾医院慰问满洲事变和上海事变的日军伤兵“1932年4月15日皇后卫戍医院御慰问伤员”。裕仁胞弟“秩父宫夫妇医院慰问”。
1933年9月19日皇后的妹妹西京本愿寺妇人会总裁大谷衽子率妇女界人士到伪满洲国访问，鼓吹吞并中国东北。
1934年日本人炮制溥仪在伪满洲国称帝秩父宫又奉裎天皇的旨意亲往长春祝贺和承认并在伪满首都长春车站前检阅日本关东军和伪满军队。1934年12月6日皇族成员海军军令部长伏见宫、陆军航空兵司令东久迩宫和陆军中将朝香一行三人抵达长春、大连、奉天视察。
1937年7月18日“皇太后赐冰砂糖陆军省寺仓少将、海军省近藤大佐捧接”。“皇后陛下再赐海军绷带并赐御内金10万元”。
1937年8月裕仁胞弟“高松宫御赐扇子、手帕、罐头数万个及小豆、密豆经陆军省香月司令官运输”。
1937年9月26日“伏见宫博义王殿下第三驱逐舰队司令部御左手微伤黄浦江继续舰上指挥”“伏见宫博义再御出阵”。
“乐久迩宫捻彦王殿下中支三军御统率”、“贺阳宫恒宪王殿下御参战”。
“梨本宫妃、伏见宫妃、闲院宫妃、伏见若宫妃缠绷带御送北支”。
“北白川宫永久王御赐日章旗阵中飘扬”。
“闲院春仁王战线御视察”、“秩父宫南北战线御视察”。战场上“要职贺阳宫”。
1939年日军在中蒙边界同苏蒙军激战四月北白川永久亲王在“诺门罕”战争中被击毙。
1942年裕仁天皇的胞弟高松宫宣仁亲王身着戎装到长春访问。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秩父宫又代表天皇赴“南支作战前线视察并帷幄御参划”。
直接参加指挥进攻上海、攻占南京和南京大屠杀的皇族成员还有很多人:伏见宫博恭任海军军令部长是他“给日本第三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下达'放手行动'的命令随后亲临指挥日本海军进攻上海的战争”。当年日本人拍报的在“上海战线御活动的伏宫广吉大佐宫殿下”的画面，头带钢盔身着军装带着圆圈眼镜左手缠着绷带右手端着望远镜简直凶神恶煞一般伏见宫广吉一年后因并发症死去。
卢沟桥事变后时任日本侵华军统帅、“参谋总长的闲院宫殿下”元帅服前挂满勋章一派盛气凌人的凶相。
“中支三国御统率东久迩宫殿下”和身为“某要职的贺阳宫殿下”则横眉怒目虎视耽耽……。
东久迩宫被称为日本空军的先驱。“七七”事变前他亲赴台湾视察航空兵部队就是他亲自指挥轰炸上海和武汉。
老皇叔梨本宫守正和山县有朋是当时日本仅有的四个元帅之一1937年6月9日他秉承天皇的旨意来到伪满洲国首都长春。在与关东军密谋后给裕仁天皇发了电报:“南进的皇室已与关东军北进派达成谅解”。欲在中国东部大规模军事行动占领和控制中国东部港口和铁路。次日梨本宫和东条英机飞回日本由梨本宫直接向裕仁天皇汇报。皇叔陆军航空兵司令东久迩宫星夜兼程赶赴台湾视察航空兵部队皇叔陆军中将朝香宫视察直接攻击上海的陆军第十一师团。不久卢沟桥事变便爆发日本侵占全中国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开始了。
在日本皇族成员中直接参加侵华和在中国犯下滔天罪行的要数裕仁天皇跛脚的皇叔朝香宫鸠彦大将了。这个朝香宫曾是日本间谍的头子曾因车祸而致残。在日本的“二 二六”事件中他同情发动政变的中青年军官被裕仁天皇从皇室名单中剔除。在朝香宫急于找机会干出的样子让天皇看看的时候1937年8月中旬日本进攻上海时遭到中国军队顽强的抵抗战争进展缓慢在日军攻下上海时部队损失近三分之一。12月1日日本大本营下令进攻南京坐镇大本营的裕仁天皇亲自下令由正企盼带罪立功的皇叔朝香宫中将接替松井石根的指挥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
12月5日朝香宫由东京飞到上海指挥部队进攻南京12月13日南京陷落。在日军围困大批中国军队和南京市民时朝香宫下令:“杀掉全部俘虏机密阅后销毁”。朝香宫命令攻入南京的日本陆军第11师团中岛师团“负责维护公共治安”于是就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一时间整个南京市街头、水面、到处都是被日军惨杀中国同胞的尸体30余万中国同胞被屠杀。日军的暴行尤其是日本皇族成员朝香宫的罪恶不可饶恕。南京大屠杀事件发生的当天裕仁就向参谋总长、日军入侵中国的统帅皇叔闲院宫表示:他对南京的行动非常满意。闲院宫则给南京发电:“战绩卓著、史无前例”。曾被日本右翼分子污蔑为“日本的犹大”的田中隆吉说“如此大量的屠杀如果不是在军队统一指挥下采取集体行动的话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美国国家档案馆1993年9月解密的外交文书中有一份1938年1月17日日本外务大臣广田弘毅从东京发给日本驻美国大使馆的密电内称:“据可靠的目击者直接计算及可信度极高的一些人来函提供充分的证明日军的所作所为及其暴行手段不少于30万的中国平民遭到杀戮很多是用了极其残暴血腥的手段。强奸、强奸幼童及其他对平民的残酷暴行在战争早已于数星期前停止的区域继续发生”。以往许多人认为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是华中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其实除了松井外直接下达屠杀令的元凶是裕仁天皇的皇叔朝香宫鸠彦。
在日本侵略中国的半个世纪时间里众多日本皇室、皇族成员直接参与了策划、指挥、进攻和下令屠杀。无论在中国战场还是在日本本土这些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倾巢而出忙得天昏地暗。他们是侵华战争的中坚、是急先锋他们手上、身上都散发着血腥。
三、日本天皇和皇族应承担战争责任
1945年8月15日身着日本军队大元帅军服的裕仁天皇在《终战诏书》中宣布无条件投降至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德国的希特勒自知作孽太多而自杀意大利的墨索里尼被他的人民捉住并处以极刑。虽说战时日本首相东条英机也被作为甲级战犯被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处死战争狂人东条英机罪有应得。但日本的国体与德、意不同战时的日本天皇是国家元首、日本军队的最高统帅裕仁以及众多皇族成员都直接参与策划并实施了对外侵略。在日本侵华的各次重大军事行动中都有日本天皇和皇族成员的魔影他们是日本侵华、给中国和中国人民造成极大灾难的罪魁祸首他们是这场侵略战争的直接责任者他们应对这场战争和战争带来的灾难承担责任。
日本自明治起的国体就是天皇独裁制、国家是“皇国”、军队即是“皇军”、国民即是“皇民”这已经清清楚楚地表明天皇和皇族在日本国家、军界的地位和作用了。1945年8月14日裕仁天皇在《终战诏书》中念念不忘皇国国体:“……朕于兹得维护国体……势必发扬国体之精华不致落后于世界之进化尔等臣民其克体朕意”。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封建迷信的神道国教、军人的本分是为天皇尽忠守节以及封建武士道的愚化使日本的军队成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忠实工具以至于乃木希典等为天皇自愿殉葬的狂热分子成了日本军人的楷模。在各地的侵略战场上日本军人为天皇而战并不时遥拜天皇甚至打了败仗竟剖腹自杀谢罪于天皇。对天皇崇拜到无比狂热和登峰造极的地步这是世上独一无二、绝无仅有的。然而这些背井离乡、舍弃家室的东洋生灵和亡灵哪曾想到他们死心踏地效忠的天皇对他们、对这场战争竟如此不负责任。
日本的最高统治者、陆海军大元帅裕仁天皇十分清楚他本人以及众多皇族成员的战争责任和罪恶在1940年7月就将陆军参谋总长、侵华日军统帅、皇叔闲院宫和海军军令部部长皇叔伏见宫等一批皇族要员调离现役目的是为了开脱皇室和皇族成员的罪责维持皇室和天皇的统治。
1941年10月裕仁天皇认为近卫首相“缺乏坚定信心和勇气”任命东条英机为首相并立即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此后日军在各战场的形势急转直下。战败投降时皇叔陆军大将东久迩宫捻彦王没经任何人推荐就被裕仁天皇任命为首相。πξ这是为了确保国民对天皇的忠诚为了在和以美国为首的盟军占领军处事时拖底、更加能贯彻天皇的意图、保护天皇的权益。为了能够有一个既可以把战争受害国的仇恨引开又可以将日本国民的愤怒引开在战时的内阁首相东条英机及一些军队要人被处决的表象后面罪魁祸首裕仁天皇和众多皇族成员却安然自得。日本在迎接美国占领军尤其是对待麦克阿瑟等美军高级将领时日本人“无微不至”、无所不用其极从而使天皇制得到了保留天皇和众多皇室、皇族的罪孽没有被追究以致战争赔偿问题也敷衍了事。
在当年的远东国际法庭上战争受害国中国、苏联以及澳大利亚等国都曾强烈要求把日本天皇裕仁作为首要战俘审判。日本国民中也有许多人认为裕仁天皇对发动侵略战争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旧金山媾和条约》签定的当天就有人在皇宫内50米高的烟囱上挂出“弹劾天皇裕仁要求回答”的条幅。可是由于各种原因裕仁没有受到审判他的罪行也没有被追究。就连当时美国《纽约时报》的记者也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被告席上有一人缺席他就日本天皇”。
日本学者井上清教授指出:“根据日本宪法的规定天皇是日本的最高统治者没有这个日本国唯一的最高统治者的命令或同意的话大日本帝国对外进行战争是不可能的天皇是必须承担战争责任的”。πζ美国历史学家赫伯特比克斯是一位长期从事日本研究的学者他在一本书中引证了已故裕仁天皇的信件和美国国家档案馆的档案等书中写到:“一是日本政治制度的核心在二战前如此二战后也是如此。”……到1940年他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战争领袖”。书中列举的证据表明:“道格拉斯 麦克阿瑟上将的高级助手和日本法庭官员精心篡改了东京战争罪行庭审证词以免牵连裕仁”。麻省理工学院历史学家约翰道尔教授说:“裕仁天皇在战争期间发挥了非同寻常的政治作用。因为二战后有人百般抵赖此后学术界和新闻界一直被蒙在鼓里。”美国之所以决定对裕仁免予起诉首先是为了确保日本乖乖投降并对美国的占领采取合作态度。后来随着冷战的升级这样做有利于恢复日本的君主制使之成为亚洲的反共堡垒。事实上就连曾三次出任日本首相的近卫也认为“尤其是统帅权的问题政府完全没有发言权可以控制政府和军队双方的只有陛下一人”。
日本战败投降已经过去整整半个世纪了而至今战争的最高责任者仍没有承担起责任。正是由于日本天皇没有承担责任和受到应有的惩罚也包括日本没有很好的担负起战争赔偿从而又埋下了罪恶的种子。
日本政府的一些官员在各种场合拒绝承认战争罪行的言行以及以“教课书事件”为典型代表的各种右翼活动这些事情的发生极大地伤害了各受害国特别是中国人民的感情。几年前日本约有右翼团体1800个、约12万人现在仍有上升趋势。日本右翼思潮和右翼势力在日本甚嚣尘上他们否认侵略、美化侵略、篡改历史、歪曲历史、误导青年一代尤其是谋求军事大国日本军国主义有死灰复燃的征兆越来越引起亚洲特别是遭受日本侵略的最大受害者的中国人民的警惕。
时至今日日本在战后认识及赔偿上的态度之所以让战争受害国、战争受害人民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主持正义的人们不满意并使日本右翼势力越来越猖獗的一个主要的原因除了日本逃避了以战争赔偿的方式记取教训外就是对战争负有重大、直接责任的日本天皇及众多担负日本军界要职的皇族逍遥法外。虽然战时的几任天皇和许多皇族成员已经死去现在的天皇和日本政府理应负起责任。揭掉面纱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后我们清楚地看到:日本皇族尤其日本裕仁天皇对侵华战争是有重大责任的他们的手上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他们是有罪的是应该对那场罪恶的侵略战争负有责任的是应该真心地向中国和中国人民谢罪的。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给中国和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据中国军事科学院研究统计:仅在1931年至1945年日本侵华期间伤亡中国人民3500万其中3000万以上是平民百姓。直接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损失5000亿美元。日本侵华战争的性质早已在东京国际军事法庭被确认这早已成为世人的共识和史实。日本右翼势力任何否认、美化侵略甚至污蔑中国制造谎言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对日本右翼势力的嚣张气焰中国人民也包括有良知的日本人民都是不答应的。如何认识和补偿侵略战争给亚洲特别是给中国和中国人民造成的灾难是对日本历届政府的一个考验。日本政府应正视历史、承担责任吸取历史教训把客观的史实展现给日本国民尤其是要教育好下一代要。
台湾间谍在大陆活动60年：有3000余人“以身殉职”
蒋介石接见“军情局”人员
1987年国安部门缴获的台湾间谍在大陆进行恐怖活动的部分罪证，包括发报机2部、手枪4支、子弹100余发，以及其它特务器材、指令、经费等。
1949年国民党败逃台湾后一直叫嚣反攻大陆．其情报部门对大陆的间谍活动一刻没有停止过。近60年的时间里，“国家安全局”、“法务部调查局”、“国防部军事情报局”、“国防部第二（情报）参谋次长室”，“国民党中委会大陆工作会”、“国民党海外工作会” 等情报机构，不断派遣间谍潜入大陆进行情报搜集工作和破坏活动。其中尤以“国防部军事情报局” 及其前身、“国民党中委会大陆工作会” 为“急先锋”。
暗杀、爆炸、袭扰，考验看新生的人民政权
1949至1969的20年，是台湾国民党派遣军队、海匪和武装特务，从海上、空中对大陆，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进行窜犯、袭扰活动的20年。
暗杀、爆炸是国民党特务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最主要的活动方式。为了实施暗杀，“国防部保密局” 在1949年和1950年，先后三次派遣绰号为“赛狸猫” 的特务段云鹏秘密潜入天津、北京，联络国民党潜伏人员，成立了“北平行动组”、“天津特别组”和“情报暗杀组”。他们秘密搜集枪支、制造炸药、调查中央领导人的住所和行踪，寻机行刺。但是，还没来得及行动，50多名大小特务就在1951年“五一” 节过后被我安全部门一网打尽。段云鹏这位当年“军统局” 的“奇才” 也在1954年9月再次潜入大陆时被捕，之后被处以极刑。
但是，台湾当局并不甘心。1955年4月，“保密局”得到消息，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将包乘印度客机“克什米尔公主号”赴万隆出席亚非国家会议。于是，喜出望外的毛人凤亲自坐镇指挥，当“克什米尔公主号” 途经香港加油时，早已藏匿在此的特务们在飞机上安放了炸弹。11 日，当“克什米尔公主号”飞越北婆罗洲上空时发生爆炸，包括中国和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中外记者11人和五名印度机组人员遇难。周总理和中国代表团因应邀先去仰光与缅甸、印度和埃及总理会晤，临时改变路线，才幸免于难。此后，特务们又在万隆组织了一个28人的“敢死暗杀队”，图谋继续行刺，但由于中国和印尼双方防守严密，计划最终落空。事后，国民党当局极力否认与爆炸事件有关。但40年后，当年参与并策划该事件的原国民党“保密局”侦防组组长谷正文在台湾《中国时报》上公开承认，该事件的确是国民党特务买通香港启德机场员工安放了炸弹。
1962年，国民党当局以军队为主大规模窜犯大陆的行动连连受挫后，便与情报部门一起制定了代号为“海威”、“班超”等计划，经常在沿海地区派出小股武装特务进行袭扰。1964年7月8日傍晚，“国防部情报局”派遣所属武装特务51人组成“江苏省反共救国军第19纵队第1支队”，乘坐伪装成日本渔船的“满庆升1号”、“满庆升2号”在江苏沿海地区登陆。他们一上岸，就被我沿海军民围歼。同年秋，为了在广东开辟所谓“游击走廊”，台湾当局又连续派出九股武装特务，分别在海丰、惠阳等地登陆，还将一股特务空投至阳江。但结果是一样的：特务172人全部被歼灭，包括纵队司令七人，副司令14人。
除了在沿海地区袭扰外，情报部门也派遣特务深入内地进行间谍活动。1964年 10月，大陆试爆成功第一颗原子弹后，“国防部情报局”立即派遣多名特务从香港潜入大陆，展开“神斧行动”，刺探原子弹秘密及沿海军事部署情报，但同样没有逃脱覆灭的命运。
随着小股武装破坏活动的破产，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又改变策略，将情报机构的工作重点确定为“突击作战”和“政治登陆”。为此，1965年春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进行了一次人事、机构、任务的大调整，把原来的“海狼队”和“神斧队”合编为两栖行动突击大队。在小股特务突击登陆作战以“提高民心士气”的同时，经常在海上抓捕或诱逼大陆渔民，进行反共宣传。
煽动、心战、策反，以“政治反攻”作为头等大事
20世纪80年代；大陆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随着海峡两岸气氛日益缓和，双方由军事对抗逐渐转为政治对抗。台湾情报部门忌惮暗杀、爆炸、袭扰等活动的卑劣影响，于是便把注意力集中到从大陆自身出现的不稳定因素中寻找契机，兴风作浪，制造混乱。
利用各种舆论工具进行造谣、煽动性宣传成为台湾情报部门的首要任务。他们通过海飘、空飘、邮件夹寄、派遣“心战船”、广播等手段对大陆进行“心战”宣传，尤其侧重对我大专院校的宣传。仅1986年1月至9月，某地区就查获从香港、日本．美国以及东南亚国家寄给大专院校的“心战”宣传品600多件。
同时，台湾情报部门还不断派遣特务入境，煽风点火，制造动乱。1983年3月29日下午，“陆工会” 派遣驻香港“391”特务组组长何恩杰、组员林泽荣在广州市面向海珠广场的广州宾馆七层楼外，悬挂了一幅长约三米、宽0.5米，白底黑字“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反动标语，在全国造成了很坏的影响。1987年3月，“军情局”派遣特务柏洪、孙中梨、张沛等人潜入重庆市，在山城电影院和枇杷山公园等地投撒了1300余份传单，叫嚣“只有武装斗争，中国民主之胜利才有希望”，并煽动群众到“武装部、公安局、军营里”抢夺武器，“用武装斗争，推翻共产党暴力政权”……
1987年7月，台湾当局迫于岛内外的压力，宣布解除台湾地区长达38年之久的“戒严令”，随后又解除了民众赴香港、澳门地区观光的限制，并允许部分民众赴大陆探亲。台湾情报机构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向大陆派遣了大量特务人员，搜集我政治、经济和军事情报。1988年7月国民党“十三大”中明确提出“支援大陆民主运动，争取大陆民心”的“大陆政策”。“陆工会”主任肖昌乐也直言不讳地说：“支持大陆的民主运动，就是落实大陆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情报机构自然就将“政治反攻” 作为头等重要的任务。
在1989年春夏之交大陆出现的那场政治风波中，台湾当局头脑发热，错误地认为“政治反攻”的努力“业已获得国际广泛的肯定与大陆同胞的回响”。为此，要求情报部门“超负荷加速运转”，运用广播电台向大陆播放大量造谣、污蔑性的“心战”广播和大量编造的、蛊惑煽动性的“新闻”，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煽动群众与政府“抗争到底”。他们还派遣和指挥潜伏在大陆的特务分子直接插手北京、上海等10几个省、市、自治区的动乱。在我安全部门从上海、北京等地抓获国民党特务周彦、梁强、王长洪等人后，肖昌乐也不得不承认：“我们确有工作人员在大陆工作……”
鉴于特务活动在大陆的一次次失利，台湾情报部门认为根子是没有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为此，“军情局”局长殷宗文提出要强化“进入大陆、建立据点”运动。于是，情报部门发起了针对我党我军高级干部的策反活动。最让他们“自豪”的便是“少康项目” 策反行动。1991年，通过一位张姓“台商” 的发展，“军情局”将解放军总后勤部军械部的一位处长策反，并将其封为“少康一号”。之后，在1992年又将军械部一负责人也拉入了该组织，成为“少康二号”。1999年这个间谍网破获，主犯被判死刑。此外，台湾情报部门还成功地将大陆原“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办公厅（外事部）一名局级干部策反。在15年间，他向台湾泄漏了许多国家经济规划和改革方案等机密情报。美籍台湾间谍方复明从1995年至2000年期间，通过巨额美金贿赂，将原电力部一批中高级干部拉下水，从而获得我国许多重大工程项目的秘密和情报。
陈水扁上台再次转型，成为“反制”和平统一的工具
2000年，陈水扁当选为台湾“总统”后走上一条“急独”的不归路，为了防止大陆武力攻台，陈水扁当局指使“军情局”不断派遣间谍潜入大陆，搜集军事、政治、经济和科技等方面情报，特别是军事情报。在这种情况下，台湾情报部门逐渐沦为“台独”势力搜集大陆情报、“反制”两岸和平统一的工具。
台湾情报部门在大陆从事间谍活动的人员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在旅游、探亲、交流访问的人群中发展短期搜集情报者。两岸“三通” 之后，这类人员的数量逐年增加，一次付给至少五六万台币的报酬，这对许多台湾人有很大的诱惑力。二是以台商身份进入大陆，表面上从事商业活动，实则从事间谍活动者。目前在大陆居住的台商已经超过50万人，情报部门通过收买小本经营或资金上有困难的台商做间谍，很容易成功。2003年12月15日，广东、福建、海南、安徽、浙江、江苏、上海和山东八个省市的安全机关同时采取行动，抓获了以“台商”名义从事间谍活动的傅宏章、宋孝濂、王长勇、李享隆等24名台湾间谍和19名涉案的大陆人员，摧毁了台湾间谍机关在大陆布建的秘密情报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军惰局” 还派出其退役上校、“王牌间谍” 李运傅以经营“南京实力医学研究咨询部” 为掩护，在南京工作多年，建立了多个情报组织，搜集了大量我军导弹部队、南京军区及东海舰队的机密情报。2003年11月30日，陈水扁为了说明大陆对台湾的“威胁”，在高雄县“扁友会” 成立大会上说出大陆在沿海600公里范围内导弹部署的具体位置和数量。这些情报据说都是由李运博的情报组织收集而来。在陈水扁这次讲话后两个多月，李运溥就被大陆公安部门逮捕。三是在大陆发展的情报人员。如原安庆电视台广告部副主任李庆生在金钱的诱惑下从事间谍活动十余载，直到2004年被抓获；广东省安全厅的一名处级干部，在2003年被捕时，已为台湾情报部门工作六年，共收受台湾当局1400万元人民市；2004年，中国国家安全部门在“3.20” 台湾“总统”大选前后，破获了一个为台湾收集核心军事情报的间谍网。涉案者包括一所军事院校的十多名中高级军官。他们向台湾提供了苏-27、苏-30等解放军主力战机的部署及训练情况，以及大陆防空系统等绝密情报。
随着编外间谍一批批落网，2006年5月初，“军情局”打破了10年来未向大陆派遣编制内军官的惯例，派出了“军惰局”四处上校副处长朱恭训以台商身份经香港赴大陆“考察投资”，这位台湾“情报界精英”踏入大陆尚不足一个月，就落入了法网，从而成为近年来台湾“军情局”人员在大陆“失事被捕”的最高级别军官。
谍报人员视同“夜壶”
据台湾媒体披露，自1949年国民党政府败守台湾至今，已有3000余名间谍“以身殉职”。如果把大陆涉案人员及被捕关押的间谍计算在内，人数可能超过一倍。台湾一位资深情报官员指出台湾的情报搜集计划，无论是早年的“神斧”、“班超”、“光武”、“三民”、“海狼”、“长风”，还是近年来的“威远”及 “定远”，“没有一次是不付出代价的，总是会有报告称被'破线'或'拆台'，也就是情报网被大陆的反间谍系统查获。” 笔者认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台湾当局对间谍们许下的种种承诺总不愿兑现，许多人在退役后甚至连养老保险都没有，就像“打发狗一样”！令许多间谍寒了心，也使原来准备加入间谍组织的人打了退堂鼓。宋孝濂等间谍在被捕后表示：十分后悔在大陆的间谍行为，也十分痛恨那些利用台商在大陆开展情报收集工作的人。近期各种媒体报道的间谍李俊敏“死而复生” 后的下场就是一个好的证明。27年前因在大陆从事间谍活动被判处无期的台湾间谍李俊敏被台湾情报部门认定“因公殉职”：当其在大陆被释放，“死而复生”准备返台时，却遭到当局的种种刁难。为此，台湾《联合报》2006年12月9日发出感慨：“台湾当局视谍报人员如同黑社会，用完就丢，就好像杜月笙说的'夜壶'，当权者都需要他们，可是用完就远离他们，甚至糟蹋他们。”因此，尽管目前陈水扁仍热衷于对大陆进行间谍活动，甚至计划花100亿元新台币从美国购买间谍卫星监视祖国大陆，还与美国、印度、蒙古合作，在大陆周边地区设立监听网，但所有这些倒行逆施的行径终将会被历史的车轮轧得粉碎。
背景资料：台湾情报机构
1949年国民党败逃台湾时，其情报机构主要是“国防部保密局”。经过近60年的发展，今天台湾情报部门已拥有“一国家安全局”、“法务部调查局”、“国防部军事情报局”、“国防部第二（情报）参谋次长室”、“国民党中委会大陆工作会”、“国民党海外工作会”等机构。其中，“国家安全局”成立于1954年7月，直属于“国家安全会议”，是督导和协调各情报机构的最高机关。凡是有关情报单位的重要事项，都要由它呈报“国家安全会议”再上报“总统”。“法务部调查局”，成立于 1955年3月，前身为“内政部调查局”。主要负责防止“内乱、外患、泄密”等保防任务，以及从事对反对势力的调查和监视、情报搜集和进行策反。“国防部军事情报局”由“国防部保密局”发展而来，其前身就是1937年4月由军事委员会特务处扩建组成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局）。1946年，军统局改名为“国防部保密局”，后又改称“国防部第二厅”。1954年台湾当局对情报部门进行调整时，又将其名称改为“国防部情报局”。20世纪60年代，“国防部情报局”与“国防部特种情报室”合并成为现在的“国防部军事情报局”（简称“军情局”）。其总部设在台北阳明山下的芝山，是台湾军方历史最悠久、地位最重要的情报单位。它由台军“参谋总长”直接指挥，主要任务是收集大陆政治、经济、军事情报，布建特务组织，发展游击武装等。必要时还可以策划破坏、暗杀、袭击、心战、袭扰等活动。“国防部第二（情报）参谋次长室”，是台湾最高情报指导机构，主管国际和大陆军事情报的搜集。整理，“'武官”派遣，三军军事情报业务督导，接待外国访台军人容与驻台武官交换情报等。“国民党中委会大陆工作会'”（简称“陆工会”），成立于1972年，主要负责对大陆进行特务派遣、情报搜集、沟联策反、心战等活动。“国民党海外工作会”（简称“海工会”），成立于1972年，主要负责反共宣传、心战破坏、沟联策反和破坏大陆海外统战工作等。
抗战时20万东北军的命运沉浮：遭蒋介石肢解和削弱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1936年12月25日，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从此一去不复返，于是轰轰烈烈的壮举之后便揭开了千古遗恨的悲剧序幕。近20万东北军群龙无首，并在主战主和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最后竟发展到内部残杀。
1937年2月2日，不顾大局的东北军少壮派应德田、苗剑秋、孙鸣九等人杀死东北军元老派67军军长王以哲、西北总部参谋处处长徐方、副处长宋学礼和交通处长蒋斌等人。血案发生后，王以哲的至交、第105师师长刘多荃为了替王以哲报仇，将部队开进西安搜捕少壮派军官，诱杀了对促成东北军联共抗日有功的旅长高福源，致使内部残杀的悲剧愈演愈烈。危急关头，中共代表周恩来苦口婆心多方做工作，才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扩大。
1937年3月东北军高级将领轻率地接受了蒋介石提出的东北军东调的“乙案”，钻入了各军不相统属、部队分割使用的圈套。东北军遂东调，分驻豫南、皖北、苏北地区。4月到6月，南京政府对东北军进行整训、缩编，化大为小，化强为弱，由每军四师的甲种军缩编成每军二师、每师二旅的乙种军编制，仅骑兵第2军保留三个师。
整编后的东北军有6个军:第49军，军长刘多荃，辖第105师（师长高鹏云）和第109师（师长赵毅）；第51军，军长于学忠，辖第113师（师长周光烈）和第114师（师长牟中珩）；第53军，军长万福麟，辖第116师（师长周福成）和第130师（师长朱鸿勋）；第57军，军长缪徵流，辖第111师（师长常恩多）和第112师（师长霍守义）；第67军，军长吴克仁，辖第107师（师长金奎壁）和第108师（师长张文清）；骑兵第2军，军长何柱国，辖骑兵第3师（师长徐良）、骑兵第4师（师长王奇峰）和骑兵第6师（师长刘桂五）。
西安兵谏后叛离东北军的第106师（师长沈克）、骑兵第10师（师长檀自新）、炮兵第6旅（旅长黄永安）、炮兵第8旅（旅长乔方）均依附蒋军另立门户。原由东北义勇军编成的冯占海的第63军番号被撤销，仅保留了第91师。另外，抗战爆发后，马占山还受命组建了一支新的部队--东北挺进军。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东北军被蒋介石分割使用于各个战场，逐步被削弱、肢解、消灭，也有一部分在战场上起义，走向了新生。
第49军
1937年8月中下旬，日军开始沿津浦路大举南犯。刘多荃率第49军进驻沧县及静海附近。8月21日，由日军第10师团步兵第10联队主力组成的右侧掩护队，开始向静海前进。49军之一部立即加以阻击，与敌发生激烈战斗。日军以猛烈的炮火向静海轰击，49军守军奋力抵抗不支，被迫向南撤退。
1937年10月底，49军被调到淞沪战场。105师在钱江弄、江桥一线坚守阵地，遭到日军重火力猛攻，626团团长顾忠全阵亡，该团一营伤亡过半。109师在纪王庙、马同桥一线与数倍日军苦战，四个团长中高睦姻、姜奎举等三个团长相继阵亡，营长伤亡了2/3。109师一个整师基本打光了。
尽管第49军损失惨重，但蒋介石在战后根本不理睬其整补的要求。万般无奈之下，刘多荃带着109师师长赵毅亲自到武汉去活动，花了好大一笔钱才打通了门路，调来了全部徒手的预5师补充109师。预先讲好条件，赵毅仍为109师师长，原预5师的团长以上主官全部留任。
刘多荃将张学良当年留用的一部分武器装备该师。补充后的109师一式捷克式步枪，每连六挺捷克式轻机枪，每营配有重机枪连，团有迫击炮，堪称装备精良的生力军。然而刘多荃、赵毅高兴得没多久，在一次下命令让109师开拔时，原预5师留任的四个黄埔生团长全部告长假，部队一点也开不动。
事情反映到蒋介石那里，蒋介石非但不处分故意捣蛋的团长，反而借机将赵毅撤职，换上了嫡系李树德，刘多荃任命的其他东北军军官也都被撤换掉，接着又将109师划归第1战区刘峙指挥。49军的一个整师就这样被剥离。1939年大批日军猛攻南昌，刘多荃率部守御松山、万家埠一线。由于修水作战失利，又被蒋介石借题发挥，揪住不放，对49军大加挞伐，刘多荃由中将军长降为上校军长；105师师长王铁汉撤职留任，责令戴罪立功；副军长高鹏云、参谋长秦靖宇相继调离，另派中央嫡系林耀堂和凌振仓分别继任。谁能料到，东北军整整一个第49军就此名存实亡了！
1941年12月，王铁汉升任第49军军长。1947年9月，第49军被调往东北参加内战，后来在辽沈战役中被人民解放军全歼。王铁汉在大陆解放前逃往台湾。第49军前军长刘多荃则留在大陆，全国解放后曾任政务院参事室参事和全国政协委员。
第51军
1937年8月，第51军被调往山东，负责海防守备，于学忠任第3集团军副司令兼第51军军长。1938年1月升任第3集团军总司令，不久又改任第5集团军总司令。
1938年1月，日军调遣16个师团共计23万兵力，沿津浦铁路一南一北，分两路夹击战略重地徐州。于学忠以51军两个师的兵力约2.5万人，死守蚌埠，血战临淮关，顶住了日军3个师团共计4万人的疯狂进攻。在连续8天的防守中，51军伤亡七千余人，但他们守住了淮河，日军的伤亡达九千人以上。
淮河战役后，于学忠率领疲劳之师增援台儿庄，任中央兵团副总指挥，在率部智取韩庄、争夺贾家埠、血战禹王山的战斗中再立战功。徐州撤退时，于学忠率部殿后，该部被敌人分割包围，切成数段，但他指挥部队浴血奋战，终于杀出重围，胜利完成了掩护任务，受到第5战区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传谕嘉奖，并晋升为一级上将。
l938年6月，51军奉命参加武汉会战，于学忠任第3兵团副总司令兼第5集团军总司令，在大别山麓与日军激战。武汉失陷后，于学忠率部开往大别山打游击，袭击敌人后方，并在金家寨一带进行休补。
1939年2月，于学忠被任命为鲁苏战区总司令，指挥东北军51军、57军到鲁南山区打游击。此间他不再兼任51军军长职务，114师师长牟中珩升任军长。从1939年到1943年，在鲁南抗战5年中，于学忠部伤亡惨重。
1944年3月，于学忠被免去苏鲁战区总司令的职务，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副院长，从此失去军权。牟中珩在1944年12月调任第10战区副司令长官后，原113师师长周毓英继任第51军军长。
解放战争时期，第51军被改为整编第51师，周毓英任中将师长，驻守枣庄。1947年1月，周毓英率整编第51师师部向我华东野战军投降。牟中珩在1946年出任第二绥晋区副司令，1948年9月在济南战役中被俘。1949年初，蒋介石曾胁迫于学忠去台湾，在中共地下党人的帮助下，他避居四川重庆乡间。建国后，于学忠曾任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河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河北省体委主任等职。
第53军
“七七”事变后，万福麟任第1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53军军长，负责平汉线以北永定河及大清河一线的防守。在日本侵略军的猛烈攻击下，万部损失惨重，被迫退出战场，孤军游击于太行山区。1939年2月，万福麟重整部队，参加了豫北、豫东的对日作战。6月，武汉会战开始，万福麟任第26军团军团长兼第53军军长，负责防守德安、星子一线。
9月，在鄂东南大冶、阳新一线抗击来犯日军，苦战数日，敌人受到重创，其本部亦伤亡惨重。武汉会战后，第53军奉命休整补充，万福麟调赴重庆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军长职务由周福成接任。1943年，53军被编入远征军第20集团军对日作战，为打通中国云南至缅甸的国际交通线滇缅公路作出了突出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1948年11月，周福成在辽沈战役中率53军官兵投诚。万福麟则在1949年逃往台湾。原53军副军长黄显声，在西安事变后为营救张学良将军奔走呼号，1938年被国民党逮捕，1949年11月27日在重庆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值得一提的是，1937年10月10日，第53军116师346旅691团在华北战役中完成掩护主力部队撤退任务后，与大部队失去联系，在团长、共产党员吕正操的带领下，于晋县小樵镇改编为人民自卫军，毅然北上在冀中平原打游击。后来这支部队正式编为八路军序列。吕正操创建的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在反“蚕食”和反“扫荡”斗争中，创造了平原游击战争史上辉煌灿烂的一页。
第57军
1937年11月，缪徵流的第57军奉命驻防南通、启东、海门、如皋、靖江一线的江防要点。112师在无锡附近与敌接战，紧接着又参加了巩卫江阴、固守镇江的战斗，损失较大，师长霍守义负伤，全师撤往江北。12月10日，112师开赴南京前线。12日，日军向南京发起总攻，112师671团、673团在南京城北长江一线阵地阻击日军，伤亡惨重。第112师副师长李兰池在率队冲锋时于南京太平门附近中弹壮烈牺牲，后被国民政府追谥为少将。
11月间，第57军的第111师在靖江、扬州一线抗击登陆日军，打响了靖扬之战，几次战斗均极为激烈。11月25日拂晓，日军以猛烈炮火轰击长江北岸111师阵地，占领施家桥，掩护大批日军登陆，旋又占领了都天庙。
111师333旅的万毅部全部退守横沟桥。上午8时，日军沿扬州城公路向333旅阵地冲击，111师师长常恩多亲率两营官兵与敌浴血奋战。酣战之际，常师长又果断地命令662团出击，连续击退日军步兵的三次反攻。日军遂调来坦克在前面开路，后继以步兵再次冲向111师阵地。常师长指挥士兵以平射炮和集束手榴弹向敌坦克猛轰，并以猛烈火力向日步兵射击。战至下午4时，日军狼狈逃窜。111师乘胜追击至施家桥。
1938年3月，在台儿庄战役中，57军的333旅奉命驰援守卫山东临沂的庞炳勋部。面对日军精锐坂垣师团，333旅官兵毫不畏惧，血战15昼夜，先后攻克敌人三个据点。战斗中，333旅伤亡官兵一千多人，有的营只剩下十余人，有的连队军官全部伤亡，由军士自动代理连长作战，前赴后继，战斗不止。日军亦伤亡惨重，伤亡2000多人。为此，333旅受到会战总指挥部的通电嘉奖，57军亦通令全军，称之为“解临沂之围，壮本军之誉”。
1939年2月，57军被调到鲁苏战区，在于学忠指挥下在敌后进行游击战。在此期间57军的高级将领开始走向反动。1940年9月15日，57军军长缪徵流同日军代表谈判，商定了“互不侵犯，共同防共”的秘密协定。这件事被111师师长常恩多和333旅旅长万毅获悉，常恩多和万毅都是中共地下党员，两人秘密拟定了除奸方案。
9月22日晚，常恩多和万毅带人抄了军长缪徵流的军部，抓获了副军长朴炳珊及与日军签订协议的谈判代表，缪徵流仓皇出逃。但蒋介石不仅不将通敌人员严办，反而斥责常恩多“不识大体”，还撤销了57军番号，111师、112师直接由鲁苏战区指挥，并阴谋瓦解111师。1942年8月3日，111师一部在常恩多、万毅和鲁苏战区政务处长郭维城的率领下，在日伪顽反共嚣张的严峻时刻，毅然宣布起义，参加八路军。在奔赴解放区的途中，常恩多牺牲在担架上。
为维护统一战线，起义部队仍用第111师番号，师长为万毅，副师长为郭维城。1944年10月20日，该部队正式改编为八路军滨海支队，万毅为滨海军区副司令员兼滨海支队支队长。1945年8月，滨海支队与其他山东的八路军部队组建成“东北挺进纵队”，在纵队司令员万毅指挥下挺进东北。部队克服重重困难，配合周保中同志率领的抗日联军，肃清敌伪势力，建立民主政权。
以后又和兄弟部队并肩作战，在解放战争中三下江南，四保临江，血战四平，参加了伟大的的辽沈战役、平津战役，一直打到海南岛。抗美援朝时又作为38军的组成部分，在松骨峰战役中痛歼美军，打出了中国军人的威风！志愿军彭德怀司令员在嘉奖通电最后特意加了两句:“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38军万岁！”
第67军
1937年8月下旬，吴克仁满怀报国之志昂然请缨，率67军奔赴华北前线的河北大城，在西起姚马渡、中经马厂迄小卫庄一线构筑阵地防守。9月1日，日军第6师团在飞机、重炮掩护下，猛攻67军的大城防线。吴克仁指挥全军与敌血战十日，日军屡遭重挫无法前进。当日军增派二十余艘汽艇，载有山炮、机枪等重武器溯子牙河偷袭时，又被67军预先埋伏在姚马渡的部队兜头猛击，第一艘汽艇首先被击沉，后续敌艇也被分段截击。
日军船队虽凭借重火器反扑，又派飞机助战，但在67军沉重打击下，终于溃不成军，被击沉汽艇五艘，毙伤三四百人后狼狈逃窜。日军恼羞成怒，又调集二十余门火炮、五架飞机，出动三千余人，于20日再次猛攻67军正面。吴克仁亲临前线，指挥御敌，敌我双方竟至演成肉搏。67军官兵终以重大牺牲压倒敌焰，粉碎了日军强大攻势。大城防线鏖战月余，67军以伤亡两千余人的代价重挫敌锋，歼敌数千，并阻扼敌军南犯，掩护了友军安全撤退，受到最高长官部的通电嘉奖。
1937年10月底，淞沪战场中国军队处于不利地位，蒋介石急从华北战场抽调第67军南下增援。11月5日，67军临危受命，协同第43军郭汝栋部“抢占松江，死守三日”，掩护主战场上的中国军队撤退。8日夜12时，“死守三日”的军令已经完成，吴克仁让郭汝栋率百十人的43军残部先撤，他亲自率67军在后掩护。经一路突围苦战，9日下午吴克仁率部到达苏州河边白鹤港。不料苏州河大桥被炸断，吴克仁冒着敌机狂轰滥炸指挥属下先行泅渡。
傍晚时分突有一支日军便衣队袭至，交战中吴克仁不幸中弹落水，光荣牺牲，时年43岁。这是抗战开始后正面战场上第一位为国捐躯的国民党军中将军长！整个保卫松江和突围战役，67军光荣战死的还有军参谋长吴桐岗、师参谋长邓玉琢、322旅旅长刘启文、321旅旅长朱之荣和王熙瑞等八名团长以及绝大多数的营、连、排长，107师损耗殆尽，108师也伤亡惨重。
然而令人愤慨的是，这样一支忠勇报国的部队，不仅没有得到应得的褒奖表彰，却被别有用心的宣传机构诬蔑为“吴克仁率部叛乱，67军临阵投敌”，蒋介石乘机取消了67军番号，缩编为108师，师长为张文清，拨归中央军王敬久的第25军。
后来，张文清升任第25军军长。1940年，108师参与了围剿新四军的皖南事变。解放战争时期，108师所在的25军归黄百韬指挥，淮海战役期间，在大兴庄、两台子、大小牙庄、碾庄等地分别被华野4纵、13纵先后打击，直至全军覆没。
骑兵第2军
1937年8月下旬，骑兵第2军调晋绥前线与日军作战。军长何柱国率骑3师(骑6师在绥远作战，归马占山指挥；骑4师一直驻河北，1938年因缺少马匹，骑4师被改为步兵第24师，至此骑4师番号被撤销)从陕西经同蒲路北上，增援大同，归第18集团军总司令朱德指挥。
大同失守后，骑兵第2军退到晋西北平鲁一带抗日。9月下旬在井坪镇一役中，骑兵第2军被日军击溃，损失很大。1939年冬，骑兵第2军奉令换防到豫皖边的沈邱、项城一带，归第1战区前方指挥官孙桐萱指挥。
1940年，何柱国升任第15集团军总司令，由骑3师师长徐良接任骑2军军长。以后骑6师归还建制，又合并骑3师和骑6师，保留骑3师番号，由王照问的暂编第14师廖运泽部拨归骑兵第2军建制。1944年，徐良升为第15集团军副总司令，骑兵第2军军长由非东北军系的暂编第14师师长廖远泽升任，骑3师师长王照骑2军副军长，所遗骑3师师长由徐长熙升任。
抗战胜利后，骑兵第2军开赴济南。1946年，王耀武任第2绥靖区主任，将骑兵第2军改为第96军，仍以廖远泽为军长，所属的骑3师改为暂编第15师，这样，骑兵第2军的番号不复存在，东北军骑兵军也就名实全亡了。
何柱国在抗战胜利后双目失明，退役养病。建国后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委等职。
建国后的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授衔时原东北军出身的将领有25名被授予将衔，其中上将1人:吕正操；中将1人:万毅；少将23人:解方、陈锐霆、贾陶、沙克、封永顺、赵东寰、于权伸、赵承金、高存信、李觉、徐明、宋学飞、金振钟、张志毅、杨有山、张加洛、罗文、纪亭榭、管松涛、郭维城、王振乾、江潮、张学思。
二虎守长安：民国时十万镇嵩军对西安惨烈的围困战
“如果城外据点失守则坚守四关，四关失守则固守大城，大城失守则退守皇城、钟楼，皇城钟楼若最后失守，幸存者可在钟楼找我杨某的尸体！”---杨虎城
80多年前的今天---1926年11月28日，对于居住在西安城内的民众来说，无疑是一个狂欢节：西安城被反动北洋军阀十万大军围困8个月，断粮缺食，大小战斗不断，饿死、战死军民数万人，而直到这一天，敌军败退，西安全城始解围。
成功领导这次艰苦卓绝守城战斗的，是时年33岁的杨虎城。
天气已经日渐一日地转寒了，但位于西安城内西五路北的革命公园仍未见沉寂，在拔地而起的革命亭前，早晚总会有裹着厚厚冬衣的市民自发聚集在此，他们已经习惯跟着二胡，齐声吼一阵秦腔。
他们大多是一些闲暇的中老年人，在国泰民安的今天，他们已有充裕时间，也有悠闲心情在这里安享晚年。革命亭旁的一块书状碑石上面记录着关于这个城市一段很重要的历史：“1926年4月15日，北洋军阀刘镇华率镇嵩军近10万人由豫西进入关中，围困西安，时间长达八个月，于11月28日解围。在西安被围期间，城内病、饿、战死的军民达数万多人……”
敌军围古城
碑石后面是一圆形大冢，这似乎比碑石上的文字更能承载那段惨烈的历史。
园内一位正在巡园的工作人员介绍说，东冢埋的全是男性，西面还有西冢埋的全是女性，“当时，围城解除后，陕西当局决定将围城期间死难人民及阵亡将士改葬在这里，举行'陕西革命大祭及公葬'，参会时，每人背一袋土，共同堆积公墓。1927年3月12日这天，党政军界数万人参加了大祭，背来两万多袋黄土堆成了这两座大冢，掩埋了3043具无名尸。”
在西安如此作孽，犯下滔天罪行的，就是当时的河南悍匪刘镇华。1926年春天，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政府准备北伐之际，直奉军阀面对勃然兴起的大革命形势，恐慌至极，他们为了集中全部力量对付广东革命政府，首先把矛头指向北方，联合向国民革命军进行反攻。其中，刘镇华受吴佩孚指派，纠集10万之众杀入潼关，向陕西扑来，妄图在短时间内进占西安，消灭革命力量，继续其反动统治。
刘镇华部队先抵西安城东，然后从城北、城南两个方向推进，至1926年5月15日，占领西郊三桥镇，完成了合围行动，西安从此陷入敌人的四面包围之中，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全部断绝。当时，西安城区原有居民10万多人，围城前后，四郊住户纷纷进城避难，加上守城官兵，又增添数万人口。
起初城里存粮尚多，到6月即告紧张。到了麦熟季节，刘镇华命令匪兵放火烧田，将城周10万亩小麦化为灰烬。9月以后，城里连杂粮都已告罄，居民不得不以麦麸、油渣、酒糟、野菜等为食，甚至皮革制品和一些药材也用来充饥。
记者日前从省图书馆查阅到一组反映围城前后西安城内惨相的资料图片，图片上，昔日繁盛的街市变为瓦砾场，街角巷尾，随处可见饿死的百姓，白骨累累，满目疮痍。史料记载，围城期间，城内军民由于伤亡饿冻致死的数以万计。
二虎守长安
事实上，当10万镇嵩军兵临西安城下的时候，城内守兵不过万人，且正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情况万分危急。事过80年后，11月13日，当72岁的陕西省社科院研究员雷云峰讲起当时的情形，他还忍不住站起身来，一边用手比划着，“那时急得很啊，城内只有国民二军第二师师长李虎臣的四个团和第十二混成旅旅长卫定一的两个团，都因建制不全严重缺员，合计不足五千人，杨虎城有三个旅五千余人，实力最强。但三部分分属不同系统，并无上下级关系，而李虎臣当时又是陕西军务善后督办，官职最大。所以，大敌当前，这三支部队如何团结合作、统一指挥，是最大的问题。”
杨虎城果断选择了一种能够促成三股力量胶结的合作方式。在各路将领举行的联席会议上，他率先提议，为统一指挥、共同对敌，守城部队应合编为一军，请李虎臣执掌帅印，实行分区防守，他自己则主动承担敌人主力所在的东城和北城防御任务，史称“二虎守长安”。
枪毙投降派
“外面十万敌军围定，正是人心惶惶的时候，城内'和平期成会'（一些名流士绅政客组织起来的投降献城派）分子依然贼心不死，继续以南院门省议会和大湘子庙通志馆为据点大肆活动，制造投降舆论，传播流言，蛊惑人心。其中有个褚小毖，曾在刘镇华当政时任洛川县长，后又充任省议员，对刘颇有知遇之情，此时暗给刘写效忠信，被城门守兵当场查获，褚却并不知道。这个褚十分嚣张，还自告奋勇去劝说杨虎城放下武器接受谈判。杨虎城一听，勃然大怒，指着褚就骂，'我原以为你是来提供守城妙计的，哪知你利令智昏，为虎作伥，丢尽我们陕西人的脸。'”
杨虎城果断以“暗通嵩匪，图谋不轨，扰惑军心”的罪状在西华门将褚公开枪决。城内主和分子噤若寒蝉，“和平期成会”也烟消云散，一时间无人再敢议论降刘问题。杨虎城不但坚决反对别人投降，为了防止刘镇华借用他母亲名义进行劝降阴谋活动（当时杨虎城的母亲尚住在蒲城原籍，蒲城守将缑保杰已经投降），就传令全军：凡有关他母亲的消息，任何人不得向他报告，违者杀无赦。后来，刘镇华又派飞机到西安上空抛撒大量传单，称“凡投降者，见官升级，是兵重赏。枪杀杨虎城、李虎臣者，各赏五万大洋，献此二人首级者，各赏十万大洋，若不投降，破城之日，要放抢七天，鸡犬不留。”然而，这些手段反而激起全城军民的守城决心和仇恨，在杨虎城等人领导下，全城空前团结，一致对敌，“当时啊，杨虎城被公认为是西安的灵魂，成了领导守城的核心人物。”
誓死保西安
2006年11月26日，位于西安城内西北角上的广仁寺正笼罩在一片烟雨之中，循城墙马道往寺庙走近，隐隐约约中好像能听见木鱼声声，更增神秘。寺庙周围的街巷，难得见到行人，在这样的季节，他们都宁愿藏在屋里，享受温暖。街道空余静谧，也只有在这样的安静中，用心去听，才能听见80年前，寺庙之内杨虎城和李虎臣那番悲壮的对话。
李：“对点子（陕西方言，对同名者的爱称），弹药极缺，又无来源，咋办？”
杨：“打完了再说！”李：“打完了咋办？”杨：“用城墙上的砖打！”李：“城砖打完了咋办？”杨：“我们两人上钟楼战死！”
关于杨虎城要上钟楼战死的说法，并不止出现在和李虎臣的对话中，为了坚固全体官兵对敌作战的决心，战斗刚刚打响，杨虎城就向全体官兵宣布：“必须上下同心，坚守六个月，六个月期内失守，大家共同负责，谁出问题追究谁的责任，执行军法严惩不贷；六个月后城陷，由我本人负责，与大家无关。凡事不但要从好处想，还要从坏处想，如果城外据点失守则坚守四关，四关失守则固守大城，大城失守则退守皇城、钟楼，皇城钟楼若最后失守，幸存者可在钟楼找我杨某的尸体！”
雷云峰喝下一口水，沉默半晌，然后帮记者还原了1926年9月17日凌晨的一次战斗场面，“敌人敢死队偷袭东北城角。守兵与爬上来的敌兵展开肉搏拼刺，加上援兵及时赶到，才将敌人压了下去。然而敌将在城下督战，喝令士兵在弹雨中继续爬城。炸落一拨，又上一拨，再炸再上，再上再落，城下死伤枕藉，尸体成堆。杨虎城在睡梦中惊醒，立即带领后备队投入战斗，并派卫队营分出北门和西门，实施包围夹击，这才把敌人打退，防线始转危为安。”
类似惨烈战斗不计其数，城内军民做出巨大牺牲，直至1926年11月28日，也就是80年前的今天，被围8月之久的西安城终于迎来冯玉祥解围援兵，刘镇华部逃窜。那一天，西安城四门洞开，军民欢欣不可言状。
历史对这次保卫战的评价是这样的：“西安'军民'的反'围城'斗争，不仅保卫了陕西的革命阵地，牵制住直系军阀的大量兵力，有力策应了北伐军的胜利进军，而且也为冯玉祥的国民联军提供了重要立足点，给其下一步继续东征创造了有利条件。”西安事变纪念馆馆员白晓莉的论文《反“围城”斗争中的杨虎城将军》中说：“坚守西安是杨虎城政治生涯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本报记者康正
专家观点
大男人·大英雄
80年，对于一个人来说可以终其一生，对于历史来说仅仅是转眼之间。80年前出生的人现在已经老去，80年前死去的人渐渐被人忘却。人，活在现实之中，也活在历史之中。
80年前的8个月，“西安围城”，惨烈悲壮，空前绝后。10万大军黑云压城，1万守军拼死坚守。杨虎城说：城在，他在，城陷，自尽于钟楼。这不是说话，这是在剖出自己滴血的肝胆示众。敢于担当人所不敢担当之责，这才是，大男人、大义气、大英雄、大气魄。
1926年11月28日，冯玉祥援军解围，西安重见天日。城内所见，树无皮，草无根，人无颜色，满目疮痍。守城期间，由于断粮，死难军民达4万多人。祭奠那日，西安城内，万人空巷，举城哀悼。次日，男女老少，负土筑坟，从草滩到西五路之间，肩担车拉，人流滚滚。两座坟茔所在之处，被命名：革命公园。纪念烈士，永志不忘。陕西人民为国民革命和北伐战争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正如杨虎城当时所说的16个字，“生也千古，死也千古；功满三秦，怨满三秦”。
虽然历史经常会被人遗忘。但是，对于西安这座城池，11月28日，是一个绝对不能忘记的日子。为人的良知，为4万多死去的军民。陕西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办公室杨绍武
红二方面军20多名女红军长征：九死一生到达陕北1934年8月，红六军团作为中央红军长征先遣队，由中共中央代表任弼时，军团长萧克，政治委员王震率领，从江西遂川突围西征，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转战，冲破敌军重重封锁线，行程2500公里，于10月24日在黔东地区与贺龙部红二军团胜利会师。红六军团先期突围西征，拉开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序幕！
出发时，红六军团两个师及直属机关分队共9758人，其中女红军有10余名。她们是：李贞、张吉兰、陈罗英、陈琮英、周雪林、戚元德，其余姓名不详。
1935年11月19日，红二、红六军团退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开始进行战略转移。长征即从此开始。1936年7月2日，红二、红六军团在四川甘孜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7月9日，按中革军委决定正式组成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政治委员任弼时。红二方面军组成两个梯队，继续北上，于1936年10月22日在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胜利完成长征。
红二方面军长征中的女红军，总共为20多名，她们是：马忆湘、朱国英、伍秋姑、李贞、杜玉珍、张四妹、张吉兰、陈罗英、陈琮英、范庆芳、周雪林、胡越强、秦金美、戚元德、曾林红、蹇先任、蹇先佛，以及殷成福和她的女儿侯幺妹、儿媳刘大妹等。她们没有单独编队，没有统一建制，大都分散在政治机关、宣传队、电台机要部门、医疗卫生单位、随军被服队等。其中有政治工作干部、机要人员、宣传队员、医务护理人员、炊事员和被服人员等。她们当中既有姐妹，还有母女、婆媳，各司其职，各自随军征战。
殷成福--
一家8口参加长征
殷成福，湘西大庸土家族人，时年已近50岁，1934年12月参加红军，在家属连被服队当缝纫工。她的丈夫侯昌千、小叔子侯昌贵、大儿子侯清芝、儿媳刘大妹、二儿子侯清平、女儿侯幺妹、小儿子侯宗久等人，当时都参加了红军。小叔子和大儿子、二儿子3个青壮年，作为战斗员编入红军队伍；殷成福和丈夫、儿媳、女儿、小儿子5人，都在家属连被服队做工。长征中，儿媳刘大妹因身怀有孕难以随军，在翻越中甸雪山时被留在当地，寄养在老乡家中分娩，后被敌人杀害。小叔子侯昌贵(红六师某团司务长)因腿部负伤行走困难，在爬雪山时滚下雪坡，长眠在雪窝里。十四五岁的女儿侯幺妹，在抬担架抢救伤员时不幸中弹牺牲。她的丈夫侯昌千在陇南的一次战斗中身负重伤，根本无法随军行走，就和小儿子侯宗久(四五岁)一起，被寄托在成县农民何天颂家中休养，后因伤势太重死去，被当地群众掩埋。小儿子侯宗久，遂被何家收为养子。1936年10月，随军长征到达会师地者，只有侯清芝(红军排长)、侯清平(红军班长)兄弟二人。
殷成福在北过渭河的紧急关头，因躲避敌人跌进一个坑里，幸未摔死，第二天被一农民救起。为了追赶红军队伍，她以顽强的毅力，独自沿途乞讨，北上寻找。经过两个多月的艰难跋涉，直到当年隆冬时节，她才在富平县庄里镇找到部队，仍归队于红二方面军战斗队列。殷成福--这举世闻名的长征中又默默无闻的一名女红军！
李贞--
长征中走来的女少将
李贞1955年9月27日在中南海怀仁堂被授予少将军衔。当时，周恩来握着她的手说：“李贞同志，你是我们中国第一位女将军，祝贺你啊！”这位童养媳出身的女将军，从1926年参加革命到授衔授勋，经历了整整30个戎马春秋。
李贞，乳名旦娃子，湖南浏阳县永和区小板桥乡李家屋场人，1908年2月出生，6岁时就做了邻村古家的童养媳。
1926年春天，这位18岁的小媳妇，为了追赶革命潮流，不顾一切地冲出古家的门，报名参加了妇女解放协会。填表登记时，她把乳名旦娃子改成“李贞”，表示对革命坚贞不屈。
1927年3月，李贞由中共永和区委书记张启龙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9月，她参加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遂与浏东游击队一起，出生入死打游击。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李贞担任过浏东游击队士兵委员会委员长，中共平江、吉安县委军事部部长，湘赣红军妇女团政治委员，湘赣军区红军学校政治部主任，红六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湘赣川黔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红二方面军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等职。
1934年8月，李贞随同红六军团参加西征，时任红六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同年10月，与贺龙率领的红二军团会师后，她参加了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艰苦斗争，任湘鄂川黔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后经任弼时夫人陈琮英介绍，与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甘泗淇结婚。
1935年11月19日，红二、红六军团主力从湘西桑植县出发长征。长征中，李贞随同红六军团行动。1989年，李贞在她撰写的《难忘的岁月》一文中，这样述说：“长征开始，我担任红六军团组织部长，既要和部队一起行军打仗，又要做党团工作、干部工作、收容伤病员，每天还要统计伤亡数字。晚上宿营时，同志们都睡着了，我还得给那些小红军缝补破旧的衣服。尽管环境十分艰苦，工作非常劳累，但大家为了实现崇高的理想，仍然是那样坚定、团结、乐观。那时骡马很少，许多领导同志都把马让给伤病员骑，自己坚持步行。记得军团长萧克同志风趣地说：'李贞同志，你走得动吗？说是给你配备一匹马，可那只是编制上的马、纸上的马。我们不能纸上谈兵，但不得不跟你纸上谈马哟！'我高兴地说：'大家都一样走路，我保证不会掉队。'后来，部队打胜仗缴获了一批骡马，这才给配备了一匹。为了照顾那些小战士，我和丈夫甘泗淇同志，经常把马让给他们骑。宿营时，把帐篷让给年幼体弱的刘月生、罗洪标、颜金生等小红军住……”
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后，即共同携手北上，很快就进入荒无人烟的草地。有天傍晚宿营时，李贞发现女护士马忆湘的干粮袋子丢了，独自坐在一边抽泣抹泪，便顺手从所剩无几的干粮袋子里抓了一把青稞炒面，让马忆湘先舔上几口……
马忆湘是土家族人，家在湘西永顺县龙家寨，年纪不过十四五岁。她1935年初参加红军，时在红二军团医院当看护员。
1936年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在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贺龙总指挥在一次总结会上，曾称赞甘泗淇、李贞夫妇是“两个模范干部，一对革命夫妻”。可这一对革命夫妻，却没有一个亲生子女。艰苦岁月，李贞曾几次怀孕几次阵痛，形成习惯性流产，根本就没法子保胎生育。但她先后抚养过20多个烈士遗孤和亲朋战友的孩子。1990年3月11日，李贞将军在北京逝世。
蹇先任--
长征中哺乳着“长征之花”
蹇先任，1909年2月15日出生于湘西慈利县一户富裕家庭。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转为中共党员。1928年春节前后，蹇先任和她的大弟蹇先为一起走出家门，参加了石门南乡的年关暴动。暴动失败后，蹇先任姐弟不得不分手，转入地下，并继续从事秘密活动，坚持斗争。
1929年8月，贺龙、张一鸣等人率领的红四军主力由桑植出发，向大庸、慈利推进。8月25日，红军占领江垭，27日进驻杉木桥。就在这时，隐蔽在舅舅家中的蹇先任，和她的大弟蹇先为不期而遇，奇迹般地重新相会在一起。
红四军第一路党代表张一鸣，是慈利县人，1926年入党。部队一到杉木桥，他就打听和联络慈利的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学生。当他得知蹇先任就隐蔽在当地时，马上就跟蹇先为一起，找到了这个“女才子”，要她到红四军工作。这样，蹇先任就从地方转入部队，在湘鄂边红军前敌委员会担任秘书。因此，红军指战员都称呼她“蹇先生”。
随后，时任湘鄂边红军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贺龙，与前委秘书蹇先任结为伴侣，谱成一曲战马背上的婚恋之歌。
1934年夏天，蹇先任动员她的妹妹蹇先佛、弟弟蹇先超参加了红军。蹇先佛写得一手好字，会画画，就留在红军宣传队当宣传员，蹇先超被分配到红军医院当看护员。蹇先超是其兄弟姐妹四人中的小弟弟，当时只有14岁，是名副其实的“红小鬼”。一年后，他由红军医院调到红二军团第四师卫生队当护士，亲临火线抢救和护理伤员。
1934年10月，红二、六军团会师后，经由贺龙和任弼时、陈琮英夫妇的穿针引线，蹇先佛与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结为终身伴侣。
1935年11月1日，蹇先任在贺龙的故乡故土--桑植县五关之一的洪家关生下一个女婴，取名叫贺捷生。
1935年11月19日，即贺捷生出生后的第18天，蹇先任跟随红军出发长征。
因为背着孩子行军，贺龙让蹇先任随同红二军团卫生部行动。卫生部长贺彪见她身体虚弱，又带着个吃奶的孩子，就将她和伤病员编在一起，沿途的饮食生活、宿营起行等事，均可由医护人员帮助照应。红军“神医”贺彪--这位建国后的总后勤部副部长兼卫生部部长，他在长征中可没少操心和照顾这母女二人，病重时还曾抢救过她们的命。有一天宿营时，贺彪指派小护士马忆湘帮助哄哄孩子，可这女护士不但没把孩子哄好，哇哇哭叫的小捷生反倒把女护士哄睡着了。这曾被当作一则趣闻，在军团卫生部流传开来。
1936年4月25日，红二军团以第四师为先锋，从石鼓胜利渡过金沙江。连续奋战三昼夜，红二、六军团1.8万人全部渡过江去，进入人烟稀少的康藏高原。过中甸雪山时，为了不使孩子着凉受冻，蹇先任把两件毛衣全都裹在女儿身上，还给盖了个小棉被，藉以保暖御寒。她用背篓背着女儿，拉着一名伤员骑的骡子尾巴，沿着先头部队踏出的一条雪路，于4月30日翻过海拔5396米的中甸雪山。
7月初，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就开始穿越荒无人烟的茫茫草地。长征路上，红二、六军团大都分路行军，很少在一地集中驻扎或宿营。过草地时，两个军团仍分为前后两个梯队，一路上循序前进。自长征出发以来，蹇先任、蹇先佛姐妹二人，一路上几乎处于隔绝状态，当姐姐的当时也不晓得妹妹过草地时生下一个男孩。
美国女记者尼姆·威尔斯1937年在延安采访康克清时，康克清说：“萧克的妻子在长征途中几乎死于难产。她是在过草地时分娩的，生了个男孩，我们叫他'草原的儿子'。”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贺龙就任八路军一二○师师长，奔向抗日前线；蹇先任也受党组织派遣，去苏联学习深造。这样，两岁的贺捷生便又被送回到湘西桑植县老家。解放后，她才回到父母身边。
自从蹇先任去了苏联，她与贺龙的婚姻关系就不存在了。蹇先任从苏联回国后，历任冀察热辽军区保卫部科长，中共围场县委副书记，中共四海(今延庆汤河口乡)县委书记，中共冀察热辽区党委党校组织科长，中共哈尔滨市区委书记，中共沈阳市区委书记，中共湖南慈利县委书记、县长，武汉市人民政府秘书厅主任，国务院轻工部干校校长，中共中央组织部副秘书长等职。是全国政协第五届常务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1985年12月离职休息。2004年7月，在北京去世。
陈琮英--
过草地生下个孩子叫“远征”
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是一位活到102岁的红军老战士，湖南长沙东乡胡家坪人，生于1902年1月16日，比任弼时年长两岁。由于两家世代交好，陈琮英自幼就与任家结成“娃娃亲”，做了任家的童养媳，和任弼时可以说是青梅竹马。
1926年春天，党组织派人把陈琮英从长沙接到上海，与任弼时正式举行婚礼。
1934年夏，陈琮英随同红六军团西征转战2500公里，与贺龙率领的红二军团胜利会师。1935年11月19日，贺龙、任弼时率领红二、红六军团开始进行战略转移--长征。陈琮英随军出发长征时，腹中又有了小生命……
1936年7月，红二、红六军团在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按照中革军委命令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
当时，红四方面军部队分为左、中、右三路纵队，由所在地区出发北上。红二方面军随红四方面军左纵队前进。
北上途中，陈琮英随同红军总部行动，常跟朱德夫人康克清吃住在一起。在此期间，她跟总部卫生所的几个女护士全都相识了也混熟了。护士林月琴、周起义两人，都是来自大别山的女红军。林月琴曾在红四方面军供给部妇女工兵营当过营长，周起义原在红四方面军总医院当过看护长，还在金川省军区女子警卫连当过指导员，红军总部成立卫生所时，傅连暲就将她们要来当护士。这个卫生所，除所长傅连暲和两名医生外，只有六七个女护士和两个挑夫，成员总共不过一个班。因为怀孕，每天行军、宿营时，陈琮英大都跟卫生所在一起，同志们亲亲热热，说说笑笑，同吃苦共欢乐，无比友好而又美妙。那会儿，陈琮英挺着个大肚子，走路慢慢腾腾的，眼看就要分娩的样子。林月琴、周起义都不由跟她开玩笑说：
“陈大姐，你赶快生呀，孩子早生下来，我们也好帮你照看！”
陈琮英说：“我才不在半路上生呢！坚持个把月，到了陕北以后……”
“琮英同志，这种事可不能按照你个人的想法和志愿，还是随时随地做好准备哟！”朱德总司令在一旁忍不住笑着说。
康克清接着讲了这样一件事：红一方面军邓发的老婆陈慧清，去年在长征路上生孩子，当时后有敌兵追击，情况很紧，董必武守在屋子外面，急得火燎油煎一般。无奈之下，董老才派人去告诉五军团长董振堂：有个产妇正在生孩子，请后卫部队务必顶住敌人！董振堂说，让产妇慢慢生吧，我们坚决顶住敌人！因为陈慧清生孩子，红五军团阻击尾追之敌，听说还伤亡了几个战士……
这件事也不知触动了陈琮英的哪根神经，她连忙表示说：“同志们，请注意！我这个姓陈的，跟那个姓陈的不同，到时候，可不要劳驾总司令掩护我生孩子……”
“啥子话哟！为了革命的后代，该总司令上阵就得上阵哟！”朱德在一旁直笑。
林月琴、周起义等人也都大笑了起来。
7月中旬，红军总部抵达川西北高原的阿坝，就近筹集粮食和牛羊肉，准备第三次穿越草地。
在这里，陈琮英生了个女儿，任弼时为她取名“远征”。
一个红军后代诞生了，同志们都十分高兴。可是，陈琮英却十分发愁，一路上少吃没喝的，她一点奶水都没有，孩子饿得哇哇直哭。事到临头，总该想点办法为孩子下奶呀！
正在这里，朱德把一盆热气腾腾香味扑鼻的鱼汤，亲自端到产房。任弼时惊奇地问：“老总，哪里来的鱼？”朱德回答说：“有山就有水，有水就有鱼，是我在河边钓的！”陈琮英很受感动，满怀深情地说：“总司令，我谢谢您了！”
任弼时在朱老总的启发下，把缝衣针改做成鱼钩，也跑到河边去钓鱼，头一回就钓到了七八条小鱼。陈琮英很过意不去地说：“弼时，你们工作又忙又累，别为我费心了，干脆我喝鱼汤，你吃鱼肉吧！”任弼时却说：“我又不会下奶，吃了鱼肉管什么用？”
穿越草地时，陈琮英大都是在担架上、马背上被抬过来、颠过来的。尚未满月的孩子，只好由别人轮流背着。身负重任的任弼时，偶尔也将孩子抱着或背上一程，以“尽到做父亲的责任”。8月间，红军兵临岷州城下时，孩子才“满月”。陈琮英和她的女儿走出茫茫草地，越过天险腊子口，顺利抵达陇南、陇东，最后到达陕北。(党史博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