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
朱熹与严蕊，剪不断，理还乱
这阙达观与真切齐飞、文采共情怀一色的《卜算子》，作者名分，通常是算给南宋时期一个小女人的。这个女人叫严蕊。
在中国的群芳谱里，严蕊够不上大名。她能载入青史，需要感谢两个男人，一是朱熹，一是凌濛初。鉴于她在前者手中多少受了些皮肉之苦，是不是会真心感谢，倒难说得紧。
今天民间视野的严蕊形象，主要来自于凌濛初的《二刻拍案惊奇》：“硬勘案大儒争闲气 甘受刑侠女著芳名”。
在凌濛初的笔下，大致是这样的：
严蕊为南宋台州营妓。一次遇到台州太守唐与正(字仲友)，唐以“红白桃花”为题请严蕊填词。严蕊填了阕《如梦令》：“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与红红别，是东风情味，曾记，曾记，人在武陵微醉。”唐颇为赞赏，赠给她绢帛两匹，两人关系，如此而已。
朱熹时任两浙东路常平盐茶公事，特派反腐。被人说唐看不起自己，便想找唐仲友的麻烦，道：“仲友风流，必然（与严蕊）有染，况且妇女柔脆，吃不得刑拷，不论有无自然招认，便好参奏便他罪名了。”不料严蕊坚决不承认与唐有私情，朱熹无奈，又将她送移绍兴狱中，让狱吏诱供，严说：“我出身微贱，即使我跟太守有私情，也不是什么大罪。但事实如此，怎么可以诬陷士大夫呢，我死也不答应。”结果又备受棰楚，“两月之间，一再杖，几死。”
凌濛初写这段严蕊受刑，花了许多心思，费了许多笔墨。在他笔下，绍兴太守也是一个讲学的，见严蕊模样标致，便道：“从来有色者，必然无德。”就用严刑拷打。严蕊十指纤细，掌背嫩白，太守便道：“若是亲操井臼的手，决不是这样，所以可恶！”讨拶来拶指。拶指，那是很疼的。拶指完毕，又要将夹棍夹她。当案孔目禀道：“严蕊双足甚小，恐经挫折不起。”太守道：“你道她足小么？此皆人力娇揉，非天性之自然也。”
明清小说对刑讯逼供原本有格外的雅嗜，但如严蕊案中如此活色生香也着实少见。超级SM现场感的这段情节，使外儒内腐的后代文人们看得血脉贲张之余，不免一举奠定了对严蕊的滔天同情，与对朱夫子的无边憎恶，并且爱屋及乌，连唐仲友也仿佛可爱了。
直至上世纪后半页，以朱熹和严蕊的恩怨为主题的戏曲、电视剧还颇有几部，立场无一例外是贬朱褒严。在这些文学作品里，严蕊不仅是受害者，而且以自己的勇气和坚强，谱写了一首不屈的反抗压迫、渴望自由的乐章。朱熹就惨了，他成了封建卫道士的典型代表，不仅公报私仇，而且近乎灭绝人性，连鲁迅笔下去强行分开爬胯狗的流氓都不如——话说鲁夫子也确实就此讽刺过朱夫子。
如此这般，当故事发展为皇帝笑骂朱熹对付唐仲友是“秀才争闲气”，案子不了了之，严蕊最后嫁与赵宋宗室为妾，终得善果，大家都开心地点了“赞”。
应该说，凌濛初作为一个考试成绩不怎么样的秀才，对考卷上经常出现的朱熹名字有刻骨之恨，是可以理解的。这种对道学理学的反动，从李贽开始就以一种相当偏激的态势展开，而这又多少拜明清皇权集中，对私人生活步步紧逼之赐。不过，凌濛初读书不怎么样，造谣传谣绝对是大拿，放今天，会是优秀的账号营销专家。
“硬勘案大儒争闲气甘受刑侠女著芳名”这一节故事，取材于南宋晚期周密的《齐东野语》，但远没有后来这些细节。更早，对朱熹不利的说法首见于同时代洪迈的《夷竖志》。从洪迈这里得到的信息，严蕊至少有才情，朱熹至少用了酷刑，最后严蕊毕竟从了良。
不过，一向有“宋人笔记不可轻信”之说，而洪迈的记述，尤难取信。洪迈曾在外交上犯了大错误，当时主流的知识分子都很瞧不起他。当时太学生有词云：“洪迈被拘留，稽首垂哀告敌仇。一日忍饥犹不耐，堪羞！……万里归来夸舌辨，村牛！好摆头时便摆头。”洪迈与朱熹无论是政治还是学术上，都是死对头。如何能轻易采信呢？
由于朱熹的历史地位，此事已成公案，历史考证无数。在此也不必多卖关子，捡些更接近史实的结论先说清楚。
朱熹对付唐仲友，绝对不是学术之争或者面子之争。朱熹虽然一向以学问人著称，实际在担任官员时，还是认认真真做了不少实在事情的。而唐仲友在任台州地方大员期间，不仅口碑不怎么样，还真有不少贪赃枉法的事情。当时浙东饥馑，朱熹巡历时，多有拦路喊冤告状的百姓。当时唐已被提拔，正待走人，朱熹详查后列了九大罪状——与严蕊的奸情，是最后一件。其中多数都有细节、有数据。其中包括违法收税，抓私酒私盐充公罚款自肥，刺探隐私打击富户，打击报复逼死人命，仗势经商，欺行霸市……似曾相识吗？
唐仲友与当朝宰相王淮，既是婺州同乡，又属姻亲，唐仲友弟媳是王家女儿。朱熹对此心知肚明，若只为意气，他是绝对犯不上在这件事情得罪宰相的。后来的发展也证明，朝中有人，想要查办，难上加难。“秀才争闲气”，实是王淮向孝宗皇帝汇报时，主动采用的一个导向式提法，孝宗也就被牵着鼻子走了。
拘留严蕊，不是眼中只有风化。严蕊是营妓，按当时法律，是严禁与官员发生肉体关系的。从唐到南宋，对官员的男女关系，一直是从松到紧。到孝宗时，已经相当严厉，许多官员因此被处罚丢官。无论对不对，这不是朱熹的个人意见。朱熹只是严格执法而已。这在当时，其实难能可贵。
至于严蕊，她不仅确实与唐仲友有奸情，而且干预讼事，招权纳贿。她曾为一个卖私酒的求情，受贿四十二贯，也曾让唐仲友在一个私藏妓女的案子上徇私，自己收钱百贯——南宋一贯钱，相当于今日三四百人民币购买力。唐仲友既违法，擅自使其“脱籍”，即不再做营妓，就不能再说是一件风流韵事了。还有一点也很重要，严蕊的几首诗，似乎也有代笔人，是唐仲友的表弟高宣教。
这样一件严肃的、反腐倡廉的戏，并且以公义不举收场，愣是被以凌濛初为首的后代文人篡改成了一出琼瑶苦情戏，乃至革命青年戏。这无异于10年后雷政富与赵红霞、范悦与纪英男，成了央视黄金时间的真情剧主角——真是情何以堪。
严蕊也许确有才情，起码相貌不会差到哪里去，与唐仲友也未必没感情。只不过，她从坏女人到江姐的升华，反而使她的一切，包括那些可能的美好之处，都真伪难辨。
可至少有一样是真的，就是她被拘留后，确实没有出卖唐仲友。是对唐仲友的能量足够信赖，还是对一个男人死心塌地，如今已不得而知。但这种两肋插刀的形象很对黎庶草根的胃口。他们深受权力之苦，反过来愿意沉迷于自己编造的幻象，喝彩连连。像雷政富与赵红霞，范悦与纪英男，那些反戈相向的女人，让多少看戏的左右为难——鼓掌吧，不正确；倒彩吧，不科学。
好一个“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小时代里无法自主的乌合之众，需要的也无非是自己营造或者别人打造的幻象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