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从汉代到唐代，有很多西域人经过丝绸之路进入中国，特别在唐代，历史记载：唐代长安人很喜欢胡风，就像现在城市里流行西方人的黄头发和日本人的寿司一样。那时在长安、洛阳可以看到很多胡人，他们有的是高鼻深目卷发，也有的肤色很黑，在长安城西市有很多波斯人，他们有的是高鼻深目卷发，也有的肤色很黑，其中很多是做珠宝生意的商人、耍杂技的艺人，他们是各种宗教的信仰者，如景教徒、祆教徒、摩尼教徒，所以带来了西方的各种文化，包括唐代流行的胡旋舞、《菩萨蛮曲》以及胡人相貌的镇墓天王，在这里面，最多的当然是佛教徒了。
由于在西晋以前，汉人基本上是不能出家的，所以早期佛教主要是这些外来和尚，在早期中国佛教最重要的资料《高僧传》里，记载了最早来华的一些僧人，以及早期佛教译经的译者，确实多半是来自康居、安息、天竺、大月氏的异国人。大家知道，古代佛教徒里面，凡是姓康、安、竺、支等的，大体上就是那边的人。其中，姓支的来自大月氏，在今阿富汗、巴基斯坦交界处，姓安的来自安息，在今伊朗，姓竺的是天竺人，即今印度，姓康的是康居人，在今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阿塞拜疆一带，都是“中亚、西亚或南亚的胡人”。所以，古往今来大多数人都相信，佛教传入，也主要是经由西边这条路径来的，这些人一定曾经经过这些地方到达敦煌，然后再进入中原。
从1930年代后期出版的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到1957年出版的荷兰人许理和的《佛教征服中国》，再到1980年代任继愈的《中国佛教史》，连同日本人写的很多中国佛教史，都接受了这种说法。而大家都熟悉的，像南北朝的法显、唐代的玄奘到印度取经的历史更从一个侧面证实了“佛教从西方来”这一说法。北京大学季羡林先生关于“浮屠”和“佛”的语言学研究，也证明早期中国关于“浮屠”的称呼和中亚古代语言有关，那么，佛教肯定是经过中亚一带传来的。
看来，这个佛教西来之说没有什么疑问了。历史常常就是这样的，人们一次次地叙述，事情一次次地被强调，接下来的人一次次地听到，于是，这种事情就成了确凿不疑的“定论”。就像现在电影、电视剧里的角色一次次出镜，仿佛就成了“历史人物”一样，包公黑脸、关公红脸，忠奸分明的脸谱成了想像与回忆中的历史，提起诸葛亮，就是小说《三国演义》，“借东风”、“空城计”等三国戏和现在电视剧中那种“羽扇纶巾”加上三缕长须的样子。
其实，有时候仿佛是“定论”的“历史”却是有疑问的，历史常常变成故事，故事常常变成历史，在佛教传来的问题上，就有人提出了这样一些疑问：
第一、西汉、东汉之间天下大乱，中国与西域的交通在王莽时代前后曾经断绝，直到东汉永平十六年(73年)才恢复，传说中的汉明帝求法，佛教传来，大约在公元第一个世纪的50-60年代，恰好就正是隔绝的这一时期，佛教真的可以顺利地在道路断绝的时代进入中国吗？佛教为什么不可以通过其他途径传来呢？
第二、《史记》、《汉书》、《后汉书》里都讲到西域，这些根据从张骞到班勇多人出使记录写成的史书中，都缺乏西域佛教的记载，而历史记载中可以看出，西域人好像并不相信佛教，倒是相信其他宗教的可能性大。当然，20世纪初，在和田也就是于阗故国一带发现过怯卢文佛经，在和田的买力克阿瓦提佛寺遗址还发现过泥塑的小佛像，民丰的尼雅遗址中也发现过棉布上的小菩萨像，大谷探险队也曾经在吐鲁番的吐峪沟发现过292年译的佛经《诸佛要集经》汉文写本。不过，这些东西的年代都很晚，大约已经是在2-3世纪了。
那么，为什么在1世纪的时候，佛教不会从海上传来，从南方传来，而一定要从西面过来呢？一个说法如果没有反驳的意见，就说明它已经成了人们的共识，或者换个说法叫“定论”，一件历史事件成了“定论”，就说明这个问题研究已经山穷水尽，有个词叫“盖棺论定”，就是说死了进了棺材了，才可以有定论，其实，可能有时候死了也不一定可以论定。相反，如果还有言之成理甚至是持之有故的质疑，那么说明这个问题还有继续讨论的余地，这个领域还有研究的必要。学术上的问题成了“执”，就有些不好办了，佛教有个词叫“我执”，就是固执已见的意思，所以佛教认为要进入超越境界，就要“破我执”。古代中国人常常讲的成语里，有画地为牢，有刻舟求剑，有郑人买履，都是讽刺固执和愚昧的意思。可是，尽管佛教从西域传入的路线得到相当多的文献的支持，是不言而喻的历史存在，但是这个问题远没有到画句号的地步。
2、果真如此吗？请看伯希和、梁启超与胡适对此的置疑
大家都应该知道敦煌的故事吧？在100多年前，敦煌的一位姓王的道士无间中敲了敲背后的墙，发现声音异常，于是打开这面墙，一个宝库被发现了。敦煌藏经洞的文书是中国最值得骄傲的文物，几万卷千年前的各种文书被发现，这和1950年代中东的库兰发现死海文书的意义是一样的。可惜的是，差不多是两万卷最好的东西都被英国的斯坦因和法国的伯希和拿走了，分别藏在大英博物馆和巴黎图书馆。伯希和是敦煌文书的劫夺者，不过，我们不要对他太过于有仇视之心，因为公正地说，他又确是20世纪初最有水准的西方汉学家，他在1920年发表在河内出版的《T'oung Pao》上的《牟子考》中提出，在公元初，恐怕不只有一个西域的通道，云南与缅甸的通道、2世纪时交州南海的通道，大概也应当是佛教传来的途径，他怀疑地说，如果佛教都是从西面来的，为什么最早一部中国人关于佛教的书，却产生于交州呢？
还有一个人是梁启超，他是清华大学1920年代研究院的教授，是中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了不起的改革派思想家与学问家，对中国影响极大，在现代学术研究方面也是开创者。虽然他对每个问题的研究都欠深入，但几乎在每个领域都有天才的想法，他很会吸收各种信息，尤其是日本方面的成果，他在《佛教之初输入》附录二里就说道：“佛教之来，非由陆而由海，其最初之根据地，不在京洛而在江淮”。这可能是从日本学者那里学来的，也可能只是一种想像和猜测，不过他很聪明，也很敏锐。
第三个人是胡适。胡适大家都熟悉，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开创者，也是中国最能够开拓思路与研究领域的学者，他思维极敏锐，但在正式提出证明时又比较慎重。虽然在正式发表的文章里他没有谈到，但是早在1937年1月，他看汤用彤的《魏晋两汉南北朝佛教史》稿本时，就写了一封信给汤用彤，说佛教从海上来的说法，不可以完全否定。他举了几个例子，比如：《太平经》一系的道教，多起自齐地，就是山东半岛，最早作《包元太平经》的甘忠是齐人，其信徒贺良、李寻是齐人，作《太平清领书》的于吉和他的信徒襄楷也是齐人，如果承认《太平经》和佛教有关，那么这些和《太平经》相关的都来自齐地，是否就有海路传来的可能呢？他又说，到了2世纪，笮融在江南的佛教传播，多达“五千余人户”，牟子在靠近南海的交州见过很多沙门，不也证明这一海路的可能吗？他还进一步提出了尚有蜀印一路，就是说佛教有从印度经过云南到四川的可能性。1952年2月7日，他还在写给接下来当了哈佛大学教授的杨联陞的信里说：“我深信佛教入中国远在汉明帝之前，我也深信佛教之来，不止陆路一条路，更重要的是海道，交州在后汉晚年已是佛教区域，所以佛教大概先由海道来，由交州到长江流域及东海滨，先流行于南方”。
其实，就连汤用彤也没有完全否定佛教其他通道传入中国的可能，在他的名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里，他只是说，北方佛教多来自中亚，而且他又说，从中亚传来的印度北方的佛教，可能和海路传来的印度南方的佛教不同，印度西北方向的佛教，多大乘佛教，所以般若等经典从这边传来；而从海路传来，在南方先登岸的佛教就不一样，他说，南朝时，佛教多由海路而来，但多来自印度南部，那里却是以小乘佛教为主的区域，所以像锡兰、缅甸、暹罗、马来半岛、南洋群岛等，都受这种佛教的影响，而中国接受的也应当是巴利文经典系统。
那么，这些天才学者的怀疑是否有道理呢？应该是有的，虽然证据还不多，但也引起了近来的再一次讨论，近年有人再次提出了佛教传来的路线问题，这当然是要打破传统的一条道路的说法。我个人也是支持这种说法的，那么有什么根据呢？
3、我们先来看看古代的中外交流通道
斯文·赫定于1901发现了古代楼兰，从而确定了这个从前只出现在历史文献上的、在古代中外交流里扮演枢纽作用的“要道”。被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现”之一，不过其实仔细想想，用“发现”这个词总有些不太合适。
本来，这个地方并不需要等待斯文·赫定来发现，18世纪中叶也就是清代乾隆年间，中国官方绘制的《嘉峪关到安吉延等处道里图》就标出了“鲁普腊儿”(即：罗布淖尔)，首任新疆巡抚刘锦棠和后任魏光涛在1890年后也曾经让下属绘制了《敦煌县到罗布淖尔南境之图》，后面这张图现在还藏在北京故宫档案馆，不仅标明了自玉门关到罗布泊的路途，而且在罗布泊的南面标出了一座古城，只是当时根本没有注意这一地区和这一古城在历史上的意义，也没有实际去考察一下这里究竟有什么，历史上是什么，它有什么意义。可是，历史发现必须是一种“意义的阐述和正式的命名”，只有把它的意义说清楚，它才会被记住，只有给它一个正式的命名，它才会在诸多的现象中凸显出来。所以，尽管很多中国人知道它，很多当地人生活在那里，可是都没有做到这一点，因此，现在都把发现者说成是斯文·赫定。
这个古城和遗址的发现，主要意义就在于：从它开始，在实地考察中陆续证实了文献中记载的中外交通历史。现代中国学术史上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历史研究掌握了“两重证据法”。有了地上文献与地下文物这两重证据，历史上的很多事实都得到了确证，不像过去仅仅靠文献。我们知道，有意识书写下来的文献，常常会遮蔽一些，凸显一些，改造一些，使后人不易看透历史，所以有了这些实物证据和实地勘查，中外交通的很多历史谜团，就渐渐清楚起来了。
那么我们就来看看，在古代中国，人们是怎么样和外国交流的呢？说到交流，就要有路，古代的路是什么样的呢？现代人常常不会想像古代的风景，古代人没有飞机，没有火车，只有通过马匹、马车、木船，当然再加上人的双腿。那个时代，人对抗自然的力量还是很弱小的，不像现在，飞机一下子就从美国到了中国，轮船自己可以带大量淡水甚至可以处理海水淡化，天上有卫星导航，地面上有各种快速道路四通八达。那个时候，如果山高路险，就要另找一条路，如果没有水源，得不到淡水的补给，航线就不能太远，离开了岸边的标志，没有天上的星星，就会在海上迷路。也许各位都听说过，很多有名的古人，是死在长途跋涉的路上，像杜甫出夔州，死在半路上，苏轼流放海南，回去的时候也死在路上。《水浒传》里说林冲发配沧州，从开封到沧州，今天看来也就只有几小时的路程，但是那个时候可要走很久，差人还会有很多机会害他，烫他的脚，让他走不了路，最后鲁智深还得一路护送。所以古人出行是个很重要的事情，在占卜术里面，“出行”就占了一大类，可见出门难，到外面的世界，那就更难了。所以，通过什么路径交流，就是很重要的事情了。
这里要说的，就是关于古代中国中外交通的路径。交往需要有路，路是人走出来的。不过，关于中外交通之路的话题，我们要围绕着佛教传入中国这件事来说，而且，我们还要借题发挥来说一说，在对古代中国研究的过程中，是否既需要有严格的证据，又需要充分的怀疑和想像力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