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张爱玲在其发韧之作《天才梦》中写道：“生活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锦袍之华美与虱子之可恶合而为一，则美者不复美，可恶者更其可恶。她的感受，十多岁时的感受，就已经如此到位，难怪后来她对世事人情能够明察秋毫。张爱玲，还有苏青，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孤岛，上海能给她们提供的表演舞台十分有限，这两个不可多得的女人却在灯光惨淡的狭小舞台上表演得元气淋漓，光彩四溢。文学在她们手中，无须政治的高钙而自成骨骼，无须哲学的微量元素而自成筋脉，无须历史的蛋白质而自成血肉，她们要表现的只是暗面的人性和灰调的人生，这份特长，可说别无第三人能出其右。
张爱玲（1920—1995），上海人，她的曾外公是李鸿章，祖父是张佩纶。张爱玲生长在一个不缺金钱单缺情感的家庭，父亲是纨绔子弟，母亲黄逸梵则是成色十足的新女性，在绘画和音乐方面颇有造谐。
大家闺秀，名门淑女，张爱玲的文学启蒙居然要感谢鸳鸯蝴蝶派的小说，起点偏低，那份艺术滋养却相当有益。《歇浦潮》《啼笑姻缘》《海上花列传》是她喜欢的读本，张恨水是她喜欢的作家。妙就妙在，她是“先看言情小说才知道得有爱的”。一位十三四岁的女中学生竟写出了六回《摩登红楼梦》，支遣着曹雪芹笔头嘘活的那些才子佳人陀螺似地团团直转，在现代社会里再演一幕悲欢离合，宝玉与黛玉分手，怡红公子单身出洋，更使这对璧人额外地遭受了许多现世人生的忧烦苦痛。由于精神上太落寞，家庭如枯井一般生趣索然，张爱玲才多有幻想和郁积，一一诉诸笔端。母亲是家中的过客，父亲则是昏君和暴君，她没法讨好姨娘（父亲的小妾），父母仳离后，她更无法取悦那位性情酷虐的继母，她被禁闭于一室，饱尝铁窗滋味。当飞机掠过天顶，她不禁恨恨地祈求，赶紧丢一颗炸弹下来吧，好与这个无情无义的家庭同归于尽！她终于设法脱身，逃到大门外，依着往昔的性子，念念不忘省钱，与车夫拉锯似地讲价，花去一盏茶的工夫，她到了母亲那儿，背脊上冒出冷汗，才感到几分后怕。张爱玲的母亲早年留法，受过顶好的西方教育，现在女儿挣脱樊笼，前来投靠，没有不收留的理由，但她的积蓄已被丈夫榨干，手头正觉艰窘，只好向女儿摊牌：你要是想早点嫁人，我给你置装，想继续读书，我给你学费，二者只能选一。张爱玲选择了读大学。
“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就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
在香港大学，张爱玲的文学才华显山露水，一篇《天才梦》被上海《西风》杂志初定为征文奖的第一名，最终被定为十三名，卒章所言“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这种沧桑尽阅、世味遍尝的感慨哪像是源自一位十八岁少女的笔端？
“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快，快，迟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战火延烧的面积愈广，她也就愈发肯定自己的认识无差。她以竞走的流星疾步抢到了队伍的前列。她要成名，要有自己的生活，要有很多很多钱，要有一大柜子漂亮衣服。姑姑张茂渊常常笑话她是财迷，“不知你从哪儿来的一身俗骨”，而张爱玲也乐于承认自己“一学会了‘拜金主义’这名词，我就坚持我是拜金主义者”。这样的人注定了俗是真俗，雅是大雅。香港沦陷后，她回到上海定居，与独身的姑姑相依为命。《沉香屑——第一炉香》和《沉香屑——第二炉香》就是在这时候点燃的，当它们摆放到鸳鸯蝴蝶派的首领周瘦鹃的案头时，似张爱玲这样的年轻女子是很容易让人怀疑她的创作能力的。好在周先生目光如炬，立刻看出这是一位天才的小说家，老来犹能识此才，自然欢喜得嘴都合不拢。这两篇小说相继在《紫罗兰》杂志上刊登，张爱玲一炮走红。上海沦陷了，一时间变成真空地带，左翼文学已失去市场，右翼文学招人厌弃，张爱玲适时地避开了黑烟缭绕的政治炉鼎，唯以“剥出血淋淋的人性”的文学作品应世。文学就是文学，不是什么油漆刷子之类的工具，她的作品受到欢迎全在情理之中。
性格孤僻的天才总喜欢离群索居，对政治的溷秽气息缺乏必要的嗅觉。在沦陷区上海，她只是埋头写写小说，抬头看看天空，小说的基调是悲观的，天空也总是一成不变的死灰煞白。二十一岁时，张爱玲越是精心茧结自己的情感空间，越是故意封闭自己的精神世界，就越不能说明她心如古井，她比常人更渴望爱情，渴望浪漫。她想象某个风和日丽的上午，一位风度翩翩的英俊男子捧着大簇鲜艳欲滴的玫瑰花，神情欢悦，从门前的碎石甬道上兴冲冲地走过来。
那个人果然来了，他就是胡兰成，官居《中华日报》主编、汪精卫伪政府文化宣传部次长。他在自传《今生今世》中不打自招：“我是政治的事亦像桃花运的糊涂。”你骂他是汉奸，没错；你称他是才子，也对；你夸他是情圣，更好，这是他一生最洋洋得意的冠名。
“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朴素，也更放恣的。”
张爱玲以为如此，就该是如此了。她与胡兰成晤言一室之间。两人谈些什么？谈音乐、戏剧、美术，当然少不了文学的凑趣，居然达成默契，政治的话题丝毫也不涉及，他不说，她也不问。胡兰成不难看清张爱玲于文学艺术之外的弱智，这正是他感到莫名欢喜的，经验告诉他，这样的女人一旦爱上谁——用她的话说，即“心居落成”——谁就铁定是她的主人。她的傻更胜过普通女子的傻，她的痴更胜过普通女子的痴。
“你的人是真的么，你和我这样在一起是真的么？”
张爱玲会反反复复问胡兰成，为同一个答案问上一千遍，不厌其烦，这才是恋爱中的女子，这才是醺醺然的浓醉。他要一张玉照，她就去照相馆用心拍来，在相片的背面她用谦卑之极的语气写道：
“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唯高傲者能如此谦卑才是神奇，她崇拜他，“女人要崇拜才快乐，男人要被崇拜才快乐”，她乐得谦卑，使这个男人百倍地高大，高大到云霄里去，放出金灿灿的光辉。
缘分是怎么回事？张爱玲给出的答案是：“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无涯的荒野里，没早一步，也没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唯有轻轻地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她喜欢《诗经·邶风·击鼓》中那四句诗：“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是三千年前某位痴情人留下的痴情语，流传太广，直传到孔圣人的耳朵里去，老夫子尊重人性，可不像他的徒子徒孙们那样假正经，他觉得这痴情语应该收入《诗经》。
上海的沦陷注定要毁灭一些人，成全一些人，炸断许多故事的尾巴，也必然续合许多故事的头颈。倾城之恋才好呢，她认定自己一生有托，托给这个叫胡兰成的男人，正如她的小说《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将终身托付给浪子范柳原，从此清偿积欠了十辈子的情债，“生及相亲，死得无恨”，“纵被无情弃，不能羞”啊！
1944年8月，二十三岁的张爱玲嫁给了三十八岁的胡兰成，怀着新娘子所有的美梦，她想飞，直飞往伊甸园的东篱。胡兰成刚刚解脱了旧婚姻的羁绊，就马不停蹄，争分夺秒地迎娶上海顶尖才女张爱玲，他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从未有过的满足，他向来自命风流，这是最得意的一次。他神魂颠倒，欲死欲仙，也没忘记对自己的如花美眷恭维有加：“前人说夫妇如调琴瑟，我是从爱玲才得调弦正柱！”这样的谎言脱口，世间尽有痴情女子爱听。
许多人肯定会嘀咕，胡兰成是汉奸，是汪伪政府的要员，张爱玲哪能嫁他？这岂不是将自己的名节往粪坑里扔吗？应该说，持疑者并不真正懂得女人。台湾女作家张晓风在《一个女人的爱情观》中有这样一段话揭看了底牌：
“爱一个人就是在他的头衔、地位、学历、经历、善行、劣迹之外，看出真正的他不过是个孩子——好孩子或坏孩子——所以疼了他。”
张爱玲就是这样疼了胡兰成。她拿起笔来，铺开白纸，仿佛铺开整整一生，比任何时候都更笔欢墨舞地写道：“胡兰成与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多么平实的一句话，换了谁也不可能写得比这更平实，幸福原是不必多加华彩描绘金边的。她把笔递给胡兰成，仿佛递过一支袖珍的接力棒，他略一沉吟，“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的句子就跳下笔端，他很得意，张爱玲也觉得这十个字浑然天成，仿佛得于神意。行了，就用这样一篇短短的婚书，作成一生一世的契约，彼此能始终信守不渝吗？炎樱，这位张爱玲一生的知己，此时此刻作为证婚人，也在婚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
不愿满城去跑，不想多方交际，两人只是那么痴痴傻傻地守着，一个是欢郎，一个是梦姑，待在屋子里，“男的废了耕，女的废了织”，居然别成一个净土生花的欢乐世界。张爱玲文思极畅，比山间的飞瀑还畅，一篇篇散文、小说像一尾尾活泼泼的鱼儿直游到上海的各大报刊上去。“桃红的颜色里闻得见香气”，香气氤氲，只可惜不能绵绵持久。自古多情伤离别，当胡兰成回返南京本部时，她就在窗前苦苦地守望黄昏，“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这样的情绪大抵也是有的。
“那时你变姓名，可叫张牵，或叫张招，天涯海角有我在牵你招你。”
这样深情的话，是张爱玲在胡兰成前途日趋黯淡时说的，却如秋风射马耳，他的一只手伸给了张爱玲，另一只手则偷偷地伸向广大的空间。
好一位胡情圣，不过是一晌贪欢的浪子，世事离奇，偏偏浪子最惹人爱。婚后不到半年，胡兰成的馋病骤然发作，汉阳医院里那位十七岁的漂亮护士周训德正是他盘中的珍馐美味，“还将旧时意，怜取眼前人”，他哪里肯爱肯怜呢？只是狂蜂浪蝶似地戏弄一番，只是解渴，他总是很渴，只是解馋，他总是很馋。他拿捏得准，连这样的风流过错张爱怜也会原谅他，不过他还是吃了一惊，她在信中如此大度地说：
“我想过，你将来就只是我这里来来去去亦可以。”
他如逢特赦，从此更加恣意放纵。日本人投降了，胡兰成的青云之路猝然中断，作为被通缉的汉奸，他只能躲到温州，靠张爱玲的接济为生。见面时，张爱玲看到这位负情汉与一位斯家小妾范秀美打得火热，该寒心了吧，她却依然固执地要求胡兰成在她与周训德之间作出选择，她真正绝望，把自己放得很低很低，去争一回命运的眼色，却又把自己看得很强很强，去力挽狂澜于既倒。胡兰成一味地耍滑，支吾其词，不肯在两人之间作出非此即彼的抉择。
“我待你，天下地下，无有得比较，若选择，不但与你是委屈，亦对不起小周。人世迢迢如岁月，但是无嫌猜，按不上取舍的话。”
“你与我结婚时，婚帖上写着‘现世安稳’，你不给我安稳！”
张爱玲还在据理力争，内心深处希望的沙塔已经崩塌。伤心无益，岂能挽回旧日情怀？张爱玲哽咽良久，唯有叹息，“你是到底不肯，我想过，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致寻短见，亦不能再爱别人，我将只是萎谢了。”
遇人不淑，萎谢是必然的结局，多少痴情女子遭逢此厄，天才如张爱玲，也未能例外。但她还是从自己的积蓄中拿出一笔钱来周济胡兰成这位宿世怨家，直到1947年6月10日，胡兰成已解除通缉令，成为自由身，她才将绝交书寄去，同时赠给他“安家费”三十万元，可谓仁至义尽。这封“特函”只有寥寥数语：
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不喜欢我了的。这次的决心，我是经过一年半的长时间考虑的。彼时唯以“小吉”故，不欲增加你的困难。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了的。
昔日抽刀断水水更流，今日慧剑斩情丝，一根也不剩，这才叫你是你，我是我的诀绝，没有任何藕断丝连的余地。
许多年泥丸走阪，风流云散，六十年代初，张爱玲从美国给身居台岛的胡兰成寄去短函，索要一本胡兰成的自传《今生今世》，想看看那章“民国女子”中自己是何言语面目。胡兰成寄去了书，还附上一封情辞婉转的信，希望重温那一局昔年的鸳梦，但终成入海泥牛，再无消息。
张爱玲坦白承认：“一般所说‘时代纪念碑’似的作品，我是写不来的，也不打算尝试……”她小说中的人物多半是小奸小坏，没有英雄，也没有十恶不赦的坏蛋。即使是罂粟花和蔓陀萝花，也各有各的真实，各有各的美丽，精刮世故的浪子佟振保与范柳原一流的“红颜杀手”或许自私了些，放荡了些，但这些人言语有味，面目可爱，倒反而让人恨不起来。至于她笔下的那些柔弱女子，白流苏、王娇蕊、葛薇龙……，一边切实地顾及着自己作为女人应有的利益，一边又幻想着玫瑰花般的爱情，其捉襟见肘的心思，飞蛾在火上的挣扎之态实在是太凄美了。在《沉香屑——第一炉香》中，葛薇龙与丈夫乔琪坐车看到街上的流莺，她说：“她们是被迫的，我是自愿的。”天下多少痴情女子看到此处，都会掩卷同悲吧。即便淫荡如葛薇龙的姑姑，阴鸷如《茉莉香片》中聂传新的后母，变态如《金琐记》中的曹七巧，那样的“坏”也都是人性的异形扭曲，她们害人也受害，是不该被推出午门去问斩的。王小波曾说，张爱玲的小说中“有忧伤，无愤怒；有绝望，无仇恨；看上去像个临死的人写的”（《关于幽闭型小说》）。这并不奇怪，他喜欢更富有生趣的东西，而张爱玲的作品中充斥着那种挥之不散的阴郁和烦恼，像是六月天的闷罐车。
“生命也是这样的罢——它有它的图案，我们唯有临摹。”
这就是张爱玲预先准备的辩解词。你很可能无法相信，张爱玲最欣赏的中国作家是鲁迅而不是别人，她认为鲁迅的作品勇于暴露中国人的劣根性和阴暗面，后来的小说则多半文过饰非。她走的路子与鲁迅一脉相承，但左翼作家们故意误读或干脆装作看不懂，反而对她大加责难。
唯独大翻译家傅雷为天下惜才，化名“迅雨”写了一篇《论张爱玲的小说》。他先是明说他不喜欢《连环套》的“漫画”趣味，认为那样一种繁缛的叙事和做作的风格浪费了她的才华；继而他又表态，欣赏《金琐记》，并给予这篇小说极高的认可。出于对一位天才女作家的爱护，傅雷劝张爱玲“少一些光芒，多一些深度，少一些词藻，多一些实质，作品会有更完满的收获。多写，少发表，尤其是服侍艺术最忠实的态度”。傅雷抵触政治概念化的东西，他说：“我们的作家一向对技巧抱着鄙夷的态度。‘五四’以后，消耗了无数笔墨的是关于主义的论战。仿佛一有准确的意识就能立地成佛似的，区区文艺更不成问题。”在文章的结尾，他还真诚地提醒她：“一位旅华数十年的外侨和我闲谈时说起：‘奇迹在中国不算稀奇，可是都没有好收场。’但愿这两句话永远扯不到张爱玲女士身上！”傅雷欣赏张爱玲出众的才华，因此重棰擂响鼓。对于这位不知何方神圣的“迅雨”的酷评，当时志骄意满的张爱玲并不服气，很多年后她在美国重读旧作，汗为之涔涔下，承认傅雷当年目光如炬，那篇《连环套》的确不成样子。
柯灵先生与张爱玲有过交往，他在《遥寄张爱玲》一文中说：“我扳着指头算来算去，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于是，有人质疑，她在沦陷区大红大紫，在汉奸办的《苦竹》和《杂志》上发表散文、小说，作家的立场何在？张爱玲在政治上的色盲很让一些人生出反感，但要硬生生逼着她去窄条的政治平衡木上狂舞干戚，她不情愿，也确实很难站稳足跟。沦陷区只是个鲜花下的陷阱，“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是一些人苛责于她的古老罪名，犹如水蛭咬住不放。她埋头写作，向大众贡献才华，并无不妥。“她竟然连汉奸也肯嫁咧！”这话更加咄咄逼人。张爱玲一生怕听交响乐，她觉得交响乐就像政治，急管繁弦，各种巨响总是浩浩荡荡地冲来，让人无力抗拒。她显然没法习惯政治对于人性的蔑视和凌驾，也不肯屈服于舆论的压力。尽管柯灵和郑振铎护惜她，要买断她新作的版权，留待战后再一一出版，但她没有那份耐心。1948年初，喜剧《太太万岁》遭到围剿，张爱玲憬然意识到像她这样独立于各个政治阵营之外的异己分子已没有立身藏形之地。但她还是忍不住在《十八春》（后改名为《半生缘》）中巧借主人公慕瑾的话来表明自己对于政治的“鄙见”：
我对政治从来不感兴趣，我总想着政治这样东西范围太大了，也太渺茫了，理想不一定能实行，实行起来也不见得会理想。我宁可就我本人力量所及，眼睛看到的地方，做一点自己认为有益的事，做到一点是一点。
在精神极度亢奋的时代，张爱玲这种小资情调的低腔无法及格，很难过关。好在她认识到“政治决定一切。你不管政治，政治要找上你”，赶紧从越收越紧的罗网中抽身，远走高飞。这位“民国世界的临水照花人”在新社会注定水土不服。1952年夏，张爱玲经过一番“又可怕又刺激”的阶段之后，从大陆去了香港，三年后，又从香港去了美国。她不懂政治的游戏规则，只是凭着手术刀似的目光洞悉了红色帷幕后的灰调人生，在自由世界，她用英语创作了两部与时政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长篇小说《秧歌》和《赤色之恋》，尽管其中不免掺杂了美国新闻处的官方意志，但也并非全然是代人捉刀，颠倒黑白。令人吃惊的是，她对视野之外的农村生活和农民形象的刻画描写也栩栩如真，其批判的矛头直指那些一根筋的“左公”，令他们暴跳如雷，这样的急就章虽然未能尽展其艺术风华，却百分之八十地继承了“鲁迅笔法”，将赤裸裸的真相呈现在世人眼前。此后，她受到美国文坛长期冷落，竟至于藉藉无名。张爱玲为生计所迫，在六十年代由好友宋淇引荐，为香港电懋影业公司创作了大量的喜剧脚本，如《情场与战场》《桃花运》《人财两得》和《南北和》之类，总数十余部，将大好才华和年华零敲碎卖，如同砸锅卖铁一般，真是太可惜了。所幸她还创作了《色，戒》和《五四遗事》那类还原本色的小说，编译了《爱默森文选》，用国语和英语翻译并注释了吴语小说《海上花列传》，尤其令人赞叹的是，她在失去赖雅的日子里，摆脱掉“绕树三匝，无枝可栖”的悲苦心境，总积十年的研究功夫，圆成《红楼梦魇》，这样的心血结晶一生不可多得。
当年，张爱玲去国离乡，远赴异域，这着棋看似愚形，绝非昏招。若留在国内，以她所患的政治色盲症和不肯违心合作的态度，历经“反右”和“文革”这两趟剜心放血的政治运动，必定会被人践踏成泥，以她的性格，则很可能无声无臭地自杀。尽管她在美国生活得并不如意，但毕竟还是堂堂正正地做人，而不是在人间地狱里打滚，沦落为“牛鬼蛇神”，受尽摧残，直至面目全非。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在西方，这说法由来已久。
张爱玲却偏要唱反调，她说：“我有时觉得我是一个岛。”还说：“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愉悦。”她最喜欢的一句西谚是：“让生命来到你这里。”早在其发韧之作《天才梦》中，张爱玲就预见自身个性中有两个要素将决定她的一生，其一是对语言及文学非同寻常的敏感，其二是对社交活动由衷的厌恶。她一辈子的确是隔着适当的距离目击人生，隔着安全的距离爱国，她与很多人事之间都会划出一道深广的鸿沟，不可逾越。这样一位曾经大红大紫的作家，一生的好友屈指可数，甚至可以开列出清单来：炎樱、苏青、宋淇夫妇、夏志清兄弟、麦加锡、司马新、庄信正，再往里塞人就会发生“交通事故”。她无疑是孤独的，是一位大孤独者。童年、少年时代在极度匮乏父爱母爱的家庭中成长，这对她的性情产生了不可低估的扭曲作用和负面效应。其性格的怪异之处，比如离群索居，落落寡合，随年纪增大而愈益彰显。
普通人的一生再好些也是“桃花扇”，撞破了头，血溅到扇子上，就在上面略加点染，成为一支桃花。
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中，张爱玲如此写道。画功总有高下，她是最出色的绘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