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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家的中国观
18世纪欧洲的启蒙思想家，因为要对欧洲旧的封建制度进行深入的批判，要对他们的理想世界——“理性王国”进行设计和描绘，因而把目光投向全世界，而不仅仅局限于欧洲。他们自然关注古老文明的中国，希望对中国有较多的了解，并且对中国的文化作出自己的评价。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和评论是17、18世纪西欧“中国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18世纪西欧的启蒙思想家中，莱布尼茨、孟德斯鸠和伏尔泰特别关注中国。除了他们以外，17、18世纪西欧还有一些思想家也对中国作过一些评论研究。如法国哲学家笛卡尔（Rene Descartes）在他的主要著作《方法论》中3次提到中国；法国思想家帕斯卡（Blaise Pascal）在他的《思想录》中对中国是否有如此古老的历史表示过怀疑；法国哲学家马勒伯朗士（Nicolas Malebranche）写过《一个基督教哲学家与一个中国哲学家的对话——论上帝的存在与本性》一书，比较了中国哲学中的“理”与基督教哲学中的“上帝”的不同；法国哲学家瓦耶尔（La MotheLeVaer）的著作《异教徒的美德》中有一章为“孔子——中国的苏格拉底”，把孔子与苏格拉底进行比较研究；意大利哲学家维柯在他的《新科学》中把中国的“龙”看成王权的象征，认为中国直到今天还使用“象形文字”是因为“闭关自守”，他对卫匡国在《中国历史初编十卷》中所说的中国古老悠久的历史表示怀疑，他还对中国的气候与民族性格的关系发表过自己的看法。英国哲学家休谟（David Hume）在他的《论文集》中认为中国的政体是一种纯粹的君主专制的政体，中国有辽阔富庶的国土，但人口过多，对外贸易不发达，使得中国落后。他把中国的儒家学说看成是一种自然宗教，认为中国民族性的最大特点是统一性。狄德罗在为《百科全书》撰写的“中国”和“中国哲学”条文中，认为中国的东方精神趋于安宁，比较关心眼前的利益，认定成规以后常常不敢逾越，缺乏不断变革的精神。
在18世纪西欧的启蒙思想家中，莱布尼茨、孟德斯鸠、伏尔泰和狄德罗对中国文化作了较多的研究评论。
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年）是德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也是对中国文化倾注了最大关心的德国思想家。
莱布尼茨在20多岁的时候，已经读过德国神父克察（Athanas Kircher）著的《中国图志》。1666年，他写了《结合论》一书，其中提到了中国的文字。1669年，他写了《关于奖励艺术及科学德国应设立学士院制度论》一文，以肯定的口吻提到了中国的医学等。1675年，他写信给法国宰相科尔培（Charles Colbert），谈到“欧洲传教士的几何学，正确得惊动了中国的官吏。”1676年2月，他在日记中设想建立一个包括各种宗教在内的世界教会，网罗世界的全部知识，编纂百科全书。并设想通过俄国的彼得大帝，从西伯利亚方面与中国接近。1676年，他在德国汉诺威图书馆研究孔子的学说。1687年，他仔细地阅读了刚出版的比利时籍耶稣会士柏应理用拉丁文编译的《中国贤哲孔子》。
1689年，莱布尼茨游学罗马，与从中国归来的意大利籍耶稣会士闵明我（Philippe Marie Grimaldi）结识，两人交往了8个月。后来，闵明我再去中国，两人一直保持着密切的书信来往。这对莱布尼茨研究中国文化有很大影响。1697年，莱布尼茨用拉丁文编辑出版了《中国新论》，这本书的副标题是：“现代史的材料，关于最近中国官方特许基督教传教之未知事实的说明，中国与欧洲的关系，中华民族和中华帝国之欢迎欧洲科学及其风俗，中国与俄罗斯战争及其缔结和约的经过。”书中收录的是来华耶稣会士的书信，莱布尼茨写了一篇长达34页的导论《致读者》，系统地阐述了他的中国观。
1697年，法国籍耶稣会士白晋从中国返回巴黎，开始与莱布尼茨通信，并赠送他所写的《中国皇帝历史画像》一书。此后，两人不断有书信来往，现存白晋给莱布尼茨的书信有6封，莱布尼茨给白晋的书信有9封。莱布尼茨把《中国皇帝历史画像》一书翻译成拉丁文，收入1699年印行的《中国新论》的第二版中，并附了一幅康熙皇帝的肖像。
1700年，由于莱布尼茨的极力主张，普鲁士学会成立。1704年，维也纳学会成立。这两个学会陆续出版了不少关于中国文化的书籍，而且还从事蚕桑养殖。1715年4月1日，莱布尼茨在致法国当时的摄政顾问德·雷蒙（M. de Remonde)的长信中，全面地阐述他对中国哲学的看法。
从上面的材料可以看出，莱布尼茨从青年时代一直到临死之前，始终不断地关注着中国文化。
莱布尼茨不赞成当时的法国哲学家马勒伯朗士（Nicolas Malebrance）贬低中国哲学的观点，他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它在版图上不次于文明的欧洲，并且在人数上和国家的治理上远胜于文明的欧洲。在中国，在某种意义上，有一种极其令人赞美的道德，再加上有一个哲学学说或者有一个自然神论，因其古老而受到尊敬。这种哲学学说或自然神论是自从约三千年来建立的，并且富有权威，远在希腊人的哲学以前很久很久。”①
莱布尼茨认为，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可以互补。中国文化的特点在于道德的优越，而欧洲文化的特点则在于思辨科学的发达。他说：“在实践哲学方面，换言之，即生活与人类实际方面之伦理及政治的纲领里面，我们实在相形见绌了。”他认为康熙皇帝就是一个典范。莱布尼茨认为人类的文化应该互相交流，所以他对欧洲传教士的活动表示了很高的赞赏，他说：“这可以将中国数千年努力的结果输入欧洲，同时又将欧洲所有的输入中国。”他甚至希望中国也能派出传教师去欧洲。
莱布尼茨比较正确地把握了中国哲学中的“理”这个范畴，认为它是中国哲学的第一——————————
①莱布尼茨：《给德·雷蒙的信：论中国哲学》，见《中国哲学史研究》1981年第3期。
本原，是至高无上的存在体，是其他事物的第一推动者，以天地的绝对主宰的身份统治一切，产生一切。
莱布尼茨通过对中国哲学中“理”和“气”的关系的探讨，阐述了“一”和“全”的辩证关系，指出“‘全是一’这个概念可以和‘一是全’互相换用。”在他1714年出版的《单子论》中对单子兼具“一”和“全”两重性质的论述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中国哲学的影响。
莱布尼茨发明的二进制计数法与中国古老的八卦的一致反映了人类思维的某种共同性。莱布尼茨早在17世纪70年代就形成了二进制计数法的思想，①并于1679年完成了论文《二进位制数学》，但他当时没有拿出去发表。他还用二进制计数法的原理改进了法国数学家帕斯卡发明的加法器，使之能进行乘除法运算。
白晋从两个来源了解到莱布尼茨的二进制计数法。第一是他读过莱布尼茨1696年12月20日写给闵明我的信，里面有2页解释了二进制计数法。第二是莱布尼茨1701年2月15日写给白晋的长信，信中详细介绍了二进制计数法。莱布尼茨还从神学的角度论述这个问题，认为一切数都可以用1和0来表示，为《圣经》的创世说提供了类比。他认为这种二进制计数法康熙皇帝可能会感兴趣，他建议白晋向康熙皇帝介绍这种计数法。
1701年11月4日，白晋从北京给莱布尼茨写了一封长信。白晋在信中认为，莱布尼茨的二进制计数法与中国伏羲的八卦有着惊人的吻合。因为中国的八卦也只用两个符号阳爻（—）和阴爻（┈)，来组成8个卦或64个卦，如果把阴爻（┈)看成是0，把阳爻（—)看成是1，那么，从“坤”到“乾”的64个卦，在十进制计数法中，分别对应于从0到63这64个数字，而在二进制计数法中，则分别对应于从000000（相当于十进制的“0”）到111111（相当于十进制的“63”）这64个数字。白晋还随信附了一张绘有按照圆形排列和矩形排列两种排列的六十四卦图给莱布尼茨。
莱布尼茨在给白晋的回信中说：“你来信提到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我的二进位制与伏羲易图的关系，……这个易图可以认为是现存科学之最古老的纪念物，但数千年来却无人理解它的意义，这是不可思议的。然而它却与我的新数学完全一致。当贵大师正努力理解这些符号的时候，我依您的信能给它以适当的解答。我可以自白的是若我未发现二进制数学，这个六十四卦的体系，即伏羲易图，再耗费多时也不会搞明白的。我发现新的数学是在二十多年以前，我认为用“0”与“1”表示的数学较之过去的（进位方法）更近乎完美之域，又有着不可思议的效果。但在我没有做到更成功以前，暂时还不愿意发表，加上还有许多——————————
①莱布尼茨发明的二进制计数法是今天计算机数学语言的基础。
妨碍工作的思想和事情，因此未能在任何出版物上公开发表，正是在这样一个时刻，奉献给贵大师以解释中国古代纪念物而受到重大效果，我想这一定会使您欣喜异常。”①写过这封信后不久，莱布尼茨于1703年在《皇家科学院论文集》中发表了论文《二进位数学之阐述》。
莱布尼茨发明了二进制计数法，他和白晋又发现中国古老的六十四卦的组成方法与二进制计数法在原理上是完全一致的，这是“东海西海，心同理同”（李之藻语）的一个精彩例证。
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CharlesLouis de secondat Montesquieu）从青年时代开始，一直到去世为止，一直十分关注中国文化。但他没有机会去中国，他对中国的了解主要是依据书本，以及与到过中国的传教士的交谈。
孟德斯鸠读过不少有关中国的书。他在1713年认真地读了比利时籍耶稣会士柏应理编译的《中国贤哲孔子》，作了详细的笔记，并把书中的许多段落译成法文。同一年，他还读了德国神父克察著的《中国图志》的法译本，也作了笔记。根据孟德斯鸠的著作和笔记中所引用的文字，可以看出他还读过下列有关中国的书：《北方游记》（其中有被俄国宫廷聘用、1716年和1720年两度到北京的瑞典工程师郎克写的《郎克先生日记》）、曾到过中国南部沿海的17世纪英国航海家唐比埃写的《新游记》，杜赫德等编的《耶稣会士书简》、杜赫德编的《中华帝国全志》、曾于1693年由俄国皇帝派遣赴中国的使者埃韦尔特·伊兹勃兰德写的《出使日记》、曾在公元9世纪游历过中国的两位穆斯林写的《两位穆斯林的印度和中国游记》，以及法国历史学家刘应写的《鞑靼史》、法国历史学家德拉克洛瓦写的《成吉思汗史》。此外，在孟德斯鸠的藏书中还有门多萨写的《中华大帝国史》、曾在中国传教的意大利籍耶稣会士卫匡国写的《中国上古史》、曾在中国传教的葡萄牙籍耶稣会士曾德昭（Alvarus de Semedo）写的《中华帝国志》、法国财政总监西鲁哀特写的《中国政制和道德概述》、约翰·纽霍夫写的《荷兰东方公司派往中国的使节》等书，孟德斯鸠也可能读过这些书。
孟德斯鸠于1713年在巴黎认识了中国人黄嘉略，与他进行了多次深入的交谈。黄嘉略是福建莆田县人，7岁时入天主教，被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卜于善认为义子，跟随他学习基督教义和拉丁文。1702年跟随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梁弘仁来到巴黎。黄嘉略是最早——————————
①《莱布尼茨全集》（拉丁文本）第4卷第207—210页。转引自焦树安：《莱布尼茨对中国哲学的理解》，见《国际汉学》第一期，商务印书馆，1995年。
来西方的中国学者之一。
孟德斯鸠1729年在罗马遇到在中国传教多年的法国籍耶稣会士傅圣泽，他多次与傅圣泽交谈，了解中国的情况，并在笔记中记下了谈话的内容。孟德斯鸠还向在华传教多年的意大利籍耶稣会士马国贤和曾到过中国的阿瑟马尼（Assemani）大主教了解过中国的情况。他还与注重研究中国天文学的法国波尔多科学院客座院士德梅朗（De Mairan）经常讨论中国问题。
孟德斯鸠没有写过关于中国的专门论著，他对中国的论述散见于他的各种著作和笔记，主要是在《论法的精神》、《随笔》和《地理学》这三本书中。
孟德斯鸠对中国的历史发表过一些自己的见解。来华的传教士们在介绍大禹治水时，一般都说那次洪水就是《圣经》中所说的大洪水。孟德斯鸠认为，这个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他认为，《圣经》中所说的大洪水与中国毫不相干。孟德斯鸠认为，几千年来，从总体上看中国一直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是因为中国的地理环境具有一定的封闭性。中国的疆界或是大海，或是高山，或是沙漠，除了北方以外，其他的民族难以入侵。所以在中国的历史上，内乱多于外患。第二是因为中国比较贫穷。人们赖以生存的粮食等物质资料十分匮乏，一年的收获常常只够吃一年，很少有储备。自然灾害又经常发生，各省之间需要相互接济，才能渡过难关。各省在基本生活资料上的相互依赖，犹如一条锁链，将幅员辽阔的中国紧紧地连接在一起。
来华传教士大多在书信中提到中国人口众多。孟德斯鸠对这个问题也有自己的见解。他认为人口众多并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而是亚洲国家普遍的现象。他认为，中国温和的气候使得妇女的性成熟期较早，生育能力较强，生育期较长。种植水稻需要较多的劳动力，而水稻的产量较高，又使得同样的土地能养活较多的人口。而欧洲的情况则与中国恰好相反。孟德斯鸠认为中国人口众多还有社会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原因。中国历史上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对外征战，也没有发生过欧洲的那种民族大迁移，没有因这类原因造成人口的大量损失。中国的礼教以孝为本，家族制度使得人们都希望子孙满堂，死后有众多的子孙祭祀，多子多孙被视为一种荣耀，这样的人口观念也使得中国的人口增长较快。但众多的人口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为了温饱，人们一年四季的绝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农业耕作上。
孟德斯鸠认为，人类受宗教、法律、风俗和习惯的支配，这些因素汇成一个民族的总的精神。法律主要规定“公民”的行为，风俗主要规定“人”的行为。风俗和礼仪又有区别，风俗主要是关系内心的动作，而礼仪则主要是关系外表的动作。而在中国，法律、风俗、礼仪、道德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彼此混合在一起，而其中，道德更具有主导性。“所有这些东西都是道德。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品德。这四者的箴规，就是所谓礼教。”①孟德斯鸠认为，这种礼即法、礼即风俗的倾向，对内，掩饰了人的邪恶的一面，强化了人与人之间的依赖关系；对外，则可以抵御征服者的同化，因为征服者的法律、风俗、礼仪、道德、都不是同一个东西。征服者要同时改变中国人的上述四个方面很难，而中国人要分别地改变征服者的这四个方面则相对容易，所以，在中国的历史上，被改变的一向是外来的征服者，而不是中国人。譬如满族人入关后，学汉字，读汉书，逐渐地改变了自己的习俗。
孟德斯鸠特别指出，在中国的政治社会生活中，是家与国的混同，是对义务的强调；而西方的自然法，则表现为一种政治正义论，是社会化、政治化的道德，是家与国的分离，是对权利的重视。
孟德斯鸠还评论过中国的文字与礼教的关系。他认为中国的文字写法极其复杂，学文字就必须读书，而书里写的就是礼教，结果中国人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把精神完全贯注在这些礼教上了。
总的说来，孟德斯鸠对中国文化的某些方面持批评的态度，这与伏尔泰热情赞美中国文化的态度有所不同。
伏尔泰（Francois MarieVoltaire）是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人物。从少年时代开始到他去世之前，他一直在关注和评论中国。伏尔泰一生在近80部作品、200多封信中提到过中国。伏尔泰10岁时进耶稣会办的路易学院读书，在那儿就开始接触到关于中国的知识，因为耶稣会士们经常以赞美的口吻谈到中国，这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伏尔泰以后对中国的评价。
伏尔泰最早评论中国是在他写的《哲学通信》（1734年，又名《英国通信》）中。在这本书中，他推崇中国家庭式的政制，赞赏中国的自然宗教以及在宗教上的宽容态度。他特别以种牛痘作为例子来赞美中国人的聪明：“我听说一百年来中国一直就有这种习惯，这是被认为全世界最聪明最礼貌的一个民族的伟大先例和榜样……倘若我们在法国曾经实行种痘，或许会挽救千千万万人的生命。”②
伏尔泰的巨著《论各民族的精神与风俗》（1740—1756年）第一章就介绍和论述中国的历史文化。他推崇中国古老悠久的历史，指出中国已有4000多年光辉灿烂的历史。他根据法国籍耶稣会士宋君荣对中国古代历史和天文记载的研究，指出中国古代历史记载的一——————————
①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第313页，商务印书馆，1978年。
②伏尔泰：《哲学通信》第4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个重要特点：“亚历山大曾经从巴比伦把迦勒底人的天象观测结果送回希腊，这些观测的年代比中国人更早，这无疑是古代最有价值的文物。然而巴比伦的这些星历表与历史事实没有联系，而中国人则相反，他们把天上的历史跟地上的历史联系起来，互相印证。……中国最古老、最有权威的典籍《五经》中说，在伏羲氏以后第4个帝王颛顼的时代，已观测到土星、木星、火星、水星和金星的一次会合。”①
伏尔泰对中国的政治、法律和道德有许多溢美之词：“中国人最深刻了解、最精心培育、最治理完善的东西是道德和法律。儿女敬孝父亲是国家的基础。……中国比在其他地方更把维护公共利益视为首要责任。因之皇帝和官府始终极其关心修桥铺路，开凿运河，便利农耕和手工制作。……跟其他地方一样，中国也存在各种不良行为，但这些行为肯定会因法律的约束而更有所抑制，因为他们的法律始终如一。……然而这些礼节可以在整个民族树立克制和政治的品行，使民风既庄重又文雅。这些优秀品德也普及到老百姓。”②
伏尔泰认为中国的儒家学说并不是一种神学宗教，而是一种道德化的理性宗教：“他们的孔子不创新说，不立新礼；他不做受神启者，也不做先知。他是传授古代法律的贤明官吏。我们有时不恰当地把他的学说称为‘儒教’，其实他并没有宗教，他的宗教就是所有皇帝和大臣的宗教，就是先贤的宗教。孔子只是以道德谆谆告诫人，而不宣扬什么奥义。”
伏尔泰把孔子看成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他在《哲学辞典》“中国”这一条中写道：
我认识一位哲学家，他的书斋里只挂孔子像。在像的下面写了这么几行诗：
他探索思想，一点也不狂妄。
并为人类揭露了理性之光：
他是作为哲人而立，不是先知，
但也奇怪，他的国家奉他为祖师。③
伏尔泰之所以如此赞美中国和中国文化，一方面是因为他没有机会亲自到中国来进行深入的考察，而他所接触的有关中国的材料又并不是非常真实全面地反映了中国的实际情况；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原因是，作为一个启蒙思想家，他把理想化的中国作为批判欧洲封建制度的有力武器。他对中国悠久历史的确认，实际上就是对《圣经》历史的权威性的挑战；他对智慧的中国皇帝的赞美，就是对昏庸的欧洲封建国王的批判；他对孔子的道德——————————
①伏尔泰：《风俗论》（上册）第208—209页，商务印书馆，1996年。
②伏尔泰：《风俗论》第216—217页，商务印书馆，1996年。
③范存忠：《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第38页，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年。
化的理性宗教的肯定，则是对基督教的否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