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现当代的中国都市，是一个只被少数人拥有（而非占有）的一个特定的时空。在这样一个偌大的时空里，你可以感受到它是一个在不断进化的有机体，社会的准则及社会的制度扮演着自然选择的角色，那么就会不断涌现出被淘汰的人群，当然也有经过变化后的新人群生存下来。都市里的灰色人群不是那少数人，而是在不断变化，随时流动，趋利避害的人群。他们大多不属于城市，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异乡性。都市里的知识分子就是这样的一群灰色人群，彷徨和焦虑是他们的标签，他们随着改革的大潮也在发生着快速而有效的变革，从而对社会的发展产生一定影响。
《混在北京》影片中的人物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人群的特点：季子想出国却不得不忍受副主任的献殷勤，以致谣言四起，她放弃出国梦，决意离开北京；沙新算是一个很传统保守的知识分子，老婆临产却被房主驱赶，最后无法忍受出版社的随潮之“变”收拾行李打包回老家了。
他们是典型的在“优胜劣汰”规则下的牺牲品。这样的知识分子仍然坚守着自己的文化贵族气质，却被金欲物流所淘汰。然而还有一类人群经过“微进化”生存下来了，如影片中的哲义理和胡义一家。
哲义理是但是出版社里的红人，当时的流行诗人。他写的诗实在不堪卒读，但却赚的满银钵。在现在看来这样的诗集能走红。可以看出当时的人们有够无聊，无知。而胡义一家在“优化组合”后选择了改变：他们向大众低级，庸俗的趣味妥协，抛弃了自身的文化贵族气质。
“希望生活的更好一些”这是一个人最本能也是最美好的愿望，只是在哲义理和胡义一类人看来物质生活条件的提升更重要一些。借以陈寅恪先生的观点，我们应该对他们报以“同情的了解”。但从中我们得到的反思是：在中国的历史上，普遍真理和永恒价值的选择是否有必要一直存在呢？如果知识分子阶层都物化后，谁来填补思想启蒙的空层？放弃文化的自豪与骄傲真的是社会“进化”的方向吗？
在《非你莫属》栏目上有一位嘉宾，当被问到“你希望到哪里去工作？”，他二话不说答了“北京”。就如同杨幂大喊“58同城----一个神奇的网站”一样，北京也确实是一个神奇的地方。且不说它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就单看路上跑的车，地上盖的楼，地下建的地铁，你就知道这是一个何其工业化的都市。人们削尖了脑袋要往这里钻：高考要考到北京的，找工作要找到北京的，就连漂也要漂在北京的人数不胜数。中国人数本来众多，这样一来造成了极大的竞争，在如此强压的竞争下，人的理智反而会成为最不理智的因素，也就造成了“走后门”等一系列的腐败行为。举一个例子----教育收费之乱。早在2002年，南京的一个调查结果显示中小学教育行业进入谋取暴利的队伍，接着在权威媒体公布的“年度最赚钱的十大行业”中，中小学教育竟然排第九名。“教育产业化”是教育界某些人士心安理得地牟取暴利的挡箭牌，他们的一句口头禅是“教育应由受益者自行购买”，似乎这才符合市场法则。仔细审查，“国家投入不足”又是牟取暴利的天然借口。曾有网友调侃“中国无偿资助非洲贫穷胞国那么多钱，还不如多投些钱在教育行业。”教育行业的腐败是最令人痛心疾首的腐败。
深圳作为一个改革开放的窗口也是一个重要的典例。知本集团的董事长吴宇曾是属于知识分子行列，即是“eattothink”的人，但是由于内心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自由的追求，他选择了下海。按他的话说，他想要变得与众不同。这样的愿望和向往或许是那一带知识分子共同的感受吧。但是随着现代科技和经济的高速发展，对专业型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从而也促成了知识分子的转型----更多地转变成为职业型人才。以赛亚·伯林在与拉明·贾汉贝格鲁论及“知识分子和知识阶层”这个问题时的观点看来，知识分子应该是特指有着强烈个人信仰和独立思想的人文知识分子，因为，知识的获得是属于科学的范畴，而获得智慧才能使人进入哲学思考的层面。这样的话职业性人才算不上是知识分子。试问：当今时代真正算得上是知识分子的人又有多少？30年改革的奇迹算不上什么大的成就，最大的奇迹是让每一个公民都有尊严地活着。在知识分子面前的是很现实的世界：你不妥协，处境举步维艰，无法生存，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别人的“幸福生活”，一个读书人的工资竟然不不上一个农民的收入，内心的不平等，使读书人仅有的一点尊严都丧失了。无奈之下，只能妥协。贵族精神是文化的骨骼，失去了贵族精神的文化就想失去了支柱，是无法站立的。
陈丹青在《我们为什么向往民国》一文中，表达的无非就是向往“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贵族精神，把民主，自由和科学当做矢志不渝的追求，把国家的富强当做永恒的理想，这是超越专业技术人员的。我们仅仅希望：知识分子不自掘坟墓----不在教育行业上腐败他们能重返重建仅属于自己的故乡，找到作为文人的尊严，我们仍可期待一个知识分子的回归，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回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