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http://www.sina.com.cn2005年08月03日《环球》杂志
有调查显示，中国同性恋者的人数可能高达3000万。据中文论坛门户网站ChinaBBS.com统计，全国较有影响的同性恋者网络论坛就超过50个，以提供各种论坛权威排名而著称的这家网站据此认为，全国同性恋网络社区的实际数量和网民队伍是非常可观的。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样庞大的一个群体却一直过着几乎不为人知的“柜中”生活。由于生理心理上的差异、交流渠道的闭塞和信息的匮乏，外界对同性恋者产生了许许多多
的猜测和疑忌，这更加重了处于相对弱势的同性恋者的心理负担和内心矛盾，严重影响到他们的正常生活和心理健康。
通过采访，《环球》杂志记者认识了这样一个特殊却又普通的群体，一些渴望被平常看待，也期望能在一个更宽容社会中被平等对待的人们。接受采访的专家和同性恋者都认为，“社会尊重、家庭认可才能彻底改善同性恋面临的困境”。
可以肯定的是，人们在思考同性恋者生活的同时，还会更深层次地想到人类社会中一些曾被视为异端邪说、旁门左派的另类群体的存在。
走路扭扭捏捏，说话嗲声嗲气，举手投足都是“娘娘腔”……这似乎已经是同性恋者印在普通大众脑海里的固有形象了。然而，《环球》杂志记者在与部分同性恋者进行了“亲密接触”后，发现了这个隐匿群体生存的艰难和内心的苦涩。他们敞开心扉地说：“我们是躲在柜子里的人，不能见光。”
艾滋病、婚姻的沉重负担、令人担忧的心理健康状况……这些字眼与同性恋的联系日益紧密，而3000万这个庞大数据更表明同性恋群体已成为我国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问题，必须引起各界高度重视。
记者在采访时了解到，“社会尊重、家庭认可才能彻底改善同性恋面临的困境”是专家和同性恋者的共同看法。
生存艰难的3000万同性恋者
同性恋是以同性为对象的性爱倾向与行为。从犯罪、绞刑架处死，到性变态，再到欧美一些国家认同的正常现象等，社会对待同性恋的态度变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1997年，中国新《刑法》删除了过去被用于惩处某些同性恋性行为的流氓罪，这被认为是中国同性恋非刑事化的另一个标志。
2001年4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把同性恋从精神疾病名单中剔除，实现了中国同性恋非病理化。这比美国同性恋非病理化晚了整整19年，比世界卫生组织把同性恋从“ICD-10精神与行为障碍分类”名单上删除晚了7年。此前，同性恋被归类为性变态。
长期致力于同性恋问题研究的青岛大学教授张北川说，在生物学的概念上，不分国家、种族、文化和贫富的差距，同性恋占总人口的比例一般为2%～5%。
据他估计，目前，我国15岁至60岁的同性恋人数约为3000万，其中男同性恋和双性恋2000万，女同性恋为1000万。当然也有部分同性恋是临时性的，会转为异性恋。
近年来，我国同性恋者的社会地位逐渐改善，但是，专家普遍认为，这个特殊群体的生存处境依然很艰难，遭受严重的社会歧视。
长期以来，处于社会的边缘地带的同性恋者，大多生活在恐惧和愧疚之中。
专家曾对生活在大中城市、受过良好教育、相对年轻和“活跃”的男同性恋者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同性恋者的心理健康状况十分令人担忧。因为受歧视，30%～35%的同性恋者曾有过强烈的自杀念头，9%～13%的人有过自杀行为，67%的人感到“非常孤独”，63%的人感到“相当压抑”。超过半数人由于不被理解，曾感到很痛苦并严重影响生活和工作。
一位同性恋者对《环球》杂志记者发出这样的感慨：“我们也渴望在阳光下自由地生活，可是太难了……” 云南省健康教育所副所长、昆明男男性行为者性病艾滋病综合干预项目负责人段勇说，大中城市的同性恋者尚且如此，那些生活在中小城市和农村的同性恋者，则在贫困和屈辱中挣扎，处境更为悲惨。
正是因为歧视同性恋，导致了很多社会不稳定行为的发生。张北川通过跟踪调查得出一组沉重的数据：男同性恋者由于被歧视和缺乏正常的、良好的交往环境，38%曾因自己的同性性活动遭遇伤害，21.3%遭遇过异性爱者伤害，21%的同性恋者在身份暴露后，受到异性恋者的侮辱、殴打和敲诈等。
“只有在一个群体普遍被严重排斥时，才会出现如此多的相互间的伤害行为，而并非该人群普遍存在人格问题的结果。”张北川说。
棘手的社会问题
由于生存的艰难，这个庞大的沉默群体隐藏着一系列复杂的社会问题。段勇告诉记者，目前，男同性恋者艾滋病感染率高达2%～5%，远高出普通人群0.4%的感染率。高感染率使得本应单独使用的“同性恋”和“艾滋病”两个名词，从某种意义上讲，已经合二为一了。
20世纪80年代初，世界首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就是美国一位男性同性恋者。在许多国家，艾滋病正在男性同性恋人群中高速蔓延。“男同性恋者已成为艾滋病传播高危人群”已是尽人皆知。
我国同性伴侣的关系由于一直处于地下隐蔽状态，得不到与异性恋者平等的社会保障和约束，他们的伴侣关系易碎而短暂，这就导致了同性恋者频繁更换性伴侣，增加了性病、艾滋病传播的机率。
一名致力于预防艾滋病宣传的同性恋者说，“多性伴侣”是艾滋病感染率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由于各种巨大压力和负担，同性恋者没有办法通过正常的、相对稳定的渠道宣泄自己的感情，不能与普通人群一样，和所爱的人共筑‘爱巢’，频繁更换性伴侣也就成为圈子里无可奈何的普遍现象。”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就是，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80%以上的同性恋者被迫选择结婚。“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间接地刺中了同性恋者的要害。
张北川认为，目前我国同性恋者承受的压力主要来源于社会，尤其对男性而言，因为他们承担着传统观念中传宗接代的责任。在3000万同性恋者当中，至少8成迫于传统和社会的压力，已经或即将进入异性婚姻，也就是说至少2400万同性恋者要建立家庭。
毫无疑问，这种行为只是把社会压力转嫁给了个体的婚姻家庭，其后果是，由于同性恋者很难履行婚姻的义务，如夫妻性爱等，这种婚姻使当事双方都痛苦不堪，甚至酿成悲剧。
今年3月，江苏如东县沿南村就曾发生一起震动社会的女同性恋者活埋异性恋丈夫的惨剧。这也是全国首例女同性恋者杀夫案。专家对此发表观点说，在江苏这个惨剧中，正是由于丈夫对妻子同性恋行为的阻止，才引发了同性恋人的过激报复行为。
今年28岁的凡浩(化名)是一名同性恋者。原本他和女同性恋者(圈子中称为“拉拉”)李华(化名)只是要好的普通朋友，由于双方父母都逼迫其找对象结婚。两人便扮成彼此的男女朋友，应付家里的压力。
“我在单亲家庭长大，又是家里的独子，宁愿委屈自己也不能让妈妈伤心，所以我将来只能走结婚这条道路。”凡浩的心情极为复杂，“先把女朋友这一关熬过去吧，结婚再拖两年。”
已经有“男朋友”的凡浩和李华这样约定：将来建立家庭时互相不干涉对方的生活，可以带各自的朋友回家。为了将来融洽相处，他们现在找朋友时都要先通过对方“审查”。
“我们四个人将来要生活在一起，当然得互相满意。”凡浩笑着说，“其实这是万不得已的选择，但同与异性恋者结婚相比，至少我们没有欺骗对方，不会受到心灵的谴责，能给自己一点点安慰。”
尽管凡浩是圈子里为数不多的“幸运儿”之一，但他仍然感到非常痛苦：“其实我们是正常人，却被当作‘怪物’，过着不正常的生活，自由选择生活的权利都没有。”
据介绍，更多的同性恋者隐瞒自己的性取向，违心地和异性配偶组成家庭，以减少自己因为性取向与异性恋者不同而受到的社会压力。
张北川说：“家庭是社会稳定的细胞，但是这些被迫建立的家庭大多是有名无实或是畸形的，其稳固程度要大打折扣，离婚时有发生，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而异性配偶是最直接的受害者。”
昆明市民孟基志有一位朋友罗美玲(化名)今年1月刚结婚，但是，婚后夫妻生活一直不正常，经过找资料对比，罗美玲确定丈夫是一名同性恋者，随即结束了自己短暂的婚姻生活。
段勇接触过许多同性恋者，其中大部分人与异性建立了家庭，并有了孩子。但许多人对妻子隐瞒，在外与同性发生性行为，也就是所谓的婚后“双重生活”。这在圈子里是司空见惯的。
“一个潜在的危险随之而来，如果丈夫与同性恋者发生性行为时，被感染了艾滋病病毒，传染给妻子的概率就非常高。”段勇说，“一旦这个病毒扩散到众多家庭，那么在社会大众中间的影响就非常大，也就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同性恋问题，而是演变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给他们营造一个和谐的生存空间
在采访中，同性恋研究专家和同性恋者普遍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就是，客观正确认识同性恋，消除偏见，社会尊重、家庭认可才能扭转3000万同性恋者面临的困境，解决这个特殊群体带来的许多社会问题。
段勇说，改善同性恋者的生存环境，最关键的是，政府和新闻媒体要向大众普及有关同性恋的科学知识，给予同性恋相应的重视，促进这个群体勇于站出来，让公众了解同性恋。
“同性恋者走出来的前提是要有相应的政策保障，比如就业等方面不能受到歧视，避免他们刚公开自己的身份就遭到各种伤害行为。”段勇说。
大多数同性恋者对此表示认同。陈亮(化名)是昆明男男性行为者性病艾滋病综合干预项目的志愿者之一，两年多时间里，他通过互联网、联谊会以及心理健康热线为圈子里的人传播预防艾滋病基本知识。陈亮说：“社会大众对同性恋的态度需要转变的同时，同性恋者自己也要通过自身努力，在大众中间塑造良好、健康的形象，尝试着走出‘柜子’。”
与此同时，我国对同性恋、同性婚姻家庭、同性性侵犯行为的规范尚处于空白。“尽快通过立法的形式保护同性恋者的合法权益也显得尤为重要。”张北川说，“目前，我国在保障妇女儿童权益方面都有专门的法律法规条款，同性恋者作为一个庞大的群体，也应享受平等的权益，比如，同性伴侣共有财产的处置权和馈赠权利。”
张北川还指出，同性爱者与异性爱者一样，都是为社会发展积极贡献力量的人群，所以具有享受社会进步所带来的种种成果的权利以及要求与他人共同发展的权利；有不受歧视的权利、免于非人道的对待和惩罚的权利、结婚和建立家庭的权利等。
昆明市民叶丽馨曾在玩网络游戏时认识了一名同性恋者，后来还在现实生活中见了面，成为好朋友。
“过去对同性恋一直有误解，很排斥，但是通过接触后发现，同性恋者和普通人群没太大区别。”叶丽馨用同情的口吻说，“同性恋者的性倾向不是他们自己能够控制的，也不是他们愿意的，他们已经非常痛苦了，还要遭受各种压力和指责，很不公平。”
一名同性恋者对记者说，如果社会上大多数人与叶丽馨一样“宽容”，同性恋者的生存环境将大大改善。
环球杂志授权使用，其他媒体如需转载，请与本刊联系。《环球》杂志记者/浦琼尤 李倩
“柜中人”的世界
-《环球》杂志记者/浦琼尤 李倩
精干小伙的苦恼
通过云南省健康教育所的牵线搭桥，《环球》杂志记者终于顺利与男同性恋者于强(化名)在昆明一家酒吧见了面。
夜幕刚刚降临，借着灯光，记者可以清楚地看到，于强身穿米色的T恤、蓝色的牛仔裤，留着精干的板寸头型……这与众人眼里千篇一律的“扭捏作态、嗲声嗲气”的同性恋形象大相径庭。如果不是预先知道，记者根本不相信面前这位微笑着问好的小伙子竟是一名同性恋者。意外的好印象让记者此前的担心和忐忑不安烟消云散。
按照于强事先提出的要求，记者特地选择了酒吧一个较为僻静的包间。于强今年26岁，他对记者说，17岁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特别喜欢班里的一位男生，经过查找资料对比，于强确定了自己属于同性恋。
“恐惧、无奈、痛苦席卷而来，我每天都怀疑自己不正常，不停地问自己怎么办？下半辈子怎么过？一连串的问号像恶魔一样每天纠缠着我。”
1999年，暗恋三年的“男朋友”找到女朋友后，于强更是陷入了痛苦的深渊。“那时我甚至想到过自杀。”于强似乎陷入了6年前的“失恋”绝望之中，“万般无奈之下，我抱着一位好兄弟嚎啕大哭，并告诉了他真实情况”。
为了坐得更舒服些，于强把一个靠垫放到了自己的背后，喝了一口西瓜汁后继续讲述他的经历：很多同性恋者都要经过类似的苦难期，特别是喜欢上异性恋者更加痛苦难熬，因为不敢向对方表白自己的感情。不表白，还能经常陪伴在他身边，做好朋友，但是如果表白了，朋友肯定不能接受，一定会扬长而去，普通朋友的友谊都不可能再维系了。
网上生活释重负
于强足足花了两年时间才从绝望和黑暗中走出来。他轻轻弹去烟灰，如释重负地说：“2001年，我无意间发现了一个名为‘BOY SKY’的同性恋网站，感觉终于找到‘组织’，回到‘家’了……”
从那以后，网络就成了于强心灵倾诉的重要平台。在那里，他可以畅所欲言，不必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在那里，他可以和圈子里的人进行心与心的沟通，倾诉自己的感情；在那里，他能够认识、结交更多的同性恋朋友，不会受到任何歧视。
于强认为这是网络最吸引同性恋者的地方。“在这里，圈子里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展示真实的自我，释放压力，敞开心扉，不会感到孤独”。
渐渐地，于强开始尝试走出阴影，积极向上地生活、学习和工作。但是，在现实中，于强只能深深地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把自己伪装得和社会主流人群一样。
于强介绍，同性恋者迫于各种沉重的家庭、社会压力和负担，不敢轻易让别人知道自己的性取向，对自己最好的朋友，甚至是亲人都得守口如瓶。他们只能埋藏自己，越深越好。
因此，同性恋者把自己称为“躲在柜子里的人”，不能见光。9年时间过去了，目前只有屈指可数的四、五位“铁杆哥们”知道于强的性取向。
“出柜”的风险和可能的悲惨下场
于强说，圈子里有两类明显“出柜”的人，一类是大家通过其外貌、举止行为就可以判断出是同性恋的人，即比较女性化的男同性恋，圈子里称这类人为“CC”。由于大众媒体报道的同性恋者普遍是“CC”这类极端负面和阴暗的形象，圈子里的人因此认为“CC”给同性恋者抹黑，不太欢迎这些同类；另一类是父母思想比较开明的幸运儿。
“但这两类人都是极少数，在目前的社会条件下，我不赞成其他人盲目‘出柜’。”自称是“半出柜”的于强向记者道出苦衷：“仓促‘出柜’会带来一系列的麻烦，风险很大。首先可能要和父母断绝关系，这样的例子在圈子里不胜枚举，其次意味着失去工作、同事和朋友，最后可能落得孤家寡人的悲惨下场。”
于强和父母相处融洽，经常回老家看望双亲。但是，于强至今不敢告诉父母自己是同性恋者。每当父母催促他找女朋友、结婚成家时，于强就绞尽脑汁找各种理由搪塞。现在，于强和自己的“男朋友”在出租房里，过着幸福的二人世界。
“因为社会歧视、家庭和工作等原因，同性恋者的感情是‘易碎品’，大多数只能持续几个月，难以长久，不稳固。”于强的内心深处充满了忧伤和茫然，“我不知道到底能和他相处多久。”
尽管每一步都走得很艰难，经历过三次失恋的伤痛，已经心如止水，于强还是非常用心地经营自己的感情，创造尽可能多的机会与“男朋友”单独相处，相约到外地旅游是他们最喜欢的方式。
在一个陌生的城市，淹没在陌生的人群里，呼吸着陌生而又新鲜的空气，于强可以放心地和“男朋友”手牵手走在大街上，甚至在公园大胆拥抱，丝毫不用顾及人们怪异的目光，也不必理会人们“说三道四”。因为，在这里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来自何处，不用担心会受到伤害；在这里，他们可以徜徉在自由的天空下，“光明正大”地享受片刻的幸福时光……
“永远不结婚”
“永远不结婚”是于强下定决心要走的道路。这意味着将会伤害父母，要愧疚一辈子。但是，“如果选择结婚，取妻生子，我的负罪感会更加深重。作为丈夫，我要欺骗妻子，隐瞒实情；作为父亲，我没办法和孩子交待……与其建立一个彼此伤害的不幸家庭，不如在夹缝中争取自己最大的空间”。
于强对幸福和自由的理解，远不逊色于普通人：“幸运的是，社会上‘单身贵族’的出现，为同性恋者分担了部分压力。”
并不是所有同性恋者都能顶住社会和家庭的压力，事实上，圈子里大部分人最后被迫走向婚姻，像于强这么坚定的人少之又少。同性恋者普遍对父母有亏欠感，这种亏欠感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被迫选择结婚，建立家庭。
“无论选择独身、结婚、或是结婚又离婚，对同性恋者来说，都只能用艰辛来形容。所以大多数同性恋者都患有不同程度的忧郁症和自闭症。”透过于强爽朗的笑声，记者感觉到了他的无奈。
于强说，圈子里的人都渴望过上普通人的生活，像异性恋者一样，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不要被当作“怪物”。“比如，过年过节的时候，我还可以带着自己的‘男朋友’高高兴兴地回家，与家人团聚。”于强说这是他的美好理想，也是圈子里所有人的愿望。
除了性取向不同之外，于强和普通人一样，有自己的同事，有要好的同性、异性朋友，也常常三五成群地相约出游，或者进行一些体育锻炼。爱好打羽毛球的于强还和记者探讨如何提高“球技”等问题。于强也很有绅士风度，频频主动为记者倒茶。
在长达3个多小时的时间里，于强与记者无话不谈，也毫不忌讳同性恋的任何话题。但是，为了掩藏自己的真实身份，于强坚决拒绝透露其姓名、工作单位和电话号码，只能给记者留一个QQ号码。他苦笑着解释说：“这是出于无奈，自我保护嘛。”
于强说，不仅是对“外面的人”，即使是圈子内部的人，都得这么做。通常状况下，如果自己的身份被公开，同性恋者都是以“别名”的形式和对方进行交流，即使参加圈子里的联谊活动，互留姓名时，他们也只留“别名”，这已经是圈子里的惯例了。于强指着一起前来的伙伴说：“我们认识了半年多，才知道对方的真实姓名和从事的职业。”
大约晚上11点多，于强的手机响了起来，记者开玩笑说：“是不是男朋友来查岗了？”于强嘴角掠过浅浅的笑意，表示默认。采访结束后，于强叫了一辆出租车，以“太晚了，一个女孩子不安全”为由，坚持把记者先送回了家。
平常的心 平等的你
-《环球》杂志记者/徐剑梅
有个流传颇广的笑话：70年代末80年代初，刚刚改革开放时，到中国来的西方老外几乎都被吓了一跳：大街上，公园里，尤其大学校园里，尽是女孩与女孩拉手搂腰，男孩与男
孩勾肩搭背。敢情中国人都是同性恋？
社会学家的估计是，不论黄、白、棕、黑，不论在地球哪个角落，不论在人类文明的哪个阶段，每个族群里异性恋与同性恋的比例都至少是100∶1，通常是100∶3到100∶4之间，个别文明中甚至更高。这样看来，若论在成年人口中所占比例，同性恋在任何国家都是绝对少数；若论绝对数字，仅在逾13亿人口的中国，“柜中人”的数量就惊人的庞大。
而且，同性恋很难与其他社会分类重叠。正如西方学者凯拉多利所言：“同性恋者中既有穷人也有富人，既有受过高深教育的人也有无知无识的人，既有有权的人也有无权的人，既有聪明的人也有愚笨的人。同性恋存在于各个种族、各个阶级、各个民族和各种宗教信仰的人当中。”
同性恋的成因则未有定论。“先天说”虽有科学家们前赴后继、孜孜不倦地研究，但迄今无一种观点拥有真正可靠的科学论证。“后天说”中，罗列的成因洋洋大观：异性恐怖、恋母情结、成长于母亲过于专横而父亲过于懦弱的家庭、童年期的性别认同错误、家族乱伦史、对社会禁区的逆反心理、青春期遭遇挫折、父母过分溺爱或者过分冷漠、受人或环境诱导、第一次性经验、水仙花般的自怜和自恋……
精神分析学派的祖师爷弗洛伊德干脆说，同性恋者绝不是异类，“人人皆能以同性为性对象，而事实上在我们的潜意识里，我们早就这么做了”。
同性恋的本质是什么？王小波和李银河合著的《他们的世界》一书——这是中国大陆第一部研究同性恋的社会学著作——认为：从本质上看，同性恋属于一种对异性无好奇心的现象。尤其“认同于男性的男同性恋倾向的本质都是一种自恋主义。这种自恋主义既表现为过分的自怜自爱，又表现为对自身之外的对象或与自身相异的事物极其缺乏兴趣”。“在异性恋行为中，自我从自身走向别人，对方的一切包括肉体，是自身所不了解、不熟悉的；而在同性恋行为中，自我仍旧在自身之中，怀着自恋主义的激情注视着他人，而他人不过是自己的镜子而已”。
问题在于，不论成因如何，一旦性取向明确形成，改变它既困难又痛苦，并且最终往往徒劳无功。如果社会舆论在同性恋问题上，总是一味强横地祭起道德规范的大旗，以歧视、轻蔑、排斥、压制的态度对待同性恋者，不仅会令同性恋者耻于见光，感叹“生而为同性恋者，是人世间最沉重的事情”；对属于多数派的异性恋人群也害莫大焉。
何以如此？因为在中国，大多数同性恋者都会为掩饰自己真正的性取向而结婚成家。许多同性恋者甚至把心仪自己的异性当作“试验品”，来测试自己是否可能改变性取向，结果给对方带来一生不堪回首的痛苦。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可预见的将来，在我们国家，因为同性恋者这种迫于社会压力的欺瞒行径，不知有多少异性恋者被断送了恋爱与婚姻幸福，甚至糊里糊涂就被毁掉了一生。
因此，假使社会能以一颗平常心平等对待同性恋，不仅同性恋者可以在阳光下坦然生存，不致因长期受压抑而心态扭曲，并将有更大的可能性像异性恋者那样，争取一种“长期、固定、有感情的性关系”；同性恋者及其血肉至亲所连带承受的精神痛苦也将大大减轻；更将会有大量异性恋者不再被骗充当同性恋者的“社会掩体”。同性恋者固然应当坦白说出自己的性取向；但假如整个社会没有形成开放、平等和宽容的大气候，要求同性恋者这么做几乎等于是强行要求他们“在社会上自杀”，是不切实际的。
时至21世纪，中国在各个领域都在趋于多元化。据说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少数前卫圈子里，同性恋甚至成了一种时髦，以致一些人明明是异性恋，也要冒充同性恋，以博得“与众不同的个性”。但就全中国而论，同性恋不是病态，不是变态，不是犯罪、不伤风败俗，不违反天道与人伦——这些看法，虽然在西方已被视为常识，在中国的许多地方，只怕却仍然是惊世骇俗之歪理邪说。
7月上旬的八国峰会召开前夕，英国著名同性恋歌星、在戴安娜葬礼上演唱“风中之烛”的埃尔顿·约翰因应反全球化者“让贫困成为历史”的口号，著文呼吁“让(对同性恋的)偏见成为历史”。笔者因此想到，在西方，同性恋者自己一直是为争取同性恋者平等权利的中坚力量；在中国，公开为同性恋者维权的知名异性恋人士不算太少；却很少听说有同性恋者为此而战。
去世多年的王小波的言论值得重温。他说：享受自己的生活，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头等重要的事；凡是长期、固定、有感情的性关系，就应该得到尊重；同性恋者应该对生活采取一种正面的态度，既能对自己负责，也能对社会负责。
在中国，同性恋者要做到对人对己负责，要“让偏见成为历史”，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他们需要自助，也需要社会的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