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结构主义文艺理论略说
索绪尔
列维·斯特劳斯 两幅照片来自百度致谢！
从广义上讲，结构主义可以看作是20世纪发生于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一种思潮，它兴起于五六十年代的法国，然后迅速蔓延到欧美各国，成为一种世界性的社会思潮。相对于其他思潮来讲，它不重视因果解释，而是坚持如果要弄懂一种现象，人们必须描述其内部结构——其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并描述它跟其他现象的关系；因为这些现象与之构成更大的结构。
从狭义上讲，结构主义一般仅指现代语言学、人类学和文学批评中的一种方法，结构主义风行于很多国家，同时也造就了不少结构主义文论家，其中较著名的有列维·斯特劳斯、罗兰·巴特、雅克·拉康、福柯和阿尔都塞以及雅各步逊、普洛普、格雷马斯、兹维坦·托多罗夫、热奈特等等。
结构主义并不是一个观点统一的学派，它没有统一的纲领，但有一点值得肯定，就是结果主义认为，事物的真正本质不在于事物本身，而在于我们在各种事物之间构造，然后又在它们之间感觉到的那种关系。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结构主义的普及和发展，一股探讨符号学及其运用于文学批评的热潮在世界范围内兴起，同时涌现出大批符号学专著。符号学是将结构主义特别是结构语言学运用于文学研究的自然科学，是比一般文学理论更广泛的科学。它表明了文学语言如何与别的语言代码相连，符号学将结构主义思想方法运用于文学研究，关注的是符号的含义和意义的产生。巴特尔的《符号学要素》是符号学概论，西尔沃曼的《符号学议题》集中论述了符号学与文学理论和心理分析的关系，德里达的一些文章，如哲学的边缘则致力于探讨符号学的哲学问题。这些文论家通过自己的研究，形成了一套以文本结构分析为核心的理论和方法体系，使结构主义——符号学成为西方继新批评之后又一占统治地位的批评模式。
一、结构主义的理论背景和语言学基础
1、哲学与社会思潮背景有着激进传统的法国思想界在20世纪50年代遭遇困境，以萨特《现代》期刊为核心的左派知识分子阵营处于四分五列的状态，热衷于马克思主义的左派分子无法解释苏联正在发生的情况，而萨特则继续宣扬他的人道主义，对苏联的高压政策置若罔闻，使得其追随者质疑其理论。法国思想界需要一种新的理论代替左派的意识形态，结构主义如期而至。1962年，列维·斯特劳斯出版《野性的思维》一书，对萨特的存在主义提出明确挑战，引发了一场学术论战，使结构主义取代存在主义成为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思潮。在结构主义看来，存在主义把主体的地位抬高到极端的地步，把人的主体性作为哲学思维的起点，认为世界上的一切都来源于主体的设计、选择和创造，认为只有主体才是能动的，任何客观的存在，并且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对立起来，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排斥严格精确的研究方法。与此相反，结构主义认为，人只是构成结构复杂关系的一个关系项，本身没有独立性，是被结构所决定的，而人只是被动的。力图在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消除方法论的主观因素，注重整体和社会性，认为事物是可以认知的。这是结果主义哲学思潮的主要背景，然而要追根溯源的话，离不开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
2、语言学背景
索绪尔被认定为20世纪语言学之父，其语言学观点主要包括
【1】、语言是一个由相互依赖的词项所组成的符号系统，词项的意义依赖于词项之间的关系。
【2】、语言与言语不同，前者指语言系统，在实际运用语言的实例之前就已存在，后者指个人发出的声音，也就是实际上说出的话，语言是社会性的，言语是个人行的。
【3】、语言现象是一定时间互相并列、互相依存、互相制约而自称一体的符号系统，因此要对语言进行共时研究，即把存在于一个时间横断上的语言当做封闭系统来加以研究。
有四组概念处于核心地位：
【1】、语言和言语。索绪尔将人类语言活动区分为言语和语言两个层次。所谓言语，是指在具体日常情境中进行的个体语言活动，比如说出来的话和写下来的句子，它是一种个人行为。而语言，则是指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词汇系统和语法体系，它是语言活动的社会性部分。在语言活动中，这两个层次相互关联，互为前提。一方面，要使言语能为人们所理解，首先必须有一个被参与言语活动的各方共同掌握的语言系统，否则言语活动就无法进行；另一方面，要建立起一种语言，又必须有言语实践，语言是言语的产物。索绪尔指出，语言和言语虽然相互依存，但绝不能混为一谈。语言超越和支配着言语，而又在言语中获得自己的具体存在，这种关系，就如同象棋中下棋规则同一盘棋具体棋局的关系一样。索绪尔对言语和语言的区分，突出了语言系统的结构性质。它告诉人们，任何具体言语都不具有独立的意义，它们之所以能够表情达意，都是由于那个超越其上的语言系统的作用。这一思想直接启发了法国结构主义文论家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模式研究。
【2】、能指和所指在确立语言系统在语言学研究中的重要性的同时，索绪尔进一步论述了语言符号的性质。索绪尔认为，我们不能把语言符号系统只看成“一份跟同样多的事物相当的名词术语表”，那样，便无法真正认识它的性质。索绪尔指出，作为语言结构基本成分的语言符号，“连接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他将前者（概念）命名为语言符号的“所指”，将后者（音响形象）命名为“能指”。而且，索绪尔还认为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的联系是任意的。也就是说，从符号的生成过程看，人们用某个音响形象指称某个概念，除了文化上的约定俗成外，它们之间没有任何内在的联系，并不是某个概念本身决定着它一定具有某个音响形象。可以设想，如果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间有什么内在联系的话，那么相同的概念在所有的语言中都应该用同一个音响形象来指称，而事实并非如此。应该说明，索绪尔这里所说的语言符号能指与所指之间联系的任意性，是针对语言现实中能指与所指之间没有任何可论证的自然联系而言的，强调的是最初形成时期。但是，当一个符号的能指与所指关系在一个语言系统中被确立以后，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人们便不能随意对它们的关系加以改变了。在汉语中，人们只能用“树”来表示木本植物整体的概念，否则，它就无法被人理解。索尔尔的这一思想十分重要，它告诉人们，任何一个符号的意义，从本质上看，都是由它所归属的那个系统所决定的，用索绪尔的话说就是：“语言不可能有先于语言系统而存在的观念或声音，而只有由这系统发出的概念差别和声音差别”。正是由这系统发出的概念差别和声音差别，决定了语言符号的意义。
【3】、组合和聚合索绪尔认为，在语言状态中，一切都是以关系为基础的。这种关系表现为两个向度：语言的横组合关系和纵聚合关系。横组合关系，即语言的句段关系。它是指构成句子每一个语句符号按照顺序先后展现所形成的相互间的联系。语言的存在和表达方式总是时间性的。人们不可能在同一个瞬间完成多个符号的语言传达。无论说话者还是听话者，对于一个句段的传达和理解，总是依水平方向一个字一个字顺序运动完成的。譬如“春风又绿江南岸”，我们只有在一个字一个字读完以后才最后明白它的涵义。这意味着，在一个句段中，一个词的意义，总是部分地由它在句子中的位置以及它同别的词构成的语法关系所决定的。一个词在一个句段中“现在”的意义，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该词与它前后的词的不同。纵聚合关系，索绪尔也称之为“联想关系”，它是指特定句段中的词与“现在”没有出现的许多有某种共同点的词，在联想（“记忆里”）作用下构成的一种集合关系。这是一种垂直的共时的关系。这一关系虽然没有在现时话语中出现，但它存在着并决定着现实话语中出现的词的意义。例如“春风又绿江南岸”中的“绿”，便与诗人造句时曾考虑选用的“吹”、“来”、“经”、“到”、“过”、“满”等构成一种聚合关系。这种聚合的意义在于，这些词具有共同点，可以替换使用；但这些词又有差异，在对比中可以择优使用。从语言的横组合和纵聚合关系，我们可以看出，在索绪尔看来，语言符号的意义并不是它们本身的内容所规定的，而是在一个纵横交织的关系网中，被语言的结构所规定的。在语言中，任何一个要素的意义都取决于它与前后上下各要素的差异与对立，用索绪尔的话说：“在语言里，每项要素都由于它同其它要素对立才能有它的价值”
【4】、历时和共时索绪尔注意到了时间因素会改变语言的事实，他指出，我们“处在两条道路的交叉点上：一条通往历时态，另一条通往共时态”，“共时态和历时态分别指语言的状态和演化的阶段”，研究使语言从一个状态过渡到另一个状态的现象的称为“演化语言学”；而与它相对的研究语言状态的叫做“静态语言学”。“但是为了更好地表明有关同一对象的两大秩序的现象的对立和交叉，我们不如叫作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有关语言学静态方面的一切都是共时的，有关演化的一切都是历时的”。索绪尔还进一步阐释：“共时语言学研究同一个集体意识感觉到的各项同时存在并构成系统的要素间的逻辑关系和心理关系。历时语言学，相反地，研究各项不是同一个集体意识所感觉到的相连续要素间的关系，这些要素一个代替一个，彼此之间不构成系统”。在19世纪，大量的语言学家们最感兴趣的方法是历时分析法。他们以此方法去研究语言自身是如何发展，如何随同历史的变化而进化。但结构主义者相信，在这两种方法中，共时分析是优于历时分析的，共时分析法也是他们最喜欢用的分析方法之一。因为在他们看来，研究某词过去的意义无助于现时对这一词的理解。历史无关紧要，重要的是“现时”的关系。例如，在研究某一语言、某一社会或人类心灵问题时，最好的方法是在某一特殊的时间中去考虑它们部分与部分之间的关系，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而不是研究它们在历史中的如何发展。
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为结构主义语言学派的产生奠定了基础，结构主义语言学产生于20年代，分三个支派，以特鲁别茨柯依和雅各布逊为代表的布拉格学派，又称布拉格音位学学派；以叶尔姆斯列夫为代表的哥本哈根学派，亦称语符学派；以布龙菲尔德和霍凯特为代表的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派，俗称美国描写语言学派。其共同点是：把语言看成是一个符号系统，强调共时语言的重要性，强调分析、研究语言的内在结构。到了50年代，分化出转换——生成语法学派，创始人是乔姆斯基，中心是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的理论。表层结构是人们可以说出、写出、听到、看到的，而深层结构是存在于说话者、写作者、听者或读者的心里的。深层结构是表层结构的基础，深层结构经过转换规则生成表层结构。索绪尔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奠基人，但普遍意义上结构主义的创始人是列维—斯特劳斯。他在二战后移居美国，结识了雅各布逊，全面接受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论，并把它应用于人类学的研究。福柯则把结构主义语言学用于挖掘和分析知识的统一结构，建立了知识考古学。罗兰·巴特把结构主义语言学引入了文艺批评领域。
二、结构主义文论的基本特征
1、结构主义文论家认为，传统的文论都是试图用文学以外的要素来说明文学内部的事实与规律，无法说明文学的本质，结构主义文论把结构主义方法运用到文学领域，对文学批评的对象和方法论重新作出了规定，总的说来，结构主义文论大致有如下特征：
第一，结构主义文论注重采用语言学理论和术语方法，强调二元对立，寻求批评的恒定模式。在结构主义观念中，往往凭借成对的概念来建构结构，如索绪尔的语言与言语、能指与所指、历时与共时等，二元对立概念是结构概念的基础。结构主义从语言研究过渡到文学研究，力图找出那些不仅在单部作品中而且在作品与作品之间的关系中发挥作用的结构原则，建立一些相对稳定的模式来把握文学，以达到有理性、有深度的认识。为此，结构主义文论建立了许多模式，诸如语言模式、诗歌模式、戏剧模式、小说系统模式等等，试图在各种文学形式要素的联系中抽象地建构起关于文本的结构模式，力求通过对文本结构模式的描述，达到对于文本的解释。例如，列维·斯特劳斯认为，“太阳”与“月亮”是具有巨大语义潜能的神话动因：“只要这一对立存在，太阳和月亮的反差几乎可以表示任何意义”。“太阳”的意义并不由这一物体自身的、内在的特性所决定，而是由它与“月亮”形成的反差，而且这一反差可以与其它的反差挂钩联系这样一个事实所决定的。这样，差异可以是性别：太阳为阳性，月亮则为阴性，或者相反；它们可以是丈夫与妻子，姐妹和兄弟。或许，它们可以是同性的，两个性格或权力上有差异的女人或男人。“虽然，神话能够比文学更加自由地运用二项对立差异，然而使人们却从容自如地运用‘白昼’和‘黑夜’来表示各种各样的对立”。
第二，结构主义文论强调整体观，重视部分之间的关系。结构主义文论将文学作品视为一个由各种因素相互联系而形成的一个封闭的结构整体，它的本质不在于它们的结构要素，而在于构成整体结构的各要素之间的联系。与英美“新批评”强调细读、注重对单篇作品乃至单独某句话的分析不同，结构主义文论把文学看成一个整体，不仅强调文学系统内部部分与部分、部分与整体之间联系的重要性，而且强调文学系统和外在于文学的文化系统对具体作品解读的重要性。由此可见，结构主义的整体观可以是就作品整体而言，也可以是对更大范围的文化背景而言。例如，列维·斯特劳斯在具体的神话模式分析中，注重寻找不同神话或同一神话的不同变体在功能上类似的关系。他把这些神话分割成一个个小的关系单位，如“俄狄浦斯杀死父亲”、“俄狄浦斯杀死斯芬克斯”等，然后仿照语言学中的音素概念，把这些小的关系单位合成一束束关系，称为“神话素”。“神话素”在神话的叙述中发挥着自己的功能并组合起来产生意义，它们被运用到任何一个具体的神话叙述之中，并被人们明显地感知到。因此，对于神话的分析，不仅要考察同一神话的历时性叙述，而且还要考察共时存在的各种变体以及其它神话，因为通过“神话素”的作用，它们实际上相互关联而成为一个完整自足的结构系统。
第三，结构主义文论探寻文学的深层结构，注重高度抽象。结构主义文论家把结构分为“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表层结构是可感知的，深层结构则是潜藏在作品中的模式，必须用抽象的手段把模式找出来。罗兰?巴尔特认为，文学也是一种语言，即一种符号系统，它的本质不在它所传达的信息里，而在该系统自身之中。正是由于这一点，批评家所要做的就不是寻求重建作品所包含的信息，而只是寻求重建作品的系统，正如语言学家的任务并非在于辨认某个句子的含义，而在于建立那个使该含义得以传达的形式结构。由此可见，结构主义文论的目的，就是要解释并说明隐藏在文学意义背后、致使该意义成为可能的理解和阐释程式系统。第四，结构主义文论家在叙事学上有深入的研究。结构主义认为文学是一个独立的系统，文学的本质和特点只能由该系统内的结构和关系来说明。他们反对在说明作品本身的文学特点之前，把对作品的起源进行社会学的、历史学的或心理学的考证当作文学批评的范畴和任务。而结构主义文论的最突出之处，就是把叙事文学作品作为主要对象，进行新的研究。
三、结构主义·符号学批评案例分析
1、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结构分析。
把结构主义方法应用于神话学研究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他对神话的考证、神话的具体内容以及原始的真实版本神话不感兴趣，他的目的是想从神话研究中找到对所有人类心灵普遍有效的逻辑或者思维原则，就是全人类的心灵都具有的原始逻辑或“野性思维”。从现代社会的文化中是难以找到这种普遍的野性思维的原则的，那种原始的逻辑或野性思维已被掩盖或被埋起来了，因此，必须诉诸神话。神话是不受时间影响的“冷”社会的文化，从中将能寻求普遍的原始逻辑或野性思维。神话是原始民族关于宇宙起源，人类起源以及原始社会各方面生活的传说。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神话传说，诸如中国古代神话，希腊神话，罗马神话，印度神话，阿拉伯神话等等。神话是古代民族与自然的对话，是他们对世界的想象和认识。斯特劳斯认为，神话也是有结构的，神话结构也类似于语言结构，神话结构相当于语言，是无意识的产物，而神话故事相当于言语，是有意识的产物。神话结构派生出来的神话故事是神话结构的具体体现。
列维·斯特劳斯的早期神话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区分和比较神话的种种层次，还无意于再造神话系统。他当时认为神话是调和人类生活基本矛盾的愿望的一种表现。他的旨趣是把神话作为逻辑系统来考察，而忽略神话故事所表现的社会生活以及人类愿望的内容。他强调说，个别神话只有依据它在整个神话系列中的位置才能获得意义，孤立的个别的神话是没有意义的。因而他把能够收集到的神话都设法纳入他编制好的逻辑体系。至于图腾现象，他认为结构规则的特性更为明显，图腾的命名与分类系统的运用价值就是来自它们的形式特性。图腾是原始人的思维方式，他们远远不是缺乏逻辑，而是以与我们现代人不同的方式，仔细而精确的把我们的世界的一丝一毫的部分都组合成结构，加以分类和排列。让它体现自然秩序和社会秩序，向人们解释世界的秘密。这个结构就是图腾。因而图腾崇拜就是原始人实践其智力功能的重要手段之一，是一种普遍性人类活动的特殊变体。按照这一观点他推论说，氏族制度可以看作是图腾团体的逻辑转换。列维·斯特劳斯的关于亲族关系和图腾现象的理论一方面为人们提供了规律性的认识，另一方面也明显的表现出了注重事物的外在形式和特征，而忽略事物的内在本质的倾向。列维－斯特劳斯认为图腾制度并不是宗教或者社会的折射，图腾也不是部落祖先的象征。图腾制度是人类心智的结晶，是一种逻辑的体系。图腾所涉及的动物、植物等的分类，事实上与人类部落之间的分类是一致的。它所具有的唯一独特的特征，就是通过其他方式所阐明的相关和差别，根据特伦斯-霍克斯的说法，这是一种“零敲碎打者”的“多重意识的”思维范例。列维·斯特劳斯的总体基调就是多元差别的结构，图腾制度是这种逻辑思维在自然和文化间的运用，亲属制度也是如此。列维·斯特劳斯坚持多元决定论的观点。反对含有时间因素的线性因果联系的观点，认为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关系比时序性关系远为复杂，事物的组成部分的意义只有在现在之中才能共时态的显现出来；同时强调，因果关系存在于结构内部而非外部；任何结构都是由数种类型的决定作用构成的；矛盾和成分是被多元的决定的。
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神话可以被分割成一个个小的个体单位——神话素，这些单位像语言的基本声音单位——音素——一样，只有以特别的方式结合起来才能生成意义，发挥自己的功能。因此，神话素就是神话中具有同等功能的一套要素，它们被用来划分和说明神话的结构方式，它们被运用到任何一个具体的神话叙述中并被人们明显地感知到。因此，对于神话的分析，不仅要考察同一神话的历时性叙述，而且还要考察共时存在的各种变体及其它神话，因为通过“神话素”的作用，它们相互关联而成为一个完整自足的结构系统。即神话也是在横向组合和纵向聚合两条轴线上同时活动的，如同管弦乐队的总谱，“要理解一部管弦乐谱的意义，必须沿着一根轴线历时地阅读，即一页接着一页，从左到右地阅读。但是同时又必须沿着另一轴线共时性地阅读，这时，所有那些垂直排列的音符便组成一个大构成单位，即一束关系”。也就是说，只有既把握它历时展开的旋律，同时又抓住共时出现的和声，才能真正理解它的意义。
2、兹维坦·托多罗夫的《十日谈》分析。薄加丘的《十日谈》由一个一个的小故事所组成，在叙事结构上类似一个个神话故事组成的序列。兹维坦·托多罗夫虽然就其主要成就来说，应该是符号学的一位代表，但他在《<</SPAN>十日谈>的语法》（1969）中运用的方法却显出了与列维·施特劳斯的神话分析有一种明显的继承关系，同时又呈现出一种明显的向符号学转移的趋向。因此，我们基于逻辑上的考虑，把托多罗夫运用的方法提前放到列维·施特劳斯的后面来讲。且先看《十日谈》中的一组故事第一天第四个故事：一个小修士带了一个姑娘进自己的房间，并与她发生了性行为。院长发现了他的劣迹，打算严厉地惩罚他。修士知道此事被院长看见了，于是设下一个圈套。他自己假装离开，其实却躲在房间里，院长进入房间，如何被姑娘的姿色征服，全被他偷看在眼里。最后，当院长要惩罚他时，这位修士指出，院长也犯了同样的错误。结果，修士未被惩罚。第九天第二个故事：有个年轻的修女，叫伊莎贝达。她常与常人约会。一天夜里，二人的约会被几个修女发现了。嫉妒的修女们跑去告诉院长，以使伊莎贝达收到院规的惩罚。谁知此时院长正在与一修士睡觉。她在修女们的叫声中仓促起床，慌忙中把修士的短裤当成了头巾。伊莎贝达被带到教堂。但女院长开始教训她时，她注意到了院长头上的短裤，当众指出了这一事实，从而逃脱了惩罚。第七天第一个故事：有位妇人丈夫经常离家而独居乡下，其实她并不孤独，每晚都让自己的情人来家共度良宵。但一天晚上，她的丈夫突然从城里回来了，而她约定了的情人还未到来。稍后情人前来敲门，妇人说这是一个每天晚上都来打搅她的鬼，得驱除他。丈夫念起了她胡编的咒语，情人因此知道房内的情况，也满意女主人的机智，装模着眼地离开了。第七天第二个故事：帕罗雷的丈夫是石匠，白天在外干活，她老利用丈夫不在之机和情人约会。可有一天，她丈夫回来的很早，情急中她将情人藏在一个桶里。当她的丈夫进来时，她又灵机一动，说有人要买这只桶，现在正在检查。丈夫相信了她的话，很乐意这桩买卖。最后她的情人付了钱，带着桶走了。显然这些故事有共同之处。这些故事不断地重复一种相同的因素，很容易画出列维·施特劳斯式的纵横图表。托多罗夫对一望而知的纵横图表做了一个更进一步归纳性图式，即四个故事的共同图式X犯了法——Y要惩罚X——X力图逃避惩罚——Y犯了法——Y没有惩罚X——Y相信X没有犯法。与列维·施特劳斯一样，托多罗夫要从这一图式揭示出其内在结构所蕴含的意义：这类故事属于完整的环形。开端的平衡被人们的犯罪打破，惩罚将恢复最初的平衡；而取消惩罚这一事实则避免了旧平衡的重建，也显示了旧平衡的衰落。《十日谈》的这些故事可以看做是从一种（旧的）平衡向另一种（新的）平衡转换。平衡是一种稳定的存在，但不是社会成员之间的静止关系，而是一种社会规律、竞争法则，一种特殊的交换系统。同一与差异这两种平衡运动被一段时间的不平衡断开，这种不平衡由衰落过程组成。代表进化的不平衡由另一类故事，如第一天第八个故事等来代表的。通过对平衡的结构分析，托多罗夫说：在薄伽丘看来，两种平衡象征着文化与自然、社会与个性的对立。而《十日谈》讲述的故事通常在于说明后者优于前者。这真是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心态结构。以上显出了托多罗夫与施特劳斯的相似之处，所谓“承”。不过他的图解公式已露出转的性质。托多罗夫说：“研究的目的不是描述一部具体作品，作品只是作为抽象结构的表现形式，仅是结构表层中的一种显现，而对抽象结构的认识才是分析的真正目的。”托多罗夫从故事得出的图解公式就相当于从言语中归纳出语言的语法。他完全用语言学术语来类比。叙述的内容是语义；叙述的语言叫词汇；事件之间的联系叫句法；一个故事的最小图解可视为一个从句；故事中的人物，相当于专有名词，由X、Y等等来表示代表从句的主语和宾语；人物的行为，违抗、惩罚、逃脱等，相当于一个动词，作为从句的谓语；人物和行动的状态，则相当于形容词和副词，它修饰人物（主语和宾语）和动作（谓语）。从句的连接形成一种新的句法类型：序列。序列是以完整的形式出现的最小的叙事体，它使读者感到一个完整的故事。至此，托多罗夫的另一面已经显出来了。他的图表本身就显出语法规律。这种规律越严密，人们就越是把注意力放到这图表规律本身，图表也就越符号化。这样，建立叙事体的语法本身就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潮流。施特劳斯寻找神话的深层结构中言语与语法之间只是一种类比，二者显示是一种同级关系，最多通过这一结构得出一个普遍性的东西。托多罗夫也要从结构中得出普遍性的东西，但他更重视结构本身的条理化，更注重建立具有普遍意义的结构，以使叙事结构本身具有符号的统一规则。这样一来，结构主义中的符号学趋向就凸显出来了。其实，托多罗夫本身更以符号学家著称，这就得从罗兰·巴特尔讲起了。
赘语：结构主义在中国
1984开始，中国文学研究界兴起了一股“方法论”热潮，这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推动当时的结构主义批评研究的动力。当时的《文艺研究》、《当代文艺思潮》、《文学评论》等综合性文学评论刊物都开辟了这一理论研究专栏，并且在厦门、桂林、扬州等地召开的几个全国性的文艺理论讨论会也都把结构主义作为中心议题，使得结构主义在登陆中国的短短几年之内，就出现了几十种译著，形成了一股研究结构主义的高潮。 结构主义理论登陆中国后，促进了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现代化进程，许多学者开始认识到“结构”这一概念深化了中国人认识客观世界的模式。因为结构主义专家们所谓的“结构”实际上是一种抽象的、表征的并带有某种神秘色彩的东西，在他们看来，所有的社会现象（包括文学现象）都是一些纷繁无序、杂乱无章的现象存在。如果要清楚有序的认清这些现象，必须要首先弄清楚它的内在的本身的物质结构。况且，在客观现实世界中，无论是自然界、社会领域，还是人类意识形态活动，结构都应该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因此，从结构主义理论的观点看来，世上一切现存的现象也都有了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之分；表层结构是事物的外部表征，人可以通过感知而认识；深层结构则是事物的内部关联，人不能单凭借经验、概括或感知去把握，只有借助理性推理才能认识它。文学批评的研究如果采用语言结构分析的方法，它可以对传统的文学批评本身的性质和任务提出了质疑，改变传统的那种单一的、死板的意识抽象分析模式，使批评的中心从作家本体转移到了作品本体上来，这可树立一种以作品本体为核心的结构主义阅读理解模式。就具体操作而言，结构主义理论的运用与实践一般分作两个步骤：第一步，将作品本体分解成若干基本内核元素，以此分析它们的功能创建方式；第二步，重新组合这些基本内核元素，并归纳出一个概括性较强的作品本体结构模式。当然，在组建结构模式时，可以采用一些采用较为形象、直观的树形图、流程图或环形图，其中，环形图可设计为圆形、矩形、或为菱形，因为环形图比树形图或流程图更为概括、明朗。
到了90年代，随着西方大量文学理论思想的侵入，结构主义的接受变得更为客观成熟和深入了。伴随着对结构主义的改造和创造性的运用，加强了人们对它的接受和研究深化的热情，并把研究的中心转向了结构主义叙事学。结构主义大师热奈特的《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王文融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半）和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谢维扬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一出版就受到了欢迎。中国当时出现的以全新的叙事方法的先锋派小说，对叙述人、叙述结构、叙事语言的探讨的深入，为结构主义叙事学在中国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根基，并使得小说结构、语言、叙事等结构主义批评观念可以深入到中国的文学批评话语中去。陆续发表的重要论文有胡亚敏的《结构主义叙事学探讨》、徐贲的《小说叙述学研究概况》、张寅德的《叙述学研究》，林岗的《建立小说的形式结构批评框架—西方叙事理论研究述评》，以及赵毅衡、申丹、微周等撰写“叙事学研究”论文。专著有徐岱的《小说叙事学》，傅修延的《讲故事的奥妙：文学叙述论》、罗钢的《叙事学导轮》、申丹的《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等等。这些著作要么概括和阐释中国古代叙事学思想及西方叙事学说，建构起以叙事模式为前提的本体结构、构成要素、基本范式、操作机制及修辞特征为框架的叙事理论；要么注重文本基本结构分析，将叙事学研究与小说文体学研究结合起来，对其中一些主要理论和分析模式进行深入系统的评析，使结构主义理论在中国得到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和发展。陈平原等学者在对叙事作品和叙事方式方面的深入比较研究，以及在改造、借鉴西方结构主义叙事学理论方面，成就犹显突出。其中，陈平原的成就是主要借用、改造和综合了热内特、托多罗夫和俄国形式主义的叙事学理论，设计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叙事学理论框架。他根据这一个框架，从叙事时间、叙事角度、叙事结构三个层次研究中国的小说现代化进程中的叙事模式的转变，这是一种熔化了内容和形式于一体的全新的叙事学理论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