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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庐山会议，因有李锐的回忆录和黄克诚的回忆录，还有《彭德怀自述》，更有金冲及等人主编的《毛泽东传》，过程似乎比较清楚，还有人写了一部报告文学《乌托邦祭》，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提及了。1970年庐山会议，也有很多文字，但大都是一面之词，现在，有了吴法宪的回忆，邱会作的回忆，结合徐景贤的回忆，汪东兴的回忆，陈伯达的儿子陈晓农整理的陈伯达自述，甚至还有李雪峰的回忆，也在逐步接近事实真相，舒云女士关于九一三事件的辨析，对此也多有研究。看到这样一篇博文，引证了不少资料，稍作删改，立此存照。
1959年庐山会议，以彭德怀为首的“军事俱乐部”，所谓彭黄张周集团。1970年庐山会议，导致了陈伯达的垮台，实际上开启了林彪集团垮台的序幕。一介书生陈伯达被打成“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一年之后，“九、一三”事件随之爆发。九大以后，靠边站的陈毅在庐山会议上也被扣上了所谓“二陈合流”，所为何来？
根据中央政治局的决定， 1969年10月20日上午10时15分，陈夫妇一行五人，乘火车前往石家庄。河北省革委会对陈十分冷淡，没有任何人到桥西招待所去看望他，却对他严格规定，每周三天去铁路工厂参加班组活动。九大以后，陈只能看到一般的中央文件、外交通报，还有新华社的《参考资料》。由于他远离北京中南海决策中心，所以，他对当时中央领导层中错综复杂的斗争情况一无所知。从1970年7月起，陈就感到腹部隐痛，他原计划向中央报告，回北京治病。接到中央办公厅的通知，陈同华北地区的各省市负责人从石家庄乘坐专机赴庐山参加九届二中全会。
据吴法宪回忆，九届二中全会召开之前，8月20日傍晚“在游览‘仙人洞’时，叶群对我们（吴、李、邱）说：这次来庐山开的是‘神仙会’没有什么事情。你们都忙了大半年，就在这里避避暑，放松一下。林彪同志也不准备讲话。（《吴》，前引书，第790页）
1970年8月23日下午15时，毛主持了会议，他宣布全会正式开幕。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155人，候补中央委员100人。周宣布了全会的三项议程。康生发了言。周根据昨天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宣布了三项议程。据徐景贤回忆：“原定先由宪法修改小组负责人康生就修改宪法问题作说明，但是林彪却突然改变议程，他对毛泽东说，我要讲点意见，便径自在话筒前讲起话来。穿着浅灰色中山装，坐在藤靠椅上的毛泽东，显然对林彪的讲话内容并不了解，他有些意外地朝旁边的林彪看了一眼，便侧耳听他究竟说些什么……。”（《徐》，前引书，第202—203页）
据吴法宪回忆：“康生讲完后，我（吴）以为这天的会议便结束了，没想到主持会议的毛突然宣布：请林彪同志讲话。毛泽东这一宣布，我们都感到比较意外，因为叶群会前曾明确告诉过我们林彪不讲话的。”（《吴》，前引书，第791页）按毛泽东的话来说“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
林彪的讲话有两点：一是谈对“宪法修改草案”的看法；二是天才问题。林彪讲话有一个特点，在他看来很关键的地方，他会用浓重的湖北口音重复两三遍。这次他谈到“最高的一声口令，一股风吹下去，就把整个事情改变面貌，改变面貌，改变面貌。”林彪发言后，吴法宪从叶群处获悉，在全会前常委们（23日下午）休息时，林向毛汇报了讲话内容。“叶群告诉我们，林彪当时对毛泽东只点了张春桥的名，没有点康生的名，这一点因为康生在场，另一个则是因为毛泽东很器重康生。这就是林彪在开幕式上突然发言讲话的缘由。这个讲话的大体内容，毛泽东事先是知道的，而且也是表态同意了的。”（《吴》，前引书，第793页）
据吴法宪回忆：“林彪那天的讲话时间比较长，大约有一个半小时左右。他讲完之后，大家热烈鼓掌，场面非常热烈。林彪讲完话，毛泽东就宣布散会。此时不光我们几个人很兴奋，陈毅、叶剑英、陈锡联、许世友等许多人也高兴地上去和林彪握手，称赞他讲得好。尤其是许世友，对林彪的态度最为热烈。”（《吴》前引书，第792页）邱会作认为：“平心而论，林彪的话讲得很一般，问题也不是讲得很清楚。但事后产生这么大的反响，真是意料之外。”毛泽东的秘书张玉凤回忆道：“下了会，主席就很不高兴，吃饭的时间一推再推，饭菜一热再热。再让他吃，他就发火。去开会，他本来很高兴，以为可以休息一下。没想到第一天开会就不顺。”（《毛泽东传》第157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
8月23日晚上，周主持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首先决定九届二中全会的编组工作，按地区划分为六个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修补委员们则分别编到各组去参加讨论。毛、林、周、康未编入各组，江青特殊自由参加各组，许世友、张春桥、李德生在华东组，陈伯达、汪东兴、李雪峰在华北组，叶群、李作鹏在中南组、邱会作、姚文元在西北组，朱德、李先念、吴法宪在西南组，陈锡联在东北组。吴法宪首先提出讨论林彪的讲话。汪东兴还特别提出要重听一下林彪讲话的录音。周恩来还提出是否放两遍录音。大家反映一遍听不懂。政治局全体通过了周恩来的安排，明天上午在礼堂再放两遍录音，后天再讨论，一共是两天。这样就改变了全会原来的三项议程。据吴法宪的观察：康生和张春桥很紧张了。尤其是张春桥竟然给旁边的邱会作敬烟了。（《吴》前引书，第794页）
8月24日上午，在庐山礼堂里，会议组织参加九届二中全体与会人员听林彪讲话的录音。一连放了两遍。下午，九届二中全会开始小组讨论。陈毅在华北组的发言有三个版本。“他说，完全同意伯达同志的发言。否认毛泽东是伟大的天才，说这种话的人是反革命。他们是什么居心？用心何在？不能不引起我的义愤。我犯过三次大错误，是犯错误的人，我愿站在林副主席这一方面参加战斗。说这种话的人，就是完全否认革命的历史，只有帝、修、反的走狗才能讲出这样的话。这种人应该开除党籍，交群众批判。在文化大革命四年之后发表这样的言论，是种罪恶，不管他公开的，还是背后讲的。这种人利用了毛主席对犯错误的人的宽大，是不能容忍的。”（罗英才《陈毅的非常之路》第290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3月第1版）
据徐景贤回忆：“在陈伯达所在的华北组，一些部队的中委和工农中委特别气愤，他们的发言集中到了所谓有人反对毛主席的问题上。连参加华北组讨论的陈毅也说，我陈毅是有反党经验的人，一听就知道有人反对毛主席了。陈毅当场表示自己的决心说，不论在什么地方，就是有人在墙旮旯里反毛主席，我陈毅也要把他揪出来！”（《徐》前引书，第211页）“性格直爽的陈毅说：我完全同意林彪同志的意见，天才确实有，我赞成，毛主席就是天才，我是坚定不移地相信天才的，谁反对天才我就反对他。陈老总的讲话也得到了大家的热烈鼓掌欢迎。”（《吴》前引书，第798页）
“九一三”事件后，中央专案组选印的《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罪证》即《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指责他们“向党发动了猖狂的进攻”，不过就是向张春桥发动了攻击。《罪证》引述的陈伯达的发言称：“吴法宪同志说得很对，有人想利用毛主席的伟大和谦虚，妄图贬低毛主席，贬低毛泽东思想。但是这种妄图，是绝对办不到的。在毛泽东思想教育下已经觉悟起来，已经站来的伟大中国人民，很能够识破他们，揭穿他们的各种虚伪。”叶群称：“林彪同志在很多会议上都讲了毛主席是最伟大的天才。说毛主席比马克思、列宁知道的多，懂得的多。（引林副主席在扩大会议上的讲话）。难道这些都要收回吗？坚决不收回，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吴法宪称：“这次讨论修改宪法中有人对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列主义的说法，说是个讽刺。我听了气得发抖。如果这样，就是推翻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推翻了林副主席的《再版前言》。”李作鹏称：“本来林副主席一贯宣传毛泽东思想有伟大功绩的，党章也肯定了的，可是有人在宪法上反对提林副主席。所以党内有股风，是什么风？是反马列主义的风，是反毛主席的风，是反林副主席的风，这股风不能往下吹，有的人想往下吹。”邱会作称：“对毛主席思想态度问题，林副主席说‘毛主席是天才，思想是全面继承、捍卫……’，这次说仍然坚持这样观点。为什么在文化革命胜利、二中全会上还讲这问题，一定有人反对这种说法，有人说天才、创造性发展……是一种讽刺，就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陈、叶、吴、李、邱的发言节录，见《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一九七二年七月），第9－13页。）
关于九届二中全会上华北组讨论的情况以及全会第六号简报（即华北组第二号简报），当事人（签发人）之一的吴德生前曾回忆道：“8月2４日下午的华北组讨论会，陈伯达迫不及待首先发言，说：在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非常重要，是经过很多斗争的。他讲了一通‘天才论’和设国家主席问题，并闪烁其词地提出有人反对毛主席，‘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并且说有人听说毛主席不做国家主席了，就高兴得手舞足蹈了”（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第116－117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４年1月第一版）。吴德接着又说：“汪东兴跟着讲了话，主要的意思是设国家主席，由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他也讲了有人反对毛主席的问题”。关于简报的签发过程，吴德称：“晚上11点多钟时，我和李雪峰、解学恭吃夜餐，李雪峰的秘书黄道霞在华北组的简报组，他参加了整理简报的工作，他把整理好的简报稿子拿来送审。简报的内容就是陈伯达和汪东兴的讲话内容。解学恭拿着稿子看了一遍，改了几个字。我没有参加会，发言的具体情况也不了解，我对李雪峰说：印发简报你们签字就行了，我就不签字了”。“李雪峰说：简报是本着有文必录的原则整理的，签字付印是照例工作，你就签个字吧”。“这样，我也就在要付印的简报稿子上签了个‘吴’字”。“我们签完字后，简报就送中央办公厅了，很快印好就发了。这个简报就是华北组的第２号简报，全会的第６号简报”（《吴》前引书，第117－118页）。
1970年8月24日，九届二中全会的第六号简报（即华北组第二号简报），后来被毛泽东《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纪要》定性为“反革命的简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第24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它成为毛泽东打倒陈伯达的“重磅炸弹”，也成为“”林彪集团”倒台的导火线。“反革命的简报”到底有些什么内容？许多人并不清楚。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的第六号简报（即华北组第二号简报）》：
华北组二十四日上、下午讨论了林副主席极其重要的讲话。伯达同志、东兴同志出席了下午的小组会，都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另有简报）。
刘锡昌（中央委员，原北京光华木材厂工人，时任北京市革委会常委）、郑维山（中央委员，时任中央军委委员、北京军区司令员）、郭玉峰（候补中央委员、原陆军第六十四军政委，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业务组负责人）、聂元梓（候补中央委员、原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时任北京大学革委会副主任、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刘子厚（中央委员，原中共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河北省省长，时任河北省革委会副主任）、马福全（中央委员，原石家庄3302厂工人，时任石家庄市革委会副主任）、钱学森（候补中央委员、原七机部副部长，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邝任农（中央委员，时任空军副司令员兼中国民航总局局长）、吴涛（中央委员、时任内蒙古军区政委，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吴忠（候补中央委员、原陆军第四十军军长，时任北京市卫戍区司令员）、尤太忠（候补中央委员、原陆军第二十七军军长，时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河北省革委会副主任）、彭绍辉（中央委员，时任中央军委委员、副总参谋长）等十二位同志发了言。陈毅同志（中央委员，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也发了言。
大家热烈拥护林副主席昨天发表的非常重要、非常好、语重心长的讲话。认为林副主席讲话，对这次九届二中全会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林副主席是我们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榜样，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高，用得好，在每个关键时刻，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最好、最正确，这种态度，代表了我们的心愿，代表了全党的心愿，代表了全军的心愿，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心愿，代表了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心，。使我们很感动，很激动，很触动，是个极大的督促，极大的鞭策，极大的教育。大家表示要坚决按照林副主席指出的这个方向前进，努力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紧跟毛主席。刘子厚同志说，学习林副主席讲话，使自己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态度感到更亲。过去学习毛主席思想就是学得不好，就是有迷迷糊糊的思想，所以在文化大革命前以及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今后自己要警惕，一定要努力学好毛泽东思想，改造好自己的世界观。
大家听了伯达同志、东兴同志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感到对林副主席讲话的理解大大加深了。特别是知道了我们党内，竟有人妄图否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认为在经过了四年文化大革命的今天，党内有这种反动思想的人，这种情况是很严重的，这种人就是野心家、阴谋家，是极端的反动分子，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是帝修反的走狗，是坏蛋，是反革命分子，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批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为了反击这种反革命阴谋活动，钱学森同志首先建议在宪法上，第二条中增加毛主席是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国家副主席，接着汪东兴同志进一步建议宪法要恢复国家主席一章，大家热烈鼓掌，衷心赞成这个建议。大家认为，不能让妄图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毛主席的阴谋得逞，不能把减少毛主席接待外宾的事务工作作为借口，实际上现在绝大多数外宾，毛主席都接见了，几乎到中国的外宾是毛主席不见不走。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不是一样在接见外宾吗！
马福全同志说：我们河北省广大群众在讨论宪法时，一致认为只有伟大领袖毛主席才能领导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只有林副主席，才能百分之百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贫下中农、工人阶级。强烈要求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我代表河北省的工人阶级、贫下中农要求宪法上写上。
1970年8月24日庐山
《汪东兴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华北组的发言全文》
“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昨天的讲话。林副主席的讲话是很重要的，对这次会议有很大的指导意义。林副主席是我们活学活用主席思想的光辉榜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高，学得好，用得好。在关键的时刻，林副主席的态度是正确的。这种态度代表着我们的心意，代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心意。我很受感动，坚决向林副主席指出的这个方向前进，并且努力紧跟。
刚才伯达同志的发言，我也同意。这种情况是很严重的。我们党内还有这样的野心家，这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路线，是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我看，这种思想是最反动的。我们不容许这种思想在我们党内泛滥。谁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就和他拼到底。
林副主席昨天讲话中说，毛主席的领导地位，是几十年斗争中形成的，是在党内两条路线较量中比较出来的。这个领导地位，除极端反革命分子以外，不能不承认的。
林副主席还说，毛主席是我们党、政府、国家、军队的缔造者和领导者。毛主席的领导，是我们取得胜利的各种因素中的决定因素。我还记得林副主席早就说过，没有毛主席，也没有我们自己。
林副主席特别强调说，在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非常重要，非常重要。这一条是宪法的灵魂，是三十条中最重要的一条。这一条是我国革命经验中最根本的经验。
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这些精辟、透彻的阐述。
另有一点建议，根据中央办公厅机关和八三四一部队讨论修改宪法时的意见，热烈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有的说不当国家主席可以减少些事务，如接见外宾等，事实上凡到中国来访问的外宾，绝大多数主席都接见了，到中国来的外宾，主席不接见他就不走。主席的接见，影响是巨大的。
建议在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一章。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这是中央办公厅机关的愿望，是八三四一部队的愿望，也是我个人的愿望。有的人不仅不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连毛泽东思想都不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可以识破这些坏蛋。（伯达同志：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欢喜的跳起来了。）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把刘少奇篡夺去的权夺回来了，这个权如果再被坏蛋夺走，我们是不甘心的。我们的权一定要掌握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
九届二中全会分组讨论，按大区分为东北、华北、西北、华东、西南、中南六个组。《毛泽东传》称：“六个组中，华北组最激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57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版）。所谓最激烈，不外是慷慨激昂。体现在简报中即为以下段落：“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批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大家认为，不能让妄图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毛主席的阴谋得逞”。“强烈要求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
《毛泽东传》还称：“这天上午，叶群已同吴法宪等商定采取统一行动；各组讨论时，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要分别在华北、西南、中南、西北组同时发难，拥护林彪讲话，宣讲‘天才’语录，要求设国家主席，并且提出有人‘反对’毛主席，强烈煽动‘揪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前引书，第1574页）。
由于陈毅当时所处的位置，当时被视为‘右’的代表，再加上“二月逆流”的影响，他的发言内容被浓缩为一句话。“陈毅同志也发了言。”当时发言能上简报是件光彩的事，他已经没有什么实权（他的外交部长职务，在1970年6月已被姬鹏飞所“代理”），“简报”势利地没有引述他的发言。
8月25日上午，华北组的第二号简报在全会印发，立刻引起轩然大波。汪东兴打电话告诉吴法宪说：“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事前没有经过联系，突然闯到毛主席那里去了。毛主席没有见江青，对她说：你走。江青走后，毛主席单独见了张、姚两人。两个人在那里抱着毛主席的大腿哭，把毛主席的裤子都弄湿了，他们说，现在各组都在揪人，连华北组也要揪人了，而且要追查后台。”（《吴》前引书，第800页）
8月25日下午2点，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和各大组组长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决定全会分组会立即休会，停止讨论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收回华北组第二号简报。遵照毛泽东的指示，8月26、27日，全会休息两天。毛泽东整天召集常委和各大组长开会，反而把其他政治局委员晾在一边。
8月26日下午，周、康、汪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追查发言的情况。一度惊恐不安、躲在幕后的康生，恢复了颐指气使的元气，露出了得意忘形的笑容。他采取移花接木、任意栽脏、落井下石的态度，他明明知道陈毅不了解情况，反而气势汹汹的说：汪东兴在华北组点火，陈伯达跳起来批判，陈毅这个‘反革命分子’说‘站起来斗争’。他最后总结了四句话：吴法宪造谣，汪东兴点火，陈伯达起哄，陈毅跳出来。
8月27日上午，陈伯达要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一起到他那里去。陈伯达告诉他们：“这次找你们是经过毛主席批准的，你们几个今后不要再同我来往了，不要互相打电话，也不要写信了。……毛主席批评我们有一个‘军事俱乐部’，并且要我到康生、江青那里去承认错误，结果康生、江青他们把我骂了一个狗血喷头，骂了一个晚上还嫌不够。他们说我是叛徒，是叛变中央文革，出卖江青、康生、张春桥；说我投靠军委办事组，把林副主席绑在我陈伯达的战车上，勾结军队想杀他们；说我可耻等等，什么话都骂尽了。”陈伯达还说，“毛主席批评了我，说我自以为懂得理论，鼓吹‘天才论’，在华北组起哄。毛主席说我欺骗了你们，你们把我的语录都烧掉吧。另外，毛主席还点了汪东兴、陈毅、邝任农的名，你们也要注意。”（《吴》前引书，第802-803页）
8月27日上午，周恩来和康生继续找吴、李、邱谈话。康生一上来就让他们交代“军事俱乐部”的事，说：你们要交待，这个‘军事俱乐部’怎样形成的？你们长时间串通一气，还有陈毅这个反革命分子。吴法宪反驳说；康老，你是中央常委，陈毅是中央委员，他什么时候成了反革命分子，你说话太随便了吧。说陈毅和我们串通一气，你康生有根据吗？他在华北组发言了什么，我怎么知道？他什么时候成了我们‘军事俱乐部’的人呢？（《吴》前引书，第804页）老谋深算的康生胡诌什么，庐山这场斗争是什么“二月逆流与八月红流合流”是什么，“二陈合流”。（《罗》前引书，第294页）陈毅不能接受这些强加给他的罪名，他亲自拨通康生住处的电话，要同他理论一番。可是康生心里有鬼，只冷冰冰地应付一句“有话以后再说”，就撂下话筒。（《罗》前引书，第294页）
毛泽东亲自出马协调许世友和张春桥的关系。他特意叮嘱张春桥要在庐山请许世友吃一次饭。张春桥在自己住的别墅准备一桌丰盛的筵席，特意准备了庐山特有的名菜“三石”——石鸡、石鱼和石耳。“这一次在庐山，许、张两人第一次开怀畅饮，喝得痛快，把张春桥餐厅里玻璃柜子里的存酒喝了个精光。”……（《徐》前引书，第225页）【毛主导的所谓张、许“将相和”，最终也是不了了之，甚至事与愿违】
8月31日，毛泽东在陈伯达所编《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语录》的空白处，写了《我的一点意见》印发二中全会的代表们。陈伯达是毛泽东时代最具影响力的理论家，亦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推动者。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一跃而成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之后的第五号人物，陶铸倒台后，更排名第四，地位显赫。惟在１９７０年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上，突然被毛抛弃，毛以《我的一点意见》指称：“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此言一出，举国谔然！
十年文革中，毛泽东依靠军队，以“三支两军”的形式，接管各级地方政权，稳定了全国秩序。在九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中，军队干部占了一大半，当时选出的政治局委员共二十五人，军队干部占了十四人。林彪集团通过军委办事组，掌握军队的实权。林彪的个人威信越来越高。毛泽东几次说：“陈伯达的威信太高了，要把他拿下来。”不是陈伯达的威信太高，而是林彪的威信太高，要把他拿下来。1969年4月28日，在毛泽东主持下，举行中共九届一中全会。这次全会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值得注意的是：在对政治局成员所投的二百七十五票，黄永胜二百七十四票，江青二百七十票，吴法宪、叶群的得票比张春桥、姚文元高。政治局常委当选的是毛、林、周、康、陈五人，此外，江青得一百五十票，黄永胜得一百三十票，其他被提名的都在三十五票以下。（《毛泽东传》前引书，第1553页）
在9月2日学习讨论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的小组会上，陈毅主动作了深刻检讨。他说：陈伯达在小组会上煽风点火，他立即响应。这不是上当的问题，而是有他自己的想法。他说：“我完全忘了自己是一个屡犯错误的人，来庐山本来应该是多听同志们的发言，接受教育，可是我不是这样，而是在陈伯达发言之后，我以为是我改正错误的机会，我立即响应。”他表示这次“配合陈伯达煽风点火”，又犯了罪，惭愧无比，请求给他严厉处分。
9月4日上午和晚上，陈毅在华北组又连续作深刻检讨，表示读了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完全拥护，完全同意。说那篇文章既是揭露陈伯达的，也是针对他的，说大家批判陈伯达，对他也有最深刻的教育。同时他也说明，“我不知道主席指示不当主席，也不知道22日主席的指示。这不是减轻我的罪。因为我不知道，陈伯达一号召，我就跳出来了。”“我确实不知道修改宪法的经过，不知道主席有五次不当国家主席的指示，这样说并不是推脱自己的罪责。”（《罗》前引书，第293页）
陈老总说：“冤案总会搞清楚，我是有信心的。不过有的冤案实在不该发生。当初，在怀仁堂碰头会上讲话，没有人推举我作为老干部的代表，是我自己跳出来为老干部讲话的，结果被打成“二月逆流”，这是我自己引火烧身，我不后悔；可是，这次庐山会议上，我讲了讲对毛主席的敬佩，认为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有天才这样一段话，就把我搞成“二陈合流”，真是莫名其妙，冤哉枉也！说罢，他不禁又一次摇头叹息。”“陈老总说完庐山的遭遇后，又语重心长地对我（杜）说：同志哥呀，会议上做记录工作看起来很简单，其实不然。如果不认真，不负责，做记录的不把人家的发言全文整理出来，简单概括成一句话，登上简报，也可以整死人的哟！”（《罗》前引书，第221-222页）
“二中全会后，在传达陈伯达的罪状中提到：陈伯达同“二月逆流”某些人勾结起来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张茜听到这种颠倒是非的说法很生气。陈老总说：用不着为这种事生气。我们党内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形成这样一种风气，进行批评可以不要事实作根据，讲“二陈合流”的人，恰恰就是在九届二中全会上跟着陈伯达起哄十分卖力的人，他们何时有一点自我批评呢？”（《罗》前引书，第222页）
9月6日下午15时，历时15天的九届二中全会宣告闭幕。出席开幕式的5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只剩下4位。毛泽东发表了讲话，当他谈到庐山这场风波时，他情绪有些激动地说：“他们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时，毛主席说：“庐山是炸不平的，地球还是照样转。极而言之，无非是有那个味道。我说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听你的。你就代表人民？我是十几年以前就不代表人民了。因为他们认为，代表人民的标志就要当国家主席。我在十几年以前就不当了嘛，岂不是十几年以来都不代表人民了吗？我说谁想代表人民，你去当嘛，我是不干。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有啥办法呀？”（《毛泽东传》，前引书，第1581页）在他旁征博引，议论风生时，有一句话使全场为之警愕，他说，这次庐山会议是‘二陈合流’”。（《徐》前引书，第227页）
众所周知，九届二中全会结束，首先倒霉的是参与华北组活动的陈伯达、李雪峰、郑维山；在华北组反张春桥及鼓动设国家主席最积极的汪东兴，检讨过关；而受汪误导选择联合汪一起向张春桥发起攻击的叶、吴、李、邱，还有没有上山的黄永胜，毛一直没有放过他们，庐山的事没有个完，直至走到了“九一三”。
庐山会议上，陈毅蒙受奇冤，对他精神上的打击是相当沉重的，而精神上的沉重打击，又促使病情加重。（转载自：tvshilei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u/14515931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