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记唐在刚烈士
1939年10月的一天，在重庆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的接待室里，中共中央南方局负责人秦邦宪亲手将毛泽东主席的一封信交给了唐昌盛。唐老先生拆开信，一行行庄重的毛笔字跃入了眼中：“唐在刚同志是我党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为革命英勇献身，功勋卓著。”老人的眼睛被泪水迷住了。秦邦宪将一杯热茶递到老人的手里，无比沉痛地说道：“唐在刚同志是我党的优秀党员，杰出的政治家和红军将领，在创建闽浙赣革命根据地中功勋卓著，最后以身殉职。这种精神是我们全党学习的典范。他的牺牲，是你家的不幸，也是我党和全国人民革命事业的巨大损失。”⑴
矢志干革命听从党召唤
1923年初，国立北京工业大学的校园里，增添了一个朴实健壮的青年。他在新生入学登记表上恭正地写着：“唐在刚，1904年2月4日生于四川省开江县广福场。”
崭新的学校生活开始了。唐在刚如饥似渴地学习着新知识、呼吸着新鲜空气。最使他感兴趣的，是老师和同学对国家兴亡的议论。一天：他在图书馆里看到了《新青年》，先是随便翻翻，但很快就被书中忧国忧民的议论，震聋发聩的评论迷住了，接着，他看到了《响导》、《觉悟》，他从迷惘中看到了前途，看到了光明。从此，他成了图书馆的常客。
“二七惨案”发生后，北京的工人震怒了，市民震怒了，特别是青年学生，在党组织的发动和领导下，上街示威游行，声援罢工工人。唐在刚看到群众热烈的斗争场面，十分振奋。他说。我们民族还是有希望的。每次示威游行，他都高举旗帜走在前面。遇到反动军警阻拦，他也毫不畏惧地勇猛上前。因此，很快地，他便受到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注视和培养，得到了聆听李大钊讲演的机会。
唐在刚在地下党组织的教育帮助下，思想觉悟提高很快。他不仅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而且希望家里所有的人都能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特别是要树立正确劳动观，人人做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他在给家中的信里写道：“嫂等年青怎么不能劳动，而处处非请仆侍劳动不可?我最不赞成此事！⑵”家中的人受到启发和教育，改变了贱视体力劳动的思想，逐步过上了自食其力的生活。
唐在刚在斗争实践中认识到，众多的政治流派不能解决中国的社会矛盾，只有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可以把中国引向光明。他于是积极参加党所领导的学生运动，积极向群众进行革命的宣传讲演，参加散发传单等活动。他敢说敢作，不畏军警的镇压，不畏反动学生的恫吓，深得进步学生的好评。1924年8月，唐在刚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下定决心，将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伟大的无产阶级解放事业。
“四·一二”政变发生后，蒋介石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党组织即安排唐在刚在北平从事地下工作。唐在刚便以拉三轮车为社会职业，积极开展揭露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的罪行，组织群众开展斗争。一次，敌人突然闯入唐在刚的住所进行搜查。唐在刚不幸被捕。敌人施尽酷刑，妄图要唐在刚交待所谓“恶迹”。唐在刚守口如瓶，使敌人一无所获。凶残的敌人便将他拉去“陪杀场”，妄图使唐在刚在生与死的选择中变节投降。但是唐在刚早巳将生死置之度外；使敌人的阴谋仍然不能得逞。敌人只好将他长期监禁。在狱中，唐在刚一面帮助难友学习文化知识，一面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团结大家一道坚持斗争。后来，在狱外党组织的帮助下，他同难友们一道打死看守，胜利地逃出了监狱。
1928年春，唐在刚被派到江西景德镇开展革命工作。他同工人领袖王节元、柳真吾、周思孟等一道发动工人斗争、这时，反动当局强行催收“剿匪款”，军警将两名缴不起“剿匪款”的工人活活打死。工人们十分愤恨。唐在刚立即发动火窑工、彩釉工、画瓷工等熄火搁笔，高喊“反对加捐加税！”、“增加工资，改善生活！”、“工人们联合起来，反对资本家的压迫剥削”等口号，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工人们一连罢工三天，迫使国民党反动当局不得不免征“剿匪款”；资本家不得不给工人们增加工资。这次斗争获胜，提高了工人们的斗争勇气。在正式罢工前，唐在刚随时给工人分析敌我情况，研究斗争策略，在斗争中，唐在刚同工人们战斗在一起，随时解决斗争中出现的问题。因而深得工人群众的信赖。群众亲热地称他为“小老唐”，随时向他报告情况。唐在刚忘我地积极工作，物色积极分子，随时秘密发展党员，壮大党的队伍。不久，即在景德镇建立了中共浮梁县委⑶，领导浮梁全县党的工作。
在中共浮梁县委领导下，鸣山煤矿、贵溪雄古镇、鹰谭等地的工人积极开展了“增加工资，改善生活，发清欠债”；“反对夜工，减少作工时间”等斗争，获得了节节胜利。这样，党在工人群众中便建立了崇高的威信。
随着工人斗争觉悟的提高，工会组织逐步发展和坚强，党便在工会中组建工人纠察队，逐步开展了武装斗争。工人有了骨干力量，各种斗争便更加有力，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极度恐慌。他们派出大批军警暗探，四处打探工人运动的领导人。终于，他们弄清了唐在刚是领导工人罢工的“幕后”人。
一天夜晚，大批军警突然将唐在刚常住的王节元家包围。他们破门而入，将工人领袖王节元(共产党员)、徐莲、徐玉照等抓获。唐在刚因当天到乐平鸣山煤矿工作未归，幸免于难。王节元等惨遭敌人杀害。
在国民党的疯狂屠杀面前：唐在刚不胆怯，不退让，不妥协!继续坚持斗争。同时，他带领工人们学习井冈山的斗争经验逐步改变斗争策略，使工人运动逐步与农民运动相配合，积极开展武装斗争，从而为建立和发展赣东北革命根据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28年11月⑷，中共江西省委派唐在刚到弋(阳)横(峰）地区筹建信江特委，以加强党对弋横革命根据地的领导。弋(阳)横(峰)革命根据地是由方志敏等同志领导组建起来的，原属赣东北特委领导。此时，弋横革命武装虽然已粉碎了敌人发动的第一、二次“围剿”。但中共江西省委认为，信江党组织是建立在封建势力基础之上的，必须加以纠正⑸，而改选信江党组织的重任便委给唐在刚去执行。
唐在刚一到湖塘，立即去会见正在患肺结核和痔疮病的信江苏维埃主席方志敏。他们在床榻共同分析商讨了赣东北的革命形势与任务。此后，唐在刚深入各地进行调查研究，认为信江地区党组织的基础并不坏，于是立即向江西省委报告，要求上级对信江党组织给予信任和支持，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求实精神和坦荡胸怀。但是，报告还未送到省委，江西省委11月2日关于撤销信江特委的指示却下来了。面对上级的决定，唐在刚勇敢地承担起不执行上级命令的巨大责任，毅然带上书面申辩报告，到南昌找省委申辩。他以大量事实证明，信江特委是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政党，终于说服省委收回了撤销信江特委的决定，使信江党组织避免了一场灾难性的折腾。1929年3月，第一次信江特区党员代表大会召开，到会的有弋阳、横峰、德兴、铅山、贵溪五县代表共40名，选举产生了信江特委会。唐在刚任书记，方志敏、邵式平、黄道、方志纯、吴先民等为委员，负责领导弋、横、贵(溪)、上(饶)，余(江)、铅(山)等八县党的工作⑹。
信江特委成立后，唐在刚立即组织大家制订并颁布组织法令，修改苏维埃政纲，劳动与土地法令。确定了革命根据地当前的工作重心为：进行土地分配，发动春耕生产，统一苏区财政收支；废除一切苛捐杂税；优待红军家属；积极扩大红军等，从而使苏区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起来。为了加强对各地的领导和扩大苏维埃区域，特委决定派唐在刚到贵、余、万(年)一带指导工作。唐在刚带领干部深入基层，发展党的组织，建立革命基础，很快建立了贵，余、万中心县委，黄道任书记。革命势力很快发展到贵溪的塔桥、洫沥、横山；余江的鼻湾、划桥、大桥；万年的富林等地。
在积极筹建信江特委的同时，唐在刚深刻分析了弋横地区面临的特殊情况，作出“加强农民武装，抵御国民党部队进犯”的决定，并由特委筹委会成员分散各地，宣传发动群众。使革命根据地的区域和武装力量不断壮大，敌人为此惶惶不安。1928年12月，敌人以周志群旅为主力，向弋横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疯狂的第三次“围剿”。唐在刚和信江苏维埃主席方志敏等同志一道，积极发动群众实行坚壁清野，并加强政治攻势和兵运策反工作。不久，周部十一连在连长匡龙海带领下举行起义，打乱了敌人的围剿部署。1929年2月，周部十二连又在副连长杨廷辉、排长龙志光的带领下举行起义。敌军一个连溃散后投了红军⑺。红军声势大震，正式编为江西工农红军独立第一团，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
1929年4月，国民党又调集王钧第7师第40团向弋横革命根据地发起第四次“围剿”。敌人改变了过去的战法而采取“久困穷追战术，砍伐山林，步步逼近，致使红军初战失利，团长郑孝胥牺牲。在此情况下，唐在刚鼓励战士摸清敌人的弱点和作战规律，顽强地同敌人进行殊死斗争。红军根据敌人从上饶、德兴、弋阳分三路向磨盘山包围，其中弋阳长茅岭一路十分薄弱的情况，于是集中部分兵力，于6月在长茅岭伏击敌人，一举将该路敌军击溃。其它两路敌军闻风立即后撤。红军乘胜歼灭驻在团林的一个靖卫团计80余人。这样，红军便胜利地粉碎了敌人发动的第四次“围剿”。
7月，红军分兵四路向贵溪发展，建立了四个区的工农民主政权。8月，特委鉴于红军胜利发展的情况，成立了信江军委会，唐在刚任政治委员，邵式平任军委主席。此后，军委会即将各地红军编为江西工农红军独立第一团，拥众一千余，拥枪七百余支。此时，赣东北革命根据地面积扩大了两倍，人口发展到40万。
红军队伍的迅速壮大，干部奇缺。1929年秋，唐在刚和特委的同志共同研究，决定在弋阳吴家墩创办信江军政学校，从基层干部和士兵中抽调学员，进行政治和军事技术培训，逐步解决了干部紧缺的问题，提高了整个部队的政治军事素质。
当时。敌军一个连和一个靖卫团占据着贵、余、万三县交界地——周坊，妄图阻止红军向外发展。信江特委决定拔掉这颗钉子。唐在刚和邵式平率领一营红军向敌进攻。敌军以正规连从正面抵挡红军，而以靖卫团留守周坊后面的小山。唐在刚即派一部分红军从正面佯攻，而以一个连向小山攻击，靖卫团一击即溃。红军胜利地攻占了小山，并居高临下向阻挡红军正面前进之敌发起进攻。敌人初以为是靖卫团乱放枪，回头一看，只见山头上已插上了红旗，再无退路可逃，只好一个个高举双手投降。红军胜利地攻占了军事要地周坊。
周坊战斗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贵，余、万三县人民的斗志。周坊周围的吕家、神前、库桥、大桥、划桥，富林等地的农民相继举行起义。革命根据地得到了迅速发展。在此情况下，唐在刚和黄道召开了贵溪、余江、万年三县联席会议，研究发展革命大好形势的问题。会上，唐在刚分析了革命形势，提出了进一步发展革命根据地的任务。唐在刚批判了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的错误认识，号召大家进一步发动群众大搞武装暴动，夺取政权，从根本上推翻敌人的反动统治。会议的决定得到了与会同志的一致赞同。会上并成立了贵、余、万游击司令部，以加强对游击武装的领导。
与此同时，在信江特委的领导下，上饶、德兴、铅山等地举行了武装起义，并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这样，赣东北的弋阳、横峰、贵溪、余江、万年、上饶，德兴、铅山等八县的绝大部分地区都纳入了苏维埃的版图。
方志敏在谈到这一段历史时，十分高兴地说：“从1927年的10月起至1929年的6月间，整整有一年零八个月，我们被封锁在这个小的九区的铁圈里，不得伸出去，现在，成千上万的群众跑向我们这边来了，从前没有党组织的地方，现在建立起来了。我们冲破了反动派的包围圈，伸展出来了。这真使我快乐得很。”⑻
正当信江革命根据地蓬勃发展的时候，1929年秋，中共江西省委和赣东北特委相继遭到破坏，信江特委失去了与上级的联系，处境十分困难。但唐在刚不气馁，不蛮干，一面派人寻找上级党组织，一面加强党组织的自身建设。此后不久，信江特委与闽北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并接通了乐平、崇安等县委的关系。唐在刚用学得的马列主义理论和方法，充分发挥信江特委的集体智慧和力量，继续把革命推向前进。
一心干革命沉浮如浮云
1930年春，国民党内部斗争激烈，蒋、冯、阎混战正在酝酿并逐步形成。敌人纷纷集中兵力于重要军事要地，无暇顾及进攻苏区，给各革命根据地的大发展以有利的时机。唐在刚立即召开特委扩大会议，正确分析当时出现的革命新形势，决定按照毛泽东提出的：“我们只须知道中国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不断的，则红色政权的发生、存在并且日益发展，便是无疑的了”⑼等革命理论，决定抓住有利时机，采取避实击虚的战术，使革命根据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
2月23日，唐在刚在葛源召开排以上干部大会，部署在新形势下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和扩大苏区等任务。接着，唐在刚即率红军向上饶逼近。为了避实击虚，唐在刚将主力隐蔽于万年，却扬言要攻打秧板之敌，迫敌调集重兵回援秧板。尔后，唐在刚率红军攻克了鸣山，解除了秧板的护卫。5月5日，唐在刚率红军强攻秧板，一举歼敌一个连，缴枪120余支。唐在刚鉴于敌已调集重兵防守上饶，无法强攻，于是调集红军攻下德兴县城，再克河口镇，给敌以沉重打击，扩大了革命根据地。
蒋、阎、冯大战爆发后，形势对革命发展更为有利。唐在刚召开特委会议，讨论了当时的形势与党的任务，确定了大力发展革命根据地的方针。但由于长时间未能与上级取得联系，总的任务不够明确，会议决定由唐在刚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情况和请示工作。在未得到上级指示前，红军独立团集结于景德镇、乐平，开化等三角地区，进行整编和训练，以提高军队的政治与军事素质。
信江特委会议后，唐在刚即带领胡仁辉，谢金泉到九江，随同省委妇女部长赴上海。唐在刚找到党中央以后，看到了中共中央6月11日会议通过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听到了争取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爆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受到很大的鼓舞。他决心以实际行动迎接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他在返回根据地途经景德镇时，听取了马步英等人关于景德镇地下党的工作、革命形势及敌人的兵力部署情况的汇报，认为敌人防御空虚，攻打景德镇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派马步英到信江苏区，找方志敏率领红军攻打景德镇。唐在刚则留在景德镇内发动群众进行暴动准备，以便里应外合打击敌人。
方志敏得到马步英的报告后，立即率红军独立团一千余人挥师向景德镇进伐。红军进至洛口，将迎面阻击的靖卫团打垮，缴获不少。7月9日，红军到达景德镇郊外里村后，唐在刚即与方志敏、周建屏等研究作战部署。这时驻守景德镇的敌军仅四百余人枪，且分驻在浮梁县政府、警察总局、湖南书院等四个地方。唐在刚与方志敏等即决定将红军化装成保安团，兵分四路进攻景德镇。敌驻防部队认为是“自己人”，未予阻击。7月10日晨，红军顺利地解除了敌人的武装，共缴获长短枪417支及大量军事物资。红军顺利地巧取了景德镇⑽。
红军巧取景德镇后，立即发动群众打击封建把头，土豪劣绅、反动资本家及地痞流氓“三尊大佛”、“四大金刚”等，没收其财产，计共缴获现金二百余万元。红军的财力得到很大的充实。
红军巧取景德镇后，将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向外扩展一百余里，声威大震。人民群众踊跃报名参军，红军迅即由一千余人发展到四千余人。武器弹药得到了充实，战斗力大大加强。
整个革命根据地呈现出一派大好形势。
红军巧取景德镇后，唐在刚立即召开特委会议，首先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为适应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决定将信江特委改为赣东北特委，领导赣东北及闽北党组织开展革命斗争，并由唐在刚任特委书记。同时，传达了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11日会议精神及中央下达的调集赣东北红军攻打九江，截断长江，配合朱毛部队夺取南昌，配合全国红军夺取武汉、饮马长江，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指示。大家讨论十分热烈。有的主张执行中央指示，有的提出不同意见，认为九江是赣东北的重要城市，敌人易增援，我军远离根据地、且是越过鄱阳湖作战，恐有全军覆灭的危险，有的则公开质问：攻打九江是不是党中央的指示?唐在刚虽一再说明是党中央的指示。但仍然解除不了大家的疑惑。最后，唐在刚决定将情况写成书面报告，由即将到中央学习的邵式平带去向党中央汇报，请中央答复⑾。会议最后决定，积极扩大红军，壮大革命力量。红军独立团由周建屏率领向九江、湖口方向发展。在会议中，唐在刚充分发扬民主，详细听取各方面意见，不武断结论，得到了与会同志的好评。但由于时间仓促，未能认真讨论建立和发展苏维埃区域，扩大土地革命问题，是这次会议的一大缺点。
红军在景德镇驻了六天，为了避敌围攻，孤守无援，遂主动撤离。
8月14日，红军独立团第二次解放景德镇。这次，中共赣东北特委注意了建党建政工作。首先建立了中共景德镇市委，书记李杰三。接着建立了景德镇市苏维埃政府，主席余金德。同时在景德镇组建了一支游击队，保卫新生的红色政权和人民的安全。并开办了武装训练班，培训地方武装的军事骨干。这一切措施，显示了唐在刚的战略眼光和组织才能。
9月上旬，红军独立团突破鄱阳靖卫团设立的四道防线，攻克了鄱阳县城。接着攻克了彭泽县城；再转攻湖口，击溃了鲁涤平的一个警卫团、宋子文的两个税警营及鄱阳、都昌、湖口、彭泽四县的保安队三千余人，共缴获机枪五挺，步枪五百多支⑿。
秋，邵式平从中央回到根据地，证实了唐在刚传达的指示确是中央的决定，并传达了中央再次要求红军攻打九江的命令。
9月9日，赣东北特委在万年的富林召开扩大会议，传达中央指示。中央特派员邱伴林和邵式平传达了立三路线，组织决议案及中央关于攻打九江的指示。会议严肃批判了赣东北过去的右倾错误，并将党、团组织合并为行动委员会。唐在刚任行动委员会书记，方志敏、郑必德、肖韶等四人为常委，黄道、余金德，吴利等十人为执行委员⒀。会议达到了邱伴林预期的目的，因此，他向中央报告说：“中央的策略路线诚然在大会中战胜了地方观念和保守主义，但是还须切实执行，经过不断的斗争。⒁”
赣东北特委为了实现集中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指示，决定正式建立红十军。富林会议一结束，红军即集中于乐平众埠街进行扩编。9月21日，红十军编组完毕。军长周建屏、代理政治委员吴显民，前委书记胡庭铨。
红十军经过一周时间的整训和扩充，立即分兵两路向都、湖、波⒂、彭进军，执行中央“攻打九江。截断长江”的指示。唐在刚虚心听取方志敏等同志的意见，不强行命令红十军越湖强攻九江，而采取避实击虚的游击战术，先取九江周围的都昌，湖口、鄱阳、彭泽及马当、秋浦等城镇，并沿途建立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开展打土豪、分田地斗争。发动了群众、显示了红军的威力，使红军人数增加了几倍，军事物资也得到了很大补充，战斗力大大增强。
但由于红军主力远离根据地，地方武装也随军行动，造成后方空虚，国民党反动派便乘机集中横峰、铅山、上饶、广丰、玉山五县的靖卫团及安徽，浙江一部分保安团迅即攻入根据地腹心——上饶的茗洋关，横峰的霞坊一线，致使闽北，铅山，上饶、横峰等部分根据地受到严重摧残。此时，蒋、阎、冯大战已结束。蒋介石腾出手来，调集兵力进行全国性的第一次“围剿”。因此，唐在刚与方志敏、黄道、邵式平等研究决定，立即昼夜兼程撤回根据地，保卫苏区，避免了在九江打硬仗拚消耗的错误。
11月，中央特派员涂振农(后叛变)到达赣东北，在乐平县湾头李家村主持召开了特委扩大会议。涂振农传达了中央9月24日至28日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精神，进一步批判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错误，停止李立三关于全国总起义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撤消党团行动委员会，恢复党、团、工会组织的经常工作。在会上，唐在刚本着严于律己的精神，主动承担了执行“立三路线”的错误，减轻了邱伴林、邵式平的责任。会议认真总结了经验教训，结束了立三盲动主义的错误。
经过反复讨论，会议提出了粉碎敌人“围剿”的任务，并制订了强有力的措施：在军事方面，调整红十军领导成员，以涂振农为政委，周建屏为军长，并将红十军缩编为三个团，一人一枪，计四千人，以增强部队的机动性和战斗力，从部队中精减下来的二万多人，回到地方加强地方武装，各县成立独立连，区成立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配合主力红军打击敌人。在组织方面，取消行动委员会，恢复党、团、工会组织。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将赣东北特委升级为赣东北省委。唐在刚任书记⒃，黄道任组织部长，肖韶任宣传部长，邵式平任军委主席。省苏维埃主席方志敏。并调整地方党组织，派得力干部加强地方党组织的领导。工作作风方面，要求各级干部必须深入基层，严禁脱离群众，特别是打骂群众。改组区、乡政权，密切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肃反方面，取消非常委员会，恢复同级党委和苏维埃领导的肃反委员会，制订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严禁乱捕滥杀。从而使苏区恢复了正常的社会及工作秩序，出现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局面。⒄
1930年11月，蒋介石调集三万多兵力对赣东北进行反革命“围剿”。敌第五师胡祖玉部沿彭泽、湖口、波阳一线向乐平、万年进攻；敌第55师阮肇昌部沿秋浦、东流一线向浮梁、铅山一线进攻；敌赵观涛部从光泽进攻上饶。数路敌军杀气腾腾向根据地扑来。唐在刚和方志敏等一面动员全苏区党和军民紧急行动起来，保卫苏区；一面亲到战争前线，指挥反“围剿”斗争。在省委的领导下，红十军回师根据地，在万年珠仙桥与胡祖玉部遭遇激战。唐在刚率81团向珠仙桥勇猛冲击，毙敌一百五十余人，缴枪二百余支。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使胡祖玉部的进攻不得不稍作停顿。
趁此时机，红十军即回师上饶，将进驻上饶疯狂清剿的上饶、玉山、广丰、铅山、横峰五县靖卫团全部歼灭。此次战斗，红十军歼敌五百余人，缴枪五百余支，给了敌人以有力打击。
12月中旬，红十军对河口镇发起了攻击。敌守军张辉赞部团长李全坤沿信江设防，并将船只全部集中在自己一岸，认为已万无一失。红十军在距河口五里的高塘村渡过信江，然后分兵三路：一路占领南岸金鸡山，掩护主攻部队前进，一路截断上饶与河口间的公路，打击增援之敌；一路担任主攻，从正面直扑河口镇。红十军首先消灭敌前哨阵地一个连，接着攻下敌团部，将敌军击溃。红军乘胜追击，共俘敌三百余人，缴获长短枪八百余支，机枪四挺，追击炮四门。至此，上饶，横峰根据地已全部恢复。红十军胜利地粉碎了国民党发动的第一次“围剿”。
1931年2月，中央派万永诚、倪宝树到赣东北苏区传达贯彻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在葛源召开的省委扩大会上，万永诚根据王明提出的比李立三的冒险主义还“左”的错误观点，指责赣东北省委是“右倾保守主义”、“封建地方观念”，“富农路线”、“调和主义”等等。会议根据中央指示，改组赣东北省委，万永诚任书记，黄道为组织部长(后由唐在刚继任)，涂振农为宣传部长：邵式平为军委主席。方志敏任省苏维埃主席，倪宝树为红十军政委。唐在刚被排斥为省委后补常委并下到余江县作县委书记⒅。
面对铺天盖地的指斥和“下放”，唐在刚感到疑惑不解：难道说赣东北省委以前的一切工作都错了?难道说赣东北苏区的大发展也错了?心里虽然有些不服，但组织性很强的唐在刚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和荣辱，带着妻子日夜兼程赶赴余江执行党组织交给的任务。
唐在刚一到余江，立即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做艰苦细致的组织发展工作，唐在刚走村串户，日以继夜地忘我工作，很快恢复和发展了余江、贵溪、万年一带的党组织。同时，逐步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组建了地方武装。革命根据地又一派生机盎然。
此时，敌18师某团时常到贵溪丁家坊一带抢粮，对群众威胁很大。4月10日；唐在刚率余贵万地方武装，配合红军81团在丁家坊的两边山上设下埋伏。第二天上午．敌人大摇大摆地窜来抢粮。进入伏击圈后，唐在刚一声令下，红军向敌发起突然袭击。敌军骤不及防，40余人全被缴械。12日，唐在刚又在苟里源伏击敌人，毙敌11人，俘敌30余。13日。责令万地方武装和红军又在鹤岭俘获一百余人枪。6月13日，唐在刚率贵余万独立营在余江一带歼敌18师一部及保安团一个营，缴获枪支四百余。⒆
1931年7月，蒋介石调集30万大军向中央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同时，调集一万八千余人“围剿”赣东北苏区。敌人改变过去长驱直入的战法，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全面进攻”的碉堡政策围剿革命根据地。此时，万永诚竭力推行王明的“持久围困堡垒”的战略方针，同敌人打硬战，拚消耗，因而使红军伤亡很大，处处被动。在红军十分困难时，中央将唐在刚调回省委，接任邵式平的省军委主席职。
8月，国民党第9师向赣东北省委所在地葛源进犯。唐在刚同方志敏、邵式平等研究决定在距离葛源九里远的何家坝利用悬岩陡壁的峡谷伏击敌人。当敌入进入伏击圈后，唐在刚一声命令：“冲啊！”顿时，整个山谷枪声大作?杀声震天，将敌打得鬼哭狼嚎，溃不成军。红军乘牲追击，将敌第55师进犯弋阳方家墩的一个营全歼。
夏，以王明为首的党中央派曾洪易(后叛变)以中央全权代表的资格前来赣东北，解决赣东北省委执行四中全会精神不彻底的问题。同他一道到赣东北苏区的还有吕振球、聂洪钧，杜石公(后逃跑)、关英等人。曾洪易一到苏区，立即以贯彻四中全会精神为名，批评赣东北省委给富农分田是“富农路线”，在军事上采取“扎口子，打埋伏、打小仗、吃补药、围点打援”战术是“右倾保守主义”等等。按照王明路线，在军事上大搞“持久围困碉堡”的“左”倾冒险主义，要红军向余江、贵溪、金溪、资溪的西南方向进攻，打硬仗以打通与中央苏区的联系。一些坚持“避实击虚”的同志被指责为右倾逃跑主义。在组织上，仍以万永诚为省委书记，聂洪钧为组织部长，涂振农为宣传部长。在省委常委中组织了一个以万永诚、聂洪钧，唐在刚为成员的三入主席团。⒇
9月1日至5日在葛源召开赣东北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会议在曾洪易的操纵下，以贯彻四中全会精神为名，指责赣东北的党不但是立三路线的执行者，而且是立三路线的发挥者，指责赣东北党的组织大多数不是从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而是由征服，拉夫、亲族和感情关系相互介绍建立起来的，指责党的支部根本不能领导群众，党的组织生活充满着富农意识，官僚主义、悲观、消极、畏缩，动摇等表现和倾向指责赣东北的雇农工会是富农工会，指责赤卫队、少先队没有成为群众武装斗争的组织，更谈不上是群众的武装组织力量，等等。把赣东北党所领导的各条战线、各项工作说得一无是处。大会正式选举产生了新的省委，书记万永诚，组织部长唐在刚，宣传部长涂振农，再加方志敏、邵式平等为常委。这样，赣东北党政军大权便完全为曾洪易所掌握。
曾洪易积极执行“左”倾冒险的军事路线，主张对敌人实行强攻硬拚。敌人在哪里修碉堡，他就命令红军向哪里攻打，造成红军很大伤亡。红83团团长龙志光，贵溪县委书记花春山等都在进攻敌人碉堡的战斗中牺牲。革命根据地也遭到重大损失。
为了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1932年上年，赣东北省委决定：唐在刚兼任红十军政治委员（21）。唐在刚即率领红十军与闽北独立师，遵照中央关于“打通赣东北、闽北、中央苏区联系”的指示，积极向信江南岸光泽、邵武等地进攻，不断取得胜利。
7月，蒋介石调集五十万兵力向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其中以55、58、79师、18师戴岳旅及浙赣保安团约30个团的兵力将赣东北苏区分成两个区域，进行“围剿”，妄图一举摧毁赣东北苏区。
面对敌人的猖狂进攻，赣东北省委决定坚持避实击虚，寻找敌人薄弱环节，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了打通赣东北与闽北两个苏区的联系， 9月10日，唐在刚与方志敏等率红十军从横峰出发，渡过信江向闽北进攻。15日，红十军在闽北独立师的配合下，兵分两路，同时攻克崇安县的赤石、新村两镇，歼灭敌新46师刘和鼎部一个团的大部，缴获枪支数百及电台一部。20日，红十军强攻浦城歼敌援军两个团，缴枪七百余支，机枪三挺。迫击炮三门及电台一部。
红十军攻占浦城后，敌79师进驻铅山，企图截断红十军返回赣东北的道路。红十军立即回师，行至车盘与79师激战两天，给了敌人以重大打击。唐在刚、方志敏等认为，与强敌拚消耗没有好处，于是主动撤出车盘，辗转回到赣东北。
10月22日，中央红军22军与闽北红军在邵武会师，从而使中央苏区与闽北苏区联成了一片。在此情况下，中央命令建立闽浙赣省委，书记万永诚，省苏维埃主席方志敏。原省军事委员会改为闽浙赣省军区总指挥部，总指挥唐在刚，总政委曾洪易。
1933年初，中央命令红十军到中央苏区后被改编为红十一军。
红十军离开赣东北后，敌第4师、21师向闽浙赣苏区发动猖狂进攻。在十分危急的情况下，唐在刚和方志敏等不顾曾洪易的反对，以红色警卫师为基础，成立了新红十军，以保卫闽浙赣苏区。同时，重新组建各县独立团、营及区游击队以保卫地方红色政权。
新红十军在唐在刚、方志敏等率领下，立即进行了保卫苏区的斗争。在弋阳、贵溪重创敌人后，转入浙西，创建了杨塘特区、婺源中心县委和化玉特区。不久，新红十军又返回周坊，会同贵溪独立营歼灭了敌第四师、二十一师各一部。接着配合中央红军攻克浦城、江山，并夺取了九江近郊的湖塘炮台，击溃敌军三个团。新红十军作战英勇，收复了部分根据地，为粉碎敌人发动的第四次围剿作出了重要贡献。
3月下旬，红84团在上饶台圩与敌遭遇发生激战，因团长指挥失误，红军顿时伤亡二百余人。在形势十分危急的情况下，唐在刚立即赶到战场，亲自指挥，带领战士向敌发起冲击。不幸腰部受伤，但仍坚持指挥，不下火线，终于扭转了战局，转败为胜，将敌击溃，缴枪数十支。（22）
8月，唐在刚伤痊愈后，立即率领新红十军与敌43师激战于乐平，击溃敌四个营，俘敌二百余人，缴枪六百余支。9月，在乐平将敌3师一团击溃，俘获敌人枪一百余。
新红十军英勇作战，虽给敌以沉重打击，但由于受曾洪易“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多次强攻敌人碉堡，受到了不少损失。
转战闽浙赣魂系苏源山
1933年10月，蒋介石调集百万大军对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
“围剿”闽浙赣苏区的敌军共十万人。其部署是：21师梁立柱部驻横峰；12师唐淮源部驻河口；55师李松山部驻乐平；浙江保安二团驻德兴；别动大队曾晴初驻景德镇。敌人采取广建碉堡、广修道路、步步为营、逐步向苏区推进的办法，首先攻占闽浙赣省的首府黎川，截断了中央与闽浙赣苏区的联系。
在形势十分严峻的情况下，唐在刚于11月8日率红83团在横峰杨梅岭伏击前来修筑碉堡的敌军，歼敌一个连，缴枪百余支，初创了敌人，振奋了斗志。
1934年初，唐在刚根据闽浙赣省苏维埃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定的：打退敌人，保卫苏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新苏区的反“围剿”方针，提出了“全党军事化，全民武装化”的方案：决定新红十军在原有两个师的基础上，新建一个师。同时开办“白区工作训练班”培训干部，到敌后开辟新区，创建游击根据地。在苏区内停止查田、查阶级和内部肃反，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一致对敌。省委批准了这个方案，在元月初即动员了二干五百多人参加红军，增强了红军战斗力。
1月，唐在刚主持召开了闽浙赣省全军动员大会。唐在刚在讲话中指出，正当日寇向华北地区大举侵犯之际，事关国家、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卖国贼蒋介石却提出攘外必安内的口号，不去打日本侵略者，而调集百万大军进攻苏区，企图消灭主力红军。我们要针锋相对，以革命的枪杆子消灭反革命的枪杆子。我们军人的职责就是保卫苏维埃政权，保卫苏区人民，消灭敌人。我们一定要坚持斗争，反对投降，誓与阵地共存亡。同时指出，革命战争是工农群众的战争，我们只有组织和依靠工农群众才能进行战争。我们一定要完成省委下达的动员六千人参加红军，扩大红军三个团的任务。同时要动员成千上万的群众上前线，组织五百个群众地雷队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造成敌人寸步难行的局面。他还号召全省军民增产节约，支持前线，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
在闽浙赣省委和省军区的动员和组织下，全省军民紧急行动起来，积极支援前线。在全军动员大会以后的四个月中，兵工厂的工人昼夜生产，子弹产量比平时同期增加了三倍，手榴弹增加了五倍。他们还自制了小钢炮，送往前线。全省人民从人力、物力、财力等各方面有力地支援了反“围剿”斗争。毛泽东对此作了充分的肯定：“赣东北的同志有很好的创造，他们同样是模范工作者。象兴国和赣东北的同志们，他们把群众生活和革命战争联系起来，他们把革命的工作方法问题和革命的工作任务问题同时解决了。”“他们是革命战争的良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们又是群众生活的良好组织和领导者。（23）”正当闽浙赣全省军民全力投入反五次围剿之时，中央六届五中全会精神传到了苏区。一些坚持“左”倾盲动主义的人，坚持以“红色堡垒反对白色堡垒”、“御敌于国门之外”、“不失一寸土地”等口号，指责创建新苏区是“分散红军”的分散主义，搞群众性的地雷战是“单纯防御”。他们要新红十军同敌人打硬仗，拚消耗。因此，红十军很快受到严重挫折。
3月初，敌20师从铅山县河口镇分为两路向横峰县进攻。东路敌军进至连荷以北的猪头山时，受到新红十军和横峰独立营各一个班的顽强阻击。敌军在40多天的时间里，凭仗优势兵力发动了百多次攻击，全被击退。这两个班毙敌七百余人，取得了辉煌战绩。守卫山头的五名战士在敌人逼近时，砸烂武器，高呼“共产党万岁”等口号，跳岩壮烈牺牲。他们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悲壮的颂歌。
7月，根据中共中央《抗日救国六大纲领》等指示精神，红七军团和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作为北上抗日先遣队，与苏区逐步脱离了联系。10月正式出发。紧接着，中央红军也开始长征。整个革命根据地处于十分危急的状态。
新红十军被编为抗日先遣队后，闽浙赣苏区仅留下唐在刚、省裁判部长徐寅荣、省军区参谋长邹琦等坚持斗争。部队仅有新成立的红30师三百余人枪。面对敌人重兵步步逼近的脸恶形势，唐在刚在葛源召开了省委扩大会议。在会上，唐在刚根据当时敌我形势，提出了应变措施：省委搬往磨盘山区，红30师和独立团、营一律改编为游击大队，以增强战斗的机动性。同时，精简领导机构，地方干部一律编入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他要求大家坚定革命必胜信心，积极工作，组织和领导苏区人民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敌人，这次会议给了大家以信心和力量。
敌21师、49师、补充师和靖卫团等共二十余团兵力，向闽浙赣中心区域步步为营，广筑碉堡，将红30师压迫到极小的区域，妄图一举将其歼灭。唐在刚率领红30师转战于碉堡较少的弋阳湖塘、漆工镇等地，寻机打击敌人。
18日，敌人调集数万兵力从四面八方围攻闽浙赣省首府葛源。唐在刚率红30师和游击大队在葛源周围广埋地雷，并利用各个山堡和隘口，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英勇的红30师和游击队给了敌人以沉重打击，但终因众寡悬殊，被敌攻破葛源，不得不突围转战到苏源山区继续抗击敌人。
10月底，唐在刚和关英等在德兴大田苏家镇召开了区以上活动分子会议，决定成立信河、乐河、化婺德（24）三个特委，分别组建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会后，各地立即行动起来，很快出现了人自为战的面。
1935年2月，闽浙赣省委在横峰槎源坞召开扩大会议，总结反五次“围剿”斗争的经验教训。唐在刚说，在反五次围剿的第一阶段，我们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在运动中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使根据地得到了发展。在第二阶段，由于与敌“寸土必争”。同敌人打硬仗，拚消耗，使红军遭到巨大损失，以致不得不远离根据地进行长征。我们应当汲取血的教训，继续坚持游击战争打击敌人。这个分析，得到了与会同志的一致赞同。
会上，宣布了中共中央江西分局的决定：“撤销曾洪易省委书记职务；由关英接任省委书记。唐在刚任省军区司令员。”会议就曾洪易所犯严重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及悲观动摇等问题进行了批判，明辩了是非，鼓舞了士气，这次会议扭转了“左”的局面，拔正了航向，为正确开展三年游击战争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组织基础。
接着，唐在刚在上饶县东村主持召开了省直机关干部大会，传达省委扩大会议精神和落实省委制定的斗争任务。精简了省直机构。被精简的机关干部参加了在德兴大田短训班的学习。不久，他们被编成三个大队，分别由关英、团省委书记邵长河、省政治保卫局长彭国荣率领，分赴信河、乐河，化婺德三个游击区开展游击活动。
唐在刚与邹琦、徐寅荣等率领独立团以磨盘山为中心广泛开展游击活动、狠狠打击敌人。他们还与余(江)，贵(溪)游击队、横峰独立营协同作战，数次攻入军事要地葛源镇，摧毁敌人碉堡，还经常袭击篁村、槎源坞等地敌军炮台，摧毁敌人工事，打得敌人胆颤心惊。
葛源失守后，由于各地党组织艰苦奋斗，先后形成了赣东北，皖南、闽北，浙西南四个游击区，给南京、上海、杭州等地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以很大威胁。6月，蒋介石调集四个师对赣东北游击区再次进行疯狂“围剿”。唐在刚亲自率领独立团在詹家桥迎击敌人，给敌以很大打击。敌军接连向独立团据守的阵地发动数次大规模进攻，均被击退。但红军伤亡也很大。在敌人不断增兵的情况下，唐在刚为保存实力，率独立团转移到葛源密坑村依凭山高地险抗击敌人。敌人糜集山下，将独立团层层围困，并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向山上发起猛烈攻击，独立团牺牲惨重，并很快出现弹尽粮绝的危险局面。唐在刚立即亲自率领金刚连(警卫连)掩护大部队转移。突围到苏源山区时，仅剩下三十余人。在敌重兵围困下，他们一连九昼夜无法吃到一点东西。敌人在山下狂呼乱叫：“红军完蛋了，赶快下山投降吧。”饥肠咕辘又兵刃相逼，个别人出现了不稳定情绪。唐在刚强忍要命的饥饿折磨，振作精神鼓励大家说：“中央红军很快会打回来，革命一定会胜利。我们要勇敢坚强地活下去，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只要坚持斗争，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给了大家以很大鼓舞。
最后，唐在刚，关英等研究决定派方远辉回漆工镇、湖塘一带发动群众建立游击队，准备暴动，关英下山调部队前来解围。
情况仍在继续恶化。唐在刚决定派马步英、邹琦、方秋荣下山采购粮食。妻子方秋荣临行时依依不舍地说：“在刚，你也同我们一道下山吧。”唐在刚亲抚着爱妻的头发说：“我的目标大，在这里可以牵制住敌人。”方秋荣说：“我也留在山上吧。”唐在刚说：“不。你是本地人，下山去便于开展工作。不要为我担心，我们一定会胜利的。”
留在山上的仅有唐在刚和徐寅荣、邹琦等三人。由于山上常断炊烟，唐在刚等常以树叶、野菜充饥，个个骨瘦如柴。唐在刚更因山地潮湿，脚趾糜烂，走路都十分困难。
7月20日晨（25），叛徒徐志荣带领敌军埋伏在山林中，然后以送饭为名，将唐在刚等三人从山内诱出。十分机智的唐在刚见巳中敌埋伏，便立即拔出仅有三粒子弹的手枪，接连打死两个敌人。最后在高呼“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声中将唯一的一粒子弹打进了自己的胸膛。徐荣、邹琦被捕牺牲。残忍的敌人割下唐在刚的首级，在横峰城“示众”。
将自己的一切奉献给闽浙赣人民的唐在刚，将永远活在闽浙赣人民的心中。
360docimg_0_1949年7月，受邵式平、方志纯指派，南昌来了一批人到弋阳，目的是接回寄养在该县农村的三个女孩子，她们分别是，方志敏烈士的女儿方梅，邵式平的女儿邵佳玲，唐在刚烈士的女儿唐尚贞。
那次，唐尚贞没能走成，原因让人心酸，没有出门的衣服。她出生在1932年腊月（公历为1933年元月），按虚岁算当时18岁，因为养父早逝，养母家境十分贫寒，养母的次子和她合穿三条裤子。不到一个月，方松、方贤带着省民政厅准备的两套衣服再次来到弋阳，将发育不良的她送到上饶烈校。
日前，在贵溪市城南老教育局宿舍的一栋平房里，年近八旬的唐尚贞老人回忆起当年的境况，不禁声音哽咽，双眼通红。她向记者讲述了和父亲唐在刚有关的一些故事。
一位陌生的父亲
1939年，唐昌盛（字茂财）并不知道唐在刚已在赣东北牺牲的消息，在四川开江老家写信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打听儿子的情况。信转给毛泽东阅后，毛泽东亲笔写了一封回信。
毛泽东在信中写道：“唐在刚同志是我党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为革命英勇献身，功勋卓著。”
1939年10月，时任中共南方局代理书记的秦邦宪（博古）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亲手将信交给烈士之父唐昌盛，并发给大洋六百块以资抚恤。
秦邦宪对他父亲说：“唐在刚同志是我党的优秀党员，杰出的政治家和红军将领，在创建闽浙赣革命根据地中功勋卓著，最后以身殉职，这种精神是我们全党学习的典范。他的牺牲，是你家的不幸，也是我党和全国人民革命事业的巨大损失。”
毛泽东亲笔信的原件毁于国民党的抄家。1955年唐昌盛给儿媳妇方秋荣（其父方远辉烈士系方志纯的胞兄，方志敏的堂兄）写信时详细记述了此事。
1923年，唐在刚考入北京工业大学，次年8月入党。1928年3月他被党中央派到江西，出任赣东北特派员，先后任过信江特委书记、赣东北省委书记、省军事委员会主席、红十军政委、闽浙赣省军区司令员兼政治部主任，直到1935年在弋、横交界的苏源山区英勇自戕。他短暂而战斗的一生有七年时间在景德镇、弋阳、横峰、贵溪等地度过，期间还任过近半年时间的余江县委书记。
但对于唐尚贞来说，父亲唐在刚是陌生的。1933年春，她母亲方秋荣要随军作战，无力抚养她，受唐在刚委托，方志敏将她寄养在距湖塘五里地外的明堂源黄银章家。因为黄家经济困难，由方志敏在湖塘村拨出五亩田为抚养费。那时她才出生刚满40天。
她后来听养母说过，大概两岁的时候，曾带她去过红军部队里见过父母亲，当时的情景一点印象也没留下。养母印象最深的是，因为国民党的封锁，苏区百姓吃盐相当困难，想带点盐回去，由于部队也困难，唐在刚给了她一些盐炒的豆子。
这是她和父亲唐在刚的最后一面。
1935年7月5日，唐在刚面对敌军的重重包围，将驳壳枪中仅剩的三颗子弹，打死两个敌人后，最后一颗子弹射进自己的胸膛。曾被悬赏3万块大洋的唐在刚，牺牲后没能留下全尸，头颅被割下，挂在横峰县城示众，几天后才被革命群众偷走掩埋，下落不明。
一张难得的遗像
建国后，弋阳县、贵溪县革命烈士纪念馆要她父亲唐在刚的像片，怎么也找不到。父亲的警卫员等人见到她以后，说她长得有几分像父亲，就以她为原型给唐在刚烈士画了像。如今贵溪市烈士纪念馆的唐在刚烈士遗像就是那时画的。
后来，方志纯去北京开会，碰到叶剑英。两人说起唐在刚时，方志纯说唐在刚还留有一个女儿，可惜连一张像片都没留下，遗像都是根据女儿画的。叶剑英说自己曾和唐在刚有过一张合影，马上找到那张合影把唐在刚那部分剪下让方志纯带回江西。
唐尚贞老人拿出一块瓷板画，上面题字为：革命先烈军委会主席唐在刚遗像 1963年秋月 未亡通信员邹长生敬献瓷都。这张画像就是按叶剑英赠送的那张遗像制作出来的，只是将所戴帽子作了修改，将合影上的瓜皮帽换成红军帽。
那张遗像的下落，还被小外公方志纯抱怨过，那遗像和亲笔信让人翻拍成照片就行，原件要珍藏好。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弋阳县革命烈士纪念馆找她收集唐在刚烈士遗物，那张遗像被拿走。一同拿走的还有她父亲写给祖父母的几封亲笔信。来人是弋阳县文联主席丁凯，贵溪西洋丁家人。
记者在她家见到个大搪瓷茶缸，上面题字为：征集革命文物留念 弋阳县革命烈士纪念馆。没注明时间。
一条珍贵的鸭绒被
在唐尚贞老人家里，珍藏着不少资料，有闽浙赣省苏维埃副主席徐大妹回忆唐在刚的口述稿原件，有方志纯分送亲友的大幅遗像，还有一份关于她的证明材料原件，是1994年为补办离休手续用的，证明人是胡德兰和朱旦华。胡德兰是邵式平的夫人，朱旦华则是方志纯的夫人。
她家的橱顶有个旧箱子，用了60多年，是在南昌读书时和邵式平夫妇一起上街买的。她至今记得胡德兰说她母亲方秋荣，一个女孩子，箱子都没一个，买吧！到底是谁掏的钱，她记不清楚。
其实，她身边还有一条父亲唐在刚用过的鸭绒被，是珍贵的革命文物。因为父亲牺牲时正值盛夏，鸭绒被没随身带去得以幸存。
母亲方秋荣生前告诉她，你父亲什么也没留下，仅仅留下一条鸭绒被，是他自己盖过的，等我死后就给你留着。
1975年正月母亲去世后，这条鸭绒被就跟着她，一直在用。
记者在她家看到，这条曾为烈士取暖御寒的鸭绒被只适合单人床用，或许就是他求学北京时家里给准备的。被里絮着厚厚的鸭绒，里外两面以丝棉、帆布衬着，被套换了多少次她也记不清，眼前的被面就好几种花色，多次缝补成这样。
可能是质量特别好的原因，虽说用了七八十年，保暖效果依旧良好。
三十多年前，这条鸭绒被也差点被征集走。因为是父母亲给她惟一的纪念物，不舍得，没给。自幼失去父亲，把鸭绒被留下身边，多个念想。
父亲能拥有这样一条鸭绒被并不稀奇。唐家在四川开江县广福乡是个兴旺的大家庭，祖父是清末的翰林，父亲唐昌盛经营斋铺（糖果），家境殷实。
1929年腊月，时任信江特委书记的唐在刚回到四川老家，和父亲商量散家产以资助革命，打算卖掉家中的两个煤厂和大量田产，得到了父亲的支持。兄妹六人，排行第二的他最为父亲器重。
一些难忘的记忆
养父黄银章有两个儿子，一个比她大，一个比她小。十岁那年，养父因病去世，家庭重担全压在养母柔弱的肩上，生活更加困苦。养母邵春梅弋阳邵家畈人，是邵式平本房的侄女，把孩子托付给她就出于对她的信任。
不到十岁的那一年，她被传染上麻疹，病情十分严重，又逢涨大水，没钱看病。怕她养母还不上钱，一般人家根本不敢借，最后，养母费了好大周折借来一块银元，延医买药救了她的命。
曾有算命先生给她算过命，让她改名，尽管年幼，她不肯，养母也不赞成。名字是父亲在她出生前就取好的，父亲说过，“尚贞”两个字，不管男孩还是女孩，都可以用。名字是父亲留给她最好的纪念。
明堂源村百多户人家，以黄姓人家为主，大家都知道她是“土匪头子”的女儿，欺负她的，冷眼相待的，都有。大概八九岁那年，她提着篮子去河里洗衣服，路过隔壁地主家时见大丽花开得正艳，一时喜欢摘下一朵放进篮里，被地主家女儿大骂一顿。因穿得破烂，说什么臭讨饭的，人不像人，鬼不像鬼，还摘人家的花。
现在她所住平房前的空地上，种着夜来香、宝石花、菊花等十多个品种的花草，茉莉花和大丽花正开着花。老人说，喜欢养草种花就因为那次挨骂。
早在她七八岁时，就有人出主意把她许给人家做童养媳，养母不肯。16岁那年，按乡下的习惯，可以嫁人了。村里人见她养母家有上顿没下顿的，建议让她嫁人去。养母依旧不同意，说她外公（指方志纯）迟早要回来找她的，我要把她交还给他。
她十分感激养母的恩情，养母去世后仍年年去弋阳走动。那里只有养兄的儿子，另一个弟弟当兵去了陕西临潼失去联系。
到上饶烈校不久，邵式平、方志纯在南昌先后见过她，看她长成那个样子，心痛不已。虽说虚岁十八了，因多年营养不良，身高和十来岁的孩子差不多，还瘦得吓人，连读书都难坚持。他们二人找到时任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的黄元庆（曾当过唐在刚的警卫员、红十军副团长），派人将她送到黄元庆家里，由他安排到上海同济医院住院。
在院期间，邵式平、方志纯都到医院看望过她。邵式平还拿过30元钱给她买零食。
经过调理，半年后，她的个子长得正常了，人也变胖了。院长跟她开玩笑，不能再胖了，再胖就出不了院门。
读上饶烈校时，班上同学年纪大小不一，小的十一二岁，大的二十多岁，有的还成了家生过孩子，她算年纪适中的。班上同学中，有黄道烈士的女儿黄知慧夫妇，贵溪的烈士子弟还有宋港成、宋来成等人。刚进校的两年，条件也差，穿的衣服全是国民党部队军装改制的。
泗沥方家村的方志强也是烈士子弟，和她是同学，两人定下终身。受报纸上宣传的乡村教师典型的感召，她主动要求去乡下当个小学教师。1958年，她从江西工农中学毕业后来到丈夫老家贵溪，在父亲唐在刚战斗过的地方参加工作，一直在方家完小教书到1989年退休。
她曾向小外公方志纯说起过小学所在地——老虎岗，方志纯对那地名不陌生，在那带领部队打过仗。还说，乡村也需要老师，要她好好工作，教育好老区的革命后代。
文革中，方志纯遭受迫害，在贵溪的她也受到牵连。大概是1967年，全县1200多名教师有800多人集中到上清镇接受批斗，红卫兵逼着她承认自己是地主子女，她死活不认，下定决心，大不了就是一死，连寻死的法子都想好了。
有好心人站出来，建议去弋阳她养母家调查，于是正反两派都安排人员去弋阳。调查回来后，保她的人连家也没回就去告诉她，那里的群众个个都知道她是唐在刚烈士的女儿，连小孩都清楚。仍想迫害她的人调查回来后悄无声息，没再批斗她。
一个回乡的梦想
1993年底，方志纯骨灰送回弋阳县漆工镇湖塘村安葬，她受邀参加了安葬仪式。早在堂外公方志敏铜像落成之际，她也去弋阳参加过典礼。就在上个月，长她一岁的方梅来到贵溪，这对年迈的小姨和外甥女又得以相见。
落叶归根，人之常情。
随着年岁的增长，回四川省开江县老家看看的想法越来越强烈，越来越有一种紧迫感，越来越让她不安，毕竟岁月不饶人啊。
和老家的联系中断几十年，老家的亲属还有哪些人，她已不清楚。传闻中要建的唐在刚烈士纪念馆到底建没建成，她更不知道。
她母亲在世时，和老家的祖父、叔父他们还有联系，老人们离世后，就渐渐地断了。
在她家里，记者见到两张一模一样的黑白照片，背面都写着字，一张是寄给她母亲方秋荣的，一张是寄给她的，时间是1952年。照片上是父亲唐在刚最小的叔父夫妇。
1983年，她给老家的亲属写过信，没有回音。
就在几天前，在上海工作的外孙女找到开江县党史办的电话，说了她想找唐在刚老家亲属的事，对方很热心，找到唐在刚健在的幺弟唐英（原名唐在樟），还有三弟唐在忠的孙子唐一文。她在儿子家和堂侄视频过。
今年82岁的唐英在自贡市，唐一文等亲属仍在广福镇老家，他们也曾来信找她，没联系上。从他们那儿得知，当地筹建的唐在刚纪念馆迟迟未动工，连建在县城还是广福镇也没敲定。
他们那儿还保存有不少和唐在刚有关的资料，连当年她母亲的去信都在，还有上世纪70年代她和母亲的合影。
和老家的亲属联系上了，让唐尚贞老人很开心，回老家的想法也变得强烈起来。她说，老家到底是父亲的生身地，自己是父亲的独女，回乡去祭拜祖父祖母等先辈，也应该是父亲的遗愿，再不去，日后在九泉下怎有脸去见父亲？
·
相关链接：
邵式平(1900～1965)，字守一，又名三伢子。江西省弋阳县邵家畈人，是我党我军早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著名的农民运动领袖。是弋横暴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是闽浙赣苏区和红十军的创建者与领导者之一，也是闽赣苏区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1931年11月和1934年6月两次当选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人民政府执行委员和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1949年6月南下，毛泽东亲自点名担任第一任江西省人民政府主席，1949年9月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并出席开国大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中南局委员、中共华东局委员，中共江西省委常委、省委第二书记、省长。1956年被选为中共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在任期间，创建了闻名天下的半工半读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各省农业大学的前身），为中国教育史写下了光辉的一笔。
方志纯(1905～1993)，江西省弋阳县漆工镇湖塘村人，原名方远钧，曾用名方志诚、万里、冠雄、王佑、汪冠英、王民生等，方志敏烈士的堂弟。1927 年，他参加了举世闻名的八一南昌起义。党的八七会议之后，他又回到家乡及赣东北贯彻会议精神，并作为领导成员之一筹备和参加了著名的窖头会议，先后任农民革命团团长，弋阳县九区团区委委员、信江团特委、赣东北团省委书记，中共赣东北省委常委、中共信江南岩特委书记，贵余万三县游击队司令兼政委、红十军赤色警卫师师长、政委、赣东北省军委代理书记等重要职务，1933年初随红十军进入中央苏区。1949 年6月，方志纯南下江西工作，历任中共华东局委员、江西省委常委、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省政府党组副书记、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省委第一书记、第二书记）、省长、省军区第一政委。他在江西工作期间，倡议开办烈士子弟学校，亲任校长，培养了建国后江西的第一批地方干部。
胡德兰，女，江西星子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闽浙赣省军区供给部部长、闽赣省苏维埃政府教育部部长、中华苏维共和国国家医院院长、晋察冀边区粮食局秘书主任、嫩江省粮食局局长。建国后，历任江西省妇联副主任、省工业厅副厅长、省物资局局长，江西省第四届政协副主席。是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朱旦华（1911～2010），女，原名姚秀霞，浙江省慈溪县人，1937年11月参加革命工作，193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延安陕北公学学员、新疆迪化女中教务主任、延安中央党校休养员、中央妇委会秘书。建国后，历任全国妇联组织科科长、江西省妇委会委员、省妇联宣传部部长，省妇联副主任、省妇联主任、党组书记，江西省第五届政协副主席。朱旦华的前夫是毛泽民，生有一子毛远新，毛泽民同志牺牲后，建国初期又嫁给方志纯同志为妻。
方远辉（1889～1934），江西省弋阳县漆工镇湖塘村人（方志敏的堂兄、方志纯的胞兄）。1925年参加革命，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秋，任弋阳县农民协会委员。同年冬，参加漆工暴动。1927年，出席江西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同年9月任中共弋阳区委委员。10月率弋阳九区农民3000余人攻打烈桥，揭开赣东北工农武装起义的序幕。1928年1月出席赣东北五县党的会议，任中共五县工作委员会委员，参加领导弋横暴动，任第五路指挥，率部向德兴发展。8月任中共德兴县委书记、德兴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后历任赣东北省红军医院政治委员、乐平县苏维埃政府保卫局局长、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储粮合作社副主任等职，曾获省苏维埃政府颁发的“努力”奖章。1934年11月主力红军北上抗日后，留守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不久，在齐川源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1934年12月25日在弋阳县城光荣牺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