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先秦名学史（翟锦程）
第一章 导 论
先秦时期是我国古代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更迭交替的大变革时期，奴隶主贵族宗法制度由强到弱，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势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变强，最终取代了奴隶制而登上历史舞台。社会形态的大变动，必然会推动思想意识的大发展和大繁荣，因此，先秦时期也是各种思想学说此起彼伏、相互对訾、异常活跃的时期，苟子所谓"诸侯异政，百家异说"(《苟子·解蔽》)正是对当时社会政治领域和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纷繁复杂情形的生动反映与真实写照。同时，先秦时期还是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孕育和生长时期，历代学术，纯为我所自创者，实止先秦之学耳"中国思想史上几乎所有重大的理论问题和思想学说都可以在先秦诸子的典籍与著述中找到它们的源头和根据。
在先秦思想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有关名实关系问题的讨论是当时诸子极为关注的一个焦点，而且也与各种学说的演变、发展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名实关系问题基础上逐渐开展的对名的有关问题分析、研究，构成了先秦时期颇具特点的理论思潮--先秦名学。在诸子的思想学说中，都或多或少地论及了名学的不同方面和不同内容，而且社会政治领域、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和社会生活领域中出现的一些重要问题，都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在他们的名学理论之中。可以说，名学是先秦时期各种思想学说发展的一个结合点和交会点，也是当时各种社会文化思潮演变、发展的结晶。名学所涉及到的问题不仅仅是名实关系问题本身，而且还关涉到社会政治、思想意识形态和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包含着更丰富的思想内涵，具有更深刻的理论价值和更广泛的文化意义。因此，我们应当把先秦名学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对象，从先秦整体文化的特点出发，结合各家及诸子思想的特点，梳理出它的历史发展线索和基本内容。
第一节 先秦名学的研究对象
将先秦名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是从晋代鲁胜开始的，他曾写就了《墨经注》一书。虽然其书早已佚失，我们无法确知他注的具体内容，但从现在仅存不足300字的《墨经注序》中，可以看到鲁胜对先秦名学的初步认识和理解。他提出："名者，所以别同异，明是非，道义之门，政化之准绳也。"说明先秦名学既具有区别事物同异、分辨是非曲直的认识作用，又具有规范伦理道德和政治生活的社会作用，深刻地揭示了先秦名学的内在特点。
一、"名学"的基本含义
"名学"一词在汉语中早已存在了，但作为称谓先秦诸子思想学说的专门术语，是从近代才出现的。"名学"一词的基本含义有：
1．著名的学者：
《后汉书·郑范陈贾张传赞》："中世儒门，贾郑名学。"
《三国志·吴志·华聂传》："汉时皆名学硕儒乃任其职，乞更选英贤。"
2．逻辑学(Logic)的中文译名：
《穆勒名学》(严复)：案逻辑此翻名学。
《旭书·订孔》(章太炎)："世之诸仞识论之名学，而以为在琐格拉底、亚历斯大德(即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引者注)间。"
3．"中国古代的逻辑"：
《逻辑指要·例言》(章士钊)："逻辑起于欧洲，而理则吾国所固有。......先秦名学与欧洲逻辑，信如车之两轮，相辅而行。"
《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胡适)："后来有些人懂印度的名学心理学了，方才知道这几篇(指《墨辩》六篇--引者注)里又有名学知识的道理了。"
4．先秦名实关系问题讨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思潮：
《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胡适)："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名实之争。"
除去第一种含义以外，"名学"的其他三种含义比较接近。实际上在先秦时期，诸子虽未明确地提出"名学"这一术语，但在讨论名实关系问题的过程中，各自都有比较确定的用语，如孔子主张"正名"，苟子申述"制名"，后期墨家继承墨子的思想传统，提出"察名实之理"。尽管这些用语有所不同，但其所指却相对一致，都是围绕着名的有关问题进行论述的，可以视为是对"名学"一词的最初使用。
至汉代，史家开始对先秦诸子的思想流派进行清理，遂有阴阳、儒者、墨者、法家、名家、道家(见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之分，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则又列出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为"诸子十家"，始见"名家"一词。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像"儒学"、"墨学"等术语都有固定的所指，即儒家之学、墨家之学，而"名学"则并不仅仅限于所谓的"名家"之学，而是泛指在名实关系问题讨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对名的有关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学说，先秦诸子关于名的认识和思想都属于"名学"的范围。
二、"名"的基本含义
为准确把握先秦名学的研究对象，我们首先必须弄清"名"本身在中国语言中的基本含义，再根据诸子对"名"的理解和界说，来确定名学之"名"的基本意义。
(一)"名"的由来
"名"在甲古文中是妙《说文解字》中提出："名，自命也。从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名。"
(二)"名"的基本含义
在古汉语中，"名"一词的含义十分丰富，近二十种，其主要含义有以下几种：
1．人名：
《礼记·曲礼下》："天子不言出，诸侯不生名，君子不相恶。"孔颖达疏："诸侯相见，只可称爵，不可称名。"
《白虎通·姓名》："人必有名，何?所以吐情、自纪、尊事人者也......名者，幼小卑贱之称。"
2．命名、取名：
《礼记．内则》："父执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左传．宣公三年》："生穆公，名之曰兰。"
3．事物的名称：
《论语．阳货》："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0"《荀子·正名》："名定而实辨。"
4．名分、名号、名义：
《国语．周语上》："有不贡则修名，有不王则修德。"韦昭注："名，谓尊卑职贡之名号也。"
《论语．子路》："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t必也正名乎!，，何晏《论语集解》引马融曰："正百事之名。"
5．谥号：
《逸周书．谥法》："是以大行受大名，细行受细名。"孔照注："名，谓号谥。"
6．名声、声誉：
《晏子春秋．内篇杂上二十五》："晏子长不满六尺，身相齐国，名显诸侯。"
《礼记．中庸》："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郑玄注："名，令闻也。"
《易．乾．文言》："不成乎名，遁世无闷。"孔颖达疏："不成乎名者，言自隐黜，不成就令名，使人知也。"
7．形容、称说：
《论语．泰伯》："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0：9朱熹集注："言物之高大，莫有过于天者，而独尧之德能与之准。故其德之广远，亦如天之不可以言语形容也。"
8．大：
《礼记·礼器》："因名山升于中天。"
《庄子·天下》："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广韵·清韵》："名，大也。"
9．名目、种类：
《孙膑兵法·五名五恭》："兵有五名：一曰威强，二曰轩骄，ZIEI
刚至，四曰助忌，五曰重柔。"
10．文字：
《周礼·秋官·大行人》："王之所以抚邦国诸侯者......九岁属瞽
史书名，听声音。"郑玄注："书名，书之字也，古曰名。"
《仪礼·聘礼》："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郑玄注："名，书文也，今谓之字。"
11．眉睫之间：
《尔雅·释训》："目上为名。"郭璞注："眉眼之间。"
12．通"明"：
《释名·释言语》："名，明也，名实事使分明也。"
"名"的这些含义基本上是从本意"自命"引申出来的，而呈多样化，具有多重意义。
三、先秦诸子对"名"的界说
尽管"名"在汉语中是多义的，但先秦诸子在名实关系的基础上，从名学的意义所讨论的"名"，其含义是相对集中和固定的，我们再来考察一下诸子对"名"的理解和论述，从而把握名学之"名"的基本意义．
1．孔子："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论语．子路》)
2．苟子："名也者，所以期累实也。"(《苟子·正名》)
3．韩非："审名以定位，明分以辩类。"(《韩非子·扬权》)
"用一之道，以名为首，名正物定，名倚物徙......不知其名，复修其形；形名参同，用其所生。"(同上)
4．《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老子·一章》)
"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不臣。"(《老子·三十二章》)
5．庄子："名者，实之宾也。"(《庄子·逍遥游》)
6．宋钎、尹文："名者，名形者也；形者，应名者也。"(《尹文子·大道上》)
"有形者必有名，有名者未必有形。形而不名，未必失其方圆黑白之实；名而不形，不可不寻名以检其差。"(同上)
7．公孙龙："夫名，实谓也。"(《公孙龙子·名实论》)
8．墨子："瞽者不知白黑者，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天下之君子不知仁者，非以其名也，亦以其取也。"(《墨子·贵义》)
"今天下之诸侯将犹多皆免攻伐并兼，则是有誉义之名而不察其实也。此譬犹盲者之与人同命白黑之名，而不能分其物也。"(《墨子·非攻下》)
9．《墨辩》："所以谓，名也；所谓，实也。名实耦，合也。"(《墨辩·经说上》)
从上列诸子对"名"的界说和论述来看，"名"的基本意义主要是指：自然事物的名称；社会政治领域中的名分、称谓；法律条文中的名称等。概而言之，"名"就是在与实对应的意义上，对各个领域中事物名称的概括。先秦名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在名实关系问题的基础上，研究有关名称问题的一种社会文化思潮。
四、先秦名学的基本类型
本书所划定的先秦的时间范围是春秋战国时期，即公元前7770年周平王东迁，到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统一天下。
春秋战国时期正是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历史阶段。社会各个阶层的不同利益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都有所反映，表现为新旧思想意识的对立与斗争。各诸侯国出于不同的政治需要，诸子所代表的不同的阶级利益，在理论上表现为各不相同，甚至是完全对立的学说体系，推动了先秦名学多元化的形成和发展，"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汉书．艺文志》)。各家诸子怀着"以其学易天下"的远大理想，站在不同立场上，从不同的层面，建立起了种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苟子．非十二子》)的学说，这些学说"皆有所长，时有所用"，各诸侯国对各家也采取"兼而礼之"的态度，大大促进了思想解放和发展、繁荣。
名实关系问题是诸子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基础上他们
对名的有关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和论述。从内容上来讲，主要包括名的意义、名的生成基础、名的类型、标准、名的谬误及名言关系
等。尽管诸子都以"正名"为己任，但在为何"正名"、如何"正名"的问题上却各执一端，既相互吸收，又相互批判，呈"百家异说"特点。即使在同一学派的思想发展过程中，前后理论也不尽一致甚至激烈对诤，如"儒分为八，墨离为三"(《韩非子·显学》)，充分地展现了诸子思想鲜明的文化个性。从理论形态上来讲，主要包括孔子、苟子的"正名"与"制名"论；韩非的"综核名实"论；老庄的"无名"论；宋钎、尹文的"形名相应"论、惠施的"历物"论、公孙龙的"唯谓"论；墨子及其后学的"以名举实"论。
(一)"正名"与"制名"
"正名"问题是先秦名实关系讨论的核心问题，"正名"与"制名"是孔子与苟子提出的名学理论。先秦时期，儒家的思想与墨家的学说一起被称誉为"显学"--"世之显学，儒墨也"(《韩非子·显学》)。在当时的意识形态领域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在先秦名学一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孔子首创"正名"学说，后经苟子的继承和改造，形成一整套较为系统的"制名"理论。儒家各个时期的代表人物基本上都承袭了孔子"正名以正政"的主张，围绕着统治阶级政治制度的建立与巩固，以及与之相应的伦理观念来阐述他们的"正名"理论。到西汉时，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后，包括"正名"理论在内的儒家思想，逐渐成为主宰中国古代政治、伦理、意识形态和文化发展的重要学说。
孔子的"正名"学说是在社会形态转变和社会关系变化过程中，为维护奴隶主宗法等级制不受新兴地主阶级封建政治的冲击而创立的。孔子明确地区分了名和名称谓的对象，要求名实相符，提出了纠正名实不符的方法--"正名"，并以礼为正名的标准。孔子维护旧制的立场在名实关系上表现为名先实后，即以旧名正新实。孔子在先秦名学史上第一次比较全面地论及了名学的主要问题，开创了先秦名学发展的先河。
苟子在"诸侯异政，百家异说"的背景下，为建立地主阶级的统一国家和封建政权提出"制名"学说。在内容上苟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以社会政治意义的"明贵贱"为目的，但在思想取向上则是顺应社会进步的潮流，面向新型的封建政治建立的需要。他将名实关系问题置于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认识基础上加以讨论，改造了孔子以名正实的名实观，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制名以指实"(《苟子·正名》)的名学理论，论述了名的基础、"制名"的原则和方法等问题，并且在名的标准上，加进了法的内容，充实了"正名"的准则，在一般意义上分析了"名实相乱"的"三惑"，完善了儒家的"正名"理论，对先秦名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综核名实"
"综核名实"是韩非提出的直接服务于新兴地主阶级建立中央集权、封建君主专制统治这一核心的名学思想。在韩非生活的战国末期，封建政治在各个诸侯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新兴地主阶9级为巩固已取得的政权，积极推行变法，扩充实力，以成就统一天下的霸业。在天下统一的过程中，虽然地主阶级在政治上已处于相对稳定的地位，但在阶级内部权力斗争曰趋突出起来，臣吏的权力和地位曰益壮大，即所谓"战胜则大臣尊，益地则私封立"(《韩非子'定法》)。对君主和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构成了直接的影响和威胁。因此，如何建立和完善封建君主专制政治，成为当时迫在眉睫的重要课题。
韩非的名学思想是以封建君主的政治统治术为出发点，以名实相符、用实定名、检名为原则而展开的。在君臣关系问题上，韩非积极主张"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在名实关系问题上则倡导"形名参同"、"周合刑名"、"循名责实"的"综核名实"的主张，并在此基础上，从名学角度深刻分析了社会政治领域中"名实不称"的种种表现及其危害。
如果说苟子在"圣王没"的情况下，提出"制名以指实"的学说，是为新君主重新"制名"而服务的，并为"百家争鸣"局面的结束做了理论准备，那么，韩非的主张则是为"诸侯异政"局面的结束做了理论准备，他的名学理论是先秦名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也对我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三)"无名"
"无名"是道家提出的名学主张。老庄作为奴隶制走向瓦解和崩溃，封建制逐步确立过程中社会没落阶层的思想代表，他们在政治上逃避现实，在思想上追求为我，在方法上实施"无为"，对社会进步和发展采取了否定的态度，但又感慨于无可奈何，他们基于对，道的理解和认识提出了"无名"学说。通观《老子》和庄子的"无名"论，他们的思想主旨并不是绝对地否定名的实际存在，而是把无形、无色的道看作是无名的，是绝对的；把道在"朴散以为器"、"残朴以为器"的过程中出现的万物看作是有形、有色、有名的，是名称谓的对象，是相对的。在他们看来，名的出现和存在是对自然无为JD之道的人为的破坏。老庄的"无名"观点恰恰从反面印证了先秦名学的思想内容。
老庄的"无名"论在先秦思想中独树一帜，在先秦名学的整体发展过程中构成了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充分显示了先秦名学的多元化特点。
(四)"形名相应"、"历物"、"唯谓"
"形名相应"是宋宅歼和尹文提出的名学思想。他们是稷下学派的学士，在稷下学宫杂糅综汇各家之言，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思想理论。宋钎和尹文把道视为万物产生的根源，把名视为物之固有，名而命形，提出了"形名相应"的思想主张。与诸子不同的是，宋尹对名与分进行了严格的区分，并通过名巧妙地解决了礼治与法治之间相互对立的矛盾，通过法延展了孔子倡导的"正名以正政"的思想传统。在先秦名学的发展过程中，宋尹的思想前承孔子，后启惠施、公孙龙，是先秦名学逐渐脱离社会政治与伦理的现实，走向抽象发展方向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历物"是惠施名学思想的核心。惠施是后期名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的学术思想主要反映在《庄子·天下》所记载的"历物十事"中。"历物十事"中的命题是当时辩者所热中讨论的问题，这些命题既反映了惠施的哲学思想，也反映了惠施的名学思想。惠施在辨察万物的基础上，明确地将万物之间的同异作为其名学思想的根据，成为使先秦名学彻底脱离社会政治现实，而向抽象化方向发展的一位典型代表。
"唯谓"是公孙龙名学思想的中心。公孙龙在阐述他的名学思想过程中，始终没有脱离开先秦名学"正名"的理论核心，而且也把"正名"作为其名学的首要任务--"以正名实，而化天下"(《公孙龙子·迹府》)。公孙龙延续宋尹"形名相应"、"别彼此"和惠施"历物"的思想传统，系统地考察了"物"、"实"、"位"、"正"之间的关系，对物固有的形、色等要素进行了详细分析，将其名学建立在区别实的，彼此同异的基础上，提出了"唯乎其彼此"的正名原则，是抽象地讨论名学问题的一个理论高峰。
就宋尹、惠施、公孙龙的学说主张来看，在内容上各有不一，甚至完全相反。但是他们的思想都具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注重对"物"进行考察和分析，尹文主"别彼此"，惠施行"历物"，公孙龙则强调"物、实、位、正"。这一特征与儒、墨、法诸家"治世"的思想取向相反，与道家"避世"的主张相异，而是"治物"以求知，构成了先秦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虽然尹文讲究正名分，但是以正形名为基础；孔子虽讲"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但是以匡正政治伦理秩序为目的。在历史上，宋饼、尹文、惠施、公孙龙多被指责为"辩者"、"名家"，他们的学说被视为"琦辞"、"怪说"。我们按照名学的理论形态，将宋尹、惠施、公孙龙等人的学说归为一类。
(五)"以名举实"
"以名举实"是墨家的名学主张。墨家是在与儒家激烈对訾斗争过程中发展起来的重要学派，战国时期盛极一时。墨家的创始人墨子虽曾"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但最终"背周道"而"非儒"(《淮南子．要略训》)，与之分道扬镳，儒、墨相非表现在许多方面，名实关系问题的相訾是其中之一。墨子尖锐地批判了儒家以名正实的思想，提出了"察实"、"分物"而后"有名"的"取实予名"的名实观。孔子大力主张"正名"以"正政"，在名学上是以名定实的表现；墨子则倡行"取实予名"，是名由实定的表现。
墨家学派在墨子之后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虽然在它的内部"墨离为三"(《韩非子·显学》)而"倍谲不同"(《庄子·天下》)，但由于墨子后学"俱诵《墨经》"(1ad上)，仍然保持和发扬了墨子的思想传统，并在学说内容上不断有所创新。墨家学派在我国古代文化史上的重要贡献是创立了第一个"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的辩学理论体系，并在此过程中，对名学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系统的分析和论述。
后期墨家在名实关系问题上继承和发扬了墨子的思想传统，完善了墨家"以名举实"的名学理论体系。他们将"察名实之理"作为其辩学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名实关系问题上升华了墨子的主张，构造了一个精细的、与辩学相辅相成的"以名举实"的名学体系。他们从名实相符、相应--"名实耦"的角度出发，系统地论述了命名的原则、要求和方法，说明了名的类型、性质和基本作用，分析了名的谬误等问题。《墨辩》的"正名"原则既有名学意义的理论论述，又有伦理意义的道德内容。这一特点说明，后期墨家的名学理论仍然是继承和延续了先秦名学的思想传统，同时又发扬墨子所开创的实践精神，将墨家"以名举实"的名学体系推向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峰。
先秦诸子从不同层面对名的研究和讨论构成了先秦名学基本的思想内容。尽管诸子的名学思想和学说不尽相同，甚至针锋相对，水火不容，但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文化思潮来说，它是在各个学派相互批判和相互吸收的过程中才发展、完善起来的，正像《汉书·艺文志》中概括的那样："其言虽殊，譬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相反而皆相成也。"
在历史上，晋代鲁胜最早对先秦名学做了初步的概括，从整体上勾勒出了先秦名学思想的起源和发展演变。他认为："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则事不成。'墨子著书，作《辩经》以立名本。惠施、公孙龙祖述其学，以正形名显于世。孟子非墨子，其辨言正辞则与墨同。苟卿、庄子等皆非毁名家，而不能易其论也。"(鲁胜：《墨经注序》)虽然他的概括不尽准确恰当，但已将名学的客观存在展现在了我们的面前。对先秦名学所涉及到的内容与主要问题的来龙去脉，鲁胜也从名实关系角度作了剖析："名必有形，察形莫如别色，故有坚白之辩。名必有分，明分莫如有无，故有无厚之辩。是有不是，可有不可，是名两可。同而有异，异而有同，是之谓辩同异。至同无不同，至异无不异，是谓辩同辩异。同异生是非，是非生吉凶；取辩于一物，而原极天下之汗隆，名之至也。"(Nk)这说明先秦名学的理论问题虽然是借助于某一具体事物展开的，但其归宿并不局限于这一事物本身如何，而是"原极天下之汗隆"，再次说明了先秦名学直接的政治价值和现实的社会意义。
第二节 先秦名学产生的背景
先秦名学并不是凭空产生和建立起来的一种纯思辨或抽象的理论学说，而是有着极其深厚的社会政治、社会生活背景和思想根源。同时，它的出现，也有着直接的社会功用和现实意义。在内容上，先秦名学与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内的焦点问题息息相关；在发展上，受到当时社会条件和思想文化传统的直接影响与制约；在演变上，与诸子思想、各学派的变化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刺激和制约名学产生、发展的因素和背景主要有"诸侯异政"的社会政治背景，作为社会剧变表现的"名实相怨"的直接刺激，"正名百物"思想传统的演变和言谈辩说的现实需要等几个方面。
一、"诸侯异政"的社会政治背景
苟子将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政治特点概括为"诸侯异政"(《苟子懈蔽》)，这种情况的出现和存在有着久远的社会历史和政治原因。在周建立初期，为完善和巩固新的政治秩序，周王大封诸侯，"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苟子·儒效》)，构成了以周天子为首的严格的政治等级--"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左传·昭公七年》)。而且当时各诸侯国尚未强大起来，还能够遵循周的制度，听从天子命令，向天子纳贡，"天子班贡，轻重以列，列尊贡重，周之制也"(《左传·昭公十三年》)。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以后，周天子逐渐失去了天下共主，4的地位，仅空有虚名，"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J、雅．北山》)的态势已如落花流水，随波东逝。据《左传》记载，到春秋时期诸侯国的数量超过了一百四十个，"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代替了"礼乐征伐白天子出"(《论语·季氏》)，"天下无道"肆恣横行，"天下有道"销声匿迹。"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孟子．滕文公下》)，"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汉书·艺文志》)的状况愈演愈烈。
"诸侯异政"的直接社会后果是"土地荒芜，遗老失贤，掊克在位"(《孟子．告子下》)，各诸侯国之间相互兼并、厮杀，挑起战事，"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老子·四十六章》)。战争连年不断，社会动荡，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孟子悲叹曰："春秋无义战(《孟子·尽心下》)"贵贱无序"、(《左传·昭公二十九年》)"礼乐不兴"(《论语·子路》)的状况使社会政治、社会生活处于极度混乱与不安的状态之中。这种情形的出现，激发了作为社会各阶层思想代表的诸子从不同阶级立场和利益出发，从不同角度讨论社会政治问题，关注社会现实变化的热情，为他们创立学派，标新立异提供了条件，苟子"百家异说"(《苟子》)的描写便是佐证，同时也推动了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多元化趋势的形成和发展。
二、作为社会剧变表现的"名实相怨"的直接刺激
刺激名学发生的直接思想根源是"名实相怨"(《管子·宙合》)在各个领域中的具体表现。先秦诸子在动荡不安的社会政治环境中，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的社会实况，对各种"名实相怨"的现象进行了深刻剖析，积极探讨名实关系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了各自不同甚至是针锋相对的名学学说。
孔子认为，"名实相怨"最为严重领域是社会政治领域，其表现是"名不正"(《论语．子路》)，如季氏身为大夫，敢用天子之礼，竞公然"八佾舞于庭"(《论语．八佾》)；管氏"树塞门"、"有反坫"，敢侵"邦君"之名(同上)，而且这些情况又居然都发生在"周礼尽在"(《左传·昭公二年》)的鲁国，简直是"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同上)孔子高举"正名"的旗帜，开创了"正名"以"正政"思想传统的先河。
墨子以在名学思想上激烈地批判儒家"正名"以"正政"的学说以"非儒"而著称于世。他认为"名实相怨"的表现是"有名"而"不察其实"、"不能分其物"(《墨子·非攻下》)。墨子首次将名实对举，提出了"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墨子·贵义》)的"取实予名"的学说，建立了"察实"、"分物"而后"有名"的主张，推进了先秦名学向理论化方向的发展。
公孙龙则认为"名实相怨"的表现是"名实无当"(《公孙龙子·通变论》)，他"疾名实之散乱"，创立了"以正名实，而化天下"(《公孙龙子．迹府》)的名学理论，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步脱离社会现实本身，最终走上了"专决于名"(司马谈《论六家要旨》)的、有别于其他诸子各派的思想发展道路。
苟子认为"名实相怨"的表现是"名实乱"与"析辞擅作名与以乱正名"(《苟子．正名》)，其根本原因在于"圣王没，天下乱，奸言起，君子无势以临之，无刑以禁之"(同上)，他从理论上分析了"用名以乱名"、"用实以乱名"和"用名以乱实"的"邪说辟言"(同上)，提出了"制名之枢要"，在一般意义上总结形成了"制名以指实"的儒家"正名"以"正政"的名学理论体系。
"名实相怨"在社会生活领域中的表现主要是"贵贱无序"。春秋时期，由于各诸侯国逐渐对领地内的生产关系进行了改革和调整，推动了物质财富的积累，也增加了各自的实力，私门富于公室的情形已不足为奇。到春秋末年，"三后之姓，于今为庶"(《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论语·子路》)，"陪臣执国命"(《论语．季氏》)，人伦颠倒，甚至于"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孟子．滕文公下》)的现象也时有发生。
社会的动荡、国家的分裂、道德的沦丧，所有这一切引起"名实相怨"的现实原因，都需要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给予根本回答和解决，名学作为最直接的工具便应运而生，"正名"构成了先秦名学的核心与主旋律。
三、"正名百物"思想传统的扩展
先秦名学的一条主线就是"正名"，这种具有政治和伦理意义的学说虽然由孔子开创，并进行了自觉讨论，但就"正名"本身的思想来说，在孔子之前就已经存在了。
据《礼记·祭法》载："黄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财。"这种"正名百物"的思想虽然还不具有政治、伦理意义上的正名分的含义，但已经蕴涵了"正名"学说的社会功用。《尚书·虞夏书·禹贡》载："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尚书·周书·吕刑》记载："禹平水土，主名山川。"《尔雅·序》提道："夫尔雅者，所以通诂训之指归，叙诗人之兴咏，总绝代之离辞，辨同实而殊号......若乃可以博物不惑，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者，莫近于尔雅。"从黄帝"正名百物"、禹"主名山川"，到"辨同实而殊号"，识博物之名，都是"正名"思想的具体表现。同时，《尚书·虞书·舜典》还记载有"帝厘下土，方设居方，别生(同"性")分类"，已经初步凸现了划分人之等级的端倪。这些思想本身虽然还没有上升到名学的理论高度，但对先秦名学的产生有直接的影响，是"正名"以"正物"到"正政"发展的源头。
另外，由于诸侯的分化和地域关系的影响，不同地区的方言也不尽一致，出现了"五方之民，言语异声"(《礼记．曲礼下》)的情况。例如，"郑人谓玉未理者曰璞，周人谓鼠未腊者曰璞"(《战国策·秦策》)。即使到三国时期，"文同异义，音转失读，八方殊语，广物易名"(张揖：《上广雅表》)的现象也十分严重。语音相同而语义相异会给思想交流带来障碍，因此，思想交流和人际交往也需要对文字、名称进行统一和规范。在先秦诸子的实践活动中，他们已经使用了具有统一性或规范性的语言，如孔子周游列国，墨子止楚攻宋等，都使用了具有普遍通用性的"雅言"(《论语·述而》)。
在秦朝统一中国以前，"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情况十分严重，这些现象的存在，对政治秩序的统一和伦理道德的重建，有十分不利的影响，也需要从"正名"的角度进行重新厘定和统一。这些方面在萄子的"正名"学说中都有所涉及，他提出，要使"衣服有制，宫室有度，人徒有数，丧祭械用，皆有等宜"(《苟子．王制》)。这说明，先秦名学的发展既受当时思想传统的主观影响，也受社会现实发展需要的客观制约，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
四、言谈辩说的现实需要
在先秦名学产生的同时，先秦辩学也应运而生，名学和辩学的发展构成了我国先秦时期特有的名辩学思潮。两者的发展互为因果，相互促进，也是百家争鸣局面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殷周时期，由于"学在官府"，士阶层还没有独立存在的条件。到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相应地都增加了实力，推动了物质财富的积累，也大大推动了社会分工的发展。同时，在各诸侯国中，养士之风盛行，使知识分子有条件作为一个独立的士阶层而存在，私学也开始出现，其中以儒、墨两家最为活跃，在当时被誉为"显学"--"世之显学，儒、墨也"(《韩非子·显学》)。"儒墨之弟子徒属，充满天下"(《吕氏春秋．有度》)，"孔子......养徒三千......言为文章，行为仪表；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淮南子．泰族训》)。各诸侯国也争相礼贤下士，为思想解放，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从客观上准备了人才。同时，对推动名学思潮向着不同方向的发展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诸子在阐述各自学说和名学理论的过程中，往往都利用古代的历史素材为依据，如孔子、墨子、孟子、苟子、韩非等人都纷纷引述《尚书》、《诗经》中的有关史料，来佐证自己的观点。这样，从同，尺一史料出发(尽管由于当时各家传抄竹简，容易出现文字上的疏漏和错误，但中心思想不会出现大的出入)，却引发出了不同的学说主张。这种情况的出现，要求诸子必须采用言谈辩说的方法去阐发和论证自己的观点，批判和反驳他人的主张。如孟子在"距扬、墨"的过程中，虽不愿辩，但也不得不使用"辩"这种方式--"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鲁胜对此指出："孟子非墨子，其辩言正辞则与墨同。"(《墨经注序》)
诸子对言谈辩说这种方式，出于不同的目的，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如庄子认为"桓团、公孙龙辩者之徒，饰人心、易人之意；能胜人口，不能服人之心"(《庄子·天下》)。孟子则进一步指出："设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孟子·公孙丑上》)。因此，他"欲正人心，息邪说，距波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孟子·滕文公下》)，其方法则是"学孔子"从"正名"开始。苟子则希望通过"制名"使"六说者立息，十二子者迁化"(《苟子·非十二子》)，他认为，"使民疑惑，人多辩讼"的原因是"析辞擅作名以乱正名"(《苟子·正名》)，所以他提出"制名以指实，上以明贵贱，下以辨同异"(同上)的理论，主张通过"正名"的方式，达到"一天下"的政治目的。
孔子在论述"正名"学说时，则将"名正"视为"言顺"的必要条件--"名不正，则言不顺"(《论语·子路》)。他在周游列国，宣扬自己的主张过程中，将言谈辩说作为一种重要的方法。后期墨家则继承和发扬了墨子的思想传统，将其名学与辩学的内容直接联系起来，构成了"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墨辩·小取》)的理论体系，并将"察名实之理"作为其辩学的一项基本内容和任务："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同上)在言谈辩说中，诸子判定是非和立论的原则也是与名学相同的。如孔子在评断季氏、管氏仁与否的时候，是以名学中的"礼"为标准的。可见，言谈辩说的实际应用，从实践上，推动了名学的发展。
总而言之，先秦名学是一方面继承了"正名百物"的思想传统，与辩学的发展相互影响，互成动因；另一方面，在"诸侯异政"的社会政治背景、"名实相怨"、"百家异说"的思想意识形态和"贵贱无序"的伦理道德需要重建的直接刺激下，形成的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社会文化思潮，它在目的上直接服务于社会政治的客观需要，在内容上直接反映社会现实，在作用上顺应社会发展和思想统一的要求。
第三节 先秦名学研究的方法
一、文化背景分析的方法
文化背景分析的方法是根据体现社会发展轨迹的文化发展的状况，剖析先秦名学发生与演变特点和规律的方法。从一般意义来说，先秦名学是先秦社会文化的产物，它的发生演变过程也是一个文化过程。
所谓文化，它的广泛意义是指人类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它的发生和演进与人的出现和进化是同步的。就是说，唯有人参与的社会活动过程及其结果才是文化，它是体现文化活动参与者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综合体。
先秦名学的发生与发展，一方面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名实关系问题讨论这个层面上反映和体现了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文化的发展状况和特点；另一方面，它的演变和发展方向又直接受到了先秦总体文化水平的制约。因此，我们必须把先秦名学"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来认识和把握，把它还原到先秦文化发展和变化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去，从总体上，根据先秦社会政治领域、社会生活领域和思想意识形态的发展状况和水平，分析先秦名学发生、发展和演变的文化过程。
特别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先秦文化的发展过程，也正是我国古代社会形态从奴隶制向封建制度转变的社会剧变的过程。因此，我们必须在社会发展的运动中，把握先秦文化的变化，具体地分析先秦名学的演化，从而真实地反映它的思想内容和发展水平，客观地理解和认识它的本来面目。
二、文化形态分析的方法
文化形态分析的方法是指根据先秦文化在不同时期和不同阶段的特点，概括先秦名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每一种学说的思想特征的方法。
先秦社会形态的转变在政治上表现为统一的奴隶主宗法制度瓦解，国家走向分裂的"诸侯异政"，又从分裂走向统一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而"定于一"；在社会制度上表现为由以亲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礼治转向以政治等级为基础的封建法治，在思想意识形态上则表现为旧思想、旧意识与新思想、新意识之间的斗争和冲突，从"百家争鸣"、"百家异说"，逐渐转向服从君主专制统治的"罢黜百家"而定于一尊。
先秦名学的发生、发展正是处于这种社会形态的转变过程之中，因而新旧阶级的斗争、新旧观念的对訾，必然会在名学中有所表现和反映。代表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各家诸子名学思想，在社会转变的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各领风骚，而使先秦名学呈现出多元化的形态。
我们在研究先秦名学的过程中，应当注意把握当时社会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既要从总体上认识先秦名学的发展脉络和文化特征，又要从形态上结合每个学派、每位思想家的哲学观点、社会政治观点及其社会实践经历，在思想内容上具体地分析和把握多元化的先秦名学的文化形态。
三、参验比较的方法
参验比较的方法是根据先秦名学的历史发展和在不同阶段的发展状况，对每一种思想学说进行纵向梳理和横向比较的分析方法。
先秦名学在先秦文化体系中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形态，而其本身则是一个具有多样性和变化性特征的文化整合体。因此，我们在具体分析每一种名学理论的过程中，应当注意从纵向和横向的参验比较中准确地把握。
从纵向来说，每一种形态的名学理论在不同历史阶段，既有它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又有它连续不断发展的思想过程，所以参照其前后的不同形式，分析每一种理论对前人的继承和扬弃，认清对后人的启发，特别是注意社会形态转变这一根本条件，是我们正确认识先秦名学的重要前提。
从横向来说，在同一历史阶段，各家诸子都在积极推行自己的思想，驳斥他人的主张，既各引一端，相互对立，又互有吸收，相辅相成。所以，在评价一种名学理论的过程中，我们应当注意比较它与其他理论的区别和联系，分析其他诸子对这种理论的认识和分析，从而准确地把握它的思想特点，作出正确的评价。
另外，在先秦之后的文化发展过程中，不同历史时期的思想家对先秦名学也作出了一定的分析和评价。这些史料也是帮助我们更全面地认识和分析先秦名学的重要素材。
四、文本问题与解释的方法
先秦诸子的著述典籍是我们研究先秦名学的主要依据。在梳理和挖掘名学思想的过程中，有关文本和解释问题的解决，是研究先秦名学的关键。
(一)关于文本的残缺问题
从春秋战国到中国近代诸子学复兴，其问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封建专制的政治文化在此期间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而且历经改朝换代和战争炮火的洗礼，先秦诸子的典籍能完整地或部分地保留下来，已实属不易，其传讹、佚亡、散失也是正常情况，除《论语》、《孟子》和《苟子》等少数典籍外，其他很少没有残缺问题，这已是确凿的事实。对此我们不能求全责备，采取的方法是：充分地占有现存的材料，从诸子思想发展的整体上去把握和挖掘他们的名学思想；先秦诸子在相互对訾和批评中，或多或少地也记载了对方的言论，这也是研究诸子名学思想的可靠依据；各种历史文献中对先秦诸子言行的记录、评述是十分丰富的，这也不失为重要的参考素材。
(二)关于文本的真伪问题
春秋早期，诸子并无著书的习惯和风气，孔子"述而不作"，墨子的言论也是其子弟辑纂而成的。在中国文化洋洋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假托先秦诸子之名著书立说的现象时有发生，而且后人的批注也可能杂糅在其间，伪书的问题也确实存在。如果一味地为拟古而拟古，那么先秦名学的可靠资料就少得非常可怜了，以这样贫乏的内容，又怎么能够和光辉灿烂的先秦文化与先秦名学的客观存在和发展相匹配呢?①我们采取的方法是，把所谓伪书的内容与先秦时期思想发展状况和水平相对照，与诸子间相互批评和记述相参验，如果确实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实况，在先秦思想文化发展整个链条之中有所表现，且与诸子的记述相呼应，我们就应该肯定它的思想价值，作为研究先秦名学的素材。
(三)关于文本的解释问题
近代学者是在中国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下，在十分温公颐：《先秦逻辑史·前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复杂和矛盾的文化心态驱动下进行先秦名学研究的。从现代解释学的角度来看，近代学者对先秦名学的研究和挖掘，是以先秦诸子的典籍为对象，在寻找中西文化结合点和接受西方文化媒介体的过程中，以西方逻辑为主要工具的解释活动，其目的是分析和掌握先秦名学的理论体系，同时也要说明中国文化的优越，至少不逊色于西方文化。这种解释活动在当时产生了深远和广泛的影响，但其主观性色彩和情感因素是占据了主导地位。
我们今天在深入研究先秦名学的过程中，解释仍然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工具和环节。与近代学者解释活动相同的是：
1．解释的对象是先秦诸子的典籍文献；
2．解释的目的是构设先秦名学的思想内容和理论体系；
与近代学者解释活动相异的是解释的工具和方法。这些包括：
(1)将先秦文化的发展置于中国文化发展的整体过程中，分析先秦文化的特点和发展水平；
(2)将诸子典籍还原到先秦文化的背景中去，用先秦文化的发展状况和水平观照诸子思想，特别是用先秦的语言环境分析诸子思想素材的意义；
(3)对每家每派的典籍解释，应注意从把握它的整体思想特征出发，说明其名学理论的内容；
(4)对每一位思想家典籍的解释，既要考虑其所在学派的整体思想特征，又要考虑他所处历史阶段的社会政治特点。同时，注意参照其他诸子的评述和分析，比较客观和完整地反映其名学思想的实际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