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陈作兵是浙江省诸暨市马剑镇上和村的第一位医学博士，村里唯一一位学医的人才，全村人的保健大夫。他开车回到出生的小山村，见到他的人，莫不微笑点头打招呼。当着陈医生的面，村里人并不说不孝顺之类的话，只隐约地说，为什么不给你父亲开刀啊，不管治得治不了，总是要试一试的呀。即使是陈作兵的亲哥哥，在当初家庭会议时也是点头同意最终方案的，父亲去世之后也说，如果当初给父亲做化疗，至少，现在还有可能活着。
可陈作兵说：“我知道死亡有一万多道门，让人们各自退场离去。”
如果父亲留在医院，一定是做不了这么多事的——和亲人和朋友告别，回到自己出生长大的地方，聊天，种菜，几乎每样想做的事他都做了。
“父亲是位老工人，退休后就回农村定居了。半年前腹胀明显，少尿，消瘦，当地医院诊断为恶性肿瘤晚期。作为医生的儿子，十分内疚。于是我把父亲接到省城大医院治疗。”
“由于肿瘤晚期，全身转移，无法手术。同事亲友们纷纷提出一系列治疗方案，包括化疗、放疗、热疗等。以往都是我给别人挑选方案，现在轮到给自己的父亲决定治疗方案，我束手无策。”
78岁的父亲是腹膜恶性间皮瘤，属于恶性肿瘤晚期，全身转移，2011年4月发现的时候，已经属于后期了。
陈有强在浙江医科大学一附院住院时，陈作兵的哥哥姐姐、嫂子妹夫全都汇集到医院来，三家人轮流送饭、守夜，伺候老父亲。在普外科，很容易看到那些肿瘤晚期的病人，头比细弱的身体大许多，有的只是躺着，浑身插满管子，看上去无声无息。眼见许多恶性肿瘤晚期的病人瘦骨嶙峋，痛苦不堪，老父亲找到医生说：“我实在不愿意再看着儿女这样奔波劳累，也不愿意自己变成别人那个样子。”
算起来，陈作兵和医学打交道已经20多年了。1989年，他考入浙江大学医学院，1994年进入浙江诸暨市人民医院工作，然后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的急诊中心工作多年。他知道，在医疗技术日趋发展的今天，死成为一件不那么容易的事——除了脑部，人体的大部分器官都可以移植替换，还有先进的各种人工制造的替代品，比如心脏起搏器、人工关节。如果肾脏出了问题，可以做血透；如果无法进食，可以静脉输营养液；癌症肿瘤有放疗化疗，抑制肿瘤生长的药物越来越多，即使是恶性肿瘤晚期病人，往往也能在各种治疗手段下生存一年多。
父亲的主治大夫高大夫是陈作兵多年的好友，老人的病情和想法，高大夫如实相告。陈作兵得知后，对父亲说：“爸爸你放心，活着的时候你要坚强，但走的时候，我绝对不会让你那么痛苦——最后一定让你安安静静没有痛苦地走。”父亲听到这句话，几天后，开始安排自己的后事，又翻出了自己喜欢的书，慢慢看。
父亲对儿子是医生非常骄傲，他常对陈作兵说，医德比医术更重要。“德者才之王，才者德之奴。”但陈作兵工作20多年来，父亲从未到过他的办公室。父亲在准备回老家前来到儿子办公室说：“你上班的环境很好啊！你做医生，就踏踏实实地做个好医生，不要学人家赚钱，要赚钱么回家做生意好了。”陈作兵所在的浙江诸暨，曾经是陶朱公——儒商之鼻祖范蠡经商的地方，有做生意的传统。
第二天，陈作兵便送父母亲回老家了。在回家的路上，父亲曾无意间说起，自己最爱马剑镇的面条，当车开到镇上的时候，陈作兵说，爸爸，我们就在这吃碗面吧。陈作兵吃了年少时喜欢的猪肝面，母亲照例是青菜面，父亲点了一直最爱的大排面。
陈作兵的老家在诸暨市西部山区，四周群山环绕，自然环境十分优美。父亲回到村子，也少有人知道父亲的病情，陈作兵安排亲戚谁也不要多说什么，“让父亲安静从容地过一段舒心的日子就好了”。母亲陪伴着父亲，父亲不再吃药，不再打针，只吃些自己最喜欢吃的东西，“严格说都是中医禁忌的东西，猪肉、鱼肉、牛肉、鸡肉……爸爸喜欢吃肉，就让他吃好了。”陈作兵给母亲交待，母亲便每天换着花样给父亲做，“爸爸吃得很开心，一直到去世，他也没有像晚期肿瘤病人那样变得很瘦。”
母亲告诉陈作兵，父亲在石凳上坐累了，就回家给老朋友打几个电话，还有那些曾经一起在汽车站工作的老同事。陈作兵记得，一生随和的父亲几乎从未和人红过脸，除了和一位同事——但在最后的日子，父亲给这个同事打电话聊天，两个人和解了。
2012年3月22日，父亲去世。那天凌晨3点钟左右，母亲打电话告诉陈作兵，父亲病危，陷入昏迷，医生问要不要抢救——这样的程序，陈作兵自己也做过许多次，心脏按压起搏（因为晚期肿瘤癌症病人十分虚弱，很容易压断肋骨），切开气管，插进直径超过3厘米的管子，上呼吸机，24小时补液，包括盐水、营养液、消炎药、阵痛药、镇静剂，即使是用最新的抗肿瘤药物，一针剂几千元，也不过是延长一个月或者几个月的生命，躺在重症监护室里的病人意识似有似无，逐渐多脏器衰竭，有的脑死亡之后，家属依然会让医生继续抢救……
陈作兵说：“有很多医生不爱选择被治疗。尽管他们知道病情将会如何演变、有哪些治疗方案可供选择，他们通常也拥有接受任何治疗的机会及能力——但他们往往选择不。”
活的是质量，而不是几天行尸走肉的生命，死也是有尊严的。因此，在电话里，陈作兵告诉母亲，如果父亲万一昏迷了或者呼吸心跳停止了，不要采取积极的抢救措施了，不要打扰他，让他安静地离开吧。3个多小时后，陈作兵赶到老家医院，父亲已经平静地离去了。
“中西的思想确乎有一点不同。中国的孝子们，看到父母忍受病痛折磨时，赶紧买几斤‘人参’，煎汤灌下去，希望父母多喘几天气，即使半天也好。我的一位教医学的先生却教给我另一套：可医的应该给他医治，不可医的应该让他死得没有痛苦。”
从1994年第一次正式从医，已经10多年过去了，陈作兵平静地接受了病魔带给父亲的死亡。即使没有为父亲做最后的抢救，陈作兵依然觉得，78岁的父亲做完了自己想做的事，他平静地离开了，有尊严地走了。“父亲如果还能自己决定的话，一定会同意我的决定。”他坐在父亲临走前坐过的那张办公桌前，强忍着泪水和哭泣的冲动。
（摘自《南方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