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绝命诗《怀沙》指怀石自沉还是怀念长沙？ 怀沙 屈原

屈原投江前吟了一首绝命诗。叫《怀沙》。屈原绝命诗《怀沙》什么意思？指怀石自沉还是怀念长沙？西汉的东方朔在《七谏·沉江》里形容：“怀沙砾以自沉兮，不忍见君王之蔽壅。”司马迁也认定怀沙是指即将怀石以自沉。我更倾向于后来明清之际的一种说法。《怀沙》是怀念长沙。汪瑗《楚辞集解》：“世传屈原自投汩罗而死，汩罗在今长沙府。此云怀沙者，盖原迁至长沙，因土地之泪洳，草木之幽蔽，有感于情，而作此篇，故题之曰《怀沙》。怀者，感也。沙，指长沙。题《怀沙》云者，尤《哀郢》之类也。”他认定“盖东方朔误解怀沙为怀抱沙砾以自沉，而太史公又承其讹而莫正也”。汪瑗还猜测屈原写《怀沙》的动机：“观此篇之首四句，则因长沙卑湿，恐伤寿命而作也。”

长沙，屈原的怀念

■ 洪烛

我来长沙，首先想到的是屈原，而不是那一系列近现代史上的湖南名人。我为什么要在长沙，想念老而又老的一位外乡人呢？屈原不是湖南人，却是湖湘大地上最著名的过客。长沙一带，留下过他的脚印，也流淌过他的泪水。长沙，一个让屈原伤心的地方，伤心得不能再伤心的地方。屈原来长沙，不是旅游的，不是采风或开会的，更不是做生意的，他是被流放的，长沙是他的贬谪之地。你说他怎么能够高兴起来呢？这不仅仅是很没面子的事情，简直还充满了耻辱。更难让屈原忍受的，是自己满肚子的委屈。实在想不开啊，怎么会落到这步田地？对国家与人民付出满腔的爱，不仅未得到应有的尊重，反而招来忌恨与打击。这份无用的爱只能用来伤害自己。屈原无法怨别人，只能怪自己。可是又怎么能怪自己付出了过多的爱呢？况且，并不是怪自己就能够不爱了，并不是想不爱就能够不爱了，并不是怕爱、怕伤害就能够不受爱的伤害了……

屈原在沅湘之间流浪九年，满脑子都纠缠着诸如此类的问题，怎么也解不开。问天天不应，问地地不灵，问人，别人把他当成疯子，不理不睬。屈原只好一边走，一边自问自答。当自己也答不上来的时候，屈原知道自己把自己难住了，难倒了。为了结束这种让人寝食难安的自相矛盾与自我折磨，他抱起块大石头就像抱住那解决不了的难题，跳进了散步时无意间撞见的一条河。那条河叫汩罗江。汩罗江就是这样出名的。

长沙的朋友开车带我兜风，也撞见一条河。我打听河的名字。朋友回答：湘江。我一下子就知道这条河的来历了。它也曾从屈原的楚辞里流过。屈原的《湘君》《湘夫人》正是呼唤这条河上的男神与女神。在屈原眼中，湘水不仅是多情的，也是通灵的。然而湘水上这一对男女配偶神也没能帮得了屈原，没能帮得了他解决现实的问题。反倒使他涉江的身影显得加倍地孤独。一心问天的诗人，在尘世间边一个知音都没有。

我在长沙，走到哪都想到屈原。怎么回事？端午节明明还没到呢。湘江上也没有划龙舟的人。可只要想起屈原，任何一天都像是端午节。屈原在长沙，东奔西走，找自己那弄丢了的魂。我在长沙，找的是屈原。我找到了他提出的问题，却也无法替他找到答案。长沙的朋友开车带我去益阳，路遇一座貌不惊人的山，他告诉我，那就是屈原写《天问》的地方。屈原的提问，把老天爷也给难住了吧？青山依旧，可那个仰天质问170多个为什么的诗人却不在了。他一口气报出的问题比别人一生遇到的问题都多。

很久以前，不，也可以说很久以后，在屈原走了很久以后，一个叫司马迁的人，专门来长沙，为了找屈原。没找到屈原，只找到屈原哭过的地方。他也哭了，哭得跟屈原一样伤心：“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想起屈原，我也想哭。想起屈原就想哭的人，毕竟还是有救的。在找屈原的过程中找到了沉睡的自我。譬如司马迁，来长沙实地考察，没找到屈原，却找到属于自己的《史记》。“读《离骚》、《哀郢》、《招魂》、《天问》，悲其志。”悲屈原之悲，使司马迁有了为屈原写照的冲动：“作辞以讽谏，连类以争义，《离骚》有之。作《屈原贾生列传》。”如果不曾受到屈原精神的感召，他的《史记》也很难被后世誉为“无韵之《离骚》”。我还想说：司马迁替屈原又伤心了一回，又死了一回，而屈原，又在司马迁身上活了一回。还将通过更多人的感动而活下来。我来长沙找屈原，一路往前走一路找，在湘江上找屈原，在沅水上找屈原，在洞庭湖找屈原，在汩罗江找屈原，在有水或没水的地方找屈原，冥冥之中觉得屈原没有死，不会死的。只要还有人找，屈原就还活着。

最早的屈原传记是司马迁写的。不知他是否算最早找屈原的人？在他之前，还有人找过吗？如果没有司马迁执着的寻找，屈原会失传吗？他留给后世的形象会模糊一些吗？在司马迁之后，找屈原的人就更多了。李白、杜甫都来过长沙，都找过屈原。李白是乾元二年（759年）流放夜郎途中遇赦，回舟南游湘中，在屈原昔日的放逐地，他难免既为屈原又为自己伤心，所以一看见洞庭湖就喝醉了，恨不得把君山作为人生路上的障碍给铲平，让湘水不受阻挠地直奔大海。

客居秦州（今甘肃天水）的杜甫初闻李白重蹈屈原被流放的厄运，震惊之中写下《梦李白二首》，诗里用了两处有关屈原的典故。“魂来枫叶青”一句出自宋玉为招屈原之魂而作楚辞《招魂》：“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杜甫以此为自己崇敬的大诗人祈祷。“水深波浪阔，无使蛟龙得”，蛟龙这一困挠诗人的象征见于梁吴均《续齐谐记》：东汉初年，有人在长沙见到一个自称屈原的人，听见他倾诉“吾尝见祭甚盛，然为蛟龙所苦”……当杜甫听说李白遇赦还至湖南，又写了《天末怀李白》，结尾“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汩罗”，想像屈原的诗魂能陪伴并保佑落魄的李白。杜甫本人的命运也好不到哪里，他晚年贫寒交加地病死在洞庭湖上的一条破船上。漂泊了一辈子，他来到了离屈原的冤魂很近的地方。好像是特意这么选择的。既为了使屈原不孤单，更为了使自己不孤单。

不知道鲁迅是否来过长沙？他无疑也是一个找屈原的人。他的彷徨正是屈原那儿遗传下来的彷徨。鲁迅荷戟独彷徨，而屈原佩着的是一把无用的长剑，剑器正因无用而愈加彷徨。1926年鲁迅小说集《彷徨》出版，扉页上题词即为《离骚》中一段诗：“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早在1907年，鲁迅二十多岁时，写《摩罗诗力说》，就和屈原开始了神交：“惟灵均将逝，脑海波起，通于汩罗。返顾高丘，哀其无女。则抽写哀愁，郁为奇文，茫洋在前，顾忌皆去，怼世俗之浑浊，颂已身之修能。怀疑自遂古之初，直到万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如果鲁迅心目中也有偶像的话，一定是屈原那样的。他认定屈原的楚辞在文学价值上高于《诗经》：“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其在三百篇以上，逸响伟辞，卓绝一世。”

鲁迅不仅景仰屈原，还尊敬最早为屈原写传的司马迁，正是鲁迅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而他本人的《呐喊》，亦被更后来者称作无韵之离骚：“近似于屈原的离骚，多有牢骚之语，针对黑暗统治抒泻愤懑……”（谭家斌语）看来找屈原的人既孤独，又不孤独。找屈原的人总能找到同样找屈原的人。找屈原的人都是同一路的人。

司马迁的《屈原列传》是《屈原贾生列传》的简称。司马迁在《史记》中为何把屈原与贾谊合在一起立传？一方面因为屈贾都是辞赋家，分别是楚辞与汉赋的开创者，另一方面还由于他们人生遭遇相似，均是辅佐王朝后被贬谪之人。加上二人都与长沙有关。贾谊（公元前200年—公元前168年），少年得志，二十多岁被汉文帝召为博士，旋即官至太中大夫。后因得罪权贵，贬谪为长沙王太傅。四年后被朝庭召回，给文帝的宝贝儿子梁怀王当老师。不巧梁怀王堕马而死，贾谊自伤失职，抑郁而亡，年仅三十三岁。世称贾生、贾长沙、贾太傅。长沙也是贾谊的伤心地，他谪居长沙时，暗暗以命运坎坷的屈原自喻，写下《吊屈原赋》。唉，替屈原伤心的人，常常又在为自己伤心。

估计司马迁那次来长沙，既考察屈原殉难的遗迹，也顺道追寻贾谊的履痕。他从屈贾两位先行者身上，也反照出自己的影子。他本人同样是一个受伤的人。精神上的伤甚至比肉体上的伤更难平复。文学，暗地里还体现了受伤者之间的同情。

屈原一生经历了一次被疏，两次被放，属于仕途极其不顺的。被疏约在楚怀王十六年（公元前313年）。被放的第一次自顷襄王元年（公元前298年）至三年（公元前296年），放逐地为江南。此江南非彼江南，当时指今湖南北部、中部一带。第二次自顷襄王十三年（公元前286年）至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整整九年，即所谓“湘沅之间九年，行吟泽畔，颜色憔悴”。他太想家了，风餐露宿回过一次郢都，正赶上国都被秦兵攻占，只好带着亡国奴的悲哀再度流亡，经夏浦、辰阳、溆浦等地，在赴长沙途中，被那条汩罗江永远拦住了去路。也许江水并没有阻挡他，是他自己不愿像丧家之犬一样再这么走下去了。

屈原投江前吟了一首绝命诗。叫《怀沙》。西汉的东方朔在《七谏·沉江》里形容：“怀沙砾以自沉兮，不忍见君王之蔽壅。”司马迁也认定怀沙是指即将怀石以自沉。我更倾向于后来明清之际的一种说法。《怀沙》是怀念长沙。汪瑗《楚辞集解》：“世传屈原自投汩罗而死，汩罗在今长沙府。此云怀沙者，盖原迁至长沙，因土地之泪洳，草木之幽蔽，有感于情，而作此篇，故题之曰《怀沙》。怀者，感也。沙，指长沙。题《怀沙》云者，尤《哀郢》之类也。”他认定“盖东方朔误解怀沙为怀抱沙砾以自沉，而太史公又承其讹而莫正也”。汪瑗还猜测屈原写《怀沙》的动机：“观此篇之首四句，则因长沙卑湿，恐伤寿命而作也。”

屈原苦难的一生，在郢都与长沙之间摇摆，一个是故乡，一个是异乡。他在贬谪长沙的时光里，对异乡的荒凉与落寞很不耐烦，常因想家，想念郢都而哀伤，当他发现国已不国、家已不家，故乡再也回不去了，即使回去了还会被赶出来，他的心死了。在他那颗快要死了的心里面，对异乡的态度有所转变。收容了他整整九年酸甜辣记忆的长沙，变得亲切了许多。屈原这时才意识到长沙已不是异乡了，快变成自己的第二故乡了。既然叶落无法归根，就把这里作为第二故乡吧。既然叶落无法归根，就把这里作为葬身之地吧。长沙，正因为埋葬了屈原，埋葬了屈原对故国的最后一点梦想，而离他更近了，而真正地成为了他故乡的替代品，成为他的第二故乡。当屈原决意既离开故乡又离开异乡的时候，即准备彻底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发现曾经的异乡也还是让人有点舍不得的。只是，一江之隔，它同样跟原先的故乡一样，想回也回不去了。屈原，一个丢了魂的人，一个既丢了故乡又丢了异乡的人，什么都没有了。

屈原是长沙最老的一位迁客，在湖湘水系间走着走着，把自己给走丢了。然而后面还有很多人，把他走过的路又走一遍。屈原不仅留下了脚印、诗句，更重要的是，还留下供后世文化精英们参照的方向。他的《离骚》不仅仅是诗，更是一个宏大的精神坐标。当代诗人韩作荣写过一篇《长沙：城与名人》：长沙作为屈贾之乡，屈原、贾谊的伤心处，楚湘文化初始便带有一种悲壮、忧郁的色彩，也透露出中国最早的知识分子骨子里的参政意识和修身、格物、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和雄心。屈原的《离骚》，篇名就是遭遇忧患、离别的忧愁之意。这位楚王朝的远房宗室、左徒，自称为古帝颛顼的后代，以看草、美人、明玉为喻，将自己刻划成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同光（《涉江》）的艺术形象。屈原是位政治诗人，其诗也是政论性极强的政治抒情诗……《离骚》阔大恢宏，波澜起伏，气象万千。可中外诗史中第一个自杀的诗人，给了我们什么启示？‘不忍’离去，却彻底离去。”

是的，屈原离开了郢都之后，又离开了长沙，离开了破碎的故国，离开了“礼崩乐坏”的这个世界。他恐怕想不到，匆促而冷清的离别将因时代的不断更替而越来越显得轰轰烈烈，自己无意识地成为楚湘文化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先驱，先驱中的先驱。失去故乡之后，他有了更大的故乡。失去异乡之后，他有了更大的异乡。失去目标之后，他反而成为别人的目标。

屈原写《离骚》时没意识到：真正的离别只有一次，一旦发生即不可改变。屈原写《涉江》时没意识到：汩罗江正在前方，在前方的前方，静静地等着他。屈原写《怀沙》时没意识到，不只是他在怀念长沙，长沙也在怀念他……

屈原的《涉江》写于何时，渡的是哪条江河？其实屈原本人在诗中已告诉我们了：“哀南夷之莫我知兮，旦余将济乎江湘。”诗中还有“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的名句，说明屈原这时已不年轻了，但服饰打扮很新潮，超凡脱俗。按年龄推测，《涉江》写于屈原的落难期，他是因为被放逐而涉江的，可即使在流放的时候仍很讲究仪容，保持清高。明代汪瑗解释：“此篇言已行义之高洁，哀浊世而莫我知也。欲将渡湘沅，入丛之密，入山之深，宁甘愁苦以终身，而终不能变心以从俗，故以涉江名之，盖谓将涉江而远去耳。”屈原渡的是湘江或沅水。姜亮夫《屈原赋今绎》：“此章言自陵阳渡江入洞庭，过枉陼、辰阳入溆浦而上焉，盖纪其行。发轫为济江，故题曰《涉江》也……文义皆极明白，路径尤为明晰。”毛庆《诗祖涅槃·屈原和他的诗》更是把屈原《涉江》的行走路线给大致勾勒了出来：由汉北今汉水中游江汉平原北部的宜城出发，向东南鄂渚（今湖北省武汉市武昌西面），然后弃车登舟，穿越洞庭湖，沿沅水上溯，到达枉陼（今湖南省长溪县东），再到辰阳（今湖南辰溪县），最后到溆浦。

这就是屈原的伤心之旅，由湖北到湖南，跋山涉水，一路上经历了数不清的江河湖泊，以至他怀疑后半生将是没完没了的过渡，从此岸过渡到彼岸，从故乡过渡到异乡，从这条河过渡到那条江，从一个失望过渡到另一个失望，就是没法真正地安顿下来。不是树不欲静，不是树欲动，而是风不止啊。王逸《楚辞章句》把屈原后期的精神逆旅概括为徘徊江之上：“此章言已佩服殊异，抗志高远，国无人知之者，徘徊江之上，叹小人在位，而君子遇害也。”

徘徊江之上等于徘徊路之上，水路之上。从汉江到湘江，从湘水到沅水，一直到最后的汩罗江，徘徊在不同的江上，就像徘徊在同一条江上。江的名称变了，江水没变，江上的过客没变，过客脸上的忧伤没变。屈原后半生一直在江上，一直在路上，说他是行吟诗人还是太好听、太虚夸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大诗人其实是一个流浪诗人，无处安家，只好把家安在诗里面了。只好把满肚子的不平与不合时宜，全渲染给貌似无情却有情的江河水了。除了江河水，他还能找到别的听众吗？无处安家，只好把家安在江上了，把自己的人和自己的诗，全部葬在江上了。

《涉江》，一幅画在水上的路线图。《怀沙》，一篇写在水上的墓志铭。从《涉江》到《怀沙》，路好像很长，又很短。他的路线，由汉水、洞庭湖水、沅水、湘水等等纺织而成，最后在汩罗江打了一个结。一个解不开的结。

从《涉江》读到《怀沙》，伴随屈原一路走，一路歌，一路哭，走到最后一段路，已哭不出来了。一路走下来，我们就知道屈原是怎么死的，为什么要死了。屈原投水紧紧抱着的那块大石头，不知是否已放下了？读完《怀沙》的最后一个字，我的心里，却压上了一块沉甸甸的石头。

如果颠倒过来，先读《怀沙》，再重读《涉江》，就能感受到时光倒流，那死去的诗人又活了过来。不，他好像根本不曾死去，他一直活着，活在江上，活在江的此岸。沧浪之水，无论清兮浊兮，都仅仅打湿了他的鞋子，而无法淹没他高高戴着的峨寇，以及斜挎着的长剑。他出发时特意换上的新衣服，直到现在，看上去还跟新的一样。

屈原怀念秭归（那里有他的姐姐），怀念郢都（那里有让他百感交集的君王），到了生命的最后关头，他开始怀念长沙了，怀念那个已变作故乡的异乡。那曾经是他不想去的地方，又不得不去的地方。去而复返，返而复去，在被汩罗江拦住去路之时，他已没有劲了。上下而求索的劲全部用完了，路太远了，远得不能再远了，一直在路上的诗人，最后还是被路打败了。他再也没有涉江的勇气与力气了。一江之隔的长沙，那个他曾经不想去却不得不去的地方，又成了他想去也去不了的地方，回不去的地方。他怀着对秭归与郢都的复杂感情，怀着对长沙的复杂感情，半途而废。不，那个心乱如麻的诗人，好像仍然走着，在原地走着，在没完没了的路上走着。他的肉体被路打败了，寸步难移，然而他的灵魂似乎并没有服输，仍然在准备。继续跋涉。

南北朝刘勰《文心雕龙·辨骚》以惊才风逸、壮志烟高来赞美《离骚》这部不可多得的伟大诗篇，又说“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意思是没有屈原就没有《离骚》。《离骚》正是屈原最大的存在价值。如无屈原，风骚缺其一，咱们的文学就要改写了。

更早，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借屈原之酒杯，浇心中之块垒：“屈原放逐，乃赋《离骚》。”我读后想，如果屈原未被流放，仕途春风得意，位高体尊，还会有那么大的牢骚吗？写得出《离骚》吗？如果那样，不仅《离骚》子虚乌有，屈原也不是屈原了。楚国不过多了一个生前富贵、死后名不见经传的官吏，却将失去那前无古人的大文学家。屈原受难，历史却得福了。因祸而起的《离骚》和《诗经》一起，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两大镇宅之宝。流亡诗人屈原也就获得与流浪文人孔子并驾齐驱，共创文化基业的资格，被称为屈子。

离国不忍，屈原带着浓得化不开的离愁别绪写《离骚》的。没有命中注定的那次离别，《离骚》不可能诞生，“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词。”设若屈原的流放地不是多雨、多水、多情、多梦的沅湘一带（古云梦泽即在这里），而是别处的大城小镇，屈原是否就不至于那么多愁善感了？《离骚》是否就会少一些蛮荒野气和巫鬼诗情？诗人的想像力与诗篇的穿透力是否都将打点折扣？中国文学史应该感谢被誉为“词赋之祖”的《离骚》，它和《诗经》一起开风气之先。屈原应该感谢那次伤心的离别，使他写出了《离骚》。而《离骚》应该感谢富有梦幻色彩的楚山湘水，构筑起妙不可言的审美空间，使漂泊的诗篇获得有力的支撑。

屈原如果未来古长沙地带，不仅写不出《离骚》，也写不出《涉江》。即使涉江，也体会不到徘徊时的内心惊险。同样，他如果不曾涉足湘水，就不可能遇见《湘君》和《湘夫人》了。洞庭波兮木叶下，屈原如果不是头枕云梦大泽，不可能梦见身藏云深处的山鬼，更不可能因山鬼的秋波而心驰神往。

我在这篇文章中，用了那么的“如果”，其实历史不可以假设，历史没必要假设。屈原，这个半途而废的路人，这个被路打败的人，却一举击破了那么多的“如果”，而成为历史本身。历史不可能忽略屈原，如果它真的是历史的话。现实，也不应该忘却屈原，如果它想成为美好的现实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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