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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阮籍、嵇康是“竹林七贤”的代表，也是正始文学中最富有魅力的诗人。阮籍、嵇康的人格魅力与诗文创作息息相关，相互印证。透过他们的人生经历和诗文创作，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们人格的高尚﹑品行的高洁；他们对生命和时代的反思又使我们看到魏晋文人在那个特殊时代的心路历程和精神追寻。
关键词：人格魅力诗文创作相互印证心路历程精神追寻
在中国古代文学中，通常将魏晋之际的文学称为“正始文学”。正始是魏齐王曹芳的年号(240年—249年)，在这个时期，曹魏集团与司马氏集团争夺权利的斗争十分激烈。经过15年的争夺，司马氏最终篡魏成功。阮籍、嵇康作为“竹林七贤”[1]的代表，他们所处的时代，正是这段社会冲突最为尖锐集中的时期。在这个险恶多变，战乱和政权更替频繁的特殊时期里，许多文人士子命运斑驳，朝不保夕，为自我人格信念的独立和生命的保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由于政局的动荡与黑暗，文人普遍逃避于现实，而当时或隐蔽或直接反抗司马氏政权，并且在文学创作上取得了巨大成就的代表作家，是阮籍和嵇康。
作为文人，阮籍、嵇康所处的时代决定了他们的命运是悲剧性的。从司马氏策划政变，由高平陵事件到嵇康被杀的过程当中，无数文人士子被莫名其妙的卷入权利斗争之中，成为阴谋杀夺和集团利益的牺牲品。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正始文人，正是由于世路的黑暗和处境的险恶，他们的生命和人生信念受到了威胁，从而导致了他们内心普遍的沉重压抑和精神上的失落。为了寻求心理的平衡和人格信念的重新构建，阮籍、嵇康借诗文创作来抒写对时政的不满，抒发个人对时代的怨愤，同时他们又在现实生活中做出一些越礼悖教、惊世骇俗的举动。阮籍、嵇康的人格魅力就在于他们反抗时代和统治者的勇气、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以及文人士大夫的诗性才情和风度。他们的人格魅力又与其诗文创作是紧密相联的，诗文创作印证和折射了阮籍﹑嵇康的人格魅力。尽管他们对待司马氏政权采取了不同的反抗方式，诗文风格也有所差异，最终的结局也不同，但他们诗文创作达到了“殊声而合响，异翮而同飞”[2]的境界，他们对生命和时代的反思又使我们看到了魏晋文人在那个特殊时代的心路历程和精神追寻。
一、从阮籍﹑嵇康的人生经历看他们的人格魅力。
阮籍﹑嵇康在当时来说都是标准的美男子，他们志向高远，博学多才，喜好老庄哲学，能弹琴、善饮酒、好作诗，但又显得荒诞不羁，在生活中常作出一些惊世骇俗的事情来。《晋书》中说：“籍容貌环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博览群籍，尤好老庄。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时人多谓之痴。”[3]“康早孤，有奇才，美词气，有凤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人以为龙章凤姿。”[4]又说嵇康“旷迈不群，高亮任性。…学不师授，博览多闻，长而好老庄之业。…弹琴咏诗，自足于怀抱之中”。[5]山涛叹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巍峨若玉山之将崩”。[6]从这些资料可以看出，阮籍﹑嵇康无论人格、才学、品貌都是颇具魅力的。但是阮籍﹑嵇康经历了司马氏发动的一系列政变后，面对司马氏的血腥统治和残酷杀掠，他们的理想被现实粉碎了。为了逃避现实和黑暗的政治，阮籍﹑嵇康不约而同采取了反抗司马氏政权的态度。只不过他们采取的方式不同，因此在现实社会中的表现和行为也不同。阮籍采用醉酒的方式消极抵抗司马氏的高压政治，而嵇康则“刚肠嫉恶”、“非汤武而薄周孔”、又蔑视权贵，“不堪俗流”[7]，态度较阮籍更为激烈和公开。所以，阮籍﹑嵇康在反抗司马氏的勇气这一点上表现出的人格魅力又是不尽相同的，下面我们结合阮籍、嵇康的人生经历和具体事迹来分析和解读他们的人格魅力。
(一)阮籍的人格魅力：
关于阮籍，首先他最大的魅力在于借醉酒处世。阮籍的醉酒同当时的社会形势和时代氛围有密切联系。《晋书》本传中记载：“籍本有济世之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8]阮籍原本是一个理想色彩很浓的人，他早年认为“王业须良辅，建功俟英雄”[9]，但当他面对自己所处的严酷环境时，阮籍便立刻转向醉酒了。阮籍是一个对现实洞察力极深的人，他明白自己无力改变现实，尽管内心充满了郁闷和不平，但他又缺乏嵇康那种直面现实、公开反抗统治者的勇气，所以他不得不对当权者采取消极不合作的态度，以醉酒的方式来超脱现实，掩饰自己内心的真正意图。从阮籍的醉酒中我们发现了他的人格魅力，一般人是为了喝酒而喝酒，而阮籍喝酒醉酒则饱含了一种生存智慧和处世哲学，尽管他的这种态度有几分狡黠和圆滑，但的确富有魅力，不失为乱世文人避世存身的一种良好方式。《晋书"阮籍传》中记载：“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10]甚至连晋武帝都说：“阮嗣宗至慎，每与之言，皆言玄远，未尝臧否人物。”[11]鲁迅先生评价说：“他的饮酒，不独由于他的思想，大半倒在环境，其时司马氏已想篡位，而阮籍名声很大，所以他讲话就极难，只好多饮酒，少讲话，而且即使讲话讲错了，也可以借醉得到别人的原谅。只要看一次司马昭求和阮籍结亲，而阮籍一醉便是两个月，没有提出机会，就可以知道了。”[12]阮籍既能借醉酒来反抗统治者，又能做到出言谨慎，这无疑需要超人的心灵厉炼和胸怀。这种智慧和定立不是一般人所能具有的，换了普通人或许只是单纯的喝酒，醉酒后恐怕又会胡言乱语或是酒后吐真言了。
其次，阮籍的人格魅力在于他以怪诞的行为回避出仕。古代士人都有济世报国的政治理想，而阮籍在政治上则采取了与世无争，明哲保身的态度。即使后来出仕也与当权者虚于应付、敷衍了事。阮籍面对当时的司马氏政权的黑暗和血腥，他无力挽回正常的统治秩序，只能为时世担忧而内心痛苦。他“尝登广武，观楚汉战处，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登武牢山，望京邑而叹”；在他极度苦闷的时候，往往“率意命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而返”[13]，正应证了黄节“志在济世，而迹落途穷。情伤一时，而心存万代”[14]的说法。在复杂的政治形势下，阮籍亲身经历了曹魏集团内部的倾轧与司马氏夺权的残酷，他既不肯同流合污，又无法超然物外，只好一再回避出仕，以貌似豁达的态度来消残壮志，与时沉浮，独善其身。正始三年(242年)，太尉蒋济聘他为慕僚时，他以病谢绝；后曹爽召他为参军时，他又以疾辞之；当司马氏权势日盛时，阮籍只好以官为隐，在官场“容迹”避祸，当他“闻步兵厨营人善酿，有贮酒三百斛，乃求为步兵校尉；遗落世事。虽去佐职，恒游府内，朝宴必与焉。”[15]阮籍到了为饮酒而求官的地步，这不能不让世人所赞叹，其实阮籍的魅力也正在于此，当时的政治不清明，自己又怎么能去为不清明的当权者服务和效力呢，倒不如以玩世不恭的态度去对抗统治者，阮籍身上显示出了非凡的气度。为了躲避礼法群奸，阮籍又曾求为东平相，旬日使东平法令清简，民风淳朴。“会帝让九锡，公卿将勤进，使籍为其辞。籍沉醉忘作，临诣府，使取之，见籍方据案醉眠，使者以告，籍便书案，使写之，无所改窜。辞甚清壮，为时所重。”[16]从这些事情看出阮籍是有一定的政治才干的，但他对司马氏政权却采取了消极抵抗，敷衍应付的态度。阮籍为回避入仕做出的怪诞行为，正体现了他品行高洁、富于独立精神，具有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态度和勇气，而且又能以柔软通脱的方式进行反抗，求得自身性命的保全。与嵇康相比，他的这种反抗统治者的方式既保全了自己，又以圆润﹑通达，超脱的处世哲学为后代乱世文人提供了借鉴。
再次，阮籍的人格魅力表现在他越礼悖教的举动和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上。阮籍驾车外出，无径大哭而还，本身就是奇特的；更有甚者，“当兵家之女未嫁而死时，籍不识其父兄，径往哭之，尽哀而还”[17]，他喝醉酒时便当庭卧于酒垆美妇身旁。当他嫂嫂回娘家时，他不顾别人非议而坦然去送行；这些行为在当时都违背了“男女大防”的礼教。阮籍的这些举动在当时人们看来，都有些不可思议，甚至有些“神经病”的嫌疑，但阮籍的确是实施了，这就使他的人生经历充满了传奇色彩。阮籍越礼悖教的行为还很多，《晋书"阮籍传》中记载：“(籍)性至孝，母将死，与人围棋未决，对者求止，籍不肯，留与决。赌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及将葬母，食一蒸肫，饮二斗酒，然后临决，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因又吐血数升。毁瘠骨立，殆致灭性”。[18]阮籍的这些行为都是针对当时司马昭提倡的虚伪礼教有所为而为之的。我们可以看出他对礼教的态度是蔑视的，甚至有意反其道而行。他越礼悖教的举动有些滑稽可笑，却又透着一种率真可爱，正如《晋书》本传上说他“外坦荡而内纯至。”表面上看，他母亲临死时他喝酒、吃肉、下棋的行为的确很反常，也违背了礼教，似乎有些不孝，但他又哀伤到了几乎断送性命的地步，这才是他发自内心最真挚的哀悼和感情的流露；至于他吊兵家之女，送嫂，醉卧酒肆当垆女旁不顾别人非议而能坦荡视之，更能从侧面反衬出阮籍心地的纯正、光明磊落和超然脱俗。阮籍在越礼悖教的行为中表现出的人格魅力实际上是他对当时虚伪礼教的挑战，更是对合乎人性、富有人情味的真礼教的维护与追寻。这与嵇康提出“非汤武而薄周孔”的反礼教行为是有所区别的，不会涉及政治思想上的抵触，容易为当权者所理解和宽容。
(二)嵇康的人格魅力
嵇康与阮籍相比，政治上对司马氏政权的厌恶程度更激烈，也更明显；如果说阮籍是以较为隐蔽的方式消极的对抗司马氏政权，嵇康则是公开的、积极的、向司马氏政权进行挑战了，以至最后被杀。嵇康的人格魅力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为人正直，直性侠中，刚肠嫉恶。嵇康自小家贫，尝与向秀打铁，以自赡给。又由于他早孤，受母兄的抚养宠爱，从而使他养成了骄纵任性，直性侠中，刚肠嫉恶的性格。这为他后来被杀埋下了“伏笔”。由于嵇康与曹魏宗室有婚姻关系（曹操儿子曹林之女曾嫁于嵇康），当他的“青云之志”[19]被后来的司马氏无情残酷的杀夺和统治粉碎时，嵇康便对司马氏的行事为人极其厌恶，他一开始就坚决拒绝与司马氏合作。尽管司马氏及其党羽一再想拉拢他，辟他为官，但嵇康丝毫不为所动。嵇康的政治态度从根本上说与阮籍是一致的，但与阮籍的柔和软弱相比，显得更坚决、更公开、也更激烈。阮籍尚能在表面上与司马氏相周旋应付，嵇康则公开拒绝与司马氏合作，所以当友人山涛推举嵇康任尚书吏部郎时，嵇康“遇事便发”，作《与山巨源绝交书》以示决裂。表面上看《绝交书》是针对山涛的，实际上《绝交书》是为了讽刺当朝统治者，是嵇康向司马昭公开挑战的宣言书。嵇康能够这样做完全是由其性格决定的。他的朋友孙登曾规诫他说：“君性烈而才隽，其能免乎！”[20]为他后来被杀敲响了警钟。嵇康在性格上表现出的人格魅力在于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和敢于正面同当权者进行斗争的勇气和骨气。
第二，嵇康的人格魅力体现在他不畏当权者和最高统治者，敢于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非汤武而薄周孔”的主张。在当时那样一个黑暗恐怖的时代，许多文人都惟恐避祸不及，而嵇康竟然敢得罪当权者，这无疑需要超越常人的思想和勇气。《晋书"嵇康传》中记载：”颖川钟会慕名造访嵇康，康不为之礼,(与向秀)锻而不辍，良久会去，康谓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会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会以此深衔之”[21]。陈翔鹤说：“也只有像嵇康那样的名流，才敢于得罪钟会这样当权得势的阔人，一般人那里敢哪！”[22]也正是由于嵇康得罪了贵公子钟会，才使他后来遭到了钟会恶意的诬告。嵇康得罪当权得势的钟会只是他被杀的一个偶然点，更重要的是嵇康在当时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非汤武而薄周孔”的主张，敢于得罪最高统治者。嵇康在当时提出这样的主张，一方面是性格使然，刚肠嫉恶，不畏权势；另一方面仍然与当时社会形势和时代氛围有关。在司马氏的严酷统治下，文人在政治上大多是失意的，而虚伪的名教和专治统治又束缚了他们的身心，文人因此想通过老庄放达无为的思想来亲近自然，以忘却政治上的失意，寻找情感上的安慰寄托，并籍以保持自己人格上的独立，摆脱外物的牵累，实现精神上的逍遥解脱。但当时并没有人敢从理论上构筑一种思想来彻底否定司马氏的名教，嵇康却这样做了。他为了平衡心中理想与污浊现实之间的矛盾冲突，也为了对抗虚伪的名教，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从根本上触及到了司马氏在政治上利用礼教进行统治的思想基础，这与阮籍越礼悖教又顺乎人情的行为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为此，他还极力崇尚自然、清谈玄远，与阮籍、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伶等名士率而相携，啸傲山林，极浪游之势，借以放纵自己的身心，实践了“任自然”的主张；为了从根本上进一步揭露司马氏礼教的虚伪，他在《绝交书》中更宣称自己是“非汤武而薄周孔”，提出了作官的七不堪、二不可，锋芒直指司马氏所标榜的礼法名教，致使司马昭极为愤怒。此时恰好嵇康因吕安事件而受到牵涉，司马昭便听从了贵公子钟会的诬告借机杀了嵇康。由此可见，嵇康的死是必然的，他危机了统治者的利益必然要受到统治者的惩处。嵇康敢于得罪贵公子钟会，敢于得罪最高统治者司马昭，敢于提出别人不敢提出的主张，既根源于他刚峻激烈的高傲个性，又表现出了他“威武不屈，富贵不移”的高尚气节。
第三，嵇康的人格魅力还表现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魏晋文人的风度。魏晋风度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给人很直观的印象是：宽袍大袖、弹琴饮酒、吟啸赋诗、思辨自适、诗性才情、贵族士大夫的气质风貌、人格的高傲不羁等。嵇康作为魏晋文人，他饮酒赋诗，无论人格、才学、品貌自然是无人能及的，前文中已提到。他有士大夫的贵族风范，又有打铁的特殊嗜好。同时，嵇康对老庄哲学有一套自己的理论主张，他以其卓越的才学，名士的风度，活跃于太学辨论讲坛，投身批评王肃(司马昭妻父)的太学辩难活动之中，在太学生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令诸多的名流鸿儒望尘莫及，以至于嵇康被杀时，竟有“太学生三千上书，请以为师”[23]。嵇康的气度也是超凡的，当他临刑东市，面对着众多的太学生和送行的人群，“康顾视日影，视气不变，索琴而弹曰：昔袁孝尼尝从吾学《广陵散》，吾每靳固之。《广陵散》于今绝矣！”[24]嵇康面对死，却流露出这样坦然的气度，他不为自己将要被夺去的生命而伤悲，却仅仅为一首《广陵散》的失传而感到遗憾，这不能不让我们受到心灵的震撼。也许正是《广陵散》使嵇康的魅力和魏晋风度化为正始之音绵绵流淌而不止。嵇康的生命结束了，但他的风度和精神是不朽的，《广陵散》的琴音，也正是他高尚的人格和品行的一种升华，更是魏晋士人精神风度的又一次展示。
解读完了阮籍、嵇康的人格魅力，我们对阮籍、嵇康有了更多的认识，他们的人格魅力还远远不止于此，有待我们进一步的挖掘和剖析。阮籍、嵇康的诗性才情也是构成他们人格魅力的组成部分，下面我们来看他们人格魅力与其诗文创作的关系。
二、阮籍、嵇康的人格魅力与诗文创作的关系
谈阮籍、嵇康的人格魅力离不开他们的诗文创作，阮籍、嵇康的人格魅力与诗文创作是息息相关，相互印证的。从文学理论的角度来审视看，文学即是人学，文学是人的主观心灵的一种外化和客观展示。因此，阮籍、嵇康的诗文创作印证和折射出了他们的人格魅力，也是他们人生经历的真实记录。透过阮籍、嵇康的诗文，他们对生命和时代的反思又使我们看到了魏晋文人在那个特殊时代的心路历程和精神追寻。
阮籍、嵇康的文学成就主要是诗歌和散文。由于世路的黑暗和处境的险恶，当时很多文人的生命和人格信念受到了威胁，从而引起了他们诗文创作风格的变化。与建安文人相比，阮籍、嵇康等正始文人的诗文风格从气志高扬到沉郁内敛，从慷慨淋漓的情感宣泄到玄远清虚的哲学幽思，思想内容也逐渐变为“词旨渊永，寄托遥远。”[25]；因此，阮籍、嵇康在诗文创作中也明显显露出疏离政教的态度，他们写作的焦点已从社会的治乱兴亡转向个体精神的愤郁哀伤了[26]。阮籍、嵇康的诗文完全抒一己之情怀，自觉展示自己的心灵主观世界，显示出了独特的人格魅力。尽管阮籍的诗歌隐晦曲折，嵇康的诗文清峻激烈，“阮籍使气以命诗，嵇康师心以遣论[27]”，但他们诗文中，抒写对时政的不满，抒发个人怨愤成为了时代的绝响，为魏晋易代之时相对沉寂的文坛增添了一抹辉煌的亮色。达到了“殊声而合响，异翮而同飞”的境界。
阮籍的代表作是《咏怀诗》八十二首，作者在诗中用象征、比兴的手法写出了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和自己孤独苦闷的心情，揭露出了上层统治者的虚伪和凶残，由于他写得含蓄、隐晦、多用典故，采用隐而不露的方式进行了曲折的表达，所以读者虽能体会到他的心情，却看不出实际所指，这与阮籍在政治上借醉酒消极抵抗统治者的处世方式一致的。翻开《咏怀》诗其一写道：“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28]我们可以看到诗人的巨大忧伤，但它却又意味深远，令人不知他到底为何而忧伤。《咏怀诗》其八写道：“灼灼西聩日，余光照我衣。回风吹四壁，寒鸟相因依。...岂为幸名誉，憔悴使心悲。宁与燕雀翔，不随黄鹄飞。黄鹄游四海，中路将安归？”[29]诗中隐约显露出作者不愿与权势者同流合污的意向，印证了他回避出仕、固守己身的人格魅力。阮籍的《咏怀诗》蕴意丰富，寄托深远，又饱含着老庄的精神玄理和作者自己的感情，给读者留下了很大的思考余地和想象空间，取得了很高的思想艺术成就，钟嵘评曰：“咏怀之作，可以陶性灵，发幽思。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厥旨渊放，归趣难求。”[30]李善评曰：“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31]可以看出，阮籍《咏怀诗》风格与他本人的处世风格颇有相似之处，都饱含着一种隐忍的态度和不可言传的微妙之处。嵇康的诗歌与阮籍相比较风格更加峻烈，情感更加热烈真挚。这与他刚肠嫉恶、直侠任性的性格是分不开的。因此，嵇康的诗文体现出他的人格魅力是形于中而发于外的。《幽愤诗》可以说是作者一生心路历程的见证。诗中写出了他的人格、个性、内心矛盾和命运遭遇，展示了他内心理智与情感、性格之间的矛盾。作者写道：“曰余不敏，好善暗人，......欲寡其过，谤议沸腾。性不伤物，颇致怨憎。昔惭柳惠，今愧孙登。内负宿心，外恧良朋。”诗中道出了自己的志向是：“托好老庄、贱物贵身，志在守朴，养素全真。”而他刚峻激烈的高傲个性又使自己难于真正达到老庄虚静无为、夷淡冲和的境界，他的“刚肠嫉恶”更使自己无法象阮籍那样采取明哲保身的处世之道。作者最后写道“古人有言，善莫近名，奉时恭默，咎悔不生。”[32]反思总结了人生经验，表明了他人生命运的悲剧性质，印证了作者的人生经历和命运遭际。除了《幽愤诗》外，嵇康《赠秀才入军》十八组诗也很出名，诗中散文化的洒脱、清郎俊逸之美正是他追求自由高洁的人格魅力的外在体现。例如其十五中写道：“......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嘉彼钓叟，得鱼忘筌。郢人逝矣，谁可尽言。”[33]诗中用玄学般的禅语，创造出了独特的意境，令人发幽思，动心志。特别是诗中“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写得洒脱飘逸，既表现出了作者内心微妙的情感和优雅的神态，又道出了作者对理想自由追寻的最高境界。在散文创作上，阮籍的散文《大人先生传》很著名。文中写道：“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坐制礼法，束缚下民。”[34]一语揭穿了皇帝和官僚们的本质。文中巧妙的把礼法之士比作破裤里的一群虱子，形象地概括了他们贪婪、无耻的本性，笔锋辛辣而又隐喻深刻。这与阮籍隐蔽的反抗司马氏政治的本态和他的处世风格是一致的。嵇康的散文与阮籍的相比品格更高，思想新颖，言辞犀利，也真实的体现出了嵇康其人的思想性格和人格魅力。他的《绝交书》中“七不堪”显示出了作者对世俗的反感和官场的憎恶，对司马氏政权进行了无情的嘲讽和奚落，而“二不可”则正面攻击和揭露出司马氏礼教的虚伪，充分显示了他强烈而鲜明的个性。嵇康的其他散文如《养生论》、《声无哀乐论》、《管蔡论》等更不一而足，充分抒发了作者的高尚之志和愤世嫉俗之感，颇多讽喻之辞。刘勰评曰：“叔夜任侠，故兴高而采烈。”[35]鲁迅也说“他的论文，比阮籍更好，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36]对他敢于发表违反传统见解的勇气，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嵇康和阮籍在诗文创作上的风格差异是比较明显的。阮籍多隐晦曲折，嵇康则峻烈率直。我们联系前面谈到的他们的人格魅力和性格经历可以发现，阮籍和嵇康的诗文创作都是他们对现实反思和追寻的产物，更是他们个性和魅力的反映，他们代表着反抗统治者、追求同一人生境界的两种处世模式，因此他们的诗文创作折射出了各自的人格魅力，印证着他们的心路历程和精神追寻。
阮籍、嵇康的人格魅力是不朽的。处在魏晋那样一个政权争夺十分激烈的特殊时代，他们的心路历程和精神追寻更代表了众多的魏晋文人在希望与困境、梦想与现实之间挣扎的心理轨迹。阮籍、嵇康堪称是那个时代最富有魅力的诗人。在他们身上，所具有的那种独特的精神追求和崇高的人格魅力，正体现了当时魏晋士人的风度和品格。阮籍的处世哲学、创作方法为后代乱世文人在思想和行动上提供了借鉴。嵇康的文人骨气和高尚品格为后人树立了光辉典范。在他们的诗文创作中都融入了抨击当权者的反抗思想，抒写了对时政的不满，抒发了个人对时代的怨愤，而嵇康则表现得更加公开和强烈，这与他们高尚的品质和人格魅力是分不开的。因此说阮籍、嵇康的诗文创作又与其人格魅力达到了统一，他们的人格魅力和诗文创作是息息相关、相互印证、不可分割的。他们的人格魅力在诗文创作中得到了体现，诗文创作又返照和折射出了他们的人格魅力。同时，阮籍的诗歌创作，继曹植之后开创了五言诗创作的新境界，达到了“言有尽而意无穷”[37]的地步，显示出了高超的创作技巧。尤其是其隐喻的创作风格，影响到了后来郭璞、陶渊明、庾信等人的创作。嵇康的四言诗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诗中所体现的哲理思辨思想为后代文人诗歌创作提供了一条新的模式。总而言之，阮籍、嵇康所具有的崇高的人格魅力、独特的精神追求，以及其诗文创作中表现出的挑战当时社会、时代、政府的勇气将会历久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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