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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赤将军在南京保卫战中牺牲地点及其遗物的考证
朱天乐朱成山
长期以来，史学界对当年在南京保卫战中英勇牺牲的朱赤将军的了解是知之不多的，大概仅限于以下几个关键词：他是江西修水人士；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三期；曾经率部参加过北伐战争、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牺牲前任中国守军第八十八师二六二旅旅长；牺牲地点在南京雨花台；1983年被国家民政部认定为革命烈士。但是，对于烈士究竟牺牲在雨花台的什么位置？将军牺牲时的情形怎么样？有无壮举、遗言和遗物？烈士的遗体葬在何处且怎样掩埋？如此一些细节问题，一直是个谜。而细节问题，恰恰是历史研究所不可或缺的。
2011年12月10日，是74年前南京保卫战腹廓防线战斗打响之日。为纪念这个日子，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联合在该馆召开“我亲身经历的南京保卫战报告会”，邀请当年曾经参加过这场战斗的陈云、骆中洋等抗战老战士，口述自己亲身经历的抗战故事。一些抗战老兵的子女也参加了此次报告会，原八十八师特务连连长郭学礼的儿子郭永柱，就是其中的一个。料想不到的是，他在会上不经意的一番发言，却揭开了上述有关朱赤将军的谜题，引起了到会专家学者和新闻界记者的一致关注，弥补了一段历史的空白。
一、 郭永柱：父亲生前多次提及朱赤将军牺牲事
据郭永柱说，他对朱赤的了解，完全是其父亲郭学礼生前亲口告知的，用史学界的话语来说这叫父辈的传承。郭永柱至今清楚的记得，其父经常向全家人谈及朱赤，说朱将军身材其实并不高大，个头只有1米六五左右，但人十分聪明能干，是黄埔军校的高材生，懂得的知识很多。他曾经两次率部参加淞沪抗战，与日军作拼死的战斗，并且打得十分勇敢，履立战功，晋升很快，33岁就当上了旅长，升任少将。特别是在上海八字桥的战斗打得好，占领了日海军司令部。后来退守南京，率领第八十八师二六二旅守卫在雨花台。
郭永柱讲述了其父告知的有关朱赤率部血战雨花台的经过时说：经过两天血战，到1937年12月12日拂晓，雨花台前沿阵地非常危急。二六二旅面对的是臭名昭著的谷寿夫师团。朱赤离开指挥所，亲临第一线，率领所属的五二四团与日军反复拼杀。日军出动20多辆装甲车和大编队的红头飞机狂轰滥炸，阵地上硝烟弥漫。日军发动了一次次冲锋，均被中国守军击退。朱将军知道，只有与日军搅在一起，他们的重武器和飞机空中优势才无法发挥威力，便令特务连长郭学礼组织敢死队，拿着10挺捷克式轻机枪，每人协带一支德式步枪，挂5颗手榴弹，杀入敌群。出征前，朱赤把军旗升上去再降到一半，要敢死队提前向军旗志哀，表示为国誓死杀敌的决心，这些壮士都不准备再活着回来了！战斗进行得异常惨烈。1个多小时后，100名“敢死队员”仅4名生还，其中就有郭学礼。大约在上午10点多钟，朱赤身上几处受伤，是被日军的炮弹片击中，肠子都出来了，流了许多血，头上疼得冒出许许多多的黄豆粒般大汗珠。朱将军很勇敢，头戴钢盔，手持两把德国驳壳枪，自己将肠子塞进去，用子弹带绑紧继续战斗。他身上捆着10个弹夹，每个弹夹装20发子弹，当时已经被他打掉了8个弹夹的160发子弹，直到在战壕里流尽最后一滴血，体力不支倒地。上午11点钟左右，朱将军呼吸困难，但他断断续续地说道：“为国牺牲，无上光荣！”殉国前将一只公文包，内除了装有作战地图和文件外，还有一块美式怀表、一个墨盒及两块纪念币交与郭学礼，嘱托设法送到江西修水的老家，给“家人留一个最后的念想”。并且交待一是要把他公文包里的作战地图和文件全部销毁，二是不能让他的遗体落入日军的手里。说完后，朱赤将军头一歪，以身殉国，牺牲时年仅33岁。其父郭学礼曾对郭永柱解释说，之所以要就地掩埋将军的遗体，是因为不想给日军作战时宣传，说中国哪个将领又被击毙了。
郭学礼搂着朱赤将军的脖子，和战友们一直喊着：朱将军！朱将军！但将军已经为国捐躯，牺牲在雨花台阵地上。战友们拿来草绿色的军用毛毯，在壕沟内包裹好朱赤将军的遗体，又在壕沟两侧埋了两颗手榴弹，引爆后炸出的覆土正好把将军遗体掩埋。遗憾的是，郭家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能找到朱赤的后人（朱赤唯一的儿子早已去世并无其他后代存世），只好将遗物保管起来至今。接着，郭永柱将朱赤将军的四件遗物（另有一只小木盒），捐献给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代表其已故去的父亲郭学礼，完成了将军生前的遗愿。
为了尽快确认朱赤将军牺牲的确切地点，笔者立即向郭永柱提出了去雨花台指认的请求，郭先生当场同意，许多记者闻听后，也表示要一同前往。报告会一结束，郭永柱带着我们，驱车前往朱赤将军牺牲处。上车后，笔者与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和雨花台烈士纪念馆的领导取得了联系，很快得到了他们的允许与配合。在车上，郭先生向大家介绍了他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每年清明节前后，都要跟着父亲郭学礼，到雨花台朱赤将军牺牲处，为烈士烧纸献花，表示哀悼。后来，其父年事已高，不能爬山走远路了，但还是要儿子代表他前来祭奠朱将军，这趟路是跑熟透了。
一到雨花台烈士陵园，郭永柱带领我们直奔“江南第二泉”后面的小山坡，并指着前面郁郁葱葱的小山头说，朱赤将军当年就战死这座小山顶上。这是一处杂树林，长满了高高矮矮的灌木，草木枝叶错综复杂地生长着，地上覆盖着一层层的落叶，不时寒风袭来，气氛凝重。大概是由于平时人迹罕至，所以一条窄窄的山路多处被封，很是不好走。踩着厚厚的落叶，扒开挡道的枯枝，郭永柱带着大家绕了几圈，最后在雨花台工作人员帮助下才上得去。
到了山顶，环顾四周，都是一些小树。郭永柱告诉一行人：“以前这里什么也没有，树都被炮轰掉了。”郭永柱用手比划着，“这里原来是一条南北走向的战壕，深约有1.5米，宽度约1.2米。日军从东面攻过来，中国守军据高临下阻击……朱将军牺牲时头朝西……”。小山顶上原先是有一座碉堡的，但由于设计不合理，射击孔开的太大，被日军步兵用枪榴弹，对准射击孔一下炸毁掀掉。直到刚解放时，山顶上还是光秃秃的，没有树木，还能看到废弃的碉堡和战壕的痕迹，子弹壳俯拾即是，可见当年战斗的惨烈。”说完这些，郭永柱情绪激动，泪水直流，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磕了三个响头，嘴里喃喃地说道：“朱伯伯，我来看你了……你的遗物已经捐赠给纪念馆了，不能再给你保存了。你的家人也没了……”。过了一会儿，郭先生眼眶红红地，边哭边对大家说，我刚才跪的地方，就是掩埋朱赤将军的地点，他长眠在这里已经74年了。
郭永柱还记得父亲说过，日军三八大盖枪的子弹穿过身体后，进去的眼小，出来的眼大。当年倒下来的战友，全部是背后的窟窿比胸前的大，他们全部是牺牲在冲锋向前的路上，没有一个逃兵，整个二六二旅基本上阵亡殆尽。尤其是见到全旅官兵几乎都牺牲在雨花台阵地上，而日军仍然像蝗虫一般地一次次扑过来，朱赤曾经命令部下，将几十箱几百枚手榴弹堆在一起，用绳索引爆，炸得日军鬼哭狼嚎。郭先生还指着脚下的土地说了一个动人的故事：当时朱赤旅长的勤务兵名叫于富贵，年龄只有17岁，绰号“小山东”，家住山东临沂。虽然名叫富贵，却是个家境贫寒的苦孩子。他靠自己卖身当壮丁（兵），共卖了六块大洋买了口棺材葬了父亲后，参军被补充到二六二旅的。就在朱赤中弹时，“小山东”一时情急，从战壕里站起身来叫道：“朱旅长受伤了！”日军的机枪一梭子弹扫过来，腿部连中了五六发子弹，顿时鲜血直流。“小山东”一时疼得受不了，喊着要“为国尽忠”，去炸它（日军的装甲车）个“王八冲子（山东人土语）”，央求战友们把他身上绑了八颗手榴弹，用鞋带串联起来，抬到路上（现雨花台烈士陵园内的“高座寺”门前的道路，原来是条土路，日军装甲车就是从这边开过来的）。随着一声巨响，一阵黑烟飘过，日军的一辆装甲车的履带被炸断，立即趴窝了，而这个十七岁的中国小兵把自己的身体炸得粉碎，英勇捐躯在杀敌战场上。
二、对郭永柱证言及其所捐赠文物的考证
郭永柱关于朱赤将军的证言及其所捐赠文物见报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许多人十分感动朱将军为国捐躯的悲壮，也感谢郭永柱能够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捐赠如此珍贵的文物。但也有人对此提出质疑，如有学者提出郭永柱的孤证能否成立？有位馆长发来信息提醒我，郭先生此前已经给几座馆捐赠几十件文物，他家怎么会有那么多？有位记者直接对“朱赤墨盒”遗物上的图文表示异议等。历史是真实的，不真实的不能作为历史去看待。对此有必要进行一番考证。
（一）、对郭永柱证言作史料上的考证。
一是关于朱赤将军本人的简历是否正确。据同为八十八师的战友陈志澄的回忆：“朱旅长号新民，赣（江西省）北修水县人也。民国二十二年（1933）七月与余缔交予武昌右旗，时尚任五三八团第二营营长，一见如旧识，公余共研书史，尝至夜深，性和易，敦恕道，身材亦中等，步矩趋规，望之若恂恂儒者。日常除研讨军事外，专治哲学，惯以柏拉图、尼采、托尔斯泰诸学说与吾国易经、大学、中庸相印注，繁征博引，汩汩如涌泉，别有独到也。为人廉朴，勇于负责孙元良师长暨黄梅兴旅长器重之。民国二十三年（1934），升任第五百二十八团上校团长，御下一寿于诚，临阵惟见其勇，故历年转战东南各省，颇著勋劳。“八一三”淞沪抗战，累功升任第二百六十二旅少将旅长，部曲抵（南）京部，即坚报与首都共存亡之决心。”1纵观陈志澄先生对朱赤将军的生平介绍，发现与郭永柱的前述基本一致，说明郭永柱的父亲郭学礼不仅与对朱赤生前相当熟悉，而且传承与记忆也相当的准确。
二是关于朱赤参加南京保卫战中的过程与历史记载是否相符。1937年“12月1日，日本最高统帅部下达了华中方面军的战斗序列令，以松井石根为华中方面军司令官，下辖上海派遣军和以柳川平助为司令官的第十军，开始了侵占南京的战斗。松井石根接到战斗命令后，除以第一零一师团留驻上海外，集中全部兵力，扑向南京。”2面对日军对南京气势汹汹地进逼，“11月中旬，蒋介石接连三次召开幕僚会议，决定南京的弃守问题。11月20日，宣告国民政府为适应长期抗战，迁都重庆。”3“同时作了短期固守南京的决定，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罗卓英、刘兴为副司令长官，率第二军两个师、第六十六军两个师、第七十一军一个师、第七十二军一个师、第七十四军两个师、第七十八军一个师、第八十三军两个师，还有教导总队、第一零三、一一二两个师及其他部队，共约十万余人，部署南京保卫战。”4朱赤将军所在的八十八师，就隶属于七十二军，该军军长孙元良兼任八十八师师长，率部参加了南京保卫战。“唐生智按照蒋介石固守南京的指示，将兵力作了部署：以四个军的兵力，组成以市郊汤山、栖霞、淳化、板桥等地为重点的外廓阵地，作为主要阵地；以三个师一个教导总队的兵力，组成以城墙为依托的腹廓阵地；以先兵团和警察总队，在城内维持秩序采取闭锁式和半闭锁式阵地就地固守。”5其中负责守卫腹廓阵地的“三个师”中，就有朱赤将军所在的八十八师，当时该师被安排固守雨花台阵地。“南线进攻之敌为日军第六师团和第一一四师团。10日，该两路日军合为一股，兵临南京城下，并协力猛攻雨花台一线，守军七十二军八十八师虽顽强抵抗，但右翼阵地被敌人突破，中华门城门未及关闭，便有300余敌军冲入，经激烈巷战，被我全部歼灭。”6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保存的第八十八师南京战役战斗详报记载：“迨十二日晨朝，沿（南）京芜（湖）铁路进攻之敌已逼近赛虹桥、雨花台方面，因系敌主攻所在，虽经我全部官兵奋勇苦斗，奈外无粮弹、内无援兵，且敌挟战车、飞机、大炮及精锐陆军，不断施行猛攻，我二六二旅旅长朱赤，二六四旅旅长高致嵩、团长韩宪元、李杰、华品章，中校参谋赵寒星，营长黄琪、符仪廷、周鸿、苏天俊、王宏烈、李强华各率所部反复肉搏，奋勇冲杀，屡进屡退，血肉横飞。”7从上述多份史料和证人证词来看，朱赤将军率部参加南京保卫战，并且坚守雨花台，与郭永柱的父亲郭学礼口述也是一致的，别无相左的地方。
三是关于朱赤牺牲前后情形的叙述是否可信。据史料记载：“中午，旅长朱赤、高致嵩、团长华品章，营长苏天俊、王宏烈、李强华亦已弹尽援绝，或自戕，或阵亡，悲壮惨烈，天日亦为之变色。”8陈志澄在其回忆录中也证实了朱赤将军牺牲的时间和地点：“十二月十二日，旅长高致嵩及朱赤均守雨花台战死。……自十二月八日至十一日，与高旅所部，协同一致，据新成之强固工事，指挥杀敌，弹无虚发。使敌人不得入雷池一步。敌酋恼羞成怒，竟于十二日晨，用飞机数十架，重炮数十门，联合轰击逾二时，使此两旅长同其部下誓死不退，粉身碎骨阵地上。”9谭道平说：“十二月十二日，在南京却呈现出惨烈的一幅人群搏斗的画图。拂晓起，敌人的飞机大炮，即密集地向我们进攻，城墙受着炮火，……至中午十二时，八十八师雨花台的主要阵地全被敌军占领”。10通过前述几份史料和证词，以及郭永柱的父亲郭学礼的证言，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即朱赤将军肯定牺牲于1937年12月12日上午，地点是在二六二旅雨花台阵地上。
（二）、对郭永柱捐赠文物动机和可能作可行性的考证。应该说，郭永柱及其家人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不止一次捐赠过文物。在该馆展陈大厅内，陈列着几件重要的文物。一是于建馆初期的1987年7月，郭永柱捐赠了一只铁桶、33枚中国守军衣服纽扣、两根长铁钉（37.5厘米、31·5厘米）和红十字会埋尸队记账单，现已全部被评定为国家准一级文物。其中，铁桶上沿的边上有一块小铜皮，上面刻有“日本大阪株式会社宫崎商店昭和十二年（1937）制”字样，说明该铁桶的确是产自日本。郭史氏记得，当时这只铁桶里还盛有半桶汽油，那是日军屠杀后焚烧中国军民尸体剩下的，因为长江边现场到处是烧得面目全非的黑乎乎尸体。郭老太太关于日军当年在长江边用汽油焚烧尸体，毁尸灭迹，与史料记载是完全一致的。“日本侵略军在进行凶残、血腥的集体屠杀和分散屠杀的同时，为了掩盖罪行，制造假象，又迫不及待地对横陈城郊的遇难者尸体，进行了处理。其中，大量采用的办法，是焚尸灭迹。”11日本随军记者今井正刚目击了日军在扬子江（长江）边焚烧尸体和投尸入江的真实情况，他写道：“码头上到处是焦黑的死尸，一个摞一个，堆成了尸山，在尸山间有50到100个左右的人影在缓缓地移动，把那些尸体拖到江边，投入江中。呻吟声、殷红的血、痉挛的手脚、还有哑剧般的寂静，给我们留下极深刻的印象。”12原侵华日军第十三师团山田旅团第六十五联队的一名下士，曾经于12月17日至19日参加屠杀囚禁在幕府山下的被俘中国军人并处理其尸体，他说：“在善后处理阶段，用整桶的汽油把尸体全部烧掉了。这是因为把枪杀、刺杀的尸体原封不动地扔进江里，总会留下某些形迹，所以必须尽可能地把尸体‘换换装’再抛入长江。然而，缺乏把大批尸体象火化那样一直烧到骨头所需的大量燃料，尽管猛烧一阵，还是烧得不彻底，留下一座焦黑的尸山。”13
二是由郭永柱本人于2007年7月捐赠的当年坚守在中华门城堡八十八师官兵的几件遗物，即手电筒、煤油灯、帽徽和证章。据郭永柱在捐赠仪式上的介绍，那枚帽徽和有“抗日救国忠勇杀敌一九三七年负伤流血纪念”证章，是其父亲郭学礼当年参加南京保卫战留下的遗物。而那盏小马灯，则是八十八师二六二旅指挥所用。1937年12月12日中午，郭学礼带领二六二旅仅剩下的37名官兵，以及二六二旅指挥部的部分用品，退守到中华门，接受团长邱维达的统一指挥。那把手电筒却是来历不凡，中国守军五十一师三零六团团长邱维达，是日晚在中华门城堡上看地图照明时，被日军的子弹击伤。当时在场的郭学礼随身携带着这把手电筒，在撤退途中用作照明。郭永柱上述叙述是否与历史相符呢？五十一师官兵怎么会出现在八十八师阵地上？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史编纂委员会于1938年所编的《淞沪抗战》中记载：“雨花台方面，本日（12日）为敌主攻所在，我守备该处之第八十八师，因众寡悬殊被迫退守中华门附近。唐司令长官乃令第五十四师即向中华门方向增援。正午敌复以炮兵向中华门以西地区猛烈炮击，被击破城墙数处，敌步兵乘机冲入数百，我守城部队因之渐入混乱状态。十四时，我五十一师第三零六团虽奋力将该敌驱逐，然因受雨花台敌火之瞰制，未能奏效，相持至十九时，阵亡营长葛琼、胡豪二员，团长邱维达负伤，连长以下伤亡一千三百余。”14从这段史料的比较中，不难看出，郭永柱对所捐赠文物的介绍与史料记载的时间、地点、人物和情节完全相符。
三是由郭永柱本人于2011年12月10日捐赠了七件文物，即一只钢盔、一把被折断了的日本军刀、一把日本三八式步枪刺刀、一把小刀、两枚中国守军帽徽、一张《华美晚报》日本投降号外旧报纸。那只锈迹斑斑有三个圆孔、并且顶部和边沿已经断裂的德制钢盔，在南京保卫战雨花台遗址出土，与八十八师当年佩戴的钢盔形态一致。据考证，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和德国曾有过一段密切的军事合作，德国不仅向中国出售了大量武器装备，还向中国派出了军事顾问，协助中国建成了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精锐之师，通常被称为德式师、德装师、德械师，这支部队可以称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无论装备、训练还是编制、战术诸方面现代化程度最高的部队，在抗战初期发挥了中流砥柱的巨大作用。德制M—35型钢盔，是德式师最为明显的装备特征，钢盔上镶有一颗青天白日国徽。截止1936年，中国总共从德国进口了31.5万顶M—35型钢盔。而当年中国守军只有八十八师、八十七师这样的嫡系部队才有全套的德式装备，与其它一般守军部队的钢盔形状（大沿浅顶形状）是不一样的，说明这是八十八师官兵当年血战雨花台留下的遗物。日本三八式6.5㎜步枪，则是日本在其三十年代6.5㎜步枪基础上，改进研制的一型制式军用步枪。由于时值明治三十八年（公元1905年），故定名为“三八式”。“三八大盖”全枪有枪管、瞄准具、枪机、机匣、弹仓、枪托、枪刺等七大部分组成。该枪全面秉承和实现了日本军方“可靠、便捷、简易”的宗旨，充分集中和发挥了当时日本机械工业的先进技术成果，可以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种加工制造品质相当精良并且战斗使用性能相当优良的步枪。三八式步枪配有单刃刺刀，刀长500㎜，可装在枪上用于拼杀，也可拿在手中握持刀柄进行劈杀。在雨花台遗址的地下发现日军的三八式刺刀和日军断刀，说明了多年有日军被中国守军击毙于此地。至于无柄（木质柄已经腐朽）小刀，视其形态不像军用刀具，很像一把厨用小刀。郭永柱听其父所说，当年中国守军全部上阵，包括厨房里的伙夫也上阵杀敌，极有可能把厨用小刀也带上了阵地。
四是由郭永柱本人于2011年12月13日捐赠朱赤将军的五件遗物，即一个小木盒、一个墨盒、一块怀表及其两块纪念币。为什么郭永柱此前多次向该馆捐赠过文物，而避而不谈朱赤将军如此重要的文物呢？其实，郭家人几十年来一直为此事有过纠结，甚至内疚。在笔者经过几次反复与郭老交谈直至追问下，并在其爱人的鼓励和督促下，他才一点一滴地吐露了真相。原来，这只小木盒不是朱赤牺牲前夕才交给郭家的，而是郭学礼在淞沪抗战结束，从上海退守南京城后，在南京保卫战还没有打响之前，曾经邀请朱赤去过自己家中看望其母亲。朱将军大概当时已经下定了誓与南京城共存亡、以身殉国的决心，遂将一只暗红色的小木盒（长18.5厘米、宽8.7厘米、高7.5厘米）给了郭家，内存有30块“袁大头”（银元币）和两只金戒指（每只大约五钱重）。后来，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被其父郭学礼拿到中国人民银行兑换成人民币，30块“大洋”只换了30元，两只金戒指则换了800元，用来购买粮食。虽然救了一家人的命，但郭家一直对此事心存内疚，不敢对外直言。那块怀表是在朱赤将军阵亡后，从他身穿的黄呢子大衣上摘下来的，准备移交给其后人纪念用，是一块美国产爱尔近牌包金怀表，系朱将军在参加淞沪抗战期间升任旅长后，在上海亨得利表行购买的。遗憾的是，他本人只用了四个月的时间。两块纪念币不是银币，也不是合金币，其材质有可能是镍质的。该纪念币正面刻有繁体汉字“中华民国二十年福建省造每五枚当一圆”，中间刻有阿拉伯数字“20”，反面刻有繁体汉字“黄花岗纪念币”及其黄花岗72烈士纪念碑的图样，系1931年发行的黄花岗72烈士纪念币，它们与一只墨盒、一块端砚一起，被放置在朱赤将军生前随身携带的军用牛皮包里的。可惜这只牛皮包和朱赤佩戴的子弹夹，前些年已经转赠他人。那只端砚，现仍留在郭家。本来郭永柱并不打算于今年捐赠这批文物，但在12月10日来馆捐赠钢盔等七件文物时，由于笔者和纪念馆同仁积极做思想工作，消除其顾虑，后在其家人的支持下，才决定此次捐赠行动的。
郭永柱家庭为何能捐赠出这么多的重要文物呢？据笔者的了解与询问，主要有以下三点原因：
1、郭家有多人亲身经历了那段历史过程，有好几位当事人。一是其父郭学礼，1926年在黄埔军校教导二团三营一连当兵，随后曾经跟随张治中将军参加北伐战争。他亲身参与了五二四团淞沪战役，特别是四行仓库的战斗，撤回南京城后在八十八师二六二旅加入南京卫戍部队战斗序列，任二六二旅特务连少校连长，参加了南京保卫战，血战雨花台后，退守中华门，又逐步退守到下关江边。找到一口棺材躺在里面踱过了长江。带着朱赤将军的遗物及其手电筒等物，从江北的卸甲甸上岸，历尽磨难，逃出日军包围圈，步行至六合乡下，使这些文物得以保存。1996年，他在南京浦口的家中因病去世。二是其祖母郭史氏，当年家就住在下关石梁柱60号，濒临江边。为了寻找其儿子郭学礼时，从江边日军屠杀现场拣拾回家铁桶等文物。三是其伯父郭学根当年曾经参与南京红十字会埋尸队，留下红十字会埋尸队记账单、大铁钉和三几十枚中国军人的纽扣（大一点的纽扣是军大衣上的、小一点的纽扣是军装上衣的）既合乎情理，又完全有可能。特别是那两根长铁钉，是钉在下关江边一根木质电线杆上的，上面还悬挂着曾经借郭家烧饭吃的，五十一师辎重营一位负责在江边看船的“小湖南”兵，一根钉在其喉咙管处，一根钉在胸部，惨不忍睹，时间是1937年12月14日。这位曾在12日专门跑到郭家告诉郭大妈，南京中华门沦陷，死了很多人，郭连长（指郭学礼）不知道怎样了的小战士，两天后自己却遭到了厄运，死后还圆睁着眼晴，腰上挂着的印有五十一师字样的搪瓷缸被风吹得直晃荡着。郭家不忍看太残忍，悄悄地从电线杆上放下了“小湖南”，收藏了两根大铁钉作纪念。
2、源于对朱赤将军遗物的深厚情感。有人曾经怀疑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郭家不可能保存有这些文物。对此，郭永柱也给出了回答。其父郭学礼生前一直对郭将军非常敬重，把这几件遗物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要不是三年自然灾害家里实在没办法，他是绝对不会换掉将军留下的银元和金戒指的。此外，郭家一直对外三缄其口，外界没有人知道郭家的藏品，所以全家人心存侥幸。加上这些文物算不上“封资修”的范畴，也没有人来郭家查过，因而被留存至今。
3、来源于郭永柱的个人对文物收藏的兴趣和爱好。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郭永柱开始对字画等旧物的收藏。可能是从小受其父亲的影响，特别关注有关抗日战争相关文物的收集。他所捐赠的一些文物，正是通过各种渠道征集后，再向有关博物馆捐赠的。例如，上述的钢盔、刺刀等，就是去年有民工在雨花台开挖下水道时，在当年南京保卫战遗址中发掘出来。郭永柱打听到消息后，立即前往并花钱买来的。那张《华美晚报》日本投降号外旧报纸，也是他在民间征集来的。他前两年捐赠给其他纪念馆的文物，其中就有通过民间征集的。因此，他家迄今为止，已经前后向几家博物馆捐赠出几十件文物也是有可能的。
（三）、对郭永柱捐赠的“朱赤墨盒”遗物上的图文作考证。
这只铜质的墨盒，长10.5厘米、宽6.8厘米、高2.8厘米（上盖为1.3厘米、下盖为1.5厘米），因年代久远，墨盒内部可见绿色的铜锈斑。墨盒上面刻有一幅图，画面为一个古代的女子，正在庭院之中欣赏风景。盒子正面刻有“民国十年二月伯恺氏选于京都”，这13个字肯定不是墨盒加工时所刻，而是后人加刻，其中12个字都很公整易认，惟有“选”字较潦草，所以也有人读为“送”的，经书法家确认是“选”字。盒子反面的底部凹陷成长方形印章“史三和”三个隶书体凸字,看得出是用钢印打上去的，可视为墨盒的商标。此外，盒子底部的右上方刻有一个歪歪斜斜的繁体汉字“还”。据郭永柱父亲郭学礼生前猜测，可能是朱赤将军想刻上“还我河山”，遗憾的是没有来得及全部刻完。但从字迹来看，结构散乱，不像出自喜好书法的朱赤之手。
墨盒上的两个人名引起了笔者的关注。一个是“伯恺”，另一个是“史三和”，他们是谁？他们与朱赤到底什么关系？为什么他们的东西到了朱赤将军的手中？
经网上查找，伯恺即“杨伯恺”，原名杨洵，字道融，1894年出生于四川省营山市骆市乡。杨洵于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回国，在重庆参加创办中法大学，同年又让中共重庆地委教育委员会委员。1927年“三·三一”惨案后，改名为“杨伯恺”。大革命失败后，任中共上海沪东文化支部书记。抗战后回川，从事统战工作。后任《华西日报》主笔。1944年参加民盟，任中央委员兼四川省支部宣传部长。1946年任《民众时报》总经理兼主笔。1947年6月被捕。1949年12月就义。14从上述“杨伯恺”的经历来看，民国十年即1921年他应该在法国勤工俭学，根据当时他的经济条件和争取“吃饭的权利”15状况，是不可能在此期间跑到日本京都去的，而且这墨盒也不是日本货，因为“史三和”是清代的一个专门从事各种墨盒制作的工艺大师，所制作的墨盒形状有圆有方，体量均不大，但都很精致，并且都是盒底板均为质地较软的红铜板，其他几面为坚硬的黄铜板。16必定是有中国人将墨盒带到日本京都，那么这个人又是谁？后来这只墨盒又怎么回到国内？再根据杨伯恺是在1927年才改名，民国十年（1921）他名叫杨洵，所以基本可以断定，不可能是革命烈士“杨伯恺”的题字。此墨盒上的“伯恺氏”不一定姓“杨”，叫张伯恺、王伯恺、朱伯恺也说不定。因此，一定会有另一个叫“伯恺”的人。
此外，雅昌艺术网上于2007年10月15日，以革命烈士“杨伯恺仕女墨盒”为名，刊登出同一款铜质墨盒拍卖品。其形状、规格、质地、盒面上刻字及其位置，均与郭永柱捐赠的墨盒相同。但细细考证，发现两者字迹是不一样的，还有盒底的红铜版也有不一样的地方，即网上的底板有两处明显的凹陷之处，并且没有“史三和”三个字的印签。由此可以大体判定，网上和郭家捐赠的墨盒不是同一只墨盒。其中会不会有一只墨盒是仿制品？
假如郭永柱捐赠朱赤之墨盒是真品，那么，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朱赤将军曾经于1932年和1937年两次参与淞沪抗战，期间，有可能在上海社会各界捐赠的慰问将士时所得，因为朱赤是军中著名的“儒将”，爱好书法，所以也许可能收藏此墨盒。
三、朱赤将军牺牲地点及其遗物考证的价值和后续打算
对朱赤将军牺牲地点及其遗物的考证，至少有以下三个层面的价值。
（一）、从史学研究的角度来看，是对南京保卫战相关史研究的深化和细化。近年来，史学界对南京保卫战这段历史的研究越来越重视，但对宏观研究的多，细节研究的少，包括对在南京保卫战中牺牲将军群体的研究，还有许多不够细致的地方，甚至还有不少盲点、疑点和难点。此次对朱赤将军牺牲地点和遗物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范例。假如能够像朱赤一样，搞清楚其他8位在南京保卫战中牺牲的将军殉国之时的真实情况，史学研究一定会上了一个台阶。
（二）、从丰富展览的角度来看，可以充实和加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现有陈列。该馆现有的陈列，开始于2007年12月，已经有5年时间，每年观众保持在500万人以上。对朱赤的展览只有一段文字和图片介绍，没有一件相关文物。此次获得捐赠的文物，将会弥补这一空白和缺憾。拟在2012年的二季度，将这几件重要的文物公开展出，增强展览的真实性和可看性。
（三）、从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角度来看，可以增强其教育的效果。对南京大屠杀史和南京保卫战史来说，当前特别要解决许多青少年关于南京军民没有抵抗、引颈被戕的认识误区是很有说服力的教材。要用朱赤将军等中国军民英勇为国献身的大无畏抗战精神，来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们热爱祖国、报效祖国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今后，笔者将继续追查征集目前仍然散失在民间的朱赤将军的几件遗物，如皮包、子弹夹、砚台等，并且深入对朱赤及其遗物作史学调查和研究。拟与南京雨花台陵园管理局的领导进行磋商，对朱赤将军牺牲地点进行环境整理，在适当的时候为其立碑，供广大群众悼念和参观。
注释：1、9、陈志澄著：《抗日风云录——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载政协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1985年7月版（内部发行）；
2、《日军三路猛犯南京》，载《申报》1937年12月8日；
3、《国民政府移都重庆》，载《中央日报》1937年11月21日；
4、11、《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稿》，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11月版；
5、《保卫南京——东战场鸟瞰》，载《东方杂志》第34卷第20、21号；
6、朱成山、巨涛撰写：《悲壮的南京保卫战》，载《为300000冤魂呐喊——朱成山研究南京大屠杀史文集》，新华出版社2001年12月版；
7、8、《陆军第八十八师京沪抗战纪要——南京战役》，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谭道平著：《南京卫戍战史话》，东南文化事业出版社1946年7月印刷发行；
10、（日）《南京城内的大屠杀》，载《特集文艺春秋》，1956年12月11日；
12、（日）本多胜一著：《通向南京之路》第22，载《朝日周刊》；
13、《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9月第二版第75页；
14、15、载《互动百科·杨伯恺》；
16、载《华夏收藏网·地摊·铜器·史三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