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权术实际上成为君主专制和官僚政治条件下获得政治权力的一种主要途径。
一位君主如果能够征服并且保持那个国家的话，他所采取的手段总是被人们认为是光荣的，并且将受到每一个人的赞扬。
所谓"繟然而善谋"，即表面不动声色而实际善于筹策计谋。
有学者指出：《老子》一书"把哲学与政治溶为一体，成为人君南面之术的经典"。此言信然不谬。
知权而不知经，似近于奸诈，终必失信于众。知经而不知权，则必陷于迂腐，无异于画地为牢。
据《左传》记载，夏代国君太康荒淫放荡，被后羿夺取了政权。奴隶主寒浞玩弄阴谋诡计，取得后羿的信任，被任用为相。为人"谗慝诈伪"的寒浞，采用"行媚于内而施赂于外"的权术手段，勾引后羿妻妾，收买后羿的家奴，并怂恿后羿耽于田猎，自己趁机"取其国家"。寒浞最终将后羿"杀而烹之"，又强令后羿之子食其父肉。其子不忍，亦被杀死。可见早在夏代，中国就已经出现了寒浞一类的权术家。
三年不飞，飞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
十年生聚，十年教训
郭沫若先生认为：韩非的"术"，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东西，玩弄起来，似乎很不容易摩捉"，其重要的大纲有下列七种：（１）权势不可假人；（２）深藏不露；（３）把人当成坏蛋；（４）毁坏一切伦理价值；（５）励行愚民政策；（６）罚须严峻，赏须审慎；（７）遇必要时不择手段。
具体手段和运用方法
第一，诱以利禄，威以刑罚。
第二，深蒙不露，秘不可测。
第三，"事成则君收其功，规败则臣任其罪"。
第四，"挟知而问"，"倒言反事"
第五，"疑诏诡使"。
第六，"言默皆有责"。
第七，装聋作哑，假装糊涂。
第八，防臣、"备内"。
第九，"罚莫如重而必"
第十，行暗杀，"除阴奸"。
第十一，只要对君主有利，应容忍臣属做坏事，什么坏人也可以使用。
第十二，"众端参观"，"一听责下"。
第十三，"因任而授官，循名面责实"
名词解释：[韩非子7术：1，众端参观 也就是通过多方面的观察验证大臣的言行。2，必罚明威 也就是有人犯了错误就一定要惩罚，这样才能树立权威。3，信赏尽能 奖励方面要有信用，这样才能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主动性。4，一听责下 要一一听取意见再进行判断。5，疑诏诡使 这个很有意思，我的理解是说领导者要有一些人在身边很亲近，但是不给他们任务，给别人的感觉就好像是这些人受了秘密指使，这样会让很多想要私底下做点小动作的人心理至少要多考虑考虑迟疑一下而不敢胆大妄为的。6，挟知而问 用已经知道的事情来询问下属，这是对下属忠诚度的考验，可以看看他的态度，知道一些隐情。7，倒言反听 本来想说一件事，但是却说一个与本意相反的意思，获得别人的真实态度。我个人认为这一条要慎用，使用的时候不能带有欺诈的意思，否则之恩能够说明这个领导心术不正，被下属了解了容易上行下效，造成不好影响。]
夫驯鸟者断其下翎焉。断其下翎，则必恃人而食，焉得不驯乎？夫明主畜臣亦然，令臣不得不利君之禄，不得无服上之名。夫利君之禄，服上之名，焉得不服？
人主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制于人
赏之誉之不劝，罚之毁之不畏，四者加焉不变，则除之。
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在长期的政治斗争实践中，不断发明和发展了形形色色的驭臣手段。其中最重要者，有笼络赏赐之术、防范惩罚之术、树威立尊之术、平衡牵制之术等等。
人主，天下之有势者也，深居则人畏其势.
宋太宗对此说得更为露骨："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
运用谄媚之术，有时不是为了一时一事的具体目的，而是着眼于潜在的、长远的利益，即所谓“放长线、钓大鱼”是也。
一国皆不知，而我独知之，吾其危矣。
韬晦常用手法之一：在志向方面进行掩饰。
韬晦常用手法之二：在才能方面进行掩饰。
韬晦常用手法之三：在名望方面进行掩饰。
韬晦常用手法之四：在感情方面进行掩饰。
韬晦常用手法之五：在生理方面进行掩饰。
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
其危人也非毁之，而其害人也非泊之。誉而危之，故人不知；厚而害之，故人不疑。是故佞人危人，人危而不怨；害人，人败而不仇；隐情匿意为之功也。
东汉人王充 战国商鞅指出：“凡人臣之事君也，多以主所好事君”；“君好言，则毁誉之臣在侧”。
栽赃陷害是中国古代政治斗争中谗毁诬陷常用的基本手段之一。所谓“栽赃”，就是为了达到陷害政敌的目的，有意编造攻击的依据和借口，使谗毁诬陷行为在表面上看起来似乎言之凿凿、人证俱全，从而增加谗毁诬陷内容的可信程度，促使上司和舆论对之深信不疑，迫使政敌为之承负罪责。在中国古代的实际政治斗争中，栽赃陷害的具体手法花样甚多，其中包括：伪造证据、捏造事实；捕风捉影、生拉硬扯；设置圈套、诱敌上当；张冠李戴、嫁祸于人；等等。
在中国古代的谗毁诬陷之术中，旁敲侧击是一种运用比较广泛普遍的手法。它的基本特征就是避免在实质性问题上与政敌直接对抗，尽量减少正面攻击，主要采用迂回进攻的方式，从政敌的软处和弱点开刀，旁敲侧击，借题发挥，从枝节细小问题入手来打击政敌的要害，从攻击他人入手来清除政敌的势力。这种手法看起来似乎无足轻重，但实际上却常常能够对政敌造成致命的影响。
历史上的谗毁诬陷者们，大多选择以下几个方面做为旁敲侧击的入手点。
一是在关键的时刻揭露和攻击政敌的种种隐私。
二是在关键的时刻清算政敌的历史老账。
三是在关键的时刻从攻击他人入手攀染株连政敌。
谗毁诬陷离不开挑拨离间。
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
造谣诽谤也是谗毁诬陷的一种重要手段。它的陷害方式，主要是通过编造和散布没有事实根据的谣言，诋毁中伤政敌的声誉，破坏政敌在社会舆论和上司心目中的形象，在政敌无法防备的情况下，损害政敌的实际利益。造谣诽谤大多采用暗箭伤人的办法，在隐蔽诡秘中进行。
所谓“流言”，主要用于“惑众”的场合，通过散布流言飞语和“小道消息”，有意将政敌或许是莫须有的“恶行”和“丑闻”宣示于众，在社会大众舆论范围内诋毁政敌的声誉、污蔑政敌的人格。
众口所移，无翼而飞
所谓“谗言”，主要用于“惑上”的场合，一般是暗中捣鬼、背后拆台，在掌握政敌命运的权势者面前诬陷诋毁政敌。这种造谣诽谤方式，利用权势者的猜忌防范心理，捏造事实，挑拨离间，造成权势者对政敌的疑惧、厌恶和仇恨，从而借助权势者的力量，对政敌施以致命的打击。
战国韩非子指出：人主之左右，行非伯夷也；求索不得、货赂不至，则精辩之功息，而毁诬之言起矣。
总之，在中国古代政治斗争中，谗毁诬陷的各种常用手段，包括栽赃陷害、旁敲侧击、挑拨离间、造谣诽谤等等，都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权势者之所以需要精英人物，目的是为了利用其“精英”之处为己服务。倘若不能为己所用，则越是“精英”的人物，越是容易被权势者视为隐患。不能用之则必欲尽早除之，以免精英人物被敌方所用，增强敌方的实力。
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
猜忌成性的权势者往往宁肯使用庸才、奴才，也不愿使用人才、英才。
“庸人”处事待人圆滑龟缩，很少成为矛盾的焦点和争斗的中心，因而不易成为谗毁诬陷的目标，经常处在一种能够为争斗各方所共同接受的有利态势。 处事不欲决断明白，若有错误，必贻咎谴，但摸棱以持两端可矣。唐代宰相苏味道 “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翮已就，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当可奈何；虽有矰缴，尚安所施。” 政治斗争中的游说狡辩之术，主要表现为：费尽心机地鼓唇弄舌，借助于语言的力量，有意识地散布错误的信息，在思维逻辑方面玩弄花招，力图收取模糊对方的认识、影响对方的情绪、干扰对方的判断、动摇对方的意志、激发对方的情感等等效果，从而实现自己预期的政治目的。 游说劝诱，就是通过言谈话语，用自己的思想去影响他人，诱使对方心悦诚服地接受自己的主张。通常的做法是：诱之以利，劝之以害，晓之以理，明之以义，动之以情。 “舌战”在游说劝诱场合中的某些特点。一是站在对方的立场，表面上为对方的利益着想，这样才能取得游说劝诱的效果。二是迎合对方的心理。三是着重利害关系的分析，利用人们趋利避害的常见心理，导引对方自愿作出实际上有利于己方的抉择。四是注重游说逻辑的力量，言之成理，以理服人。 在宣传鼓动场合中的“舌战”，主要具有如下特点：一是根据听众对象的身分特点确定宣传鼓动的形式。二是宣传鼓动的语言具有强烈的感染力量。三是宣传鼓动的内容与听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三是宣传鼓动的内容与听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 “舌战”技巧 比拟隐喻，借题发挥 运用此种手段的目的，一是为了增强论述的说服力，以具体事例来代替空谈道理，容易为人所接受；二是有意避开敏感的话题，以免张口即话不投机、“舌战”无法继续进行。 比拟隐喻、借题发挥的手段，多用在以“下”说“上”的场合。 话中有话，弦外有音 此种手段的“妙处”在于：言者未曾明言，便可不承担明言的责任；言者未做结论，便无强加于人之嫌；然而言者所要表达的关键内容却尽为闻者所知，其目的已然达到。
此种手段，多用在谗毁诬陷的攻讦场合。
夸大其辞，极而言之
论安全，则“稳如泰山、固若金汤”；论危险，则“千钧一发、危若累卵”；炫耀人多势众，则“张袂成阴、挥汗成雨”；形容势孤力单，则“茕茕孑立，形影相吊”；赞扬时，“十全十美、至圣至贤”；指斥时，“恶贯满盈、罪不容诛”；诸如此类的语言，不一而足。
此种手段的目的，就是要造成一种强烈的情绪感染力量，以此冲淡夸张内容的不可信程度，并给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增强自己论述的说服力。
此种手段，主要运用于游说的场合、劝诱的场合、辩驳的场合、论战的场合以及其他的一些场合。
游说劝诱时，夸张的语言有助于迷惑对方；宣传鼓动时，夸张的语言则可以感染听众的情绪；无理狡辩时，夸张的语言又能够使自己显得理直气壮；辩驳论战时，夸张的语言还可以从气势上压倒对方。
闪烁其辞，故弄玄虚
种手段颇具神通：在无法回答或不愿回答的问题面前，只需用高深莫测的神秘语言加以应对，言者掩饰了自己的无知或者无理，避免了从正面做出具体回答；闻者却会在不得要领之余产生自渐形秽的错觉，似乎只是由于自己的才学疏浅才无法理解个中的奥妙。
诙言妙语，以谐寓庄
此种“舌战”手段，多用于妙言巧谏、自嘲解危等场合。
三复斯言，老调重弹
首鼠两端，模棱两可
在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面前，不作明确表态。此亦是之，彼亦是之。不即不离，不偏不倚。貌似公允之至，实则圆滑至极。
在实际政治斗争中，“首鼠两端，模棱两可”往往表现为政治投机行为之前的准备与过渡阶 段。经过窥测风向、掂量轻重、观察事态之后，态度暧昧的过渡阶段便会过去，终将作出立场明确的政治抉择。
见风使舵，八面玲珑 此为“舌战”常用手段之一。具体表现大致是：不讲原则立场，不讲道德信义；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两面三刀，四处讨好，八面玲珑；言谈话语，点水不漏；花言巧语，口蜜腹剑；上下其手，二三其言；当面说得天花乱坠，背后却又冷言冷语；如此等等，难以遍举。此种手段的用途甚广，既能作用于被动应对的“舌战”，又能作用于主动出击的“舌战”
见风使舵者是为了左右逢源，八面玲珑者是为了避免招敌树怨。在这种狡诈的手段的掩护下，野心和阴谋常常能够避免公开的对立和冲突，在矛盾的夹缝中游刃有余地寻求自我保护和攻讦政敌的有效伪装及有利时机。
装聋作哑，三缄其口
在政治斗争的“舌战”中，还存在这样一种手段：以闭口不言来对付万语千言，喜怒不形于色，思想不诉诸语言；论人不加褒贬，论事不置可否；关键时刻拒不表态，以免多言招祸；深藏不露，三缄其口，绝不轻易授人以柄。
沉默无言作为一种特殊的“舌战”手段，主要作用于以下几种场合。一是在局势未明、胜负未定的情况下，不知该将赌注押向何方，于是便装聋作哑，以等待局势的发展变化和对立双方的实力消长。二是以“无言”作为韬晦之计，避免因失言而暴露真实意图。。三是在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以“无言”作为一种卑从顺阿的表示，以图容身保位。四是在论辩的场合，“无言”常常作为一种不屑于争辩的姿态，表示对对方的极度轻蔑，避免舌枪唇剑的正面交锋，获取气势上和心理上的不战而胜。
出尔反尔，自食其言
狡言诡辩，似是而非
具体手法包括：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抓住表面现象，掩饰事物实质；玩弄名词概念，妄作判断推理；偷梁换柱，转移命题；等等。
注重语言姿态 常见的情况有：宣传鼓动时，慷慨激昂，情感四溢，手势、表情、声调全面调动配合；威胁恫吓时，危言耸听，声色俱厉，注重在气势上压倒对方；血口喷人时，一口咬定，内荏色厉，摆出一副言之凿凿、确有其事的架式；谀言谄媚时，奴颜婢膝，诚惶诚恐，甜言蜜语，胁肩谄笑，媚态百出，一副奴相；论辩时，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不容他人置喙；游说时，道貌岸然，表情诚恳，似乎完全是为了替对方着想；等等，注重语言的姿态，可以给对方造成鲜明、直观、深刻的印象，产生一种超越语言内容之外的心理影响力量，促使对方为之折服。 注重语言顺序
这位“东家之子”的美貌程度简直是无可挑剔：“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玉，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 登徒子则不然，其妻蓬头挛耳，齞唇历齿，旁行踽偻，又疥且痔
一位当代伟人曾经说过：“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
古代兵家权谋的基本原则的内容十分丰富，其中对政治权术的影响较为直接和明显者，主要有如下几种。
第一，出奇制胜的原则。 所谓“出奇制胜”的原则，包括有如下要点：一是诡秘。二是欺诈。三是出奇。
第二，知己知彼的原则。
第三，弱敌强己的原则。 在这种原则的指导下，中国古代的军事家们在战争实践中广泛运用了各种骄敌、惰敌、慑敌、诱敌、分敌等诡诈的手段，借以达到削弱敌方实力和增强己方实力的目的。
在实现整体或局部的转弱为强的过程中，政治权术和兵家权谋常用的诡诈手段主要包括：将整体集中之敌分割为孤立分散之敌，以便各个击破；在局部集中优势兵力，避实而击虚，集中攻击敌方的要害或空虚薄弱的部位；选择对己方有利的时机和地点采取行动，使己方在较弱的情况下也能占据有利的态势；挑拨离间，分化瓦解敌方阵营，促使敌方内部讧争，削弱敌方整体实力；借用他方力量，挑动他方与敌方之间的争斗，即所谓“借刀杀人”；等等。
据有关史籍记载，越国伐吴主要依靠了“九术”即九种手段。在这“九术”当中，为“弱敌”者有“六术”，即：多献财宝，以骄吴王之心；高价收买吴国粮食，“以空其邦”；进献美女，以泄吴王之志：“遗之巧匠，使起宫室高台，以尽其财，以废其力”；“贵其谀臣，使之易伐”；“疆其谏臣，使之自杀”。其余“三术”则是为了“强己”：“尊天事鬼”，以专国内百姓信仰；“邦家富而备器利”；“坚甲利兵以承其弊”。
从实际战例来看，中国古代激励士气的基本方法和诡诈手段主要有：（１）宣扬己方战争的正义性和己方强大的实力，使士卒具有必战之心和必胜之志。（２）揭露敌方的残暴凶狠，激发士卒的仇敌情绪。（３）破釜沉舟，背水一战，迫使己方士卒为求生路而拚死作战。（４）“明赏于前，决罚于后”，利用功名利禄为诱饵，以严明军法为惩戒，使士卒在好利心、荣誉心、畏惧心的驱动下效死卖命。（５）利用恩惠情义打动士卒，促使士卒自愿以死相报。
常见的摧丧敌方士气的手段主要有：（１）示己方之弱，松懈敌方斗志，导致骄兵必败的结果。（２）夸耀己方之强，给敌方施行心理震慑，促成对方的畏敌失败情绪。（３）擒贼擒王，首先攻击和歼灭敌方首脑或主力，使敌方军心动摇，不战自溃。（４）分化离间，挑拨敌方君臣之间或将卒之间的相互信赖关系，瓦解敌方的团结和军心。（５）散布对敌方不利的战局信息，使敌方丧失胜利的信心。
凡诛赏者，所以明武也。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赏一人而万人喜者，赏之
用兵之道，示之以柔而迎之以刚，示之以弱而乘之以强，为之以歙而应之以张，将欲西而示之以东，先忤而后合，前冥而后明，若鬼之无迹，若水之无创。故所乡（向）非所之也，所见非所谋也。举措动静，莫能识也。若雷之击，不可为备。所用不复。故胜可百全。
至于后人耳熟能详的古代兵法"三十六计"，最迟在南北朝时期就已经形成了系统完整的轮廓。 利之所在，趋之若鹜，不择手段，舍命以求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注文中，曾引述了１９世纪中叶一位英国评论家的话："一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会非常胆壮起来。只要有１０％的利润，它就会到处被人使用；有２０％，就会活泼起来；有５０％，就会引起积极的冒险；有１００％，就会使人不顾一切法律；有３００％，就会使人不怕犯罪，甚至不怕绞首的危险"。
《钱神论》文字不长，不妨摘录如下：“路中纷纷，行人悠悠，载驰载驱，唯钱是求。朱衣素带，当涂之士，爱我家兄，皆无能已。执我之手，托分终始。不计优劣，不论能否，宾客辐凑，门常如市。谚曰：钱无耳，何而暗使，岂虚也矣。”
君无财则士不来，君无赏士不往。
当金钱将其魔爪伸向政治领域，政界便俯伏在金钱的淫威之下。于是，在政治权术的家族中，又增添了一名新的成员--贿赂之术。
贿赂之术妙用无穷，以下略举数例:一曰收买拉拢。二曰止兵解危。三曰挑拨离间。四曰买官求爵。五曰鬻狱赎罪。 贿赂之术的其它作用，尚有施恩、树威、立信、固宠、献媚、邀功、沽名、钓誉、解嫌、结交、……不一而足。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政治思想家马基雅维里曾经告诫君主们说："为了保持你的地位，当你认为自己需要的那些人--无论民众也好、军队也好、贵族也好--腐化堕落的时候，你为着使他们高兴，不得不迎合他们的脾胃。"
商业就是一种合法的欺诈。
商贾求利，东西南北各用智巧。 战国白圭“运之方寸，转之息耗，取之贵贱之间”，他曾把自己的经商之道比做“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并认为：商业经营中应当“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如果“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疆不能有所守”，是不可能掌握好经商之道的。
为了更具体地将经商之道与政治权术加以比较，我们不妨对战国秦汉时期流行的一些经商致富之术稍加分析。
其一，“料多少，求贵贱”，运筹策以射利。
其二，“人弃我取、人取我予”，掌握取予之道。
其三，“乘时射利”，“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
其四，“观凶饥，审国变，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货，以知其市之贾”
关于商业经营中的“人弃我取”，春秋末年的越国谋臣文种有一段十分精采的论述。他在劝说越王勾践时说：“臣闻之贾人，夏则资皮，冬则资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以待乏也。夫虽无四方之忧，然谋臣与爪牙之士，不可不养而择也。”
为了攫取最大可能的利益，必须勇猛果断地把握随时出现的有利机会。
“天与弗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其殃”，“计者事之机也”，“知者决之断也”，“时者难得而易失也”。
荀子认定人性生来是“恶”的，只有经过“师法之化、礼义之道”，才可以为善。
韩非子所提出的一整套权术学说，就是以性恶论作为理论前提和哲学依据的。
韩非子从维护君主的利益出发，屡屡告诫君主不可轻信他人：“人主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制于人。”
马基雅维里认为：“当遵守信义反而对自己不利的时候，或者原来使自己作出诺言的理由现在不复存在的时候，一位英明的统治者绝不能够，也不应当遵守信义。假如人们全都是善良的话，这条箴言就不合适了。但是因为人们是恶劣的，而且对你并不是守信不渝的，因此你也同样地无需对他们守信。”
先秦时代的哲人们比较系统地揭示出：事物都是由对立面构成的，对立的双方则是相互依存的，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孤立存在。
先秦时代的哲人们已经认识到：事物都是处在发展变化之中的，这种运动变化永无穷尽，事物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
先秦时代的辩证法思想，尽管在理论体系上是不够完备的，在内容上是直观的、朴素的、不彻底的，而且带有明显的循环论的色彩，但它毕竟汇集和发展了古代理论思维的精华，体现了很高的理论成就。
历代研究权谋术数者，无不崇尚《周易》和《老子》，这似乎表明：具有朴素辩证法思想的哲学著作，在实际政治斗争中，常常能够起到“教科书”的作用。
老子所主张的以静待动、贵柔守雌、以柔克刚、无私成私、不争之争、以曲求全、深藏不露等等观点，都具有辩证法与阴谋诡计相结合的特点，既是一种包含有朴素辩证因素的理论思维，又是一种在政治斗争中具有实用价值的权术手段。
所谓利己主义，指的是把个人利益放在首位的生活态度。
所谓功利主义的道德观，是指抹煞客观的善恶是非标准，纯粹以实际功利和效用为准绳进行道德评价。
《淮南子》认为：“夫圣人之屈者，以求伸也；枉者，以求直也。故居出邪辟之道，行幽昧之途，将欲以直大道、成大功。犹出林之中，不得直道；拯溺之人，不得不濡足也。”
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李斯）
所谓“野心”，无非是指对名利权位的强烈欲望。权术争斗中的野心，一般具有如下三个方面的特征，即：目的上的极度自私、程度上的贪得无厌、行动上的投机钻营。
野心对权力的追逐，首先是为了满足个人在物质方面的欲望。
富贵不归故里，有如绣衣夜行。
未入“仕门”之前，野心表现为一种急切而强烈的争权夺利的欲望；踏入仕途之后，野心又会表现出一种顽固的贪位恋栈的欲望。
所谓“野心”，指的是那种不合常规礼法、超越个人应得范围的非分之想。
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
所谓“野心家”，当然都具有强烈的权力欲望。就其心理状态而言，大致有如下共同的表现：
一是竞争心理。
二是投机心理。
三是嫉妒心理。
四是发愤心理。
五是冒险心理。
野心是权术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动因。夺取君权的需要，产生了政变之术；君主专权的需要，产生了驭臣之术；国宠保位的需要，产生了谄媚之术；政治攻讦的需要，产生了诬陷之术；掩饰野心的需要，产生了韬晦之术。
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
上之不信于下，必以为下无可信矣
所谓庄子式的清高遁世，就是绝对排斥一切政治作为，主张彻底的清心寡欲。
所谓范蠡式的清高遁世，就是从个人利害关系角度出发，主张在功成名就之后急流勇退、主动脱离权力中心、脱离尔虞我诈的权术争斗。
所谓陶渊明式的清高遁世，则是从一定的政治信念和政治气节出发，不满黑暗的政治现实、不肯同流合污、不愿违心屈节谋取个人富贵，从而产生出一种极度厌恶政治、不愿从政入仕的心理状态。
所谓“难得糊涂”，其内容蔚为大观。略举其例如下：
一是“抑己”。
二是“容恶”。
三是“中庸”。
四是“推责”。
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翻开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画卷，人们看到的是这样一幅情景：君主是整个国家的象征和代表，国家的各种大权集于君主一身，君主拥有无限的权力，君主的意志就是国家的法律，整个国家都是君主的私有财产，庞大的军事官僚机构都是君主维护独裁统治的工具。
先君借故贬斥重臣，新君重新起用并委以重任，重臣则必然会感恩并效忠于新君。
君设其本、臣操其末，君治其要、臣事其详，君操其柄、臣事其常。
从本书前几章有关具体权术手段的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封建官僚是如何利用权术这个“敲门砖”的。他们的做法包括：一是利用游说之术等手段以“诱上”，迎合君主或上司的心理，游说鼓吹，狡言诱惑，以口舌取功名。二是利用谄媚之术等手段以“谀上”，或恭顺卑从，或歌功颂德，或献妻进女，或舔痔吮痈，以图达到，“上不憎而善生，恩泽洋溢过度”的目的。三是利用贿赂之术等手段以“贿上”，直接用金钱珍玩换取政治权力。四是利用韬晦之术等手段以“惑上”，阳奉阴违，两面三刀，韬光晦迹，矫情诈忠，企图骗取信任和重用。五是利用结党之术等手段以“逼上”，结党以营私，挟党以自重，迫使君主或上司不得不授予更大的权力。六是利用政变之术等手段以“反上”，直接从君主或上司手中夺取权力。
权术，实际上成为官僚浪身混迹于政治舞台的基本技能和资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