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兴安岭铁道兵:一生祭献林海雪原

2014 02/05

从1964年起,八万铁道兵扎根大兴安岭20年,共修建铁路792公里、桥梁124座、隧道14座,牺牲300多人,平均每铺两公里铁路,就有一名士兵倒下。铁道兵部队誓

从1964年起,八万铁道兵扎根大兴安岭20年,共修建铁路792公里、桥梁124座、隧道14座,牺牲300多人,平均每铺两公里铁路,就有一名士兵倒下。



铁道兵部队誓师大会会场



班组领导正在检查铁道兵战士作业前准备





樟岭至古莲河通车时,铁道兵战友们纷纷拍照留念



计崇义小心翼翼地收藏着一枚铁道兵纪念章

2013年 12月15日下午三点半的加格达奇,暮色四合。这里是大兴安岭林区腹地。

余晖打进房间的一刻,71岁的老兵周士英突然高唱:“同志们迈开大步呀朝前走呀,铁道兵战士志在四方……你要问我们哪里去呀,我们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并不灵光的腿轻轻打着拍子。老战友计崇义在一旁摇晃着头。

“我们当年就是唱着这首歌,挺入大兴安岭的。”计崇义陷入往事。

他们都是铁道兵。1983年,这个兵种已在中国军队序列中消失,番号全部取消。而在大兴安岭,有关铁道兵的记忆却不会湮没——那一条条劈开高寒禁区的铁轨,就是他们故事的延伸。

从1964年起,八万铁道兵扎根大兴安岭20年,共修建铁路792公里、桥梁124座、隧道14座,牺牲300多人,平均每铺两公里铁路,就有一名士兵倒下。1980年代集体转业后,许多老兵已无法返乡。他们的生命里已烙入太深的林区印记。

周士英与计崇义就再没离开大兴安岭。当我们跟随荣威W5“丈量极地,致敬英雄”车队找到他们时,两人正一起喝酒。喝得多了,计崇义大声问:“你见过雾霾吗?我告诉你,我们就是雾霾里小小的尘埃。”

铁道兵是干什么的

直到1964年报名参军的一刻,辽宁人周士英还不知道铁道兵是干什么的,他跑去问征兵的人。

“铁道兵可威风着呢!往铁道边上一站,火车来了你就这么背着冲锋枪迎着,”征兵的人身子一挺,站得笔直,“‘哐哐哐哐’目送火车远去!”

这个不靠谱的、苏联电影式的描述,就此决定了周士英的命运。

同样在1964年,黑龙江五常人计崇义入伍了,此前他在合江林业干部学校学习测绘。

仅仅训练三个月后,周士英、计崇义所在部队就接到了“会战大兴安岭”的命令,全部挥师北上。

这是1949年后,国家第三次尝试开发大兴安岭林区,前两次都因自然条件太恶劣而被迫下马。于是1964年的这一次,有了某种更决绝的味道。党中央、国务院先是决定成立大兴安岭特区委员会,然后又调动铁道兵三、六、九师8万余人向林区挺进,喊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口号。

那时的大兴安岭几乎全被森林覆盖,除了鄂伦春、鄂温克等少数民族,人迹罕至。周士英等人从哈尔滨出发,越走越荒凉,到加格达奇一看,除了原始森林,就是些大大小小的帐篷。加格达奇,蒙语意为“樟子松生长的地方”,如今是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行政公署所在地,但彼时,它只是附近阿里河猎人打猎途中休息的驿站。

在计崇义记忆中,当年林区动辄就是零下40多度。有一年,六月底就下起大雪,第二天早上推不开帐篷门,里面的人喊 “别开玩笑了,让我们出去”,外面没人吱声,再一看,门被雪挡住了。

铁道兵的任务,“说白了就是修路”,计崇义言简意赅。而且是在“三九四九,冻裂石头”、“腊七腊八,冻死乌鸦”的恶劣气候中,以人力推进铁轨的长度。

周士英被分到九师,每天要拼命打大锤、往路基上堆土,吃的是高粱米加白米饭。一个班只有一桶饭,吃不饱,战友小高私下“传授”:第一碗先别盛满,抓紧吃完,趁大家都还没吃完的时候,再盛一大碗。周士英试了几次,果然能吃饱了。

很快,有战士撑不住了。到加格达奇两三个月后,一天早上,周士英听到外面一声枪响。跑出去一看,13班的一名战士倒下了。后来才知道,他是实在受不了苦,用脚勾着枪自杀的。

但也会有成就感。在翠岗,周士英所在部队需要把半边山劈开,让火车从山的一侧穿过。而把一半山体推到河里,需要放七台大炮,全营用了整整一天扛炸药。爆破当天,战士们跑到几里地外听响声,“真壮观啊”。那时候,他们满心以为自己真能“战天斗地”。
大兴安岭铁道兵:一生祭献林海雪原

司令员给铺轨队员剃头

计崇义所在的六师28团承担了嫩林铁路的铺轨任务。和他入伍前听到的情况不同,这并非一支机械化部队,大多数时候要靠人力。

一般来说,铺轨队由一个连出20多个人担任。其中,8个人负责撞轨,8个人负责铺轨排。此外,还需要人来挑轨渣。钢轨长14.5米,宽1.435米。每天铺三五公里,已是极限。

长期的野外作业,决定了铺轨队只能沿铁轨而居。“那时候都是住帐篷,里面是石棉的。”计崇义说。取暖则要靠地火龙——用砖在床铺下砌个烟道,一头接炉子,一头通到室外,就像床底下横个烟囱。

最大的帐篷被称作“三用堂”,吃饭、开会、看电影都在那里。放的片子多是《钢铁战士》、《翠岗红旗》一类,计崇义们看了,倍受鼓舞。“那时候靠什么撑下来?就靠那些口号、语录、电影!”计崇义说。

给连队打前站的人更艰苦。到了一个地方,什么也没有,全是树林子,得现搭帐篷,晚上枕着桦木杆睡觉。部队发的褥子薄,只好把棉大衣也垫在下面。吃的是脱水蔬菜,用水一泡就是一大碗。

1966年12月7日,当计崇义和铺轨队一起把铁轨铺到塔河时,周士英已在九师负责宣传。他打着小快板,高唱胜利歌,因为铺轨队到了就意味着一段铁路铺完了。

一路上除了铺轨队战友几乎没见过人烟的计崇义,此时兴奋极了,“太光荣了,所有人都来欢迎我们,所有的荣誉都给我们铺轨队了,你说我们还有脸不干活吗?”

甚至连司令员都亲自来给铺轨队员剃头。“为啥?因为我们是铺轨队啊!”计崇义晃着脑袋。

其实计崇义心里明白,比铺轨队更艰苦的是制轨排的战士。当时制轨排,得把沥青熬干,将木头推进去,让它吃透了沥青的油,再捞出来。就算戴着手套捞,手也会被烫掉一层皮。

风枪班同样不轻松。他们的任务是在石头上打眼,供战友们爆破,或者将岩石一块块击碎,这就需要每天挂着十几公斤重的风枪,嗵嗵嗵开动,一天干下来浑身上下都是白色的粉尘,咳嗽出来的净是粉尘蛋。

成片原始森林中,一旦发生火灾,铁道兵们还要承担扑火任务。周士英的日记上记下了一次救火的过程:“1965年4月14日下午,全营正在开着抗议美国强盗侵略越南滔天暴行的声讨会,营长突然紧急命令全营做战斗准备……”他记得,那次扑火到最后,大家什么吃的都没了。某日,天上突然出现一架飞机,“唰”地扔下张红色纸条,上面写着“3041部队请站‘丁’字形”,周正英和战友们立马来了精神,赶紧站成“丁”字形。飞机绕着飞了三圈,“哐哐”扔下几包东西。打开一看,有饼干,有“光头”(硬的小面包),还有咸菜疙瘩。

每两公里倒下一名战士

“我们都是幸运者,至少我们还能回忆。那些长眠在坟墓里的我的战友,他们还能回忆吗?”计崇义有些激动。

按照官方统计,在大兴安岭792公里的铁道线上,平均每两公里就有一名铁道兵牺牲。

周士英曾亲眼见到战友倒在他面前。由于部队需要取石料进行粉碎,加工成道床上的石砟,每天清晨都要有战士负责放炮。那天刚好轮到周士英和七连的郝和尚同时去放。两人点完炮,分头往连队跑。刚到连队,周士英就听说郝和尚受伤了。他回到现场才知道,往回跑的途中,一颗飞石击中了郝和尚的后脑勺。送往医院时,郝已然断气。

更大的伤亡发生在打隧道的过程中。

“隧道作业,一个作业面有十七八个炮眼,有上导坑、下导坑、中槽等,呈梅花状排列,组成一个炮位。”计崇义用一大串专业术语解释着,“风枪打进去一般是1.7米到2米,然后要往里面送炸药。这个过程中,如果遇到瞎炮,跑都跑不出来。等把人挖出来的时候,别说活的了,连完整的都少。”

每每有战友牺牲,战士们会拿白布把尸体缠起来,用小木板钉成棺材,就地落葬。噩耗通过部队转达给地方,由地方去做家属的工作。随后,家属会收到150元的抚恤金和烈士证。一般情况下,落葬前要举行一个小仪式,介绍烈士的生平及部队给予的评价,结尾处往往慷慨激昂:“战友牺牲了,但是这个敌人并没有消灭!我们明天要怎么办?要把战友未完成的事业进行到底!”

仪式总能起到动员会的效果,“第二天进度会加快,因为土地就是夺走战友的敌人,我们要战胜它!” 计崇义回忆。

在部队里,帮战友写信也是常有的事。

1966年左右,计崇义所在的部队有一些战士被派去新疆的库尔勒搞测绘。他们的家信寄到大兴安岭,就由其他战友代写。“有些战士正谈着恋爱呢,我们就写回信帮他们继续谈,有谈成的,也有谈崩的。还有些战士家里有事要用钱,我们就跟作战股报告,给家里寄钱。每次回家路过别的战友家,也要先进去看看有什么困难,帮着解

决一下。”

“番号取消,相当于生命就没有了”

周士英最大的遗憾,是没能戴着军徽和领章上的几个“豆”拍张满意的照片。

“我们的军徽是所有兵种里面最漂亮的,比陆海空三军的都漂亮。”周士英很得意,“领章上一开始是一个豆,之后按照下士、中士、上士不断增加。我表现好,很快就好几个豆了。本来想戴上军徽,到照相馆照个相给家里寄去,结果文化大革命一来,全取消了,一律改‘大红板’了。”

而计崇义更难过的是1983年,中央军委决定将铁道兵番号取消,并入铁道部。“对一支部队来说,番号取消,相当于生命就没有了。”

12月16日一早,加格达奇北山。计崇义快步走着,脚下的积雪发出“沙沙”声。山下的树林里,数个白色的墓碑整齐地排列,和冰天雪地混作一体。计崇义用松枝小心地扫开积雪,“这个是我们铁道兵的,那个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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