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13-07-05 09:59:39 出处：凤网/今日女报0人参与
郭婉莹，一个雏菊般的女孩，在上海的风雨中生活了多半个世纪，用她的美丽与倔强写下了传奇的人生。娇柔的眼神、光滑的额头、粉嫩的脸颊、白藕般的手臂，再配上精致的白色蕾丝裙子、软底的小白鞋，宛如一个纯洁的小天使，这些词语是用来形容郭婉莹的。……
她出生于显赫一时的贵族家庭，她成长于上世纪繁华的上海滩。她的童年一如公主般幸福、温馨，
她的青春美丽让无数的人羡艳。她有一个悦耳的英文名字叫戴西，她就是永安百货的郭家四小姐——郭婉莹
就是这样一位温婉而高贵的女子，向我们展示了一幅传奇的人生画卷。郭婉莹，一个雏菊般的女孩，在上海的风雨中生活了多半个世纪，用她的美丽与倔强写下了传奇的人生。
人间的天使 最后的贵族
娇柔的眼神、光滑的额头、粉嫩的脸颊、白藕般的手臂，再配上精致的白色蕾丝裙子、软底的小白鞋，宛如一个纯洁的小天使，这些词语是用来形容郭婉莹小时侯的样子。
1909年，郭婉莹出生在澳大利亚的悉尼。她的英文名字叫Daisy(戴西)，在她六岁那年，她的父亲郭标应孙中山的邀请，和兄弟郭杰一起举家回到上海，开办上海当时最新潮的百货公司：永安公司。戴西随着她的家族飘洋过海的来到了中国。
戴西刚到上海时，就住在永安公司对面的东亚酒店里，那是她妈妈的家族——马家的产业，马家当时已经在上海开了先施百货公司。她天天在窗前看着永安公司的楼房，在那些粗大的绿色的竹子脚手架里面，一层层地升高起来。
戴西的童年，就在一所带着花园的房子里，他跟哥哥一起玩“跟着领袖走”的游戏，哥哥沃利的领袖地位在那时候就确立了。来到中国的戴西，经常随着母亲去天主教堂，戴西是父亲郭标最喜欢的小女儿，那时，郭标分给每个孩子一个大洋，让他们自己投到奉献箱里去，哥哥沃利教她用半个大洋去买一个冰激凌筒吃，把找下来的半块大洋丢给奉献箱。
戴西天天在窗前看着永安公司的楼房，在那些粗大的绿色的竹子脚手架里面，一层层地升高起来。南京路上这些华人资本家大百货公司的开张，标志着华人资本在上海的成熟。
而戴西不知道这些，她有一天发现在酒店的窗外飘着一些白色的东西，她觉得非常奇怪，于是打开窗子，伸手接了一些，握在手里，冲到妈妈房间里给她看，可当她张开自己的手，里面除了几滴水以外，什么也没有。妈妈笑了，告诉她那是雪，在悉尼从来没有看到过的雪。那时她是没有一点点阅历的小姑娘。
在戴西父亲所在的永安公司的经理，有一辆福特车，在那时是很豪华的。有时他领着孩子们开车去郊外，她的回忆录里，回忆了一个孩子浑然不觉的安宁心境，而实际上，在生活中，一个人将要遇到些什么，是谁也不知道的。
幼年时的全家福
戴西一直锦衣玉食的活着。直到一个中学里要好的同学，为她拿来了当时走红的作家谢婉莹的名字来做戴西的名字，她才算有了一个正式的中国名字——郭婉莹。
日后当郭婉莹在北京见到谢冰心的时候，冰心说：“你与我同名。”她就对冰心说到了名字的往事。
郭婉莹就读的学校——中西女塾，到1920年，这所美国基督教女子中学在上海已经有二十八年的历史，从它正式开学开始，就在当时上海的新式学校里享有盛名。
中西女塾面对上海上层阶级的女儿，在戴西进入这里读书的时候，国母宋庆龄和中华民国的第一夫人宋美龄都已经从这里毕业。
学校收取昂贵的学费，有严格的管理，宿舍里六英尺长、四点五英尺宽的小床都必须用白色被褥，每个学生必须把自己的小床整理得一丝不苟。一进学校大门，必须除去所有艳丽珍贵的服饰和珠宝，否则，就作为捐赠被学校充公。在学校里的一举一动，都要按照校规，比如要是在走廊里停下说话，必须让到一边。做教会学校的“标准女子”，任何家庭背景的学生都不能例外。
它的校训是成长、爱人、生活，它的教育是美国式的，重视体育，英文，音乐，用全套美国课本上课。它的风格是贵族化的，教会学生怎样做出色的沙龙和晚会的女主人，早餐有中式的肉松和西式的黄油，学生客厅里有沙发、地毯和留声机；并且要秀外慧中，有严格的教养和坚强的性格。它对学生的许诺，是要让她们一生年轻和愉悦地生活。在学校里有许多同学住在一起，是生性活泼的郭婉莹很怀念的事。而一生年轻和愉悦的心态也许正是在那个时候就已经确立。
有时候，真的让人怀疑，是不是一个人的品质是在童年生活中就确立了的。而且很可能，富裕的明亮的生活，才是一个人纯净坚韧品质的最好营养，而不是苦难贫穷的生活。当生活的苦难与变故，就那么猝不及防的发生时，不由令人会想起这单纯明亮的童年。也许正是童年的光芒照耀了郭婉莹的一生，在苦难面前也能雍容坦然。
郭婉莹结婚照
在婚姻面前的抉择
1928年，戴西从中西女塾毕业。这时候，她已经成长为一个美少女，如同波切提尼画的从贝壳里刚刚诞生的维纳斯那样的美丽。
从中西女塾毕业的同学，总有两条道路可走，一条是订婚和结婚，完成生活中的大事，另一条是去美国留学，走向更广阔的天地。戴西曾希望和许多中西女塾的同学一样，美国留学。可是她的父亲不以为女孩子去美国学习有什么好，所以婉莹留在了国内。她与一个同自己家是世交的富家子弟订了婚。
这时的戴西，已经不是六个星期都跟在沃利后面玩“跟着领袖”游戏，头上带着只大蝴蝶结的女孩了，她开始表现出自己眼睛里那钻石的一面：独立地，自由地寻找自己想要的生活。当她的未婚夫送给她美国玻璃丝袜的时候说：“这袜子真结实，穿一年都不坏。”郭婉莹觉得不能容忍，她不能嫁给一个只会和自己谈丝袜结实不结实的男人。她不能容忍没有趣味的生活。她拒绝了富家子弟向自己的求婚，扭头离开成为少奶奶这条道路，寻找人生另外的方向。后来，她在北京发现了燕京大学，她决定要在北京继续求学。
戴西的家世背景，以及生活的经历很接近一个从富裕家庭跑出来的红色青年，为了理想去亲近革命。从来都有这样的故事发生在优秀的理想主义者身上，他们与为了吃饱饭、为了逃婚、为了翻身而革命的人不同，他们只是为了从书本上学到的公正和理想能在生活中实现而革命的，但戴西从来不是一个革命者，从来不想这样的大事，她向往着自己美好的人生，她坚持着自己个人的理想，她尊重的是一个人在生活中的权利，她就是那样一个在肩上放着两朵百合花照相的女孩子。
这个从上海自身来到北京的富家小姐，对儿童心理学发生了兴趣，她成为了燕京大学心理学系的学生。她从北京带回来了燕京大学毕业证书和理学学士学位证书。
戴西后来的丈夫吴毓骧，是福州林则徐家的后代，他母亲的奶奶，是林则徐的女儿，他出生时，他家已经姓了吴，是清寒的书香门第了。书香门第之人，往往雅致而不实用，像清淡的香烟，气味醇而微甜，赏心娱人多过提神。吴毓骧，就是这样。日后吴家的人说起来，都觉得他高攀了郭家四小姐。而郭婉莹自己，从来不曾说过这样的话。
郭婉莹与丈夫、子女全家福
吴毓骧十九岁考上庚子赔款的公费留学生，到清华大学的留美预备部读书，刚刚好那时候北京爆发了“五四”学生运动，他跟着清华大学的队伍天天去游行，直到被抓进警察局关了起来。政府觉得他们这些公费生大忘恩负义，而担心他们在北京只会闹事，于是提前送这班学生去了美国。吴毓骧被送到麻省理工学院，主修电机工程，辅修工商管理。
吴毓骧真的像政府所期望的那样，在美国忘记了政治。也许他去游行根本是为了新鲜有趣，而不是政治觉悟。他在麻省毕业时，成了一个不但对一切新鲜流行花样无师自通，而且可以玩得锦上添花的大师，他把自己培养成一个极其有趣的风流倜傥的人，就像能让许多有闲有趣的女子喜欢把玩的情淡娱人的香烟。
吴毓骧在拒绝了与一个拿着钱只会买胭脂水粉的女人的交往后，同郭婉莹走到了一起。他们两个人身上，对于感情，都有着超脱世俗与尘世之外愿望。吴、郭二人的婚姻，都是不把婚姻看成过饮食男女日子的人。他们对自己的婚姻都有着深深的期望，在这一点上，他们真的是志同道合。他们是那种追求生活以快乐为本的人，对日常生活抱着游戏般的骄傲态度，而且总是执意不肯妥协，也不肯被它压弯。
然而，郭婉莹毕竟是女人。她的自尊和婉约后面，藏着一些遭负心的伤痛，她爱上的真的是一个人见人爱的丈夫，而她的丈夫是一个无法满足过居家生活的男子，1943年儿子中正出生时，郭婉莹难产，在医院两天生不下孩子来，女儿正在家里静养肺炎，丈夫还是去俱乐部玩牌到深夜回家，这是一个会让你非常高兴、但不会对你负起全部责任的丈夫。
最后，郭婉莹婚姻生活里的那堵青砖墙，终于很没诗意地被挖了出来。在四十年代的一个上海的晚上，郭婉莹由姐夫——吴毓骧在清华大学留美预备部时代的同学陪着，到一个年轻风流的寡妇家里，把丈夫找了出来，并带回自己的家。
她从来没对人说过这件事，没有说明，没有抱怨，没有揭露。这是因为郭婉莹的体贴，旧式女子的宽容，还是因为郭婉莹对一个永不静心的男子的绝望？或者说，她明白自己选了这么一个永远新鲜的丈夫，就要拿出风筝线的勇敢？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了。
多年之后，她很少提自己的丈夫，也很少提自己的感情。也许在历史的尘埃落定之后，一切都只是过眼的云烟。她选择了怎么样的生活，就得承担什么样的生活。她选择了什么样的男人，就得接受什么样的婚姻。
在这样一个男人面前，郭婉莹依旧做着永安的股东，依旧在上海国际饭店开设了一家锦霓时装沙龙的工作室。这是中国第一家现代女子时装设计沙龙，用中国的原料设计合适都会妇女穿的长礼服，没有人知道她们的理想是做出合适中国妇女的现代美服，走出一条不同于当年的巴黎也不同于当年的北平的时尚路线。他依旧在每一个早晨给自己的丈夫做着可口的早餐，就像新婚的早晨一样，照顾丈夫吃完早餐，给他家的温暖和女人的柔软。她依旧学着一些新鲜的玩意，用煤球丝和铁丝烤出鲜黄酥脆的土司，用铝锅和供应面粉做出有圣彼得风味的蛋糕。
结婚照
摧毁一切的暴风骤雨
1951年以后的三年左右，是留在上海的民族资本家的黄金岁月，经过国内内战时的混乱，经过1949年前夕去与留的彷徨，好不容易，在新鲜的红旗下舒了一口气。他们在开始和平的年代里，感到尘埃终于落定，自己如果好好努力的话，在没有战争、没有溃兵、没有黑社会敲诈的社会里，会大有前途。就是像郭婉莹的丈夫这样爱玩了一辈子的人，也在这时豪情万丈地投入到自己的生意里去。
郭婉莹的丈夫开起同德国做起了医疗器械的生意，并且开了一家属于自己的公司。生意做起来了，郭婉莹开始常常陪丈夫到香港去。
在香港，他们看到许多在上海过着安稳生活的熟人，困在南方那个小小的混乱的半岛上无所适从，香港在五十年代初与上海比起来，就像一个小县城，而突然云集了整整一个讲上海话的、受了高等教育的、在大都市里生活过的精英阶级，他们想用上海模式在香港继续自己的生意，但在没有发展起来的市场上很快一败涂地。在被当地穿香云纱和木头拖鞋的潮州人操纵的股市上，上海的熟人们输了最后一根从上海带来的金条以后，从上海来的时髦小姐们，为了家用不得不去舞厅做了舞女，上海来的骄傲的小开们，也不得不卖掉了刚刚买的美国汽车。而大多数郭家的亲戚们，开始迂徒到隔着一个太平洋的美国。
郭婉莹夫妇目睹了五十年代在上海移民中发生的一切，当时他们还在心里庆幸自己的选择。庆幸自己没有头脑发热，亲手毁了自己的生活。像当时大多数留在大陆的资本家一样，他们对五十年代初清明欢腾的社会抱着真切的好感。
很快，一场前所未有的风暴，让郭婉莹告别一切美好，直面严酷而真实的寒冬。1957年，郭婉莹的丈夫被划成了右派，关进了监狱。郭婉莹一个人开回了丈夫丢在公司随时即将报废的福特车，从穿着法院制服的警察手里接到丈夫作为现行反革命的判决书，看着所有的家产被没收，被一一运走，而后，作为反革命的妻子，为丈夫偿还欠着国家的14万人民币。
郭婉莹父亲经营的永安大厦全景
替夫还债的郭婉莹自己也因为资本家的身份，被送到了资本家学习班学习。在学习班里，她第一次学习怎么样用锤子把大石头砸成一块块的小石头，送去修路支援国家建设。
文革前夕，郭婉莹从农场调回了外贸职工业余大学去教英文。
轰轰烈烈的批斗活动早已在业余大学展开，全校都停了课，每天各系老师们都要在一起开长会，每个老师都要发言批判郭婉莹的罪行，哪怕是从来不认识她的老师，也必须要说些什么。要是不说，就会被认为是和她一伙的。于是，所有的人都找出话来说。在当时的压力下，绝大多数人都力图自保，然后才能想到尽量不伤害别人。那些老师，绝大多数也是这样软弱的人。
不过，并非所有的人只是为了表现出自己的清白这样做，还有的人，是出落井下石的快感享受和对自己平时无法伸张的私心的满足，而攻击郭婉莹。
两年以后，“文化大革命”开始，郭婉莹又开始了她清洗女厕所的工作。在许多共产党女干部的回忆录里，她们也写到了自己被迫清洗厕所的往事，带着被侮辱的愤怒。郭婉莹非常理解这种愤怒，她以为，清洗厕所这件事的本身是不侮辱人的，而是人们将你与厕所联系在一起，与臭的、脏的联系在一起，井强迫你去做，这才是对人的侮辱。
这个曾经是一个出门有防弹车和保镖的四小姐，“文革”里天天面对着一帮子指着她鼻子骂“资产阶级”的红卫兵，她依然高傲地仰起下巴，任由别人用口水扫把袭击她，她没有低过头。翻阅她一生的照片，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候，她的下巴永远是高高抬起的，任何人，任何时代，都不能打垮她。
郭婉莹
将这一页翻过去
时间就这么不快不慢的翻了过去，当文革结束时，我们无法估量文革的十年以及十年前就已经开始的种种预兆，对于郭婉莹而言，意味着什么。但是，1976年，文革被郭婉莹翻了过去。
就像大家撕去了贴在墙上的大字报一样，用油漆画在墙上和广告版的大红标语消失了，墙上已经露出了被覆盖前的底色。也许，生活也要开始慢慢显露出它被掩埋的底色。总之，这一页，被翻了过去。
整个中国立刻被席卷在一股像陈景润那样忘情学习的潮流里。而上海的鲜明特点，就是青年对英文马上表现出来了热情，不少单位也马上觉悟到英文的重要，在单位里开设英文补习班。这时的英文，成为热门学科。而且从此再也没有低潮，直到现在。
在这一年，郭婉莹被请到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为所里的专业人员上英文课。这是她第一次被一个公家单位恭敬地邀请去做老师，她第一次受到了在她的出身、她的背景以外的尊敬，对一个好的英文老师的尊敬。这也是她第一次从心里喜欢她的学生们，日后她回忆起来时，总是说，他们是最好的学生，那么聪明，那么勤奋，那么恭敬，对英文和用英文的世界充满了内心的渴望。
上海开始慢慢恢复了和国外的贸易联系。最初是上海的工业系统发现自己需要向外国的机械制造商买新型机器，也需要输出自己生产的工业机械。于是上海地方开始出现了一些直接与外商打交道的机构，很快，他们发现自己的职员看不懂英文的商务信函，也不会写，常常带来许多沟通上的麻烦。于是，他们开始寻找四十年前的熟悉这方面业务的上海老人，作为顾问来帮助他们与外国商人联系。当时，有一批老人被恭敬地请到办公室里，帮助职员们修改英文信，帮助总经理们判断和谈判。郭婉莹就在这时，被请到咨询公司，作为商务信函顾问。从她的手里，开始出现了标准的商务信件。后来，被她帮助的年轻职员，也开始可以写通晓的商业信函了。那时，她不再被人称为四小姐，也不被人称为少奶，当然也不是粗鲁的直呼其名，所有的人都叫她“郭老师”，这是一个尊敬的称呼。
陈丹燕著《上海的金枝玉叶》写的就是郭婉莹的故事
郭婉莹的子女全部去了海外，他们多次要求郭婉莹过去与他们同住，这个安静且坚定的女人拒绝了孩子们的要求，留在了上海。在上海一个没有暖气、没有空调的房间里，默默地过着自己的日子，春去冬来。八十多岁的郭婉莹，走在路上，从来不让人扶，上车下车，也不让人扶，她坚持一个人独立的生活，她讨厌别人照顾自己。她以精致的妆容见人，安详、体面，干净。直到她离世的最后时刻。
文革结束的这些年，在海外的那些以前的郭家的世交，纷纷回来找他们的郭四小姐，要她离开给她带来过灾难的中国。她说“我习惯了上海，It’smyhome。”当有海外的那些窥探中国“文革”故事的记者，蓄意描写郭四小姐的故事时，郭婉莹不愿意与他们交谈，因为他们根本无法理解中国。当她的子孙，为她遭遇的不公平愤慨时，她选择了沉默，让那些往事成为了秘密。对一个经历坎坷的妇人来说，对别人为自己感到不公的经历保持沉默，是一个女子极大的自尊。不管生活给与了她什么，她都会高昂着她的下巴，坦然接受。也许，这就是贵族。在她看来，这不过是自己的一次人生；而对我们而言，这却是一位女性的传奇往事。
转载：【极品女人是怎样炼成的】
大小姐，是旧时对大户人家闺秀的尊称。
郭婉莹，上海永安百货的大小姐，自幼喝牛奶咖啡说英文，在伦敦生长，回国就读于基督教会中学、燕京大学。无论是做富商的千金、尊贵的少奶奶，还是“文革”中家里所有的东西悉数充工、连结婚礼服都不剩下的时候，她永远不变地讲究与优雅。
她穿着旗袍去清洗马桶，穿着皮鞋站在菜场里卖咸蛋。当她独自从劳改农场回家，听法院的人来宣读对她冤屈去世的丈夫的判决书时，她平静地听着，不闹也不号啕，泪水只在心中留。
她晚年时，有外国记者问起她在那些劳改岁月，为何能好好地活下来，她优雅地挺直背：那些劳动，有助于我保持身材的苗条。
她在86岁的时候，与三个年轻女子外出，在一起走了几分钟，那三个女子感到，像是三个男子陪一个迷人的美女去餐馆，而不是三个女子陪一个老太太。
寻找中国式闺秀
■黎戈
我一直记得陈丹燕谈唐诗宋词的口气，不是不敬，也不是不屑，而是疏离。她上世纪50年代出生，长于文革，中国国学的根系。之后，她在《上海的风花雪月》里写永安公司的郭家小姐，说她是个大家闺秀，“走在她的身边，我们三个年轻女人倒像是男人，慌慌张张，笨手笨脚，粗声大气，她八十岁了，依旧是女子的精美和爱娇”。我是上世纪70年代出生的，对“闺秀”也没有任何概念，在我身边，大概两种女人居多，一是骨架硬朗，行事强势，中性化的；一是愚忠愚孝，思想退化，完全附属于家庭责任的。
最近看的一些书，互为骨肉。比如《缀珍录》，是在学术层面上讨论清代女子的教育和写作，然后又看了些近代闺秀的传记，正好补足了《缀珍录》里实例不足的部分。我恍然惊悟，在我生长的这片土地上，居然真的活跃过“闺秀”这么一种生物！
闺秀当然是出身高贵，不是官宦就是世家，看《合肥四姐妹》，母亲出嫁的行头，送嫁队伍长达几条街，嫁妆准备了十年，连马桶都备好了。这是什么派头啊，文洁若是外交官的女儿，杨绛的姑母是北女师校长，张家四姐妹是清代官员之后，张充和的养祖母是李鸿章的侄女。闺秀当然学养丰厚，张家姐妹自幼就有私塾老师，学昆曲是专从戏班找的“角”。杨绛、郭婉莹、张爱玲、文树新，通通都是启明、中西女校出来的。这些学校的校规，礼数都很严苛。张爱玲自称很笨拙，可是几十年后，她在美国接待读者，后者一样赞许她动作的优雅。这是骨血里的流痕，无法清洗的。胡兰成被她端杯子的动作惊艳到，不一定是虚词。
闺秀因为家世的殷实和成长环境的富足，都很有傲骨。郭婉莹贵为永安公司老板的掌上明珠，一样自己开车去谈生意，文革时被下放挖泥塘，挖得手指关节都变形了，她用每月的二十四块钱工资，供儿子读书，送女儿学芭蕾。她这辈子，最骄傲的，不是身为富商之女，而是“一直都是自力更生”。苦难之后，她拒绝写回忆录，因为“不喜欢诉苦”。
这种独立不仅是物质的，更是意识和判断力，郭婉莹非要嫁个清华穷学生，张允和找了完全门户不当的贫寒周家，只是因为——我喜欢。她们饱读诗书，却又大胆奔放。前阵子读小麦写的《民国少女日记》，那些滚热的呓语！
卞之琳追求张充和的诗歌“百转千回都不能与你讲，水有愁，水自哀，水愿意载你”——这首诗打动了无数读者，只可惜没能打动它要打动的那个人，张充和认为卞之琳喜欢卖弄，流于肤浅。张充和最沉溺的艺术是书法和昆曲，她说这两种艺术的极境，就是“隔”，书法的悬腕“心忘于笔，手忘于书”，昆曲的“演员和角色之间的悬隔”——我真的被这个女人迷倒了，她活在内心的藩篱里，隐于云端。然而她又活泼入世，社交丰富，之前看到过很多西方作品里自强不息的女性，但我第一次看到中国式、闺秀式的强大自我，很美。
闺秀们并不骄矜，她们也不失传统女性的持家妇德——张兆和嫁了沈从文，对方一向活在精神小桃源里，世俗杂务得靠妻子，他还拒收张兆和的陪嫁，他的高姿态，要靠张兆和多方筹措，勤俭持家才一点点补足。对此张兆和一直保持缄默，直到编写从文文集的时候才略有微词。她承重的背影如此优雅。
我之前接触的假道学太多，所以对很多传统的东西有点不信任。现在发现，那些东西，气质纯正的，是极美的。闺秀们基本都婚姻幸福，夫妻恩爱，儿女成才，而她们恪守的那个体系，就是国学里最好的那块东西。而且被营养了——人是这样，如果发乎内心，那么就是滋养，反之就是虚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