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发布时间:2012-08-21 10:36 作者:大傻瓜
日本在浙江宁波实施细菌战，这已是大家熟知的史实。现在日本人这么嚣张，登上钓鱼岛向中国人民挑衅，这就有必要重温一下历史了。而且2004年，又有了新的调查结果。这事日本人忘记了，我们中国人无论如何不应该忘记。
灭绝人性的细菌战（上）
1937月7日，爆发芦沟桥事变。中国人民奋起抗击日军。同年日军又在上海挑起“八·一三”事变，占领上海。上海沦陷后，宁波成为当时通向内地唯一重要港口城市。7月17日日军在镇海登陆被国民革命军击退，有一次日军甚至已经登陆，依然被国民革命军击退。由于国民革命军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战斗，宁波人比起附近的杭州人少当了四年的亡国奴。当然这些只能在1995年出版的《宁波市志》中见到了。
3个月后，离宁波沦陷前6个月，日军对宁波实施灭绝人性的细菌战，开创国际上利用细菌生物武器之先河。
1940年10月27日晨约7时，天色阴霾，空袭警报突然嘶鸣，一架日机从慈溪观海方向窜入城区上空，盘旋一周后俯冲而下，没有扫射轰炸，却抛下大量传单。传单上画着日、德、意国旗和两手相握表示“中日亲善”的漫画，还印有“重庆正在闹饥荒，而日本人民则丰衣足食，有余粮来接济你们”等谎言。不久向西逸去。
下午2时许，日机再次入侵，投入大量麦粒和面粉，散落于市中心开明街一带，该处上空顿呈一片淡黄色云雾，屋瓦上发出“沙拉拉”的响声，居民惊奇惶恐。
日机过后，地面、屋顶等处发现跳蚤骤增，红红的颜色，形体略小，种类亦异。后来，才知道这些跳蚤就是吸饱了鼠疫试验者的血液，体内充满着亿万个鼠疫杆菌的疫蚤。鼠疫杆菌的来源，是侵华日军731细菌部队在哈尔滨市郊外的实验场所，将鼠疫杆菌注入中国等国被强制试验的人体内所造成的人工鼠疫患者（被折磨染疫而死难的达3000人以上）。除731部队外，南京中山门内侧，设有荣字1644部队，也是一个研制毒苗，设立细菌工厂，培育疫蚤的基地。在宁波空投黑色疫魔，就是以荣字1644部队配合731部队的一次细菌战。侵华日军细菌战主犯石井四郎，是731部队的第一任部队长，也是荣字1644部队的第一任部队长。投毒飞机从杭州笕桥起飞。
现在大家不要忘记，日本人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民族。
日机投毒后仅隔两日，就有人染疫发病。10月30日起，开明街一带陆续有人暴死。开明街口滋泉豆浆店店主赖福生夫妇最早因疫死亡。接着，隔壁的王顺兴大饼店，胡元兴骨牌店，以及中山东路元泰酒店、宝昌祥服装店，还有东后街一带，相继有人因疫死亡。至11月3日，已死亡16人。次日又死7人，一天后，再死20人。抢天呼地的哀声此伏彼起，丧服裹身者比比皆是。日机投毒当晚，意外大雨，把麦粒和疫蚤从屋瓦上冲洗下来，漂浮于住户露天水缸的水面上。未几，许多天落水缸旁的石缝里长出了麦苗，成为细菌战的见证。
开明街暴死事件发生后，患者纷纷去医院求治。起初，被误诊为恶性疟疾或横痃。据当时华美医院院长丁立成医师称：“余曾经诊视一患此疫症之8岁孩童，初由某医院诊视，因其头痛畏寒，以为恶性疟疾。经打奎宁针两支末见效，到余处求诊，亦以为恶性疟疾。经注射奎宁针一支，亦末见愈。后发现喉间（颈部）淋巴（结）肿胀，知其实系鼠疫，现该孩业已死亡”云（《时事公报》1940年11月4日）。
丁立成医师最早从东后街136号患者王仁林（该患者10月31日发病，11月2日死亡）身上作淋巴腺穿刺液涂片，交由许国芳技师检验，经美兰染色较深，肥大短小的革兰氏阴性杆菌，就是典型的鼠疫杆菌形态。11月3日，丁立成医师又至华美医院求治的一疑似鼠疫患者俞元德（男，16岁，开明街72号祥和豆腐店学徒，住东后街）身上抽取血液和肿胀的淋巴腺穿刺液，交化验室技师许国芳分别注入两只豚鼠腹股沟皮下，次日，接种部位呈水肿及出血性炎症，附近淋巴腺肿大，其周围组织呈出血性浸润。接种第三天两只豚鼠先后死亡，随即在华美医院太平间作了解剖，见脾脏肿大，有米粒状结节，粘液膜及内脏充血并呈溢血斑。将这些检验涂片美兰染色镜检，见到无数的两端染色较深的双极体的鼠疫杆菌形态。再将豚鼠淋巴穿刺液和血液作细菌培养，又得阳性结果。随后，由省卫生处吴昌丰技正将培养所得细菌复核，并作血清学凝集反应，亦得阳性结果，至此，确诊求诊者所患为鼠疫无疑。
据当时在鄞县中心医院任职的孙金（火旁一个石字，电脑字库中无此字。这样的人应该永垂史册，所以名字不能弄错）医师回忆，他在诊治中心医院职工武顺泉的父亲武春元（男，67岁，在中山东路256号，开设上海书店）时，认为患有鼠疫可能性，就制血涂片染色（姬姆萨氏染色）镜检，见到鼠疫杆菌，又把血片送省卫生处鉴定，被正式确定。武春元死于11月11日，从血液中见到鼠疫杆菌，属败血型鼠疫无疑。在当时医疗条件下，患者存活期不长，与国民政府卫生署卫生防疫处长容启荣《浙江鼠疫调查报告书》中记载的、武春元染疫于11月9日吻合。所以，最早确诊鼠疫者是华美医院院长丁立成医师。
而孙金（火旁一个石字）医师于11月1日下午，在县东镇镇长毛稼笙报请下，鄞县卫生院张方庆院长带领医务人员赴疫区调查，发现患者5人，择症状较轻者2人去中心医院检查，经孙、周尧恒医师查诊，发现患者具显著的鼠疫症状，当即向政府作了报告。
三江口
大傻瓜：灭绝人性的细菌战（下）
据鼠疫幸存者钱贵法回忆：“……我染上鼠疫时，已神志不清，被送入设在开明街同顺提庄的甲部（患重病者）隔离病院，我被抬进去放在地上，看到周围地上约有10多个垂死的人，可怕极了，好比来到了一座阴森森的人间地狱，个个面孔血血红像公鸡，有的眼睛突出，有的哇哇叫喊讲胡话，还有的因口渴不顾一切去喝阴沟水。这种痛苦的惨状，令人毛骨悚然。还有的母亲刚死去，孩子很快也死了，死的人又多又快，棺材供应不上，有时只好把两具尸体合殓”。“后来我被送到南门祖关山董孝子庙的甲部隔离病院，住了大约一个月。当时一道抬去的还有一个叫陈和尚的病人，他在那里只过了一星期就死了。我也准备要关进棺材时，却慢慢好了起来，像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钱贵法当年仅14岁，在元泰酒店当学徒。这家酒店员工多数染上疫病，他是其中之一。从10月30日至11月8日，酒店死亡6人，钱竟奇迹般逃过一劫。
据黄可泰、邱华士、夏素琴主编《宁波鼠疫史实》（1999年第一版）记载，至1940年12月6日就有109人死亡。其中，宝昌祥户蒋阿宝及其家属、职工共15人，死14人，仅幸存1人；全家死绝的有12户，计45人。受伤253人。一些年，海曙抗日战争海曙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课题调研组又对细菌战受害情况进行调查，又查实26名死亡者，在这场人为鼠疫中，死亡人数达135人。死者绝大多数被深埋于南郊老龙湾的土地里。
11月2日，经县政府医防人员会商决定封锁疫区。2日晚，即派出警察120余人，在警察的维护下，防疫人员按疫情勘定界限，随由工程队以木桩绳索将疫区围绕。封锁分成内、外两线，内线由保安警察负责，外线由行政警察负责。该地段商店停市，同时令告第一学区（开明街这一带属第一学区）各小学，查明学生住处，凡疫区寄宿生禁止返家；通知学生暂行停课（至5日，县府通告各校一律停课）。4日，鄞县县政府告示，宣布宁波发生鼠疫灾祸，疫区已严加封锁。
5日成立防疫处后，于疫区周围建筑隔围墙。除东后街开明街巷一部分利用原有围墙外，其余各处筑以高1丈10寸（市尺）的空斗墙外，每丈间有实叠墩柱。于11月8日动工，昼夜不息，11日完竣。计成66.66平方丈。墙内搪以泥浆，墙顶加弧形白铁皮压顶，以防鼠类窜越。封锁区仅设门3处，以备工作人员出入。又将中山东路行人道及各户排水瓦筒掘毁。将北太平巷的阴沟堵塞，以绝鼠类地下通道。在墙外挖3尺宽、4尺深隔离沟，遍撒石灰，以阻交通，并防止疫鼠疫蚤外窜。
在封锁疫区的同时，开明街上的明光大戏院（民光电影院）内设防疫办事处。5日宁波主要公共娱乐场所—天然舞台、共舞台、中南戏院、兰江戏（剧）院联合启事：“奉谕预防疫症，暂行停演”。6日，旅馆商业同公会亦通知各旅馆拒收疫区来客。毗邻疫区的灵桥镇镇长吴涵秋发布紧急通知，责成各保甲对新迁入的户口特别注意，如系来自疫区的应即报告，以便派员查询，杜绝蔓延。
封锁区内沿街门牌板壁缝均用白纸粘封，沿街用石灰水浇洒。3日晚起，各商店用硫磺熏蒸，并将地板撬开浇石灰水。至次日，计有69户用硫磺熏蒸了12小时，再由工务队扫除死鼠秽物，并将地板、天花板拆除，死鼠焚化，所有工作人员均穿防蚤衣，据当年曾在消毒队任副队长的钟辉说：“当时进入疫区工作时，我穿白色防蚤衣和油布短统靴，看到下半身爬上很多平时少有的红红的跳蚤。凡是落麦子最多的庭院，死人最多”。
截止11月23日，凡有疫病人居住及死亡的房屋，据称均消毒两次，准予启封，由各户将自己物品，择要移出。为此，成立疫区物品消毒处，规定每户发给竹萝、麻袋各两只，以两箩两袋为限代为消毒，每天消毒20户，消毒办法有煮沸、热蒸、喷洒福尔马林或石炭酸，采用何种办法视物而定。
鼠疫暴死发生后，疫区内居民以及部分染疫者，纷纷逃避瘟疫，回老家或外出投亲靠友。为防止疫情扩散，从封锁疫区起即追查病人。11月3日，县政府电告各乡，开明街一带发生鼠疫，要求凡发现头痛及淋巴结肿痛、恶寒、高热、旋即不省人事病人，或死后皮肤有黑斑的，立即电告县府。在11月7日的防疫会议上决定追回外潜者加以隔离、治疗。除登报寻找潜出患者，劝告亲友切勿收留，并成立“搜查队”，在疫区挨户检查户口，发现缺人，立即追索。据统计：7日追回患者4人，8日发现嫌疑病人14人，9日发现4人（2人死亡），10日发现6人，直14日，还追回疫区居民10人。逃出疫区在外死亡者竟达32人以上。
曾居住过疫区居民和患者（包括死者）的地方共有95处，其中城区83处，郊区和外县12处。对这些地方除处理尸体外，均作两次消毒。还就地作小范围封锁隔离，进行10天观察，直至不再出现疫情为止。从11月9日开始，对疫区邻近居民进行鼠疫菌苗预防注射，由疫区向四周作辐射性扩大，总区注射23343人次。
11月30日，当局决定，将开明街以东，北太平巷以西，中山东路以南，开明巷以北房屋全部焚毁。包括中山东路224号江忠记～268号久和祥烟纸店、开明街64号～98号、东后街139号、133、129、128、127、126、125、124、123、122、121、120、118、130（同顺提庄）、131、134、136（王仁林）、138、132、140、141（徐生来）、142、143号，开明街庵内二楼住房8间、前后小披5间、高平屋3间，太平巷的三楼市房28间、二楼市房3间。总计被焚住户（包括店号）115户，房137间，地面面积为5000平方米。
自晚上7时开始，疫区11处同时起燃焚烧，霎时烈焰腾空。4小时后，疫区内建筑物尽付一炬，留下一片瓦砾废墟，后来人们称此处为“鼠疫场”。焚屋时，省府派卫生处长陈万里、第六专员徐箴代表省府作为监视员到场监视，另有警察局人员207人（警备官长33人，警长174人），中央防疫队11人，防疫处征集股3人，医官4名，官佐8名到场。警察局人员备长枪作警戒。还调动全市10余支水龙布防，以防火势蔓延他处。疫区内猫犬，事先于凤园以毒饼毒杀。焚毁房屋造成400余人无家可归。
我读小学时开明街焚烧后的瓦砾堆还在，老师带我们参观，说国民党不顾人民死活，将这个地方烧成了瓦砾堆。现在呢，综合了众多的资料才认清，由于宁波的国民政府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才使疫情控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
《宁波市志》说：“国民党政府当局原称拨款50万元给予补偿的许诺，最终不过一句空话。”不加背景抛出这句话实在是要令人误解的。当时日军对宁波虎视眈眈，宁波积极备战，《宁波市志》记载：12月27日，城区枪决汉奸7名。可见当时敌我双方都在角力。这赔偿的事，实在难以顾上了，至4月20日宁波城区沦陷，中间不过五个月。抗战胜利后又是内战，国民政府是难以实施赔偿的。
这是比“非典”更严重的疫情，是在战争阴影笼罩下的反细菌战，全世界都没有经历过的反细菌战。当时上海、杭州都在日寇的铁蹄之下，宁波是整个国家与内地相通的唯一重要港口，疫情蔓延后果不堪设想。宁波行政当局却在遭遇人类历史上首次细菌战后竟能应付裕如，行动之果断，效率之高，实在令人赞叹。它比抗击非典更值得载入史册。可是现在宁波有多少人还记得他们？
二次大战结束，1949年12月的伯力军事法庭上，原日本关东军第731部队教育部长西俊英中佐、川岛清军医少将，731部队柄泽十三夫军医少佐，荣字1644部队部队长佐藤俊工、都招供中华民国二十九年（1940）731部队在1644部队的配合下，在宁波实施细菌战。
731部队第四部柄泽十三夫军医少佐供认，是他奉命将杀人细菌装入特殊容器的，再由远征队带走。按地理条件，选择南京的多摩部队（荣字1644部队）作为出击基地，细菌在那里培育，投毒飞机在杭州笕桥起飞。据731部队军医金子顺1943年完成的论文《PX之效果算法》，1940年10月27日在浙江宁波上空利用飞机共散播2公斤PX（PX意为感染了鼠疫的跳蚤），共计感染1554人。美籍新闻记者约翰？巴维尔也曾揭露：“日军在中国城市宁波进行了细菌战，造成鼠疫流行。当时我正好住在宁波，日军实地进行细菌战的直接后果是：使无数的中国人如蝼蚁般惨遭杀害……这事激起了我无比的愤怒，使对日军产生了反感”（郭成周：《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327页）。从疫情发生的经过，病原体的确诊，日军战犯的招供，证明1940年以宁波开明街口为中心发生的这场瘟疫，是确日军投掷细菌弹引起的鼠疫。查看了《宁波市志》上的死亡名录，最令人痛心的是当时段塘（当时属鄞县，现属海曙区，距开明街公交十余站）一位18岁月季少女，仅仅因为到开明街喝了一碗豆浆，就染上鼠疫，回家后不治身亡。她本来可以平安地生活下来，现在儿孙满堂，对于现在80后的年轻人她应该是奶奶一辈的人。
（本文根据1995年《宁波市志》，近年的《参考消息》和海曙区调查资料写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