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感谢这些年的阅读，我庆幸自己遇到了许多伟大的头脑和心灵。在法国以外，还有雪莱、波普尔、伯林、梭罗、尼布尔、哈维尔、奥古斯丁、茨威格、托尔斯泰、索尔仁尼琴、康德……而且，他们不限于西方世界，他们同样出现在中国及其周边的东方。我相信不论古往今来，只要你有心，就会有无数独立而向上的灵魂与你不期而遇。
2007年4月，我在柬埔寨有一次短暂的旅行，痛惜那个国家的破败，哀叹红色高棉政权带来的千疮百孔。而就在此前一个月，一位叫哥沙纳达的法师刚刚逝去。当月出版的英国《经济学家》杂志还为哥沙纳达推出了悼念文章。正是哥沙纳达的故事让我对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有了更多崇敬之心。
他双手胸前合十，瘦小的身影在柬埔寨中部雨林的羊肠小道中深一脚浅一脚俯首前行。行走时必须时时留意脚下，地雷甚至埋到小路边。湿气模糊了眼镜，汗水却令头顶更加光亮。黄色的袈裟被拉起以免和灌木丛纠缠，下面露出结实的鞋袜。身后诵经之声随鼓点起伏，引领200-300名僧俗步行穿越柬埔寨，只为祈求和平……弹壳从行众头上呼啸而过，炮火四处开花。一些人死去了。怯懦之人逃回家中，法师却一意孤行，穿行于冲突地区。行众时常发现身后跟随了大批难民，和他们一样走痛了脚，带着满载床垫、平锅以及活鸡的牛车和自行车一路跋涉。
1974年，波尔布特上台后，原本高贵的僧侣作为“社会寄生虫”很快被驱逐出寺院，剥下僧袍，甚至被折磨致死。到了1978年，柬埔寨境内几乎没有了活着的僧人。高压统治下的幸存者流亡至泰国边界，在那里建立了难民营。几年以后，红色高棉被赶进丛林，一些有责任心的僧侣在哥沙纳达法师的带领下，开始离开寺院，走向民间。当他们开始“真理朝圣”，每天三、四点便出发，而沿路的人们也会早早地在路上守候他们，跟上他们。就这样年复一年，重建人心，“告别革命”的队伍在柬埔寨越走越长。
据说有一次，一些和平行者陷入红色高棉武装和政府士兵的交火中。很多士兵看到他们都会放下武器跪着哭着祈祷：“我们不想战争，但我们没有办法，但愿我手中枪里的子弹在打进人身体的时候不至于让他丧命。”
因为倡导和平，阻止战争，把柬埔寨的难民营、监狱、贫民区、战场当作他修行的庙宇，哥沙纳达被人称为“柬埔寨的甘地”。最初读到他的故事时，恍惚之间我仿佛看到僧侣们走过的每个脚印里都长出莲花。这是一次次感化人心的旅程。世界如此离乱，但即使是一个手握刀剑的人也在试图找回自己。
先问你要去哪里，这才是最需要解决的终极问题，而不是时代去哪里，国家去哪里，世界去哪里。你需要一个怎样的时代，你就是怎样的时代。你热爱怎样的国家，你便拥有怎样的国家。你走到哪里，你的世界就在哪里。世界可能还跟不上你，国家可能还跟不上你，时代可能还跟不上你，但只要你已经在为自由担起责任，你就要有耐心，对未来的日子保持虔敬之心。
附：哥沙纳达—“柬埔寨的甘地”
说到柬埔寨的僧人，不得不提到“哥沙纳达”，他被人称为“柬埔寨的甘地”，曾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他死于2007年3月12日，终年78岁。为什么一个僧人可以获此荣誉呢？这得从残酷程度可以和纳粹屠杀犹太人相提并论的红色高棉领导人“波尔布特”开始说起。
哥沙纳达（Preah Maha Ghosananda），柬埔寨佛教界最高长老，红色高棉政权垮台后他积极推动非暴力活动和民族和解，致力于佛教复兴.
红色高棉领导人“波尔布特”1974 年上台后，轰轰烈烈地要创造一个乌托邦的国度：一个没有阶级、驱除所有封建残留、不受西方任何影响的国家。结果是，前政府官员、少数民族、艺术家和任何接受过正式教育的人都纷纷遭到迫害。
曾经深受尊重的僧侣被认为是封建余孽，是“社会寄生虫”。僧人们被驱逐出寺院，剥下僧袍，甚至被折磨致死。一些人被用枪口指着，被迫背叛佛法。寺庙被关闭了，佛像的头被割下用作士兵练习枪法的靶子；其余的部分被摧毁，扔进河中。
柬埔寨在红色高棉统治之前共有6万余名僧侣，浩劫之后，仅有3000人活下来。而幸存者当中，有的被迫还俗，有的流亡国外，有统计显示，到1978年，柬国内已经没有活着的僧人。
红色高棉控制金边时，哥沙纳达正在泰国南部的森林中学习冥想。他的家人，包括16个兄弟姐妹和父母双亲均被残酷杀害。哥沙纳达意为“快乐的宣告者”。曾有人问他，是什么原因使他成了和尚。他回答说“这是柬埔寨的风俗”。是的，曾经的柬埔寨男人几乎都出过家，包括红色高棉领导人“波尔布特”本人。
哥沙纳达1929年生于湄公河三角洲平原的一个农民家庭。从孩提时代起，他就表现出了对宗教的浓厚兴趣。8岁时进入寺庙，为和尚洗衣服做饭。他的聪明、勤勉给寺中师傅留下了深刻印象，14 岁那年便接受剃度，皈依佛门。
他高中时候在当地的寺院中学习经文，然后在首都金边的神学院学习。法师器重他，把他送到东印度的佛教圣地纳兰达大学（Nalanda Buddhist University），他在那里获得了博士学位。
在纳兰达大学，他遇到了曾在甘地处修行的日本山妙法寺祖师藤井日达(Nichidatsu Fujii)。从藤井日达那里，他学到了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一些方法和主张。1965年，他到泰国师从高僧佛使比丘(Bhikkhu Buddhadasa)。佛使比丘强调“此时此地涅”，把真理纳入平常生活，使神圣接近每个人的生活。
佛使比丘大半生都在森林中度过，他认为修法必须选择自然的环境，因为森林是心灵全新感受的泉源。在他的影响下，哥沙纳达同阿姜达摩答罗（Ajahn Dhammadaro）在泰国的森林中进行了5年的禅修，作为他最后的佛法训练。在那里，他依照佛陀的教诲思维，在各种状况下保持冷静。他学习在寂静的夜里独处，在空旷的地方入定；集中精神，内心生起智慧与勇气，方能不忧不惧。没有俗世的侵扰，森林中长期的定与慧的培养修炼，使他随时保持心智清明。
当家人遇害的噩耗传来，哥沙纳达一度悲痛欲绝，打算回乡。但他的老师告诉他，集中精神进行灵魂练习，让和平由心而生。等到最好的时机，再返回到自己的人民中去。
因缘造化，“最好的时机”1978年方才到来。那时，高压统治下的幸存者流亡至泰国边界，在那里建立了难民营。哥沙纳达穿过边界，在难民营中建起了最简陋的寺庙。他在难民中行走，见人便深深鞠躬，把手中的经文发给受众。经文上写的是：“用爱战胜仇恨，是永恒的法则。”
1979年，越南进攻柬埔寨，扶植傀儡政权，红色高棉也被赶入丛林，他们自己也不得不在泰国边境建立难民营。哥沙纳达也去那里宣扬爱与原谅。看到他，听到他的经文，成千上万的人哭了。忆及当年，他说：“他们苦难深重，引火自焚。他们一样向往和平，向往快乐。佛祖终于给了他们和平和快乐。”
后来曾有人问哥沙纳达，对这些试图破坏佛教的人，他的感情如何。他低下头，安静地说：“我们对他们充满了同情，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真。他们破坏了佛教——他们也就破坏了他们自己。”
他修行多年，佛法深厚。但他并没有像众多的灵魂领袖那样，高筑神坛，招揽门徒；他也没有远离尘世，在经书中寻求解脱。他选择了行走，把经文送到普通人的耳边；而且他所行之处常在远方，却既不安全，也不宁静。
1992年，联合国资助签署和平协议后的第一年，他带领人民，走遍柬埔寨，进行了第一场和平之旅，在这片土地上重建希望。这场为期16天，长125英里的和平之行也穿过了仍然由红色高棉控制的领土。
他们进行“法行”时，战争并没有真正结束。子弹擦着他们而过，胆小些的中途会跑回家里，但是哥沙纳达故意选择那些冲突地带。他说：“我们必须有勇气离开寺院，进入到真正的人类经历中去，尽管那里充满悲伤和痛苦。”
法行时，僧侣们通常清晨3、4点钟起身。人们看到哥沙纳达双手合十，低着头，走在柬埔寨中部丛林间弯曲的小径上。他每一步都不得不很小心，因为路边布满地雷。湿热的空气常把他的镜片蒙上一层雾气，汗水从他的光头上滑过。为避免弄脏僧袍，他会把衣襟提起，露出靴袜。
看到久违的信使，人们常常眼含泪水，老人们更是痛哭流涕。乡民们掬起清水，燃起香火，为彼此祈福，祈愿国家太平。庙宇和佛像轻而易举就被摧毁，但佛在人心中，恒常不灭。
在柬埔寨，人们说哥沙纳达是一个真正的僧人。“他会把自己的饭让给更需要的人吃”。他走来走去，眼里含着微笑，时不时把微笑化作有感染力的笑声。他把自己的内心世界处理得如此之好，以至于他可以把自己的全部心肠用来同情在他面前的人。
有一次，一些和平行者陷入红色高棉武装和政府士兵的交火中。当时他们正在山间的一处寺庙里休整，每个人都躺在地上休息，只有哥沙纳达坐在那里冥想。一个炸弹穿过窗户，在佛像的前面降落，没有爆炸。哥沙纳达平静地说：是佛祖保佑。很多士兵看到他们都会放下武器跪着哭着祈祷：“我们不想战争，但我们没有办法，但愿我手中枪里的子弹能打进人体却打不死人。”
1992年之后，他又率领了其他几次穿过柬埔寨的和平之旅，每年有200人随行。23年间，柬埔寨的历史重复上演着战争和毁灭。成千上万的僧侣死亡或逃离，人民流离失所，而哥沙纳达所率领的“法行”，为整个民族抚平伤痛，重燃希望。
后来，西哈努克亲王把哥沙纳达任命为他的环境保护特别代表。植树和森林保护也是哥沙纳达愿意宣扬的另外一个主题。在他获诺贝尔奖提名后，有人问他植树是否和佛教徒相兼容，他说：佛祖生于无忧树下，菩提树下大彻大悟，娑罗树下圆寂。
经过红色高棉的大清洗和越南扶植的傀儡政权统治后，这个国家生灵涂炭、民不聊生。有人说，这里尚未爆炸的地雷比人还多，也有统计显示，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约有300万柬埔寨人死于战争、营养不良和高强度的劳作。在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度，哥沙纳达总是眼里含着微笑，穿行于战火之间，把佛陀教旨传与民众，给受伤的民族带去心灵的宁静。
一个记者曾问他，一个平凡的人应该如何为和平作出贡献，哥沙纳达回答道：“照顾你自己。”他说：“爱你自己。同情你自己。那样你就是一个和平的人了。和平自你而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