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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其兴也勃其亡也忽
日落汤池：夏朝覆亡真相
鹿台孤魂：商朝覆亡真相
红颜祸水：西周覆亡真相
轰然倒塌：秦朝覆亡真相
蟒断两汉：西汉覆亡真相
萧墙之乱：东汉覆亡真相
名士挽歌：西晋覆亡真相
偏安江左：东晋覆亡真相
变夷苦旅：北魏覆亡真相
欲速不达：隋朝覆亡真相
盛世悲歌：唐朝覆亡真相
南冠北系：南唐覆亡真相
烟消云散：辽朝覆亡真相
文盛武衰：北宋覆亡真相
蒙古弯刀：西夏覆亡真相
歧路仓皇：金朝覆亡真相
南逃无路：南宋覆亡真相
仓皇北顾：元朝覆亡真相
煤山孤魂：明朝覆亡真相
天朝日落：清朝覆亡真相
后记
内容简介
大幕垂落历史惊变成绝唱晚霞散尽王朝兴替化挽歌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是一部从历史学的角度探寻中国古代主要王朝覆亡真相的指导性读本。本书文字生动优美，图文并茂，融知识性、趣味性和文学性于一体。
纵览历史风云，细品王朝兴衰。揭示王朝覆亡真相，明辨历史是非曲直。“以史为鉴，可以知得失”。反省历史，就是要避免重蹈覆辙，从历史的经验中吸取教训，探寻社会发展的规律，唤起人类心底良知，让人们更加热爱、珍惜和平时代的美好生活，让社会稳健和谐地发展，永葆太平盛世。
前言：其兴也勃其亡也忽
历史的智慧，是无数先贤圣哲将前人所付出的血与火的代价总结而得出的宝贵的经验，这笔巨大的精神财富，不光成就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也培养出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民族性格和共同的民族心理。因此，要深刻地了解现实，面向未来，就应当自觉地学习历史，追溯历史。
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如中国一样有着如此丰赡的文化和高度发达的文明。是惟一拥有最为连续、不间断历史的国家。即使在鸦片战争以后的一个多世纪里，中华民族陷入亡国灭种的重重劫难之中，中华文明也没有因此沉沦，相反，却表现出不屈的姿态和顽强的精神。整部中国历史，无不充盈着这种坚忍不拔的民族精神和气节。
1近五千年的历史风烟，上演了多少波澜壮阔的历史活报剧。“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数以百计的王朝兴替，太多的英雄传奇，读来无不荡气回肠。其开国之君，无不具有雄才大略；其开国之始，又无不气象万千。燕啄新泥，鸟衔熟禾。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但随着统治日久，统治阶级内部嗜欲渐盛，骄侈之心代替了求治之心，不再治世惟危，很少“慎终如始”了。王朝的危机呈现出来了。所以历史上屡有中兴之主而造中兴之势。然而翻遍二十四史，数一数所谓的不多的几个中兴时期，其气象也不尽人意，甚而至于加速了王朝的覆灭。统治者更加腐败，社会矛盾更趋激烈。就像一座梁柱被蚀空的大厦，纵有华丽的外表，也经不起哪怕是轻轻的一阵风或一场雨的吹打了。所以后来读史者又无不慨叹：“其兴也勃，其亡也忽”，每一次改朝换代，几乎都伴随着血与火的惨烈战争，都伴随着家破国亡、妻离子散的末世悲歌。在除旧布新的王朝更替之际，社会长期陷入大动荡之中，民生凋敝，流离失所，灾害肆虐，人口锐减，经济和社会生活呈现大幅度的倒退。
“以史为鉴，可以知得失”。反省历史，就是要避免重蹈覆辙，从历史的经验中吸取教训，找出社会发展的规律，从而找到更好的社会发展方向，永葆太平和睦的生活时代，这是每一个治史者、治国济民者和关心国计民生的华夏子孙共同的期盼。因此，这就需要我们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研究历史，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探讨王朝覆灭的历程，揭示王朝覆亡的真相。了解历史发展的轨迹，明辨历史的是非曲直，以唤起人类心底的良知，让人们更加热爱、珍惜和平生活，让社会稳健和谐地发展，实现人类大同，则具有深远的意义。
纵览历史风云，细细品味历代王朝兴衰，我们惊奇地发现：历代王朝创造繁荣的过程极为相似，其衰亡也经历了惊人相似的轨迹。概言之，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或皇权集中的古代社会，历代王朝的兴衰与一个人有极其密切的关系，这个人就是作为王朝最高权力的拥有者——“天子”！即我们常说的国王或皇帝。
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的封建时代，天子对社会财富拥有最高的支配权，对臣民拥有无上的控制权。作为天下百姓，历来都把天子圣明作为治世的标准。天子圣明，则百姓之幸；天子昏庸，则百姓之祸。但纵观历史，圣明的天子屈指可数，昏庸的帝王又比比皆是。百姓的苦乐可想而知了。所以，元代词人张养浩在路经潼关，看到废弃的宫阙，发出了“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长叹，引发多少人的思考！秦朝以后，随着皇帝制度的确立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逐步加强，皇帝成为等级社会的最高主宰者和支配者，中华帝国这艘生命之船在航行中的安危存亡完全系于其一人之手。
王朝兴替，其兴也由帝王。透过历代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繁荣状况，我们不难发现，这一时期的帝王大都励精图治，兢兢业业。他们时刻惦记着创业难、守业更难，“水可以载舟，亦可以覆舟”的训箴，精心打理自己的“家国天下”。在政治方面，他们事必躬亲，严加管束皇亲国戚、家奴宦官；他们亲贤人，远小人，善于纳谏，能听取不同的意见和观点，甚至是逆耳的忠言。在经济上，他们与民休息，蠲租免税，爱惜民力，轻徭薄赋；他们兴修水利，发展经济；他们打击豪强，分配土地，保护生产和经营；在自然灾害降临时，他们安置流民，倾力救济。在民族政策方面，切实考虑到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实际状况，充分尊重不同民族之间的风俗与信仰，民族之间、政权之间与国家之间和谐友好相处。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拥有早熟的农业文化，只要政治清明，爱惜民力，君臣上下同心，百姓自然乐而向之，国泰民安的盛世局面并不难创造。
例如，西汉初年，高祖、文帝、景帝相继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汉初七十年，国力达于鼎盛，遂有“文景之治”之盛世。隋文帝以短短二十年之时间，创造了后世艳称的“开皇之治”。唐太宗创造的“贞观之治”距大唐开国仅仅三十年时间。明朝开国之初，到处田畴荒芜，榛莽丛生，中原及江淮许多地区人烟断绝。明太祖提出“安民为本”和“藏富于民”的主张，实行休养生息政策，以恢复和发展生产。到洪武二十六年时，全国人口数已经达到66906040人，比元代1291年人口最高的59848964人（未包括游食者4298人）增加了696848人。
王朝兴替，其亡也由帝王。同样，任何一个王朝衰败和灭亡的轨迹都有着惊人的相似。
尽管每一个王朝灭亡的具体方式可能千差万别，帝王或被俘沙场、或被捉宫廷，或身首异处，或客死他乡，或自焚宫中，或自缢身亡，或亡命天涯，或葬身鱼腹......但任何一个王朝由盛至衰，由衰至亡都不是朝夕间事，都是有迹可循的。即如所谓的清平盛世，也同样潜伏着危机，只不过被表面的繁华所掩盖，社会承平愈久，其衰危之心愈益懈怠，统治阶层更不愿甚至不敢去面对了，仍然我行我素。举明清为例，普遍认为，明实亡于万历15年，清实亡于康乾盛世的乾隆王朝后期。个别帝王或者试图欲挽救将倾之大厦，但终因积重难返，无法逃脱被颠覆的命运。亡国之君各有各的不同，但亡国之君的行为方式多有惊人的相似。在政治上，他们荒怠朝政，不理政事，或多年不上朝，将朝政悉数委于他人；他们亲奸邪，远忠良，良莠不分，偏听谗言，致使政治不明，吏治败坏；他们对治理国家不感兴趣，对歪门邪道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或求长生，或乐于兴趣爱好，或荒乐好色，荒淫无道等。在经济上，他们不抑兼并，横征暴敛，与民争利；他们奢侈浮华，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其结果自然是积贫积弱。在民族关系和对外关系上，他们或嗜杀成性，穷兵黜武，元气大伤，最后直落得兵败如山倒；他们往往骄傲自大，采取民族压迫与民族歧视，等级制度森严，致使民怨沸腾。例如，夏朝末年，桀荒淫无度、纵情于歌乐声色，数月不上朝。大臣关龙逄进谏说：“如果天子做到谦恭、节俭、讲究信义、爱护贤才，那么，天下才能安定，王朝才能稳固。而今陛下奢侈无度，嗜杀成性，弄得诸侯离心离德，百姓盼望您早些灭亡。”忠言逆耳，夏桀竟将关龙逄杀掉，并警告臣下，如果再有进言者，一律处死。从此，贤臣绝迹，佞臣当道，终被汤武革去“天命”。秦二世胡亥昏庸无能，终日沉湎于享乐，权柄被窃于奸相赵高，光天化日之下上演“指鹿为马”的闹剧，不幸印证了“亡秦者，胡也”的谶语。大唐帝国后期藩镇割据、朋党之争、宦官弄权，帝王权力被窃，无力左右政局所致。南宋亡国的教训再次证明天子失德、大权旁落、奸相当道坏政的血的教训，秦桧、韩胄和贾似道的权倾朝野，究其原因，大都源于帝王们满意陶醉于江南安逸的生活，满足于偏安江南的既成事实，像理宗和度宗皆因贪恋女色而亡命。诗人林升在《题临安邸》中恰切地反映了上至帝王下至百官醉生梦死的生活：“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在明末，万历皇帝深居宫中，二十年不上朝，置国家大事于脑后，终日纵情于酒色。据史书记载，万历皇帝“每夕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必怒”。他迷恋饮鸩止渴的房中术，二十多岁就搞得身心俱疲，常常头晕目眩、动火热症，这也是多年无法临朝的原因之一。他长期怠政而勤于搜刮，加剧了明代官场的腐败，致使各级官员不惜民力，以搜括为能事。
但是，历史的发展是复杂的合力运动。我们强调了（王）皇权运行在王朝兴替之中的决定性作用，绝不认为它是惟一的因素。过分地强调单一或偶然因素而忽视了综合因素对历史发展进程的影响显然是有悖历史真实的。我们讲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下皇权是王朝运行的决定力量，在皇权尚没有高度集中的时期。如在某个王朝建立之初，王权在没有取得绝对控制地位的时候，天子的命运和王朝的命位就显得非常悲惨，像东汉、西晋和东晋时期就是如此。尤其是在东晋门阀政治影响下，皇权变态，皇帝垂拱，士族当权就是突出的例证。
我们强调作为最高统治者王（皇）权的决定意义，绝不是忽视统治者阶层的其它群体所施加的影响，如外戚等皇亲国戚等，如宦官等皇帝的私人奴仆等，如绝代佳人等，对王朝运行的重要影响。其实，他们的得势，他们的权力主要取决于皇权的运行，他们之所以气焰嚣张，完全是狐假虎威，仗势欺人。奸臣贼子乱政，实则源于帝王权力运行出现了问题，一旦天子扬威，无论气焰多么嚣张的乱臣贼子通通玩完！明末魏忠贤集团的覆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魏忠贤纵然被封为“九千九百岁”，在“万岁”崇祯帝龙颜大怒时，其貌似坚固庞大的官宦集团也会迅速瓦解。
能够对皇权运行产生直接、重大影响的是广大官员群体。他们的权力既是皇帝所赋予的，同时又有相对的独立性，可以说，官员队伍的品质是影响王朝兴替的重要因素。一个王朝的兴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官员素质的好坏。官员素质的高低既表现在保民、安民和富民方面，更表现在官员的廉洁方面。官员是帝王治国思想的践履者，吏治清明，则上令下达，政通人和，社会就会安定祥和；官员欺上瞒下，中饱私囊，就会出现“歪嘴和尚念乱经”的情况。官员的素质取决于这一群体的知识水平、社会责任感和道德观、价值趋向等。历史上，不乏冒死直颜犯谏的官员，他们以天下为己任，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价值观，既能有效地缓和社会矛盾，也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又能规劝帝王严以律己，执政为民，天下为公。
然而，大臣的命运又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皇权的运行。凡是在王朝的兴盛之世，就会有一批正直廉洁无私的官员，凡是王朝衰亡和行将崩溃之时，奸臣就会借机窃权，中正鲜少。王朝的命运似乎可以通过直颜犯谏的大臣的命运反映出来。贞观盛世之时的魏征，虽然冒死规劝唐太宗，却仍能得到高升和信任；明代中期的海瑞把明世宗嘉靖皇帝骂得狗血淋头，虽被投放到监狱，但命不当绝；明未，一批正直的东林党人惨死在血雨腥风之中，大明的死期注定不远了。清朝入关之后，官员士大夫们完全没有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气概，唯唯诺诺、自称“奴才”以自保，他们噤若寒蝉，整个思想界几乎处于“失语”的状态——“万马齐喑究可哀”！可以说，清代二百余年的吏治是古代中国最为败坏的时期。所幸者，清前期的康熙、雍正和乾隆等皇帝能事必躬亲，励精图治，尚能控制住局面。但长此以往，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一旦失掉了广大官员群体的发自内心的支持，一旦不把广大的民众放在心上，失去了民心，专制与独裁下的“风平浪静”，往往又是滋生更可怕逆流的温床。当所谓夜郎自大的“康熙盛世”美梦尚未结束时，天朝大国已沦落到任人凌辱的地步！
所以，我们再强调王权在王朝兴替过程中重大作用之时，必然明确指出的是，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这也是历代有为的统治者都把“民本思想”作为最重要的治国思想之一的原因。一个王朝的兴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统治者（官员）、尤其是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帝王对待人民的态度。
道理讲到这里，倒让人想起来，1945年７月，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在延安与毛泽东同志讨论历史周期率的话题。黄炎培说，中国历代王朝更替频繁，兴——衰——兴——衰的发展周期，有政怠宦成的，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但都没能跳出这一周期率。他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许多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他请教毛泽东有什么方法跳出历史兴替的周期率？毛泽东回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把王朝周期性的原因归结于政府腐败，归结于专制，归结于对统治者（官员）队伍的缺乏有力的监督与制约，是颇有见地的。从中，我们不难读出，毛泽东对人民力量的重视，也不难品味出他对官员队伍的素质和效率对国家和政府运行的重大影响的重视。
最后，想谈一谈农民起义在王朝覆亡中的地位和作用，亦即对农民起义的评价问题。历史上，许多腐朽不堪的王朝是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灭亡的。对农民起义的研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余年里，获得空前的繁荣，社会各界对农民起义作用的评价也非常高。但最近十年来，却出现了过度贬低农民起义的现象。一些人认为，所谓的农民起义的参加者绝大部分是沾染了流氓习气的流氓无赖之徒，他们好逸恶劳，所谓的“起义”不过是吃大户、烧杀抢掠。就像鲁迅先生《阿Q正传》所塑造的阿Q形象一样，到赵家的牙床上滚一滚。不少人认为，农民起义不仅不可能推进历史的进步，甚至还制造了更大的社会混乱，导致社会发展的倒退。这种观点在史学界有一定的市场，值得商榷。譬如洪水涌来，势必泥沙俱下。中国历史在每一次大动荡之后都能呈现出相对的稳定期，和社会发展期，概莫能外，这不能不说是历次的农民起义给新的统治者以覆亡之鉴。
所以明太祖朱元璋深有感触地说：“所畏者天，所惧者民。苟所为一有不当，上违天意，下失民心，驯致其极而天怒人怨，未有不危亡者矣。”他反复告诫大臣：“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譬犹初飞的小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要在安养生息之。”所以，每当大的农民起义过后，新立王朝的统治者，都会汲取前代或历代亡国的教训，采取一些与民休息、约法省禁的措施，这在客观上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一个王朝灭亡了，我们称它为旧朝；另一个王朝建立了，我们称它为新朝。“总把新朝换旧朝”，这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上数百个政权更替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历史进程的必然性和偶然性是史学家长期关心的问题，著名史学家顾诚先生说：“必然性只有一条：就是社会要发展，要前进；其间可能出现短期逆转和曲折。”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历史科学的万古长青，就是教导后来者借鉴历史上成功的经验，避免重蹈失败的覆辙。历史学家的责任就是找到一条缩短现代人和历史距离的有效途径，领悟历史的智慧和哲理。明智的中国人必将从自己丰厚的历史遗产中汲取教益，知耻知辱，从而加深对现代社会文明的认识，使我们的认识和实践达到一个新的境界，把振兴中华的宏伟事业推向前进。
日落汤池：夏朝覆亡真相
若要说中国历史，夏朝是不能不说也是无论如何不可逾越的峦峰。但是，夏朝却是一个没有多少考古实物出土的王朝，它仅仅存留于人们的记忆中和传说中。因此，历代关于夏王朝的真实存在性成为公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可以说，在甲骨文出土之前，商代和夏代一样，是不被正统学术界所认同的。而在甲骨文出土以后，再也没有人怀疑过商朝的真实存在性了。商代世系已被甲骨卜辞所确凿无疑的证实了，而在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位居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夏本纪》中，关于夏代世系的记载与该书《殷本纪》中关于商代世系的记载一样明确。实物既已证明了商朝的存在，夏与商一样，世系那么明晰，传承那么有序，绝非空穴来风，无源之水，必有所据。况司马迁去古不远，见过大量的典藏文献，加之司马迁撰写史书的认真性和准确性，遍游九州，考稽耆老，不放过任何一点阙疑之处，历为后世史家所推崇。因此，《史记》又被誉为信史。当代世界范围内的新的古代史观，又无不重视传说和神话等等，譬如欧洲文化的源头希腊的神话和传说，实际上就是希腊的远古史，文明史。基于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夏朝的真实存在性。
夏朝建立
在夏朝享国400多年的历史里，除了大禹治水、少康失国、夏桀亡国等等不多的几个故事以外，夏朝并没有多少典籍记载或实物佐证的存在。缺少了故事的历史，就如同一幅没有多少血肉的骨架，总是索然无味的。在后世诸多的田野发掘中，和远古唯一联系紧密的文物记录，似乎与夏朝也缺少对应。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尽可能地去还原丰富这幅远古的骨架，以使它颜面生动起来，栩栩如生地站在我们面前。
对于夏朝的开国国君，史学界一直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大禹，一说是大禹的儿子启。表面上说来似乎很复杂，事实上细细探究起来，又相当简单。因为照《礼记·礼运篇》所载：禹以前是没有阶级，没有剥削，财产公有的大同社会；之后则是财产私有的阶级社会。各部落联盟的首领多采用民主推选制，也就是后世推崇的“禅让”制。禹实际上是天下大同时代的最后部落共主。
1尧帝生前，宣布贤德的舜为接班人，并且让舜代替他行使管理“天下”的职责。尧帝死后，为了让尧帝的儿子丹朱继位，舜就主动离开都城，回避到南河之南。但是，无论是朝拜天子的诸侯，还是诉讼的诸侯，都不去见丹朱而去见舜，就连讴歌者也不讴歌丹朱而讴歌舜，舜说“这是天意”，于是继承了帝位。
舜帝生前，宣布治水有功的大禹为接班人。舜帝死后，大禹也像舜让位给尧帝的儿子丹朱那样，让位给舜帝的儿子商均。由于禹治水有功，威望高，诸侯们不同意商均继位，于是大禹继位为王。成为部族联盟首领后，大禹将三苗驱赶到丹江与汉水流域，把中国分为九州（九州所指，历来说法不一，主要有《禹贡》九州、《尔雅》九州、《周礼》九州三种说法，一般指《周礼》九州，即冀、幽、并、兖、青、扬、荆、豫、雍），制定贡赋制度，社会有了进一步分工，交换关系在增加，等级与私有的观念在人们的脑海中逐渐清晰起来。这也意味着原始公社已经在逐渐分化，有少数人成为富有者，剥削者。这些人早已实行族内继承遗产制，自然就发生了部落酋长的世袭制。
禹帝生前宣布辅助他治水有功的皋陶为接班人，但是皋陶先禹帝而死，于是禹帝又宣布伯益为接班人。禹帝死，伯益继位，而此时夏部族的势力已经相当强大，其首领禹的儿子启不愿去朝拜伯益，而是自立为帝，宣布建立夏王朝。启可以废除“禅让”制，说明私有财产制度在禹时就基本成熟了。但是，启继禹世袭为部落大酋长，破坏了部落联盟的民主推选制，自然遭到伯益等部落首领的激烈反抗。经过多年战争，伯益兵败被杀。获胜后，夏启在钧台大宴各地部落首领，以期获得对其统治地位的认可。有扈氏对启破坏禅让制度的做法十分不满，拒不出席钧台之宴。夏启大怒，发兵征伐有扈氏，大战于甘，有扈氏战败被灭。由于帝位世袭是一种新制度，这次战争的胜利，使得王位世袭制最终得以确立，夏朝的统治也进一步得到了巩固。
从王位世袭制的确立来说，启是夏朝的开国国君。但是，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历来是把“孝”作为百行之首，加上启的王位承袭自父亲禹，如果把这些与夏朝的开国统一起来，那就必须从夏禹时开始算起。此外，大禹帝率领军队征服三苗，在涂山大会天下部落领袖，召开了历史上著名的“涂山之会”，自此奠定了天下一统的基础和格局，从这个角度来说，大禹被视作夏王朝的开国之君，也就不足为奇了。
失国复国
启在建立了夏朝以后，和历史上许多国君一样，饮酒、打猎、歌舞无度。到晚年更是怠于政事，社会矛盾日益凸显。启死后，启的儿子太康继位，太康不过是一个庸才，终日沉溺于酒色，比启更荒淫，带着家属到洛水北岸打猎，接连几个月不回朝。贵族首领后羿（即传说中的射日英雄，月宫里嫦娥的夫君）利用夏民的怨恨，逐走太康，夺取了夏室的统治权力。后羿是东夷有穷氏部落的首领，传说他是当时最善射的人，但却是一个荒唐的统治者。他非常自负，自恃箭术过人，对政事不闻不问，终日沉溺于田猎游乐之中。对于敢谏争的几个贤臣，不是疏远就是流放。他任用奸诈狡猾的寒浞主持朝政，寒浞是有史以来，有记载的第一佞臣。他善于谄媚逢迎，深得后羿的信任，同时又用各种小恩小惠愚弄百姓。他暗中培植党羽，等待时机企图取后羿而代之。一次，后羿从外打猎回来，寒浞收买后羿的亲信联手设伏将后羿杀死，寒浞夺得了最高统治权。然而，寒浞更是一个残暴奸诈之人，他不但霸占了后羿的家产和妻子，而且任意驱赶和杀戮百姓，搞得民怨沸腾。
太康失国后，逃到同姓部落斟（河南巩县西），羿灭斟，立仲康，仲康子相逃到商丘，被羿攻伐，又逃帝丘，依同姓昆吾部落。寒浞杀羿后，相成为寒浞的肘腋之患，日夜忧惧，于是派兵攻打在帝丘避难的相，相的妻子后缗已经怀孕，在忠诚的仆人帮助下慌忙从墙洞中逃归母家有仍氏部落，不久生少康。少康长大后，作了有仍氏的牧正，管理畜牧。当寒浞之子派人追杀少康时，少康又逃到了有虞氏部落，作了有虞氏的庖正。舜的后人虞思听说少康贤正，就把两个女儿嫁给了少康，并赠给大量的土地和奴隶作为陪嫁，少康才站住了脚。这时，有个叫伯靡的夏朝遗臣，逃居在有鬲氏部落。他收抚了斟灌氏、斟氏等部落的逃散人众，整顿队伍，积蓄力量。在伯靡的密切配合下，少康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复国运动，太康失去的帝位，经过几十年斗争，被少康恢复了。这一事件，历史上称为“少康中兴”。少康是夏王朝第六世国王。少康之子杼也是一位能干的帝王，他发明了甲，夏因此拥有一支比较强大的武装，彻底肃清了寒浞及其残余势力，并且征伐东夷，使夏王朝发展达到了鼎盛。掩有中国，天下莫不归心。
暴君夏桀
夏朝在经过“太康失国”、“少康中兴”之后，似乎再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发生了，一直到中国历代上最声名狼藉的昏庸荒淫的天子之一——夏桀的出现，夏王朝或明或暗的星辰才又重新出现在中国历史的天空里。夏桀是历史上第一个亡国之君，算是荒淫天子的老前辈，他宠爱妃子妹喜，因此误国。妹喜由此也成为历史书册中红颜祸水的滥觞。
相传，夏桀文武双全，他不但才智过人，而且能够生擒野牛、老虎，折断钩锁，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按说，像桀这样的人不应该亡国，特别是在冷兵器时代，一切皆以武力定胜负。但历史就是这样无情，大概也是，有本领的人往往刚愎自用，自以为是。桀就具有这样非常明显的缺点，性情暴虐，为人残忍，好色而淫。地处东方的有施氏部落，在桀继位前就反叛不臣服。桀继位后，调集了上万军队，讨伐有施。有施人丁稀疏，国小力薄。眼见夏王朝大兵压境，灭亡在即，立即派人请罪，表示愿意臣服夏朝。一开始，桀并不接受有施的投降，打算灭掉有施。有施很害怕，听说桀好色，有施就挑选了一个名叫妹喜的美女，进献给桀，以此再次请降。桀一见妹喜，大为高兴，把消灭有施的事情抛诸脑后。抱得美人后，便乐悠悠地班师回朝了。
妹喜随同夏桀回到了国都，看到“破破烂烂”的都城后，很不高兴。为了讨得美人欢心，夏桀就下令重建宫殿。为了修建宫殿，夏桀竭尽所能，搜刮民脂民膏，征调役使百姓。宫殿建得可谓是金碧辉煌、宏伟壮观。宫殿高得难以仰望，从地面上看好像要倾倒一样，所以取名“倾宫”。竣工后，夏桀和妹喜一起搬到了这座宫殿之中，日日宴饮，夜夜笙歌，不理朝政。妹喜爱听丝绸裂开的声音，桀马上命令各地每天进贡一百匹丝绸，让人轮流撕开来给妹喜听；妹喜爱听珠玉碰碎的声音，桀马上命令各地每天进献一百对美玉，让人轮流摔碎给妹喜听。其荒淫无聊，罕有所闻。民不堪其扰，诸侯也不堪其苦。尽管如此，夏桀还认为他的统治将会永世不竭，长长久久，他把自己比做太阳，希望与日月齐辉。奴隶和平民阶层诅咒他说：“你这个太阳啊，什么时候才会灭亡？我们宁愿跟你一起灭亡。”他却得意洋洋地说：“天上有太阳，正像我有百姓一样，太阳会灭亡吗？当然不会，所以我的统治也将永远不会灭亡。”
夏桀劳民伤财，残害百姓，引起了诸侯的普遍不满和反抗。为了显示自己的威力，也为了要诸侯贡纳财物供自己挥霍，夏桀下令在有仍大会诸侯。慑于夏王朝的武力，许多诸侯国不得不前去赴会。有缗是夏王朝东部的附属国，虽然参加了这次会盟，但对暴虐贪婪的夏桀颇为不满，还没有等到散会时，有缗的首领就离开了会场。夏桀大为恼火，他带着参加“有仍之会”的诸侯，出兵征讨有缗。有缗是一个弹丸之地，无法抵御大军入境，很快就灭亡了。夏桀把有缗的财物、美女、人口尽数掳掠到都城，任意处置。这使得诸侯纷纷有了戒心，害怕有缗的命运也会落到自己的头上。众诸侯与夏桀更加离心离德，夏朝的灭亡似乎只是时间问题了。
到了晚年，桀更加荒淫无度，命人造了一个大池，称为“夜宫”。他带着一大群男女杂处在夜宫内，纵情于歌乐声色，一个月不上朝。有个名叫赵梁的小人，专门投桀所好，教桀如何享乐，如何勒索残害百姓，得到了桀的宠信。后来做商汤宰相的伊尹屡次劝说桀王，要亲贤臣，远小人，险些被杀头。太史令终古哭着进谏，桀反而很不耐烦，斥责他多管闲事。终古知道夏桀已经不可救药，就与伊尹先后投奔了成汤。关龙逄见国运日危，就手捧“皇图”，来到“倾宫”求见。“皇图”也叫做“黄图”，是一幅绘制有祖先帝王功绩的图。绘制“皇图”的目的，是让后代帝王看后，能够效法先帝治理国家。关龙逄捧着绘有大禹治水、涂山大会等图像的“皇图”，进谏说：“如果天子做到谦恭、节俭、讲究信义、爱护贤才，那么，天下才能安定，王朝才能稳固。而今陛下奢侈无度，嗜杀成性，弄得诸侯离心离德，百姓盼望您早些灭亡。国家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时刻，您只有赶快纠正过错，体恤民情，才有可能使夏朝的统治千载万世。”对于这样的忠言逆耳，夏桀不仅不听，反而将关龙逄杀害，将“皇图”焚毁，同时警告臣下，如果再有人进言，一律杀死。从此，贤臣绝迹，佞臣当道，夏桀的统治越来越残暴了。
而这时候的中国，整个社会分成三大阶级：奴隶主阶级、奴隶阶级和平民阶级。奴隶主大多是由父系氏族社会末期的氏族贵族和部落首领转化而来的。他们在交换中夺取了大量的财富，在战争中扩大了权力，最终转变为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和完全占有生产者本身的奴隶主阶级，成为社会的统治者，上古文献中的“百姓”指的就是这一阶级。他们整天沉迷在饮酒、打猎和歌舞之中，而不管奴隶们的死活。
奴隶主要是由氏族部落之间的掠夺战争中得到的俘虏转化而来，也有一部分是氏族公社的贫苦社员沦为奴隶的。在夏代，奴隶名目繁多，从事农业生产的称“民”、“黎民”、“众人”、“众”；从事畜牧业的称“牧竖”或“隶圉”；奴隶主家内的奴隶则叫“臣”（男性）和“妾”（女性）。在奴隶主眼里，奴隶只是“会说话的工具”。奴隶被奴隶主成批地赶到农田里去种地、放牧，从事各种繁重的体力劳动。奴隶主可以随意的把奴隶关进监狱，施以重刑杀害。奴隶被杀死的方法有许多种，其中最残酷的就是人祭和人殉。平民阶级是奴隶主与奴隶两大对立阶级外的一个中间阶级，他们大多是由各级贵族疏远的宗族成员和原来的氏族公社成员组成的，虽然拥有“自由民”身份，但同样是各级贵族的附属，要受到他们的剥削和压迫。随着社会的发展，财富日益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奴隶主与奴隶、平民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又遇到夏桀这样的荒淫残暴之君，加速了社会的矛盾程度。
汤武革命
商是黄河下游的一个部落，传说商的祖先契在尧舜时期，曾经跟大禹一起治过洪水，是个有功的人。另一先祖王亥在夏时就以造牛车闻名，他驾着牛车，用帛和牛当货币，在部落间做买卖，由此可见，商部落的手工业和畜牧业十分发达。到夏朝末年，商已经成为一个强大的部落了。其部落首领成汤是一个有远见又十分仁义的人，他看到夏桀暴虐残忍，喜好淫乐，民心渐失，是灭夏的好时机，便采取了一系列强商弱夏的措施，在内政外交上做了积极的准备。首先，他将居住地迁至亳（亳邑今居何处，目前尚无定论，多数学者倾向于20世纪80年代发现的洛阳偃师商城遗址），便于以后的军事行动，因为从亳到夏朝的统治中心伊水、洛水流域，交通非常便利，易于行军打仗；其次，他对内实行勤政薄敛、体恤民情的政策，使人民生活安定，物资积累日益丰富；再次，他不拘一格地选用人才，伊尹在投奔成汤的途中，成为奴隶。但是成汤并没有因此看不起他，而是大加重用，把他破格提拔为右相。事实证明，伊尹在后来灭夏的战争中，起了关键的作用。
对外，成汤对其它小的诸侯恩威并施，采取了拉拢与攻打两手政策。在豫东，伊尹辅佐成汤悄无声息地树立了另外一种形象。野外，有人四面张网捕鸟，并祷告说：“小鸟啊，从四面八方都进我的网里吧！”成汤则说：“怎么能把天下的鸟捕尽呢！”于是就把网揭开了三面，祷告说：“往左边飞，往右边飞，不听劝告的，就要被网住了。”与“一网打尽”的贪婪相比，“网开三面”显示了成汤宽以待人的风范。那些和夏朝离心离德的诸侯听了这个故事后，无不赞颂他的仁德，对成汤很是放心：“成汤这个人有好生之德，对禽兽都这么宽厚！”成汤一边用仁德感召诸侯，一边又用武力剪除夏王朝的羽翼。那时候，人们十分迷信鬼神，把祭祀天地祖宗看作是部落和国家的头等大事。商部落附近有个忠于夏桀的葛国（今河南宁陵县北），国君葛伯不按时祭祀。汤派人去责问葛伯，葛伯回答说：“我们这儿穷，没有牲口作祭品。”于是，成汤送了一批牛羊给葛伯，而葛伯却把牛羊全部杀掉吃了。汤又派人去责问，葛伯说：“我没有粮食，拿什么来祭祀呢？”于是，汤派青壮年人帮助葛伯耕田，派老弱孤寡给耕作之人送酒送饭。不料在半路上，葛伯把那些酒饭全都抢走，还杀了一个送饭的小孩。葛伯的做法，激起了大家的公愤。成汤给葛伯“挖了个坑”，而葛伯也就乖乖地跳了进去。在人们看够了葛伯的无赖相后，纷纷建议成汤出兵征伐，成汤也就名正言顺地吞并了葛国。从此，成汤的名声越来越大，夏桀暴政下的人们对他“心向往之”。远者怀之，近者来之，投奔他的人络绎于道。用同样的方法，成汤又先后攻灭了韦（今河南滑县东）、顾（今河南范县东）等夏的属国，又击败了昆吾国（今河南濮阳东南），并吞并这些国家的土地、人民、财产等资源。
经过多年的经营，商部落的力量日益壮大。伊尹建议成汤停止向夏桀进贡，以试探夏桀的实力。夏桀果然大怒，征调“九夷”等天下诸路兵马，准备讨伐成汤。伊尹一看夏桀还能调动九夷的部队，认为灭夏时机还不成熟，马上劝成汤向夏桀请罪，恢复向夏桀进贡。一年后，夏桀的横征暴敛更逾于从前，弄得朝政日非，并且诛杀重臣，重用佞臣。诸侯怨声载道，众叛亲离。九夷中的一些部落实在忍受不了夏桀的残暴，向成汤示好。成汤再次试探性地停止向夏桀进贡。这次，夏桀的指挥棒完全失灵，九夷之师大都找借口拒绝征召。此时，成汤和伊尹认为伐桀的时机已经成熟。
大约在公元前1600年，成汤正式兴兵讨伐夏桀。战前他召开了隆重的誓师大会，发表了讨伐夏桀的檄文，这就是流传于今的有名的《汤誓》。《汤誓》中记载道：“你们诸位快来，都好好听我讲话！并不是我胆敢以下犯上、发动叛乱，是因为夏桀犯了许多罪行，上天命令我前去讨伐他。现在你们大家会说：'我们的君主不怜惜我们，让我们放下手中的农活，拿起武器讨伐夏桀！’我要告诉你们，夏桀罪恶滔天，我害怕违背上帝的旨意，不敢不去讨伐他！现在你们又会问我：'夏桀罪行究竟有哪些呢？’我要告诉你们，夏桀大兴徭役，耗尽了夏民的力量，夏民对夏桀极其不满，他们说：'你这个太阳啊，什么时候才会灭亡？我们宁愿跟你一起灭亡。’夏桀的统治坏到这种程度，我一定要去讨伐他！你们要好好地辅佐我，执行我的命令，这样我一定会大大地赏赐你们；否则，如果你们不服从我的命令，我就要惩罚你们，决不宽赦！”在这里，成汤揭露了夏朝政治的黑暗和夏桀的残暴，声称要替天行道，代表天意去讨伐他。这番誓师，极大地振奋了士气。
誓师后，成汤选良车70乘，敢死战士6000人，联合各部落军队，采取大迂回战略，绕道夏都以西，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突袭夏都。夏军仓促应战，同成汤的军队在鸣条一带（今河南封丘附近）展开战略大决战。两军交战，夏桀登上附近的小山顶观战。激烈的战争正在进行时，天忽降大雨，夏桀又急忙从山顶奔下避雨。夏军将士本来就不愿为桀卖命，此时，也乘机纷纷逃散。兵败如山倒，夏桀制止不住，只得仓皇逃入城内，商军在后紧追不放。是非之地，不敢久留，夏桀匆忙携带妹喜和珍宝，登上一艘小船，渡江向南巢逃窜。商军穷追不舍，俘获了夏桀和妹喜，后就流放于此。至此时，夏桀还不悔悟，反而狠狠地说：“真后悔啊，当时没有把汤杀死在夏台监狱里！”原来，商汤由于治国有术，在诸侯中威望大增，夏桀感到商汤对夏王朝构成了威胁，就借故把汤召到首都，囚禁在夏台中央监狱。汤用重金买通了夏桀的两个嬖妾，最终说服夏桀释放了商汤。所以，夏桀才有此语。桀和妹喜养尊处优惯了，在这穷乡僻壤之地，无人服侍，自己又不会劳动，最后活活饿死于卧牛山。有的史书说，夏桀并没有被商兵俘获，而是逃匿于南巢，最后病死。总之，夏朝宣告灭亡。汤在各路诸侯的拥护下，告祭上天，宣布了商王朝的建立。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汤武革命”。古代把改朝换代说成是天命的变革，所以称为“革命”。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武力改朝换代，成汤通过“伐谋”、“伐交”、“伐兵”，最终取得战争速胜。这对后世战争的发展、军事理论的构建，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桀的罪恶是否如此深重，后人颇有争议，有人肯定，有人怀疑。宋朝的罗泌在《桀纣事多失实论》中就认为，桀的许多罪恶其实并非桀所为，而是后人将后世帝王的罪恶加在了桀身上，将他塑造成一个暴君的典型而已。
夏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在原始社会后期，由于财富的日益增多，氏族部落不断解体，生产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第一次出现了社会分工，伴随而来的，是私有制的产生。奴隶主贵族以及统治阶级占有大量的生产和生活资料，而奴隶和平民阶层却沦为赤贫，甚至失去人身自由。一方面穷奢极欲，挥霍浪费，一方面啼饥号寒，卖身为奴，社会矛盾日趋激烈，再加之奴隶社会的残忍性，社会发生深刻的变革是迟早的事。夏桀的荒淫无度，残暴以逞只是加速了这种进程而已。虽然如此，夏朝的灭亡也绝不只是夏桀一个人的“功劳”，而是夏朝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无法释放的结果，最终发生所谓的“汤武革命”。这种革命实际上是私有制度的进一步完成，夏商的社会发展方向是一致的，只不过商的经济发展比夏快，力量比夏强。如果说夏是国家机器逐渐形成的朝代，那么，商是国家机器已经形成的朝代了。
鹿台孤魂：商朝覆亡真相
依据现存的文献记载和地下史料说来，商是用文字传下来的历史的开始。殷墟出土的大量的有文字的龟甲和兽骨，详细记载了殷人的礼俗，农业和战争等事迹。殷墟庞大的宫室，大墓葬的规模以及精美绝伦的青铜器物都说明了商朝是我国奴隶制度达的鼎盛时期。在商代，奴隶丝毫不具有人的意义，他们被奴隶主当作一种财物对待。商人特别崇拜祖先，祭祀的次数既多且繁，所用牺牲甚多，人殉有时即多达百千人，由此可见残酷的阶级压迫。奴隶主是握有威权的人，他们威权的来源是天命，天命的直接表现是求得鬼神的启示。殷墟人骨数以万计，事无大小，都要占卜。然而，天命无常，作为我国奴隶社会发展的顶峰。顶峰的背后，是奴隶主对奴隶的残酷剥削和压迫顶峰的延续，是奴隶制度走向衰落以致灭亡的必然。
蒸蒸日上
商朝600多年的历史中，定都时间最长的地方是殷（今河南安阳），而仅次于殷的都城则是亳（今河南洛阳偃师商城遗址一带）。商朝建立之前，成汤就把都邑迁到了亳，自称武王。此后的100多年间，是商朝国力蒸蒸日上的时期。从成汤、经太甲、到太戊六代十一王的努力，建立起了一个空前强大的奴隶制国家。
商朝刚刚建立，王畿内就发生了一场旱灾，共延续了七年。这场旱灾，旱情非常严重，烈日暴晒，河井干枯，禾苗不生，庄稼颗粒无收，人民生活异常困苦。旱灾本是一种自然现象，但是由于商朝时期，科学技术还很落后，商人无法解释这些类似的自然现象，把它看成是上帝的安排。于是，无论是朝廷还是民间，人们纷纷祈求上天，希望早日下雨，缓解旱情，然而毫无结果。到第七个年头，成汤命令史官们在一座草木茂盛的山上，选桑林设立祭坛，亲自率领伊尹等大臣向上天祈雨。但是，成汤的祈雨行为依然无果，毫雨未下，他就让占卜原因。史官们说：“拜祭时除了要用牛羊作牺牲外，还要用人牲。”成汤听了以后，生气地说：“我祭祀占卜祈雨本来就是为了人民，怎么能再把无辜的人烧死呢？还是用我来代替吧。”于是，成汤先命令把祭祀的柴火烧起来，然后将自己的头发和指甲剪掉，沐浴洁身，最后向上天祷告说：“我有罪，就惩罚我一个人吧，不要惩罚我的臣民。”祷告完毕，毅然向燃着的柴火走去。恰在此时，天忽然下起了倾盆大雨。成汤自我牺牲的精神，终于感动了上帝。于是，商人都用歌唱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他的热烈拥戴。这只是一种机缘巧合，只是一个非常
简单的自然现象，但是成汤这种勇于牺牲自我的精神，却值得敬佩和景仰。
成汤死时，长子太丁已逝，太丁的弟弟外丙继立为商王。外丙在位仅三年便死去，又由他的弟弟仲壬继位，仲壬在位四年便死去。这一时期，商王朝的大权事实上掌握在大臣伊尹手中。伊尹又立太丁的长子、成汤的嫡长孙太甲为商王。太甲继位后，面对着四方臣服，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局面，开始头脑发热，飘飘然起来。他认为天下已经太平，不需要管理，只需要享受，便耽于酒色之中，追狗逐兔。荒疏了政事不说，还宠信奸佞小人，这和他祖父成汤的做法大相径庭。伊尹便苦口婆心地向他讲述夏桀暴虐伤民、宠爱妹喜、失德亡国的历史，讲述成汤如何反对暴虐、爱护民众、亡夏建商的历史。可是，太甲根本听不进去，依然我行我素，吃喝玩乐。伊尹并没有失去信心，继续教导太甲，要想做一个好的君王，应该做什么事情，不应该做什么事情。这次，太甲开始厌烦伊尹整天在耳边唠唠叨叨，并且责备他多管闲事，怀疑他想要篡夺王位。多次的批评教育都没有成功，伊尹经过再三的思虑，就把太甲囚禁到王都郊外的桐宫，自己摄政处理国家大事，接受诸侯的朝拜。在桐宫的三年中，太甲开始反省，开始重新思考伊尹的教诲，逐渐认识到自己以前的做法是不妥当的，愿意改过自新。于是，伊尹亲自到桐宫接回太甲，并且还政给他。太甲重新登上王位后，果然痛改前非，效法成汤，兢兢业业主持朝政。于是，商朝政治清明，人民安居乐业。
太甲死后，商朝经历了沃丁、太庚、小甲、雍己四个王，又呈现衰败的迹象。雍己死后，他的弟弟太戊继位。太戊继位后的第七年，王宫的庭院中长了一棵桑树，在桑树下，又长出一棵谷树，而且两棵树都迅速长成了参天大树。这本来是植物生长中的一种偶然现象，但商人并没有这种植物学知识，再加上商人特别迷信鬼神，就把它看作是妖怪。太戊非常惧怕，尹陟（伊尹的儿子，太戊执政时期的重要大臣）趁机劝说道：“臣听说，无论什么样的妖魔鬼怪，一见到帝王之德就会自行退却。这些不祥之兆，可能是大王在治理朝政时有了某些闪失。只要大王能够把政治搞好，妖怪自然就会不攻自破。”经过尹陟的劝诫，太戊励精图治，勤勤恳恳，修德治国，使得商王朝重新振作起来，出现了自建立以来最好的局面。不久，这种迅速长成苍天大树的共生树，也如昙花一现那样迅速枯死了。从此，太戊更加敬重尹陟，事事必定请教尹陟。商朝的国运如日中天，蒸蒸日上。
盘庚迁都
从商王汤武到盘庚共历十代，中间迁都五次。迁都的原因，后世学者众说纷纭，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争夺王位。从第六代仲丁到第十代阳甲，众兄弟之间争夺王位的斗争渐趋激烈，政治衰乱不堪。商朝的王位继承制是“兄终弟及”和“父死子继”相结合的方法。具体的操作细则就是：商王死后，王位就由弟弟继承，一直到没有弟弟为止，然后才会传给儿子，至于是传给最大王子的儿子，还是传给最小王子的儿子，则没有定制。商朝统治者实行的是多妻制，一个商王如果不是短命，就会有许多儿子，这样，子侄之间就会引起争夺王位的斗争。所以，《史记·殷本纪》上说，自仲丁以后，废嫡而立诸弟子，诸弟子或争相代立，造成了殷有九世之乱的混乱局面。诸侯、方国趁着商王朝内部的混乱之机，迅速发展起来，与商王室分庭抗礼。身为奴隶主的王公贵族整天只顾吃喝玩乐，忙于争夺权力，完全不理国家大事，不顾奴隶的死活。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奴隶，纷纷起来反抗，社会动荡不安。商朝内忧外患，危机四伏。
阳甲死，弟盘庚立。盘庚是一位能干的君主，他深知商朝正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时期，如果再不进行改革，抑制奢侈恶习，势必走向衰亡。经过长期思考，盘庚决定迁到殷这个地方。殷处于黄河之北，洹水之滨，从政治上来说，离旧都比较远，能够削弱王公贵族的旧势力，缓和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摆脱争夺王位的混乱局面；从经济上来说，避开水涝较多的泗水流域，更有利于发展农牧业；从战略上来说，可以更好地防御北方地区和西北地区各方国的侵扰，同时控制四方诸侯。但是，当盘庚提出迁都到殷之时，遭到了大多数王公贵族的公然反对，一部分有势力的贵族甚至煽动奴隶起来闹事。
面对如此强大的反对势力，盘庚迁都的决心不但没有动摇，反而更加坚定。他把反对迁都的贵族集合到一起，耐心地劝说：“我要你们搬迁，是为了让你们拥有更长久稳定的统治，让我们的百姓能够安居乐业，让我们的国家更加强大。现如今许多王公贵族整天只知道花天酒地、吃喝玩乐，对百姓则视如粪土，老百姓都快要生活不下去了。长此以往，他们是必定要造反的呀！你们不明白我的苦衷，不明白我的真正用意，反倒是反对迁都，更有甚者竟然煽动奴隶闹事，想以此改变我的主张。你们真是大大的糊涂呀！打个比方说，如果大家都坐上船，而你却不愿意渡过河，这不是等着这条船沉没吗？这样，不但你会沉入河中，大家也要和你一样沉入河中，这有什么好处呢？现在，国家处于非常危急的关头，而你们仍然只顾眼前利益，不做长远打算，这样对吗？”见这些贵族没有反对，盘庚接着说：“我准备把都城迁到殷地。大家都知道，殷这个地方不但土地肥沃，有利于发展农业，而且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可以更好地控制四方诸侯、方国。迁都到这个地方后，老百姓不就可以安居乐业了吗？社会不就可以稳定了吗？国家不就可以强大了吗？”（《尚书·盘庚》）那些王公贵族们虽然心里还有些不服气，但看盘庚态度坚决，也就不敢再提出异议了。于是，商朝迁都的计划终得以付诸实施。
盘庚带着王公、贵族、百姓和奴隶，渡过黄河，搬迁到殷。在那里，盘庚开始大力整顿商朝政治。茅草盖屋，减轻剥削，反对营造宫室，严惩贵族奢侈腐化。使衰落的商朝出现了复兴的局面，盘庚因此被称为中兴贤王。在此后的200多年里，商朝一直没有再迁都，所以商朝又称作殷商，或者殷朝，但本名仍称为商。商朝灭亡后，经过3000多年的风风雨雨，殷早就变为一片废墟。近代，人们在河南省安阳县小屯村一带发掘出大量的商朝遗物，证明那里就是殷的遗址，所以叫作殷墟。从殷墟发掘出来的遗物中，有龟甲和兽骨10多万片，而这些龟甲和兽骨上面，大都刻着很难辨认的符号。经过历史学家、文字学家和考古学家的仔细研究，认为这就是我国至今为止发现的最古老的文字，命名为甲骨文。甲骨文的发现，具有重大的意义，不仅证明了商朝的存在，印证了《史记·商本纪》中对商朝的记载确为事实，而且对研究商朝，特别是盘庚迁都以后商朝的社会情况提供了可靠的材料，对中华汉字起源和发展的研究也大有裨益。
武丁中兴
盘庚迁殷以后，商朝的国势就一直处于上升阶段。到了武丁统治时期，政治、经济、文化都得到空前发展，国力趋于鼎盛，史称“武丁中兴”。
武丁是商朝的第23个国王。据说，武丁年少之时，父王小乙为了其能成为一个称职的国王，就把他派到外地观省民风、增长见识和锻炼才能。于是，武丁来到黄河两岸，观察当地人民的生活，接触大量的平民和奴隶。有时，武丁还和这些人一起参加农业劳动。这些生活体验，使他了解到生活的艰辛和劳动的不易。
武丁是盘庚以后最好的国王，具有雄才大略和远大的政治理想。有个叫傅说的贤人，是个奴隶，他在参加修建工程时，被掌管该项工程的百工发现，向武丁举荐。武丁亲自去面见这位贤人，发现他果然谈吐不凡，是一个经世济民的奇才。武丁为了任用傅说为相，三年不管事，自称梦见圣人，并画出傅说的相貌，令百官去寻找。殷人信鬼，武丁以此方法举傅说做宰相,贵族们便不敢反对。事实证明，武丁的做法是非常正确的。自从傅说被提拔为相后，一心一意辅佐武丁，帮助武丁大力振兴政治、经济、文化，缓和了奴隶的对抗，商因此复兴起来。武丁死后，被称为高宗。
由于武丁善于选拔人才，善于任用人才，所以在他的身边，就聚集了众多的名臣，除了傅说以外，还有甘盘、祖己等人。有一次，武丁祭祀成汤之时，一只野鸡飞到了鼎身上啼叫。在王都的郊外，有一片茂盛的森林，是飞鸟经常栖息的地方。所以，一只野鸡飞到太庙中来鸣叫，这本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但是，武丁却认为这是一种不祥之兆，害怕会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祖己趁机劝谏武丁：“请大王不要担惊，不要害怕。现在，只要你修好政事，励精图治，勤俭节约，一切不祥之兆自会烟消云散。”当时，武丁用来祭祀的祭品过于丰盛，而祖己担心他流于奢侈，便劝谏如此一番话。武丁是一个虚心纳谏的君王，非常乐意地接受了祖己的劝谏。聪明的大臣往往借自然的异变来劝谏君王，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野鸡鸣叫和共生树的故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武丁时期，对周围侵扰商朝的各诸侯国、方国，包括羌方、土方、人方、鬼方、虎方、荆楚等展开了一系列的征讨。此举在带来了国家稳定的同时，也给人们带来比较安定的生活空间。当然，从另一方面看，战争同样造成了许多负面影响，比如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加重了百姓的负担，激化了阶级矛盾等等。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武丁的大规模战争，为商朝几百年的基业过早唱起了日暮时分的苍凉之曲。武丁中兴既是商朝兴盛的顶点，也是由兴盛走向衰败的开始。
奴隶制度
商朝的奴隶主阶级，由以商王为首的各级奴隶主构成。在名义上，商王是全国土地和臣民的最高所有者，他把土地和奴隶分配给王公、贵族、诸侯等，从而形成占有不同数量土地和奴隶的大小奴隶主。他们残酷地压榨、剥削广大奴隶，过着穷奢极欲、花天酒地和作威作福的生活。
奴隶呢？他们“只是会说话的工具，牲畜是会发声的工具，无生命的劳动工具是无声的工具，它们之间的区别只在于此”。（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奴隶是社会上受到剥削和压迫最为沉重的阶级，他们完全没有人身自由，本身也是奴隶主的一种财产。商朝时期，奴隶的种类比较多，有农业奴隶、畜牧业奴隶、手工业奴隶和家内奴隶等等。其中，农业奴隶是奴隶“大众”的主力军。甲骨文中常见“众”和“大众”的字眼，经过专家研究，断定这就是商朝的农业奴隶，他们的工作主要是从事农业生产。甲骨文的“众”字，上边一个太阳，下边三个人，就像许多奴隶在烈日下劳动。当他们在烈日下劳动的时候，都有甲骨文称作“小臣”一类的奴隶主在监督，在催促，在鞭打。除了农业劳动外，他们还要承担各种劳役，还要接受各种军事训练。在畜牧业和手工业部门，奴隶主还要役使大量的奴隶。在奴隶主的家里，大批奴隶服务于生活和生产的方方面面。在众多的奴隶之中，只有极少数的奴隶会得到奴隶主的宠信，从而摆脱奴隶的悲惨命运。比如伊尹原来就是家内奴隶，后得到成汤的信任；傅说是罪徒，后得到武丁的赏识，从而荣升为统治阶级的一员，这样的例子实在很少。在商朝，奴隶主对奴隶的惨无人道，集中体现在人殉制度和人祭制度上。生前，奴隶主贪婪地吮吸奴隶的膏血；死后，他们以大量的奴隶作为陪葬，妄图把人间的剥削压迫生活带入冥世，这就是人殉制度。从目前所发现的商朝墓葬看，每一个大、中型墓（这些都断定为奴隶主之墓）中，都有数量不等的殉人，少则几人，多则数百人。每到祭祀时，仍要杀死一些奴隶作为祭品。这种用奴隶作为“牺牲”来祭祀的制度，就是所谓的人祭或人牲制度。成汤求雨时，史官们就打算用人牲祭祀。甲骨文中还记载有各种人祭的方式，如“焦妾”，就是用熊熊烈火活活烧死女奴以求雨；“沉妾”，就是把女奴投于水中以祭神；“伐羌”，就是杀死羌奴以祭祖。甲骨文中关于人祭的记载，记有人数的有1992条，共用13050人，没记人数的1445条，估计也有上万。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管窥商朝时期人祭的数量，体会到奴隶制度的残暴。另外，奴隶主在宫殿、居室建成奠基之时，还会在其四周埋上若干奴隶和牛、羊、狗等，以保佑宫室的坚固和居室的吉利。
在奴隶主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下，奴隶们过着如牛如马、抑或牛马不如的生活。这些有血、有肉、有智慧的奴隶，在无法生存的情况下，开始反抗商朝奴隶主的统治。当然，他们的反抗，并不像后来封建社会的农民一样，能够组织起大规模的武装起义。他们只是以怠工和逃亡等方式来反抗商朝的残暴统治。为了防止奴隶的怠工和逃亡，商朝的统治者设立了监狱，制定了包括砍头、剖腹、割鼻、活埋、刖足和剁成肉酱等各种酷刑。其中，刖足是商朝最流行的刑罚之一，是用铜锯从脚踝骨处锯断下肢，以示警示和惩罚。
商朝的奴隶制度，无疑是一种极其野蛮、惨无人道的社会制度，应当受到批判和谴责。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奴隶制度却是最先进的社会制度，正是由于奴隶制度的确立和完善，才推动了商王朝农业和手工业空前的繁荣和发展，创造出极其辉煌灿烂的商朝文化。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青铜铸造业。举世闻名的司母戊大方鼎，就是商朝文化的骄傲。大鼎长0厘米，宽78厘米，壁厚6厘米，耳高133厘米，重达875公斤。鼎身以雷纹为地，上有龙纹盘绕，四角为饕餮纹。试想，在科学技术并不甚发达的商朝，如果没有众多奴隶的共同协作，没有细致的分工和优越的技术，怎么会有司母戊大方鼎的诞生？奴隶制度虽沾满了罪恶的血腥，但也创造了辉煌灿烂举世无双的文明，从这一意义上说，它是人类历史上不可或缺的进步阶段。
纣王无道
武丁时期，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国王生前便预立嫡长子为王位继承人，以避免子孙在王位继承问题上的纷争。此后的国王都是以嫡长子身份继立的。嫡长子继承制，一方面加强了王权，减少了王位继承的纷争；另一方面，王位既定，也加速了统治集团的腐朽，削弱了商朝的统治。西周初期的大政治家周公旦，目睹了商王朝一步一步走向灭亡的过程。辅佐周王时，他以祖甲以后商朝的历史为借鉴，反复告诫周成王：“商朝自祖甲以后的国王，由于从小生活在深宫之中，不懂稼穑的艰难，也听不到人民的疾苦之声；优越感特强，不知道好好学习为君之道，也不懂得倾听别人的意见，这样的国王，只知道沉溺于享乐之中，怎么可能会有大的作为呢？怎么可能不断送商朝的天下呢？不仅如此，由于这些商王个个荒淫享乐，所以没有一个长寿的，一个个都是短命鬼，在位的时间长则十年八年，短则二年三年。”盘庚迁殷，原想纠正贵族的腐化堕落，可是武丁以后，他们腐化更甚，到纣王时更达到最高程度。他们一般的生活，是淫乱好色，是打猎游玩。他们荒废耕地，让麋鹿禽鸟生长。他们想出各种残酷的刑罚，榨取财物。他们日夜酗酒，整个统治阶级都沉溺在酒里。殷墟出土的青铜器，有相当大部分都是酒器。从这些众多的、精美的酒器中，我们不难想见商朝统治者穷奢极欲嗜酒的习惯。试想，上至商王，下至中小贵族，基本上囊括了大大小小的所有统治者，每天从睁开眼睛到闭上眼睛，都只会大口吃肉，大碗喝酒，这不是活脱脱的行尸走肉吗？作为一个国家的统治者，这又是何其的不幸？统治阶级如此不思进取，不思变革，作为底层的奴隶阶级，除了镣铐以外，失去了所有的生活和生产资料，甚至生命都没有保障的情况下，剩下的唯一出路就是反抗。社会矛盾如此激烈，奴隶反抗方兴未艾，商朝的统治已经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纣王继位之初，尚能励精图治，试图重振昔日雄风。他御驾亲征，平定东夷，把中原文化传播到了江淮地区。大批战俘成为商朝的奴隶，也有力地促进了商朝农牧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战争的胜利，却冲昏了纣王的头脑，他开始追求荒淫无道、花天酒地的生活。爱江山更爱美人的他，为取悦历史上另外一个红颜祸水——妲己的欢心，不惜巨资，造离宫别馆，筑亭台楼阁，建酒池，悬肉林，让男女裸体追逐于酒池肉林间（酒池就是凿一个大得可以行船的池子，里面灌满了酒；肉林就是在酒池旁边竖立许多木桩，上面挂着烤得香喷喷的肉。纣王和妲己在酒池边上尽情地酗酒，到肉林尽情地吃肉）。更有甚者，他甚至惨无人道地剖开孕妇的肚子，取出未成形的胎儿，嬉戏取乐，真是暴虐、残忍、奢侈、荒淫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人们常说，英明的君主旁边会有许多贤臣，而昏庸的君主旁边必定会有一帮的谀臣。当然，这不是说贤臣和谀臣都生活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两个时代，而是因为英明的君主亲近贤臣，远离谀臣；昏庸的君主亲近谀臣，远离贤臣。而纣王身边就有这么几个助纣为虐的谀臣，如费仲、蛮廉、恶来和崇候虎等。他们都是当政的大臣，因善于阿谀奉承、迎合纣王和妲己，深得信任。于是，这帮小人就仗势欺诈百姓从中渔利，百姓恨之入骨。
纣王的行为招至众诸侯和大臣的强烈不满。有一位九侯献给纣王一位美女，由于她不善淫欲，一怒之下，纣王将她杀掉，并把九侯剁为肉酱。另一位侯王向纣王提出了反对的意见，也被纣王所杀。有西伯侯者（即西周的开国之君周文王）暗自叹息，不料被奸佞小人听到而被告密，他也因而被囚禁了七年之久，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里之囚”。后来，西伯侯的臣下屡次进献纣王美女、奇物、良马等等，纣王才将西伯侯放回属国。
纣王的异母哥哥微子启劝谏他说：“我们这样拼命地喝酒，不但败坏了先祖留下来的美德，而且使我们的百姓、大臣都做出了许多苟且之事。如果再不悬崖勒马，我们商朝可能就要灭亡了。”纣王对微子启的劝告充耳不闻，微子启只得偷偷离开他。纣王的堂兄弟箕子也来劝谏，纣王不但不听，反而把他囚禁起来。纣王的叔叔比干好言规劝，丧心病狂的纣王居然命人活活剖开比干的肚子，取出心来观赏。纣王的残暴无道，吓得大臣人人自危。有的装病不出，有的虽上朝但不发一言，有的投奔了周武王。
纣王对大臣们尚且如此，对老百姓就更是肆无忌惮了。他要造鹿台，就强迫老百姓服劳役；他要喝酒，就随意地抢夺老百姓的口粮；他要吃肉，就迫使老百姓没日没夜地到深山老林之中猎取野兽。爱妃妲己喜欢看杀人，他就命人用炭火烧热铜柱，强迫老百姓抱柱爬行，直至死亡，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炮烙之刑”。老百姓实实在在生活不下去了，只好扶老携幼，哀号哭泣着四处逃亡，寻找乐土。
据文献记载，夏商两代的亡国之君——夏桀和商纣,并非平庸无能之辈。纣王天资聪慧，能言善辩，才智过人，曾空手与野兽搏斗。但他们的暴行又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有历史学家早已经指出过，这可能是后世史家为了告诫帝王勤政省刑，刻意历数夏桀和商纣的罪状，将两人不同的事情各自附会起来，以达到警示的目的。但是，无可怀疑的是，纣王的暴行，激化了社会矛盾，早已磨刀霍霍等待时机的周武王正在向他走来，一场急风暴雨式的革命已悄悄揭开了帷幕的一角。
武王克商
西伯侯回到西歧后，对纣王毕恭毕敬，并且率领诸侯向商朝进贡，以麻痹纣王。对于西伯侯的表现，纣王特别高兴，特地赐给他田地千里，弓、矢、斧、钺等兵器。事实上，西伯侯对纣王的这一系列行为都是表面文章，暗地里，他却借此时机扩大自己的实力，积蓄取而代之的资本。周文王的政治，与商正好相反。他严禁饮酒打猎，实行裕民政策，就是让劳动者有积蓄，从而发生劳动的兴趣。并制定一条不许引诱、藏匿逃亡奴隶的法律。这是文王得天下的原因之一，争取到很多诸侯国的支持。他勤修内政，亲自下田劳动，发展生产，增强国力，一边征伐邻近的方国，以解除后顾之忧。西伯侯向西、向北讨伐犬戎和密须，然后又东征黎、邪，从而打通了伐纣的通道，直接逼近商都。接着，西伯侯回师灭掉在西方对商朝忠心耿耿的方国崇，并将国都从西歧迁到了崇，建立城邑丰邑。至此，西伯侯威望大振，许多诸侯纷纷背叛纣王而归顺他。而西伯侯呢？不露声色，仍然表现出对纣王臣服恭敬的样子。这时，商朝的众大臣无不察觉到来自西歧的压力，一片混乱，他们先后进谏纣王。而沉迷于声色犬马之中且又轻敌的纣王却置之不理，嗤之以鼻道：“一个地方百里的小国，岂能撼动我铁桶般的江山？”
西伯侯被周代的子孙尊称为周文王，他壮志未酬身先死，却为子孙东进伐纣奠定了基础，铺好了道路。文王死后，子姬发继承了他未竟的事业，这就是周武王。周武王继位后四年，得知商朝统治集团已经分崩离析，便车载文王木主（木雕像）去伐纣。据说，周先派间谍到商，察看国情，回报说，坏人执掌朝政，混乱极了，武王认为时机未到。又来报告，好人全被斥逐，王公大臣中比干被杀，箕子被囚，微子出奔。武王认为时机还没到。最后报告，百姓闭口都不敢说话了，更为重要的是，商军主力正在远征东夷，商都空虚，这绝对是一个天赐良机。于是，周武王在姜尚和弟弟周公旦的协助下，决定进攻商朝。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率领兵车300辆，虎贲（即近卫军武士）3000人，士卒45000人，又联合各小国部队，从孟津出发，向商朝都城进军。周军一路过关斩将，顺利地来到了商都郊外的牧野。在牧野，周武王举行了誓师大会，发表了长篇誓词，历数纣王的种种罪恶，暴虐、残忍、奢侈、荒淫。誓词说：“各位友邦君长，各位将士，你们听我说，天地是万物的父母，人是万物的灵长，只有聪明才智特别强过他人的人才能够做天子。天子就好像是人民的父母，要爱护人民，保护人民。现在，商王纣上不敬天，下不敬民，而是沉湎酒色，实行暴政，残害百姓；他听信妇人之言，滥杀无辜；他遗弃同族兄弟，而重用奸佞小人；他乱杀忠良，大修宫苑亭台；他长期征伐东夷，耗费民力。像这样残忍、暴虐、无道的君主，是一定要灭亡的。”誓师完毕，周武王指挥大军，向商军进攻。
周武王带着大军逼近商都，此时的纣王呢？却依然带着心爱的妲己和宠臣在鹿台欣赏歌舞，饮酒作乐。当臣下把周军在牧野誓师的消息告诉他时，他这才慌了手脚，赶忙召集大臣商量对策。这时，由于商军主力正在东南地区征伐东夷，一时调不回来，纣王只好临时把都城中的大批奴隶武装起来，开赴前线。
当周商两军在牧野摆开阵势，准备厮杀时，商纣王临时武装的奴隶在阵前倒戈，拿着武器和周军一起杀向商纣王。纣王大败，带着少数卫士狼狈地逃回朝歌。到了这个时候，纣王终于知道自己大难临头。于是，他先把玉石和其他宝贝围在腰上，又在鹿台上大吃了一顿，然后放一把火，投火自焚而死。将近600年的商朝，就这样断送在纣王之手，重蹈了夏桀亡国的覆辙。
纣王虽为亡国之君，但一代伟人毛泽东在评点二十四史时，却给予他较高的评价：“把纣王……看作坏人是错误的，其实纣王是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同时，他也指出了纣王失败的教训：“纣王伐徐州之夷，打了胜仗，但损失很大。俘虏太多，消化不了，周武王乘虚进攻，大批俘虏倒戈，结果商朝亡了国。”
较早为纣王翻案的历史考古学家郭沫若在1959年6月到安阳考察时，高度地评价纣王：我来洹水忆殷辛，统一神州赖此人。百克东夷身自殒，千秋公案与谁论？他在《驳说儒》中也说：“像纣王这个人，对于我们民族发展上的功劳倒是不可淹没的。商朝末年有一个很宏大的历史事件，便是经营东南，这几乎完全为周以来的史家所抹杀了。这件事，在我看来，比较起周人的剪灭商室，于我们民族的贡献要更伟大。”在郭沫若的眼中，纣王兵败自焚，也是“一幕英雄末路的悲剧，大有点像后来的楚霸王，……他自己失败了而自焚的一节，不也足见他的气概吗？”纣王，这个亡国之君，永远值得我们回味、思考……
红颜祸水：西朝覆亡真相
周朝国君姬姓，相传是五帝之一帝喾的后裔弃的子孙。弃在“禅让”时代做农官，发明和种植稷和麦，被尊为农神，号称后稷。其后世子孙世世重农，颇为富饶。《诗经》里有许多追述周先祖重视和发展农业生产的农事诗，是周人社会生活的真实记录。周朝历经37代天子，700多年，是中国历代王朝中最长久的朝代。其间，公元前770年，周平王把都城从丰镐迁都洛邑（今河南洛阳），因为丰、镐二京在西，洛邑在东，所以习惯上称公元前770年以前的历史为西周，此后为东周。西周（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770年），从武王灭商建国，到平王东迁，共经历300多年。西周的经济制度不同于商，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对民的看法的异同。商时民属于国王直接所有的一种财产，可以任意殄灭民命；周则重农，慎狱，天子只是民的宗主，代天保民。显然，西周所创立的制度和文化，是中国传统制度和文化的基石。西周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上，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朝代。
成康之治
周武王灭商居功至伟，他死后，太子诵继立，是为成王。成王年幼，曾经辅佐克商的武王之弟周公旦摄政，代行国政。周公是一个大政治家，依据周国原有制度，参酌殷礼，有所损益，定出一套巩固封建统治的制度来，这就是后世儒家极力称颂和推崇的“周公之礼”或“周典”。
武王的两个弟弟管叔、蔡叔怀疑周公将篡夺王位，诋毁周公，并与殷民联络，一时朝野流言四起。纣王的儿子武庚认为有机可乘，也积极图谋复国。于是，他们勾结在一起，并纠集了徐、奄、薄姑和熊、盈等方国部落起兵反周。周公处在内外交困的地位，非常困难。他首先向召公解释，寻求帮助，随后毅然地率领军队，进行东征。经过三年的艰苦作战，周公杀武庚，黜管蔡，攻灭奄徐等十七国，俘商贵族及遗民为俘虏，因为他们顽固地反抗周的统治，被周王称为顽民或殷玩。
为了消弭殷商的残余势力，也为了巩固西周的统治，周公首先命令诸侯在伊洛地区合力营建新城，即东都洛邑。洛邑建成之后，把曾经反对周朝的“殷顽民”迁徙到这个地方，严加控制。同时，封投降西周的纣王兄微子启于商朝故都，成立宋国，管理殷商之后；封武王的弟弟康叔于纣都，成立卫国，赐以殷民七族；封周公的儿子伯禽以奄国旧地，成立鲁国，赐以殷民六族。这样，殷商余民遂被分而治之，天下局势大体太平。
西周的疆域空前广阔，为了进行有效的统治，实行了分封制。即周天子实行“封土建国”政策，按疆土距京城的远近，把土地及土地上的人民赐予分封者（大部分都是诸侯）。一方面，受封者在所封的土地上握有政治、经济、军事等大权，实行全面的统治；另一方面，受封者要对周天子承担镇守疆土、出兵勤王、缴纳贡赋、随王祭祀等义务。西周的分封，在武王时即已开始，但大规模分封是在成王及康王时期。西周的分封，在一定时期内加强了周王朝统治的作用，维护了天子、诸侯、卿、大夫、士这一等级序列的礼制。
周公功成身退，还政于成王，周朝进入巩固时期。成王姬诵在位后期，政治清明，人民安居乐业。后来，姬诵病倒，担心儿子姬钊不能胜任国事，于是下令召公、毕公用心辅佐。不久，姬诵病死，康王姬钊继位。召公、毕公率领诸侯，陪姬钊来到祖庙，把文王、武王创业的艰辛告诉康王，告诫他要节俭寡欲，勤于政事，守住祖先的基业。姬钊在位时，不断攻伐东南各地的少数民族，掠夺奴隶和土地，分赏给诸侯、大夫。一次大战中，周军俘虏了犬戎兵13000多人。为了庆祝胜利，康王赏给参战的贵族盂以1700多名俘虏，作为奴隶使用，并将此事用长达291个文字铸在鼎上。这只鼎在清朝中期被发掘出来，至今还陈列在“中国历史博物馆”里。康王在位期间，国力强盛，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社会安定。后世将这段时期和成王末年的统治誉称为“成康之治”。
昭穆嬉游
康王死后，昭王姬瑕继位。姬瑕自幼养尊处优，继位后又没有贤臣辅佐，所以生活很快就奢侈荒唐起来。昭王有一个最大的嗜好，那就是酷爱奇花异草，飞禽走兽。不少佞臣就投其所好，今天奉献珍禽，明天贡上异兽，以博取赏赐和升官。有时，一听得什么地方有珍禽异兽，昭王立刻扔下朝政，赶去捕猎。结果，导致国力衰落，政治昏暗，一些诸侯开始不听他的命令，并且中断了贡奉。昭王依然我行我素。
昭王十九年，臣下奏告说，南方有一名为越裳氏的部落，出产一种羽毛洁白、肉味鲜美的珍禽，名叫白雉鸡，成王时他们常拿来进贡，如今南方的楚国强盛起来，从中作梗，越裳氏的进贡因此中断。昭王大怒，马上亲率大军南征楚国，一路上强征百姓运输粮草，撑船拉纤，供应食品，提供美酒，并且征用了渔民的船只，用完之后竟将船凿沉，引起了百姓的愤怒。昭王渡过汉水，进攻楚国都城丹阳，屡攻不克。此时，恰巧楚王担心敌不过周天子，派人前来请罪。昭王也就顺水推舟，斥责了楚王一番，然后在楚国境内抢劫了百姓的大批财物，声称战胜而班师回朝。
昭王一路游猎，回到汉水边上，命令部下再次强征民船。船民含愤挑出了一些船只，将它们拆散，再用胶水粘合起来，又用彩色图案将痕迹掩盖起来，让昭王的部下把这些船拉走。昭王和将士登上船只，行到江心，胶水经江水浸泡溶解，船板纷纷散裂，船只下沉，昭王和随身大臣也跌落在江中。昭王不识水性，穿着又很笨重，落水后挣扎了几下就直往下沉。等到昭王被救上岸来，已经腹胀如鼓，气绝身亡。大臣们认为昭王的死非常不体面，不能公布真相，于是草草地将他埋葬，并对外谎称是得急病而死。
继昭王而立的是穆王满，他在位长达55年之久。他好大喜功，曾因游牧民族戎狄不向周朝进贡，西征犬戎，俘虏他们的五个大王，并把他们迁居到太原。东方的徐国率领九夷侵扰周朝边境，穆王通过联合楚国的力量，平定了叛乱。周穆王是个大旅行家，喜好游山玩水。据说他以造父为车夫，驾着8匹千里马，带着7队选拔出来的勇士，携带供沿途赏赐用的大量珍宝，先北游到今天的内蒙古境内，再折向西巡，游览了今天新疆境内的许多名山大川，传说到了昆仑山西王母国，受到西王母的隆重接待。西王母在瑶池为穆王设宴，饮酒吟诗，共颂友谊，又登山眺望远景，在山顶大石上，穆王刻了“西王母之国”五个大字，作为纪念。然后，穆王继续西进到大旷原，猎到了许多珍禽异兽后，返程东归，回到镐京。穆王西巡历时2年多，行程35000多里，是历史上的伟大壮举，沿途所经邦国，都受到了当地人民的热情接待。这些记载说明了当时我国的地域已经相当辽阔，中原的华夏族和西部各民族很早就相互往来，关系密切，共同创造着中华文明。
穆王远游也耗费了大量财富，弄得国库亏空，但是在许多场合，周王又不得不维持着天子的架子。为了表示赏罚分明，不得不将都城附近的土地陆续分封给诸侯和大夫，使自己直接支配的地域越来越小，收入越来越少，到周共王时，周王朝呈现衰败的迹象。夷王由于诸侯的支持而登上王位，因此对诸侯十分感激，一改以前朝见时，天子站在堂上受诸侯礼拜的惯例，变为步下堂来和诸侯相见，天子的威严大为下降。被穆王迁居太原一带的犬戎诸部也不断反叛，夷王虽然几次派兵征讨，隐患始终未除。
国人暴动
西周社会奴隶制仍然十分盛行。奴隶被主人驱使从事家务劳动和社会生产，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西周的土地基本制度是“井田制”。简单地说就是，将大块的田地分割成九块，排成“井”字形，周围八块田地分由八家耕种，收获物归各家所有，为私田；中央一块田地则由大家合耕，收获归国家所有，为公田。井田制下受田的人，平时向授予者交纳贡赋，战时有服兵役的义务。天子是最高的土地所有者，有权向每一位生活在土地上的贵族和庶民取得贡赋，有权向接收土地者收回土地。西周行使取得贡赋权的方法有二种，其一，庶民助耕公田；其二，诸侯采邑主朝觐贡献。所以，《诗经》上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诗句。这种土地制度，被后世的许多思想家如孟子等人誉为最理想的耕作方式。由于农业劳动者从牛马不如的奴隶转变为小私有经济的农奴，生产力提高了。西周时期，农业是最重要的生产部门。
成王、康王以后，社会矛盾开始激化。一方面是社会形势的变化，导致奴隶主贵族内部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贵族利益集团呈现新的格局。如在昭王、穆王时期，有一部分原来地位较高的贵族，由于醉心于掠夺战争，不注意经营农业生产，结果家道逐渐衰落。相反，一部分地位较低或者后起的新贵族，他们千方百计招徕流散的奴隶和贫苦的自耕农，设法扩大耕地，经济势力逐渐增强，成为暴发户。贵族集团内部之部出现了新的矛盾。另一方面，由于奴隶主贵族的残酷压迫，广大奴隶过着无衣无食、饥寒交迫的生活，而残暴的酷刑、人殉、人祭等更使他们朝不保夕，一部分聚集在山林湖泽之中，结成小的团伙，反对周王朝的统治。
夷王卒，其子厉王姬胡继位。厉王认为父亲对诸侯大夫过于宽厚，转而以严酷的手段来加强对臣下的打击。一些奸佞小人也利用了他的这一心理，导致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如有一个臣子叫荣夷公，就教唆厉王对山林川泽的物产实行“专利”，由天子直接控制，不准百姓进山林川泽谋生。这个主意正中厉王下怀，因而对大臣的规劝和百姓的反对置之不理，一意孤行地推行这一政策。
1沉重的赋税，已使平民的生活痛苦不堪，厉王的“专利”政策，又使平民更加忍无可忍。于是，街谈巷议，抨击朝政；痛哭詈骂，直指时弊。当时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汝，莫我肯顾。逝将去汝，适彼乐土。”这首歌谣，充分表明了百姓们对周厉王的强烈不满和寻找乐土的强烈愿望。
面对载道的怨声，厉王并没有省悟。相反，他实行了更为恐怖地特务政治，堵塞言路，防民之口。他派出佞臣卫巫监视百姓的一言一行，把许多不满厉王暴政的百姓捕来杀死，并且殃及无辜。整个社会笼罩在恐怖之中——亲友熟人在路上遇到了都不敢打招呼，只能互相看上一眼，整个都城为此变得死气沉沉，这就是典故“道路以目”的来历。厉王还自以为能止谤，压迫更甚于以前。他得意洋洋地对大臣们说：“你们看，现在再也没有人反对'专利’，再也没有人咒骂了吧。”召公是个有头脑、有见解的政治家，曾经屡屡进谏厉王。现在见到厉王如此倒行逆施，执迷不悟，他便又一次劝说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把水堵住，一旦决堤，伤害的人更多。堵住百姓的嘴巴，不让人民说话，其后果和堵住大水是一样的。治理洪水的方法就是要疏通水道，让它能够自由的奔涌；治理民众的方法，也是应该广开言路，让百姓把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而不要堵在心里。天子掌管朝政，要让上至公卿、列士、近臣、亲戚，下至百工、庶人、以至奴隶都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然后，君王集思广益，博采众长，才能避免或者少出差错。所以，百姓心中有想法，就会通过嘴巴说出来，如果硬要堵住百姓的嘴巴，后果将不堪设想。”厉王听了，不但不予以采纳，还一意孤行地说：“我是堂堂天子，那些愚民，他们懂得什么？他们只能遵从我的命令，哪有资格胡说八道！”
周厉王的这些政策，进一步激化了业已尖锐的社会矛盾，国人忍无可忍，于是爆发了历史上有名的“国人暴动”。“国人”是指居住在城中的人，这些人以平民为主，他们多数是各级贵族的疏远宗族成员。在周代，所营筑的城邑通常有两层城墙，从内到外分别为城和郭，城内称“国人”，城外的称“野人”或者“鄙人”。由于贵族内部的分化现象越来越严重，许多失势的贵族和贫困的士阶层，社会地位不断下降，也在城中与一般平民杂处，成为“国人”的组成部分。另外，在“国人”中还有百工、商贾等工商业者以及社会的下层群众。
公元前841年的一天，都城四郊的“国人”自发地集结起来，手持棍棒、农具，从四面八方扑向王宫，向厉王讨要说法。听到由远而近的呼喊声，厉王赶忙下令调兵遣将。臣下回答说：“我们周朝寓兵于平民，平民就是兵，兵就是平民。现在平民暴动了，还能调集谁呢？”厉王这才知道大祸临头，匆忙带着宫眷逃出都城，沿着渭水河岸，日夜不停地逃到彘（今山西霍州市），筑室居住了下来。
在大臣周公、召公的极力劝解下，集结到王宫中的“国人”才渐渐散去，暴动暂时平息。根据贵族们的推举，周公、召公暂时代理政事，重要政务由公卿大臣共同商议，这种政体称为共和。在历史上，这一年被称为“共和元年”。由于《史记》一书于“共和元年”开始记年记事，因此“国人暴动”、厉王被逐、“共和行政”建立的这一年，就被视为中国历史有确切年代记载的开始。“国人暴动”有力地打击了西周王朝的统治，动摇了周天子的地位。从此，西周很快地衰落了下去，逐步出现了分崩离析的局面。
厉王逃到彘后，派臣子凡伯返回都城镐京打探消息。凡伯、周公、召公等商议，准备迎接厉王复位。但是民愤难消，他们坚决不允许他回来。民意难违，周公、召公被迫打消了这个念头。凡伯回到彘向厉王奏明了情况，无可奈何的厉王只好在彘定居下来，凄凉地度过了最后的14年，病死了。
宣王中兴
姬静，厉王在位时被立为太子。“国人暴动”时，他闻声逃入召公府宅避难。“国人”发现之后，赶来包围了召公的府宅，要求召公把太子交出来。召公极力劝说“国人”，让他们饶恕太子，却没有成功。愤怒的“国人”拥入府中，开始搜捕太子。召公赶入内室，命令他自己的儿子与太子对调了衣服，忍痛将儿子推出去交给了“国人”。并没有见过真太子的“国人”，看到身穿太子装扮的人，不辨真假，涌上来一阵儿拳打脚踢。不一会儿，“假太子”气绝身亡后，“国人”才纷纷离去。姬静就一直冒充召公的儿子隐藏了下来。14年后，即厉王病死在彘后，周公、召公利用迷信平服了民怒，扶姬静继位，是为宣王。
“国人暴动”和周厉王的下场，宣王都看在眼中，记在心中，所以在继位初期，他虚心谨慎，勤理国政。政治上，他广开言路，有事就同臣下商议，比如当时铸的一件铜器“毛公鼎”上就记载着凡是他发出的政令，必须有毛公的签字才有效；他又整顿吏治，三令五申各级官吏，不准他们贪财、酗酒、欺压百姓。经济上，他取消了厉王的“专利”政策，放宽对山林川泽的控制；他还将公田分给奴隶耕种。军事上，为了解除自西周中期以来周边少数民族不断内犯的威胁，也为了转移国内的矛盾，他命令尹吉甫、南仲等大臣统兵，击退了西北一些少数民族的进攻，征伐东方的徐戎、南方的楚和西方的戎；他还效法武王、成王，将弟弟友封于郑，将舅舅申伯封于谢，以拱卫王室。这些措施，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内外矛盾，繁荣了社会经济，巩固了周王朝的统治，史学家称这个时期为“宣王中兴”。事实上，在中兴的表面下，西周的各种社会矛盾仍在继续发展，有的诸侯已经不肯出力拱卫王室，有的甚至蓄谋叛乱。当时的铜器“禹鼎”记载说，原来臣属于周朝的噩侯，联合东夷和南淮夷进攻周王室，直打到成周附近，宣王倾全国的兵力进行抵抗，却没有成功，最后不得不借助一些诸侯的力量，才勉强取胜。公元前789年，周王室的军队讨伐姜戎，军队几乎丧失殆尽，宣王也险些被俘。
更可怕的是，晚年的宣王渐渐固执己见，听不进去不同政见。为了显示自己的威风，在鲁国选立继承人的时候，他根据自己的喜好，硬逼着废长立幼。鲁人不服，他就兴兵讨伐，使鲁国陷于混乱，这不仅破坏了周朝的嫡长子继承制度，也引起了同姓诸侯间的不睦，使得诸侯们对宣王更加不满。对诸侯尚且如此，对在朝为官的臣下就更加放肆，更加蛮横无理了。一次，为了一件小事，大夫杜伯触怒了宣王，被判处死刑。他的老朋友左儒急忙上前劝阻，宣王愤怒地斥责说：“在你眼中，只有朋友，没有国君，是何道理？”左儒回答道：“国君有理，臣就顺从国君；朋友有理，臣就支持朋友。现在杜伯并没有罪，不该问斩，所以，臣劝谏大王，不要杀杜伯，否则就会枉杀好人。”“我偏要杀他，你能怎样？”宣王恼怒地说。左儒接道：“臣愿陪杜伯同死。”“我偏偏不让你死，看你能怎么办？”宣王说罢，下令左右斩了杜伯。左儒又羞又气，回到府宅后就自刎而死，此事在大臣间引起一片惊恐。
事后，宣王冷静下来，感到自己确实过分了些，暗暗悔恨，又不好意思明说，以致寝食难安，得了一种怔忡症。一次，他带着臣下外出游猎，借以散心。游猎中，他忽然在车上大叫一声，昏迷了过去，医治无效，几天后死去。后来，就流传开一种说法，说宣王打猎时，忽然看见杜伯从路的左边钻出来，身穿红衣，头戴红冠，手持一张红弓，搭上一支红箭，射中了宣王的要害，夺去了他的性命，这自然是迷信之言，但其死因确实成为千古之谜了。
幽王无道
宣王崩，他的儿子宫涅即位，是为周幽王。幽王为人性情暴躁，待人尖酸刻薄寡恩，而且喜怒无常，什么国家大事都不管，只知道吃喝玩乐。刚一继位，就打发人四处为他寻找美女。政治上，幽王拜尹球为大夫，虢石父为上卿，祭公为司徒，三个人都是阿谀奉承之人，贪位慕禄之辈，他们竭尽所能满足周幽王的无限欲望。有一次，三川地区的守臣上报幽王，说当地发生了大地震。幽王笑着说：“山川地震乃是常事，何必兴师动众地告诉寡人呢？”伯阳父对赵叔带说：“以前，伊水、洛水枯竭之后夏朝就灭亡了，各地发生地震之后商朝就灭亡了。现在，我们周朝就如同夏商时期的末世一样啊！”赵叔带骇然问；“为什么呢？”伯阳父说：“水源堵塞之后，山川必然枯竭；山川枯竭之后，地震必然产生，地震是国家灭亡的预兆。从现在开始，二十年之内，周王朝必然灭亡！”这年的冬天，岐山出现了山崩现象，赵叔带上奏说：“山崩地震，这是国家不祥的预兆，希望大王能够抚恤平民，广开言路，以弥补天变带来的损失，使社稷能够转危为安。”虢石父却说：“山崩地震，乃是上天的正常安排，是天道，有什么不祥的？叔带是一个迂腐的读书人，不知道天意，还望陛下仔细审察！”幽王听信了虢石父的话，罢免了赵叔带。右谏议大夫褒劝谏道：“千万不能罢免赵叔带，否则会阻塞臣下谏议的道路。”幽王大怒，把褒关进监狱。事实上，山崩地震，是一种非常正常的自然现象，它和国家的灭亡、凶兆等等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但是，古代的科学技术不发达，古人敬畏天命，对自然灾害等现象本来抱有一种恐惧心理。加之他们相信“天人合一”，“人事”可以通过“天象”反映出来，因而便会对山崩地裂等现象加以附会地演绎一番。话又说回来，虽然赵叔带的话体现了体恤百姓、广开言路之心，用心可谓良苦。但在传统社会之中，伴随天灾的往往是人祸，人祸会给百姓的生活造成更大的损失，所以，贤臣往往会借助天呈异像之机提出抚恤百姓的谏议。幽王时期，并不是单纯的天灾，而是幽王无道，民不聊生，所以，赵叔带才会趁机提出以上措施。
褒在监狱里一关就是三年。褒家的人想了许多法子，设法营救褒，都没有成功，最后儿子洪德说：“听说天子非常荒淫、好色，在褒城中，姒家的女儿长得十分清丽，但是他们家很贫穷。现在，我们如果用百金买下这个女子，把她进献给幽王，那样一定可以赎回父亲。”姒家的女子年方14岁，眉清目秀，唇红齿白，发挽乌云，十指纤纤，有闭月羞花之容，倾国倾城之貌。于是，他们家就以百金买下了这个女子，教会她唱歌跳舞，把她打扮起来，献给了幽王，替褒赎罪。幽王见到如此漂亮的美人，欣喜若狂，立即释放了褒。因为这位美人是出自褒地的姒家，所以就赐名褒姒，充入后宫。群臣都劝阻说：“自古以来，就有因为红颜祸水而导致国家灭亡的，夏朝的妹喜、商朝的妲己就是两个很好的例子。大王应该以前朝得失为借鉴，不接受这个美人。”尹球、虢石父却说：“庄稼人多收了几捆禾麦，还可以再娶小妾。大王贵为一国之君，接受一个美人，有什么大不了的？你们怎么就那么多废话？”幽王也大怒：“如果还有人劝阻，斩！”自此，幽王与褒姒坐则腿叠腿，立则肩并肩，饮则交杯，食则同器，一连十日不上朝。幽王专宠褒姒，其他的妃子，包括皇后申氏逐渐失宠。
一天，幽王与褒姒在翠华宫，他们正在饮宴之时，申后忽然来了，褒姒没有起身迎接。按照古代的礼仪，皇后到宫中的任何地方，除了帝王之外，其他的妃子、宫人都必须起身迎接，否则就是对皇后的不敬。面对褒姒的这种行为，申后心中虽有怨愤，却不敢说出来，回宫之后愁眉紧锁，忧容不展。申后自知褒姒天香国色，而自己年近40，自然无法以美色与褒姒一争高下，所以终日长吁短叹。太子宜臼看见母亲郁郁寡欢，连忙跪问原因。申后说：“你父王宠爱褒姒，不分尊卑。今日在翠华宫，见我来了，她仍饮酒自乐，也不起身迎接，也不退避。将来她一定会骑在我们母子头上，那时，哪有我们的容身之处呀！”太子说：“母后，不要过于忧伤，这事好办。改天，您与后宫妃子一起赏花时，如果褒姒也在赏花的队伍之中，孩儿一定会命令宫人将她乱打一顿。等到她禀奏父王时，如果父王不听，那就算了；如果父王怪罪下来，孩儿一定会杀死这个贱骨头！”
申后果然将褒姒打了一顿，褒姒对幽王垂泪说：“申皇后无缘无故命令宫人痛打妾身！”幽王变色：“皇后怎么敢如此无礼！”虢石父、尹球附和道：“臣下听说皇后的嫉妒心特别重，她不满意大王对褒姒的宠幸，这才会做出此种蛮横无理的事情。”幽王大怒，下诏废除皇后，将她囚禁在冷宫，册立褒姒为正宫娘娘。太子宜臼愤恨不平，找幽王理论，幽王一怒之下，废掉太子。一日之内，废掉王后和太子，于礼大谬，自然引起了朝中大臣的普遍不满。为此，很多人敢怒而不敢言，只有纷纷告老归田。
千金买笑
褒姒出身卑贱，买身入宫，性格忧郁，整日紧蹙眉黛，终日闷闷不乐。为了让她开怀一笑，周幽王可谓是费尽心思，但是千方百计，褒姒却难得开口一笑。幽王下令乐工鸣钟击鼓，宫人翩翩起舞，而褒姒全无悦色。幽王问：“爱妃不喜欢音乐，不知道喜欢什么呢？”褒姒说：“妾身没有什么特别的喜好。曾记得昔日用手撕裂彩绢的时候，喜爱听彩绢裂开的声音。”幽王说：“那你怎么不早说呢？”幽王立即下令每日购进100匹彩绢，命有力的宫女撕裂，以取悦褒姒。褒姒虽然爱听彩绢裂开的声音，却依旧不见笑脸。
幽王问：“爱妃为什么还不笑？”褒姒说：“妾身从生下来之后，还没有笑过，所以妾身不会笑，不知道笑为何物。”幽王私下与虢石父说：“你若有什么办法让褒后笑一笑，就赏你千金！”虢石父就献计说：“在城外，每隔五里就有一座烽火台，用来防备敌兵。如果敌兵进犯，就会点燃烽火，天下的诸侯看见烽火，就会以最快的速度率领军队，赶来都城勤王。假如诸侯率领军队，浩浩荡荡地赶到了都城，却没有敌兵，皇后必然会笑！”原来，西周的都城镐京离一个叫犬戎的少数民族部落不远，而犬戎的强大，就威胁着周王朝的统治，尤其是镐京的安全。为了防备犬戎的进攻，周王朝在骊山一带建了20多座烽火台，每隔几里地就是一座。如果犬戎进犯，把守第一道关的士兵立刻点燃烽火，第二道关的士兵见到之后，也把烽火烧起来。这样一个接一个烽火台都冒出了滚滚的浓烟，附属于周朝的诸侯国见到了，就会立刻发兵前来援助。
听了虢石父的计策，幽王遂与褒姒驾幸骊山，到处灯火辉煌，轻歌曼舞。周幽王向褒姒解释烽火台的用处，告诉她这是传报战争消息的建筑。褒姒听了，不相信在这样一个高土台上点把火，就能召来千里之外的救兵。为了讨得褒姒的欢心，周幽王立即下令，让士兵点燃烽火。听到无缘无故要点燃烽火，群臣都来劝谏说：“烽火台用来救急，必须取信于诸侯，现在无故而点烽火，就是戏弄诸侯！以后倘若犬戎真的来进犯，用什么东西让诸侯发兵救援呢？”幽王一心只为了讨得美人的欢心，一心只为了博得美人灿烂的一笑，哪顾得了其它的后果呢？遂命人点燃了烽火，与褒姒在望边楼欢宴。烽火在一个接一个的烽火台上点燃起来，刹那间火焰直冲云霄，像一条逃命的巨鲸一样，不断地喷出一股一股火柱，向黑暗的远处奔腾而去。各地的诸侯乍见烽火台上烟尘滚滚，以为国都受到进攻，纷纷率领军队前来救援。没多久，各国诸侯皆领兵而至，一路鞍马劳顿，风尘仆仆。到了国都之后，并没有发现敌兵的踪影，看见的只是周幽王正和褒后在望边楼上饮酒作乐，根本就没有什么敌人，才知道自己被国王愚弄了。诸侯们是敢怒不敢言，只能悻悻地率领军队返回。褒姒凭栏远眺，见各路军马匆匆赶来，又悻悻而回的狼狈相，觉得很好玩，不禁嫣然一笑。周幽王一见宠爱的妃子终于笑了，乐得都快找不到北了。
等诸侯们都退走以后，周幽王让士兵再次点燃烽火，诸侯们不辨真伪，又急匆匆地带着军队赶来了。周幽王和褒姒一见诸侯们再次上当，在望边楼上哈哈大笑起来。幽王说：“爱妃一笑，百媚俱生，这都是虢石父的功劳！”遂以千金赏虢石父。“千金买笑”的典故就出自这里。就这样，周幽王反复点燃烽火，玩火自焚，直到再也没有一位诸侯再上当为止。
平王东迁
申侯在回去的路上，就上书责备幽王弃皇后、废太子、宠褒姒、烽火戏诸侯四件事情。虢石父奏报说：“申侯打算与太子宜臼谋反，因此故意挑剔大王的毛病。”幽王说：“那怎么办呢？”虢石父又献上一计：“唯今之计，只有赶快发兵讨伐他，才可能免除后患！”于是，幽王发兵讨伐申国。申侯大惊，召见臣下商议道：“我们申国国小兵微，怎么能够抵御周王的军队呢？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大夫吕章说：“我们的国家危在旦夕，只有求助犬戎、西夷，您赶快写信给犬戎，请求他们出兵讨伐无道的幽王，这样就可以避免一场灾祸！”申侯依计而行，犬戎遂发兵五万，将镐京围得水泄不通。
幽王见此情景，大惊失色，对虢石父叫道：“速燃烽火！速燃烽火！”烽火台上白天冒着浓烟，晚上火光冲天，但是，却没有一兵一卒前来援救。因为前几次被烽火所戏弄的诸侯已经聪明了，他们再也不想做博取美人一笑的笑料了。在无人援救的情况下，镐京陷落。犬戎在城中放火焚烧宫室，西周积累的货物宝器，全被犬戎掳去。幽王也在骊山下被杀，褒姒被犬戎掳去，下落不明。
不久，各地诸侯才知道，原来犬戎真的打进镐京了。于是，他们纷纷带着大队人马前来镐京救援。诸侯们打退了犬戎，立原来的太子宜臼为天子，也就是周平王，然后就回各自的封国了。
没想到这些诸侯们前脚一走，犬戎后脚就又进来了，而且是经常进犯。当时，京师宫殿被焚毁，国库亏空，而且西边的很多土地都被犬戎占去了，边境烽火也是连年不息。于是，平王就与群臣商议迁都到洛邑（今河南洛阳）。周公反对道：“不好！洛邑虽然居于天下之中，但是四面受敌；而镐京呢，左边有崤山、函谷关，右边有陇国、蜀国，而且沃野千里，这绝对可以称得上是天府之国。现在，大王如果要舍弃镐京，迁都到洛邑，臣认为不可！”平王没有听取周公的谏议，把都城迁到了洛邑。平王东迁，并没有迁徙丰、镐二京的百姓，因此在洛邑建国的时候，只能依靠诸侯的力量，从此落入了诸侯的掌控之中。诸侯们各霸一方，展开了长达五百多年的残杀。
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故事如今已被当做笑话。事实上，西周受到了申侯和犬戎的进攻，诸侯没有前来救援，并非由于幽王曾经“烽火戏诸侯”，这个故事近乎小说，并非完全可信。真正的原因是，当时的周王室已经十分衰弱，周天子已经无法控制各个诸侯国，所以诸侯们才敢按兵不动，保持实力，坐观成败。当时，不仅在西周初期分封的诸侯国，如齐、鲁、燕等都已经发展壮大。加之，由于血缘关系越来越远，他们也想摆脱周王室的控制，开始离心离德。比如，在周宣王时期才建立的申国，还是周王室的亲戚，如今却带头反对周王。此时，周王室的力量，已经下降到和一个中小诸侯国的力量差不多了。在这种形势下，即使幽王把烽火燃烧的多旺，都已经无济于事了。这个离奇曲折的故事，虽然有许多不能相信的地方，但是它所反应的幽王求援、诸侯不救的情况，却是符合历史史实的。
西周的灭亡，从根本上说，并不是由于褒姒，甚至不是由于幽王个人，而是当时的周王朝统治已经腐朽不堪，生产关系已经不符合当时中国的国情。此时，铁制工具的出现，生产力的发展，使得西周末年农作物的产量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奴隶对于“私田”上的劳动增加了兴趣，因而出现了“公田”荒芜的现象，井田制遭到破坏。幽王时期很多贵族破产流落，富有的庶民（主要是商人）及新兴地主穿贵族衣服，在朝廷做官。当时，奴隶的数量已经很少，农奴的数量扩大，奴隶主不得不把土地分成小块，租给奴隶耕种，然后按照一定的数额收取田租，这样就逐步发展成为具有封建性质的生产关系。与封建性质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也必然是封建性质的政权，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也。而周幽王仍然用奴隶制的方式进行统治，因而充当了奴隶制度的殉葬者，实属历史的必然。
轰然倒塌：秦朝覆亡真相
在中国历史上，秦始皇是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人物，秦朝也是一个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朝代。自秦朝起，中国形成了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大国，不管豪强公开割据或外族侵入建立政权，最后总是还原为汉族为主体的统一国家。皇帝是秦始皇新创的名词，一个皇帝在历史上的评价如何，只能依据其表现来评判。秦始皇正是这样一个人物，从死后到现在，经受了历代多少文人的各种不同的评点，如贾谊的责难、章炳麟和萧一山的恭维、顾颉刚和郭沫若的批判等等。尽管始皇是个暴君，但是，他所创建的许多制度，是符合当时社会的需要的。假使我们撇开嬴政的个性与作为，撇开秦朝的短暂而亡不说，单说中国在公元前221年，也就是在西方的耶酥基督尚未诞生前约两百年，即已完成政治上的统一；并且此后统一为常情，分裂为变态（纵使长期分裂，人心仍趋向统一；即使是流亡的朝廷，仍以统一为终身志向），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现象，秦始皇的功绩至巨至伟。后来延续2000年之久的封建体制，基本上是秦制的逐步演变，秦奠定了大一统的政治基础和心理基础，因此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朝代。
千古一帝
秦本是西方小国，几代人都前赴后继与戎狄战斗，逐渐强大起来。西周孝王曾封给养马人非子一块土地，地名秦（甘肃清水县），在戎狄间。宣王封非子曾孙秦仲做大夫。秦仲攻西戎战死，子孙都戮力攻戎，国势渐盛。秦仲孙秦襄公因为救幽王有功，又护送平王东迁洛邑，因此平王封襄公做诸侯，逐渐拥有了西周故地，成为西方强国。秦采用戎狄法律及文化，虽成西方大国，却被东方华夏诸侯所轻视，不让它参与盟会。秦君大多都是有作为的君主。秦文公设史官，定法律。德公建雍，秦穆公更是一个有远见卓识的国君，他招揽天下贤士，起用谋臣百里奚，战胜晋国，扩地到黄河边上。又灭诸戎，开疆千里，成春秋霸主。秦孝公任用商鞅为相，先后两次主持变法。他奖励军功，禁止私斗；鼓励个体小家庭生产，发展封建经济；普遍推行郡县制；统一度量衡等等。变法增强了秦国的军事实力，促进了秦国社会的转型，加快了由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向统一的封建国家迈进的步伐。经过惠王、武王的苦心经营，到昭王时期，秦国实力已经大大超过了东方六国，为嬴政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秦始皇继续奉行“远交近攻”的既定策略，以重金收买关东六国权臣，离间其君臣关系。从公元前230年到公元前221年的10年间，先后灭韩、魏、楚、燕、赵、齐六国，结束了自春秋战国以来长达数百年之久的分裂割据、混战不已的局面，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多民族国家。
嬴政用武力吞并六国之后，为了适应大一统的需要，参照历代秦国的政治体制，重新建立了一套以皇帝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度。
嬴政认为，天下已经统一，过去的“帝”和“王”的称号却不统一，便下令臣下重新商量议定他的称号问题。有大臣说，远古时期有“天皇、地皇、泰皇”的传说，其中以“泰皇”为尊，故主张以“泰皇”来称呼他。听了大臣的意见，嬴政决定去掉“泰”，保留“皇”，再加上古代的“帝”号，合称为“皇帝”，以此显示自己功高三皇、德超五帝。嬴政自称“始皇帝”，后世子孙称二世、三世，以至万世，期盼嬴氏江山能够延续千秋万代。为了维护皇帝的尊严，秦始皇还创立了与皇帝的称号相一致的一些称谓制度。如皇帝自称用“朕”,表示至尊无二；皇帝所下的涉及制度的命称“制”，昭告臣民的令文称“诏”；皇帝的印专门用玉做成，叫做“玉玺”，而且只有皇帝的印才能叫做“玺”；皇帝的妻子称“皇后”，父亲称“太上皇”，母亲称“皇太后”。这一称谓制度在此后千余年一直被沿用。
秦始皇大权独揽，日理万机。政事不论大小，全由皇帝一人裁决。白天审理案子，晚上批阅公文。秦始皇规定，自己每天必须批完一石公文才会休息。当时还没有出现纸张，公文是写在竹简上的，所以公文的数量用“石”这一重量单位来衡量。一石在当时是120斤，相当于现在的60斤。由此可知，秦始皇确实是一位勤勉、有作为的皇帝。
在中央，秦始皇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备的官僚体制。皇帝之下是三公：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丞相是百官之首，最高行政长官，职责是辅助皇帝处理政务，负责管理文武百官。太尉是最高军政长官，负责军事事务，但是，他平时没有军权，战时听从皇帝的命令，所以，军权实际上是掌握在皇帝之手。御史大夫是副丞相，负责监察百官。三公以下设九卿：奉常、郎中令、卫尉、太仆、廷尉、典客、宗正、治粟内史和少府，各有明确的分工，负责不同的政务。在地方，秦始皇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这是地方政治体制的历史性变化。在讨论地方体制时，包括丞相在内的多数大臣主张分封制，唯独廷尉李斯主张郡县制。李斯说，周朝实行分封制，将王公子弟封到各地为王，开始还能够精诚团结，拥护周王，但是，过不了几代，诸侯王与天子的血缘关系逐渐疏远，再加上诸侯国的发展壮大，他们就不再听从周王的指挥，致使周朝分崩离析。如果实行郡县制，皇帝亲自任命、罢免地方长官，政权就可以永远掌握在中央皇帝的手里，天下才能够长期稳定。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在全国设立36郡，郡下设县。郡的长官是郡守，县的长官是县令或县长。县以下依次是乡、亭、里、什、伍，是一种准军事化的管理体制。
为巩固大一统格局，巩固中央集权，秦始皇又采取一系列行政改革。第一，推行重农抑商政策，扶植封建地主，奖励私有制。公元前216年，秦始皇下令，地主和自耕农只要向政府申报占有土地的数额，交纳赋税，就可以拥有对土地的所有权；第二，统一度量衡，以商鞅所制定的度量衡为标准，统一全国的度量衡制度；第三，统一货币，以秦的“半两”钱作为流通货币；第四，统一交通工具，实行“车同轨”、“行同伦”，确定车轨的标准宽度；第五，统一文字，以当时在各国流行的小篆为基础，略加整理，作为标准文字通行天下；第六，修长城，秦始皇下令将原来六国各自修造的长城拆毁，然后统一修造抵御北面匈奴的长城，秦的长城西起陇西的临洮，东到辽东，东西长达万里；第七，没收天下兵器，将其熔化铸成12个巨大的铜人，防止天下人作乱；第八，修弛道，以咸阳为中心，共修成三条，一条向北通到了内蒙古，一条向东通河北、山东，直到海边，一条向南通两湖和江苏；第九，迁徙六国贵族和豪富到咸阳，以利于对他们的控制。这些措施，促进了民族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状态的形成，对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统一和发展，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因之他成为这个时代的伟大代表人物。但是，他又做了许多民不堪命的坏事，加上他的继承人秦二世无比昏暴，使秦国成为短促的朝代。
始皇暴政
1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一千余支秦简，内容主要是秦的法律制度。这些秦律的涉及面相当广，包括农田垦种、山林保护、牲畜饲养、粮草管理、货币流通、物资管理、手工业生产、徭役征发、刑徒使用、军爵赏赐、官吏任用、保举子弟、府库收藏、征发戍边、对游士的限制，以及官营手工业产品的评定等等。律文内容明确，规定具体，有的近乎琐细，反映了秦律严酷的特点。依史书记载，秦律的核心是刑法，它是将商周时期五刑（即墨、劓、、宫、大辟）发展为死刑、内刑、罚作、迁刑和赎刑等，共计五类。每类刑罚又可分为若干不同的刑种。单就死刑来说，即可分为斩、戮、车裂、弃市、枭首、腰斩、生埋、赐死、夷族等等十余种之多。按秦律，并不是只有百姓本人犯罪才会受到惩罚，有时候，祸可以从天而降。比如，秦律规定：一人犯死罪，亲族—起处死，叫作“族诛”；一家犯法，邻里同罪，叫作“连坐”。生活在如此严酷的法律下的人们随时都会被指控犯法，随时都会被罚做苦役，随时都会被斩脚、割鼻、处死等。
严酷的法律引起了百姓和士人的普遍不满，他们依据包括史书、经书等书籍中所记载的先公先王的贤德事迹，纷纷指责或影射秦始皇。已经升任丞相的李斯，认为这些人之所以胆大妄为矛头直指始皇帝，就是因为书籍的缘故。他给秦始皇写了一封奏疏，要求焚毁“妖言惑众”的书籍，下令除了秦国历史之外的所有史书，以及经书、诸子百家之书等等典籍，无论是官府收藏，还是民间百姓和士人收藏，一律烧毁，只留下关于农业、卜筮和医药的书籍。秦始皇同意了李斯的意见，下令在全国“焚书”，这是对中国文化的一次清洗。烧掉书籍，并不能堵住百姓和士人的口，反而激起更大的反抗。士人们对秦始皇的暴政怨愤异常，流言遍布天下。秦始皇勃然大怒，派出御史到全国各地追查，竟然抓到460多人。秦始皇下令把这些人押到骊山的山谷中，全部坑杀。因为他们绝大部分是儒生，所以被后人称为“坑儒”。“焚书坑儒”事件，使秦始皇失去了士人之心，这也成为秦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秦始皇很喜欢六国华丽的宫殿，所以，每灭一国，他都要让人将这个国家宫殿的图样给画下来，在咸阳照样仿造。六国华丽的宫殿并不能满足秦始皇的无限欲望，他曾经想造一个庞大的苑囿，西起雍、陈仓，东面延伸到函谷关，面积近千里，最后被侍从、侏儒优旃劝止。优旃开玩笑地说：“这样可太好了，有了这么辽阔的皇苑，我们可以多放养些猛兽，如果六国的后裔有人敢从东方进攻，就把这些猛兽赶出去将他们吓跑。”秦始皇一听，不禁哈哈大笑，于是打消了建这个巨大苑囿的念头。尽管如此，秦始皇还是建了大量奢华的宫殿，仅咸阳周围就建有宫殿270多座，行宫关外400多座，关内300多座。修建这些宫殿，当然需要役使大量的劳力。其中，最大最有名的宫殿当属阿房宫。根据《史记》记载，规划中的阿房宫前殿东西长500步，约合700米，南北宽50丈，约合5米。这个巨大的工程，每年都要调用劳动力70万人。到秦始皇死在出巡路上，阿房宫尚未建成。另一个宏大的工程是修建秦始皇自己的陵墓——骊山墓，每年也用劳力70多万人。再加上其他工程，如建长城，修弛道，常年的兵役征发等，每年参与服役的人数竟然达到300余万之多。男子不够用，就征发女子（秦朝因为实行法治，反对儒家思想，没有像后来那样限制妇女从事公共活动）。秦时全国人口约2000万左右，被征发营造宫室坟墓，守五岭，筑长城，戍边等，总数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使用民力如此巨大急促，实非民力所能胜任。至秦皇末年，农民起义已经接近了爆发点。
秦始皇称帝后，知道死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在骊山营造大坟墓；又希望或者可以不死。为此，他派出很多方士去求仙找药，如让徐福率三千童男童女东渡日本即是一例，为此浪费大量财物。方士妖妄，劝他隐藏修炼，因此又造许多宫室。他造长城，巡游四方，大都是受方士的唆使。他到碣石（今河北秦皇岛一带）一次，到成山（今山东胶州半岛成山角一带）两次，就是因为传说这些地方是神仙常来的地方。秦始皇出巡还有另外一个目的，那就是向天下人炫耀自己的文治武功。至今，许多地方还存有秦始皇出巡时留下的石刻，如著名的泰山石刻。这些石刻主要是为秦始皇歌功颂德，宣传秦朝统一天下、进行各项改革的历史功绩。秦始皇每出巡一次，都会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闹得百官黎民不得安宁。一次，他南巡想到衡山，舟行至湘山（今湖南岳阳县西南）遭大风。秦始皇大怒，使刑徒3000人把山上的树全部砍光，只是为了向湘神表示皇帝的威力。公元前221年，有一块陨石从天而降，有人便趁机在上面刻了诅咒秦始皇的一句话：“始皇帝死而地分”。秦始皇得到消息，火冒三丈，派御史严厉追查刻字的人。追查未果，御史便将陨石附近的住户全部处死，又将刻有字的陨石毁坏，但这丝毫不能挽救秦朝灭亡的命运。
沙丘政变
“山雨欲来风满楼”，是秦始皇临死前中国社会的真实写照。当他客死在沙丘之后不久，陈胜、吴广所领导的农民起义就爆发了。起义的发生，并不是偶然的，而是自始皇统一中国以来积累的社会矛盾的总爆发，是始皇暴政的必然结果。当初秦始皇兼并诸侯，一统中国，是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因为当时的中国，长期分裂，久经丧乱。春秋战国400多年之间诸侯争霸，合纵联横，天下扰扰，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民心思治，民心思安。如果不经过长时期的休养生息，如果不经过长时期的恢复，社会是很难继续向前发展的。但是，秦始皇所实行的政策，却是反其道而行之，举全国之力，修建宫殿，修筑长城，开拓边疆，开辟驰道等，全然把新国家当作一个新的战场——全民参与旷日持久的“土木工程”的战争中。早已经厌倦了战争的百姓，如今又参与到这一场更大的“战争”之中，除了反抗暴秦，他们似乎别无选择。公元前210年，嬴政进行最后一次巡游，同时也是他的死亡巡游，危若累卵的秦王朝灭亡的日子已是屈指可数了。这次巡游，随行的有丞相李斯、中车府令赵高和他最喜欢的小儿子胡亥。返回途中，一向身体健康的嬴政在平原津（今山东德州）突然病倒。到了沙丘（今河北平乡、广宗一带），病情非但没有好转，而是加重了。秦始皇知道自己将要不久于人世，这才慌了手脚，急忙命令李斯起草诏书，并将诏书和传国玉玺递送给长子扶苏，催促扶苏立即赶回咸阳，主持丧礼。当李斯草拟好诏书呈交嬴政审阅时，嬴政已经死去了。此时，扶苏又在哪儿呢？原来扶苏曾经劝说过秦始皇：“现在天下刚刚统一，边境上的民众还没有彻底安定，士人们也都推崇儒家的主张，而父皇却用严酷的法律治理天下，儿臣担心会令天下不稳。希望父皇能认真考虑，改变政策，安定人心。”扶苏的话可谓句句在理，但是秦始皇又哪里听得进去，反而斥责扶苏多事，将他派往边境的军队里做监军，和大将蒙恬一起抵御匈奴。
秦始皇死在了沙丘，只有随行的李斯、赵高和胡亥知道此事。他们心中各怀鬼胎，明争暗斗。李斯因秦始皇死在外地，生前又未立太子，唯恐引起天下大乱，所以决定秘不发丧。做过胡亥老师的赵高为了篡夺朝政大权，准备改立胡亥为秦朝的皇帝。因此，他不仅扣下秦始皇给扶苏的书信，竭力怂恿胡亥夺取王位，而且还以官禄权势为诱饵，对李斯进行威逼利诱。胡亥能够登上九五之尊，何乐而不为呢？李斯为了保全自己，终于失节妥协。于是，赵高就开始一步一步地实施自己的阴谋。首先，他假造遗诏，指责扶苏在外不能立功，反而怨恨父皇，命令他自杀。接到诏书后，扶苏便自杀而死。接着，赵高将嬴政的尸体放在车中，关上车门，拉上车帘，让百官以为秦始皇仍然活着，带领大队人马匆忙往咸阳赶去。路上，又出了点小小的插曲。因为天气炎热，尸体腐烂发臭。赵高派人弄来大批鲍鱼，命令每辆车上装鲍鱼一石，以混淆尸臭。终于安全抵达咸阳，赵高这才宣布发丧，并拥立胡亥为帝，是为秦二世。赵高拥立有功，从此把持朝政，横行无忌，就连胡亥也只能听从他的摆布。
胡亥即位后，在赵高唆使下，杀死公子公主22人（秦始皇子女）、大将蒙恬蒙毅兄弟以及许多大臣。第二年，又以谋反的罪名腰斩李斯，灭其三族。秦二世以累累白骨企图巩固其帝王宝座，暴露了他残暴的本性。对于普通百姓的杀戮，秦二世更是毫不手软。在埋葬秦始皇时，他担心修建骊山墓的工匠会泄露地宫玄机，竟下令将全部工匠闭死于墓中。不仅如此，他还大兴徭役，加重赋敛。始皇死后，他继续调集大量的劳力，加紧修建阿房宫、直道和驰道。为了加强对关中地区的统治，他又征调五万人屯卫咸阳。秦二世还竭尽所能的享乐，他豢养了大批狗马禽兽，以供游猎之用。横征暴敛与荒淫无道，与秦始皇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秦二世只是一个昏庸的皇帝，只是一个终日沉湎于享乐的皇帝。他听信赵高的一派胡言，把一切朝政都交给了赵高。二世以为从此可以穷奢极欲一辈子，赵高以为从此可以篡夺帝位。中央集权的秦朝廷，实际上只剩下秦二世和赵高两个独夫了。一天，赵高为了考验朝中谁服他，谁不服他，就牵了一只鹿上朝，对胡亥说：“陛下，我弄到一匹马，特来进献给您。”胡亥哈哈大笑：“爱卿在开玩笑吧!这明明是只鹿，怎么是马呢？”赵高板着脸，一本正经地说：“是马，请大家认吧。”许多大臣惧怕赵高，就附和着说是马，只有几个忠厚的大臣如实地指出这是鹿，我们很可以想象这几个大臣的下场。这就是历史上“指鹿为马”的故事。从此，赵高更加为非作歹，再也没有一个人说个不字。
陈涉首义
陈胜，字涉，阳城（今河南登封）人，年轻的时候曾经为地主耕作土地，是一个贫苦的农民。吴广，字叔，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也是贫苦农民。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使他们对现实社会充满了愤懑和不平。陈胜不甘于贫困的生活地位，曾经对一同耕作的贫苦农民说，如果将来我们中的任何一个富贵了，千万不要忘记其他人，这反映了他要改变现实社会的远大志向。
公元前209年7月，秦二世下令征调贫民去戍边，陈胜、吴广也在征发之列。他们和另外九百个贫苦农民，在两个将尉押送下，到渔阳（今北京密云县西南）戍守。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当他们走到蕲县大泽乡（今安徽宿州市东南大泽乡西南）时，遇到大雨，道路不通，无法继续前行，延误了到达渔阳的日期。按秦律，如果戍卒不按期报到，必定斩首。于是陈胜便和吴广私下商议道：“赶到目的地，或者逃亡，都不能免于一死，不如趁此作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情。”为了坚定大伙儿对陈胜的信心，为了发动戍卒跟随自己共举大事，他们便暗暗在帛上书写了“陈胜王”三个字，并把它藏在鱼腹中。戍卒在剖鱼时发现帛书，非常惊异。他们又在深夜，到附近祭祠中点上一堆火，并模仿狐狸的声音，大呼“大楚兴，陈胜王”。这“鱼腹藏书，篝火狐鸣”的办法十分有效，戍卒们私下纷纷议论，觉得陈胜不是一般人，觉得跟随陈胜就有活路。
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一天，押送戍卒的两个将尉酒醉，吴广故意说要逃走，将尉一听，举鞭就打，一会儿竟要拔剑杀人。此时，吴广奋起夺过剑，杀死平时作威作福的将尉，陈胜也帮助杀掉另外一个将尉。早就郁积在大家心头的仇恨火焰，一齐迸发出来。陈胜抓住这一时机，说：“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已经超过规定的到达期限，而失期就要被斩，难道我们就去白白送死吗？王、侯、将、相，难道天生就是享福的吗？贫苦百姓，难道生来就是受罪的吗？难道我们就不能反抗他们吗？难道我们就不能过上富裕的生活吗？”陈胜的话，激起了大家的斗志。于是，900个戍卒“斩木为兵，揭竿为旗”，以“大楚”为号，推举陈胜为将军，吴广为都尉，组成了一支手持木棍、农具的起义队伍，树起了反秦的大旗。为了发动更多的群众参加起义队伍，他们就用秦始皇长子扶苏和楚国大将项燕的名义号召群众。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的熊熊烈火，就在大泽乡燃烧起来了。
农民起义进入高潮时，得到贫苦农民的热烈拥护，所到之处，受苦受难的农民纷纷前来投奔。队伍很快拥有战车700百辆，骑兵1000多人，步兵数万人，攻占六个县城，横扫数百里。起义队伍来到陈县（今河南淮阳）时，郡守和县令均已逃走，只有郡丞率领秦军进行了顽固地抵抗。在丽谯门一战中，郡丞被杀，秦军溃退，起义军迅速占领陈县，几万大军浩浩荡荡开进这座城堡。陈县是秦末农民起义军占领的第一个大城市。在这里，陈胜自立为王，吴广为假王，国号“张楚”，提出了“伐无道，诛暴秦”的纲领性口号。
陈胜出身佣耕，是给地主种田的雇农。社会地位很低，没有什么名声，也没有多少政治、军事上的才能，可是他一起义，天下云聚响应。各郡县豪强和民众捕杀秦官，四出略地，公认他是起义首领。连孔子八世嫡孙孔鲋也来投奔，足以说明秦的暴政是多么不得人心。革命的风暴迅速地席卷了大半个中国，沛县人刘邦在起义军占领陈县两日后，聚众数百人，杀死沛县县令，举行起义。凌县人秦嘉，符离人朱鸡石，徐县人丁疾等在淮北举起反秦的旗帜。项梁、项羽在吴县听到陈胜起义消息后，立刻起兵响应，杀死会稽郡守殷通，集合精兵8000人。早已率领一支“刑徒”组成起义队伍的英布，此时也迫使鄱阳县令吴芮共同起兵，活跃于鄱阳湖一带，队伍发展到几千人。这些队伍都以陈胜、吴广领导的起义队伍为中心，把“张楚”作为他们共同的旗帜。
张楚政权建立后，经过短暂的休整，陈胜部署了灭秦的总体部署。他把军队兵分三路：南路，派邓宗率军攻九江郡；北路，派武臣、张耳、陈余率军渡黄河向魏国旧地进攻；西路，也就是起义军的主力，则向秦王朝统治中心——咸阳挺进。向西的军队又兵分三路：一路由假王吴广率田臧、李归等围攻荥阳，以打开通往秦都咸阳的道路；一路由宋留率领，从南阳直叩武关，以突破进入关中的另一条道路；另一路人数最多，由周文率领，直捣咸阳。这样，在全国广大地区，形成了起义军对秦王朝全面包围的形势。各路起义军在广大人民的积极支持和热烈拥护下胜利前进，迅速占领了黄河南北的大片土地。周文率领军队一路西进，九月已经进军到距秦都咸阳不到百里的地方。
就在这关键时刻，起义军内部发生了分裂。同任何一次疾风暴雨的农民起义一样，起义队伍里，除了广大贫苦农民以外，还有一些怀有各种目的的六国旧贵族等诸色人等。他们加入起义的队伍后，固然对加速秦王朝的崩溃、瓦解起到积极的作用。同时，也极有可能分裂起义队伍，削弱反秦力量。公元前209年，旧贵族武臣投靠陈胜后，率军北上。其间，他受到张耳、陈余等的唆使，脱离陈胜。武臣遂自立为赵王，以陈余为大将军，张耳为右丞相。与此同时，另一路由陈胜派到北方去的周市军，在攻下魏国故地后，也立魏国旧贵族魏咎为魏王。齐国的旧宗室田儋也趁机在狄县自立为齐王。景驹据楚地称楚王，韩成据韩地称韩王。这些六国旧宗室贵族各有异心，完全不听陈胜的号令，致使农民起义军遭到极大的损失。他们理应成为反秦的有力武装，却互相攻伐，掠夺土地，谁也不想出力攻秦。正因为如此，当秦二世派章邯率领几十万大军向周文的农民军反扑的时候，这支孤军深入的队伍就不可避免地溃败了。
陈胜称王以后，逐渐骄傲和贪图享受起来，以至最后脱离了劳动人民。陈胜的骄傲，使他同群众的距离愈来愈远。从此以后，曾经与陈胜共患难的“故人”都纷纷离开他，而他只信任朱房和胡武等人，有功者不能赏，有罪者不能罚，对于同朱、胡有私怨的人，则任意加罪，结果失掉了人心。当章邯率大军逼近陈时，陈胜已经没有多少兵力。公元前209年12月，农民军的根据地——陈失陷。于是，陈胜率一部分队伍且战且退，却不幸被驾车的庄贾杀害，令人痛惜。从陈胜首义到败亡，只有六个月。兴起那么勃然，是因为符合当时社会的需要；败亡又那么骤然，则是因为过早地遇到了秦章邯军；其次，义军首领各怀异志，不能相互求援；而最致命的一点是陈胜骄傲自满。故乡朋友听说他做了王，特地来投奔他，谈起“苟富贵，勿相忘”的故事，陈胜嫌丢脸，把客人斩首，吓得一起来的穷朋友连夜逃走。他的岳父来看他，他也傲慢无礼，岳父大怒而去。对部下更是任意杀戮，以图提高威权，其结果是众叛亲离。陈胜虽然失败了，但反秦的浪潮自此汹涌，不可遏止，最终冲毁了秦的统治。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楚汉灭秦
陈胜、吴广等主要农民起义领袖去世以后，各地起义军的领导权大都相继落入六国旧贵族之手，他们为了恢复各自的政权，争夺地盘，闹得四分五裂。秦国大将章邯、李由想趁此时机把起义军各个击破。就在这个紧要关头，原楚国贵族项梁在薛城（今山东滕州市南）召开军事会议，试图把分散的起义军重新集合起来。为了扩大影响，项梁听取了谋士范增的意见，把流落在民间、为地主放羊的楚怀王的孙子找出来，仍立为楚怀王，以作为起义的旗帜。项梁一度成为秦国大将章邯攻伐的主力，双方展开多次激烈的战争。几次胜利过后，项梁开始骄横狂妄起来，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结果被章邯偷袭杀害。项梁死后，章邯又将主要精力转向原赵国属地的义军。楚怀王决定兵分两路去增援赵国的义军：一路由宋义和项羽率领北上，直接救援，然后迂回挺进关中；一路由刘邦率领，西进关中。同时，楚怀王和众将约定：谁先进入关中，谁就称王，借以鼓励士气。
宋义到达安阳后，滞留46日却不前进。项羽建议迅速进兵，遭到拒绝。一怒之下，项羽杀死宋义，被楚怀王任命为上将军，统领北路军，继续前行。项羽旋即派遣英布、蒲将军领兵两万先行救赵。自己则下令全军破釜沉舟，仅持三日的粮草，渡过漳河，经过九次激战，大败秦军，杀死苏角，俘虏王离。接着，蒲将军和项羽连挫秦军。章邯见大势已去，又怕被赵高陷害，率领余众投降。
此时，由于秦军主力尽开赴赵地攻打项羽，西线空虚，刘邦的军队得以顺利西进。他采纳陈恢的建议，实行招降政策，秦朝的地方官吏纷纷归顺。因此，刘邦迅速攻下武关，直驱关中。秦二世三年，赵高先胁迫胡亥自杀，立子婴为秦王；接着，子婴又谋杀了赵高，并且派兵驻守关（今陕西蓝田东南）。刘邦用谋士张良计，绕过关，大败秦军于蓝田。公元前206年10月，刘邦的军队进抵灞上。秦王子婴见大势已去，无可奈何之下，只得献城投降，将玉玺亲手交给了刘邦，秦王朝至此灭亡。
刘邦得意洋洋地进入咸阳城，看着富丽堂皇的宫殿，看着后宫的3000佳丽，刘邦开始恋恋不舍起来，准备就此住下。张良苦口婆心地劝诫他：“现在到处都是战火，天下还没有平定，你怎么能够留居咸阳呢？再说，项羽率领军队马上就要进入关中，你难道想和他大战一场吗？你现在是他的对手吗？”这时，刘邦猛然省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立即将军队撤退到了灞上。到达灞上之后，刘邦便召集关中名士，和他们“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其它秦朝的苛刻法制一律废除，这使他赢得了民心，惟恐刘邦不做关中王。进入咸阳时，刘邦的丞督事萧何把秦朝的档案、律令、户籍控制在自己手里，因而掌握了天下的山川形势、关隘要塞及土地和户口数字，为稍后开始的楚汉之争、统一战争以及国家的重建准备了条件。
公元前206年，项羽在河北消灭秦军主力后，率军进驻鸿门（今陕西临潼东北的项王营），准备与刘邦决一雌雄。此时，项羽拥兵40万，号称百万，刘邦拥兵10万，号称20万。刘邦自知寡不敌众，于是采纳张良的谏议，亲自到鸿门向项羽赔罪。项羽设宴招待刘邦，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鸿门宴”。“鸿门宴”后数日，项羽率军进入咸阳，杀秦王子婴，烧秦朝宫室，收财宝妇女，然后发号施令，分割天下。项羽自以为已定天下，驱逐楚怀王，自立西楚霸王，有地九郡，建都彭城。其余的土地都封给刘邦、章邯等18个王。
项羽的分封，引起了一些手握重兵而未封王的将领的强烈不满，其中尤以刘邦、田荣、彭越、陈余四人最为突出。不久，田荣首先在齐地起兵反抗项羽，接着，刘邦乘机进兵关中，刚刚平息的战火又在中原大地上熊熊燃烧起来。从此，刘邦与项羽展开了一场长达四年之久的楚汉战争。公元前202年，项羽于四面楚歌声中在乌江（今安徽和县乌江镇）自刎，刘邦于山东定陶汜水之阳举行登极大典，定国号为汉。
秦王朝是一个短命王朝，但它在中国历史上却留下了如此浓墨重彩的一笔，开创了此后2000余年的封建帝制。当秦皇初起时，山东六国莫敢与之争锋，争相贿秦以自救。当秦王统一中国后，却不知道与民休息，只知依靠暴政维持统治，殊不知建立在强权之上的统治犹如沙地筑楼，失去基础，自然是不会长久的，秦朝实际上灭亡于自己制定的苛刻的严刑峻律上。而项羽一代英雄，在与刘邦的争斗中，渐于失败，原因是不知顺应事世，大肆封疆裂土，开历史倒车。唯独刘邦，于乱世中能乘势而起，以弱胜强，终成一代帝王。何也？乃知天下思治久矣，便以亡秦为鉴，轻徭薄赋，教养农桑，以人为本，本固邦兴。可知天下之事，兴衰所凭，惟在民心。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固其宜也。
蟒断两汉：西汉覆亡真相
在河南省永城市芒山镇文物管理所西南角，每当夜幕降临，总有人们络绎不绝地来到一座“汉高祖斩蛇碑”前，听讲解员秉灯讲解刘邦斩蛇的悠远故事。说起刘邦斩蛇，据《史记·高祖本纪》记载，还真有其事呢。秦朝末年，刘邦作为沛县的泗水亭长，奉县令之命，押送一批罪犯到骊山修秦皇陵。不料刚出了县境，就有几名罪犯跑掉了；走了数十里，又有几名不见了；晚上投宿的时候，查点人数，比出县境的时候又少了一大半。刘邦心里捉摸，照这样走下去，到了骊山，肯定就剩下自己一个光杆儿司令了，不如做个人情，让大家散去吧。想到这里，刘邦就说明了自己的想法，大部分人都散去了。有几个无家可归的人认为刘邦够意气，就决定追随他，浪迹天涯。
这些人不敢走大路，也不敢住店，披星戴月，向芒砀山方向出逃。忽然，一条大蟒蛇拦住了他们的去路，对刘邦说：“你是真命天子，将来会荣登至尊。”但它却不肯让路，刘邦提起剑就要砍过去，大蟒蛇又说：“你斩我的头，我乱你的头；你斩我的尾，我乱你的尾。”乘着酒力，刘邦挥剑将大蟒蛇拦腰斩断。大蟒蛇死后，化为一股白气，向刘邦索命，刘邦随口说：“高山之上，哪有什么命啊？到平地再还吧。”后来，刘氏汉室虽然有长达四百余年的基业，但在汉平帝时，却被由大蟒蛇转化成的王莽拦腰斩断，横出一个为时十五年的新朝。当然，这只是一个传说，并不可信。那么，刘邦所建立的汉朝究竟是怎样被王莽拦腰斩断的呢？
艰难度日
刘邦建立的汉朝，千疮百孔，物资匮乏，以至于皇帝都不能找到四匹纯色的马驾车，将相大臣就更不用说了，他们就更加寒碜，只能使用牛车。所以，从汉高祖刘邦，中经汉惠帝、吕后、汉文帝，到汉景帝，都奉行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使得社会生产逐渐恢复，人民生活安居乐业。到了武帝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达到了一个高峰，终成一代盛世。
刘邦认为，秦朝二世而亡的原因之一是没有得到同姓王的帮助，所以他把自己的兄弟、子侄分封到全国各地为王，力图建立拱卫王室的屏障。汉初，朝廷直接统治的领土仅十五郡，其余都分封给诸侯王了，几乎恢复了战国时的割据局面，这种做法是自西周以来“封建”思想的继续，有一定的可行性。但是随着宗室血缘的疏远，一些地方诸侯不但不去拱卫王室，反而试图夺取中央权力，汉文帝时爆发的“七国之乱”就是明证。汉武帝深感威胁，便以诸侯奉献的黄金成色不好或分量不足为借口，一次废除了106个王和侯的爵位。基本解决了中央与地方诸侯的矛盾，加强了中央集权。在处理对西北匈奴的关系问题上，汉初采取“和亲”政策，把公主嫁与单于，并赠以大量的绣、锦、絮、缯、酒等礼物，以换取暂时的安宁。和亲就是对匈奴忍辱退让，但在当时却有利于人民的休息。加上田租轻微，徭役较少，农民得到五六十年的休养生息的时间，社会经济繁荣了。汉景帝末年，地方官府的仓里装满了粮食；库里装满了铜钱。朝廷所藏的钱，积累到好几百亿，钱串子烂了，散钱无法计算。粮食新旧堆积，任其腐烂。正是有了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作后盾，武帝一改与民休息政策而用尽民力。汉武帝主动出击，派李广利、卫青、霍去病等年轻将领深入大漠，勒石燕然，却匈奴于漠北，一举消除了困扰汉朝近百年的北方边患。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元曲作家张养浩的《山坡羊·潼关怀古》这首小令是西汉初年百姓生活的真实写照。汉初，汉高祖开始重新分配大量的抛荒土地，第一批得到土地的当然是皇室成员，其次是有功之臣，再次是秦朝的旧地主，接下来是帮着刘邦打天下的中下级官兵，他们也得到了大概可以勉强养家糊口的土地。鲁迅曾经说过，中国的历史其实就是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连奴隶都做不了的时代。当中国的农民可以做奴隶的时候，他们已经心满意足了。最初，农民依靠一小块土地，勉强可以度日。然而，不久他们就面临着新的生存压力——越来越沉重的赋税和由此带来的土地兼并。汉武帝时期，董仲舒建议实行“限田政策”，也就是限制富室大族拥有田地的数量，避免失去土地的农民流离失所，引起社会动乱，这一政策的实际效果却相当有限。宣帝、成帝、元帝、哀帝都没有解决土地兼并问题，这在某种程度上给了王莽篡汉以可乘之机。
昭宣中兴
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中曾经提到“秦皇汉武”，“秦皇”，指秦始皇嬴政，他一手缔造了中国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秦；“汉武”，指汉武帝刘彻，他一手把汉朝推向顶峰，也一手把汉朝推向危险的边缘。汉武帝和秦始皇相提并论，自然二人都是一代英雄豪杰。其中，还有一层比较深刻的含义，那就是在许多方面，汉武帝和秦始皇都有着惊人的相似。比如，他们都好大喜功，连年对外战争，对内大修宫苑神祠，实行严刑竣法，多次巡游全国。汉武帝的“文治武功”，使得汉朝积累了几十年的国库几乎消耗殆尽。受战争影响最深重的自然是农民，汉武帝为取得大量财物，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田30亩按100亩征收租税，口钱20改为23，7岁起算改为3岁起算（汉制，民生七岁至14岁每人每年纳口钱20），贫民生子多杀死。农民穷困破产，富人乘机大肆掠夺。汉武帝晚年，许多地区已爆发了规模大小不等的起义。可贵的是，汉武帝发现了问题所在，一方面痛下了“轮台罪己之诏”，反省自己的过失，表示要发展生产，与民休息；其次，他选择了合适的继承人和辅政大臣。汉武帝去世时，继立的昭帝年仅8岁，一切政事都由辅政大臣霍光全权处理。霍光辅政期间和此后继位的宣帝都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汉代社会一度又出现了“昭宣中兴”的局面。汉昭帝和汉宣帝统治时期，统治者一改汉武帝前期的好大喜功政策，复行无为政治，采用休养生息的政策，七次颁布减免田租、算赋、口赋以及其它杂税的诏令，六次颁布照常贷给粮种和食物的诏令，使流亡农民陆续回到故乡来。另外规定，凡是郡国遭受地震、水旱灾害之时，当地当年的租赋、徭役都会全部免除。汉昭帝下诏废除苛捐杂税，宣帝下令降低食盐的价格，禁止官吏擅自征发徭役，注意减轻农民的负担。由于这些政策的实施，濒临崩溃的西汉经济逐渐得到恢复，粮食剩余。沿边地区设立的常平仓，是农业生产发展的有力证据。为了保证政策法令的贯彻，汉昭帝和汉宣帝都十分重视吏治。他们大力改革弊政，澄清吏治，尤其重视地方官吏的选举。对于刺史、守、相这类职官的人选，一定要先由大臣推举，皇帝亲自召见，询问他们治理国家的政策措施，以决定是否任用。汉宣帝还大力褒奖清明廉洁的官员，从政绩卓著的地方官员中选拔公卿大臣。颖川太守黄霸抚养鳏寡，救助贫穷，于是就下诏褒奖他为“贤人君子”，赐爵关内侯，赏黄金百斤。
为了缓和社会矛盾，昭帝于公元前88年颁布特赦令。汉宣帝亲政后，也废除了汉武帝时的许多酷法，如下令凡是触犯他名讳的人免于追究刑事责任。汉宣帝专门设置了“廷尉”一官，以解决疑案、平反冤狱，并且把审理案件的好坏作为考核官吏的一项重要内容。昭、宣时期这些政治、经济措施的实行，使一度风雨飘摇的西汉皇朝又转危为安，兴盛起来，史称“昭宣中兴”。公元前52年（甘露二年），匈奴呼韩邪单于自愿称臣降服，对外战争停止。西汉极盛时期达到了顶点，由此转入衰亡时期。
成哀腐败
虽然汉元帝一生节俭，但是因为他用人不当，最终使得西汉王朝走向了下坡路。到了汉成帝时，朝政更加混乱，人民生活日益困苦。外戚、宗室、公主、王、侯、大官僚等政治上有权力的人，多行兼并，成为新兴的上层豪强，原来的地主豪强商贾豪强，政治上日渐衰弱。新旧豪强下层豪强。他们在兼并土地，掠夺奴隶上有矛盾，但在破坏中央集权上，则起着一致的作用。
历史上，汉成帝是一个以昏庸出名的皇帝，从小就知道吃喝玩乐，不学无术；继承皇位后，更加肆无忌惮，热衷于寻欢作乐，终因好色丧了命。“瘦燕肥环”的典故里，“肥环”指的是杨玉环，“瘦燕”就是成帝时美女赵飞燕。赵飞燕的秀丽姿容、轻盈身材和出众舞技，在后宫中出类拔萃，卓尔不群。为了紧紧抓住汉成帝的心，她又把容貌更胜自己一筹的妹妹赵合德推荐给了汉成帝。赵合德的美貌令汉成帝惊羡不已，她的柔情更令汉成帝为之倾倒。汉成帝一刻见不到赵氏姐妹，便心神不安；赵氏姐妹的话，汉成帝无不言听计从，朝政因此而荒废。
班婕妤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才女，成帝对之宠爱异常。一次成帝游兴大发，要班婕妤同辇一游，班婕妤推辞说：“古代贤君出游都有名臣在侧，只有夏商周三代亡国之君才由宠妾陪同，今天你要学亡国之君吗?”
忙于贪欢的成帝把政事全部委托于外戚王氏集团。成帝即位后，尊其生母王政君为皇太后，由此拉开了王氏家族专权擅政的帷幕。在汉成帝在位的二十多年里，王氏家族先后有十人封侯，五人相继为大司马大将军兼领尚书，掌控了汉王朝的军政大权。
继立的汉哀帝不仅重用外戚，还宠爱佞幸。哀帝在位期间，祖母傅氏家族和母亲丁氏家族势力大长，把持了朝政。他们滥杀无辜，胡作非为，把大汉朝廷搅得是乌烟瘴气。汉哀帝虽不好女色，却独好男风，对仪貌秀美、胜过六宫粉黛的董贤，大加宠爱。说起汉哀帝对董贤的宠爱，历史上还留传了这么一段故事。有一次，汉哀帝和董贤同床共枕，汉哀帝想起身时，不料董贤的身体却压着了他的衣袖，为了不惊醒“心爱人”，他不惜割断了自己的衣袖。这就是“断袖”的来历。汉哀帝不仅赏赐董贤大量的珍宝财物、良田府邸，甚至想把皇位传给他。如此昏庸的汉哀帝，怎么能够治理好大汉皇朝？汉王室的灭亡也是迟早的事情。汉哀帝时期，大臣鲍宣非常痛心地指出：公卿大臣和地方长官大都贪污残暴成风，地主花天酒地、成癖成性，农民流离失所，有“七亡”、“七死”，就是没有办法活下去。所谓“七亡”，是指使人民丧失财产的七件事情，即水旱天灾、苛捐杂税、贪官污吏的掠夺、豪强地主的兼并、国家徭役耽误农时、地方杂差影响生产、盗贼抢劫平民财物；“七死”，是指危害人民生命的七件事情，即酷吏打死、判刑从重、冤陷无罪、盗贼伤害、相互仇杀、荒年饥饿、瘟疫疾病。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人民生命财产毫无保障，国家要想安定，那简直就是天方夜谭。鲍宣这些话，丝毫也不能阻止上下层豪强的肆意兼并。
汉朝后期的社会危机，最突出的矛盾有两个：一个是土地高度集中，一个是奴婢无限增加。奴婢问题和土地兼并问题又是密不可分的，其实质都是农民问题。因为土地兼并，农民丧失了土地，无以为生，他们先是变卖家产，然后卖妻鬻子，最后，他们穷的只剩下自身。于是，他们只能把自己卖为奴婢，这是他们生存的唯一出路。汉朝建立之初，由于大饥荒，许多百姓变卖子女为奴。当时曾出现固定性的人口市场，为卖一个好价钱，有的奴婢被主人精心打扮，更多的奴婢和牛马关在一起出卖。到汉朝后期，奴婢的数量急剧增加，朝廷掌握的自耕农数量则大量减少。这样，向国家纳税的人口锐减，国家财政更加困难。奴婢的大量存在，反应了西汉后期严重的土地兼并，社会危机日益加深。
王莽代汉
“昭宣中兴”之后，稍微缓和的农民起义又如星星之火一般在中原大地上燃烧起来。汉朝天下岌岌可危。随着社会危机的加剧，人们普遍意识到，他们不能照旧生活下去，社会不能照旧发展下去，统治者也不能照旧统治下去，必须有所改变。人心思变，关键在于怎么样变。有些人主张“限田限奴”，实行自上而下的社会改革，结果行不通；有些人主张选贤任能，选取刘姓家族中有才能的人做皇帝，结果也失败了。人们逐渐对西汉皇朝失去了信心，对刘氏的统治失去了信心，认为汉朝气数已尽，希望“异姓受命”，要求皇帝退位，把皇位传给贤人。社会矛盾异常尖锐，皇帝完全陷入绝望的困境里，连最忠于汉朝的宗室刘向也认为汉朝的命运已经完结了。此时，上层豪强的代表王莽粉墨登场了。他的变革分两步：一是代汉自立；二是维护新政。“革新”失败后，社会更加动荡。
王莽，字巨君，是皇太后王政君弟弟王曼的儿子。王莽的父辈中九人封侯，同辈兄弟中或者拜官晋爵，或者乘时奢侈，过着声色犬马的生活。只有王莽，由于父亲早死，孤苦怜仃。但王莽聪明伶俐，虚心向当时著名的学者陈参学习礼法，不仅受到了儒生的欢迎，而且赢得了皇太后的欢心；在家里，他特别孝顺自己的母亲，照顾早寡的嫂嫂，养育丧父的侄儿；在外面，他没有像一般人那样阿谀奉承达官显贵，而是广泛结交知名人士，有礼貌的侍奉叔伯。有一次，大司马大将军王凤——王莽的伯父生病时，王莽就像亲生儿子一样，在王凤身边端茶送水，递汤喂药。王凤每次喝药时，王莽都会先自己尝过之后，才会送到他的嘴边。这样，几个月衣不解带的侍候，使得王莽蓬头垢面。如此行为，当然使王凤感动得一塌糊涂。随后，王莽就开始逐渐地升官晋爵。人们都说，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加官晋爵的王莽并没有骄傲，相反，他的官爵越高，行为却越加恭谨，所得资财也大都用来赠送宾客，供给名士。38岁时，王莽就取得了大司马大将军的职位，这对他的政治生涯来说，是非常关键的一步。此时的王莽，反而越加简朴，越加沽名钓誉。有一次，他的母亲生病了，公卿列侯都争相派自己的夫人前去探望。当这些身着绫罗绸缎、花枝招展的夫人来到王莽家时，一个打扮极其简朴的人出来迎接她们。众夫人心想，这是王家的哪个奴婢呀？怎么穿的这么朴素？一问，众夫人惊讶：原来这就是大司马大将军——王莽的夫人。
正当王莽踌躇满志之时，成帝去世，哀帝即位。随着哀帝的继位，王莽的靠山——王政君被尊为太皇太后，但是失去了权力，王莽下野，并一度回到了自己的封国。此时，得势的是傅氏和丁氏家族，他们纷纷涌入京师，挤入朝廷。在封国这段期间，王莽依然克己节俭，结交儒生，沽名钓誉，韬光养晦。口碑如此之好，为人如此仁义的王莽，竟然被一群乌烟瘴气的小人撵下了政治舞台，为此，有许多人为他鸣冤叫屈，一部分人甚至辞官不做。为了堵住悠悠之口，哀帝以侍候王太后的名义，把王莽重新召回到京师。一年后，傅太后、丁太后、哀帝先后去世，哀帝无子。此时，年近70的王太后重新出山收拾残局，选立年仅9岁的中山王为汉平帝，委军国大政于王莽。从此，王莽又重新回到了政治舞台上，大权在握，成为事实上的皇帝。王莽的野心急剧膨胀，他要做真真正正的皇帝，要把自己变成人人称呼“万岁万万岁”的真皇帝。
公元元年，王莽胁迫王太后，封自己为太傅、“安汉公”，取得了当年周公在周成王初年的权力。次年，他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汉平帝，成为皇后。公元4年，他强迫王太后加封自己为“宰衡、位上公”。接着，王莽又以“加九次”的封赏使自己具有皇帝的威仪。王莽一步一步的走近皇帝的宝座，汉平帝一步一步的走近死亡的深渊。王莽假借天命，征集天下通今博古之士及吏民48万人齐集京师，上书皇太后要求重赏王莽。于是，“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的天书就应运而生，王莽也就理所应当的由“安汉公”而变为摄皇帝、假皇帝。为了更便于自己荣登九五至尊，在汉平帝死后，王莽立了年仅两岁的子婴为皇帝。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此时，王莽之心，也是天下人皆知了。对刘汉皇朝忠心耿耿的刘崇、翟义当然看不惯王莽一幕一幕的闹剧，他们率领几十万人，起兵反抗假皇帝的统治。很不幸，假皇帝拥有上天的保护，很快平息了这些叛乱。接着，王莽应该作真皇帝的符命就接踵而至。在上天的强烈愿望下，王莽宣布接受天命，改国号为“新”，走完了代汉的最后一幕。
王莽代汉之所以能够成功，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刘汉皇朝的腐败无能所造成的整个社会对改朝换代的期盼。除了刘崇、翟义的叛乱外，王莽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阻力。另外，王莽在政和在野期间的所作所为，也使他几乎成为众望所归的人物。王莽做大司马时，大封汉宗室及汉初以来的功臣子孙，又大封王莽亲信数百人为各级贵族，得到了刘派王派两种上层豪强的拥护；又在劳动人民中制造影响，其子王获杀死奴隶，王莽令其自尽偿命。郡国发生旱灾，王莽献钱百万，献地百顷分配给贫民。因此，王莽得到了自上而下的拥护。而到了现在，王莽则早已成为“窃国大盗”的代名词。如果离开“袒刘”的立场，按照唯物主义评价人物的标准，那么王莽仍然不失为中国历史上一个极有胆识的政治家。
新朝改制
当王莽稳稳当当地坐上皇位之时，他面对的天下并非太平盛世，而是一个亟待收拾的烂摊子，一个危机四伏、四面楚歌的烂摊子。王莽深知，不痛下决心改革，弊政绝无革除的可能，他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新朝改制，其中最主要的措施就是针对西汉社会后期的两大顽疾——土地和奴婢而进行的。针对严重的土地兼并，王莽提出了“王田制”，具体措施就是：把民间的田地更名为“王田”，属于朝廷所有，个人不得买卖；如果一家男子不到八个人，而田地却超过了九百亩，那么，这个家庭就应该把多余的田地分配给本族或邻居中没有田地的人们；原来没有田地的人，按照每个男子一百亩的标准分配田地。“王田制”具有很大的空想性，不论是对大土地所有者的限制，还是对农民的均田，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以至后来的封建社会，都是不可能实现的。“王田制”，对于大土地所有者来说，无疑就是虎口夺食，无疑就是无条件的剥夺他们占有的土地，这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他们强烈反对；“王田制”，对于贫苦农民来说，看似极具吸引力，但画饼不能充饥，望梅止渴之举反而会引起农民更大的怨愤。因此“王田制”在实施的过程中遇到了极大的阻力。再之制度本身不严密，存在许多漏洞，一些执行者就营私舞弊，带头破坏。结果，“王田制”不仅没有解决土地兼并问题，反而带来了更大的社会混乱，王莽不得不下令废除。
“私属制”是王莽试图改革奴婢问题的重大举措。“私属制”，就是把民间的奴婢更名为私属，不允许买卖，以区别朝廷的官奴。显然，“私属制”不是反对奴婢的占有和使用，而是为了保持私人占有奴婢的现状，防止越来越多的人沦为私人奴婢，避免影响到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然而，奴婢问题和土地问题是密不可分的，解决不了土地问题，奴婢问题也无从解决。由于“私属制”限制和妨碍了地主阶级的利益，自然引起了他们强烈的不满、反对和抵制。对农民而言，虽然奴婢的生活几与牲畜无异，非常痛苦，地位非常底下，但是，卖身为奴无疑是他们无以为生的一条出路。王莽的改革把他们唯一的生路也给堵死了，这不等于是把他们逼上梁山吗？
王莽的第二项改革是“五均”、“赊贷”、“六管”。“五均”是动用国家力量平抑商品的市场价格，具体是在都城长安以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等五个城市设立五均官，由他们对商品经营和物价进行监督管理。如果某一商品的市场价格过高，他们就以平价抛售掌握的商品，以平抑物价；如果市场价格过低，则听其买卖，自由交易；对于五谷、布帛、丝绵等日用品，凡是卖不出去的，国家就会以成本价收购。“赊”，是指在老百姓无钱从事丧葬或祭祀活动时，由政府提供无息贷款；“贷”，是指在老百姓想要创业或者继续发展自己的事业但缺少资金时，政府给其低息贷款，“赊贷”政策，亦由五均官管理。王莽又采纳大臣鲁匡的建议，实行“六管”政策，即由国家对酒、盐、铁、名山大泽、“五均”、“赊贷”以及铁治铜冶等工商业实行统一管理。这些措施的实施，不但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使物价、市场、社会等陷入更大的混乱。但是，造成混乱的原因并不在于政策本身不好，并不在于王莽的设想不好，而是用人不当。如在没有任何监督的情况下，王莽就任用富商大贾张长叔、薛子仲等人担任五均官，这不是等于授予他们鱼肉百姓的合法权利吗？他们和地方官员互相勾结，利用特权，敲诈勒索百姓，这样的政策执行者怎么可能成为政策真正的贯彻实施者呢？王莽的币制改革近乎荒唐。他不但把早已停止不用的贝壳、龟甲等都恢复为货币，并且乱定货币之间的比价。每进行一次币制改革，都会使一部分老百姓破产，都会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从根本上说，王莽的币制改革否定了货币运动的客观规律，注定了失败的命运。另外，王莽对官爵、行政区划、礼乐等制度都进行了广泛的改革，结果是越改越乱。改制期间，王莽附加了严刑峻法，许多人由于违反新法而沦为官奴婢，社会因此更加混乱不堪。王莽改制，确实存在着食古不化、迂腐琐碎的毛病，但是，他也真正地看到了西汉后期所存在的社会弊端。许多政策法令均包含一定的合理性，含有关心民间疾苦的成分。实际上，像土地兼并、奴婢买卖这样的问题，在古代社会里是很难解决的。所以，我们怎能去苛求一个地主阶级的改革家——王莽能够毕其功于一役呢？在新朝任职的桓谭曾经评论说，王莽的缺点在于不识大体：一是自以为是，不听下属的劝告；二是事事仿古，只知道古代圣贤制度好，而不明白自己不可能执行；三是任人唯亲，不知道选举良材。这种评价，倒不失为比较客观的评价。
王莽的对内改革造成了社会的一片混乱，对周边少数民族也带来了连绵的战火。为了显示新朝的统治威力，王莽下令把原来对周边少数民族首领诸王的称号一律降称为侯。另外，王莽又派出王奇等人，分成五路出发，一方面向周边地方政权宣讲新朝建立是天命的安排以及他的威德，另一方面收回汉朝的印绶，改发新朝的印绶。贬低封号的做法和钦差大臣傲慢的态度，引发边地部落的普遍不满，在西北、华北和辽东等广大地区都燃起了战火，激起了旷日持久的战争。为应付战争，王莽大量募集丁男、罪囚和奴隶等，充作战争的先锋；为了战争，王莽下令征收新税，全天下的人都要交纳自己资产的三十分之一充作军费。各级官吏就更惨了，不但要纳军费，而且要按照官阶等级保养军马。许多官宦和百姓倾家荡产，甚至家破人亡。新朝对少数民族的战争，造成了中原疲敝，海内虚耗，骚乱四起的严重后果，它是新莽政权迅速垮台的重要原因之一。
王莽的新朝，本来给许多人带来了光明和希望。但是，“王田制”、“私属制”的失败，农民开始起义；“五均”、“赊贷”、“六管”政策的失败，小工商主也参加到起义队伍中来；由于“五均”、“赊贷”、“六管”政策同样损害了商贾和高利贷商人的利益，这些人也站到了反对王莽的对立面；新朝对于少数民族的战争，把越来越多的人逼上了梁山。
豪杰并起
带给无数人希望的王莽改制，又给无数人带来了绝望。作为王莽统治基础的上层豪强与无市籍的下层豪强，也渐渐离开王莽。王莽废汉诸侯王为民，刘姓上层豪强不满加剧，大封新的公侯过多过滥，又无钱奉养，有些新贵甚至为人佣工度日，下层豪强也怨恨不已。又没收官吏财产五分之四充公，允许奴婢告发主人，地主阶级也愤怒了。王莽统治彻底失去了统治基础，只有败亡一途。在这种情况之下，农民大起义爆发了。起义最初从西北边境的五原、代郡一带爆发，然后迅速传遍全国。当时的农民起义就如王莽所说，江湖海泽就像乱麻沸汤。其中，最重要的起义就是绿林、赤眉起义。公元17年，南方荆州地区闹饥荒，饥饿的农民就成群结队的到低洼的沼泽地中采集草根野菜充饥。有时，饥饿的人群为了争夺充饥的草根和野菜而发生摩擦，甚至是大规模的冲突。其间，新市人（今湖北京山）王匡、王凤逐渐建立起威信，被人们推荐为首领。他们在绿林山（今湖北当阳县东北）举起了反抗的旗帜。反抗旗帜一经举起，四面八方的人就如潮水一般涌上了绿林山，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绿林兵”。21年，王莽的荆州牧率领两万人马，浩浩荡荡前来剿灭绿林军，不幸的是，剿灭者反而被剿灭了。于是，绿林军士气大振，威名远播。22年，绿林山发生瘟疫，人死了一大半。为了获得生存，绿林军兵分两路，一路由王常、成丹率领，号称下江兵；另一路由王凤、王匡、马武率领，号称新市兵，转战别处。
与此同时，北方山东地区也发生了较大规模的起义。公元18年，琅琊人樊崇自称“三老”，率领一百多贫苦农民起义，进入泰山一带。无以为生的饥民纷至沓来，在泰山地区迅速聚集了一万多人。由于樊崇的勇敢善战，徐宣、谢禄、杨音等领导的起义队伍都纷纷加入到他的队伍中，联合作战。22年，樊崇击杀王莽所遣大将景尚。愤怒的王莽又派大将军王匡、廉丹等率精兵十万之众前来剿灭起义军。为了与官军相区别，樊崇命起义军将眉毛染成红色，所以被称为赤眉军。赤眉军大败王莽军，王匡败走，廉丹被击杀，赤眉军人数迅速增至数十万。
除了绿林军、赤眉军外，新朝大地上还有像“乱麻沸汤”一样成百上千支的大大小小的起义军。这些起义军的主力，大都是被暴政逼上梁山、无以为生的广大农民。他们没有自立政权的意愿，没有严密的组织，没有严明的纪律，没有起义的纲领，他们有的只是填饱肚子的愿望，只是“兵来将挡，水来土屯”的生存之道。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否定它的意义，西汉末年、新朝时期的农民大起义的作用依然是巨大的，起义军所到之处，剥削者受到审判，濒于死亡的灾民得到赈济。当然，起义的积极意义同样不能掩饰农民本身的阶级局限性，他们并不能真正解救自己，要么被镇压，要么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新朝时期的农民大起义，同样逃脱不了这个命运，它成为野心家、世家大族刘秀改朝换代的工具。刘秀兄弟二人是南阳的豪族地主，同时也是大商人。他们是汉高祖的九世孙，汉景帝的后裔。为了实现他们的政治野心，他们与新市、平林军合伙共举义旗。不过，他们也万万没有想到，平林军队伍里已经先于他们钻进了一个野心家，这就是刘玄。刘玄是刘秀的族兄，没落贵族。在他们的共同组织和领导下，起义队伍面貌焕然一新，战斗力和组织性大大加强，斗争目标更为明确。但是，他们的加入，也使起义队伍成分复杂化，农民起义性质复杂化。野心家与野心家碰头，必然展开一场争权夺利的殊死搏斗。有了一定基础的刘玄取得了暂时的胜利，23年2月，绿林军在南阳城外设坛场，立刘玄为皇帝，初建更始政权。更始政权建立后，刘玄一面派刘秀等人兴兵北伐，一面发布复兴刘氏江山的政治号召。绿林军的阵势吓坏了王莽，他一面故作镇定，把头发和胡须都染成黑色，显示自己老当益壮，表示自己完全有力量战胜“盗贼”；一面派王邑、王寻发各州郡精兵42万人，号称百万，围困昆阳（今河南叶县）。在这里，绿林军与王莽军展开了一场精彩的对决，上演了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昆阳大战，昆阳大战的胜利使指挥此役的刘秀一举成名，这成为他此后事业发展的起点。昆阳之战是决定性的战役。王莽的新朝也随着这次战争失败而完全崩溃。原来还在四处观望的各地豪强，包括王莽的许多官吏，纷纷起兵割据。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新朝就只剩下长安和洛阳这两座孤岛了。
王莽的失败已成定局，而此时的更始政权中，却出现了分裂的局面。更始帝刘玄、新市平林诸将领和一部分南阳豪强嫉妒刘秀兄弟的威望，就以莫须有的罪名谋杀了刘秀的哥哥。此时，刘秀正在前线作战，听说哥哥被杀，心如刀绞，但是，他自知羽翼未丰，表现出异常的智力和忍耐力，迅速赶回宛（今河南南阳），向更始帝谢罪。不与其兄的旧属来往，不给其兄行丧礼，只说自己的罪过，却闭口不谈昆阳的战功。这样，刘秀就逃过了更始帝的铡刀。除掉刘秀的哥哥后，绿林军兵分两路讨伐王莽。王莽早已成了众叛亲离的孤家寡人，长安城很快被更始军队攻下，王莽被杀，新朝灭亡。更始政权随之迁居长安。然而，刘玄并没有远大的政治理想，没有治理天下的才能，只知享受优裕、奢侈的生活，不知经营新政权，整日享受腐化的生活，长眠于女人的温柔乡里。在娶了赵盟的女儿为夫人后，刘玄不分白天黑夜的与她宴饮于后宫，而把政事大权完全委托于赵盟。朝臣奏事时，赵盟就安排侍中坐在帷幕中假装刘玄与群臣说话。诸将领听出不是刘玄说话，非常不满意。另外，赵盟独断专权，枉杀无辜。有一次，他要杀死侍中，就连刘玄讲情都不能阻止。于是，朝中人人自危，不敢多说一句话。带兵在外的将官与土匪无异，他们四处烧杀掳掠，骚扰百姓，毫无军纪可言。这样的政权，这样的军队，自然不能长久。正在此时，赤眉军攻入关中。
更始政权三年（25年），赤眉军两部合一，以刘盆子为皇帝，徐宣为丞相，樊崇为御史大夫，攻入长安，更始帝和另外一些官员投降。赤眉军进入长安之后，将领忙于论功行赏，士兵忙于抢劫长安内外的财物。一片忙忙碌碌的景象，却使百姓真真正正寒了心。他们终于明白，不能靠别人保卫自己，只能靠自己保卫自己。于是，百姓纷纷组织起来，进行自卫，抵制赤眉军。而赤眉军呢？他们已经养成了流寇作风，认为不能供给他们衣食的长安城一无是处，于是，一把火烧了宫室，重新踏上了流动作战的道路。但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刘秀已经为他们营筑好了坟墓。
更始帝迁都洛阳之后，派刘秀到河北镇抚诸州郡。从此，刘秀开始经略河北，进而一步一步创建了自己独立的势力。22年，刘秀来到河北，巡行诸郡县，释放囚犯，废除王莽苛政，恢复汉朝官名，逐步树立了自己的威信。此后不久，刘秀消灭了王郎等河北的割据势力，统一河北，拥有军队数十万人。在河北站稳脚跟之后，刘秀就开始了统一天下、剿灭农民起义军的过程。25年，刘秀在洛阳称皇帝，建立东汉政权。东汉政权先后消灭了更始军、赤眉军等等农民军，然后又一一剪除了全国的割据势力，如东方张步、北方彭崇、西方隗嚣、西南公孙述等等，最终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
西汉王朝得之于农民起义，又失之于农民起义。西汉初期，冶铁业、水利的迅速发展，使汉初的农耕生产水平得到了较大的提高，加之统治者采取无为而治的黄老之术，社会财富迅速增加。与此同时，豪强地主为了追求更大的利益，纷纷兼并土地，巧取豪夺，以致广大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成为流民或豪族的佣工。此时的社会矛盾已明显转化为地主与农民的矛盾，伴随这一矛盾而来的，是农民进一步失去人身自由，沦为奴婢，终于爆发了农民大起义。王莽虽认识到了这一问题，也力图励行改革，由于时代的局限，他的改革最终以失败告终，反而更加激化了社会矛盾。王莽之所以能够代汉自主，除了王莽利用西汉本身的社会矛盾之外，另一点就是西汉时期，谶纬大盛，一切归于天命，当时的王莽也算是名至实归。但此后的严刑峻法又导致了他的最终失败。
萧墙之乱：东汉覆亡真相
历史，就是一场一场的闹剧。经过西汉末年风风雨雨的王莽改制、农民起义之后，洛阳城上又重新飘扬着大汉的旗帜。历史好像开了一个莫大的玩笑，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原地。刘家的人，又挤满了这新的都城，挤满了这新的朝廷。而“苟延残喘”的农民，放下了他们的武器，垂头丧气地走回了自己的故乡，重新拿起了生锈已久的锄头，走向荒芜的田野。当他们投到新主人面前的时候，回忆昔日的场景，真像是一场噩梦。一场噩梦还没有醒过来，新的噩梦又萦绕在农民心里。不堪重负的农民，在南阳的这个豪强地主还没有坐稳皇帝位子的时候，就开始了新的反抗斗争。
光武更新
光武帝刘秀初定天下，中国复归于统一，但长期积累的社会问题并没有很好地解决。前朝的遗留的土地问题，哀、平二帝时，已相当严重；王莽的新朝，因为没能解决这一问题，终被推翻；新市、平林军和赤眉军先后建立政权，但也没有解决土地问题，先后覆灭。至东汉初年，土地问题依然是社会最重要的问题，汉光武帝刘秀本人是个大豪强，他所依靠的统治集团就是一个以南阳豪强为基础的豪强集团。这个集团一开始就显示出严重的兼并性和割据性，因此东汉前期，作为中央集权体现者的朝廷，只能在不妨碍豪强利益的限度内对他们行使着有限的控制。
为了巩固东汉政权，为了恢复农村秩序，建武十五年（39年），光武帝下令“度田”，清丈全国的土地。清丈土地，一是为了核实田赋的征收，检举有田而不纳税的大地主、大商人；二是没收大地主、大商人手里一些土地，分配给无地的士兵和贫苦农民。这一政策，显然侵犯了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因而遭到了强烈反对，特别是洛阳附近的新贵和南阳的皇亲国戚。地方官员自然得罪不起这些豪强，只好袒护他们，把负担转嫁给中小地主和贫苦农民身上。
度田不实，中小地主和贫苦农民不满意，大地主大商人也有意见。于是，生活基础最差、抗风险能力最差的中小地主和贫苦农民发生了普遍的叛乱，地方豪强大族也趁机加入。这次叛乱遍及全国大部分地区，曾是西汉农民起义军发源地的山东、河北、苏北等地，反抗尤为剧烈。光武帝刘秀发现问题，果断解决。当然，他同州郡官一样，也不敢查问豪强。他严查了大司徒欧阳歙任汝南太守时贪赃一千余万钱、查田不实的罪行，并以同样罪名处死了河南尹及郡太守等十余人，表示出对贪赃枉法官员惩处的决心；同时，他采用分化农民起义军的方法，平息了农民起义。从此以后，东汉王朝向豪强势力完全屈服，不再检查垦田与户口的实数。
像度田这样的调整土地分配关系的政策本是新朝建立之初的正常措施，隐瞒和反隐瞒两种倾向的斗争现象也长期存在。但像东汉初年引起的大规模起义者，在中国历史上实属罕见。它说明在东汉初期，豪强地主的势力特别强大，他们有与东汉中央相抗衡的政治力量。在争夺人口和土地问题上，中央与豪强地主存在根本的分歧，所以，从一开始，东汉王朝的统治基础就是不稳固的，这为以后中国的大分裂埋下了祸根。虽然社会矛盾问题重重，东汉政权还是能够保持基本稳定。究其原因，主要是大乱之后的中原，人口大量死亡，土地抛荒，农民有田可种，暂时缓解了土地兼并的矛盾。名义上，光武帝统一了全国。事实上，当时的中国，到处都是孤儿、寡妇和残疾人等。人口数量和质量比西汉全盛时期已相去甚远。
自公元26年到38年，光武帝连续颁布释放奴婢和禁止伤害奴婢的诏令。这些诏令的实行，一方面是与地方豪强争夺人口，另一方面体现出奴婢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弛，它使大批奴婢解除了人身束缚，重新回到土地上去。这一措施最初收到一些成效，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但后来，豪强地主蓄养奴婢的情况又有所抬头，在许多地方，奴婢的人数有增无减。除关注土地和奴婢问题外，光武帝还采取了安定社会、加强中央集权的一系列措施，如加强对官吏的法律监督、限制外戚势力、削弱“三公”的权力、提高尚书令的权力等等。在光武帝的辛苦经营之下，东汉社会呈现少有的繁荣与安宁，史称为“光武中兴”。
内外倾轧
光武帝之后，明帝、章帝继续执行光武帝时期的政策，东汉社会保持着相对的稳定与缓慢的发展。但是，在安定局面的背后，是地主贵族的无穷奢侈和老百姓生活的艰辛。到汉和帝时期，随着皇帝的怠政和豪强地主势力的扩张，许多社会矛盾逐渐暴露出来，开始走向了下坡路。
和帝和安帝时代，社会矛盾开始激化，历经汉顺帝、桓帝，以至到灵帝时，东汉王朝就像一个浓血淋漓、满身烂疮的病人，已经病入膏肓。对东汉政权运行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在《秦汉史》一书中有极其精辟入理的分析：“具体的史实，就是在东汉社会后期，往往都是母后称制，外戚专权，宦官祸国。但这只是东汉政权腐败的表现，并不是腐败的原因。因为在东汉社会前期，在皇朝之中，也有母后、外戚、宦官，但是这些人并没有把持政权，并没有成为政坛上的要人，这是因为当时的政权还没有腐败。一个很浅显的道理，母后称制，就意味着英明的帝王的消失；而外戚、宦官等人登上历史舞台，就表明了一个政权已经落在了皇帝的亲戚和家奴的手中。所谓英明的帝王的消失，并不是指在一个皇朝内部，无缘无故的生出了许多的傻子或者白痴，而是在选定皇位的继承人的时候，有意的选定这些人做皇帝。因为只有这样，在皇帝的背后，才可以安稳的做一个太后。而只有太后能够坐在皇帝的背后，外戚才会由于裙带关系得势，从而专权，同时那些皇宫中的男女奴才才可能成为皇帝唯一可依赖，并利用与外戚对抗的力量”（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47—448页）。
东汉后期，是多灾多难的风雨飘摇时期。历史舞台上，轮番上演的是外族的叛乱，演绎着外戚与宦官争权的一幕幕血雨腥风的斗争，其间又夹杂着农民生死存亡的挣扎和随之而来的起义。东汉后期的政治，在统治阶级方面，基本上就是外戚、宦官两大集团附带着一个官僚集团的活动、冲突和变化。这三个集团在东汉前期先后发展起来。光武帝、明帝时皇权威猛，外戚、尤其是宦官，还不敢公然横行做恶。至章帝时改变光武、明帝的“严切”政治，外戚、宦官得到宽厚优待，开始作起恶来。
章帝死，和帝（十岁）继位，窦太后临朝称制。外戚窦宪总揽大权，是事实上的汉皇帝了。窦家大批徒党都得到升迁，最小的也是个县令。这些人搜刮民脂民膏给窦宪送礼报恩。窦家又豢养大批刺客，迫害正直不肯阿附的人，引起朝野不满。和帝与宦官郑众密谋，将窦宪及其徒党悉数下狱治罪。郑众因功封侯，宦官从此参与朝政。东汉政治更进入黑暗时期。和帝死，安帝继位，皇太后邓氏辅政，邓氏家族开始执掌实权。邓骘、邓悝、邓弘、邓闾皆为列侯。在大封外戚的同时，邓太后从窦家的失败里取得了一些经验，并用外戚与宦官，形式上不偏重外戚。因此，安帝的朝堂上，充斥了心理畸形变态的外戚和宦官。他们关注的不是如何把天下治理好，不是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不是扶正将倾之大厦，而是皇帝的脸色，
贿赂的数量和怎样享受、怎样鱼肉百姓，等等。安帝时，太子因阎皇后进谗言，被贬为济阴王。安帝死，阎皇后就和其兄阎显商议，拥立幼小的北乡侯为少帝，阎太后临朝，阎显辅政，尽杀安帝宠信的宦官。可惜好景不长，少帝病死，宦官孙程等19人发动宫廷政变，杀掉阎显及其同党，拥立济阴王为顺帝。孙程等人因为拥立有功而相继被封为侯，宦官势力又大进一步。当时有人把他们比喻为西汉的开国功臣韩信、彭越，期盼重扬大汉雄风。但是，他们同样是一群狗仗人势的奴才，压榨百姓，鱼肉乡里。
阳嘉四年（135年），汉顺帝任命皇后的父亲梁商为大将军执政。梁商死后，其子梁冀继任大将军执政。梁冀，一个不学无术的花花公子，一个无才无德的纨绔子弟，却世袭了大将军执政的高位，这又比西汉末年王氏家族的专权好到哪里去呢？三年后，顺帝死，年仅两岁的冲帝继位，于是梁太后临朝听政，其兄梁冀掌握实权。一年后，冲帝死，梁太后和梁冀共谋迎立年仅八岁的质帝，梁氏仍然把持朝政。八岁的质帝，年幼而聪明，他已经认出梁冀是一个“跋扈将军”。不到一年，质帝就一命呜呼了。当然，这是“跋扈将军”所精心导演的一场把戏。接着，梁太后和梁冀又拥立他们正准备选为妹夫的蠡吾侯，是为桓帝。桓帝继位后，就娶了梁冀的另一个妹妹为皇后。
梁冀权势熏天，远在桓帝之上。外官任职考述，都要先到梁家求见谢恩，然后才敢去官衙报到。吴树任县令时，曾拒绝梁冀的嘱托，秉公执法，诛杀了辖境内贪残害民的梁氏宾客。梁冀怀恨在心，伺机报复。机会终于来了。吴树升任荆州刺史，赴任前到梁府辞行时，梁冀竟然用毒酒款待，使得他一出门就死在了车上。梁冀在政治上无法无天，在生活上奢华无度。各地贡献皇帝的珍异贡品，上等的都先送到梁府，其次的才给皇帝享用。他大肆修建豪宅，像皇宫一样富丽堂皇，又在都城附近开辟猎场，逶迤千里。在河南城西边设置兔苑养兔，周围绵延数十里，征发吏役修建了几年才得以完成。在他把持朝政二十多年里，梁氏一门前后有七人封侯，妇女七人封君，二人出任大将军执政，三位皇后，六位贵人，把外戚专权表演到极致。
150年，梁太后病重，不久死去；159年，梁皇后一命呜呼，这预示着梁冀的末日已为期不远。汉桓帝把握时机，利用上厕所之际悄悄与宦官唐衡商议，寻求颠覆梁氏家族之策。不久，汉桓帝和宦官单超、徐璜、具瑗等五人联手，共同铲除了梁冀和梁氏徒党自三公、九卿至州刺史数十人，斥逐次等徒党三百余人，朝官几乎空了。没收了梁冀及其徒党的家产，变卖所得，竟相当于东汉政府半年的租税收入。诛杀了梁冀，单超等五人自然成为有功之臣，他们获得多方赞誉，得到各种各样的奖赏。单超被封为新丰侯，徐璜等四人也都封侯，各食邑万户，侯览、赵忠等八人被封为乡侯，他们的宗族亲戚被分派到各地做官。这些人开始在地方作威作福，鱼肉百姓，同盗贼决无差别。侯览的哥哥侯参出任益州刺史时，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对辖区内家财富足的人诬陷罪名，抓来杀掉，然后没收其财产，装入自己的腰包。这些做法，遭到太尉杨秉的弹劾，在被押送到京城的途中，畏罪自杀。徐璜的侄儿徐宣求婚于李家，被拒绝后，他就率领吏卒到李家把姑娘抢走，用箭射死，把尸体埋于县衙内。当徐宣的暴行受到黄浮惩处的时候，徐璜却找汉桓帝告状，黄浮反而被判刑服苦役。自159年梁冀死后至167年年桓帝死，八九年间，宦官势力几乎达到独霸政权的地位。
桓帝死，十二岁的汉灵帝继位，窦太后临朝称制，其父窦武以大将军辅政。窦武联合太尉陈蕃等人，密谋诛杀宦官。窦太后却认为，宦官乃东汉旧制，不必弃而不用。在窦太后犹豫之时，宦官先发制人，发动宫廷政变，软禁窦太后，杀窦武、陈蕃等人。窦氏家族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朝政归于宦官。汉灵帝比桓帝更加昏庸，竟然把宦官比作自己的父母，常常说“张常侍是我的父亲，赵常侍是我的母亲”。到黄巾大起义爆发的时候，宦官和外戚依然在争权。综观以上史实，无论是外戚掌权，还是宦官掌权，朝政自上而下都是一片混乱。外戚与宦官的争夺，事实上就是一幕狗咬狗的事件，在相互厮咬之间，扰乱了东汉政局，把汉朝拖向绝境。
党锢之祸
宦官和外戚把持着选拔官吏的大权，他们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堵塞了士人做官的门路。当时，民间有这么一种说法：当选才学优秀的却没有文化，当选品德高尚的竟不供养父母，当选清贫纯洁的反比污泥秽浊，当选勇猛有帅才的竟胆小如鸡。在外戚、宦官的腐朽黑暗统治下，社会危机日益加深，东汉王朝濒临危境，一些有识之士深为忧虑。国家的命运和个人的前途同样渺茫，促使一部分官僚和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对当时的政局提出尖锐的批评，对不畏权势忧国忧民的官绅则加以表扬，士人阶层逐渐形成“清议”之风——太学生及名士们通过清议表达他们关心社会、参与政治的热情。
在反宦官专权的斗争中，一批不畏强暴的正直官吏利用手中的权力，直接惩治不法的宦官权贵，李膺、陈蕃、王畅等“党人”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评议朝政，褒贬人物，公卿大夫竭力接待士人，希望免受恶评，州郡都有官学，太学生与州郡学生互通声气，形成一个全国范围的政治团体。宦官和他的徒党无论在宫内或在地方做官，都遭到猛烈的攻击。桓帝初年，司隶校尉李膺亲自带人到大宦官张让的家中搜查，把他的兄弟、罪大恶极的张朔抓获，绳之以法。李膺等正直官吏对宦官势力的打击，遭遇宦官集团的疯狂反扑，官僚士大夫、太学生与宦官集团的矛盾迅速激化，并最终酿成“党锢之祸”。
第一次党锢之祸发生在166年，有个名叫张成的方术士，与宦官往来密切，甚至连汉桓帝也曾经召他去讲学。据说他推算到将要大赦，便唆使他的儿子杀人。李膺得知后，立即派人将他的儿子抓捕归案。这时，政府果然下大赦令，按例应该将罪人释放，可是张成平素结交宦官，作恶多端。李膺便不顾赦令，毅然将他的儿子处死，遭到宦官集团的诬陷，并进行疯狂报复。桓帝遂指李膺等200多人为党人，下狱治罪，受到百般折磨，逃脱的人亦受到通缉。这种伎俩，遭到了许多正义官僚的斥责和抵制。太尉陈蕃极力反对迫害党人，他拒绝审理李膺等人，坚决不在判处李膺的公文上签字，因而被罢免。与此同时，大将军窦武虽是桓帝的岳父，但反对迫害党人，并以辞职相威胁，李膺等人也在狱中展开积极的斗争。宦官虽然政治上有很大权力，但社会地位极低，精神上却感自卑。宦官中的某些子弟也在暗中接近士人，以获得士人们的一些礼遇为荣幸。因此，当李膺在狱中牵引出不少宦官亲眷时，宦官们害怕受到牵连，加之一向仰慕名士的外戚窦武的从中出面劝说，桓帝被迫赦免党人，但规定禁锢终身，不许再做官。
第一次党锢之祸后，党人的声望在全国空前高涨，许多人把改变社会的希望寄托到党人身上，并且以和党人结交为荣。像窦武那样的贵族，也要装出朴素生活的样子来接近党人。虽然党人的名单还没有被官府登记在案，而全国各地却给党人贯以各种称号加以表彰，有“三君”、“八俊”、“八顾”、“八友”等等。这些人互相激励，反抗宦官的呼声再度高涨。168年，桓帝死，灵帝继位。窦太后临朝，窦武掌朝政，窦武与陈蕃李膺合谋，欲除宦官之祸，不幸事泄。宦官杀窦武陈蕃，宦官权力达到了最高峰。宦官侯览在山阳郡的家属依仗权势，横行乡里，残害百姓。时任山阳郡东部督邮张俭便向朝廷告发，要求处置侯览。侯览则指使人告发张俭等结党营私，并且无限上纲上线，扩大打击面。灵帝依靠宦官，再次大兴党狱，李膺、杜密、范滂等一百多人惨死在狱中，禁锢六七百人。党人五服内亲属以及门生故吏凡有官职的全部免官禁锢，唯有张俭巧妙的躲过了宦官的追捕。这就是第二次党锢之祸，对士人的打击是惨重的，内外官职几乎全部被宦官集团占据了。
党锢之祸延续了近二十年，直到黄巾起义爆发。当时宦官们害怕黄巾起义的威力，有些暗中投降，愿做内应，有些则召还做地方官的子弟和党徒，准备退让。汉灵帝很孤独，质问宦官们，你们都说党人该杀该禁锢，但关键时刻还是这些党人为国家出力，而你们却和黄巾军通情，其实该杀的是你们。于是，下诏解除党锢。党锢之祸，使东汉社会损失了一大批优秀的知识分子，致使朝政腐败，社会毫无生机和活力。党锢之祸宣告了东汉社会已经病入膏肓。饱受宦官高压的士族阶级因此又得了势，借镇压黄巾起义的机会，纷纷组织武装，等待割据称雄时代的到来。
黄天当立
灵帝继位时，年仅十二岁，在一批奸佞小人的影响下，一心求财，花样翻新。他把国家的财政收入大量转为皇家私产，由宦官专门替他保管。他在河间老家买田地修住宅，似乎准备在万一当不成皇帝时，还可以回去作个土财主，真是贪婪、可恨、愚蠢、可怜。178年，灵帝又公开张榜出卖官爵，郡守级官员二千万钱，县令级官员四百万钱，关内侯五百万钱，如果按照资历应当升迁的，就出半价或三分之一。家资富裕的先交钱，交不起的还允许赊欠，到任后加倍交纳。对于国家最高级官吏三公九卿，灵帝大概觉得不便公开标价出卖，便通过左右亲信私下交易，以掩人耳目，事实上也有价钱，公千万钱，卿五百万钱。这些官吏的品级更高而价格却不高，主要是因为中央官吏实际搜刮的门路比地方官吏要少一些。定价之外，又看求官人身份及财产随时加减。如名士崔烈半价买得一个司徒做，宦官曹腾（桓帝宦官）的养子曹嵩（曹操父）家极富饶，买太尉出钱一万万，比定价贵十倍。买官卖官后来竟发展到所有的官吏升迁调动，都要先讲好价钱才去上任。往往是，一个官上任不久，另一新官又去上任，州郡官一个月内甚至替换好几次。官怕损失本钱又要大获利钱，一到任便如狼似虎的搜刮，刻不容缓。人民被迫“寒不敢衣，饥不敢食”，贱价卖出自己仅有的一点谷物，让新官一到就得钱，以保全一家人性命。更奇怪的是，有些人不肯贪赃枉法，请求不去做官，竟然被强迫派去。比如，当时新任巨鹿郡太守司马直是著名的清官，因而特别减价，只收他三百万钱。得到诏书后，司马直很不痛快，他不愿意做这种事情。于是，他想以请假为名，不去上任，但却得不到批准。没有办法，他只好勉强答应。走在路上，他越想越气愤。于是他上书皇帝，在援经据典、抨击时弊后，服毒自杀。
灵帝时，宦官的权势达到顶峰已如前述。在党锢之祸中受封的有一大批宦官，如王甫、曹节等人。这群残废之人，大都没有什么远见卓识，只是一些鼠目寸光的家伙，他们一旦得势，只知道搜刮民脂民膏，只知道中饱私囊，只知道残害百姓，只知道阿谀奉承。在这帮奴才统治之下，社会一片黑暗。不仅如此，他们看到太学的学生不可靠，一律禁锢不用，而是另设鸿都门学，培养自己的走狗。另外，他们又窃取兵权，组织武装。从训练爪牙、训练武装来说，灵帝时期的宦官已经比他们的前辈高明了许多。也因为如此，当时的东汉已经成为匪类的天下；当时的洛阳，已经成为匪类的窟穴。
上自皇帝，下自宦官、外戚和公卿大臣，都变成百般搜刮百姓、聚敛财富的高手。广大平民的生活就可想而知了。他们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过着如牛如马一样悲惨、下贱的生活，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据史载，在河内、河南这两个地区，发生了妇女吃自己的丈夫、丈夫吃自己的妻子的可怕现象。黄巾军大起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爆发的。
黄巾大起义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准备的农民起义，这是它与秦末农民起义最大的不同。起义的另一鲜明特点就是利用宗教——太平道发动组织群众。太平道是早期道教的一支，大约产生在东汉中期。从现存的《太平经》的内容看，太平道主要宣扬宗教唯心主义思想和阶级调和理论，中间还夹杂了一些阴阳五行思想和巫术杂语。这些都对封建统治有利，因而传播太平道被统治者认为是合法的。不过，太平道中也有一些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有其合理的一面，比如它所宣扬平等观念和对封建统治者无限制横征暴敛的指责，对劳动人民表示了一定的同情，这使得在无边苦海中饱受煎熬的农民得到了一些精神安慰和寄托。杰出的农民起义领袖张角，就是巧妙地利用太平道中的积极思想成分，发动组织群众，从而促成了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
张角，冀州巨鹿（今河北平乡西）人。他与弟弟张宝、张梁通过传播太平道，向广大群众做了长期的思想动员和组织训练。张角自称“大贤良师”，传道的手段就是治病，具体办法是，让病人在他面前跪拜，倾吐内心的烦恼，以消除郁闷，解除痛苦；然后喝经过画符念咒——可能放了某些药的神水。张角用这种近乎神秘的巫医结合的方式，成功地治愈了许多人。于是，一传十，十传百，张角治病灵验的消息越传越广，越传越神，人们就从四面八方纷纷投奔张角。
当然，我们要明白，任何时代的农民暴动都不能用一杯符水灌出来，也不能用几句咒语咒出来，只有饥饿和杀人的政治才能把它唤出来。同样，黄巾大起义也不是张角用魔术煽动起来的。如果没有饥饿的流民，如果没有杀人的政治，那么张角的符水和咒语统统都不会起任何作用。事实是，在张角组织太平教之前，即在东汉社会后期，许多地方的农民都开始了暴动。当然这个时候的暴动都是零散的，他们各不相属，各自为政，没有形成太大的气候。张角明白，没有组织的农民暴动注定要被政府绞杀。因而，他派出八个得力助手，以传教为名，组织发动百姓。经过十余年的努力，张角把入教的群体进行统一编制，分为三十六方，听从他的统一指挥。
张角认为起义的时机逐渐成熟，就宣布了起义的口号：“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苍天”，指的是东汉政权；“黄天”，指的是农民政权；“甲子”，指的是当年的三月初五。张角巧妙地利用民间历法，在起义口号中，不但隐含了起义的时间和目的，而且比较隐晦，就连东汉政府听到之后，都没有起疑心。接着，张角到处派人在京城和州郡官府的墙壁上，书写上“甲子”两个字。为了更加稳妥起见，组织者之一马元义又常常去都城探听官府的动静，并且收买了宦官徐奉等人，让他们与农民起义军里应外合，攻打官府。万事具备，只欠东风——甲子这一天的到来。但是，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农民起义内部却出现了一个叫唐周的叛徒。他把起义的日期、一些教众的姓名和里应外合的全部秘密，作为投降的礼物，全部报告给官府。于是，官府把马元义、宫廷的卫士等张角的同党，约有1000多人捕杀。张角当即立断，迅速采取措施。在灯光之下，他一连写了36封檄文，派人快马加鞭地送到各个分部，约定于檄文到达之日立即起义。太阳出来了。巨鹿的上空，飘起了三面大旗，一面写着“天公将军”（张角），一面写着“地公将军”（张宝），一面写着“人公将军”（张梁）。号角吹起，杀声震天，黄巾大起义爆发了，并迅速推向全国。这个消息传到洛阳，京师震动，统治阶级慌了手脚，迅速调集五校、三河的骑士，募集新兵四万余人，命令皇甫嵩和朱各率一支，前去镇压农民军。朱的官军刚刚进至颖川境内，就被波才的军队杀得大败，急忙撤退到长社（今河南嵩县东北）与皇甫嵩的军队会合。由于农民起义军缺乏作战经验，把军队扎到草丛中，被皇甫嵩纵火烧了营地。朱乘机强攻，波才的军队招架不住，转胜为败。皇甫嵩率军乘胜向汝南出发；朱的大军挥师南阳，他们一路屠杀了农民军十余万人。同时，卢植、董卓带领官军，直接扑向张角的黄巾军，围困巨鹿城达数月之久，始终未能攻破城池。其间，张角不幸病逝，黄巾军由张梁率领，与官军继续对抗。皇甫嵩也加入到攻城的行列，巨鹿城最终告破，张梁战死。不久，张宝也被他们联合镇压，无数农民军惨遭屠杀。黄巾军的主力虽然被消灭了，但是农民起义的熊熊烈火并没有被扑灭，许多地区的黄巾军依旧在坚持斗争，有冀州黑山军、西河白波军、青徐黄巾军、益州黄巾军、汉中起义军等等。从张角领导发动的黄巾大起义，到后期持续三十多年的各地反抗斗争，沉重地打击了东汉皇朝的统治，横扫了世家大族。黄巾大起义组织严密，口号统一，有明确的政治纲领。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创举，为以后的农民起义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农民起义被镇压下去后，并没有带来东汉政权的巩固，倒使地方军阀割据势力逐渐坐大，军阀与外戚、宦官展开权力争夺，皇室倒成为名存实亡的空架子。189年，汉灵帝死后，其子刘辩继位，是为汉少帝，何太后与其兄何进掌权。此时，宦官的势力仍然很大，尤其是担任上军都尉的宦官蹇硕控制着朝廷重兵，其权势在何进之上。何进非常憎恨宦官，在中军都尉袁绍的帮助下，除掉了蹇硕。趁此时机，他还想诛杀所有的宦官。可是事与愿违，想诛杀宦官的人反而被宦官所杀。听到这个消息，袁绍立即率领军队攻进皇宫，将两千余名宦官，杀得一个不留。董卓引兵到洛阳，逐走袁绍，废少帝，杀何太后，立汉献帝。东汉中期以来祸国殃民的外戚与宦官的斗争，虽然以双方的同归于尽告一段落，但东汉的象征中央集权的朝廷实际上已经消灭，豪强们便公开进行着疯狂的武装混战，割据一方，黑暗的东汉后期开始转入了社会空前大破坏的分裂期。
鼎足三国
董卓引兵洛阳，逐走袁绍，废汉少帝刘辩，杀何太后，立汉献帝刘协。在朝廷上，董卓专横跋扈，为所欲为，完全不顾群臣的意见，众大臣敢怒不敢言。他放纵军队，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这种倒行逆施的行为，引起了人们普遍的愤慨。各地州牧郡守遂共同拥立袁绍为盟主，各拥兵数万人，结成关东同盟军，从北、东、西三个方向对洛阳形成包围之势。面对同盟军的威胁，董卓感到洛阳难以继续维持，便决定迁都长安，并强迫洛阳的几十万百姓一同西迁。迁都长安以后，董卓依然不思悔过，一意孤行，引起大臣的强烈不满。192年，王允收买吕布，杀死董卓，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董卓死后，部下开始了新的权力争夺。曹操就是在这场群雄逐鹿和兼并战争中脱颖而出的。
曹操，字孟德，沛国谯县人，父亲曹嵩是汉末大宦官曹腾的养子。在讨伐董卓的盟军之中，就有曹操所带领的五千人的军队。盟军解体后，曹操因与袁绍不合，领兵到濮阳地区发展自己的势力。192年，曹操收编了活动在这一带的黄巾军和一些豪强地主的武装，实力大增。接着，他又扫除了东面陶谦的威胁，稳定了兖州的统治。196年，两件大事改变了曹操的命运。第一件就是迎接汉献帝到许昌，曹操开始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生涯。第二件他在军中推行屯田制以解决军粮问题。在当时的军阀混战中，军粮已经成为困扰各路大军的头等大事，不少割据势力，不是被敌人打败，而是因粮食短缺而不攻自破。对此，曹操深有体会，他以军事为手段，将流民编制起来，耕种无主荒地，收获物一部分上交政府，一部分留做己用。这样，即解决了流民问题，又解决了粮食问题，可谓一举两得。从196到199这几年里，曹操的势力获得迅猛的发展。此时曹操的主要对手，西面有张秀，南面有袁术，东面有吕布。他采取先弱后强、各个击破的方针，首先接受了张秀的投降，接着征讨袁术，最后消灭了吕布。在官渡之战中，曹操以少胜多，击败袁绍，统一了北方。
三分天下而有其一的另外一个英雄就是刘备。刘备，字玄德，诼郡涿县人，西汉景帝子中山靖王刘胜之后。刘备早年丧父，家境贫寒，与母亲一起艰难度日。黄巾大起义爆发后，刘备率部追随官军参与镇压起义。军阀混战中，刘备先后依附公孙瓒、陶谦、吕布、曹操、袁绍、刘表等，始终没有固定的地盘，没有能够组建一支强大的军队，也没有明确的作战思想和目的，只是在混战中四处流亡，朝秦暮楚，地盘多次得而复失，军队多次聚而复散，但他始终不甘心寄人篱下，始终梦想有朝一日能够建立自己的功业。他的这一愿意终于因为有了诸葛亮而得以实现。孙坚，吴郡富春人。黄巾起义爆发后，孙坚追随刽子手朱镇压农民军。在讨伐董卓的盟军之中，孙坚是最坚决的拥护者。后来，袁术派孙坚攻打刘表，被刘表部将所杀。孙坚之后，他的十余岁长子孙策，广泛结交豪杰，继承了他的事业。在袁术的手下，怀有一腔抱负的孙策却没有得到重用，因而开始有了离心倾向。占领江东之后，在众豪杰的支持下，孙策宣布正式脱离袁术的控制，拥护汉献帝，事实上也就是拥护曹操。在与袁绍相持于官渡之时，曹操为了避免孙策乘机渡江北上，主动与他联姻，加以笼络，因而成为官渡之战的大赢家。此时，正当孙策想要施展宏图抱负的时候，被刺客暗杀。临死前，他一再嘱托亲信，好好辅佐弟弟孙权。孙权，字仲谋，孙坚次子。此后，他在江东地区建立了完善的统治机构，平定山越，消除了江东内部的不安定因素，稳定了大后方。
曹操基本统一北方之后，开始统一南方的征战，要统一江南，就必须先控制荆州进而巩固江东，以完成对江南的统一。这也是孙策、孙权的既定方针。同时的刘备投奔刘表后，利用荆州之地招募丁壮，补充军队，拉拢当地豪强，势力也逐渐壮大起来。于是，荆州成为曹、孙、刘三方争夺的焦点。208年秋，曹操率领20万大军，号称80万，南征荆州。8月，刘表病死，没有主见、软弱的刘琮袭职，在曹操大军压境之时，在部下的怂恿下，他立即投降了曹操。听到这个消息，刘备自知力量不足以抵抗曹军，于是率领自己的军队，南下逃跑。为了各自的生存，为了阻挡曹操统一全国，刘备和孙权联合起来。于是，在赤壁，20万曹军和五万孙刘联军上演了我国历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赤壁之战。赤壁之战，使得曹操一举统一江南的梦想破灭，被迫退回长江以北地区，长江成为三国鼎立的天然屏障。孙权偏安江南，刘备割据西蜀，成三足鼎立之势，中国历史进入了“三国时代”。它们各自发展自己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表面上承认汉献帝是天下共主，实际上是三个独立的王国，东汉王朝就在三国鼎立的局面下寿终正寝了。220年，曹丕称帝，国号魏，废汉献帝，东汉王朝正式灭亡。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国号汉。229年，孙权称帝，国号吴，三国鼎立最终完成。在东汉前期，作为中央集权体现者的朝廷，对豪强势力还有一定程度的抑制力。汉和帝时，朝廷向豪强让步，废除盐铁专卖，下层豪强的财力大为增加，他们要求分享权利。他们分别在朝廷中寻找代理人，来实行对朝廷的控制。这样，外戚与宦官两个集团，为争夺对朝廷的控制权而展开激烈的斗争。这种斗争一直延续到东汉未年，以两败俱伤而告结束。豪强武装镇压了黄巾军，同时也对中央集权的依附越来越弱，进行疯狂地大混战。向来是经济文化中心的黄河流域，遭受毁灭性的破坏，户口骤减，十不存一。曹操的诗写道：“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十室不余一，念之断人肠。”东汉末年的战乱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大破坏，是东汉二百年豪强统治的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