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国军的编制序列中，历史上曾先后出现过3个第69军。
一、北洋军“五省联”一部组成的第69军
阮肇昌第69军
该军前身是北洋军阀孙传芳所属“五省联军”江苏陆军第6师和皖军第3混成旅。1927年3月，国民革命军北伐到达苏、皖境内时，江苏陆军陈调元部第6师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37军；皖军第3混成旅王普部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27军。1929年，第37、第27军依次缩编为第55、第57师。1930年，编入陈调元的第1路军。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党军队进行统一整编时，将第55、第57师和编为第69军。阮肇昌任军长，李松山任副军长，隶属第8集团军。下辖：第55师，李松山兼任师长；第57师，阮肇昌兼任师长。该军编成后，即参加了淞沪会战。在此次会战中，该军伤亡严重，无力补充兵员。战后，该军番号被撤消。第57师后归大名鼎鼎的74军，成为抗战虎贲军，常德一战流芳千古。55师后归94军.后改隶第18军，一样在抗战中立下殊勋。。
阮肇昌军长（1890--1982）字绍文，云南昆明人，陆军中将。
保定通国陆军速成学堂第一期步科、陆军大学第三期毕业。阮肇昌虽然是北洋将领出身，但在南京国民政府也深得重用，与主持军委会的何应钦白崇禧关系良好。
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生于云南昆明，早年入保定通国陆军速成学堂第一期步科第三学生队，毕业后考入陆军预备大学堂（即陆军大学第三期），1913年10月13日任湖北都督府参谋长，1920年1月1日授予陆军少将，同年任陆军大学教育长，1922年8月27日加陆军中将衔，1925年任暂编陆军第五师参谋长，1926年任五省联军第十五师师长。
1927年加入国民革命军，任第三十七军参谋长，1928年2月任第一集团军第二军团参谋长，同年11月13日任参谋本部第二厅中将厅长，1929年5月18日任山东省政府委员，7月任济南市市长，1930年9月任第五十五师中将师长，1934年1月任第五十七师中将师长，1935年4月10日叙任陆军中将，1936年7月9日授予国民革命軍誓师十周年纪念勋章，1937年8月31日任第六十九军军长兼第五十七师师长，1938年2月16日任军训部中将步兵监，1939年12月7日晋任军训部中将次长，1942年6月1日调任陆军大学中将教育长，1943年8月任参谋总长办公室中将主任，1945年任军事委员会驻滇参谋团副团长，1946年10月10日退为备役，当选国大代表。
云南解放后任云南省人民政府参事，民革云南省委委员。
1982年9月26日在昆明病逝。
“八一三淞沪抗战”中，从宋瑞柯的《八一三淞沪抗战纪实》文章可知，当时，国民政府将附近能调动的军队基本上都调动了，连当时为数不多的空军，都长途飞沪夜袭敌舰，此战，国民革命军投入了近70万兵力。
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率87师、88师、钟松独立第2旅;苏浙边区司令张发奎率阮肇昌57师、李松山55师、陈勉吾独立第20旅；原驻浙江的刘和鼎56师、杨步飞61师;罗卓英18军第11、14、67、98师共4个师;原驻河南商丘的第6师、原驻徐州的胡宗南第1军第1、78师共2个师;俞济时58师、王耀武51师; 杨森的20军杨汉域133师、杨汉忠134师共2个师; 廖磊的第21集团军韦云淞48军、叶肇66军；原驻浙北浦东的陶广62师、张銮基独立45旅、陈安宝79师; 原驻豫北的吴克仁67军；第3师、14师、15师、16师、36师、46师、67师、159师、160师、税警总团（辖4个团，当时孙立人为第4团团长）以及教导总队周振强第1旅等等。
当时中国军队以劣势之装备，面对日军的飞机、大炮、军舰、毒气，付出了伤亡近30万人的代价;后来的中国抗日名将孙立人就是在此次战役中负重伤，要不是财大气粗的宋子文化费重金送孙立人到香港治疗，孙立人早就没了，何谈以后的缅甸大反攻？而又是多少与孙立人一样遭遇的人牺牲在这次战役中！
在嘉兴的阮肇昌之57师第169旅以火车运至上海龙华
57师169旅中午到达龙华，已令其推进至徐家汇，沿虹桥路至部局、苗树之线。
张发奎的第8集团军，则以57师114旅之337团及1个山炮营，于8月14日在浦东将300多敌人压缩到三井码头、日华纱厂一带。为防止敌在浦东白龙港一带登陆，第55师、57师于8月15日进至该地区布防。 8月13、14两天，正值台风到达上海附近地区，敌陆战队即在南面的上风放火，烧着了大片民房，以阻止杨树浦以北与八字桥、广中路一带我国军队的进攻。经两天的激战后，双方形成对峙。敌则固守待援。
二、第181师、新编第6师等部组成的第69军
石友三第69军
该军前身是河北地方保安团队和河北民军。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党军队进行统一整编时，以冀北保安司令部3个保安团组成第181师；1938年1月以高树勋领导的河北民军编为新编第6师。1938年3月第181师与新编第69师等部合编为第69军，隶属第10军团。石友三任军长，王清翰任副军长。下辖：
第181师，石友三兼任师长；
新编第6师，高树勋任师长；
骑兵第9师，郑大章任师长。
该军组成后，先后参加了徐州会战、豫鲁皖边地区作战等。1939年冬，将该军改隶冀察战区时进行编制调整，将原辖骑兵第9师调归第77军建制，另将独立第13旅、新编第4旅调归该军。此次整编后，该军参加了冬季攻势作战。
在此期间，该军在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参加了进攻八路军第129师的作战。在卫东战役中，该军独立第13旅大部被歼灭后该旅番号撤消，残部经收容整理后改编为新编第3旅。1940年4月，该军隶属第39集团军，石友三升任集团军总司令兼第69军军长，王清翰任副军长。此时，该军下辖：
第181师，张雨亭任师长；
新编第6师，高树勋任师长；
新编第3旅，黄祯泰任旅长；
新编第4旅，孟昭进任旅长。
1940年夏，该军由河北移防鲁西南担任游击任务。同年12月，军长石友三勾结日寇，阴谋投敌叛国时，被新编第6师师长高树勋诱捕活埋。
1941年1月，国民党进行整编时，该军扩编为第69军和新编第8军两个军。其中，以第181师和新组建的暂编第28师和编，继续保留第69军番号，毕泽宇任军长兼察哈尔省政府主席，米文和、王清翰人副军长。下辖：
第181师，张雨亭任师长；
暂编第28师，米文和兼任师长。
1942年春，毕泽宇被免职，由米文和任军长，朱明轩任副军长，隶属第39集团军。辖
第181师，张雨亭任师长；
暂编第28师，米文和兼任师长。
同年，该军先后在鲁西、皖北、豫北边界地区进行游击作战。
1943年3月，该军调往鄂西，归第2集团军指挥，先后参加了鄂西会战和常德会战。在常德会战后，该军撤至湖北枣阳一带担任守备任务。1945年3月，该军隶属国民政府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直辖，由第5战区代指挥，参加了豫西鄂北会战。抗日战争胜利后，该军番号被裁减，所辖第181师改隶第55军，暂编第28师被裁减。
1945年底,69军改编为整181师,后缩编为整编第五十五师第一八一旅，后改称55军第一八一师。师长米文和。
第69军教导师成立于1940年2月，师长石友信，参谋长董守飞，政治部主任黄英奇，辖第1团（团长李子安）和第2团（团长段海洲）。该师由第69军特务旅（旅长石友信）改称，该旅源自1937年9月成立的第181师学兵队，1938年7月扩编为第69军教导总队（总队长石友三兼），1939年9月与第69军特务团（团长陈邦治，1937年9月由原冀北保安司令部直属部队合编）改编为特务旅。
1940年5月，教导师扩编为两旅四团制。原教导师所属之两团编为第1旅（旅长段海洲），辖第1团（团长张西铎）和第2团（团长段海洲兼）。调暂编第3师补充团（团长文大可，1939年3月由招募之冀籍新兵编组）扩编为第2旅（副师长兼旅长文大可），辖第3团（团长方锡林）和第4团（团长郭汶珩）。
1940年12月3日，第39集团军总司令石友三被部属新编第8军军长高树勋逮捕活埋。4日，教导师师长石友信也于军部驻地为总参议毕泽宇派人逮捕枪决。此时第1旅由旅长段海洲率领脱离建制开赴山东，此后几经演变于1943年8月改编为第33师（师长段海洲）。该师于1949年12月在中越边境覆没。
教导师所余部队由毕泽宇以第69军军长的身份任命文大可担任师长，第2旅旅部撤消，师直辖两团。1941年11月3日，毕泽宇及教导师被日军包围于甄城，毕在师长文大可的鼓动下投降日军。其中第2团（原第4团）拒绝投降并突围成功，后并入第181师。第2旅旅部及第1团（原第3团）被日军改编为汪伪政府所属之暂编第31师，以文大可任师长，辖两个旅。军长毕泽宇因未被安排实职，旋脱离部队返回国统区，但因第69军军长已由米文和代理，毕无法返回部队，就此离队赋闲。
伪暂编第31师成立后成驻朝城。1943年7月因遭到新四军重创被撤消番号，残余部队改编为地方守备队，文大可被免职，后于1950年被逮捕枪决
69军孟昭进“中国民众抗日义勇军”济南抗战
对于我们来说,历史上的今天,也就是8月15日,是个不寻常的日子,值得永远铭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8年抗战,终于取得胜利。而1938年的8月15日,也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那一天,一支英勇的抗日队伍曾血战济南。正是这场战役,开创了抗日战争初期,地方游击部队攻打大城市的先例。
为配合保卫武汉
73年前,济南打响一场突击战
1938年8月13日早上,沦陷于日寇铁蹄下的济南市郊突然杀声四起,枪炮轰鸣,一支抗日游击队向济南老城发起冲锋。进攻济南的这支抗日武装名为“中国民众抗日义勇军”,领导人是曾任冯玉祥将军参谋的抗日爱国志士孟昭进。
其实这场战役是为了配合保卫武汉而打响的。1938年6月,日军向武汉发起了疯狂进攻。在此危急时刻,为了抗击日军,国民党武汉大本营指令全国军队,在8月13日这一天,全面对日进攻,并要求各部队采取各种手段,杀伤敌人,破坏其交通运输,以解武汉之围。
国民党山东省第六行政公署督察专员,保安司令兼聊城县县长范筑先与69军军长石友三等在聊城举行军事会议,决定进攻日军重兵把守的济南。
69军将电令转发给孟昭进,命令其率部进攻济南,破坏铁路桥梁,断其交通运输,牵制敌人,配合武汉保卫战。
接到命令后,孟昭进立即与八路军第三支队召开联合军事会议,决定对济南发动一次突袭。此次突袭兵力以抗日义勇军为主,八路军第三支队派一个加强营的部队进行支援。另外几支部队及民众负责破坏胶济铁路线等。此次战役的指挥部设在千佛山上。
送水、送饭、救伤员
战斗中,济南人民立了大功
8月12日夜,各参战部队冒着倾盆大雨秘密进入预定的攻击位置。次日11时,战斗首先在济南东关打响,营长江兆明率部队攻入东圩门,消灭了东关之敌后,打开了东门。
同时,营长王德五指挥部队歼灭南关敌人后,从南门杀进城里,在院东大街(今泉城路院前街至县西巷一带)与日军主力遭遇,双方展开了激烈交火,日军的坦克从西门大街(今泉城路西段)赶来增援,在千佛山上指挥作战的孟昭进见状,立即令预备队警卫二营下山,从南门、西关发起进攻,支援王德五。
下午2时,在西路进攻的张复乾团、宋京山团在杆石桥附近也与敌人展开了激战。冲入城里的各路义勇军与敌人展开巷战,一时之间,济南城内枪声震天,处处火起,烟雾升腾。战斗中,营长王凤昆等百余名战士牺牲。
配合义勇军的八路军三支队加强营在营长林青率领下,在王舍人庄冷水沟、郭店与敌人激战一下午,破坏铁路并一度占领卧牛山、板桥、黄台车站。当时,一些鬼子正在河中洗澡,八路军战士迅速冲到河边,将鬼子打了个措手不及。
范筑先的部队也参加了此次战役,并动员了上万名民工,破坏了济南至德州的铁路线,使日军的交通陷于瘫痪。其第三支队攻至济南西郊张庄机场,第十支队一团和机枪营占领了西郊大槐树。
战役中,聊城青年抗日挺进大队在齐河县坡赵庄遭到敌人袭击,范筑先次子、抗日挺进队队长范树民等27人壮烈牺牲。
攻入济南老城区的部队战斗到敌我双方形成对峙之时,各攻击部队团、营长先后到千佛山向孟昭进汇报战情。孟昭进令部队撤退一段距离,整修工事,稍事休息,以利第二天继续战斗。战斗中,义勇军得到了广大济南市民的大力支援,有的送水送饭,有的救护伤员,有的把门板桌椅等家具抬到大街上给日军设置障碍。
与此同时,后方部队在胶济铁路的龙山车站至大临池100多公里的铁路线上掀翻了多处路轨,炸毁了20余座大小桥梁,铁路沿线电线被剪,线杆被拉倒,使胶济铁路陷于瘫痪状态,日军的补给运输受到严重的影响。
8月14日早上10时左右,日军飞机开始进行低空侦察,对板桥、东关、千佛山附近扫射轰炸,义勇军各部队沉着应战。中午时分,日军的坦克、汽车兵分两路,从商埠向普利门、西门发起进攻,因义勇军没有重武器,又缺乏弹药,各部队便分散行动,隐蔽打击敌人,日军捕捉不到战斗对象和固定目标,又没有力量在街道胡同中周旋,只好在马路上来回扫射,制造恐怖气氛。第二天的战斗就这样在半战半休中度过。
地方游击部队攻打大城市
这场突击战打响了头一炮
8月15日,日军调集了增援部队,在炮火掩护下,日军从商埠直扑西关、南关,在敌众我寡,实力悬殊,而我战斗目的已经完成的情况下,为避免更大的伤亡,孟昭进命令部队撤出战斗。
这时,天空忽降大雨,各参战部队利用这个有利时机,迅速集结,撤出济南城。江兆明营、王德五营从东舍坊门(今泺源大街山东新闻大厦附近)沿大小山沟撤向张家山方向；张复乾团由杆石桥以南撤向兴隆山东南方向；孟昭进率指挥部、工兵营、警卫营与宋京山团撤向八里洼,沿锦绣川东去。
历经3昼夜激战,此次战役共歼灭日军500余人、伪军500余名。此战还开创了抗日战争初期,地方游击部队攻打大城市的先例。
战斗结束后,邹平、齐东、章丘的政府机关、学校、人民群众纷纷到部队慰问,举行庆祝大会。69军转来了大后方各部祝贺济南战斗胜利的电文。《大公报》、《中央日报》、《新民报》、《民国日报》等报纸都以头条新闻报道了济南攻击战的消息。国民党抗战大本营对孟昭进率领的抗日义勇军在全国军队中进行通令嘉奖,并犒赏部队奖金2万元,子弹10万发。
卫东战役 -
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第39集团军石友三部在平汉路(北平至汉口)以东向冀南、冀鲁豫根据地八路军进
卫东战役
攻。为了粉碎其进攻，第129师根据八路军总部命令，决定集中冀中、冀南、冀鲁豫军区共17个团，在平汉路以东发动卫东战役。遂以冀鲁豫支队为豫北支队，由清丰以南向东进攻柳格集、黄城地区石友三部；以先遣纵队、筑先纵队为鲁西北支队，消灭冠县地区高树勋部，向东发展进攻；冀南军区各地方部队，以游击战控制卫河渡口，策应卫河东作战；以第115师独立旅和挺进纵队第5支队为鲁西支队，消灭濮县，观城，范县等地高树勋部，尔后协同豫北支队由东、西两面围歼石友三部，并以一部兵力控制卫河渡口，防止顽军向西撤逃，以冀中、冀南军区部队为中央纵队，与鲁西支队共同消灭石友三，高树勋部。3月4日1时，各进攻部队发起总攻，当即攻克濮县、观城、仙庄、六塔集、卫城集及其周围地区，俘顽军800余人，并在范县至观城以北击溃王金祥部1个团。高树勋部主力被迫退至东北庄、双庙集一带与石友三部靠拢。接着八路军从东、西、南三面向顽军展开猛攻，连克柳格集、东北庄、双庙集。5日夜，石，高部主力分数路南逃，八路军部队立即跟踪追击，在濮阳东和东南击溃其两个团，在东明附近又给以重大打击。11日，石、高率部撤至民权以东陇海路((连云港至宝鸡)两侧。15日，丁树本部南撤封邱一带。直南地区遂全部为八路军所控制。当八路军主力返回鲁西北时，石友三、丁树本部又在日军直接配合下进占东明城，企图向八路军进行反扑，重占直南。4月5日，丁树本部进至两门西北，石友三部进至徐镇、保安镇以东地区。6日，第129师冀鲁豫支队、冀中赵谭支队在两门西北小韩集一带给丁部以严重打击，将其击溃。丁树本率残部干余人逃往豫西。8日，东进纵队、冀鲁豫支队、冀中赵谭支队对石友三部发起猛攻，石部受重创逃往曹县、定陶地区。卫东战役结束。此役，八路军共毙伤俘顽军3600余人，击溃万余人，配合了平汉路西的反顽斗争。
石友三军长
1932年，石友三秘密离开山东，前往天津与土肥原贤二接洽，在日本支持下在河北东部组织军队。1933年5月，中日签订塘沽协定，石友三在日本支持下出任国民政府冀北保安司令。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石友三部编在宋哲元之下任一八一师师长。同年底，石友三任69军军长。后任第十军团总司令。
1938年，山东被日本占领后，石友三奉命留在敌后进行游击战。石友三为保存实力，遂转而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希望在其支持下确立对山东的控制，邓小平、杨秀峰曾到石友三部工作。同年底，升任39集团军司令。1939年4月，蒋以主政华北为条件，密令石友三反共，石友三的立场立刻转为彻底反共，要求所部官兵全部加入国民党，并与八路军不断发生冲突。1939年我党干部从石友三部撤出。不久，石友三被委任为察哈尔省主席。
1940年4月，石友三在冀南战斗中遭到八路军的毁灭性打击，遂转而投靠日军，在开封与日本驻军司令佐佐木签订互不侵犯协议，并准备在联合消灭八路军后向日军投降。石友三的结义兄弟、部下高树勋不愿做汉奸，遂密谋暗杀石友三。12月1日，高请石的老长官孙良诚以开会为名，邀请石友三前往濮阳，在会中将其绑架后用麻绳套住石友三的脖子活埋于黄河岸边。正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
冀南反击石友三战役
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2月，在抗日战争中，八路军第129师一部在河北省卫河以西巨击顽军石友三部的战役。
1940年1月，石友三部先后将第129师东进纵队两个连、青年纵队1个排包围缴械，并围攻东进纵队第3团及清江、清河两个县大队，将清河县大队大部消灭。为了自卫，第129师趁顽军朱怀冰部南撤、顽军高树勋部尚在卫河以东之际，决定集中冀南，冀鲁豫、冀中军区部队，歼灭顽军石友三部及孙良诚部于卫河以西地区。2月9日，石友三部秘密南逃。第129师立即命令参战部队追击与堵截。11日，青年纵队第771团、冀南军区特务团等部在清河以西之狼窝消灭孙良诚部1个团；东进纵队第2、第3团及冀中军区第23团于威县东北之史家庄、枣科一带，与石友三部暂编第3师激战，歼其两个营；东进纵队、青年纵队、先造纵队、筑先纵队各1个团及第386旅第4团在清河西南中兴集一带，与石友三部第181师激战终日，阻滞了其撤逃。后八路军将顽军主力包围在威县东南下保寺，马呜堂窑安镇地区，并发起猛攻。13日，孙良诚部3000余人突围南撤，逃过卫河进至南乐地区。石友三部连遭围攻，伤亡惨重，于15日夜突围西逃。东进纵队宅力、青年纵队之第771团与冀中军区赵谭支队等部，立即沿顽军左右两侧平行追击。此时，日伪军由广平、斤县、曲周、永年、肥乡、威县出动3000余入进至广平、丘县间地区，向八路军进攻，以掩护石友三部。石友三部乘机从大名、临漳间渡过漳河，向清丰东南地区撤逃。战至18日，八路军停止追击。此役，八路军共毙伤俘顽军2800余人。
人物评价
石友三一生中投机钻营，反复无常，脚踏两只船。曾先后多次投靠冯玉祥、阎锡山、蒋介石、汪精卫、张学良、日本人和中共，而又先后背叛之，被时人称为“倒戈将军”。 对我国的佛教事业，以及文物造成巨大的损害，河南登封少林寺就是被他几乎焚毁殆尽，历史责任不容推卸。
受石友三节制的新8军军长高树勋，因不愿进攻八路军，石友三便挑动日军袭击高部，石、高矛盾激化。石友三第69军政治部主任臧伯风及总参议毕广垣与高树勋策划，寻机杀掉石友三，以除大患。
1940年11月，石友三投敌只是时日问题，臧伯风、毕广垣、高树勋决心赶快下手。他们请出原西北军将领、时任鲁西行署主任兼游击主任的孙良诚，由他出面请石友三到高树勋部面谈，“以消除两人的隔阂”。石友三见是老长官出面邀请，便表示同意。
12月1日，石友三率1连骑兵随孙良诚到高树勋部驻地河南濮阳柳下屯。高树勋率旅长以上军官将他们迎进会议室，大家谈笑风生，共叙往事。不一会，有一勤务兵入内对高树勋说：“太太有事相请”。高树勋即离室而去，突然，四名卫兵进入会议室，将石友三架走。当天夜里，高树勋命士兵将石友三活埋于黄河岸边。 汉奸军长
毕泽宇军长（？－1968） 原名毕广垣 西北军将领。曾任第六十九军参议。1940年12月，与高树勋联合将准备投敌的石友三活埋。后升任第六十九军军长。1941年11月，率所部文大可教导师投敌，所部改编为汪伪暂编第三十一师，毕任汪伪军事委员会参议。抗战胜利后，曾任哈尔滨市市长。1949年逃往台湾。1968年1月8日病逝。
毕泽宇为军统大特务。投敌似有隐情。
1950年6月底，美帝侵略朝鲜。东北各地的反动残余分子利用这个机会自发地进行反革命活动。长春公安局逮捕了一些现行反革命分子。一天郭股长找我，对我说：“新逮捕了一些人，属现行反革命。你搬到他们屋住，有什么情况随时反映。”
我化名郭依平，因为我二老婆叫郭依平。这个名字是我给她起的。今天我就挂这个名在监号活动。
接触的第一个对象是孙×，汽车司机。他的姐姐在长春一个军医院当护士长。1949年与医院的一个老干部结婚。后来，这个医院的秘书被暗杀，这老干部失踪。公安局便认为孙×的姐姐有嫌疑，抓来押在小红楼楼下二号。押了几天又把她的弟弟抓来，押在小红楼楼上十三号。我到这个监号、什么也没拿，空身进屋。门开之后，看守在门口厉声地说：“你们俩，认识不认识？”
“不认识。”他说，我也这样说。
门一锁，看守走了。石灰地上什么也没有，坐下太凉，我便把鞋垫在屁股下。吃完晚饭，他看看没有看守战士，便小声问我：“你怎么来的？”
“今早抓来的。”我表现出害怕的样子。
这个案子是把杀害秘书的凶手抓到，这是侦察的中心。他姐夫跑了，可疑。他姐姐是否知道他姐夫的去处呢？他是否知道这些情形呢？
如果常识不丰富，是谈不到做工作的。他是司机，我懂汽车。我先从汽车谈起，问他驾驶的是什么汽车？这样有了共同语言。他问我是干什么的？我告诉他是饭馆的茶房。饭馆的常识我也知道一些，是可以叫他相信的。他问我为什么被捕？我说因为一贯道的嫌疑。谈来谈去，他说伪满时给王庆璋开汽车。王庆璋是伪满的邮政总局局长，我的三舅。谈到王庆璋家中情况，我说得很对。他对我更有好感了。我对他说：“咱们是患难与共，不容易，有缘分。”我同情他，站在他的立场上替他想办法。他很相信我，什么话都对我说了。最后他说：“我姐姐嫁的那个干部是一个转业军人，年龄40多岁。他们结婚的经过我不知道，他们俩只到我家一次，他们的活动我不知道，他们出了什么事，我也不知道。”
我再三试探也没有在他身上找到东西。肯定他与暗杀案件没有关系。他被提出去审讯的时候，正是我回去汇报情况的时候。我对郭股长说：“这个案件只能到这儿，没有发展了，我今天再挖一下看看怎么样。”
我们俩先后回到监房，我回去时装作很高兴的样子，对他说：“我的案子结束了，一两天就会释放我，我出去到你家去送个信，你有什么要紧的话可以告诉我。”
“我家住在长通路天主堂后边，一个小角门里。你见着我家里的，告诉她：我因为姐夫逃跑押起来的。我不知道他们的事。姐姐也押在这里。我不会很久就能出去，不要着急。家中没有钱向老史家借几个，先维持一下，对亲友们就说我到沈阳去了，不要说我被押起来。”
我说：“家中没有钱，不要紧，我在长春有朋友，我可以借给你几十万元(即人民币几十元)。等你出去，再还给我。你想想还有什么话？”
他接着说：“没有什么话了，你对我这样好，我出去再报答吧。”
第二天，我就离开了这个监号，回到原来的屋子。
没有几天，郭股长又找我，他说：“这些日子，逮捕了一些现行反革命犯，有一个小学教员叫周铁航的，说是与军统大特务毕泽宇有关系。他在长春建立部队，吸收人员，活动很厉害。内中有个卜凤林很起作用，他派人在公主岭活动，有几个人参加建军。虽然他们知道卜凤林，但是都没见过他，我们也没有抓到。这几个人已捕来，押在楼上十三号。他们是四个人，加上你五个人，你就说你是卜凤林。”
我问了一些卜凤林的情况，郭股长告诉我一些，但是掌握材料不多。我去的主要任务，是把周铁航、卜凤林的建军及现行反革命活动弄清楚。
我先在看守所换了衣服，吸了几支烟，口袋里有意留下一些纸烟的沫子，一看就知道是新进来的犯人。看守把门打开，说：“你们不准讲话，要是讲话，就处分你们！”
我坐下之后，“咳”了一声，摇了摇头，又把头低下，使他们注意我。这样沉静了一大会。吃晚饭了，发碗，发筷子，他们给我舀饭，这时候说话了，他们问我贵姓，我说：“卜凤林。”他们说：“唉哟！老也没见面，想不到在这碰上了！”
我又问了他们的姓名，他们都一一告诉我了，有三个姓杨的，一个叫杨兴元，是一个小学校的校长；杨玉亭是公主岭的二流子，又开小买卖，又种地；杨森是大地主的儿子；另一个是23岁的石占山，他父亲开买卖，他跟着杨玉亭搞建军，想要当反动派的官。四个人说得一样。我一想，要造成离间形势，才能套出真实口供。他们对我说：“你派老胡找我们，我们没有答应。说你与周铁航认识毕泽宇，队伍便成立起来了。但是没有经费，我们还没动手就被捕了。我们见过周铁航，就是没见过你。”
第三天，郭股长提我出去，我说：“这几个家伙都是官迷，想当反动派的接收大员，所以计划建立军队。他们也不知道毕泽宇是什么样的人，只听说是军统的大特务，吉林省参议会议长。毕泽宇抗日是六十九军军长，1948年是哈尔滨市市长。这个军队就是以毕泽宇的名义搞的。”
郭股长问：“毕泽宇能派人在长春建军吗？”
“我看不能，他在1948年冬，北京解放前逃到台湾的，他不会再派人搞建军。他虽然是军统，但不是基干，戴笠对他不好。在长春的这些活动，不一定是毕泽宇布置的。”
“周铁航、卜凤林建军是肯定的，是谁布置的，那又是一回事。这几个人怎么说的？”
“他们说的都是在我没到这个屋之前编好的。现在把他们一离间，就能套出实话。”我建议先提杨兴元审讯，然后叫杨兴元拿支笔回监房写材料。他们这些人都是没念过多少书的，他们一定多心，我从旁一煽动，他们各怀心事，就能暴露出内中隐情。”
我回来之后，便提走了杨兴元。
他走后，杨玉亭问我：“方才过堂怎么样？”
“我咬定牙关，什么也没说。要给我戴脚镣，我一想，戴什么我也不能出卖这些朋友。叫我回来反省，一半天再谈话。”
“卜先生是好样的。”
“打官司嘛，宁可自己受委屈，也绝不能叫朋友跟着受连累，我看杨兴元这个人……”
“人家是念书的，心眼多。”
“我看这个人还不错，大家都是打官司，都要顾整体。只顾自己出去，叫别人住监狱，那不够跑腿的，也不够义气。”
又谈了一些闲话，杨兴元回来了。他手里拿着纸和钢笔，坐下来，一声也不吱。大家看了他一眼，杨玉亭问他过堂怎么样？他说：“没问什么，叫我写材料。”
我给杨玉亭递了一个眼色，示意不要问。过了一会，杨兴元拿笔写起材料，写了几个钟头还没写完。我在杨玉亭耳边小声地说：“写这么多，可够呛！杨兴元有学问哪。”
吃完晚饭，我坐到杨兴元的身旁，与他谈一些过堂的话，我对他说：“我什么也没有承认，大概是你们承认了。不然，怎么知道我派老胡找你们？咳，真糟糕！”
谈了一些，我又坐回原处。我左边是杨玉亭，右边是杨森，我对杨森说：“杨兴元这个人了不起，他能先出去。心眼多。”我又转过头对杨玉亭说：“一样坦白，要争取主动，要当原告，当被告就没有意思了。打官司，没有文化，自己又不能写，不能不吃亏。”
“杨兴元写的什么？”杨玉亭沉不住气了。
“我没有看清楚，大致是他不想搞建军是你们先搞的，他是被动的。我看不十分清楚。”
第二天，杨兴元又被提去审讯。他一走出去，杨玉亭说：“我看咱们这几个人早晚都叫杨兴元出卖了。咱们斗心眼斗不过人家，白天晚上写，写什么呢？”
“写什么？除了案子上的事，写别的行吗？”
“我看，咱们坦白吧，该死该活来个痛快。这么搞，他出去，我们出不去。”杨森说。
这时他们几个人已经相互不信任了。过了两天，分别提出去一审，案情大白。接着我又挖他们的武器，武器没有，只有杨森在长春家中私藏一些八音子弹，八音枪卖了。我把这个情况报告郭股长，他说：“怎么只有子弹没有枪呢？”
“他说卖了，先派人到他家，向他家人要子弹，也要枪。如果只拿出子弹，那就没有枪了。”
回监房之前给我戴上了脚镣，意思是给他们一个威胁，促使他们交待材料和武器。——我戴着脚镣走回监号，显出极端难过的样子。坐下来一语不发。我心想：去年春天戴那副脚镣内心十分痛苦，现在心中一点也不感到难过。脚镣子再重，精神愉快，我是来工作的。他们问我为什么戴脚镣？我说：“我有两支手枪没有交待。家里人坦白了，枪也交出来了。妇道人家害怕，也不能怪她们哪。”
杨玉亭说：“有武器就缴，不缴，早晚是块病。”
“对，杨玉亭说得对，别跟我一样，早晚瞒不过去。” 过了几天，他们又交待了一些与他们有关系的人。这个案子本打算至此告一段落，可是一个午后，长春市进行防空演习，当警报汽笛响起来的时候，杨森在屋里说：“美国飞机来了，好哇！赶快扔几颗原子弹吧，谢天谢地！”一边说一边磕头。这个情况，我立即报告郭股长。他说：“同屋的人都看见了？”“看见了。”“叫谁写一个证明笔录？”“叫杨玉亭证明。”不久，我离开了这个监号。后来他们这件案子在《长春新报》公布了，枪毙了七个人。听说杨森及杨兴元也被枪毙了。杨玉亭是否被处死？不知道。他坦白得好，可能不死。
米文和军长
1930年参加中原大战，9月随石友三投蒋，任第13路军第 2师师长，1931年7月中旬，石友三在顺德集结，宣誓就任广州政府所委第五集团军总司令职。把部队扩编为9个军，米任第二军军长，随石友三讨伐张学良。石军在滹沱河被击溃，米文和部至束鹿县辛集地区，被东北军截住缴械，米亦被俘。后被张学良释放。1933年2月,方振武将军在晋南组织了抗日救国军,自任总指挥,向全国通电,北上抗日。收集部分残部的米文和投奔了方振武，被编为第四军。
1935年，蛰伏天津的石友三复出，任冀北保安司令，驻防北平清河。七七事变发生后，石部改编为一八一师，米任该师参议、副师长、
1938年3月，第181师、新编第6师、骑兵第9师（不久裁撤）合编为第69军，石友三为军长。
1938年6月,石友三的六十九军扩编为第十兵团,蒋介石委任石友三为军团长，米文和升为暂三师师长。
1940年4月，十兵团撤消，以69军为基础组建第三十九集团军。
1941年2月，暂编第三师改编为暂二十八师，米文和任师长
1941年11月，69军主力投敌，11月15日，米任69军代军长兼暂28师师长，1942年1月12日正式被任命为军长。继续坚持抗战。.陈光然任暂二十八师师长.
1942年10月9日，任第三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六十九军军长。
1943年2月，改为第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六十九军军长，该集团军于1944年7月撤销，免米文和副总司令职。改任豫鄂皖边区副总司令兼第六十九军军长、第二十二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六十九军军长等。
抗战胜利后，1945年底,69军改编为整181师,任整编第一八一师师长、整编第五十五师第一八一旅旅长、第四绥靖区副司令官兼整编第一八一旅旅长、第八兵团副司令官兼第一八一师师长、55军副军长兼第一八一师师长等。1948年11月在淮海战役中被人民解放军俘虏。新中国时期，在抚顺战犯改造所改造。 1970年2月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病逝，终年77岁。
商丘县城解放及一八一师覆灭记
1948年4月，国民党在商丘县组建特务组织“中兴社”。
1948年6月，国民党在朱集建立徐州剿共总司令部第二处。
1948年10月，国民党为确保徐州，开始缩短战线，将国民党军第十六兵团孙元良部和第四绥靖区刘汝明部置于商丘及其附近地区，商丘一时间成为淮海战役开始前徐州以西最重要的据点。
大战前夕，国民党安插特务、调集军队、筹建新组织，在商丘县城内进行密集布局。
在国民党进行密集布局的同时，中共中央豫皖苏分局也在对商丘的解放进行着规划。1948年10月，中共中央豫皖苏分局在睢县召开会议，决定在商丘县建立市、县政权。会后，50名干部秘密进入商丘县境，在郭村集成立了商丘县委、县政府，县委书记是赵永生，县长是张少耕，为解放商丘后的政权建设做好了充分准备。
但在解放商丘时，我军与国民党商丘守军的真正激战发生在张公店。
1948年11月6日，人民解放军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在中共中央及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等领导下，发起淮海战役。陈毅、邓小平决定，歼刘洳明部及国民党一八一师于砀山以西。第二天，中原野战军一纵、三纵、四纵及华东野战军三纵等部队受命以张公店为目标，发起张公店战役。
11月6日，困守商丘孤城的国民党刘汝明部及国民党一八一师奉命（一说弃城东逃）向徐州方向集结。行至张公店时，被我中原野战军一纵迎头截击。当时的国民党军统帅刘汝明，字子亮，西北军五虎将之一，曾在抗日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但在解放战争中，数次被我军击溃，以至产生心理阴影，经常不接受与我军抵抗的命令率军潜逃，被称为“老兵油子”。
刘汝明部被我军截击后，尽管有蒋介石的严令、剿总司令刘峙亲自督阵，刘汝明也全然不顾，立即率军南逃，一下子退到淮河以南，离开了淮海战役战场。蒋介石说刘汝明打的是“滑头仗”，事实上他是被刘伯承打怕了，不敢与他对阵。
一八一师师长米文和率一八一师在张公店构筑防御工事，与我军激战。11月7日凌晨4时，解放军二旅一部攻占胡庄，俘敌60余名，继而2个旅从东西两面向张公店攻击前进，各村之敌在惊慌混乱中先后被歼。7日下午，2个旅逼近张公店、张阁庄、小张庄。同时，华东野战军三纵八师已过北陇海路逼近张公店北部地区，至此形成了对国民党一八一师的分割包围态势。7日晚11时，中原野战军一纵开始对张公店周围之敌展开攻击，除抽出一部分兵力围攻张阁庄、小张庄、时庄敌人外，一旅主力向张公店西门至北门段进攻，二旅主力向南至东门段进攻。加上华东野战军三纵、中原野战军三纵及炮兵连的配合，8日上午11时，向敌军发动总攻。很快攻入寨内，大批敌人被俘，部分敌人向张阁庄溃逃。我军乘胜追击，终将逃敌全歼于张公店以东，一八一师师长米文和、少将参谋长董洳桂、少将参议张述文等全部被擒。二旅五团包围张阁庄顽抗之敌，令米文和写信劝降，张阁庄之敌于8日下午5时投降。至此，曾困守商丘县城的敌一八一师5600余人，被击毙1800余人，俘虏近4000人，缴获轻重机枪160余挺、炮37门、枪支1870余支。
因刘汝明部及国民党一八一师离城，商丘县城内仅余1000余人的国民党保安团，保安团根本不堪一击。解放军进城后，迅速将1000余人的保安团缴械。同时，朱集、马牧2个车站也被解放军占领，至此，商丘县全境解放。
孟昭进将军二三事
孟昭进（1904—1985），字毅谦，齐东县麻姑堂人，国民党少将，出身地主，十六岁考入济南一中，十八岁考入北京朝阳大学读法律系，中国历来就是一个人治的国家，可想而知学法律也只能造就一个舞文弄墨的刀笔吏，即使是在大谈宪政的民国时代。孟见识高远、视野开阔，不屑以田舍郎老死户牖，二十二岁投笔从戎，考入张家口陆军学校，毕业后积军功逐渐升迁，二十九岁任马鸿逵部宁夏保安司令部参谋长，并先后兼任甘肃省金积县、夏县县长。“七七事变”之后，征得冯玉祥同意，回家乡发展武装，组建“中国民众抗日义勇军”。1938年10月孟部接受国民党改变，成为六十九军石友三的部下，任独立旅旅长。1940年12月石友三叛国投敌，部将高树勋等奉第一战区卫立煌长官之令除掉石友三，石友三部群龙无首、内讧纷起，孟无奈则奔赴重庆，经老首长冯玉祥安排到陆军大学学习。1948年回到山东任绥靖区独立旅旅长，济南战役期间随吴化文起义，投诚后任解放军新一军独立旅旅长，1948年入华东军政大学学习，1953年入苏北建设农场工作，1954年转业回乡务农。1984年病逝于邹平。
一、委任章丘县长
胡传魁唱道：“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此乃七七事变后乱世之写照。一时，以保家卫国、抗日救亡为号召的私人武装迅速兴起，或十几人，或数百人，或上千人，纷纷拉杆子起义，他们或姓了蒋，或姓了汪，或姓了共，或啥也不姓独自占山为王。当时孟昭进的抗日义勇军和马耀南的抗日救国军是清河流域两只最大的地方武装，孟、马携手，曾经先后收复邹平、齐东、青城、章丘等县城，并攻打省城济南，打死了不少日本鬼子。章丘收复后曾委任章丘小康村人马德夫为章丘县长，所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此言不妄！
二、司令部占据辛家寨
孟昭进的中国抗日义勇军司令部就设在齐东、邹平、章丘三县交界的辛家寨镇，具体位置即今辛二村村委大院。此大院是大财主辛宝田的宅第，高墙深院，院院相连，青砖墨瓦，方砖漫地，非常气派豪奢。闻听日军自台子打过黄河，五爷辛宝田携家眷与细软逃往济南避乱。人去宅空，遂成为义勇军司令部。孟昭进占据辛宝田的宅第有没有给东家打声招呼呢？我想肯定不会。后来“斗地主、分田地”，偌大的宅院或归为公有，或均给贫民，子孙被划成了“地主羔子”，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朱夫子《治家格言》说：“勿营华屋，勿谋良田”，以此看来不无道理！
三、韩西城其人
老百姓向来尊敬文化人，因为文化人有思想、有见识，能为民请命，能片言折狱。韩西城，据说就是一个大文化人，在当地颇有声望。孟司令聘请韩西城做了义勇军的军师，据说别人都穿着军装，唯独韩西城穿着长衫。司令部设八大处：政治处、军机处、参谋处、副官处、经理处、交际处、军法处、军医处，军师即参谋处处长。辛家寨辛三村郝家胡同的郝本启先生曾是副官处的副官之一，少年时代我曾听郝副官给我们讲关于孟昭进的故事，可惜现在已经记不起来了。
韩西城是哪儿人？现在已经没有人能说得上来了！
三、军歌与训话
孟昭进的义勇军与马耀南的救国军曾经相互合作、并肩战斗。从孟部在辛家寨所唱的军歌就能窥知一二。七爷辛荫轩会唱，可惜七爷早已作古，而我也只记住了几句歌词：“国民党，共产党，两党合作中国不会亡，两党合作中国就富强。”据说这首歌曲叫《国共合作之歌》，我上网去找，找了几个月也没找到。尽管歌星多得犹如天上的繁星，而《国共合作之歌》却消失在深邃的夜空。
据七爷回忆：义勇军军纪严明，有时在圩子里训操，黑压压的一片，有几千人。某日，孟司令站在圩子墙下一个高高的土台子上给士兵训话，大意是：弟兄们！我们为什么拿起枪来呢？是因为日本鬼子侵占我国领土、杀戮我国人民，我们坚决不当亡国奴，我们要反抗，我们要报仇，我们要把侵略者消灭干净！并嘱咐大家，“请各队做好准备，明天早上我抽查提问！”翌日，孟司令又站在这个土台子上，开始抽查提问。问：“弟兄们！我们为什么拿起枪来？”遂指点一个士兵作答，这个士兵支支吾吾不知如何回答，孟司令一再追问，这个士兵只好硬着头皮回答说：“来当兵就是为了混饭吃！”众士兵哄然大笑，孟司令不悦，拂袖而去。可见：对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老百姓而言，主义和信仰就像高空之中的云霓，尽管徇烂多彩，但却如论如何也代替不了手中的饭碗。
五、杀族侄与杀土匪杨相生
义勇军有传令兵孟某，亦麻姑堂人，孟昭进之族侄也。常矫孟昭进令以渔私利，以为人不知。1938年夏季某日，孟侄传令于镇长辛丹楚：司令部需钱粮若干。因为距离上次交纳钱粮日期忒近，街坊们纷纷向镇长询问，辛丹楚无以为答，于是大伙子集体蜂拥至司令部门口，要向司令讨个说法。有人高呼：“谁不去就操他娘了！”司令部哨兵拦截不住，遂鸣枪示警。不巧，枪子打在宝善堂山墙的石头上，子弹折而飞向人群，时小期子大伯（辛明业）方年少，子弹钻进小期子的小腿，顿时血流如注，疼得若杀猪一般的嚎叫。外面的枪声、哄闹之声及孩子的哭声迅速被大院内的孟司令听到，孟司令站在大门口向乡街坊们询问究竟，镇长辛丹楚遂一一作答。孟司令向街坊们作揖并说道：“本司令调查清楚，必对大家有一个交代，请诸位散去！”明日，孟侄被枪决于北门外，并张贴告示以息民怨。乱世用重典，若让孟司令来肃贪，贪官们肯定怕得要命。
杨相生的队伍老百姓称之为便衣队，文史资料中称之为“土顽”。
杨相生是水寨东北狮子口村人，是翟毓蔚手下的四团团长，而翟毓蔚也曾是孟昭进的部下。1938年10月孟昭进的队伍接受国民党的改变，孟昭进成了国军六十九军军长石友三的部下，任独立旅旅长，孟部随石友三到河北省驻防，翟毓蔚做了逃兵没去，后逐渐称雄章丘。杨相生的四团团部就设在辛家寨镇。据说后来孟昭进回来了，杨相生只听翟毓蔚的不再听孟昭进的命令，孟昭进以开会的名义召杨相生前来，将杨相生枪杀在磨道之中，老百姓都这么说，可惜至今我也未见到关于杨相生之死的资料。杨相生之死应该在1946年1月以后，因为1946年1月杨相生曾制造了“三魏家事件”，即使孟昭进不杀他，解放军也不会饶了他。
关于四团与六团不和的事，我曾多次听说过，只是一直脑闷不清楚是咋回事儿，所以一直没能下笔。
六、喂牛与卖字
转业后孟昭进回到阔别已久故乡，戎马生涯大半生，一旦回到农村，面对“耕耩锄割，扬场上垛”的农活可以说一窍不通，生产队长照顾并安排他进了饲养所，喂牛可是生产队里最好的活路，从此以后握枪的手开始握拌草的棍子。毕竟当将军若干年，喝茶、抽烟的习惯久以养成，想一下子改掉谈何容易，所谓“乍贫难改旧家风”也。为了宽裕一下手头的拮据，孟司令想起了赶集卖字画，农村的文化人毕竟少，能提起笔来写毛笔字的人尤少，孟司令字写得如何我不知道，凭他的名气，字画肯定畅销。有一段时间孟司令骑着自行车来辛家寨赶大集，惹来了不少老街坊围观，有的给他提水，有的给他送饭，一些人喊他“孟司令”他不愿意，喊他“孟大爷”自己又不忍心。再后来孟司令去了邹平，直至去世。他在邹平的日子里，听说辛寨有些人还去看望过他。
孟昭进将军的故事还有很多，一直在辛家寨流传，而麻姑堂村人知道的应该更多，今年两次去台子镇路经堂子村，想打听一些关于孟司令的故事，可惜没有遇到年纪大的知情人。
拼凑几个小故事，献给大家，谨以此纪念当年的抗日英雄！
井窥斋
2011年1月18日
孟昭进旅长(1904—1985) 邹平县麻姑堂村人。1924年毕业于北京朝阳大学法律系。
继入国民联军参加北伐战争，曾任中央军团长。“七七”事变后，辞官回乡组织起
“中国民众抗日义勇军” 。1938年8月13日，为纪念“八一三”沪战一周年，派兵
5000余人进攻济南， 激战3昼夜，歼灭日军500余名。1948年9月，在济南战役中率
部起义。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五军副参谋长。1954年，转业回乡。后为邹平县政
协副主席。邹平县一至九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王清翰副军长 （1898--1949）国民党陆军中将。号静波，河北交河人。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6期辎重科毕业。曾任国民军第2军2师参谋长，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2集团军第1方面军参谋长，1938年4与任第69军副军长，参加徐州会战，1941年任第39集团军新编第4旅旅长，1942年4月随孙良诚投降日伪，任汪伪第2方面军第5军军长，抗战胜利后所部被蒋介石收编，任新编第2路军第2军军长，1946年任暂编第25师副师长，1948年与中共取得联系，并成为中共特别党员，同年11月任第107军中将副军长兼260师师长， 11月13日在淮海战役中率部起义。后在策动刘汝明部队起义时被国民党逮捕，1949年3月5日在南京被国民党杀害。1978年4月被北京市委追任为革命烈士。
连襟谢庆云与王清翰
谢庆云幼年就读私塾，后入高小学习。1921年初，投笔从戎，到河南信阳冯玉祥部第十六混成旅第一团孙良诚营任职。后历任团部上士文书、旅部上尉军需、师部少校军械员、军部上校军务处长。1927年起，先后任巩县孝义兵工厂厂长、河南省烟酒税务局局长、山东省烟酒局局长、山东省公路局局长、讨逆军第二路汽车管理局局长、梁冠英和吉鸿昌部参议。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天津造币厂(宋哲元办)厂长、热察绥冀四省统税局石家庄分局局长、宋哲元军部参议、孙良诚总部参议和孙部任汪伪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副军长，兼任该军驻南京办事处少将处长。其间，在中共西安办事处驻孙部代表宣侠父的影响下，开始接近共产党。1944年，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按照党组织指示继续留在国民党军内部从事地下统战工作，受中共中央华东局第六工委领导，后为六工委成员。
1945年7月，中共中央派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秘书长申伯纯等，持毛泽东劝孙良诚起义的亲笔信到扬州。在谢庆云的精心安排下，多次与孙部谈判起义事宜。他利用多年故旧关系，数次找孙部第四军军长赵云祥交谈，终于促使赵云祥于同年秋在苏北盐城宣布起义。
抗战胜利后，谢庆云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六工委成员，并任国民党第一绥靖区(司令刘汝明)一○七军副军长兼该军驻南京办事处中将处长。继续做策动孙良诚部起义的工作。针对孙良诚脚踩两只船的暧昧态度，研究制定了打拉结合促其起义的行动计划。
1948年11月上旬淮海战役打响。根据中共中央华东分局的指示，谢庆云和有关同志加紧对孙良诚部的策反工作。首先打通了二六O师师长王清翰，并接纳发展其为中共特别党员，然后又一起做孙良诚的工作。配合解放军的伏击，迫使孙良诚率国民党一O七军军部和二六O师官兵在江苏睢宁县境放下武器向解放军投诚。此行动，毛主席在《敦促杜聿明投降书》中予以肯定。
同年底，受中共华东局派遣，谢庆云和周天亚、王清翰等偕同孙良诚一起做国民党第一绥靖区司令刘汝明部的策反工作。由于孙良诚临阵反叛，反而勾结刘汝明，把到刘部驻地蚌埠谈判的中共代表周镐等人逮捕，并押送南京。谢庆云也于1948年12月5日在南京被捕。1949年2月被押送上海市车站路190号——国民党保密局特务看守所关押。南京市和上海市中共地下党组织及其亲属多方营救未果。敌人施尽酷刑，终无所获。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竟将他装进麻袋，秘密抛入黄浦江中杀害。
3佚事
1942年4月22日，孙良诚在商丘和曹县一带正式通电投汪。汪精卫将孙良诚部编为和平救国军第二方面军总司令，管辖3万多人，并在南京建立了第二方面军办事处，负责第二方面军在南京的事务。1944年初，徐楚光根据我党的指示和谢庆云的具体情况给他3项任务：一是掩护地下工作人员；二是向苏北解放区输送枪支、弹药、药品；三是策反孙良诚部起义。
前两项任务比较好办。这是由于谢庆云任第二方面军驻南京办事处处长，负责该军在南京的一切事务，联络广，直接、间接掩护地下工作人员都比较方便。办事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负责军费的领取、军需弹药的输送。在供应孙良诚部军需物资的同时，向苏北解放区输送一些枪支、弹药、药品等是可以办到的。
最难的是策反孙良诚起义。日本投降前，孙良诚统军5万，占有苏北16个县，且与苏北解放区地理上“犬牙交错”。孙良诚若起义，苏北全境都将成为解放区，而且直接威慑南京、上海等大城市。抗战时期孙良诚部大致有3股力量：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军长赵云祥、副军长谢庆云；第五军军长王清瀚（是谢庆云的连襟）；直辖第37师师长孙玉田（孙良诚的堂弟）。至于全军的军需财权，更是谢庆云直接掌管，唯一不足的是他不直接带兵，没有兵权。1945年4月6日，新四军致电苏中、苏北军区：“要把对敌工作的重心放在分化争取孙良诚上。”7月，第18集团军（八路军）秘书长申伯纯及中原军区情报处主任余义带着毛泽东的亲笔信到扬州策反孙良诚。为了保证申伯纯的安全，谢庆云在扬州的扬社2层开了几个房间，全程陪申伯纯住在旅社内。
策反孙良诚的工作十分艰难，一是孙良诚“愚而诈”，变化无常；二是抗战后期，蒋介石以高官厚禄为诱饵，加大了对孙良诚拉拢、收买的力度。同时，孙良诚“脚踩两只船”，既不把共产党拒之门外,又不明确表示起义的意向，致使策反工作进展不大。看到这种情况，谢庆云表示愿意利用第四军副军长的身份以及与军长赵云祥有交情单独做第四军的策反工作，组织分析情况后同意了谢庆云的想法，随后申伯纯等人离开扬州。
日本投降后，孙良诚担任新编第二路军总指挥，第四军改为新编第二路军第一军，军长赵云祥、副军长谢庆云。由于新四军控制了周围的重要交通线，孙良诚各军所在地除泰县外，盐城、高邮、宝应的水陆交通均告中断，只能用无线电向各军、师联络。孙良诚部陷于四面楚歌之中。10月31日，中共华中分局和华中军区集中了两万兵力包围了盐城，迫使赵云祥起义或投诚。赵云祥给孙良诚去电要求增援，孙良诚复电令其坚守，与城共存亡。赵云祥十分失望。
孙良诚回复赵云祥电报后放心不下，急忙找来谢庆云，要他设法突破共产党军队的包围去给赵云祥打气。谢庆云认为时机已到，欣然接受了任务。
谢庆云找到解放区苏中军区司令员管文蔚，说明此去的真正意图。通过管文蔚的安排，谢庆云只带贴身卫兵，顺利地通过包围圈，见到了赵云祥。他先转达了孙良诚的意思，赵云祥听后急得挠头。谢庆云趁机与赵云祥推心置腹地分析形势，提出唯有起义才是出路。开始，赵云祥还心存疑虑，经过谢庆云的耐心劝说，慢慢地打消了疑虑，决心起义。谢庆云随即返回扬州向孙良诚报告：事情没做好，赵云祥的情绪很坏，对坚守没有信心，要求增援。孙良诚听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各部都被新四军包围，哪来的增援！”
谢庆云走后，赵云祥马上派顾草萍（我党地下党员）出城。顾草萍由盐阜军区司令员谢祥带到苏中军区司令部，向司令员管文蔚、政委吉洛（姬鹏飞）汇报了谢庆云和赵云祥商谈的情况。经过多次接触协商，最后赵云祥派戴心宽师长为全权代表，谈判达成协议。
1945年11月11日上午，赵云祥、戴心宽在盐城第40师师部召集营以上军官开会，宣读了反蒋反内战正义通电，编入新四军序列。在此关键时刻，谢庆云终于促成了策反赵云祥起义的任务。
此后，谢庆云和周镐等中共地下党员按照党组织的安排对孙良诚进行策反，但策反一直没有结果。这使谢庆云十分苦恼，当他想起赵云祥军的盐城起义时，突然意识到能否绕过孙良诚而策动其属下的部队起义？经过分析，只有王清瀚部存在可能性。王清瀚在军中有“小诸葛”之称，此人识大局，明事理，在策反工作中帮了不少忙。眼前时局发展到这个地步，只要将当前形势向王清瀚加以分析，令其权衡利弊，他定能接受共产党的主张。何况他又是孙良诚的亲戚，更能与之推心置腹。1947年冬，谢庆云约王清瀚在徐州德兴福旅馆会面，直接陈述了自己的想法，并公开了自己中共党员的身份。经过几天的考虑，王清瀚表示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淮海战役打响前,蒋介石于1948年10月底下令将孙良诚部整编为107军，辖260师（师长王清瀚）、261师（师长孙玉田），兵力扩充到1万人。孙良诚见自己的力量壮大后，刚刚答应共产党的起义又开始动摇。淮海战役打响后，孙良诚部已在我军包围圈之内。军事会议上，在谢庆云和王清瀚等将领的一再坚持下，孙良诚答应与解放军开始谈判，但是由于过了起义的最后时限，只能按照投诚来对待。经过一系列的谈判，孙良诚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终于答应让其部下“放下武器”投诚。王清瀚接到命令后克服困难率先让其部下交出武器接受整编。由于王清瀚是谢庆云发展的特别中共党员，手中握有1个师的兵权，所以在关键时刻起了特殊的作用，顺利地解决了孙良诚部的缴械问题，使孙良诚的1个军在淮海战役前线缴械投降。107军的投诚，使战略要地徐州的东南门户洞开，为人民解放军进军徐州创造了良好条件。
1948年11月19日，中共党组织想通过孙良诚策反国民党第八兵团司令刘汝明，但是由于孙良诚对国民党还抱有幻想，表面上是策反刘汝明，实际上却企图通过刘汝明回到国民党部队，并将谢庆云、王清瀚策反部队的事向刘汝明告密。由于孙良诚的告密，中共党员周镐、王清瀚等人被捕牺牲，12月25日夜，谢庆云也被国民党保密局逮捕。被捕前，他已感到危险正一步步袭来，将自己的3个孩子偷偷送到别处躲藏起来，但他自己并没有离开南京，是否还有更重要的任务要他去完成，至今还是个谜。
谢庆云被捕后杳无音信。1949年2月1日，他终于从狱中送出血衣和两张小纸条，请他的好友帮助保释。经奚德民与田连熙两位副官多方奔跑，托特务科的梁耕三进行疏通。梁耕三张口就要200两黄金，由于数量太大没有立即兑付。过了几天梁耕三说：“人已装入麻袋投入黄浦江，再凑够钱也没有办法了。”20世纪70年代，北京市公安局多方调查了解到：谢庆云被捕后，坚贞不屈，敌人什么也没有得到。当时，中共党组织千方百计营救，终无结果。对于谢庆云的牺牲日期、地点和过程，众说纷纭无法做出结论。
1977年，追认谢庆云为革命烈士。1983年6月20日，国家民政部为谢庆云颁发了革命烈士证明书。
（本文由谢庆云烈士的小女儿谢玉文回忆撰写）
回忆高树勋同志的一生
出身贫困，外出当兵——参加军阀混战——由北伐战争到西北军瓦解——反对“剿共”和参加抗日同盟军——抗日军兴，坚持战斗——锄掉汉奸石友三——邯郸起义，献身革命。
高树勋同志的一生，经历了极其曲折复杂的道路。他出身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早年为贫穷所迫，不得不出外当兵，参加了冯玉祥所领导的西北军，经历了中华民国初年的军阀混战时期，后来又参加了张家口的抗日同盟军。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由于他坚持了抗日反蒋，终于奔向了解放区，找到了革命的光明大道。而他自己由一个坚持爱国主义的旧军人，最终成为一个共产主义的先锋战土。
一、出身贫困，外出当兵
高树勋同志原籍是河北省盐山县城南二十里高金庄人，他的父亲叫高步武，号绍曾，他的母亲娘家姓史。树勋同志是清光绪戊戌年间即一八九八年生人。树勋弟兄三人，姐妹四人，在兄弟之间他排行第二。他家里由于孩子多、劳动力少，家境贫困。到他五、六岁时，全家共有十二口人，土地只有二十多亩，每年收的粮食不够吃，所以年年卖地，生活更加困难。终年吃糠，谷子不去皮做窝头吃，要算是最好的饭了。树勋九岁时，他父亲送他到本村的私塾杨先生那里去读书，交不起每年一吊钱的学费，经他父亲请求，准许交半费。这点学费还是靠他母亲每天出外背盐土熬成盐换来的钱才交上的。勉强念了三年，到十二岁的时候，正巧本村地主家里请了老师给儿子念书，树勋的父亲就去那里请求，让树勋免费附读，但每逢夏收秋种农忙季节，要回家帮父亲干农活。这样勉强维持到十五岁，家里的地卖的只剩六亩了。他大哥到北京郊区朋友家里当长工，树勋只得辍学回家帮着父亲种地。他们租了本村地主刘家的十亩地，还是不能维持生活，父亲对树勋说： “家里实在养活不了你啦，你也找你大哥混饭吃去吧!”就在一九一三年正月，他十六岁的时候，同本村一个叫张寿三的人一起离开了家乡。他临行之时，头上还梳着一根大辫子，他的三姐给他梳好，扎着蓝色的头绳。母亲和姐姐送出村外，眼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远处的地平线上。
他们先到天津投奔大姐夫李又桥，没有工作可找，就又到北京，经同乡们的介绍，先后在血料铺、刻字铺和杂货铺当学徒，干了约二年的时间，仍然解决不了家庭的困难，他父亲来信叫他去四川投奔他舅舅，到军队里当兵。树勋有个舅舅在四川绵阳冯玉祥所领导的十六混成旅当军医，树勋就连卖带借凑了二十多元路费，同去四川修铁路的他的大哥和一位表哥史炳庄，三人一起奔向四川。这是一九一五年的事，他十八岁。树勋同志到了四川绵阳找到了他舅舅，编在冯军一团一营三连当兵。当时冯玉祥军队的官兵大多数是冀鲁豫三省的人，因此，从北方去的人很受欢迎。树勋进入冯军才几个月，大总统袁世凯于十二月中旬在北京称帝。十二月二十五日蔡锷在云南宣布独立，组织护国军通电讨袁。一九一六年一月护国军入川，袁世凯命令四川督军陈宦出兵迎击。陈宦率领冯玉祥的十六混成旅由绵阳出发到宜宾去作战。这是树勋第一次参加战争。
冯军虽然从护国军手中夺回了宜宾，但是冯玉祥受护国军的宣传影响，知道是受了袁世凯的愚弄，便与护国军谈判停战，冯军撤回成都，并劝告陈宦通电反袁。袁世凯取消帝制不久死去。冯玉祥的军队由于在四川受军阀熊克武排斥，冯就想去陕西投奔督军陆建章。树勋随冯军从成都出发，经绵阳、汉中，奔向西安。走到汉中，听到陆建章已被陈树藩赶下台，冯军就从汉中改道汉口，奔向廊坊。到了廊坊，练兵一年多，又发生了张勋复辟事件。
一九一七年七月一日(阴历五月十三日)，张勋在北京拥清废帝溥仪复辟“登极”。四日，段祺瑞在马厂誓师声讨张勋，并联系直系的曹锟一起行动。驻廊坊的冯玉祥部队和驻马厂的李长泰部队编为讨逆军的主力。冯军从广安门进北京。张勋的五千“辫子军”被围攻，节节败退；最后退到天坛，以溃败告终。据树勋回忆当时情况说，冯军只在天坛放了几炮，并没有激烈的战斗。复辟被扑灭，冯军又回到廊坊。树勋当兵以后，每月有节余钱四、五元钱寄回家贴补家用。他在部队中是少数几个识字的人之一，经常帮着同连弟兄写家信，大家相处的很好。不久，冯玉祥成立一个手枪连，把树勋挑选进去，被提升为班长。他平时好练体育，对于体操，双杠，木马，赛跑，摔交，跳高等等，都很下功夫，成为冯军部队中的优秀运动员，每逢外宾来参观，总耍挑他出来作表演。
二、参加军阀混战
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先后垮台后，北京政府形成皖系段祺瑞和直系冯国璋相互角逐的局面，在全国范围，南北对立的形势更加明显。一九一七年八、九月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召集护法的非常国会，成立军政府，被选为大元帅，声讨北方军阀。冯玉祥受北京政府内阁总理段祺瑞命令，率军去南方援助北洋军阀的军队。一九一八年二月，冯军开到湖北武穴镇，冯玉祥通电主和，反对段的“武力统一”政策，触犯了段祺瑞，冯被免职。当时驻在汉口的曹锟派孙岳找冯玉祥愿作调停，趁段祺瑞四月“南巡”来汉口的机会，约冯到汉口与段会面。冯怕遭段暗算，就挑选了手枪连的十几个人随行，树勋随冯玉祥到了汉口，住在督军王占元准备的一座小楼内。手枪连的人昼夜站岗，严加防范，段未能下手。调停结果，任命冯玉祥为湘西镇守使，带队援湘。冯的军队就从武穴到石首又经津市到了湖南常德。树勋也随军到了常德。军队驻常德周围三、四个县的地方。
一九一九年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抵制日货的行动很快就传到常德。冯玉祥当时支持学生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爱国行动，他叫官兵换上便装去到市街里帮学生查封日本商店。有一次，日本领事高桥曾无理取闹的向冯提出抗议，遭到冯的驳斥。树勋从冯玉祥的强硬态度认识到对待帝国主义就是你硬他就软，从而提高了爱国主义觉悟。在常德期间，树勋从手枪连的班长调为冯的马弁班长，那时赵登禹是马弁。以后又调到学兵营学习使用机关枪。在学兵营六个月内学了放机关枪、测绘，军事典范等军事知识。以后调到机关枪教导营当司务长。他当司务长一年多，廉洁奉公得到官兵的好评，后被提升为排长。这时北京政府派往湖南的军队越来越多地反对段祺瑞“武力统一”的主张。驻衡阳的直系吴佩孚屡次通电主和，一九二零年六月，吴把军队从湖南撤到河南郑州，七月吴佩孚到保定，发动了以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军阀反对皖系军阀段祺瑞的直皖战争。与此同时，湘军以“湘人治湘”口号驱赶北洋军阀，担任湖南督军的北洋军阀张敬尧被赶走，换了谭延登为湖南督军。冯玉祥的军队也从常德撤离湖南，开往河南信阳。这次行军正值伏天，河南闹大水，霍乱传染病蔓延，军队中死人很多，树勋也受到传染。病愈后，为准备参加远东运动会，他曾被选为选手练习跳高赛跑等，但后来因为发生战争，未能参加运动会。
皖系失败后的北京政府，对于驻在信阳的冯玉祥军队停止粮饷供应，冯的军队就和河南督军赵倜打了一仗，然后开往西安。直皖战争得胜的吴佩孚就派冯军去打皖系的陕西督军陈树藩，一九二一年七月，陈树藩退出西安，八月，冯玉祥继任陕西督军。树勋被捉升为连长，先在骑兵连，后调回机关枪营。
直皖战争后，直系吴佩孚同当时已入关内参与北方政局的奉系张作霖的矛盾尖锐起来，一九二二年四，五月间爆发了第一次直奉战争。冯军从陕西开到河南洛阳参加对奉军的战斗。树勋随军绕道北京以西的万寿山一带，击溃了在长辛店的奉军，张作霖退至滦州。直系获胜。原河南督军赵倜，乘直奉战争之机偷袭郑州，冯军赶回，解了郑州之围，追击赵倜军队至开封，赵倜逃走。北京政府任命冯玉祥为河南督军。这年十月底，冯玉祥受吴佩孚排斥，免去河南督军职。冯军离开河南开封调到北京，冯玉祥被任命为陆军检阅使。树勋调升为营副，随冯到了北京南苑。这些年来，树勋从作排长起，每月薪金三十七元多：除去自己零用，所余全部寄回老家。他过着节俭朴素的生活，直到后来当了师长，仍过着一被一褥的戎马生活。其间，他祖母逝世，回老家给祖母送葬，是他离家后第一次回故乡。因他幼年深切了解贫苦农民的困难，就在老家买了一头牛给全村穷人使用。又在村里办了一所小学校，让全村儿童免费读书，这所学校直到日本入侵才停办。
一九二三年春天，树勋二十六岁，他的母亲和大哥送他的未婚妻韩素贞到北京南苑结婚。
在南苑期间，树勋在冯军的高级教导团受训一年，毕业后派到初级教导团当队长。
冯玉祥在他的军队中提倡信基督教，树勋在常德手枪连时受洗礼入教。在南苑时，各团部都有牧师，每星期给士兵讲圣经。据后来了解，有些共产党和进步人士当时就是以牧师身份到冯军中做工作的。如余心清(前人大副秘书长)，蒲化人(中共党员)等人。
第一次直奉战后，直奉两系军阀由于妄想争夺全国政局的利害冲突，一九二四年九月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直皖战争后上台的总统曹锟电召吴佩孚到北京组织讨奉军，冯玉祥受任第三军总司令，由古北口，喜峰口向平泉(河北省东北部，邻接辽宁省)出发。这时树勋已当营长，由南苑随军出征。当时冯玉祥和吴佩孚已有矛盾，冯的军队开到古北口即折返北京，举行了联奉反吴的北京政变，逼曹锟下台。冯把军队改称国民军。曹锟、吴佩孚失败后，段祺瑞又上台作“执政”。这年年底，段任命张作霖为东北边防督办，冯玉祥为西北边防督办。冯军开往察哈尔、绥远，甘肃等处。树勋同志带的军队驻绥远。树勋从当兵以来，参加了反袁称帝，反张勋复辟，一，二两次直奉战争等多次战事，当时他只知道服从冯玉祥的指挥，跟着冯走，叫打谁就打谁，对于那时的中国政局以及各次战争的意义，是没有认识的。
三、由北伐战争到西北军瓦解
一九二五年，孙中山先生应段祺瑞的邀请来北京会商国家大计，不幸于三月十二日在北京逝世。在这以前，树勋同志和他所在的冯玉祥的部队是不知道国民党的情况的，这时他才在张家口看到宣传三民主义的小册子，苏联的军事顾问在张家口也出现了，并且运来了苏联的步枪和大炮。但是苏联顾问只给他们讲军事知识，并不宣传马列主义。
这时，北方军阀的直系吴佩孚，奉系张作霖同冯玉祥之间以及和段祺瑞“执政”的北京政府的矛盾日益激化。一九二五年下半年，冯的军队曾从奉系的直隶(今河北)督办李景林手里攻占天津，后受到奉直两系军阀的联合进攻，翌年冯军撤到南口(今北京市昌平县西)，冯玉祥通电下野去苏联。当时已提升为团长的树勋同志驻军甘肃，曾受命率部队开往南口与奉军作战。后冯军战败退到宁夏。
一九二六年，国民党从广州发动的北伐已进展到长江流域。从苏联归来的冯玉祥集合甘肃，陕西等地的旧部，九月在五原(在今内蒙古)誓师参加国民党(广州国民政府任命冯玉祥为国民军联军总司令)，投入消灭北洋军阀的战斗。为此遭到吴佩孚纠集陕西地方武装孔繁锦、张兆钾、刘镇华的围攻，冯军的李云龙、卫定一、杨虎城等部队在西安受到包围。这时已提升为旅长的树勋同志奉命率兵绕道潼关，灞桥去截击刘镇华的后路，配合各路冯军打退地方武装，于十一月底解了西安之围。这年冬天，他随军又出荆紫关(在河南省西边界为豫、鄂，陕三省交通要冲)，奔赴南阳地区攻打吴佩孚的残部，吴军败退到四川，冯军占领了湖北襄樊、老河口(今湖北光化)一带。这期间，树勋已升为冯军师长。军队里设有政治指导员，也常看到陈独秀编的《向导报》，在军部开会时，还遇到过共产党员陶金畲(此人后来叛变)。冯的总部还有苏联顾问和中共党员刘伯坚，但树勋同志和他们很少接触，所以对共产党的主张还不了解。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清除共产党，树勋对此重大政治事件认识也很模糊，只是后来他看不见原来在部队中的共产党员了。
一九二七年初，冯玉祥受蒋介石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秋天，冯玉祥的军队由湖北襄樊开到河南漯河，打败河南旧直系军阀靳云鹗，把吴佩孚的残部整编为一个军，调到河南新乡。军长是宋哲元，三个师长是高树勋、冯治安和韩德元。在一九二七、二八年间，树勋率军队打败盘据在河南省北部的彰德(今河南安阳)的张宗昌(原直系军阀后投奉系，第二次直奉战后在关内组成直鲁联军)，返回郑州休整。奉军勾结陕西军阀进攻西安、潼关，他们又出兵解了西安、潼关之围。最后又出兵甘肃平定地方武装起事。这时，西宁划归青海省，孙连仲任青海省主席，树勋的军队就住在西宁。
到一九二八年底，国民党军队已经于六月进驻北京、天津之后，逼奉军退出关外易帜，蒋介石国民党暂时统一了中国。但到一九二九年冬天，蒋介石和阎锡山、冯玉祥发生严重摩擦。阎锡山将冯玉祥羁留在太原。刘郁芬由甘肃省主席调任陕西省主席，孙连仲由青海省主席调任甘肃省主席，树勋同志代理青海省主席。一九三零年，树勋和孙连仲一起到河南参加了阎冯反蒋的大混战，打了半年，阎冯马失败，脱离冯玉祥、归附蒋介石的杨虎城军队进驻西安。冯玉祥退居山东泰安，军队失掉了西北几省地盘，一向号称“西北军”的冯军至此全部瓦解。树勋和孙连仲的两师人被蒋介石改编为二十六路军，部队被调到山东济宁。就在树勋同志驻防济宁时期，我的前房儿子金城不幸因患脑膜炎死去。
四、反对“剿共”和参加抗日同盟军
树勋的军队驻在山东济宁时，蒋介石已着手消灭各地杂牌军。当时由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已在江西建立了革命根据地，蒋介石发动了向红军的反革命“围剿”。一九三一年孙连仲和树勋受蒋介石命令率领二十六路军到江西参加第二次“围剿”。树勋长期在西北各地，对长江以南情况并不十分了解，对共产党的发展更是不大知道。这次到江西与共产党作战，看到苏区的标浯和宣传品，知道共产党主张打土豪分田地，穷人翻身。他想起自己本是穷人出身，打土豪分田地有什么不好呢?又看透蒋介石利用打共产党来消灭地方杂牌部队的阴谋诡计，他的思想开始有了转变。又由于官兵大都是冀鲁豫人，到江西后，气候和生活不习惯，作战伤亡很大，部队中厌战情绪很高。树勋不同意孙连仲依靠蒋，要求换防整休，未被批准，就脱离部队上了庐山。这时，军部参谋赵博生、旅长董振堂，响应共产党抗日救亡的号召，领导部队在宁都起义。树勋不顾蒋介石派特务跟踪和下通缉令追捕，化装北来，到天津居住。
一九三二年八月树勋到了天津后，我们全家也由老家搬来天津。这时，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九一八”事变已将一年，蒋介石对日本的入侵采取不抵抗政策，在国内却积极搞反共的内战，这深刻地引起国人的愤慨。在树勋同志的家里，经常有一些进步人土如吉鸿昌等人来研究反蒋抗日的办法。吉鸿昌原是西北军旧人，当时是中共地下党员。还有许多党的负责同志也常住在他家里由他掩护。
一九三三年，侵华的日寇不仅吞并了我东北三省，侵占了热河，又向察哈尔伸出魔爪，华北局势也紧张起来。这年四月，树勋就和吉鸿昌去张家口投奔冯玉祥。当时主张反蒋抗日的冯玉祥从山东泰安来到张家口，正在共产党人宣侠父、张存实，张慕陶(后来叛变)等人的策划协助下，酝酿筹组抗日同盟军。由于吉鸿昌和树勋的到来，再加孙良诚、张凌云等这些冯玉祥的旧部下先后到达张家口，就促成了抗日同盟军的建立。他们收编了各地退到察哈尔省来的义勇军和民众武装部队，共计一万五千多人，成为抗日同盟军的基干力量。树勋和吉鸿昌都变卖家产，支援军费，补充枪支弹药。
五月二十六日，察哈尔省民众御侮救亡大会成立，决议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公推冯玉祥为总司令，领导进行民众武装抗日斗争。树勋任骑兵司令。当时参加抗日同盟军的军队和民众武装已达八万多人，声势大振。六、七月间，连续出击战斗，先后收复康保(河北省西北部)、宝昌(今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沽源(河北省西北部)，七月十七日又取得克复多伦(今内蒙古自治区东北角)的大捷，获得来自全国各地的祝贺和声援。
但是坚持投降卖国的蒋介石，对抗日同盟军的成立与发展，大为反对。他多方施用诡计，进行分裂瓦解这一支抗日力量，最后胁迫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把冯玉祥排挤走。八月十二日宋哲元到张家口，十四日冯玉祥离开张家口返回山东泰安。震动一时的察哈尔省民众抗日同盟军至此宣告解体。树勋随即返回天津。在张家口的这几个月里，树勋同志接触到共产党人柯庆施、张慕陶等，对于革命形势和共产党抗日救亡的立场，有了进一 步的了解，对蒋介石屈辱投降的亡国政策，增加了愤恨。
五、抗日军兴，坚持战斗
抗日同盟军失败以后，树勋回到天津，正值他母亲逝世，我们全家送他母亲灵柩回老家安葬，住了一个多月。一九三七年七月，芦沟桥事变爆发，树勋同志受宋哲元之命在保定成立河北省保安处，担任副处长。处长是张允荣，不久调走，就由树勋同志担任训练民团的工作。这期间毛主席曾派朱瑞同志来作统战工作，与树勋谈得很融洽，还把毛主席的著作《论持久战》送给他。当时，彭德怀与边章武两同志也来过保定。树勋从而学到了组织群众，打游击战的军事知识，并由共产党员唐哲民和保安处的上校参谋陈明韶协助拟定了组织民兵的规划，组织与训练地方民兵。
与此同时，蒋介石也派张荫梧到华北来组织国民党的地方民团，和树勋唱对台戏。张荫梧还在博野县办了个四存中学。但是他只能掌握河北省的博野、安国，蠡县的公安局和保安队，其余大部分县仍在树勋同志掌握中. 全面抗战开始以后，树勋把家属送到天津，他离开深定投入抗日战争。原来由他训练的两团人奉宋哲元的命令调拨给石友三指挥。树勋同志带领一团人又召集全省各县的保安队一两万人都到南宫集合，因受雨阻于束鹿，转道石家庄沿平汉路到邯郸。这时冯治安的河北省政府也退到邯郸。树勋同志又陆续收编流散军队，共集中了六个团，加上原在邢台的一个团，共有七个团。宋哲元的廿九军由北京撤退时损失很大，就决定把邢台的一个团拨给宋哲元，两个团拨给冯治安，留给树勋四个团。这四个团分布于由南宫往北到冀县，往南到威县。
宋哲元为策应山西我军作战，亲率冯治安和刘汝明的部队于十一月一口出动，经威县、广宗，攻打邢台，命驻冀县南宫的树勋同志的部队作掩护。日寇土肥原由邮郸经成安，广平打大名。十口驻大名的何基沣战败，大名失陷。宋哲元的后路受到威胁，退到广宗，通知树勋同志率军转移；以后又奉宋命到大名东南的小滩到元村集一线，接石友三防地。宋又调走一个团补给石友三。这时树勋的一个团驻河南南乐，一个团驻卫河沿岸，他自带一个团驻河南清丰。宋哲元任命他为河北游击总指挥。在这时期，树勋密切了与共产党的联系。在邯郸时曾派唐哲民去太原向朱总司令请示如何抗战。在清丰、南乐一带和地方党的联系更多。为培养干部，成立了第四支队，支队人员全是共产党人。唐哲民为队长，刘大方为政委。平杰三同志也参加过第四支队。
一九三八年一月，日寇从小滩、龙王庙以北过河打冠县(山东西部)、南乐，树勋率军抵抗了两天，接宋哲元命令撤至道口(今河南滑县)，又将石友三的一个团拨给树勋指挥，并接管道口的国防工事。在道口经朱瑞同志联系由八路军派来了唐天际、钟辉两同志，将排、连、营三级军官分期轮训。这些行动是瞒着宋哲元的。那时，和树勋部队驻防最近的是石友三的部队。石友三的部队中也有共产党人，张友渔同志当时就在石的部队中。石还在济南招收一批进步学生，其中就有曾克、于黑丁等同志。这时，宋哲元任命树勋为新六师师长，石友三为六十九军军长兼一八一师师长。日本军队驻彰德(今河南安阳市)，石和高的部队驻守漳河以南，隔河与日军对峙。当时石友三的副师长程希贤与韩复榘是旧友，韩被蒋介石杀掉后，程一直骂蒋，想投日本人的门路。程希贤与日人土肥原往来频繁，树勋驻地是离彰德十余里的郭王皮村，程与日人往来都要经过他的驻地，所以对程的行动时有所闻。
一九三八年春天日寇大举进攻，树勋同志的部队边打边撤，沿太行山向西南撤，最后到了辉县，接到宋哲元的通知赶到焦作，把部队布置在河南沁阳。宋哲元在沁阳河边住了三天，由树勋的部队作掩护。日寇土肥原又以一个师团的兵力抢渡过河。树勋同志掩护宋哲元撤走之后，连夜撤出沁阳，天亮赶到济原。以后又在应战中撤至封门口、邵源镇，逐步西移。二十九军守封门口，树勋的部队守王屋山。二十九军守了一天伤亡很大，宋哲元在邵源镇以西坐土牛入山。这时，东、北两方面有日寇进逼，南临黄河。宋哲元打算从山西边境茅津渡过河，将总部设在河南新安。于是将军队退到山西闻喜，又退到太阳渡，想在那里渡黄河。但是蒋介石的队伍守住黄河不准二十九军渡河。二十九军和树勋同志的队伍陷于进退两难的地步。
二十九军的队伍都到达渡口，几个师长如郑大章、王长海、张凌云、柴建瑞等人，连夜在会兴镇开会研究出路问题。郑大章大发牢骚说： “蒋介石不让我们过河要把我们消灭在这里。他早晚要投降，还不如我们自己早想办法。”树勋同志就提出：投降日本我不干，现在唯一办法是折回敌后，带着队伍打游击。因为大家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最后决定去离茅津十余里的石友三驻地去共同会商。石友三睡梦中被叫醒，他对大家说，宋哲元不听他的话，不然，在新乡的那一仗原可不打。他说他已派程希贤和毕载奕到郑州和北平去接头。树勋听出他是寻求妥协的意思，就说：“这事应与宋先生说明白，在没与宋先生讲以前，怎么能胡来呢！”于是他们六个人一起去见宋哲元。在宋哲元那里，石友三并未公开讲出他的意见来。宋哲元接受了树勋同志的意见，把部队调离茅津渡和太阳渡，先整顿队伍再确定打游击的办法。当天，由树勋同志的部队作掩护，宋哲元带领队伍转移到老鸦石。在老鸦石，宋问树勋同志：“程希贤在北平广播电台广播，说他代表二十九军与日方接洽，这件事你可知道?”树勋说：“石友三不是对你讲了吗?”宋说：“没有的事，是瞎胡闹!你回去打电报告诉他不要胡来。”这时，宋哲元受命到郑州担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蒋介石为分化二十九军，任命冯治安为一路军总司令，张自忠为另一路的总司令。宋哲元走后，树勋回到部队给石友三打电报表示：“我们坚持抗日。你要抗日我听你指挥。若有其他行动，我们就各奔前程不能合作了。”
这期间，树勋在洛阳，开封等地招收了百余名学生，由钟辉同志带领到了郯城以南。台儿庄会战结束，石友三命树勋到沂蒙山区的山东莒县、诸城一带，进行整编和扩充队伍。通过张友渔同志的关系与地方党联系，得到八路军和边区政府的支援，树勋的部队扩充为九个团。这时，石友三被蒋介石任命为第十军团军团长，兼六十九军军长，树勋被任命为副军团长兼暂一军军长。总部政治部主任是张友渔同志，暂一军政治部主任是解子仪同志。钟辉同志是周树一团的政委。各团、营、连的政工人员多数是共产党员或进步青年。但这个部队中的军官都是宋哲元的旧人，旅长马润昌很顽固，坚决反对建立政治部。鲁南专员、蒋介石特务秦启荣就向蒋介石密告过树勋同志和石友三赤化，军队内部斗争很尖锐。
蒋介石任命鹿钟麟为河北省主席(省政府设在南宫)。把树勋同志调离沂蒙山区，转移到鲁冀边界的乐陵、盐山一带。不久，石友三的部队改为三十九集团军，石任总司令。树勋的队伍改为新八军，任军长。在乐陵，树勋曾见过八路军东进纵队司令萧华将军。以后即率部转战山东庆云，河北黄骅等地。这时，蒋介石迫使鹿钟麟，石友三与八路军断绝关系，还派他的政工人员臧元骏来排斥八路军人员。以马润昌为首的反动军官提出驱逐政治部主任解子仪。八路军工作人员终于在各方压力之下，由萧华同志带走。张友渔也从石友三部队撤走。部队工作陷于困难阶段。
六、锄掉汉奸石友三
一九三九年秋，树勋奉石友三之命率部西开。当部队在山东德州和禹城一带越过铁路时，曾遭到日寇的截击。他们一边打一边向西南走，经阳谷到了山东边界的朝城， 日寇仍赶上来打。树勋的部队退到河南清丰，驻仙庄集，日寇停止了追击，就抓紧时机发动地方赶制棉衣，但石友三却命令树勋开赴南宫以北去打八路军。树勋同志不愿与八路军作战，就拖延未动，石友三认为他不听命令，从此关系越来越坏。军队穿不上棉衣，石友三不发，最后由曾是西北军旧人的濮阳专员丁树本帮助筹办了三千套棉衣，另由鲁西行署陈明韶帮助筹办了三千套棉衣，才勉强解决了军队的棉衣问题。
这时，石友三和日寇的勾结活动逐渐公开化。他一方面派他弟弟石友信与日寇接洽投降；一方面派人到树勋处探听口气。早在驻防彰德时，他就派程希贤来同树勋讲过，程说：“蒋介石这个王八蛋不是东西，我们在这卖命，不知哪天就象韩向方(复榘)一样被他宰了呢!与其等他宰了，为什么不早作打算呢?”树勋同志答： “伟儒(程希贤字)，我们可以痛骂蒋介石，可以反对他，可是今天是对外的民族战争，尽管蒋介石把向方杀了，我们哪能因为反对蒋而倒向敌人方面去!在这个大关大节的当口，可不能有丝毫的动摇。”又有一次，程希贤来说：“建侯(树勋字)，我们为什么不早与日方妥协，架着石老总到太行山大旗一树，轰轰烈烈地干一番呢?”树勋料定他是受石友三之命前来试探，当即加以反驳，程希贤扫兴而去。
石友三想投降日本，但他率领的两个团原是由树勋训练的保安部队拨给他的，他怕不听他调动，所以几次三番要树勋和他一起下水。经程希贤几次试探失败，树勋就成为石友三投降日寇的主要障碍。石与树勋同志间的矛盾也就日益加深。
濮阳专员丁树本拥有几千人的保安队，当石部南撤时，曾令丁出兵掩护，丁没有照办，对石也就怀有戒心。石为人阴险毒辣，翻睑无情，树勋同志和丁树本同样怕遭石的毒手，对这时已撤驻濮阳一带的石友三，极力避免见面。当时国民党冀察战区游击总指挥孙良诚也退到濮阳附近，他是西北军中资格较老的人，想出面调解，便约定由丁树本作东，在濮阳县东北的一个村庄会宴。这次会宴，丁带着一个营，石和树勋同志各带一个手枪连，只有孙没有带人，好象鸿门宴，互相戒备中只寒喧了几句，没谈什么问题吃顿饭而罢。
石友三的参谋长王清瀚，与树勋的关系很好，经常暗中通些消息。有一次王带来消息，要他注意山东济宁，归德(今河南商丘)、河南开封三方面的日军情况，应早作转移准备，因当时正在给部队做单衣，又觉得日军距离较远，所以树勋同志在山东定陶县驻防时未作转移的布置。但济宁、开封，归德三处日军突然围攻上来，很快形成三面包围，树勋率部应战，在敌人优势火力之下打了一天，设在定陶县大陈楼寨内的指挥部也遭受猛烈袭击，树勋同志从交通沟潜出寨外指挥干部训练班的学员和警卫人员对敌寇战斗，并突围脱险。在这次战斗中，我的六哥刘秀岭(在树勋同志的队部中任团长)，英勇牺牲。这次战斗之后，树勋带队撤到石友三的防地山东单县(邻近河南、安徽、江苏)，敌寇不再追赶。石友三派了一个参谋来探问，他满以为树勋同志被日寇打死，一见树勋还在，就改口吻说石总司令惦念高军长的安全，特派我来问候。还邀请树勋到石那里去住才安全。树勋说：“我不想离开这里，请代我谢谢总司令吧!”并应这参谋之请，写了封简短的信，让他回去复命。
经过这次事件，树勋同志想到为什么日寇只打我而不打石友三?为什么行动之前王清瀚预先知道?为什么战事刚停他就派人来探问我的生死?可见这是石友三勾结日本人欲置我于死地。从此，他更加警惕石友三的阴谋，以防不测，同时，也下了除掉这个大汉奸的决心。
不久，石友三、孙良诚和树勋同志奉命各派一个团越过陇海路去河南周口接运粮饷弹药。石和孙的队伍都安全通过，惟独树勋的队伍遭到日寇的截击，队伍被打散，剩下六、七百人勉强把饷弹接回。事后得悉，石友信在归德和日寇联络过，所以石，孙两部安全通过铁路线。
这以后，树勋还接过石友三的命令，说日本飞机来时不准射击。树勋同志更是疑惑不解，他曾对孙良诚谈起过内心的苦恼：“你见过通知了吧?日本的飞机不叫打，如果这样干，不是汉奸又是什么呢?当汉奸我可不干!”他说着难过的哭了。孙良诚劝他说；“我想石不会那样作!”其实，孙良诚也有了投敌的打算，曾对树勋谈过：“有人路过南京见了刘郁芬(西北军旧人，当时是汪精卫伪政权的参谋总长)，他对我们很关心，必要时可以找他帮帮忙。”树勋当即坚决表示：“汉奸决不能当，我们要给儿孙留条路。”以后树勋同志才知道石，孙二人都在进行投降活动。
这时，石友三与日寇的勾结更加紧密。石友三在天津结识的一个女人叫林慰君，要来濮阳与石结婚，走到济南受日本人留难，要求石去接。石派毕载奕和王清瀚前往。日方提出要石友三投降的条件，如名义、饷项、给养以及今后行动等等，毕和王代表石洽谈，石友三一一承认，日寇才准许林慰君随同毕，王回到河南濮阳。石友三与林慰君结婚那天，树勋料定这是喜期不会出事，就去道贺。后来知道石友三原打算当天要下手谋杀树勋，由于一个幕僚建议喜事日子别动手，树勋才幸免于难。
但树勋在那天晚上却从王清瀚那里得知石友三投降日寇的条件内容，主要是石率部向河北大名方面靠拢，宣布与华北伪组织合流。日寇给石以河北省省长兼治安军总司令名义，部队能带走多少算多少，以后可以补缺额，补枪支。发动时发给开拔费和给养弹药，部队到达指定地点发给一个月全饷等等。树勋回到防地，感到石友三投敌已迫在眉睫，需要采取紧急对策。有一天，毕载奕，王清瀚，臧元骏一同来到树勋同志处，谈起石友三投敌问题，毕载奕说：“李福和想当汉奸，就有个部下黄宇宙把他干掉，难道我们这里就没有个黄宇宙?”树勋感到这是用“激将法”，但众人在场，未便表示态度。后来，臧元骏一个人留下，对树勋说：“毕载奕和王清瀚都反对石投敌。我和毕由重庆来的时候路过洛阳，卫立煌司令长官秘密指示过，要设法制止石友三的投敌活动，必要时可以相机处理。”臧又说：“石的两个军长米文和、张雨亭也不愿随石去当汉奸。”树勋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坚定了除掉这个民族败类的决心。通过臧元骏的活动，同米文和、张雨亭谈妥，采取非常行动，石友三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动手扣留。
正巧，孙良诚应毕载奕几人之请再次邀石友三和树勋调停误会。一九四零年十一月下旬，一天正刮大风天很冷，树勋同志带着军队在野外下操，忽见远处来了人马，有人报告： “石总司令、孙总指挥来了!”树勋立即找来卫队营长高金兰作了扣石的布置，然后将石、孙二人迎进他的军部所在地柳下屯村内，让到屋内寒喧一阵。这时，臧元骏来了，树勋迎到院里，臧悄悄地说：“听说你们西北军的人都怕石友三，你今天扣他不扣?”树勋说：“不是早就讲好了吗!马上就扣他!”当即命令埋伏好的卫队将石友三当场扣押。这时孙良诚大为惊愕，问是怎么回事，树勋同志说：“这是中央(指国民党中央)的意思，他到哪里就在哪里扣他，把他拿掉，我们大家好一齐抗战。”随即将扣捕石友三经过电告卫立煌，接到复电就地将石友三正法，是以绳套勒毙的。石友信听他哥哥被捕杀，从北平赶回来，气势汹汹要给石友三报仇，当他正找孙良诚吵闹时，就被毕载奕的副官从旁开枪打死。十二月中旬，卫立煌来电发表树勋同志为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要他驻守原地，负责石部的善后问题。
日本人得悉石友三被处决，就要消灭树勋同志的部队。不久，孙良诚到开封当了汉奸，日寇就集中兵力围歼树勋的部队。部队由鄄城(山东省西南部)往东明、曹县(以上两地都在山东东南部)转移。当时我和我儿子也随军转移，从东明到菏泽的公路上日寇的坦克络绎不绝，我们一度跑失散了，后来又被树勋同志派人把我们找回。我们以一夜走一百八十里的急行军，路过定陶(山东西南部)等地。这时，八路军派唐哲民来找树勋同志，劝他不要走了，留下来和八路军一起抗战。树勋说：“请你转告党，我和八路军一定合作。国共将来一定要打，现在我们约定，只要内战一发生，我就一定过来。”唐哲民临行时说，他在重庆有个儿子，托付树勋如到重庆请为照顾。(后来树勋到了重庆，专门找到了唐的儿子，还给了几千元的生活费。)这以后，树勋同志的队伍就越过陇海路到达国民党统治区的河南省项城县。
七、邯郸起义，献身革命
当树勋同志在敌后抗日的时候，我们全家居住在天津市。天津市当时是沦陷区，我们应付敌伪统治是很费周折的。遇到他们来查户口，全家人不是分别投亲奔友躲避几天，就是叫孩子改名换姓。最小的侄子只四、五岁，教他说姓索，一直到全家去到河南项城时，树勋同志问他姓什么，他还天真的说姓索。树勋笑着说，到这里不要再姓索了!我们是一九四二年九月去河南的。除了我和我女儿，还有树勋的妹妹、三弟和三弟妇及其子女。树勋同志将全家在陕西的西安安顿好，他就在河南省的项城、临汝，伊阳(今河南汝阳)、渑池、南阳、镇平、南召等地驻防，一直到一九四五年。河南是汤恩伯所辖势力范围，树勋同志带领军队转战到这里，首先遇到的是蒋介石分化瓦解他的军队和夺取军权。树勋同志带到河南来的两个军，一是他自己原来带领的新八军，一个是米文和的六十九军(原是石友三的一个军，先是由汤恩伯鼓动，将米文和的六十九军调给汤恩伯指挥，吃掉了树勋的一个军。然后，蒋介石又派他的嫡系胡伯汉来作副总司令并兼新八军的军长，树勋就只剩个集团军空头司令的名义。其后又把树勋调离军队，以高级军官的名义去重庆受训。
在树勋同志的部队里还有一个受蒋介石指派来打黑报告的参谋长田希源，这人经常告密说树勋有赤化嫌疑。树勋在重庆受训时期，曾去谒见过冯玉祥，据冯说，蒋介石曾问过冯：“高树勋这人打仗怎么样?”冯答：“高树勋坚持敌后抗日六年!”有一天，树勋突然接到戴笠的请帖并派来汽车接他去吃酒，地点是离重庆几十里的郊区，可能是白公馆、渣滓洞一带。树勋与戴素无来往，为什么突然请客，心里非常疑虑。他去了之后，被让到一间小客厅里，一个人坐在那里直等了约有一个小时，戴笠才慢慢地走出来，皮笑肉不笑地说请你来喝茅台酒，草草应付一下，又派汽车把树勋送回来。回来以后，他想这次戴请他去一定是不怀好意，本来是想干掉他，可能又请示了蒋介石，所以才耽误了约一个小时才出来接见，认为时机不成熟，又因有碍于冯玉祥和树勋的老关系之故，才又暂时放他回来。
本来在洛阳失守之后，陈诚到河南内乡开会时，提出了任用树勋为冀察战区司令。但是树勋在国民党统治区三年多的时间里，个人安危还算小事，更重要的是亲眼目睹了蒋帮统治的极端腐朽、黑暗，看到了在他们统治下的人民处于饥寒交迫、水深火热之中。蒋帮军队腐败，毫无战斗力。军官们贪污、盗窃，利用职权大搞投机倒把，吸毒贩毒，过着花天酒地的的糜烂生活。在蒋帮统治下，特务横行，残酷迫害进步青年和爱国人土。城乡到处拉壮丁，拉来的壮丁绳绑索捆，逼得人民走投无路。凡是有爱国热情的人都能看出蒋帮已经丧尽人心，蒋介石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树勋经过半生的军队生活，在西北军中成长起来，经历了旧军阀的长期混战，经历了蒋介石的腐朽黑暗的残酷统治，经历了日本帝国主义灭绝人性的杀害我同胞，践踏我神圣领土，也接触到一心为公、为救国救民英勇战斗的共产党人。他反复思索，认定中国惟一的出路是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建立一个富强的新中国。他从重庆回来之后，就下了决心，要弃暗投明，投奔革命。
一九四四年八月，有一个在国民党军队里搞地工的王定南同志，在南召被汤恩伯部队扣押，解到树勋驻地镇平。树勋为要保住这位党的工作人员，就取得国民党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刘汝明的同意，联名保释王定南出狱。王定南来到镇平与树勋会面，两人从此建立了革命友谊。正巧八路军王树声部进入河南嵩县，胡宗南电令树勋予以堵击。树勋和王定南商定，利用这机会与八路军建立关系。经过王定南先是只身去王部商谈八路军过境问题，其后又为解决马石坪发生冲突事件陪同树勋在火线上与八路军陈先瑞同志商谈与八路军联系问题，这为树勋奔向革命开辟了道路。后来由于王树声部南下，继续联系不便，树勋就决定由王定南同志去太行山，同共产党，解放军谋求建立长期的密切联系。一九四五年八月一日，王定南带着树勋给彭德怀同志的信，从南召出发，北上太行山，在山西黎城见到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向他们递交了树勋的信，汇报了树勋向往革命的迫切心情，得到解放军领导同志的赞许，王定南同志带回来刘伯承司令员的亲笔复信，热情欢迎树勋参加革命。树勋从此坚定了要跟共产党干革命的决心。
日本宣布投降，中国人民抗战胜利。蒋介石却调兵遣将，准备大举进攻解放区，掀起反共的内战。他发表任命树勋同志为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调树勋带部队从河南沿平汉线北上，到平津进行接收。当时，邯郸，邢台已是解放区，要到平，津去，必经过邯郸、邢台。蒋介石调树勋同志去第一线接收，是为了既要进攻解放区，又消灭非他嫡系的杂牌军，树勋识破他的奸计，就决定在北上途中起义。于是把部队开到新乡，暂在那里休整。
这时，我回天津路过新乡。有一天在屋内梳头，树勋的一本书掉到地上，从书里掉出一个纸条，我拾起一看，原来是他向党表示决心，说坚决跟着党走，海枯石烂不变心。我赶紧把这张纸条收起来。这是我第一次知道他和党有联系。但是还想不到他要有什么行动。
不久，树勋带队伍沿平汉路北进到河北省邯郸以南地带，经过王定南同志多次穿越火线，作好同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等领导同志的联系，决定于十月三十日在马头镇宣布起义。次日晨，刘伯承司令员、薄一波副政委到马头镇慰问树勋，欢迎他的革命行动。十一月十日，在武安伯颜村召开全军大会，经党决定：宣布成立民主建国军，任命树勋为总司令，王定南同志为总政治主任，范龙章为一军军长，乔明礼为二军军长。树勋发表通电：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独裁专制，要求和平，民主，坚决与共产党，解放军联合。当时党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以及解放军领导都发来贺电。起义之后，树勋同志写了入党申请书，由邓小平、薄一波同志为介绍人，经过党中央的批准，成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树勋的起义，在重庆《新华日报》作了突出报导，对全国影响很大。中共中央于十二月十五日发出指示，对国民党军队开展“高树勋运动”，号召国民党军队官兵学习高树勋的榜样，站到人民方面来，反对内战，主张和平。许多不满蒋帮统治的国民党军官纷纷效法树勋，走起义道路，在解放战争期间，起到了瓦解敌人、促进全国解放的作用。
当树勋的军队从新乡开拔时，我正绕道徐州回天津。他的起义行动，事前我毫无所知。在徐州，突然来了一个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告诉我树勋已在邯郸起义，要我们赶紧离开徐州。我们就在王定南的爱人唐宏强同志的帮助下逃出徐州，进到离徐州五里外的解放区。第二天国民党当局去徐州我的住处逮捕我，他们扑了个空。我进了解放区，经过陈毅将军率领的新四军四师张爱萍同志驻地，由他们护送我转到武安去找树勋，沿途受到解放区人民热烈欢迎。在进入山东解放区时，还受到当时在山东省的黎玉同志的热情接待，他在临沂给我们召开欢迎会。到了武安，树勋见我来了笑着说：“我起义的时候想到过你，如果你从蒋管区来不了解放区，我也拼着不要你和孩子们，单人匹马我也闹革命!”我说：“你的决心真大啊!连家室不要，也要干革命!”
在西安家里，当时有树勋的妹妹，三弟和三弟妇还有儿女等人。树勋起义的消息传到西安，胡宗南正在宋哲元家里打麻将牌，胡对宋的家属透露了要拘留我们的家属。宋家和我家因为旧西北军关系，素有来往，这消息被宋的家属传送到我家，家里人研究对策，只留下树勋的妹妹一人，其余人都投奔亲友躲避起来。后来，西安的国民党当局去我家捉人，还将树勋部下军官在西安的家属也集中到我家，拘留了一个星期，没发现他们要拘捕的人，就都释放了。
我们在西安的家属们，最后得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同志们的帮助，全家分两路离开西安。三弟夫妻和其子女由山西绕道北京回天津，树勋的妹妹带着我的子女二人从西安出发经郑州，彰德，过封锁线到达解放区邯郸。当时邯郸为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所在地，树勋同志正在邯郸开会。树勋的妹妹和我的子女到他那里时，正见着邓小平同志、杨秀峰同志和刘伯承将军。从此之后，我们全家就在革命的队伍里重新团聚了。
全国解放之后，毛主席、党中央对树勋给了很大的关怀和照顾。他参加了全国政治协商会议，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一至三届的人大代表，又被任为河北省副省长。最使我们感念不尽的是一九五三年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北京宴请过树勋。毛主席在席间谈到；你们过去帮助过我们，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你们的。一九七一年秋天，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曾约树勋在北京相见，我们赶到北京。不料发生林彪叛变事件，周总理忙得不能分身，因而未能晤面。这就成为树勋生前的憾事了。一九七二年树勋在天津病重住院，敬爱的周总理指示天津市委护送他到北京医院抢救，终因年迈病重，于一月十九日逝世，终年七十四岁。
树勋逝世后，一月廿一日，党中央在北京为他举行了追悼会。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的华国锋同志，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王新亭同志，人大常委会委员谢扶民、季方、国防委员会委员卢汉等同志，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和树勋的生前友好及其家属参加了追悼会。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马力同志在致悼词中说：“高树勋同志在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的紧急关头，率部起义，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主张和平，站到人民方面来，在全国影响很大。起义后，高树勋同志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努力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为人民做了有益的工作。”对树勋同志参加革命的行动给以高度的评价。他的骨灰盒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享受了极大的哀 荣。
我现在也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仍住在天津。近年来被邀请为政协天津市第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出席了天津市政协的各次会议。在我安度快乐晚年的岁月中，一定要象树勋同志一样，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我的力量。
这篇回忆，因为事隔几十年，有些时间我又不在树勋身边生活，所以一些事实写的有不完整或不准确的地方，还希望了解树勋同志事迹的老战友、老同志们给以订正补充。
高树勋将军起义之后
编者按：张鼎中，男，生于1919年，山西省榆社县人，北京军区工程兵政治部原副主任。1937年4月18日经薄一波审查，在山西太原参加中共领导的抗日军政训练班，成为中国工农红军战士。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中作战勇敢，多次负伤立功。长期从事我军保卫工作和政治工作，离休定为副军职，现在北京军区司令部第四离职干部休养所。1988年授予二级红星荣誉勋章。
历史早有定论，高树勋起义，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伟大序幕中的精彩开篇。那么起义之后，为什么有一段时间高树勋没了消息？而往后，怎么又扯出我与高树勋“打交道”？
特殊任务是聊天
高树勋原是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1945年10月30日邯郸起义后，党中央任命他为民主建国军总司令。1947年6月在高树勋部队中发现有“策动暴乱”的嫌疑。
当时我在晋冀鲁豫军区保卫部3科（兼军法处）任职。那天，我在审讯一个重要罪犯时，通信员送来一个条子，社会部杨奇清部长叫我马上去他住处。意外的是，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张南生、保卫部部长卜盛光也在场。杨部长说：“有一个重要人物要交给你看管。最近民主建国军发现了一些可疑迹象，情况你们都知道。”我说：“看管高树勋？”杨部长说：“党中央和军区首长对此十分重视。名义上让高树勋来军区社会部休息，实际就是看管。”我认为责任很明显，两位部长主管看管和审查，我负责警卫。
杨部长说：“到了你这儿，就一条，保障他的安全。这件事就由你负责，你和他打交道。”怎么能由我打交道？没等我说话，卜部长接着说：“把高树勋放在你那里，比较合适。总之，没有给他作任何定性，看管不是看押，你要掌握好。根本的一条，一定要保证高树勋本人的安全，也要把交道打好。”张副主任说：“他们说的就是我说的。”
我赶紧说：“高树勋是通天人物，打交道，我不好掌握。”张南生说：“打交道，有嘴就行。”我说：“我的资格不够。”打交道确实有个资格问题，起码应该保卫部看管，社会部打交道。张说：“出了问题，第一，中央拿我是问，第二，我拿你是问。你还要什么资格？”他们笑了。我苦笑。我不服气，但得服从。
看管地点，在武安县（原属河南省，1949年划归河北，1988年改为武安市）冶头村一个农家小院内，老乡住正屋，高住西屋，一室两间，有炕有地，放一方桌，两把椅子，他自己有衣服、被褥及牙具，其他皆无。为了安全，我首先从警卫连抽调出政治责任心强、军事技术过硬的12名优秀战士，专门为高树勋夫妇站岗，确保其人身安全。其次，调来精明细致的公务员给高树勋打饭和生活服务保障，在伙食上由中灶给予保障。
与高树勋打交道，落实到底，其实就是泡上一壶茶，问问生活，然后他愿意说什么就说什么。因此，休息就是看管。看管就是打交道，打交道就是聊天。他需要聊，乐意聊，不聊就无聊。我要忙昏了头，少去一两次，哪怕去晚了，都会让他很失望。对我聊天了解的有关高树勋的情况，略记如下。
高树勋字建侯，河北省盐山县人，1898年8月6日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中。18岁时去四川绵阳找他舅，他舅在冯玉祥部队十六混成旅当军医，便安排他在冯玉祥部一团三连当兵。高树勋当军官后常给家中寄钱，他很孝顺父母，有时说起来颇有伤感。1918年，段祺瑞约冯玉祥到汉口谈判。高树勋率手枪班随冯赴汉口，终使冯安全归来。1922年直奉战争冯玉祥部从陕西到河南洛阳，高树勋随军绕道北京万寿山，奔袭击溃在长辛店的奉军，升为营副。高树勋南征北战，东杀西拼，后来当了师长。1933年5月高树勋与中共党员吉鸿昌一起，奔赴张家口协助冯玉祥建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长城内外抗击日寇。1937年七七事变后，高树勋集中整编河北民团近万人，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六师，举起抗战义旗与日军周旋。
高树勋戎马生涯的精彩华章是计杀石友三。这件事在当时影响很大。能面对面、一对一地听高树勋讲述，那是非常畅快的。我能感觉到高对此也非常自得，讲起来神采飞扬，站起来比画。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讲述，总也讲不够，我也始终听不够。他讲述时那种豪气，特别提气。
那时，第八军军长高树勋发现石友三与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拉上关系，组织队伍在冀东活动，为日本侵略军开辟道路。而高树勋不愿进攻八路军，石友三便挑动日军袭击高部，高树勋寻机要杀掉石，为民族除患。开场戏由原西北将领、时任鲁西行署主任兼游击主任的孙良诚唱主角。孙良诚出面，撮合高、石二人关系，主持石与高面谈，解除隔阂。石友三见老长官亲自登门盛邀，信誓旦旦一力保证，便不再犹豫。1940年12月1日，石友三率一连骑兵随孙良诚到高树勋部驻地河南濮阳柳下屯。高树勋率旅长以上军官热情迎接，彼此握手言欢。进入会议室不一刻，高的部下进来报告：“太太有事请商。”高刚刚退出，立刻有4个卫兵进入会议室，将石友三架走。当夜高命令士兵掘了个坑，将石友三活埋于黄河岸边。
高树勋对我说：“我高某别的不说，抗日，杀汉奸，这一勋没树错。”我说：“高司令功在民族，实在可敬。”单独在一起我叫他高司令，有外人时叫老高。高树勋说：“别听我瞎吹。”他越谦虚我越赞扬，我赞扬越真诚他越受用。后来我说：“活埋讲起来不好听，正规军办事一股匪气。”高树勋倒不反感，说：“没凌迟处死，便宜王八蛋了。”后得知，头年12月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石友三袭扰八路军抗日根据地，几名八路军士兵惨遭活埋。不管高树勋怎样用意，在石友三本人，是恶有恶报。
解放战争起义第一将军
高树勋中等身材，但很魁梧，像个大军官样子，不抽烟，喜欢喝酒，说在天津时喝白兰地。他喜欢高谈阔论，简直像话痨。比如我进屋说句：“今天风真大。”他便就水和泥地从西北说到华北，以往经过的地方那风刮得如何如何，能发挥一两小时。通常我就在开饭前半小时去看他，待公务员打来饭，我就可以离开。这难免让他扫兴。后来我干脆让公务员把我的饭也打去，三人边吃边聊，饭后可以脱身，也能多听些东西。一起吃饭，也搞点儿酒喝。酒从“小小饭馆”用军用水壶灌，我二人一次能喝半壶，但不经常喝。
关于起义，高树勋说——在敌后与八路军保持联系，坚持抗战5年，集结了三十九集团军两个军的兵力，这时蒋介石对高不放心，让汤恩伯挖走了六十九军，又派胡伯翰接任新八军军长，夺走了高的兵权。1945年8月抗日战争结束，蒋介石命高树勋充当反共急先锋。高树勋派共产党员王定南（王是高的座上客）带一封亲笔去太行山总部找彭德怀。王定南在太行根据地见到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邓说：“现在情况紧急，高树勋部队已开到了新乡，你必须尽快回去，向高说明一切。”刘说：“我写封信，由你带去。”起义在即，高的家属尚在徐州。刘伯承电告中央。毛泽东和党中央即刻电令新四军第四师张爱萍部设法将高树勋的家属送往河北。张爱萍立即派出精干人员三进徐州，将高夫人刘秀珍和王定南爱人唐弘强从徐州接到解放区。高树勋感慨地说：“共产党言必信，行必果，实在了不起。”
党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及军区首长都对高树勋起义极为重视。后来邓小平说：“毛主席号召'开展高树勋运动’影响很大，解放战争时期我军歼敌807万人，其中，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接受改编的就有177万人，占我军歼敌总数21%。”
将心比心
令人遗憾的是，晋冀鲁豫军区派到起义部队的一些政工人员并未按中共中央对起义人员的政策，去“真诚团结，耐心教育，帮助提高起义人员的思想水平”，而是采取“左”的关门主义态度，争取下级，排斥上级，鼓动士兵反对军官。这期间发生了一起所谓的“特务案件”。具体情况是一名保卫干部发现高部一连长在集市上向一个商人举三个指头，就说他是向特务发暗号，拘捕屈打成招，供出了一批“通敌”人员。于是就把涉及人员全部集中审讯，搅得民主建国军人心惶惶。当时确有国民党人带信要高树勋“弃暗投明”。高树勋将信送军区首长，然后把来人看守起来。没想到，此人半夜逃跑了。有人怀疑是高树勋放跑的，气氛越来越紧张。
1947年6月，晋冀鲁豫野战军由刘邓亲自率领千里跃进大别山。这样，晋冀鲁豫军区只留下少数武装部队，后方显得有些空虚。军区留守的首长考虑再三，联系到徐州警备司令郝鹏举先起义、又叛变的教训，决定先发制人，派一个团抓高树勋。
6月14日清晨，高树勋正在院子里散步，突听外面“噼噼啪啪”响起枪声。警卫团与抓高树勋的部队发生枪战。几分钟后听到政工人员喊话，停止了射击。这时高树勋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跑回会客室去打电话，摇了半天没声音，院子里的卫队掏出手枪准备还击，高树勋下命令：“不许开枪！谁也不许开枪!”
抓人的部队冲进住宅，让高树勋和保姆到后院去。高提出让他女儿高继芳一起去，并提出要写信。连着写了几封信，大意是：我海枯石烂心不变，要革命到底。
晚上6时，政治部主任张力之的爱人石磊来了，她说张力之病了，不能来。得知从早晨到傍晚未给高饭吃，即安排厨房做饭。吃过饭，高的女儿高继芳提出回学校去，石磊马上同意，找了一辆木轮车送她。次日，将高树勋夫妇用马车送到军区驻地。
我与高树勋打交道之初，高少言寡语。除了政治上的失意，他一度对我个人也很冷漠。问其生活上有什么困难，都是两个字：很好。高夫人有事情倒向我开口。高夫人说住房有臭虫、跳蚤，咬得没法睡觉。我马上给他们调换了房子。这是一农民儿子刚结婚的新房，宽敞亮堂，卫生条件比较好，农民觉悟高，听说我们要给领导借用好房子，主动给腾出来。搬过去后，高夫人又说厕所不好使。厕所家家如此，那是老百姓猪圈和厕所建在一起，茅坑下面就是猪食槽，人在上面排泄，猪在下边吃。高树勋不以为怪，在大城市养尊处优的高夫人哪见过这个？嫌脏又害怕，可跟我们不好明说。我揣摩明了其心思后，马上让战士在院角修了一个独立、隐蔽而清洁的厕所，每天专人打扫清除，铺洒石灰，夏秋没有苍蝇蛆虫，冬春没有北风侵扰，高夫人十分满意。
高夫人叫刘秀珍，何地方人记不清了。高树勋在家订过婚，但未结婚，他当兵后就退婚了。女方那边也不喜欢他一个“丘八”。其妻子刘秀珍，是高当营长时经人介绍结婚的。婚后二人感情一直很好，有一个女儿高健芬，一直跟着她妈上学，在武安时还在上学。有否儿子记不清了。刘秀珍由新四军从徐州救出送来后与高住在一起。高树勋非常尊重夫人，很听话，说有点怕也可以。我去看高时，主要与高谈，很少理会刘。故刘总坐在一边听我谈话，她有时也对高说的走题话从中制止，高马上就不说了。吃饭时，刘给高盛饭，高给刘夹菜。总是让着夫人，有时说话还看夫人脸色，彼此相敬如宾。高夫人说我们好，也影响了高树勋。当然，我只是认真做事，真诚待人，没想跟高树勋走夫人路线。
高树勋脚气感染，行走不便，我让医生给治疗。每次换药，我都到现场，唯恐医生不认真。记得那期间未给高树勋发过工资。我们每月5元。所以，我从生产收益中给他解决些生活用品，如大洗衣盆等等。他们两口子爱干净，二人常洗衣服、洗澡、拆洗被子等。洗脸盆小，就给买了个大木盆。还给买过一个铁水桶，打水用。尿盆是个黑瓷盆，借老乡的。总之，都是鸡毛蒜皮零七八碎婆婆妈妈的琐事。在他们的眼中，这个院子即便就是监狱，那么有我这样尽心服务的“狱卒”，也应额首称庆了。
最使高树勋夫妇高兴的是“扒鸡待遇”。我让公务员截长补短地送扒鸡和烧饼给他们吃。这件事，应该感谢新四军。原来高夫人由新四军送来时，安排了一套马拉轿车，高一直留用，这次也随他们拉东西来了。这套马车的三头黑骡体力特别棒，车体材料好，车厢很舒适，车轮轻快，我就让这套马车去山东临沂倒腾了几趟布匹小生意，赚了点钱，在冶头村河滩大道上开了个饭馆，起名“小小饭馆”。军法处有一个劳改犯人是山东德州人，会做扒鸡，特别安排该犯人在“小小饭馆”一展手艺，生意红火。于是高树勋和夫人时常能吃到扒鸡和烧饼。他们夫妇吃扒鸡高兴，再给高树勋搞点儿好酒喝，两口子一再感谢我。我说得感谢你们，有了你们的好马车。高树勋就说：“这马车归你们使用。”
高树勋也问我的情况。我没他名堂大，但小牛皮还是有的吹的，如在山西决死队袭夺平遥城，肉搏战一对一我大刀劈鬼子，在军调部执行小组独闯土匪铁磨头的永年城等几番历险，等等。凡可能涉及秘密的，我都避开。我单独受领于刘伯承、邓小平的秘密任务情况，就更不会说了。而罪犯孙殿英等人关押在附近的情况，也没必要透露。我和高树勋之间逐渐建立了顺畅关系。我的经历不足挂齿，让高树勋动容的是百团大战中日本鬼子留在我颈部和臂部的弹伤。
关于怀疑高树勋“策动叛乱”的问题，晋冀鲁豫军区很快将情况报告中共中央。毛泽东迅疾回电：“高树勋邯郸起义有功，必须保证他的人身安全。”在混沌复杂的情势下，毛主席异常果断地制止了事态的继续恶化。我分析，指派我看管并“打交道”，应是在毛泽东主席回电后。但当时我对上层情况一无所知。
“打交道”一年后，中共华北局负责统战工作的平杰三部长找我了解情况，征询我对高树勋的处理意见。所谓叛乱，经一年工作，毫无进展。军区首长和有关部门都在严肃考虑怎么办的问题。处理意见应该上面拿，好在平部长十分坦诚，所以我也不回避。讨论后我们一致认为：高树勋起义在全国影响很大，应当非常慎重；在起义后是否有“策动暴乱”行为，没有充分证据；看管期间，高认真总结历史，相信党中央，没有任何不满情绪；处理意见，应解除看管，安排工作。
至于如何向本人交代呢？我建议不了了之。因为从我这开始，公开的理由只是保障“休息”，保证安全，这一年间从始至终未向本人提出过“叛乱”问题。我人微言轻，只能建议到这个程度。
紧接着高树勋亲笔给军区写了一封信，要求尽快解决他的问题。我不向他乱传话。但气氛渐渐缓和，他也明了时机渐趋成熟。信称：起义后，总会有些不满意的人，想对他下毒手是可能的，组织上采取保护安全的办法，他表示感谢。又称：他现在身体很好，希望给安排工作。部队大部分已调出，他要求到地方上工作，他愿到河北省，继续发挥他的作用。
高让我看信，我就看，但不作任何表态。高树勋风风雨雨经得多了，信的内容表述十分明智与成熟。他请我上呈，我没假手他人，持信直接去见军区薄一波副政委。
薄看信后说：“高树勋的问题已拖了很久了，不安排工作不合适。他的起义不论从军事上看，还是从政治上看，都起了很大作用。党中央毛主席非常重视，再无根据地看管下去，就不公正了。”我比较详细地汇报了在看管和生活上如何照顾高的情况。薄说：“你们在生活上采取多照顾的做法，是对的，这样他会解除一些不必要的考虑。你们建议不了了之，真正的好处是不造成坏的外部影响。”
有薄的表态，我心安了许多。我并不邀功，但求无过。那一段免不了个别人对我也有闲话，说我给看管人员吃扒鸡，阶级阵线不清。高树勋“休息”，王定南亦被怀疑，送神泉训练班。审问人员将他吊打、背铐56天。王定南一口咬定没有叛乱之事，还高声说：“我要向党中央申诉!”事后说，对这样一个高度敏感的政治任务，当时社会部、保卫部的责任都落在我一人肩头。“打交道”是个岔路口。若到了悬崖边，别人都有退路，独我没退路。我的命运几乎置于高树勋问题的性质上。而说到当初基于我个人的安全选择，有的人或许就以对高树勋的一副恶面孔来杜绝后患。以他人之危换自己之安，这也许是所谓“左”比右好的人性根源。其实我不抱怨任何人，我的态度始终是忠诚于组织，个人方面糊涂一点好。
有一次与高树勋散步聊天时，我随口说了一句：“你宰相肚里能撑船。”高马上说：“我不是宰相，肚内也不能撑船，但我是'大事不糊涂，小事装糊涂’。”我就向薄一波说了这个情况。薄副政委笑了笑说：“他是聪明人。如何处理，军区要研究，还得请示中央决定。不作结论，同样可以安排工作。他装糊涂，我们也可以装糊涂嘛。”
毛主席、朱总司令对高树勋的信任和重视始终如一。1949年9月23日，高树勋与张治中、傅作义等26名起义将军出席了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在北平的宴会。新中国建立前夕，高树勋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工作。1953年，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接见高树勋时说：“树勋同志，你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帮了我们的大忙，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的。”
1972年高树勋逝世，华国锋等党政军领导人参加追悼会。1983年10月30日纪念会在石家庄隆重召开，中共中央统战部顾问平杰三受中央委托专程前往参加会议，河北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军区主要领导人参加了会议，全国政协、民革中央也派负责人参加。在高树勋率部起义38周年前夕，中共中央决定以这种方式为之正式平反。
解除看管详情
1989年11月20日，邓小平回忆说：“平汉战役应该说主要是政治仗打得好，争取了高树勋起义。如果硬斗硬，我们伤亡会很大。我一直遗憾的是，后来我们对高树勋处理不公道。他的功劳很大。”
关于解除看管，我最早得到消息，是薄一波副政委派他的秘书陆棣骑着马从冶头村来到我的住处古冶村，陆秘书找到我说：“薄副政委通知你，高树勋很快就要安排工作了，让你等通知。通知到之前，你可做一些必要的准备工作。”
我想来想去，干脆安排一顿饭，大家聚一聚，饭桌上把气氛搞得轻松愉快一些。怎么才能名正言顺？又是想来想去，干脆不提吃饭。我找了个由头对高树勋说：“夫人那天说，想去看看马车，正好今天休息，车停在'小小饭馆’，咱们一起去看看？”高和夫人非常高兴，像孩子过节一样。临傍晚，我们三人出大门。这是他俩一年来第一次出大门，他们有些喜出望外。
我们先看马车，刘夫人很有感慨地说：“从徐州和唐弘强女士（王定南夫人）一起到新四军，才给了这辆轿车，三匹黑驴子跑得快，几天就到了武安县，这个车可是办了件大好事。”正说之间，我们事先安排好几位科长到来，他们是一科科长张若千、张之斩，二科科长石玉和秘书白仲删等，是我请他们一起陪高树勋吃饭。保卫部来这么多人，高和夫人正疑惑间，我邀请他们进席棚。席棚里摆好酒席。吃饭安排很简单，除烧鸡外，又加了3个菜，是大碗大盆装的豆腐干、粉皮、龙须菜，菜量很大，主要是喝烧酒。
见了这场面，高树勋表面镇定，但内心颇有些意外。我说：“这个饭馆，平日我们几人给照料着，但是真正的老板，今天才光临。”他环视大家，问：“哪个？”我说：“你呀。”他问：“我怎么是老板？”我说：“怎么能不是哪？我汇报过好几次，这个饭馆是你的马车跑出来了。”他说：“那好，那好。”而后就开喝。我们的脸上全是正大光明和轻松欢喜。大家的诚恳，渐渐让他领会了我们的意图。闹得高兴，高喝得多些，酒醉话多，认识了几位新人，兴致非常高，干杯，还划拳，行酒令。我心里的祝酒辞在说：真诚祝福，热烈欢送。
不几天，司令部办公室主任史耀忠来迎接高树勋。史主任先通知我说：“军区开会请高去参加。”古冶村距冶头村也就三四里地，冶头村是军区司令部驻地，往常我们开会都是步行，走河滩大车路。史耀忠带来3匹马，夫人也要同往，显得周到、热忱。
开始高夫人不想去。在小院幽居了一年多，头两天吃饭，这天又说开会，来个生人接，她犯嘀咕也很正常。我劝说：“去好，可以见见军区首长，有什么话也可当面说说。”我从没糊弄过他们，高夫人就不再疑心。晚上很久了，高树勋夫妇才兴致勃勃回来。高一见到我就说：“不再麻烦你了，我要到军区工作，以后还要多见面的。”我问：“都见到谁了？”高树勋说：“都见到了。”我问：“工作怎么安排？”高树勋反问：“那天欢送饭都吃了，你还假装不知道？”我说：“不知道怎么安排。”高树勋说：“副司令员，我推辞了，没辞掉。”
他的欣慰，首先不在职务，而在获得信任。信任有多重要，关键是信仰有多重要。后来那么多国民党将领的起义，多是在国民党大势已去、战局兵败如山倒、个人山穷水尽之际。而高树勋却独树一帜。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向何处去？希望在哪里？高树勋找到了方向，找到了希望，并且是在国民党军事力量不可一世时，毅然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果断地站到人民一边。
这时高树勋又说，他实际愿意到地方工作。我猜想，他对军区领导也是这样说的。这样韬晦保身的例证，在史书上不绝于篇。就这样他们收拾好东西，第二天用马车拉上行李。上了街回望小院，一年多来天天想离开，真到走时，发现这里竟是战乱年代最安宁的一段时光，身心也得到调养，不免有些怀恋和伤感。高夫人送一件小毛衣给我的女儿晓明，也送给房东几件穿过的衣服。
用马车把高树勋夫妇送到冶头村，我向他们告别。我不好说他夫妇二人对我怎样依依不舍，当时确实有那种意思。刘还指着外面的马车说：“那一套马车就留给你们用吧，把生产搞好。”我想，军区副司令员有汽车坐，再说配备马车夫、供应草料这些事，他也不好比其他首长特殊，就顺水推舟说：“谢谢了，车放我这，你们用车时说话。”
这辆马轿车非常漂亮，车体用高级红木做的，花纹很美，油漆得十分精到，还镶着玻璃和缎门帘，两个大车轮上钉满了铜钉，那高贵气派无与伦比。新四军来人就曾说，这是专门为陈毅等首长打造的。果不其然，陈毅司令员来武安县冶头村开会，打听到车还在，特别兴奋，一定要看看。陈老总围着这辆马轿车转了几遭，摸这摸那。当时我也在场。那情景我看出来，陈老总是想把车要走的。进北平后，上级命令，所有马匹和马车一律上缴。我交了这辆马轿车，还真舍不得。
高树勋在河北省副省长任上，我们有一次巧遇。当时省城设在天津，一次周末，我去干部俱乐部跳舞，正好碰见他带一群小姑娘在跳舞，一见我马上喊着说：“快给张科长跳，快给张科长跳。”他眼神真好。隔了十多年，现场又有那么多人，而且我穿便衣去的。
我们在舞场时散时聚，又简略交流了分手这些年的各自情况。我特别说了马轿车的去处。另外我说：“你的小秘密，我现在还没乱说。”高说：“我哪有小秘密？”我说：“活埋呀。”他大笑说：“小事情，小事情。”关于杀石友三，后来高树勋因为跟我熟了，也不避讳我，有一次特别讲了秘密细节。所谓活埋黄河畔，地点是对的。活埋，按他的透露，在所有的杀石友三的文字记载中应该删去。
那一段时间，非常健谈、谈少了或许要得病似的高树勋，为了使我保持兴趣，总在设法谈出些新东西。那次高树勋对我说，他的副官和警卫都是铁杆心腹，绝对听命于他，对他的话，那个个是说一不二。我说：“你肯定恩威并施。”高树勋接着说，跟这三四个亲信说明处置石友三的意思后，当天半夜时分，把石友三五花大绑起，手脚用绳子捆个结实，用绳子又套在脖子上，当时下狠手勒，没动刀枪，石友三就已经一命呜呼。就这样抬到一个大车上，拉了很远，在黄河边一个无人烟的地方，挖深坑埋掉了。对外，一直说活埋。
我说：“这叫先勒杀，再活埋。”高树勋说：“这家伙该千刀万剐。”我说：“是不是怕夜长梦多？”高树勋说：“那几人办事麻利。”我说：“你跟我说，是看得起我。”高树勋得意地说：“大家传说是活埋，也很好。”
杀石友三，不管各方面怎样反映，反正毛泽东也罢，蒋介石也罢，日本人也罢，以及后来的历史学家也罢，都得到的是“活埋”的说法。我实在搞不懂活埋与不活埋的区别，可高树勋确实得意洋洋。一个风云人物，在惊动历史的同时，能够再来点儿胡椒面儿，让事件面貌扑朔迷离，或许有加倍的愉悦感。
舞会见面没几天，河北省一个剧团就来部队慰问了。当时我是玩笑话，也以为他打哈哈。没想到高副省长还当真了
郑大章师长（1891—1960）号彩庭，河北静海人。西北军后五虎之一。早年入冯玉祥部当兵，曾历任排、连、营、团长诸职。1926年任西北军骑兵第二旅旅长，后参加五原誓师与北伐作战。1928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骑兵第一军军长。中原大战时率骑兵突袭归德（商丘）机场，烧毁飞机十余架，蒋介石险些被擒。 1937年任国民党政府军第二十九军骑兵第九师师长。七七事变时，率部参加北平（今北京）南苑大红门抗日战役。被佟麟阁骂他“四条腿跑得真快”。1938年任第1集团军骑3军军长。1940年在刘郁芬劝诱下投敌，任汪伪军委委员，7月任政务次长兼点编委员会委员长，赴河南商丘等地点编伪和平军第一军张岚峰、第二军刘启雄、第三军窦光电各部。后任军训部常务次长，被周佛海保举位中央警卫师长。1942年任汪伪陆军部常务次长。1943年任军事参议院院长、武官长。汪伪中将，后升上将，是周佛海的嫡系。1945年4日下旬，日军将败，汉奸政权岌岌不可终日。周佛海召见郑大章，询问整理警卫师情形以谋应急之策。郑大章为难地说：“人员、械弹两缺，怎么办?”1945年9月以南京汉奸罪被拘捕，解放后在河南闲居，1960年病故。
三、整编第13师组成的第69军
谢义锋第69军
该军前身是整编第17师和整编第15师各一部。1948年8月，国民党军为加强在西北战场上的军事力量，以整编第17师第84旅和整编第15师第135旅合编为整编第13师，隶属整编第29军。谢义锋任师长，下辖：
整编第84旅，欧阳明任旅长；
整编第135旅，唐明德任旅长。
同年9月，国民党军在整编时废除整编师、整编旅番号。整编第13师改编为第69军，隶属西安绥靖公署。谢义锋任军长。原辖整编第84、整编第135旅依次改称为第84、第135师。
9月下旬，西安绥靖公署将直辖第144师拨归第69军建制，江永烈任师长。
1949年，该军改隶第5兵团，在西北战场上，先后参加了西北春季战役、陕中战役和西南战役等。在西南战役中，该军第135师被人民解放军歼灭于川西新津、邛崃地区；第84师投诚，第144师起义，接受解放军的改编。
谢义锋（1907 － 1987），耒阳仁义乡沿河村人。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曾参加北伐战争、“一·二八”淞沪抗战。抗日战争爆发后，历任昆明防守直属部队第四十八师代理师长、新编第二军第四十五师师长。1944年下半年，奉调赴新疆镇压伊犁暴动。1946年6月后，升任西北行营新编第二军军长、整编第七十八师师长、第六十九军中将军长等职。1949年去台湾，任国民党国防部中将参谋。1987年在台湾病故。
第六十九军军长谢义锋
说起69军，那肯定是离不开臭名昭著的石友三。这支诞生于河北敌后的游击军，在抗战的几年里，内乱不断，又发生过整师投敌的事件，实在是丢人丢的厉害。而论其战斗力，则是连八路的地方部队都打不过，更别提日军了。要不是一直在敌后打酱油，恐怕军政部早就把这个军给裁了。于是在抗战胜利的时候，69军这个番号很自然的成了首批被裁的部队之一。对于这样一个晦气的番号，胡宗南到是不客气的给要了过来，可他没想到，被他寄以希望的、在内战后期成立的两支生力军之一的精锐，竟然还是摆脱不了老69军的晦气，不仅断送了两位军中骁将，而且还成为了大陆最后一战——西昌战役的牺牲品。
靓仔军长
谢义锋军长，湖南耒阳人，生于1906年。谢义锋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炮兵科，在胡宗南的部队里，属于新生代的可提拔型人才。谢义锋人高马大，长的帅气，并且还能歌擅舞，在当年的第1师中，整一个全能型人才。他和四期同学张灵甫在第1师俨然成为了四期生的杰出代表，并深得胡宗南的宠爱。
谢义锋不仅人长的帅，头脑也灵活。在他还是营长的时候，跟着第1师跑四川去围剿红军。由于缺乏补给，第1师派出了好几路征粮队，到地方上去筹集粮食。由于习俗、语言等原因，派出去的征粮队大多无功而返，有的甚至还激起了少数民族的反抗，酿成了伤亡的惨剧。只有谢义锋，竟然出奇的完成了任务，并且还超额完成，并得到了阿坝土司的支持。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谢义锋一开始去征集粮食，照样吃的是闭门羹。可他没有放弃，经过调查得知阿坝土司的女儿正当妙龄，而且还没婚嫁。于是谢义锋脑劲一转，开始利用起自身的优势，竟然只用了半个月，就把人家土司的女儿给“争取”了过来。女儿的心都给谢义锋了，那作为老子的土司也就没什么话好说了，举全族之力支持第1师打红军。谢义锋不单完成了任务，还抱得了美人归，真是一举两得。而他也因为出色的完成了任务，而得到了胡宗南的赏识，张灵甫因为杀妻离职后，所留的团长位子就给了谢。而谢义锋因为相貌英俊，又擅长和少数民族交际，于是这位堂堂的军人跟着胡宗南的部队游走于西南、西北各地。基本上部队到哪，谢义锋就当仁不让的成为了“外交特使”。而当胡宗南带着主力去参加抗战的时候，谢义锋就被留在了西北，辅佐杨德亮安抚西北少数民族，为稳定后方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很自然的，谢义锋是第一批进驻新疆的国民党中央军将领之一，时任新编第45师少将师长。不过在大后方的安生日子没过多久，谢义锋就碰上了“三区革命”。前面说过，由于李铁军的判断失误，导致了驻新国军伤亡惨重。不过谢义锋的新45师当时在吐鲁番纳凉，当他奉命开赴战场的时候，只见沿途后送伤员的哀嚎，情景实在凄凉。可他可不能停留，因为他得继续带着部队向伊宁进发。1945年1月18日，当新45师主力前进到距伊宁15公里的地方时，突然与敌军骑兵遭遇。谢义锋立即命令部队就地抵抗。可他没想到，对他发起进攻的并不是三区部队，而是苏联军队，不是镇压叛乱吗？怎么和苏联人交火了？啥情况啊？还没等他反映过来，新45师已经被苏联军队三面包围。经过一夜的激战，谢义锋见所部伤亡过半，被迫率部向精河突围。虽然仗是打败了，但是他的及时突围，竟然成了参战驻新各师中，建制保存的最为完整的部队。于是胡宗南对谢义锋不惩反奖，到把他宣传成了为维护国家统一立下赫赫战功的民族英雄。
新疆停战后，谢义锋升了官，成了新编第2军的中将军长。然而安稳日子没过多久，谢义锋就又被胡宗南从新疆调回陕西，担任新成立的整编第13师中将师长。后来整13师改称第69军，谢义锋就成了69军中将军长了。当时胡宗南编练的新军有两个，除了69军外还有一个第3军。这两个军自成立起就一直被胡宗南当战略预备队使用，不过两个军始终没有经历过和解放军较大规模的阵战。可能是谢义锋太平日子过的太久的缘故，他的指挥能力退化了。当1949年6月胡宗南命令69军开赴安康准备投入到即将开始的反攻时，谢义锋的部队莫名其妙的被解放军冲散了。啥情况啊？谢义锋还没弄明白战场形势呢，解放军就冲到了军部前方。得，跑吧，谢义锋立即开动双腿，好不容易带着69军的两个团突出了重围。这要问69军的其他部队呢？都报销了……
胡宗南对谢义锋算是彻底失望了，本想在安康实施反攻被寄以厚望的69军，竟然连一个回合都没坚持下来就挂了，胡宗南绝对接受不了。他在召开检讨会议的时候当场宣布将谢义锋撤职，并调原99军军长胡长青接任69军军长。谢义锋则在撤职后被关押了一个多月，成了阶下囚。不过因为这个原因，他到是在获得释放后找机会去了台湾，而没有步胡长青的后尘，在这一点上，他还是比较幸运的。抵达台湾后的谢义锋空挂国防部中将部员的虚衔走完了军旅的最后生涯，于1987年7月12日病逝，享年82岁。
忠诚军长
胡长青军长：（1907-1950）字南章，湖南临湘人，黄埔四期工兵科，陆军大学第九期，参加过南昌起义，后重入国军发展，官拜中将军长。八年内竟然自杀过三次，1950年3月31日在西康孟获岭兵败自杀。时任第五兵团司令官兼反共救国军第二路军总指挥。1973年12月追晋陆军上将.
1907年10月2日（清光绪三十三年八月二十五）出生于湖南省临湘县坦渡乡林家台。胡家书香门第，胡父自然也要求儿子做一个文化人。假如胡长青能秉承父训专心治学的话，或许将来当位大学教授到也不是件坏事。可是历史不容假设，对于这位胸怀大志的年轻俊才来说，这条道路不是他所希望走的。于是他在湖南第3联合中学毕业后，便放弃继续深造的机会，毅然投笔从戎，南下报考黄埔军校。
已经开办到第四期的黄埔军校设立有步兵、炮兵、工兵、政治和经济五个科目。胡长青在通过考试并经过了入伍生训练之后，于1926年3月被编入了工兵大队。当时的工兵大队下分两个队，其一为普通队，学的就是和工兵有关的知识。而另一队叫通讯队，是当时军校的新立科目。所以这位名为工兵科学员的胡长青学习的到是通讯专业。 从该队学员毕业后的发展情况来看，笔者认为这一期的通讯教育是失败的。因为在这七十四名学员中仅有两人在通讯部门有所发展，其余全部改行到其他兵种服务了（阵亡另算），胡长青也属于改行者之一。他在1926年10月毕业后被分配到第24师（原第4军独立团扩编）。当时分配工作的负责人也没看他的毕业证书上所写的通讯专业，就把胡长青给分配到工兵连当排长去了，于是我们这位主角成为了他这个通讯队中第一批“转业”的人员之一，并且成为了与其科别相符合的“工兵”。
胡长青的“转业”是成功的。宁汉分裂时，南京方面策动武汉方面的夏斗寅部和川军杨森部对武汉发起进攻。胡所在的第24师在纸坊击溃了这两支部队，他自己也因为作战有功，为师长叶挺所赏识。武汉稳定后，胡长青随部东征，去讨伐他的校长。后来叶挺准备在南昌起义时，特地召集了一批所信任的军官策划此事，胡就是其中之一。为了能使部队在起义后得到稳定，叶挺决定对所部军官予以提升，胡长青就这样当上了连长。此举果然有效，胡在得到提升后便打消了疑虑，决定跟着叶走。一开始起义部队搞的有声有色，胡也认为自己所选择的是一条光明大道。但是随着周遭形势的恶化，以及国军各路部队的围攻，他动摇了。就在起义部队开始南下之时，他只身脱离部队跑回老家去避难了。
还是遵循父训，做个文人吧！胡长青这么想着。可他注定适应不了安分的生活，于是在一年后便投靠他的学长胡宗南去了。胡宗南见胡长青相貌堂堂，与自己同姓，又是自己的学弟，就收下了他。先让他当个通讯参谋，接着又资助他考入陆军大学第九期，待至毕业后委任其为第1师独立旅少校营长。又过一年，升其为第2旅中校参谋主任。等到了1935年，胡长青已经是第1师参谋处的上校处长了。在短短六年间，胡由一名在野军人成为一名上校军官，如此恩惠使他对胡宗南感激不尽。这或许也是胡长青在最后关头没有向解放军投降，而是坚持到底的原因之一。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已经是第1旅副旅长的胡长青参加了淞沪会战。为了报答国家，他在战斗中身先士卒，受伤后仍奋战不退。胡宗南算是见识了胡长青这种不要命的打法，本着爱护这位人才的想法，胡宗南决定将他调离火线，去当补充旅第2团团长。胡长青对于这个任命颇有微词，他在前线拼死作战就是为了报恩，可结果却被调离了作战岗位，当时就发了一肚子牢骚。胡宗南一面安抚，一面表示遗缺准备由第2团团长杨杰来兼任。胡长青见老长官确属善意，而自己的好友又能升为副旅长，便高兴的上任去了。可是结果谁也没有想到，就在7天后杨杰在战场上阵亡了。胡长青对此痛心不已，因为当时杨杰是以副旅长的身份在西塘桥阻击日军战死的，如果当时胡长青不下火线的话，那么阵亡就不是杨杰了。此外还有另一个人也要大呼幸运，他就是第1团团长王应尊，因为胡宗南最初是打算由王来当这个副旅长的。
1938年2月，已经完全伤愈的胡长青被提拔为补充旅少将旅长，继又调任第24师72旅旅长。1938年9月，他以第8师副师长的身份调往军校第7分校服务，先后做过军校第16期入伍生团团长、第4总队总队长。命运弄人这话是一点都不错的。此时的胡长青真可谓是风光无限，前途无量。可是从1942年4月1日胡长青奉调第45师师长开始，他坎坷的后半身生涯来临了。
第45师是一支在1938年新建的部队，初属范汉杰的27军系统，后来27军为胡宗南逐步吞并，45师也就由胡所信任的胡长青来接管。当时45师正在太行山区开展游击作战，环境是很恶劣的，尤其是粮饷补给问题经常发生短缺的情况。胡长青一方面要维持整个部队的稳定，另一方面又要使这支部队能有些战绩，这可真是累坏了这位老兄。 胡长青实在倒霉，他到任才两个月就碰上了日军对27军防区——陵川的第四次扫荡，结果兵员不整的45师在王家坪受到重创，不过这一次45师至少守住了阵地，受到了上级的嘉奖。但是在一年后，当日军第五次对陵川实施扫荡的时候，27军军长刘进率先“转进”河南，剩下三个师长又互相不信任，这直接导致了45师的“战绩”只能以溃败来形容。胡长青羞愤之余，决定以自戕来承担责任。他支开身边随从人员，并且掏出手枪准备自戕。这时正好被一个冒失闯入师部的勤务兵看到，立即抢上前去把手枪夺了下来，接着部属先后进入，经过一番劝解终于使胡长青打消了这个念头。就这样，胡长青的第一次自杀以“未遂”结束。这个救下师长一命的勤务兵名叫史青林，从此成为了胡的亲信随从。
“自杀未遂”的胡长青先是带着百来号残兵败将跑到河南，在收拢了一些人马后又跑到西安将45师重新组建了起来。后来他的部队被编入第5军，并且装备了美械，战斗力得到大幅提升。然而第5军并不属于胡宗南系统，当时的军长邱清泉想方设法要将这支部队予以吞并，便提议将胡调升为副军长。胡长青为了对老长官能有交代，自然是极力“谦辞”，加上胡宗南那边也予以施压，其结果就是胡长青升任第5军副军长并兼任第45师师长。对于这一结果，邱清泉苦笑不得，但他对于45师是不会轻易放弃的。 进了虎口的羊，如何能跑掉？1946年9月29日，胡长青在山东定陶进攻解放军时被一颗子弹打中右胸，身负重伤。胡长青受伤倒地后，那位曾在山西救过胡长青、现在已经是少尉卫士的史青林急忙将师长抬回师部。结果师部的军医说伤势太重，必须立即送到后方大医院去动手术。于是胡长青又被送到了南京中央医院施以手术，方才脱离危险。 胡长青走了，邱清泉笑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他立即命令副军长高吉人去45师师部接替指挥权，并且撤换了胡的亲信——第135团团长詹庚北，改以自己的亲信——人力输送营营长周中梁担任。师长走了，135团团长被迫离职，133和134两个团的团长也被邱清泉拉拢过去，剩下一个副师长郭吉谦就只能忍气吞声了。胡长青竭尽全力想保留下来的种子，最终还是被邱清泉吞并了。
1947年1月，胡长青在伤愈后被任命为整编第69师师长，他得到命令前往广州整顿部队，后率部移防郑州。1948年9月，他的99军（整69师改称）开赴固镇，预备投入徐蚌战场，继因国军作战失利，被迫退守安徽宣城，担负起湾址至青弋一线的江防任务。 1949年的形势对国民党已经越来越不利，国民政府只能寄希望于依托长江天险来争取恢复元气的时间。但解放军根本不给国民党军队以喘息之机，便于同年4月20日夜发起了渡江战役。国民党各路江防部队根本无力抵挡，胡长青的99军也不例外，他的92师和268师全部溃散，99师逃往上海。坐镇宣城军部的光杆司令胡长青见大势已去，再次萌生了自杀的念头。“即便我胡长青不能阻挡住共军的进攻，但以自杀明志，总算是为党国尽了忠吧”。胡长青举起手枪对准自己的胸膛扣动了扳机。这回曾经两次救他的小同乡不在身边，于是，枪声如他所愿的响起了…… 当年国军将领自杀成仁的还真不在少数，比如引爆手榴弹自杀的刘戡，用手枪对腹部射击的邱清泉，对着口腔射击的鲁英麟，还有对太阳穴射击的戴之奇等等，自杀方式各有千秋。胡长青这回选择的是对心脏开枪，可是要击中心脏谈何容易。果然，胡长青射偏了。重伤后的他被副军长刘建修赶紧送到上海的陆军医院急救。也算是胡长青命大，两次胸部中弹，一次伤肺、一次伤心，结果都给救活了。
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可这话用在胡长青身上就不准了。
1949年9月，正在广州修养的胡长青接到了老上级胡宗南的邀请，前往四川三台接任第69军军长一职。随着国府在大陆的垮台，胡长青的69军也随之败退西康。当时的国民政府辖区除了台湾，就只剩下这个西康省了。在此危难之际，胡宗南委胡长青以重任，要其代理第5兵团司令官一职，担负起守备西康“半壁江山”的重任。“你是我最后能依托的肱骨啦！”胡宗南这么对胡长青说，胡长青自也感激老长官对他如此信任。然而以此残兵对付解放军常胜之师谈何容易。1950年3月，胡长青所部最终在越西地区溃败。他的老长官见状抛弃了胡长青，自管自的坐上飞机逃往了台湾。而胡长青指挥残部东打西逃，部队越打越少，恶劣的条件比起当年的太行山是有过之而无不及。3月28日，当他抵达喜德时又遭到彝族武装的袭击，结果身负重伤。此时的胡长青已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在坚持到孟获岭时，绝望中的胡长青第三次选择了自戕成仁的道路。他举起手枪对准了太阳穴就扣动了扳机。时为1950年3月31日。胡长青终于得尝所愿的为党国尽了忠。
真可谓，成也宗南，败也宗南。 胡长青生前受家庭影响，虽在军旅亦不忘“治经史”，被称之为“儒将”。他死后，台湾当局在凤山军校内特建“长青楼”，以表纪念。同时还命胡的外甥胡家麒继承胡长青的香火。1971年7月，胡长青又被台湾当局追晋为陆军二级上将。那位曾经两次救过将军性命的史青林一直追随胡长青左右，直到3月28日被彝族俘虏的那一天。后来他干脆就在越西娶妻生子，安居乐业了。
南昌起义与西昌战役之比较
南昌起义是国共争锋的开始，它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把中国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立场，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序幕。
西昌战役是国内战争的终点，是人民解放战争时期国共双方在中国大陆进行的最后一个战役，最终人民解放军歼灭了国民党在大陆的正规军，它宣告了国民党军队在大陆彻底失败，终结了国民党在大陆统治，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执政大陆的新时期。
南昌和西昌两地地名均带“昌”，一个为江西省首府，一个为西康省首府（西康省现大部分地区合并到四川省，其余地区分别归云南、西藏两省），南昌和西昌两地又同时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光辉的两笔。所以南昌起义和西昌战役实为人民军队作战史上前后掩映的经典之作，一个是悲壮的开始，一个是完美的结束，一个是艰苦的抗争，一个是激情的追击，两者均是人民军队和中国革命史不可或缺组成部分，值得广大军事爱好者和历史学家仔细品味。
一、概述西昌战役经过（南昌起义略过，由于人们对西昌战役了解较少且熟知南昌起义，所以以下部分我重点说明西昌战役，浅述南昌起义）
当站在历史的高度重新审视西昌战役，你会发现此役不同凡想。于互联网上百度一下，你会发现相关网页多达33,800多篇，可见世人对西昌战役的重视程度。正如原中顾委委员、第二炮兵司令员、南京军区司令员向守志上将（时任15军44师师长兼政委）所指出：“与其他战役相比，这一仗虽然没费多大力气，但它的象征意义太大了——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祖国大陆对国民党的最后一仗。我有幸赶上了，很荣耀。”老红军向老将军戎马一生，他亲自指挥的大小战役、战斗不下百次，在所有这些战役、战斗中，他认为最有纪念意义的是西昌战役。
西昌位于西康的东南部，是川滇的交通要冲，周围地区为崇山峻岭，有雅砻江、大渡河、金沙江环绕，战略地位重要。蒋介石在山穷水尽之时，仍梦想在大陆保有一个地区，以证明他的势力在大陆还存在。于是他想到了西昌，企图把西昌地区建成“大陆游击根据地”。1950年1月1日，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在西昌重新挂牌，胡宗南被任命为代长官，西昌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贺国光被任命为西康省代主席。他们有两个任务：一是以西昌为核心，固守西昌，等待国际变化；二是收拾川西突围的部队，加以整编。
1950年2月22日，西南军区正式成立，贺龙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陈赓等任副司令员。为铲除国民党顽固派在大陆最后一个据点，西南军区（实际上刘伯承同志也参与组织部署西昌战役）于3月3日决定，以14、15、62军各一部，配属边纵一部，以13个团的兵力进行西昌战役。
人民解放军分南北两路，北渡金沙江，南抢大渡河。3月12日，15军44师（师长向守志，现属第15空降军）由南向北沿着当年红军北上之路，与由北向南一路凯歌的62军184师（师长林彬、政委梁文英）共同夹击敌人。21日，44师130团（是一个红军团队）渡过金沙江，两昼夜急行军180多公里，翻越大山，通过原始森林，突然兵临会理城下，歼敌两千余人，会理解放后继续北进，44师于27日5时解放西昌。紧接着，184师和44师协同作战，将逃往昭觉和黄茅梗深山老林的敌人全部消灭。至4月7日，西昌战役胜利结束，历时25天，解放县城19座。至此，国民党在西南地区的正规部队全部肃清。
西昌战役有三个亮点：一、西昌战役是国共两党正规军在大陆的最后交战，此战与国共两党首次交战——南昌起义以及解放战争第一战——上党战役前后挥映；二、此役突出个“快”，邓小平说：“解决西昌问题一定要快，要彻底打破蒋介石在大陆的一切梦想”，所以战役准备时间短，但是解放军却兵贵神速，迅速歼灭敌人；三、西昌战役是人民军队胜利归来重要标志，如果说昔年红军长征北上抗日过凉山，靠的是取大义凭大智大勇，那么十五年后国民党军想据西昌图中国，就是存私欲用奸计乱谋，同样生死攸关，却得两种结果，顺应时代的共产党人所率领的人民军队以漂亮的手笔两次正面书写历史，西昌战役向国民党蒋介石证明：从围追堵截中走来的共产党人已经是领导新中国的中坚力量。
西昌战役如此可圈可点，它必然为世人所重视。
二、下面，我们来比较一下两者的差异。
（一）、相同部分：
1、从战略上讲，两者都是以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和国民党的失败而告终。
不论结果如何，南昌起义与西昌战役都是以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和国民党的失败而告终，这一点上史学家和军事分析家都是赞同的（就南昌起义而言，共产党一方的战略目标还是达到的，实现了武装斗争和控制军队领导权的目标）。
2、从根本上讲，打乱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和军队的部署，国民党自尝苦果。
南昌起义前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和军队是一帆风顺、扶摇直上，基本把执了中国的未来，南昌起义后蒋介石不得不把大量的财力、物力、人力和精力用于国共交战，导致了蒋介石和国民党始终无法完成对中国的彻底统治，虽然蒋介石是象征性的完成了对中国的统一，但是国民党对统治的中国长期是“统而无治”。
西昌战役前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和军队是打算借西昌据守中国大西南以图反攻，为此准备了大量军队和物资，西昌战役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彻底失去大陆控制权，国民党正规军从此远离大陆。
3、两者的主要指挥员都包括是贺龙、刘伯承，而陈赓也参与在其中。
可能是天命使然，也许是巧合，南昌起义与西昌战役的主要指挥员都包括是贺龙、刘伯承，而陈赓也参与在其中。所以说贺龙是福将，即使是他一生中其它事情都没有做，但就凭他参与指挥了这两场战役（而且是主官），他都可以永垂青史、彪炳史册。
（二）、不同部分：
1、从战术讲，南昌起义是失败的，而西昌战役是完胜的。
包括聂荣臻在内的大量军事家和南昌起义参与者都承认，由于当时党的指导思想的错误，形成了单纯军事行动的错误方针，因而招致了南昌起义的失败，而且由于失败得那样快，以至于不能很快扭转的错误所造成的严重不利的战局，导致其后的多次起义均以失败而告终，从而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如广州起义失败后，张太雷等早期革命家牺牲），这个情况直到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胜利后才基本得到改观。
西昌战役是完胜的，这一点是无容置疑的。尽管蒋介石准备的是如此充分（抗战时期就开始经营西昌，修机场、修公路，建西昌行辕，准备最后迁都西昌），但是胡宗南、贺国光还是没有守住西昌，以至损人折将（此战国民党损失的军级和将军一级军官都有若干，如不是陈诚的努力结果，胡宗南也可能解放军生擒），最后失去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一个可以直接管辖行政省——西康省。
2、从作战意识看，南昌起义是消极的，而西昌战役是积极的。
从作战意识看，南昌起义是消极的。先有张国寿的阻拦，后又消极防御，最后必然失败。
从作战意识看，西昌战役是积极的。从最早制定计划到组织实施，解放军从指挥员到战士都斗志昂扬、积极主动，充满激情。所以，人民解放军完全是以进攻势追击敌军，从而取得大的胜利。
（三）、参战规模对比
南昌起义的规模总体上要小于西昌战役，总体上看共产党一方是占有优势的（真实数据有待官方证实）。
西昌战役，国民党一方共有国民党军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第1、第27、第124、第69军等残部4万余人，解放军一方以西南军区第4兵团、第18兵团的第14军、第15军、第62军及桂滇黔边纵队参战，直接参战的有13个团，间接的可能有近十万人。此役，人民解放军歼灭国民党军10290人，其中俘敌7500人，毙伤390人，投诚2400人。至此，川、黔、康、滇４省除昌都外，全告解放。
南昌起义，共产党一方共２万余人，所属第11军（辖第24、第25、第10师），叶挺任军长、聂荣臻任党代表；第20军（辖第１、第２师），贺龙任军长、廖乾吾任党代表；第９军（无作战部队），朱德任副军长、朱克靖任党代表。国民党一方，南昌市及近郊只有第五方面军警备团和第３、第６、第９军各一部共3000余人驻守，若考虑国民党可能参战其它部队（战前，武汉政府的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朱培德）第３军主力位于樟树、吉安、万安地区，第９军主力位于进贤、临川地区，第６军主力正经萍乡向南昌开进），国民党一方总兵力不会超过3万。
三、不一样结果：南昌起义名振中外，西昌战役仅军史学者和军事专家高度重视。
同样为中国革命史和人民解放军史上浓墨重彩的两大事件，南昌起义和西昌战役在民众心中及影视文学作品中所受重视程度差异极大，未能真实反映两者的历史原貌和历史意义。一方面是通常民众心中及影视文学作品只反映了南昌起义胜利的一面，其失败了一面很少或很难反映出来，另一方面是民众心中及影视文学作品中很少反映西昌战役的历史功绩，以至于民众对西昌战役知识甚少。
造成如此巨大差异，我认为有两个原因：
一是我国目前的政治宣传方针和体制有局限性，重视事件的起点、不重视事件的结局，有点“虎头蛇尾”，其实这是不正确的宣传方式。一般来讲，国要长久，执政阶层都重视历史传承，所以在宣传方式上都重视发掘自身的闪光点，并加以放大，从而引导舆论。刘邦立国建汉朝，为配合统治，刘邦与谋士就杜撰了所谓的“高祖斩白蛇”的故事，来说明刘邦起事打江山是受命于天（这就是事情的开端），不仅如此后来刘邦与谋士还大肆渲染垓下之战（垓下之战，楚汉对决的终决之战，它既是楚汉相争的终结点，又是汉王朝繁荣强盛的起点，更是中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转折点，它结束了秦末混战的局面，统一了中国，奠定了汉王朝四百年基业），垓下之战确实是经典之战，但它的传神之处多半还是通过统治者的宣传来实现的。同样，国外发达国家也是重视宣传的，如美国就长期大肆渲染其独立战争史上的“莱克星顿的枪声”（战争起点）和“约克敦战役”（战争终点，或称约克城、约克郡战役），美国最早的几艘航空母舰就有两艘命名为“莱克星敦”号、“约克城”号，尽管如此我们看来这两个战役在规模上都小于南昌起义和西昌战役。
二是西昌战役的组织者邓小平、贺龙、刘伯承三人在建国后均受迫害，地位不稳，其光辉业绩很难受到正规渠道的宣传。三人中，贺龙受迫害而死，邓小平也是受到周恩来保护才基本保全，刘伯承长期受排挤一直隐忍。所以，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邓小平复出后，西昌战役的真实情况才在军史和革命史上得到正确定位。但邓小平同志复出后，行事低调，因此西昌战役并未得到足够多的宣传，特别是在影视方面。
三是西昌战役在解放战争后期的战役中其规模和歼敌数量不突出，因此其历史意义容易被忽略。解放战争后期解放军一路南下，势如破竹，发动了大量战役，很多的规模和歼敌数量都是比较大的（当然这些战役的意义均不是很大），因此在简单比较之后，西昌战役就是没有受到军队宣传部门的重视。
四是西昌战役过程中发生了友军之间的乌龙事件，导致部队间产生一定隔阂，致使西昌战役的宣传报导受到影响（我想这个问题应不是主要的）。我们不知道我军历史上究竟发生了多少起友军之间的乌龙事件，但是西昌战役过程中的乌龙事件其影响是比较大的。当时62军184师由北向南进攻，15军44师由南向北进攻，我估计原定是由184师夺取西昌城（这个不确切，一直是秘密），但是184师受阻只到达喜德，而44师一路凯歌、快速前进，不仅夺取了西昌城，还乘胜进攻一路北上，结果在夜间竟然与友军（184师）某部接上火，直到后来才发现互为友军，在停止交火后，仍然造成一定数量的解放军指战员的损失（主要是184师，当时也确实缺乏良好的通讯条件），实在不幸。因此，在184师在接管西昌地区之后（184师兼西昌军分区和凉山军分区），其指战员难免长期对这两件事情有所隔阂，所以不要说是全国范围就是西昌地区也对西昌战役分析报道有限。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在隔阂有所减弱之后，各地对西昌战役的正面宣传也逐渐开始多了起来。
1944年苏联意图分裂中国
2009年07月06日 16:14凤凰网历史综合
苏联怀着继续分裂中国的目的，首先在新疆扶植一个盛世才为首的极端亲苏政权，确立了自己在新疆的势力范围。二战后期盛世才在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面前从亲苏转向效忠中国中央政府。使苏联大为恼火，特别是412盛世才在新疆驱逐亲苏份子。当时正直1944年抗战开始进入反攻阶段，中国极度缺乏运输工具，盛世才在新疆少数民族中展开献马运动，在具体操作上有些强制性，引起少数民族的不满。1944年乌拉斯台少数民族开始暴动，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迅速组织大批人员赶往阿拉木图指导暴动，训练暴动人员，由苏联内务人民委员（即内务部部长）贝里亚亲自坐镇指挥，伊犁革命组织就是这时候由苏联驻伊犁领事馆牵线，联系当地民族宗教势力和苏联人员建立起来的。
抗战中国军绝大部分都在内地与日军作战，在新疆基本上没有正规部队，暴动游击队取得了一些胜利。中国政府也紧急从抗日前线抽调部队，当时正直日军集中50万以上的军队向国军发起了日本历史上最大的攻势，一号作战就是豫湘桂大会战，而在另一条战线云南南部，缅甸，国军则在对日军进行反攻，国军只好派遣了一些由甘肃，陕西民团组成的三，四流部队，派遣朱绍良将军带领穿越几千里大沙漠赶往新疆。另一方面，伊犁解放组织得到了苏联军火、人员的援助，1944年11月7日夜（这天也是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突然在伊宁发起新的暴动。从苏联派遣回来的交通专家列斯肯带领一个经过精心训练的游击队在果子沟切断了进入伊犁的唯一公路——迪（迪化，今天的乌鲁木齐）伊（伊犁）公路，以组织国军进入。当天，伊犁解放组织领导人阿巴索夫，和苏联军事顾问彼得·罗曼诺维奇·阿列克山德洛夫也带领武装人员进入了伊犁市区。他们首先切断了伊犁河大桥的交通，国民党伊宁当局派遣一个排的兵力试图重新夺回大桥，未出城即遭武装人员伏击。当天夜里，巩哈暴动游击队主力赶到伊宁城，开始进攻驻守市区的少量国民党守军。暴动很快取得了胜利，大批汉族人和国民党军队被迫撤退到惠远老城和艾林巴克飞机场，暴动部队（内中包括有从苏联赶来的身穿军装的苏联正规军，特别是来自哈萨克共和国的部队冒充民族军和数十架苏军飞机以及大批从苏联运来的火炮），在苏联军事总顾问科兹洛夫的统一指挥下，在绝对优势下和守卫城市的少量国军战斗将近2个月直到到12月31日终于将这里的国民党守军歼灭，中国守军长官陈伯良、高炜在惠远城破时互相射击自杀成仁。城里的汉族人遭到屠城。伊犁郊县汉族官民纷纷向外逃亡，巩留、新源、特克斯等地人民也向焉耆撤退，至玉尔都斯山被暴动军追上，生抵焉耆者只余三十多人；昭苏官民企图翻越冰达坂退往阿克苏，正值寒冬，冻死饿死无数，最后抵达者只有十余人。整个伊犁地区只有艾林巴克飞机场的国军中央航空分校教导队还在死守，有军队和从伊犁城里逃亡出来的老百姓共8000人。
1944年11月12日，暴动军就迫不及待的成立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艾力汗·吐烈成为“政府主席”，阿奇木伯克为副主席，规定的国旗是绿地、中间是黄色星月标志的带有明显伊斯兰教标志的旗帜。
1945年2月，伊犁伪政府发布兵役法，规定20—22岁“公民”要应征入伍，服役三年，在目前总动员时期，23—44岁“公民”也要入伍。
从1944年11月9日，联合暴动军开始围攻艾林巴克机场，国军利用机场的飞机用机关枪拼命抵抗，由于国军抵抗顽强，暴动军长时间无法攻下，苏联决定加派力量，苏联红军军官，吉尔吉斯人伊斯哈克伯克在苏联红军军官亚历山大（化名斯坎达尔）、伊万 雅科夫列维奇鲍里诺夫的陪同下，带领一营苏军骑兵从苏联入境，加入围攻艾林巴克机场的战斗，国军的空军机场教导队奋起反击，使用从飞机上卸装下来的航空机枪不断准确的远距离射杀对方。从1944年11月一直打到1945年元月10日，国军派来的援军第45师和预备役第7师终于穿越千里沙漠赶到艾林巴克，其中谢义锋将军第45师一个团冒着冬季的严寒跨越高耸入云的几千米，布满冰川，积雪的天山抵达伊宁东郊，刚刚下山就突然遭到大批联合暴动军的围攻，而这时另一只越境赶到的苏军也加入联合暴动军猛烈攻击国军被迫后退。艾林巴克守军见救援不成，而粮食弹药已经基本没有了，遂决定冒险突围，突围后残余2000军民又被联合暴动军骑兵在广袤的荒原上追击，很快就绝望的国军和民众就被追到了，战斗中预备第7师副师长杜德孚、预备第7师参谋长曹日灵战死，最后这批死守艾林巴克的军民仅有十分之一大约800多人生还，其余皆阵亡。
伊宁被联合暴动军攻克后，暴动军手持大刀四处搜杀汉人，其中东北籍汉人几乎无一人幸免，伊宁救济院的残废汉人都被拖到河边用木棒击毙。几十年后，还有一些极端分子威胁与之发生冲突的汉族人：“难道你忘记伊犁河水的颜色了吗？”这里说的伊犁河的颜色就是指当时虐杀俘虏和汉人将河水都染红了。
伊犁暴动取得初步胜利后，苏联于1944年11月27日，首先在伊宁设立了以符拉基米尔 格兹洛夫和符拉基米尔斯特潘诺夫为首的两个军事顾问团（代号为一号和二号房子），同时原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务司司长叶格纳洛夫的行动小组，则坐镇阿拉木图，遥控指挥伊犁三区政府的一切活动，1945年5月，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正式通过一项特别决议：为了巩固”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军队，向新疆派遣500名红军军官及2000名军士和列兵。
同时刚成立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重新统一编制了联合暴动军，名为民族军，这是由苏联装备，训练，执导的部队，由阿列克山德洛夫，鲍里诺夫先后任总司令。
1945年2月开始，伊犁局势已经稳定下来，联合暴动军开始向北疆和南疆展开进攻。
1944年新疆“三区革命”：苏联意图分裂中国
1 月来自阿山的联合军在外蒙军官哈里哈拜为监察总长，奴尔禾加为司令，哈里哈拜担任该部队指挥，又派遣沙狄克为政治监察员，依加帕尔为宣传指导员的部队和阿山民族政府乌斯满总理首先发动的攻势，围攻承化附近的吉木乃，守军国军省防军骑兵第31团第二、第七连拒守20余日，最后因弹药将尽才突围退入布尔津。真不知道苏联是怎么训练这些外蒙和暴动军的，战斗力实在是够戗，9个大队大战20多天连民团级别的2个连都拿不下。
1945 年2月8日，鉴于阿山游击队频繁活动，国军粮草弹药补给困难，阿山东路富蕴、乌河等地国军驻军奉命撤回奇台，128师383团、382团和新46师2团在 46师师长徐汝诚指挥下，于冰天雪地中沿途与乌斯满部交战不已，撤回奇台时损失惨重。更重要的是，这些部队的撤回，意味着承化等地守军增援就此断绝。
8月10日，天皇接受了盟国的停战公告，可是新疆的战事又步入了新的高潮。
此时北疆的阿山地区局势更加混乱，乌斯满早在11月12日成立了阿山民族政府，以自己为总理，随后和达列力汗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哈里哈拜为首的]的联合暴动军先后3次大规模进攻首府承化，炮弹不断打进这座小城，但在国军坚苦卓绝的抵抗下，承化还在坚守中。9月6日，联合暴动军主力赶到战场，发动第4次攻势，，国民党守将高伯玉看形势不对，在阿山北部的哨所已经撤退，自己面临着弹尽粮绝的危险，援兵是不用想的，在广阔的新疆大漠中国军只有不多的军队分散驻防，现在到处开战，早已应接不暇。所以只能靠自己了，于是率守军和百姓3000余人和剩余的粮食弃城向北突围，希望能看在都是反法西斯同盟的面子上暂时进入蒙古避难，但人家不和你讲友情在中蒙边境奥尔尕提达坂遭到蒙古军队阻击；9日，民族军赶到，与蒙古军前后夹击，经过激战，俘虏了高伯玉和一部分军民。另有少数人员穿越戈壁摊突出包围。
在蒲犁，以苏联的托合托米什为基地的联合暴动军在苏联军事顾问的带领下夺取了蒲犁等地，成立了蒲犁专。科姿洛夫中将很快就制定了一个兵分三路，支取迪化的作战计划。
南路进攻阿克苏，6月26日联合暴动军先头部队4500人和参加暴动的牧民们一起向遇到的第一个国军据点铁列买提达版发动进攻，很快这个坚守在这个的一个排就尽忠职守了。很快国军新编骑兵2师4团就赶到了，他们在强大到可以捻死自己的对手面前勇敢拔出了自己的剑，发动反击。战斗持续了很久。
8月14日联合暴动军攻克拜城，8月19日联合暴动军向第2道防线展开进攻，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内政部长阿巴索夫亲自指挥部队攻城，双方反复激战8月26日，联合暴动军能够直接面对阿克苏城了。
城里，迅速开始组织防御，整修工事，四处搜寻粮食。现在重担压在城里的新骑2师5团的肩膀上了。全城居民已经被要求全部参加自卫队，枕戈待旦，等待着最后时刻的到来。
9月6日外围战斗打响了，阿克苏城的汉族人口很少，可以征用的人员就更少了。全部力量加上手持木棍的自卫队也不超过2000人。为此居民支持联合暴动军的却是绝大多数。
9月8日联合暴动军对阿城展开了持续1天的炮击，伴随着炮声，联合暴动军开始了猛烈的冲锋。新骑2师5 团团长赵汉奇不断组织敢死队把突入城里的联合暴动军打出城去，双方不断的反复争夺一些据点。战斗中赵团长开始抓拿亲联合军的人，用铡刀处以死刑，这就包括了小阿巴索夫，城外联合军指挥官阿巴索夫的亲弟弟。到了9月12日5 团团长赵汉奇组织了一只200多人的突击队，深夜潜出城外，夜袭联合军军营，打联合军一个措手不及。联合军暂时后退。9月23日，联合军再次攻城，联合军骤烈的炮火如雨而至，联合军在炮火掩护下如同波浪般，发起一波又一波的冲击，冲在最前边的敢死队和国军发生惨烈的白刃战，互拼手榴弹。5团副团长房庆安也被打成重伤。一直到9 月29日，联合军孤注一掷发起总攻，城外彻夜激战，国军将可以参加战斗的人员已经全部动员起来参加民团了。远远望去阿克苏城如同一座爆发中的火山。天亮了，联合军退却了。
10月另一只联合军攻击了阿城附近的英吉沙和焉耆，但被国军击退，还击毙了苏联指挥官，缴获高射炮，迫击炮，步枪等武器。
骑5团知道再打下去一定会应为弹尽粮绝而失手的，所以10月6日凌晨，他亲自带队对联合军发动反击。联合军拼命阻击，国军勇猛冲锋，很快就突破敌阵，用暴烈的近战，使比他们多的多的联合军抵挡不住，向温宿撤退。
1945年10月12日张治中将军到达新疆，开始了和平谈判。46年7月南部新疆的联合军退往苏联。
早在45年4月，更庞大的联合暴动军[民族军，苏联红军]在炮兵、装甲车和飞机的支援下开始向迪化进军。
9 月联合军开始进攻乌苏，精河，这个通向迪化的要道。联合军动用了至少40多门大炮，用轻型坦克打前阵，以苏联空军进行空中支援，猛攻国军阵地。国军新45 师支持不住，转而突围，很快联合军骑兵背着马枪，挎着手榴弹。就追上了。几个快速冲锋，把国军分割开，师长郭岐被俘，另有一个团突出重围，退到了玛纳斯河。
同时在迪化的国军决心杀身成仁，作出了死守迪化的决定，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参谋长郭寄鞒亲自抵达迪化指挥，第46师师长徐汝诚担任指挥官，防卫第一道防线玛纳斯河。谢义锋的新2军部分部队防御第二道防线景化，马呈祥整编骑兵第1师防守迪化中心。这些联合暴动军装备精良拥有苏联援助的坦克，轰炸机，重炮等重型火力，那些三，四流国军只有些淘汰货，但是如同在东线战场一样，苏联军队和苏联装备，训练，指挥的暴动军，并没有展现出什么高超的战斗力来，和一帮子国军末流部队打的难分难解，在外无援兵，而弹药没有补充越打越少的情况下这些民团级别的国军打的还不赖，直到1年后的1946年4月中苏达成协议停战，也没有被攻克。
1946年4月，在停战协议达成后，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毕业的阿合买提江·哈斯木出任民族军领袖，民族军在和谈后根据协议暴动军主力原来的17个团，2个独立骑兵师，5个步兵旅，被改编为6个团。民族军总司令鲍里诺夫将军也回到苏联由伊斯哈克伯克接任。1947年夏天，民族军突破了协议的限制，扩大编制，壮大实力！
抛开这些民团级别国军，保家卫国，成功粉碎了苏联妄图把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的意义不谈，这些末流国军竟然在人数，装备都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在战斗中居然不落下风。尤其是立时艾林巴克机场争夺战，立时1年之久的迪化保卫战。双方基本上都打成了平手。阿克苏战役立时2个月国军只600人把几千联合军打的满地找牙，要是艾林巴克机场那个教导队弹药充足的话，老毛子，2毛子还不知道要打到什么时候那。如此看来，苏联的非近卫军级别的步兵师团和国军民团级别的师团，战斗力差不多，还要稍微差一点。如果国军二等主力到达战场，比如52军，35军，71军中的一个，就完全可以迅速消灭新疆的联合暴动军。无论苏联老毛子，还是外蒙古奴才军，新疆暴民军。
以下转一段很不错的总结：苏联对三区的影响十分深远，用邓力群的话说就是没有苏联的帮助，三区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而彭国安则说的更为直接：“三区就是苏联打出的”有资料说在新疆和谈成功之前，三区民族军排以上干部均为苏军派遣来的正规军官。民族军中也有大批苏联援助的武器装备，根据锡伯族骑兵连成员在90 年代的回忆录中提到，新疆和谈成功后，有正式的命令收回部队中所有带有俄文字符标示的武器，代以缴获的国民党武器。至于三区政府和苏联的关系自不必说，张治中回忆录中讲，就在和谈协议签字仪式上，苏联领事馆领事俨然一个太上皇，当着张治中的面直接修改和谈协议条款，从此可见一斑。大批三区民族军将领在三区革命成功后陆续返回苏联，如原民族军总指挥鲍里若夫在新疆和谈即将成功前返回；曾经担任过中国人民解放军5军军长的列斯肯在50年代初5军番号被取消前返回，到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苏联策动三区边民叛逃，原三区民族军个别将领也随之进入苏联，如马尔果夫和祖龙·太也夫，祖龙·太也夫后来移居土耳其，现在不知道还在不在？当然这都是话题外的话了。
自1944年年底伊宁事件爆发后，在伊宁的东土耳其共和国临时政府就决定将战火传遍全疆。在南疆喀什附近的蒲犁和乌恰，一些激进分子从苏联潜入新疆境内，成立了南疆革命指挥部，背靠苏联正在向喀什发展。为了配合南疆的“革命”运动，临时政府派遣了部分游击队南出天山。在1944年年底，巩哈、特克斯等县的国府各县机关工作人员冒着严寒翻越冰达坂向南疆撤退，这些军民在撤到焉耆西北巴音布鲁克警察所时，这个只有8名警员的警察所迫于形势，被迫跟随大队撤退到焉耆。追踪而来的三区民族军顺利占领了巴音布鲁克，并击退了反攻的国军部队。1945年初春，当地蒙古王府福晋乌静彬组织了一个300人的蒙古自卫队，试图夺回巴音布鲁克，但是这个自卫队刚与民族军遭遇，就几乎全部缴械投降。到6月，民族军一个团出巴轮台，威胁托克逊。这个举动的意图很明显，占领了巴轮台和托克逊，就将南北疆分割开。然而这个计划未能实现，焉耆这个要害之地，国军早就派遣了预7师的一个团驻守，1945年6月底，该团主动出击进行清剿，与民族军激战六次，民族军被迫退去。
1945年7月，三区临时政府在苏联军事顾问团（团长为苏军中将科兹洛夫）的协助下重新制定了军事计划，这个庞大的军事计划分为三个部分，北路夺取阿山，中路向迪化挺进，南路则指向阿克苏。重新选定南路进攻的重点为阿克苏是比较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因为日前在焉耆附近遭到的军事失利证明这里守军力量雄厚，而库车不但有国军新骑2师第4团驻守，且汉人较多，城池坚固，易守难攻。但阿克苏就不同了，这里北面隔冰达坂与伊犁河谷的昭苏相望，当地人大多为少数民族，思想上倾向三区，而守军仅有国军新骑2师第5团区区600人，加上警察局的警员也不过800人。这个骑兵第5团前身是驻扎在和田的省军骑兵第46团，装备训练都远不如焉耆的预7师部队。
早在1945年6月，民族军在焉耆方向出击的同时，也在阿克苏北部展开了一个攻势。6月16日，民族军自昭苏、特克斯和巩留出发，总兵力有4500人，马匹1500余，步枪1700多支，并配备有16门迫击炮和轻重机枪68挺，在黑鹰山又得到手持大头棒的当地武装支援，于6月26日开始进攻铁列买提达坂。铁力买提达坂为伊犁河谷入南疆之重要天险，国军新骑2师第4团有一个排的兵力驻守此地，因寡不敌众全军覆没，铁力买提达坂失守。7月上旬，新骑2师第4团在团长马德鸿的亲自率领下，经克利西和松树达坂两路夹击，一举收复了铁力买提达坂。8月3日，休整后的民族军再度攻击，双方在铁力买提达坂激战到8日，国军不支被迫退守拜城河色尔一带。8月10日，民族军在库鲁巴江带领下占领了拜城北部的黑鹰山草原，铁力买提再次失陷。
民族军占领铁力买提达坂后，焉耆方向的民族军部分部队在苏军顾问纳斯洛夫的带领下前来支援。1945年8月14日，两路民族军开始大举向拜城进攻，拜城为库车与阿克苏之间交通中心点，一旦被民族军占领，则南疆往来随即中断。新疆国军有心坚守，但拜城连城池都没有，几无可守之工事。双方激战一夜，在早晨8点许，民族军突入拜城城区，拜城失陷。也就是在这一天，民族军在北疆阿山承化也发动了猛烈攻势，承化国军急切中向省府告急：“承危，粮、弹绝，速援，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南疆北疆同日告急，而捉肘见襟的新疆警备司令部却一筹莫展，只得连续催促从河西赶来的骑5军尽快赶到新疆。
拜城失守，阿克苏侧翼全部暴露在民族军面前。正在准备庆祝抗战胜利的阿克苏军民震惊之余，随即开始了备战。阿克苏的守军只有新骑2师的第5团600余人，兵力极度空虚。8月19日，民族军自拜城向温宿北克孜勒布拉克和破城子的国军骑兵第5团守军发起进攻，骑5团严令死守，并派遣机枪连在李学均连长带领下增援克孜勒布拉克。在外围激战的同时，阿克苏全城战备，阿克苏县政府策划能够里了自卫团，县长林某自任团长，自卫队分为两个中队，第一中队全为县府公务人员，第二中队全部由阿克苏商户民众组成。同时县政府和阿克苏警备司令部联合发出公告，要求全城民众，除老弱病残外，其余人员必须全部参加自卫团。拜城失守后，拜城县政府各机关公务员先后撤退到阿克苏，更激发城内百姓拼命死守的决心。8月19日外围战打响时，阿克苏各城门除保留西门交通外，其余城门全部用泥沙封堵。同时阿克苏城郭四周的守城工事也日夜加紧修筑，各乡民众遵奉政府要求，及时将柴草米面等军需物资送进城内。全城军民束衣枕戈，严阵以待。
民族军占领拜城后并未停留，按照原来的计划，以阿巴索夫为首的民族军部队继续向阿克苏方向发展，先期目标是夺取木扎尔特达南部的库尔干，打通从昭苏直通阿克苏的通道。而前来支援阿巴索夫进攻拜城的纳斯洛夫部仍然返回焉耆，牵制焉耆、库车一带的国军，使其不能增援阿克苏方向。8月20日，民族军将破城子北兵达坂骑5团守军一个连包围，该团第二连从札木台驰援，在盐山口与民族军陡然遭遇，这处民族军部队是由苏皮阿洪为团长，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为政委的民族军游击队，其主力为苏皮阿洪指挥的民族军主力部队特克斯骑兵第2团，这个部队原来跟随民族军大部从塔城一路进攻到独山子，6月中旬奉命返回伊宁开赴南疆。为了使这次进军南疆的军事计划顺利开展，三区临时政府特地任命临时政府内务部长、三区民族军政治部主任阿巴索夫随队行动。这支部队在7月中旬，准备翻越木扎尔特达坂经过夏特古道直趋阿克苏，但由于冰达坂南端被国军守军控制，他们只得从昭苏向东，沿科克苏从阿克布拉克达坂南下，先行占领了黑鹰山后，开始向冰达坂南端迂回，在盐山口、库尔干一带与增援冰达坂的国军狭路相逢。
民族军部队的实际指挥员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是三区政府的著名人物，伊宁暴动的直接领导者，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成立后，他担任临时政府内务部长，1945年4月8日三区民族军成立时，他被任命为民族军政治部主任，新疆和谈后，阿巴索夫与阿合买提江、伊斯哈克伯克一起成为三区政府的领袖，1949年应毛邀请赴北平参加政治协商会议时于苏联伊尔库茨克飞机失事去世。1945年夏天的阿巴索夫正当英年，对于临时政府任命他带领部队进攻阿克苏充满信心，因为阿克苏也是阿巴索夫的故乡（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出生在今塔吉克斯坦，后随家庭移居新疆阿图什，幼年家庭移居伊宁，继而又搬迁到阿克苏区的乌什，阿巴索夫少年时代是在乌什渡过的）。出发前，阿巴索夫在众多朋友和亲友的欢送下踏上征途，他坚定地对朋友们表示：“我们一定健康而去，健康而归，胜利属于我们！我们必定会彻底消灭敌人，早日凯旋！”
8月21日，苏皮阿洪和阿巴索夫指挥民族军进攻库尔干，国军则从阿克苏和拜城派遣援军，试图三面合围，将民族军主力消灭在库尔干。这时的民族军处境艰难，两天前国军刚克复拜城，截断了民族军回返的道路，而前面库尔干方向通向昭苏的关隘有国军驻军一个连的兵力驻守。民族军只能有两个选择，要么背水一战，歼灭库尔干国军守军，打通夏特古道；要么继续西去，经乌什退入苏联。阿巴索夫在困难中对士兵紧急动员，身先士卒端起机枪向敌人射击，双方在此激战竞日，8月26日守军被迫撤退，民族军在此役缴获轻重机枪17挺，步枪170支，手枪20支，子弹近10万发。由于盐山口战斗失利，守卫冰达坂的国军部队被迫放弃冰达坂撤退到阿克苏，民族军迂回到冰达坂后方夺取此天险的计划取得了成功。占领了冰达坂，意味着从昭苏经木扎尔特达坂通向温宿的夏特古道被民族军全部占领，民族军拥有了一条从伊犁河谷直通阿克苏的最快捷的道路。因此，尽管8月19日，库车的国军骑4团出动出击，重新收复了拜城，也没有阻挡住民族军进攻阿克苏。
盐山口、破城子、冰达坂等阿克苏外围战斗失利的消息传到阿克苏城内，一些民众产生了忧虑心理。阿克苏区督察专员乔根电请省府主席吴忠信，请求允许将阿克苏公务员家眷先行撤往喀什。这种行为在民众中间产生了不良影响，为了振奋民心，骑5团团长赵汉奇当即电请省府和新疆警备司令部，毛遂自荐请求任命他为阿克苏代理专员并兼任阿克苏保安司令。31岁的骑5团团长赵汉奇是山西宁武人，1930年新疆师范毕业，1932年5月任哈密第三路剿匪指挥部少尉秘书，1933年9月任卫士队少尉班长，1934年升任中尉班长，1935年7月任新疆省军教导团一营二连上尉连长，1936年调任第五连连长，1937年2月任省军特科大队少校大队附，同年10月调督办副官处任少校副官，1938年2月调航空队任少校股长，同年10月考入新疆陆军军官学校第四期骑兵科，1941年12月毕业，任省军第21团第三连少校连长，1942年12月调骑兵第10团任少校参谋长，1943年6月升任中校参谋长，1944年调新编骑兵第2师任第五团中校副团长，1945年5月任该团中校团长兼阿克苏、乌什、温宿指挥官。吴忠信权衡利弊后，最终任命他兼任阿克苏区行政督察专员及区保安司令。赵汉奇取代乔根后，马上把阿克苏自卫团接管过来，两个中队与骑五团一同守城，从此阿克苏政令统一，对此后两个多月的保卫战影响至深。
8月30日，民族军1000多人，从克孜勒布拉克和克洛峡出发，向温宿、阿克苏挺进。9月2日，民族军在札木台组织当地群众进行军事训练，临时政府为了扩大战果，又从特克斯派遣来一个约400人的骑兵营。
9月2日下午6点，民族军特克斯骑兵营突然向拜城发起进攻，经过通宵激战，再次击败国军守军占领了拜城。9月3日，温宿城郊枪声四起，民族军开始了试探性侦察军事行动。
接下来的几天里，新疆省府和警备司令部得到的坏消息接踵而来，先是9月4日得知南疆边陲蒲犁失陷，继而在9月5日又得阿山急电，言阿山危在旦夕。吴忠信在9月5日的日记中沉痛地抄录了阿山守将宛凌云和高伯玉的最后一电，内中称：“......（承化）最大限度能支持三日。职部等只有准备牺牲而已。粒弹能否在有补给，祈钧座斟酌，职等再不请求矣。钧座等及委座对阿山有何援助，均已缓不济急，阿山今后再无情况可报，此系最后一电......大好河山善自扶持，无限前途努力争取，夫复何言，洒泪电陈，不尽欲言......”
阿山局势的危急早在吴忠信的意料中，此刻最紧迫的是在迪化西部的乌苏、精河方向。当民族军大举进攻承化时，中路民族军主力由民族军总指挥鲍里诺夫指挥，集中优势兵力对国军固守的乌苏、精河据点发起猛烈攻击。在乌苏，民族军集中了十余门火炮，在苏联飞机的火力支援下突入乌苏外围，守军新45师一个营在残酷的肉搏战中消耗迨尽。在精河，民族军更是集中了三十余门火炮，一辆轻型坦克和数量装甲车，由苏军飞机掩护逐步清除精河外围国军各防御要点。国军在精河方向的总指挥、新45师师长郭岐无法坚持，只得率部突出重围，向玛纳斯河以东撤退，在撤退途中，国军部队被民族军分割围歼，郭岐被俘，新45师伤亡惨重，仅有一个团顺利抵达玛纳斯河。
民族军9月初的大规模进攻，与中苏友好条约的签订大有干系。该条约签订后，中国承认了外蒙古现状，以此为条件，要求在苏联政府斡旋下和平解决新疆局势。此消息传到伊宁，伊宁的临时政府内产生了意见分歧。以阿合买提江为首的激进思想者同意在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前提下在新疆实行自治以实现和平，而以艾列汗吐烈为首的极端民族分裂主义者坚持继续“革命”，以军事进攻达成既成事实，强行实现独立。为了实现这一主张，把持了临时政府高层权利的艾列汗吐烈一方面在伊宁召开会议，决定将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的“临时”两字去掉，并亲自前去苏联驻伊宁领事馆通报所谓“临时政府”的最后决议；另一方面，艾列汗吐烈以民族军大元帅总司令的名义命令各路民族军加紧进攻，扩大“战果”。
1945年9月6日，攻克拜城的民族军特克斯骑兵营赶到库尔干与阿巴索夫的部队会合，民族军部队兵分四路开始向温宿、阿克苏挺进。于上午十点半左右突入温宿市区。温宿为阿克苏屏障，距离阿克苏只有9华里，阿克苏守军骑5团在此驻扎一个连的兵力防守。民族军突进温宿城区后，首先占领了县政府并包围了县警察局。温宿县府各机关在驻军掩护下，撤离了温宿退入阿克苏。国军守军经过半天的激烈巷战，渐渐不支，到中午十一时许放弃温宿撤入阿克苏城内。被围困在警察局内的警察全部被俘，民族军缴获枪支五十余支，并起获国军囤积在此的大批军粮。这批军粮一部分用做阿克苏方面的民族军粮草，另有相当一部分被运往伊犁。占领温宿后，民族军在阿克苏城郊四处发动百姓，当地拥护三区政府的民众五千余人聚集温宿，举行了示威游行。当日下午，民族军留守少部分武装驻守温宿，主力直逼阿克苏。
在温宿激战时期，阿克苏的防守力量并不雄厚，骑5团经过经月战斗，全团集中在阿克苏城内的官兵不过600多人，阿克苏自卫队两个中队加上警员也只有区区300多人。在阿克苏还有一个战前组建的补充1团一个临时壮丁队，也不过60人而已。日前阿克苏保安司令、骑5团团长赵汉奇急令乌什边卡大队抽调精干部队回援阿克苏，这个有百余人的小部队经过日夜兼程行军，终于在9月6日凌晨赶到阿克苏。尽管如此，城内能够参加战斗的人员也只有千余人。
阿克苏，是新疆维吾尔族聚居地，当地人口中，维吾尔族人达到近90%的比例。在伊宁事件爆发后，阿克苏民众间也有一些倾向三区的组织出现，1945年初，阿克苏一些思想激进者酝酿成立了一个革命组织。这个组织积极与伊犁方取得联系，同时在阿克苏驻军和公务员中发展成员，该组织先后策反了骑5团兽医官和一个排长。但到1945年春天，当这个组织争取温宿县一个维吾尔族公务员时，被该公务员检举，因而整个组织暴露，组织成员几乎全部被阿克苏保安司令部和警察抓获。这些被抓捕的人员中不但有当时维吾尔族著名诗人、文学家，时任阿克苏日报编辑的黎.穆塔里甫，还有三区民族军政治部主任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的弟弟斯依提.阿巴索夫。这个组织被破坏，使得阿克苏城内缺乏配合，而留在城内的军民基本都与守军同心同德，这也是后来阿克苏能坚守下来的原因之一。
9月6日，赵汉奇、乔根以阿克苏专员和保安司令的名义给民族军带去了一封信，信中称：“......你们受了欺骗，走上了错误的道路，希望你们能幡然醒悟......”，这封信传递到阿巴索夫手中后，阿巴索夫针锋相对地回复，正告阿克苏守军放下武器投降。阿巴索夫以前在伊犁区专署任译员时，与时在伊犁工作的乔根相识。在回信中，阿巴索夫还没有忘记问候乔根的夫人和孩子们。回信带回阿克苏，乔根大惊，遂有电请吴忠信允许将家眷迁往喀什之举。虽然远在迪化的吴忠信同意了他的请求，但这时的阿克苏已经被民族军围的水泄不通。
骑5团在阿克苏的防御工事主要凭借阿克苏坚固的城墙。在前期战备中，守军将城垣外围房舍清理一空，沿城墙向外构筑了六道堑壕。在阿克苏城墙上，广布拒马、吊斗，每隔一定距离安置一口油锅夜间用做夜间照明。9月7日，民族军以3000余人将阿克苏团团围困。次日集中迫击炮猛烈炮击城内，炮击整整持续了一天。在炮击的同时，民族军对阿克苏城郭外围各防御据点发起进攻，其攻击路线一路直指阿克苏城东北的卡坡，另一路则在城东南佯攻。当日晚，民族军在占领卡坡后，架长梯向阿克苏城垣多路发起进攻，守军驻守在南城墙的部分士兵惊慌失措，逃离城墙，致使部分民族军士兵冲上城墙。危机之中，骑5团团长赵汉奇令副团长房庆安带领预备队反冲锋，经过激战，方将冲上城墙的民族军击退。激战中，守军将逃离岗位的守军排长押至前线，用铡刀斩头处决，这种极端手段威慑了守军官兵，众人奋力拼搏，终将进攻的民族军击退。
也就是在这天夜晚，民族军对阿克苏发动猛烈攻势时，阿克苏城内“弹流如雨”，“（城墙）外面的枪声象爆竹一样，子弹从头上掠过，正是战事最激烈的时候”，阿克苏警察局第二科众多警员奉命来到监狱，在警察局长吴绍斌、监狱长关维路、阿卜都拉沙德克的指挥下，在监狱内挖掘了一个大坑，然后将监狱中自五月份以来在阿克苏各地捕获的亲三区政权人犯共计十六人逐个提出砍杀。这仅仅是第一次屠狱，在六天后，阿克苏战事稍缓，民族军被第一次击退的时候，由赵汉奇、吴绍斌亲自指挥，又从监狱中提出人犯十二人，由赵汉奇的副官逐一枪决，然后将尸体丢出城外。前一次屠杀的犯人中有民族军攻击阿克苏的总指挥阿巴索夫的弟弟斯依提.阿巴索夫，后一次被屠杀者中则有著名的维吾尔诗人黎.穆塔里甫。整个伊宁事件期间，新疆各地民族仇杀屡见史料，就在阿克苏被围前夕，8月21日的库尔干战斗后，民族军捕获了约150名国军官兵，这些放下武器的士兵中有50多人是少数民族出身，民族军将这些士兵交给政治部审查，剩下的近百名汉族士兵则全部被当场屠杀。各民族之间本应和平相处，而到此时相互以肉体消灭为快意之事，实在是那个时代的一大悲哀。
9月8日晚民族军第一次犀利攻城失败后，正如曹刿论战中所说：“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民族军本来后勤线就较长，自伊犁河谷通向阿克苏，无论是翻越木扎尔特达坂还是经特克斯铁列买提达坂，不但路途遥远且山高路险。民族军补给不济，因此只能在白天撤回温宿休整，每到傍晚便开始彻夜攻击。而阿克苏守军也如法炮制，白天以少数兵力留守城头监视敌情，其他人员在城内休息，每到夜晚点亮油灯，与民族军隔墙叫骂对射。战事僵持到9月12日，守军指挥官赵汉奇团长经过多日观察，断定民族军弹药严重不足，正在等待援军和补给的到来。因此他决定与其等待对方援军抵达，不如出城拼死一博，这个想法得到了骑5团副团长房庆安的支持。当日晚，房庆安率领官兵200余人坠城而下，借着夜色兵分两路突然对民族军阵地发起突袭。房庆安的攻击目标是民族军设在东卡坡高地的指挥所，守军出城攻击部队兵分两路，从两翼包抄，然后进行中间穿插。
这次攻击非常突然，完全出乎民族军的意料，两军在东卡坡交战达7个小时，到9月13日清晨，人数虽然占据优势的民族军因弹药不足，被迫向温宿方向撤退。此时赵汉奇带领守军预备队骑兵第3连出唯一一个未封堵的城门——西门，与房庆安部会合，迅猛向温宿追击。9月14日，在温宿的民族军立足未稳，无法抵挡国军凌厉的进攻，遂放弃温宿退回克洛峡一带。此战历时两天，守军共击毙民族军“近300人，获炮三门，枪支马匹甚多......温宿各机关照常恢复工作。
阿克苏9月6日被围时，正是新疆局势最危急的时刻，9月6日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行辕在迪化召开军事会议，与会者对当前局势均表示悲观，有人甚至建议吴忠信专程赴重庆设法挽回颓势。会议后，朱绍良对吴忠信说“中央无一兵一弹增援新疆，至万不得已时，惟有一死以报国人”，吴忠信也十分沮丧，他安慰朱绍良也是安慰自己说：“我等亦应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精神，担负此艰巨任务，相信我等今日之努力，千百年后亦不致为人遗忘也”。新疆军政长官都对新疆局势持如此看法，迪化百姓又堪何为？自9月初，迪化百姓人心惶惶，飞机场终日人流穿息不绝，省府各机关家眷或乘车或乘飞机纷纷撤往内地甘肃。连美国人设置在新疆的气象站都在计划着撤退事宜。9月8日清晨，正是阿克苏城内遭到民族军猛烈炮击的时候，苏联驻迪化总领事叶塞夫在迪化新大楼拜访吴忠信，吴忠信竟手执其手曰：“中华民国事即苏联事，苏联事亦即中华民国事，余新疆省主席之事，即贵领事之事，贵领事之事，亦即余之事”。情急之中，竟然与虎谋皮，吴忠信这个老人家也是忙不择路而为之。到9月10日，青马主力骑5军之骑1师一部已经开抵迪化，骑5军军长马呈祥与国军在疆另一回族将领杨德亮携手拜访迪化各清真寺，对稳定民心起到了很大作用。到9月13日，阿克苏击退民族军攻势的消息传到迪化，迪化人心为之一振。长舒了一口气的吴忠信在自己的日记中不无赞赏地写道：“赵镇静指挥，坚忍守御，独撑艰局，勋劳卓著，......倘使新疆各地官兵，均能如赵团长之英勇，则区区匪徒将不足为患矣”。
9月13日，就在阿克苏独力击退民族军部队的当天中午，国府全权处理新疆事宜的“钦差大臣”张治中带着大批随员抵达迪化。此前苏联领事馆通知国府言“新疆暴民代表”前来苏领事馆，表示愿意在苏联斡旋下与国府进行和平谈判。张治中赴新的主要任务就是与三区临时政府进行和谈。但是，同样是和谈，在伊宁方仍然有很大的分歧，经过苏联方面“说服”，以艾列汗吐列为首的临时政府高层虽然同意了参加和谈，但要求以“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对等的独立身份与中华民国政府进行谈判。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临时政府在取得了阿山、乌苏、精河等胜利后，十分渴望能在阿克苏取得再一次胜利，以打通与南疆喀什方向民族军的联系，达到占领等多地域的目的。为此，临时政府派遣了民族军高级将领伊斯哈克伯克带领部分民族军官兵前去蒲犁协调喀什方向的军事行动，同时又向阿克苏方向阿巴索夫指挥的部队增援了两个骑兵团和大批物资。阿克苏守军在9月16日就侦得民族军的行动，当焉耆方向民族军纳斯洛夫部队与阿巴索夫部队在克洛峡会合后，赵汉奇向省警备总司令部报告说：“匪后续部队续到二百余名，均系俄人。伊犁伪主席艾力汗已率大队由冰达坂向南移动”赵汉奇的情报并不十分准确，纳斯洛夫指挥的部队多为俄人，但艾列汗吐列并非“亲征“阿克苏，不过根据后来的情报，艾力汗吐列的儿子的确在此时率部队抵达克洛峡与阿巴索夫会合。
阿克苏自上次围城战后，迪化方面均松了一口气，没有想到，仅仅十余日后，民族军会立即恢复战斗力，卷土重来。战况报告到新疆省警备总司令部和新疆省府，吴忠信万分担忧，“（现）迪化人心较安，惟匪攻阿克苏甚急，恐难久守”。一个月前赴迪化参加省参议会的南疆各区十余名议员，在8月8日路过拜城，四天后拜城即落入民族军手中，现在会议早已结束，在阿克苏第一次解围后，这些议员本来计划乘车返回南疆，此番阿克苏再次危急，这些议员只得搭乘新疆供应局的汽车先到焉耆，然后再分道各返原籍；喀什、和田、莎车等地议员被迫自焉耆取道库尔勒、若羌、切末，绕行塔克拉马干大沙漠的东缘返回故土。9月29日吴忠信为这些议员送行时，议员们“均送至车旁，颇有依依惜别之意”。
民族军此次攻击中也改变了战术，前次围攻，一般夜晚全面攻击，白日休息，此度进攻，则不分白天黑夜，日夜攻击不停。9月24日晚，民族军集中力量猛攻阿克苏成员西北角，一度突破了守军防守登上城头。守军急调预备队反击，激战中，骑5团副团长房庆安被手榴弹炸伤，反击官兵也有20多人伤亡，卒将突入城内的民族军歼灭。9月25日，民族军又增加兵力2000多人，整日猛攻，城内一日间落弹600余发，同时城外民族军在阿克苏东北角高筑炮台，居高临下轰击城垣上守军。9月26日，民族军东西两面同时发起总攻，千余民族军士兵手挽云梯在西门附近爬城而上。激战中，民族军指挥阿巴索夫和哈斯木江亲临火线鼓舞士气，并多次向城内守军喊话劝其投降，而城内守军针锋相对，也在战斗间隙向对方喊话劝降。为了鼓舞城内守军士气，城内汉族居民自发组织了歌舞团，在城内用民族乐器演奏民族乐曲，以激励守军士兵斗志。
9月29日黄昏，民族军以猛烈炮火掩护，在城东和城北再筑炮台，于南门架设长梯登城。守军在南城门为骑5团洪亚东连，以冲锋枪、手榴弹猛烈还击。双方在城垣展开激烈战斗，民族军登城人员被守军掀落城外，而后续沿梯而上的人蜂拥而至，波浪般冲击而来。到入夜时分，民族军有十多人终于冲上城头，这些突击队员背负手榴弹手持冲锋枪，登上城头后即与守军展开残酷的肉搏战。守军连长洪亚东带领全连数十人，奋不顾身，与之肉搏，终于将登上城头的突击队员全部击毙，在这次血战中，连长洪亚东以下数十名守军官兵阵亡。
在南门血战时期，民族军在东门和北门等处也同时发动了猛烈攻势，在北门，民族军集中力量猛扑，不顾伤亡地往来运送柴薪堆积城门处，一度将北城门焚毁，幸而北门早已被守军用泥沙封堵，否则后果不堪设想。9月29日夜的战斗无疑是阿克苏守城战中战斗最激烈的一夜，当晚，阿克苏全城男子，除老弱残废者外，所有人都分发了武器登城作战，城内妇女儿童也自发挖掘防空洞躲避枪弹。经过一夜激战，双方均伤亡惨重，至凌晨，民族军退去，阿克苏最危险的一晚终于安全渡过。第二天，阿克苏守将赵汉奇团长电告迪化：“......阿城保卫战已进入最高峰，我军以五六百之众当贰千余之匪，且无后援之济，粮弹日少，伤毙兵员更无法补充，匪则由伊犁源源增加......”，吴忠信在这天的日记中担忧地写到：“阿城命运之危殆，可以想见。”
这天晚上的激战，民族军也是倾尽全力奋力一搏，在遭受了重大伤亡后民族军被迫暂时停止了进攻，但围城之态势毫无改变。10月初，南疆一度被骑1师骑兵第2团击退的民族军再度卷土重来，再次占领英吉沙南的衣格子牙，其试图东向发展打通与阿克苏民族军之联系的企图十分明显。10月4日，骑1师骑兵第2团在喀什守将张希良指挥下再度出击衣格子牙，击溃民族军部队，击毙苏籍指挥官一人，匪兵百余，喇嘛百余；俘虏12人，缴获步枪百余，炮弹三箱，马20匹，高射炮两门，迫击炮一门，轻重机枪4挺，英吉沙复转危为安。阿克苏东的焉耆方向，民族军在九月下旬为了配合阿克苏的攻势，也派遣部队袭扰，这些民族军部队被整合为“伊斯哈克伯克旅”，该旅除一部向巴轮台方向出击外，更集中主力部队威胁焉耆。焉耆守军国军预备第7师第20团在焉耆区专员左曙萍指挥下，前进到察汉乌苏与民族军遭遇，双方在10月3日激战竟日，民族军士兵手持手榴弹纵马突击预7师20团阵地，双方六次激战，均被国军击退，战斗中，民族军阵亡苏籍军事顾问一员（有资料称是民族军团长）被迫退去。伊犁方在南疆发动的全面攻势，其右翼英吉沙方向和左翼焉耆方向均遭到失败，到10月初，只有阿克苏方向还在坚持。
10月3日，新疆警备总司令部应阿克苏守军之请，派遣少将高参李敬唐亲率运输机，前来阿克苏空投军用物资和慰劳品。中午飞机飞抵阿克苏上空，共空投下10多只降落伞。这天阿克苏正刮东南风，因为城区面积小，虽然大部分物资投到了城内，但也有5、6只落到了城外交战双方的间隙中。守军和民族军为了争夺这些落到城外的物资，都出动了数十名士兵，距离这些物资最近的是民族军的迫击炮连，该连士兵为了抢夺物资，竟然置阵地于不顾，全部参加夺伞战斗。城内守军见有机可乘，即由连长颜冶新率领士兵坠城而下，冲入民族军炮兵阵地，掠获82毫米迫击炮一门，炮弹五十余发。在这场争夺战中，守军连长颜冶新阵亡，出城官兵也伤亡二十多人。守军将缴获的迫击炮架设在城垣东北角，集中炮火轰击民族军设于东卡坡的指挥所和主力部队阵地。民族军遭此意外打击和损失，锐气顿挫。
阿克苏城内的守军指挥官，阿克苏区专员兼保安司令、骑5团团长赵汉奇经过一段时间的激战，深知自己部队的弱点，围城长期僵持下去，终将寡不敌众而失败。他依据第一次解围时的经验，早已下定决心一有时机即出城反击，以绝境中求生路。10月3日的争夺战，让赵汉奇看到了一线曙光，一来迪化空投来的弹药能够补充前期激战的消耗，二来争夺战的胜利，守军士气高昂，三来证明民族军军纪涣散且弹药短缺。赵汉奇认为据此可以一战。
1945年10月6日拂晓，阿克苏守军仅保留骑5团机枪连守城，其余部队兵分两路悄悄缀下城头，骑5团副团长房庆安率领骑5团第5、第6连两个连的兵力从东门附近下城，负责向东关和东卡坡上民族军指挥所和主力阵地进攻；骑5团团长赵汉奇亲自带领五个排和团部新兵（疑为在阿克苏内的补充二团新兵）、阿克苏警察队和阿克苏区专署卫兵在北门附近下城，向城北关民族军阵地和西北角民族军的另一指挥所进攻。战斗打响后，民族军依据地形优势猛力抵抗，火力非常猛烈。守军出战官兵拼死一战，均抱定不成功即成仁之决心，与民族军激战4小时，仅肉搏战就达二十多次。邻近中午，民族军不支，纷纷向温宿方向溃散。这场奇袭，共击毙民族军官兵百余人，其中包括身穿苏军制服的校级指挥官（怀疑为苏军派遣到民族军内的军事顾问）三人，缴获轻重机枪二挺，勃郎宁轻机枪一挺，冲锋枪二挺，步枪三十四支，无线电台两部，各种子弹两万余发，并夺回了10月3日被民族军抢去的空投弹药两包。而守军出战官兵仅阵亡军官1人，士兵6人，伤军官2人，士兵10多人。
10月6日，出战的阿克苏守军在胜利后返回城内用膳休息后，再派出骑兵第3连向温宿方向追击，民族军主动放弃温宿，在向温宿东北“大马扎”（坟场）方向且战且撤时，又遭到守军骑兵的迂回包抄。民族军两面被夹击，此时又得到库车国军闻风出动正在从拜城出发赶来的消息。因而导致了民族军全线溃退。随后，新疆正在准备进行和谈的消息传开，民族军也得到了伊犁方面的命令，要求部队停止军事行动，保持现状，攻击阿克苏的民族军主力遂经扎木台、黑鹰山撤回伊犁。（有资料说此战中阿巴索夫曾负重伤，不知真假）民族军对于阿克苏战斗的失败，后来做了总结，总结中说：
“我们的革命部队一开始解放了拜城、库尔干、温宿等地后，认为自己的力量壮大了，而没有看到以后革命的最后胜利，没有建立起根据地。......取得了一些胜利后，大家都满足现状，产生了骄傲情绪，领导不统一，互相不帮助，表现了各自为政的现象。只看到获得的小胜利，而没看到最后大的胜利。失去了警惕性，没有从革命的根本利益出发，把主要的对革命有重大利益的事都看成小事，把小事看成大事，没有发觉敌人派到革命队伍中潜伏的破坏分子，最主要的是失去了革命警惕性，没有保守革命的秘密行动”（这段估计是讲阿克苏“革命”组织被破坏，致使缺乏内应之事）
1945年10月12日，阿克苏城围被解后的第六天，伊犁方面和谈代表于下午六点四十分抵达迪化，10月14日，国府和谈代表张治中飞抵迪化，新疆和平谈判自此拉开序幕。就在张治中抵达迪化的当天，拜城之民族军经库车国军进击而撤退，南疆公路阻塞一个多月后，“至此复通矣”。10月21日，阿克苏与库车国军两路出击，一举收复克洛峡，库车北部天山各要隘，皆被收复，南疆始定。
国军能确保南疆，对于和平谈判大为有利。新疆省主席吴忠信赞扬阿克苏守将赵汉奇说：“最后关键为赵汉奇团长之忠勇用命，一成功，一成仁”，后来有评论者称“阿克苏当南北疆之要冲，如阿城不守，南疆可能全部变色，和谈之所以成功，新疆局势之尚未全部糜烂，阿克苏守卫战获胜之结果也”。
阿克苏解围后，南疆只有边陲蒲犁、莎车、叶城一带还有民族军活动。在阿克苏立下赫赫战功的骑2师骑5团于1945年初冬，移师镇守莎车，民族军忌惮该团战力，竟放弃在莎车的军事计划，转而攻击叶城。1946年2月，新疆和谈签字后，国军派遣高参李敬唐率兵收复了叶城和泽普。三区方面也召回了在蒲犁指挥军事行动的伊斯哈克伯克。到该年7月，新疆省府改组，蒲犁民族军退入苏联，动荡经年的南疆局势，始告完全澄清。
来自新疆民族军的将领赛福鼎·艾则孜，新疆阿图什县人，维吾尔族人，在三区革命中任三区军事法庭秘书、临时政府教育厅厅长，三区革命联合政府委员，新疆人民民主同盟《前进报》总编辑，人民民主同盟主席。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