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鸣访名谈”之叶辛
→ 马晓鸣(记者,作家)
→ 叶 辛(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 2012年7月6日晚
采访手记:
6月30日,我将访谈提纲发至叶老。
“小马:你现在可以打电话来,我在等。明天我要参加上海大学文学院毕业典礼……叶辛”。7月6日19点24分,我的手机收到了这样一条短信。当时我却没有留意到,不一会,叶老直接打来了电话。
当我匆匆忙忙赶到办公室,已近20点了。
拨通电话,叶老第一句就是“小马,你好。”显然,他一直在等。
叶老说着普通话,但分明听得出有很浓重的贵阳口音。
在一个多小时的交流中,叶老才思敏捷、出口成章。笔者感受到了一位作家对农村、对贵州、对上海、对中国的特殊情怀。
7月15日下午,此稿送到叶老住处,他仔细审阅,认真修改……
专访摘要:
·作家是不退休的
·知青岁月给了我冷静的思考
·两副目光触动我新的写作
·有空的时候得写一些文章“还文债”
·诺贝尔文学奖不是判断作品优劣的唯一标准
·不会将我的毛笔字拿去卖钱
知青生涯让我了解了中国大地上的农民
●马晓鸣:叶老,您好。因为您是“半个贵州人”,作为贵州人我也感到很自豪很亲切。能不能介绍一下您的近况?
→叶辛:你好。现在,我日常工作是在上海市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员会(任副主任),每天准时上班、开会、学习、下班,这比原先在上海市作家协会和上海文学研究所稍轻松些。
去年11月,中国作家协会第八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出新一届领导机构,我再次连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今年7月4日,在上海市文联第七届委员会举行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我再次当选上海市文联副主席。
一路走来,感觉有点忙忙碌碌。
对于工作来说,是站好最后一班岗了。对于写作来说,作家是不退休的。
●马晓鸣:您在贵州生活了21年,最让您难以割舍的是?
→叶辛:人生没有几个21年,最让我难以割舍的是贵州的山水土地、自然风光、各族人民对我的深情厚意以及独特的生活形态。
我到贵州修文县砂锅寨插队的时间是1969年3月到1979年10月,历经10年7个多月,这期间除了农活劳动还是劳动。还有就是乡村耕读小学的教书生涯。
在贵州的贫困山乡,这段岁月给了我冷静的思考,思考得最多的是:知识青年的命运、中国农民的命运。
在此之前,我生活在上海,对中国不了解,不知道中国大地上的农民是这样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段岁月让我逐渐的用城里小青年的眼光来观察边远山乡;逐渐用农民的眼光来看待都市。当我离开农村后,我常用贵州人的目光看待城市,也用城市人的目光观察山乡的农民,当两副目光的交织,总会有新的东西展现出来,就会有灵感的产生,触动我新的写作。
1990年,我写过一篇《今天我要离开贵州》的短文,文章除了表达对贵州的情感,还流露回归上海时忐忑不安的心情。
只要谈起中国农村,自然就会想到贵州。离开贵州,却割舍不了贵州。
●马晓鸣:上山下乡运动留给大部分知青的是精神和肉体上的创伤,知青岁月留给您的是什么?
→叶辛:知青岁月已翻过去,不愿历史翻回来。作为当年全国1700多万城市青年的一份子,亲历了那场运动,带给我们无尽的沧桑的同时,也让我感受到了中国农民的生活、体验了中国基层的生活,让我在思考中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
如果一味的去抚摸伤疤,这是没意思的。
在没有来贵州之前,我读了许多中外文学作品,有一天在劳动间隙我坐在山坡上,我突然想到:不要说国外的人不知道砂锅寨,上海市、贵阳市的人也不会知道,同时,砂锅寨的人也不知道国外,不知道上海市、贵阳市人们的生活状态。我决定用笔来描述,让外界知道这里。知道山乡里的人和事,知道山里人的生活形态和情感。
插队的生活给了我丰厚的创作营养,知青生涯让我了解了栖息在中国大地上的农民,在这里,我拜男女老幼为师,尽可能的了解这里的一切事物,这让我逐渐找到了自己的表达方式。
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给我们国家造成了一代人中的知识断层,导致中国经济滞后,技术不前。前天上午,美国一家电视台在一个知青访谈中与我连线问了差不多的问题,我说的是:历史证明,这场运动是被否定的。
●马晓鸣:在您的影响下,贵州省修文县砂锅寨主要带来了哪些变化?
→叶辛:我是1990年调回上海的,从1990年到1998年之间,一直没有回过贵州,这期间,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98年,当我踏上我曾经生活过的砂锅寨时,路仍然是泥泞小道,学校仍然很简陋,老乡们拉着我的手,希望我能帮助改变一下这里的环境。作为这里曾经的一份子,作为当了多年砂锅寨小学的教师,这次回贵州对我的触动挺大的,回到上海,我接受了报社及电视台的采访,当时一批爱心人士表示将进行捐助。时任共青团贵州省委书记陈昌旭也找到了我……在我的组织筹资下,上海的几位知名企业家朋友筹资35万元,在砂锅寨建成了我国第一所“春晖小学”,修文县政府同时出资60万元,修通了第一条直通砂锅寨的公路。2005年9月15日“叶辛春晖小学”落成。乡亲们再次拉起我的手说:我们世世代代都会感谢你的。
同时,也感谢各级党委、政府及各界人士对砂锅寨的关注。如今砂锅寨的面貌早已焕然一新了。这里还被列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示范点,统一改造了民居、规划了道路、建起了果树科技示范园、开发无公害蔬菜,还发展乡村旅游、兴办“农家乐”等。
●马晓鸣:这些年,除了用文学作品宣传贵州、推介贵州,您还以什么方式在帮助贵州?
→叶辛:在上海,只要有机会,我就会不分场合提及贵州,推介贵州。只要贵州在上海举办如招商引资、旅游文化等方面的活动,我都会应邀参加,而类似的活动,如果是其他省市在上海举办的,我不会参加。
近年来,我仍在写作一些反映贵州山乡的文学作品,值得一提的是发表在2011年11月1日《人民日报海外版》上的《人间最短的河》,写的是梵净山脚下的神龙河;发表在2012年3月6日《新民晚报》上的《不要折腾茅台酒》,是针对当前各类媒体对茅台酒杂七杂八的报道,从而呼吁:“让我们赞美国酒茅台吧。”;发表在2012年5月16日《人民日报》上的《世上最长的彩带》,写的是贵州的百里杜鹃景观,那是世界上最美的景观啊。
这些文章还被众多媒体转载,为宣传贵州、推介贵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中共贵州省委书记栗战书,时任中共贵州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谌怡琴等都以各种方式向我表达了谢意。
优秀的作品应经受时间的检验
●马晓鸣:作为一位勤奋而多产的作家,迄今为止您共创作了大约多少字数的作品?这些作品中,您最欣赏的是?
→ 叶辛:2011年时,我统计了一下,已出版了106本书。
《蹉跎岁月》、《家教》、《孽债》是我青年时代的代表作。
《华都》这部小说的构思开始在上世纪90年代初,动笔的时间是2000年,2003年11月份写完。这部小说没有描写我熟悉的知青生活,而是通过上海一幢百年高楼的历史,描写了几代上海人的生活情态以及三代妇女对于爱情的追求。
去年完成了《客过亭》,从《蹉跎岁月》、《孽债》再到《客过厅》,我完成了自己的“知青三部曲”。
●马晓鸣:您曾将《蹉跎岁月》、《家教》、《孽债》等搬上了荧屏,当年您为什么想到把文学作品与电视连续剧接轨?
→叶辛:不是我想到把自己的文学作品与电视剧接轨的,作品发表后,是多家电视台来找我以后才改编完成的。
小说是语言艺术,读者是通过阅读感受。影视剧是视觉艺术,观众是通过观看感受。
从文学作品到电视剧,改编时不太费力,很顺利的。
1982年,由长篇小说改编的《蹉跎岁月》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引起了全国观众的共鸣,从此,知青题材的电视剧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一种电视剧类型。
上世纪90年代,《孽债》电视剧感动了无数观众,“美丽的西双版纳,留不住我的爸爸。上海那么大,有没有我的家?”当这段旋律响起来时,我相信有许多人和我一样会潸然泪下,这是电视的力量,感谢电视。
●马晓鸣:如今,您看电视剧吗?现在的电视剧与当年的电视剧相比,其文学性是在提高还是在走下坡路?
→叶辛:看。主要是忙,比如有空的时候得写一些文章“还文债”。现在的电视剧量很大,优秀的电视剧却不多,欣慰的是每年回过头去,总会有几部让人记得住的电视剧。现在的电视剧与当年优秀的电视剧相比,文学性是在走下坡路,有的电视剧明显存在胡编乱造。
●马晓鸣:您曾担任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请您谈谈小说创作和学术研究之间最大的区别和作用在哪?
→叶辛:前面我说过小说是语言艺术,而学术研究是理性思维的总结。写小说和写论文完全是两码事,小说在创作过程中可以充分发挥艺术想象力;而论文专著的写作则需要综合多种材料分析及事实本身进行写作并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我是在2005年担任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期间,才正面接触学术研究的。学术方面的文章写得不多,较满意的是《论中国大地上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学术长文。
● 马晓鸣:对当前写小说的年轻作者,您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
→叶辛:如果真的爱好文学,就请潜心写作。
优秀的作品应该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写出广大读者喜欢和交口称赞的作品,二是能经受时间和历史的检验。
写作切莫跟风、赶时髦。
希望年轻人写得更好、更有影响。
为心灵而写作
●马晓鸣:中国作为拥有五千年文化底蕴的泱泱大国,中国作家们却一直无缘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文学奖真的就是中国作家眼中的“酸葡萄”?
→叶辛:年年的10月,是社会各界和作家们期盼的日子,这是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开奖的时间。许多作家都对诺贝尔文学奖有过自己的思考。其实,我们的写作是为心灵而写作,不是为获奖而写作,诺贝尔文学奖对于中国作家来说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重要。诺贝尔文学奖不是判断作品优劣的唯一标准。我相信要不了多久,中国作家一定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当然,如果我们中国也创办一个国际性奖项,让世界各地的人都来争奖,可能会更有意义。
●马晓鸣:2004年,您的长篇小说《华都》获全国优秀畅销书奖。您怎样看待中国畅销书现状?
→叶辛:畅销书不一定是好书,能有众多的读者,这说明畅销书是成功的书。畅销书能否成为名著,这就要能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检验。现在对畅销书发行量的界定,比原来的量少得多,所以现在的畅销书和原来的畅销书是有区别的。我写《华都》是试图把在都市和乡村生活中感受到的一切都表现出来,是一部全方位大跨度自觉还是凝重的作品。
●马晓鸣:《山花》杂志逐渐从省级杂志发展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杂志,作为曾经的主编,您对《山花》还有什么期望?
→叶辛:1984年至1989年,是我在《山花》杂志社工作的时间,这段时间正是《山花》发行量最大的时期,这段时间是我感觉到最美好的时光。2010年冬,在《山花》创刊60周年时我曾寄语:希望《山花》做出山地特有的韵味,做成文学期刊的楷模,屹立于国际国内文坛。
我希望《山花》能真正的立足贵州、走出贵州。
书写的过程就是一个享受的过程
●马晓鸣:部分著名作家除了文学创作外,都喜欢书法,据说练习书法是您的养生之道,您对书法的体会是?
→叶辛:上海的气候热的时候热、冷的时候冷,有的时节不太适宜外出锻炼。于是我找到了另一种写作方式,那就是练习写毛笔字。当白白的宣纸铺开,当黑黑的墨汁走在上面,书写的过程就是一个享受的过程。
我只是觉得我是在写毛笔字,不是书法。
当有人问我要字的时候,我就会说,我只是一个小说家而不是书法家。
在一些景点景区,我会对我喜欢的书法作品细细的欣赏。
说起书法,我想起了一件事情。2010年,上海市贵州商会与贵州省人民政府驻沪办事处联合组织“彩虹计划”公益活动,请山乡的孩子到上海来。因为筹钱的事情,他们找到了我。当时我的办公室正好有我的一幅作品(是为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做挂历用的,扫描后已退回),于是我将这幅写有“岁月风霜,学业书声”8个大字的作品捐赠了出去,没想到后来在公益竞拍活动中,拍得善款20万元,全部捐赠给了“彩虹计划”公益事业。
一般情况,我是不会将我的毛笔字拿去卖钱的。
●马晓鸣:您平时参加的活动多吗?哥伦比亚作家加布里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曾说:“做一个普通的人是多么幸福”。做现在的您幸福或是做当年的知青幸福?
→叶辛:平时参加的活动较多。我当然觉得现在的我幸福。在做知青时我曾在11个月中没有吃上一片肉,可想而知,这样的遭遇是不幸福的。
●马晓鸣:最近您有什么创作打算?
→叶辛:我最近正在创作一部新的长篇小说,题目叫《安江事件》,目前已经写完,正在修改中。《安江事件》无论从题材、内容、人物等,均与以往我的作品不同,应该能给读者新的惊喜与思考。
目前,我还在编一本书,书名叫《叶辛的贵州》,书中将收入我直接写贵州的散文、随笔共20来万字,将在年底出版,编这本书的目的是:2013年贵州将迎来建省600周年盛大庆典,我的这本书将作为我的个人礼物送给我的贵州。
● 作家名片:
叶辛,原名叶承熹。1949年10月出生于上海。1969年到贵州插队,1977年发表处女作《高高的苗岭》,1979年调入贵州省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创作,历任《山花》杂志主编,贵州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海上文坛》杂志主编,1992年当选上海市文联副主席至今,1995年当选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至今,1996年当选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至今,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等职。
出版了百余部书籍。其代表作有《蹉跎岁月》、《家教》、《孽债》、《孽债2》、《客过厅》等长篇小说。
根据长篇小说《蹉跎岁月》《家教》《孽债》由其本人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均在国内引起轰动,使其成为家喻户晓的作家。
短篇小说《塌方》获国际青年优秀作品一等奖(1985),长篇小说《华都》获全国优秀畅销图书奖(1995)等。
1985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文艺工作者,并荣获全国首届五一劳动奖章;曾任第六届、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
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文联副主席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