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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才胡适
“老鸦”胡适之苦心
莫雅平
大凡杰出之人，在当初往往不为社会所容，因为他们思想超前，并且特立独行。因思想与众不同受迫害的例子很多，最著名的是苏格拉底被判饮毒酒和布鲁诺、胡斯被判处火刑。这些殉道者为思想与信仰而献身，显示了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类似于中国古人所说的浩然正气。近日读胡适1954年的文章，得知这种气概在范仲淹的《灵乌赋》里叫做“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是范仲淹关于言论的自由与谏诤的权利的宣言，折射出了范仲淹对人格独立的崇尚。而胡适特意撰文，从美国帕特里克.亨利的“不自由，毋宁死”，到范仲淹的“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旁征博引、不厌其烦地娓娓而谈——真是煞费苦心——这无疑也表达了胡适同样的信念与追求。
胡适早在1917年便有诗歌《老鸦》，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他是引“灵乌”为同道的，诗文如下：
《老鸦》
一
我大清早起，
站在人家屋角上哑哑的啼
人家讨嫌我，说我不吉利；──
我不能呢呢喃喃讨人家的欢喜！
二
天寒风紧，无枝可栖。
我整日里飞去飞回，整日里挨饥。──
我不能带着鞘儿翁翁央央的飞；
也不能叫人家系在竹竿头，赚一撮黄小米！
这首《老鸦》是胡适有代表性的诗歌之一。虽然胡适当年的很多白话诗今天看来有单薄之嫌，但这首《老鸦》在心灵的力度方面，却足以与古今中外先贤的力作比肩。
《老鸦》可以视为胡适的心灵自画像。众所周知，乌鸦常被人们视为不吉利之鸟。人们讨厌它，因为它只会按自己的本性啼叫，不会“呢呢喃喃讨人家的欢喜”。胡适写《老鸦》，的确有夫子自道的意味，因为他当年的很多言论的确非常不识时务、非常与众不同。在中国近代文坛、政坛，他曾经非常像乌鸦：
在复古逆流横行之时，他却呼吁文学革命、实行白话诗写作；在众人为各种“主义”狂热时，他却呼吁“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在众人高叫打倒“资本主义”、“封建势力”、“帝国主义”时，他却说我们的五大仇敌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和“扰乱”。在众人崇尚暴力革命时，他却说我们应该走逐步改良的路，从事“自觉的改革”……
诸君切莫以为胡适是在刻意抬杠，他的“标新立异”是以广博的见识与深入的思考为依据的。比如关于革命，时至今日，多数人熟悉的仍是暴力革命，不知道和平方式也是革命的一种途径。而胡适既明了暴力革命的某些缺陷（法国大革命是其典型），也深知以契约完成的和平革命的好处（英国的“光荣革命”是其典型），他相信逐步进化（evolution）才是社会的稳健进步之道，因此他反对暴力革命。虽然他的一些主张可能有点理想化、浪漫化，但他的确是一个认真地思考和践行社会变革的新文化人。
胡适其人（1891—1962），最早以倡导“文学革命”著称，是我国二十世纪二十、三十年代的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但其影响远远不限于那个时代，也不限于文学领域。他是安徽绩溪人，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此名与字，源自达尔文进化论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除了深厚的国学修养，胡适深受过西方文化的浸润。他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此外还在美国、英国、加拿大和香港获得过35个荣誉博士学位，其中包括哈佛大学、牛津大学授予的殊荣。中西合璧的学养，无疑方便了胡适变换视角看问题，其思想与众不同也在情理之中。而由于推崇前文所述的“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胡适不时发表不合时宜的独立见解，也不足为怪。
虽然作为文化名流饮誉中外，但胡适也不时陷入困境。1929年，因他在《人权论集》中的言论，国民党党部一度曾请政府警戒他。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可谓左右不是人：在大陆他遭到批评，在台湾他也承受着种种压力。因鼓吹多党政治，他曾遭到国民党的猜忌。虽然在公共场合蒋介石对他礼遇有加，在他去世后蒋曾送挽联赞其为：“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但是新披露的蒋介石晚年日记显示，蒋在私下里对胡适颇多谩骂之词。
通常而言，“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然而，胡适却曾在敌对的海峡两岸都遭到反对，这是发人深省的，也充分体现了胡适的人格独立。早在1920年5月5日，在给北大哲学系毕业生的赠言中，胡适便鼓励学子们做“不受人惑的人”。从青年时代起，一直到1962年去世，胡适都始终在坚持自己的独立见解。历史的风云变幻，曾使多数人变得面目全非，而胡适却始终如一，真是难能可贵。
新文化运动有两面大旗，即“民主”与“科学”。胡适是深谙两者要义的，他一生都在为这两者奔忙。胡适早年师从美国哲学家、实用主义大师杜威，西方哲学重实证的做法影响了他的思维方式与人生道路，因此凡是研究和谈论问题，他都非常注重证据与逻辑——胡适称之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其中蕴含的其实就是科学的精神，而这恰恰是传统的中国人所缺乏的。
中国人似乎很崇尚模糊，不求精确，比如人们常说“一柱香的功夫”。这到底是多久呢？谁也说不清。粗细不同或长度不同的香，烧完一柱的时间自然不同。即使是同样粗细和长度的香，由于空气温度或湿度的不同，烧完一柱的时间也各不相同。模糊在文学艺术领域或许有其好处，如李商隐的“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的确有一种迷蒙之美。但在其他领域，不求精确则可能导致严重后果，比如因时间的误差导致火车相撞。胡适对中国人的不求精确深有体悟，因此他作了精短却警醒的《差不多先生传》。
和很多深受进化论影响的新文化人一样，胡适当然也批判八股文、裹小脚、贞节牌坊之类落后事物，但他比很多人走得更远，因为他挖掘了中国传统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缺陷，试图从心灵特质和行为模式着眼探讨中国科技落后的原因，通过进行民族自省达到民族自强。中国道家的“无为”思想，在胡适看来过于消极、悲观。针对庄子，胡适写道：
东方的懒惰圣人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逐无涯，殆已。”所以他们要人静坐澄心，不思不虑，而物来顺应。这是自欺欺人的诳语，这是人类的夸大狂。真理是深藏在事物之中的；你不去寻求探讨，他决不会露面。科学的文明教人训练我们的官能智慧，一点一滴地去寻求真理，一丝一毫不放过，一铢一两地积起来。这是求真理的惟一法门。自然（Nature）是一个最狡猾的妖魔，只有敲打可以逼她吐露真情。不思不虑的懒人只好永远作愚昧的人，永远走不进真理之门。
除了认识的问题，还有方法的问题。胡适认真考察了中国人的“唯心”倾向，对中国古人所谓的“格物致知”，他指出其致命缺陷在于：注重玄想，却忽视动手。这种缺乏实践与实证基础的“格物”，当然无法实现科学上的“致知”。胡适讲述王阳明“格物”失败的故事，旨在告诉人们，“知行合一”才可能获得科学的知识与技术，这才是改造世界、造福人类的可靠之道。故事如下：
明朝有一位大哲学家王阳明，他说，照程子、朱子的说法，要做圣人，要“即物而穷其理”。“即物穷理”，你们没有试验过，我王阳明试验过了：有一天，他同一位姓钱的朋友研究格物，并由钱先生动手格竹子；拿一个凳子坐在竹子旁边望，望了三天三夜，格不出来，病了。王阳明说，你不够做圣人，我来格。也端把椅子对着竹子望，望了一天一夜，两天两夜……到了七天七夜，王阳明也格不出来，病了。于是王阳明说，我们不配做圣人，不能格物。
假如“格物”的成败只关涉几根竹子，那倒没什么大不了。但假如“务虚”成为一种社会常态，而国民多以“动口不动手”的君子自居，问题恐怕就严重了，正如胡适所说：
东方人在过去的时代，也曾制造器物，做出一点利用厚生的文明。但后世的懒惰子孙得过且过，不肯用手用脑去和物质抗争，并且编出“不以人易天”的懒人哲学，于是不久便被物质战胜了。天旱了，只会求雨；河决了，只会拜金龙大王；风浪大了，只会祷告观音菩萨或天后娘娘。荒年了，只好逃荒去；瘟疫来了，只好闭门等死；病上身了，只好求神许愿；树砍完了，只好烧茅草；山都精光了，只好对着叹气。这样又愚又懒的民族，不能征服物质，便完全被压死在物质环境之下，成了一分像人九分象鬼的不长进民族。
胡适谈“格物”，带着几分民族自省的沉痛。他推崇通过动手解决实际问题，推崇以实证的方式寻求万物之理，因为他知道凭空玄想是虚妄的，只有动手解决实际问题才有益于改善人生——这料想也是他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心理基础之一。他撰文介绍美国发明家爱迪生、贝尔、福特等，也是想说明同样的道理。为了向国人介绍科学的思想方法，他甚至搁下“漫游的感想”的写作等工作，耗费大量精力去为旧学问作繁琐的考据，真可谓用心良苦！
在回答为什么要考证《红楼梦》时，胡适说：“我要教人一个思想学问的方法。我要教人疑而后信，考而后信，有充分证据而后信。”本想推介新学思维方法，却要在旧学的泥潭里耗费生命，这多少有点让人感到苦涩。对此，极为推崇胡适的李敖先生深感惋惜，说：“宁肯牺牲四五十条的“漫游的感想”来换取《白话文学史》的上卷，毫不考虑两部著作对世道人心孰轻孰重，这是他的大懵懂！”
除了倡导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胡适毕生都在致力于民主事业。在他看来，以“民主”与“科学”为旗帜的“新思潮”的唯一目的，就是“再造文明”。基于这种新的理想，“平等”、“自由”、“博爱”、“人权”、“宪政”等语汇，在他的文章中比比皆是——因为这些价值观是“民主”的题中应有之义。前文所述的《“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便是他关于言论自由的政论之一。1929年他因《人权论集》受到当局的责难，也说明他是专制的挑战者。
胡适对民主的信仰是执着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九.一八”事变之后，当墨索里尼、希特勒、斯大林、罗斯福等政治强人各显其能时，很多“受过民主政治极久的熏陶”的人，如蒋廷黻、钱端升、吴景超、丁文江等，竟然都纷纷鼓吹独裁。而胡适却不改初衷，他单枪匹马迎战“独裁”论，在《独立评论》撰专文为“宪政”张目。独裁，依赖的是强人的个人意志，往往有个人意志凌驾于众人意志之上的危险。而宪政，是法律规范下的权力和权利的运行与制约机制，更多体现的是众人的意志，因此相对更加安全、可靠。作为荣誉法学博士，胡适对此是心知肚明的。
胡适写过不少关于“自由”的文章，《自由主义》便是其一。该文从“自由”的语义切入，先谈墨子、王充、范缜等中国的“士”为思想、言论、宗教自由所作的抗争，进而又探讨以多数人的自由意志为基础、也“尊重少数人的基本权利”的西方民主政治的演进史，其条分缕析，显示了深厚的学养。胡适对“自由”是深有研究的。在《容忍与自由》等文章中，胡适多次引用其老师布尔先生的话：“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他从宗教自由史、思想自由史、政治自由史的角度对这句话作了深入的阐释，拳拳苦心显而易见。
“容忍”异己的主张，与“宪政”的本质内涵结合，自然有了胡适对政治宽容的呼吁。他拥护多党政治，呼吁对反对党的容忍，等等。他成为《自由中国》杂志的精神领袖是情理之中的事。因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独裁作了犀利的批判，《自由中国》令当局感到恼火。后来《自由中国》社的雷震等要组织反对党，蒋介石便下令查封了杂志，并以“涉嫌叛乱”逮捕了雷震等人，结果雷震等都被判了罪。雷震案发生时胡适在美国，终生追求民主、自由、宪政的他感到案件的发生是一种耻辱，他接连说了几个“……我抬不起头来见人”。
胡适宣传“民主”与“科学”等，抽象言之是为了“再造文明”，具体而言是建设“新生活”。那么，什么样的生活才称得上新生活呢？从《略谈人生观》、《新生活》、《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不朽》等可窥一斑：胡适旁征博引，既说中国古代的“立德”、“立功”与“立言”（世称“三不朽”），又说西方的类似三价值（Worth,Work,Words）；既谈个人的人格独立，又谈公民对社会的责任；既谈“小我的不朽”，又谈“大我的不朽”（即“社会的不朽”）。这样的人生观念蕴含博大情怀，予人以义薄云天之感。
新文明与新生活的实现，有赖于新人格的形成。在《易卜生主义》中，胡适通过评论《娜拉》（即《玩偶之家》）阐述了成为“一个人”的重要性。胡适说：“娜拉抛弃了家庭丈夫儿女，飘然而去，只因为她觉悟了她自己也是一个人，只因为她感觉到她‘无论如何，务必努力做一个人’。这便是易卜生主义。”那么，怎样才称得上“一个人”，对此胡适推崇的是杜威所倡导的个性主义：
（１）假的个人主义——就是为我主义（egoism），他的性质是自私自利：只顾自己的利益，不管群众的利益。
（２）真的个人主义——就是个性主义（individuality)，他的特性有两种：一是独立思想，不肯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肯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肯把别人的脑力当自己的脑力；二是个人对于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要负完全责任，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身，只认得真理，不认得个人的利害。
纵观天下，有独立思想的人有多少呢？或许，有独立思想还不是太难，难的是为思想信仰献身，不怕监禁杀身！有多少人愿意成为信仰的殉道者呢？胡适向我们提出了一种近乎英雄或圣人的人格标准，确实是苦心可鉴——他希望全体国人通过个人自救达到民族自救！而要达到胡适倡导的个性主义的标准，国人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就像要达到胡适理想中的宪政标准，国人任重道远一样——令人高兴的是，曾经在大陆遭到批判的胡适，其独立又独特的言论如今能在大陆出版了，这是中国进步的表现！
穷其一生，胡适都像一个执着的布道者，在以其中西合璧的学养与长年累月的深思，孜孜不倦地给自己的同胞启蒙，无论获得赞誉还是遭到谩骂，他都矢志不渝地护卫着“民主”与“科学”大旗，他是值得国人敬仰和铭记的。他苦心孤诣地说宣讲“新思潮”，旨在塑造中国人的新人格，而真正能理解他的人却少而有少。他常常微笑着面对世界，但料想他在内心是孤苦的——比如单枪匹马迎战“独裁”派时，他难免感到孤单；在雷震案发生时他感到无助，他的心曾经滴血。
胡适早年以“老鸦”夫子自道，不知是不是预感到自己的某种人生的孤苦。从他故去到现在，半个世纪过去了，如今我们翻开他的作品，发现他的声音既不像乌鸦的那么怪异，也不像鹦鹉的那么甜腻。假如非要用鸟儿来作比，我愿说他有如一只可以飞越千山万水的自由的信鸽，他的声音有如传递未来福音的先知之声。听啊，半个世纪过去了，那声音仍旧响震林岳，振聋发聩：
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2012年10月2日于桂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