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新华文摘2003 年7期（原文9000余字）
张岱年历任清华大学助教、中国大学讲师、清华大学副教授、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中国文化书院名誉院长、中华孔子学会会长。主要著作有《中国哲学大纲》、《中国哲学发微》、《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中国伦理思想研究》、《真与善的探索》、《文化与哲学》。
一
张岱年１９０９年５月出生于北京，３岁时随母亲回家乡居住，老家在河北省沧县，他幼年是在家乡度过的。父亲名濂，字众清，清光绪二十九年进士，授职翰林院编修，民国时期的众议院议员，自谓“留心翰墨近四十年”。晚年在北京闲居，喜“黄老”之学，长于书法，崇尚颜体，经常为人写条幅。母亲赵太夫人，生三子二女，勤俭持家，温良敦厚。其长兄张申府是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１９３５年“一二·九运动”游行活动的总指挥；１９３２年至１９３６年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新实在论的代表，深得罗素哲学要旨。
张岱年六七岁时，在家乡私塾读《四书》，母亲病逝后随父来到北京，入北京师范附属小学读书。当时正值五四运动时期，有一位老师给学生印发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这本书他不太读得懂。但国文课本中的《达尔文传》使他很感兴趣，“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两句话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１９２３年，他小学毕业考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初中二年级时，他开始有志于学，尤其是爱好史学、哲学，对宇宙、人生等重大问题感兴趣，时常读哲学概论一类的书，养成了独自沉思的生活习惯。当时国势日下，天津、上海等地均有外国租界。５月７日被定为国耻节，青年学生受到了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报国热情日益高涨。在三年级的时候，附中主任林励儒为全校师生作了一次讲演，讲德国哲学家康德的“三大律令”，林主任强调康德所讲“要把任何人都看作目的，不要看作工具”，这是康德的一大贡献，具有重要意义。这句话使张岱年终身难忘。
他上高中一年级时，班主任是汪震，这位老师兼通文学、哲学、心理学，尤其对美国詹姆士哲学有较深刻的研究，他给学生开设了“中国哲学史”课。有一次，汪震对张岱年说：“你的长兄张申府是现在中国哲学界新实在论的代表。”从那时开始，张岱年逐渐留意长兄张申府的学问。１９２８年秋，张岱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其后几年间，虽在北京师范大学听课，可大部分时间用于自学，一方面研读中国古典哲学著作，一方面研究西方哲学英文原著。他对老庄的自然主义颇为欣赏，但不赞成其消极态度。倒是对墨子的“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精神自愧不如。其间，张岱年读了梁任公《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胡适之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感兴趣可又不满足。１９３１年，张岱年读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卷，对其考察之精，论证之细，敬佩不已。他本来就对老子的年代问题有兴趣，于是在冯著上卷的影响下，写了一篇《关于老子年代的一假定》，将稿件投寄到《大公报》文学副刊《晨报》副刊发表。此文认为《老子》书当在墨子之后孟子之前，此议得到罗根泽先生赞同，文章被选入《古史辨》第四册。
二
张岱年在长兄张申府的影响下，细心钻研了英国新实在论的哲学，先后阅读了罗素、穆尔、怀特海、博若德等人的著作，对他们逻辑分析的方法表示赞同。也读了一些西方唯心论及实用主义的书，可总不能契入。上世纪２０年代末３０年代初，关于辩证唯物论的译著传播较多，也是在长兄张申府的引导之下，张岱年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他如饥似渴地读了《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和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中译本，还阅读了李达翻译的《辩证唯物论教程》。青年时代的张岱年被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真理光辉所折服，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最伟大的哲学，奠定了思想基础和治学基础，并为之奋斗了一生。
１９３２年，长兄张申府主编《大公报》的世界思潮副刊，这使张岱年有机会发表一些学术文章，文章引起学界的注重，从此开始了漫长的上下求索生涯并初露才华，发表了不少有价值的文章，其中有：《潭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辩证唯物论的人生哲学》、《先秦哲学中的辩证法》、《秦以后哲学中的辩证法》，其中阐释《老子》、《易传》及张载、王夫之的辩证法较详。此前，尚无论述中国哲学中辩证法的专门文章，这两篇文章是中国哲学论述辩证思想的开始。同年，经张申府介绍，他与熊十力、金岳霖、冯友兰相识，经常向他们请教有关哲学的问题。
１９３３年，张岱年在师范大学补足了学分，毕业论文是《怀悌黑的教育哲学》。因为有多篇论文，经金岳霖、冯友兰推荐，梅贻琦校长批准，他被清华大学聘为助教，讲授的课程是“哲学概论”。其间，他觉得最值得纪念的一件事是与张荫麟之间的交往并成为挚友。这位先生对哲学、史学、文学都有高深的造诣，曾留学于美国斯坦福大学，回国后在清华大学任教，于抗战时期去世。次年，张岱年家庭遭遇变故，其父患病不愈，不久病故。
二十六七岁的张岱年有了较深的哲学功底，思维能力、表述能力迅速提高，宏观驾驭能力日渐成熟，纵向和横向的理论概括能力、综合分析能力明显增强，这主要表现在他撰写的《中国哲学大纲》的问世。１９３６年春，他用了一年半时间，完成了这部５０万字的专著。冯友兰先生对此书给予了高度赞誉。此书的价值在于展示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体系，对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概念、范畴、问题、争论做了较全面的阐述，对中国哲学理论的特点作了比较恰当的说明。此书对中国古代哲学中关于致知问题的论述，使认为中国古代哲学没有认识论的流行观点难以立足。他在书中首次提出宋至清的哲学思想有三个主要潮流，一是唯理论，即程朱理学；二是唯心论，即陆王之学；三是唯气论，即张载、王廷相、王夫之、颜元、戴震的学说。书中着重讲述了中国哲学中的唯物论学说与辩证法思想。对宋代以来的唯物论进行弘扬，在哲学史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此书论证的观点及其论证的方法，充分体现了唯物辩证法对他的影响。出版后被译成日文在日本发行。
１９３５年他与冯让兰完婚，夫妇俩患难与共，相濡以沫。张岱年是在父亲在世时，由冯友兰介绍，与冯让兰相识。冯让兰于１９３２年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毕业后到天津南开中学任国文教师，她将汉朝董仲舒的文章译为白话文，为不通古文的年轻人了解董仲舒提供了便利。１９３６年，冯友兰、汤用彤、金岳霖等人在北平组织“中国哲学会”，召开了学会第一次会议，他为此提交了《生活理想之四原则》。文化问题是当时社会讨论的热门话题，胡适之提倡“全盘西化”，梁漱溟则宣传传统文化。张岱年积极参加讨论，撰写了《关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西化与创造》等文章，这位青年人以其犀利的目光和准确的表述引起哲学界的注目。１９３７年日本侵略军发动了“七·七事变”疯狂侵华，７月２９日日本侵略军入侵北平，清华师生纷纷离校。张岱年携妻暂到城内大姐家居住，与学校失去联系，未能随校南行，滞留北平。
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张岱年生活日趋动荡和窘迫，可依然笔耕不辍，思维向哲学深度发展，先后写出《哲学思维论》、《知实论》、《事理论》、《品德论》、《天人简论》，提出了自己对于哲学的本质的观点与关于演绎法、归纳法与辩证法三者关系的见解，对辩证法的基本概念与基本原则做了分析和诠释；论证了外在世界的实在；论证了理在事中、一本多级的唯物观点；提出了一个以刚健而和谐为主旨的人生理想。这些论著直到１９８８年，才连同历年的思想札记，以《真与善的探索》为题，由齐鲁书社出版。张岱年感叹道：“我比王船山幸运多了，王船山著作在百年之后才面世。”
１９４２年，他由友人王锦第介绍，会晤了私立中国大学校长何其巩先生及其哲教系主任童德禧。何校长听说他写有《中国哲学大纲》，为避免此文稿在战乱中遗失，建议将《大纲》印成讲义，于是在１９４３年这部书第一次付印。翌年８月，由于冯友兰赴美讲学，张岱年代冯先生讲“中国哲学史”，又讲“哲学概论”。
三
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张岱年正值不惑之年，情绪高涨，精力充沛，边教学边著述，开始了新的生活。这年初，应学生的要求经学校同意，他开了“辩证唯物论”课程。每到上这节课，教室里座无虚席。但他感觉到讲辩证唯物论，必须联系中国革命实际和中共党史，而这方面不是其所长，于是决定不再讲授这门课。１９５１年，他被提为教授。先后执教于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那时北师大在厂甸，他回到母校，旧地重游，感慨不已。１９５３年，北大成立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开设中国哲学史课程，由冯友兰和张岱年主讲，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开设中国哲学史课程，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当时教研室规定每人每学期都要写一篇论文。在《王船山的世界观》中，张岱年详细分析了王船山（王夫之）的唯物学说和辩证思想，是解放后第一篇关于王船山哲学的专论。文章得出的结论，受到贺麟、金岳霖的赞同。贺麟说：“我原来认为王船山是客观唯心论，看了这篇文章，我同意船山是唯物论。”当时《光明日报》的哲学专刊主编金岳霖建议在专刊刊登，因文章太长，仅发表了讲唯物论的那部分。张岱年还编写了《宋元明清哲学史提纲》，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关于宋明哲学史的论著，于１９５７年至１９５８年在《新建设》杂志上发表。
其后，张岱年发表《张横渠的哲学》，详细论述气化学说，肯定了张横渠思想的唯物论本质。冯友兰向即将创刊的《哲学研究》推荐了此文，文章发表在该刊１９５５年第１期。继而，为了对气、太虚、天、道、太极、理、神、本体等八个范畴进行诠释，发表了《中国古代哲学中若干基本概念的起源与演变》的文章；为了阐述中国古典哲学的进步倾向，发表了《中国古典哲学的几个特点》；由于对哲学中唯物与唯心的斗争与伦理思想的关系感兴趣，专门就此问题进行讨论，写了《中国伦理思想发展规律的初步研究》，文章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继而，为了在广大群众中普及哲学，使哲学从哲学家的殿堂中解放出来，他应湖北人民出版社之约，写了通俗读物《张载---中国１１世纪唯物主义哲学家》；应中国青年出版社之约，写了《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简史》。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新中国百废待兴，社会和经济的各项事业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学术界也充满了新气象，张岱年和金岳霖、冯友兰等理论思维学科的知识分子，为新中国的学术繁荣夜以继日地辛劳着。
１９５６年，中国共产党宣布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政策，张岱年更加欢欣鼓舞，在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他说，先秦时代曾经出现过百家争鸣，达到学术的繁荣，现在又要实行百家争鸣，这是令人鼓舞的。嗣后的一天，他访问熊十力，熊先生告诫他：你要注意，情况是复杂的，不然可能有人把最坏的污名加到你头上。但张岱年不以为然，认为自己信奉唯物论，又拥护社会主义，是不会出错的。没料到还真的出了事。１９５７年夏末，以宣传资产阶级的思想自由为名，把他划为“右派”。灾难突然降临，使张岱年不知所措，陷入完全的迷惘之中。尽管有人给他罗织罪名，可也有许多人给予安慰：前辈人金岳霖等仍以礼相待；周礼全、张恒寿、潘炳皋、王维诚等老友给他以慰藉。１９６２年７月，尽管宣布摘帽，可难以发表文章。时隔１０年后，在太原召开第一次中国哲学史讨论会，成立中国哲学史学会，张岱年才被推举为会长。
四
彻底恢复其名誉和待遇是在１９７９年１月，此时的他已是年过古稀的老人了，但他的信仰和独立思辨能力没有被不公正的漫长岁月所稀释和化解，老而弥笃，老而弥坚，他又以饱满的热情重新投入著书育人之中。当时，正值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张岱年情绪高涨，思想活跃，仍保持着旺盛的学术生命。其著述的丰厚，受到整个学界的瞩目与尊敬，他于文化的诸多领域进行思考，并提出精辟见解。
１９８０年，他在《孔子哲学解析》中，对作为中华民族文化象征的孔子思想进行透彻的辩证分析，指出孔子思想的十个特点，这十个特点是：述古而非复古；尊君而不主独裁；信天而怀疑鬼神；言命而超脱生死；标仁智以统礼乐；道中庸而疾必固；具生知而重闻见；宣正名以不苟言；重德教而卑农稼；综旧典而开新风。
他认为，从思想的传承看，老子的“自然”观念是王充唯物主义学说的前导；老子的“有生于无”观点又是王弼唯心主义学说的前导，即在老子哲学思想中既有唯物主义又有客观唯心主义。
他撰写《论易大传的著作年代与哲学思想》，对《易经》年代进行了有说服力的考证。认为《易经》是战国时代的著作，并对其中本体论学说与辩证思想作了较详细的阐发，肯定了《易经》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