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我是一个穷人家的孩子，所以从小就经历了艰辛的苦童生活。
我是一个从小就酷爱学习的孩子，因家境贫寒，所以经受了贫生求学的艰难。
我是身处工薪阶层底层的一员，所以深知这个阶层中千千万万人怎样生存、怎样生活、怎样学习、怎样工作、怎样处世、怎样做人。
我是生活在亿万平凡人中的一分子，所以亲身感受到平凡人的感情世界是那样的淳朴、深厚和丰富。这其中包括国家情、桑梓情、父母情、夫妻情、兄弟情、儿女情、师生情、同志情、同学情。
我是一个有家有妻，有儿有女，吃食人间烟火的普通人，所以深知千千万万个家庭中存在着情事缠绵的“小社会”关系，以及这个“小社会”中父与子、母与女、夫与妻、兄与弟、婆与媳、爷与孙的亲情关系和如何处理这一连串交织在一起的家庭关系。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一生所从事的是平凡的事，所以只能写一本《平凡人生》的平凡故事。
苦童降生
一个人要到这繁华纷纭的世界上来，就必须经过母体的十月怀胎降生人间。但各人的降生地不同，有的人降生在福地豪门，有的人降生在穷壤寒舍，这对他们各自以后的成长和前程有着很大的影响，对他们各自人格的形成也有着很大的奠基作用。
苦童降生核桃园
“嗯呀！嗯呀！”一个小生命降生了。
危难中的中国，不知降生了多少苦命的人。我就是出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国民党统治下的旧中国，且沦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铁蹄下的土地上。
那是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大举进攻我关内大片土地的四个月零二十三天的一个夜深人静的时辰，也就是农历十月二十八日。我从苦命的母体中降生在丹凤棣花一个山区的小村庄。
“属牛的生在十月，且在晚上，是个好时辰。十月的牛，贵似油。初八十八不算八，二十八是福圪塔。我娃真有福气。”我母亲边看身边胖乎乎的我边高兴的说。
“女娃指簸箕吃饭要馍去，男娃指簸箕吃饭就坐去。这娃不但生的时辰好，还是个指簸箕，真有福气。”四娘在我长到能认出手上指纹时，一天看了我的小手对我母亲说。
我生下来后，长的虎头虎脑的，而且是父母的长子，是个顶门立户的男子汉，所以，念过书的爷爷李连成就为我取了一个小名叫升虎。升者，天生聪颖，一生清雅荣贵，操守廉正，安富尊荣。虎者，在东方，象征着权力，热情和大胆。二者合起来，说明将来有出息。后来，在续我们李门的家谱时，因我属朝字辈，就又给我取名朝升，这也就是我的官号。朝者，智勇双全，名利双收，天天有进步也。升、虎、朝三个字合为一体，说明我将来一定是一个有文化的、有成就的人才。
我出生的八字好，祖辈父辈们为我取的名字好，还没有我出生的地方好。
我出生的小地方叫核桃树园，人们为了叫起来顺口就都叫核桃园。她是在中国腹地，秦岭山中，丹江以北的一条河沟的中间。不看这地方小，她却是一个山青、水秀、石头净的好地方。说她山青，山上森林遮日，花草盖地，整个核桃树园好似一幅彩色画卷：春花夏颜秋天黄，冬天松柏绿山岗，一年四季皆温暖，五谷杂粮样样全，头顶白云和蓝天，两条仙龙夹一园。说她水秀，苗沟河水源山泉，清澈见底如镜面，弯弯曲曲顺山走，边舞边唱流向南。这里的水流入丹江，流入汉江，流入长江。河水清澈的可以看到游来游去的鱼儿在水中嬉戏，王八、螃蟹在河底的石缝中爬来爬去。更为神奇的是，这核桃树园的水不能与污浊的脏水相容，别管她流到哪里，都是清秀的，而且带有一股浓浓的清香味。说她石头净，是说这里的石头都是青色的，石山也是由青色组成，远看就像头顶的青天一样洁净。
这样美好的环境，孕育出一代又一代的人们，男的个个英俊，女的个个漂亮。人人心宽气爽，忠厚善良，勤劳本分，长寿健康。
说起这核桃树园的地方，还有一曲神奇美妙的传说故事呢！
到我懂事的时候。一天，我问父亲：“我们这里没有见多少核桃树，为什么叫核桃树园呢？”
“这核桃树园，现在看确实不像核桃树园子，但听老人们讲，这里原来是一个核桃树园。至于说现在为什么不像一个核桃树园，这里边还有一个神奇美妙的故事传说呢？”父亲看着我好奇的问话对我说。
“那你就给我讲一讲这核桃树园的来历吧！”我紧接着请求父亲给我快快讲这神奇的故事。
父亲拿着他的水烟袋和一条用包谷胡子拧成的火绳子，拉着我一同来到我家门前的赖娃树下。我们父子并肩坐在石头凳子上。父亲慢条斯理的给我讲着，我好奇地、急切地听着。
相传在很久、很久以前，我们这里是一马平川的肥沃土地，长着奇花异草和参天松柏。一天，天上的王母娘娘出外观景。她站在云头向下一望，发现在她脚下的这块地方好似花园一般，就顺手将吃过的一颗仙桃胡扔下来，仙桃胡正好掉在这里的肥土中。”
父亲美美吸了一口烟继续说，我睁大眼睛出神地听着。
“过了不知多少年，那颗仙桃胡从地里长出来，在阳光细雨的滋润下，这棵仙桃树苗一天天长大。奇怪的是，这棵仙桃树上的两条枝上，开有两种不同的花，一个开的是雌花，一个开的是雄花，它们受粉后结出了新的一代果子。说也奇怪，天上的仙桃到了地上，结出的果子，外看似仙桃，内是硬壳，硬壳内是一个两瓣四牙的油质果子，这就是现在的核桃。核桃果子落地又发芽，这样年复一年地外印生长，就成为一个若大的核桃树园。以后李姓从山西大槐树下搬来此地，繁衍生息，人们就把这里取名核桃树园，简称核桃园。”
“嗷！原来是这样的。”听到这里，我明白了核桃园故土的来历。但“为什么现在不像是个核桃树园呢”？我又问父亲。
“哎！谁知道这核桃园中的美果叫贪吃的孙猴子嗅到了。他在天宫吃不成王母娘娘的仙桃，就到地上吃掉了核桃园的核桃。怪心的猴王不但吃掉了核桃园中的核桃，走时还用他的金箍棒，将整个园子打的稀吧烂。金箍棒打下的地方，就留下了这三十里的一条河沟。”
“但是，核桃树并没有被全部毁掉，河沟两岸还留有一些零散的核桃树。这些零散的核桃树又不断地外印，所以，在商山洛水和丹江两岸及秦岭山中，就长出了不少的核桃树。”父亲说到这里就停了，又吸起他的水烟来。
听完父亲的讲述，我知道了原来地上的核桃就是天宫王母娘娘的仙桃。难怪人们都说，天上的仙桃人吃了长生不老，地上的核桃人吃了健康长寿。难怪毛主席在《工作方法60条》中对“商洛山区每户种一升核桃”一文作“这个经验值得各地研究”的重要批示。难怪核桃食品的销量如此之大，又是那样的走俏。难怪核桃园的人们，代代都是老寿星，我的爷爷及爷爷的爷爷都是高寿星，就是我的父母亲也都活了快百岁，看来我也能活到一百多岁。
等我长大念书以后，才知道核桃是西汉时由博望侯张骞从西域带回来的，他先在京都长安栽培，因条件不适移植商洛山区的。但父亲讲的却有根有梢，也合情合理。当然父亲讲的是神话传说，也不必追究。
我出生的核桃园是一个美丽的神话圣地，而顺着苗沟河向南到丹江岸边的地方更是一处神奇的地方。苗沟河垂直流入丹江后，西北角处就是现在的棣花镇。说起这棣花更是有“昙花胜地”之称，属“商州十观”之一。棣花，其所以有名原因有四：一是棣花东边的苗沟河为南宋和金的分界线，我查看了宋、金历史地图果真如此。为了立标志界，金人于金大安三年（１２１１年）按照喇嘛寺造型，融合汉人建筑艺术，修建了一座汉、金建筑工艺合壁的二郎庙。听父亲讲过，这二郎庙修建时还有一个神奇的传说。二郎庙修建时选用的是苗沟山上的木料。一天晚上，“二郎神”李二郎率领一队神工巧匠到苗沟来，伐树的伐树，作料的作料，等把料做好后发起一场大水将成料漂运到棣花，工匠们一齐动手将做好的木料套起来就成为一座奇伟、高峻、堂皇的二郎庙。这些活计都是在一个晚上完成的。说这一晚上苗沟人都听到了山坡上伐树、做木工活和用水运木料的响声，但谁也都不敢起来看。第二天一早，苗沟的人们都互相传说着他们晚上听到的情况，人们上山去看自己的树木，但都长得好好的，其他也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棣花街上的人一起来，第一眼看到的是并排玉立在东街苗沟河西岸的宛如一对孪生姐妹的庙宇——二郎庙。二是棣花有一位举人叫韩玄子，他的八代后人中出了一个画活虎的人。他画的虎虽是画在纸上，但谁看就像是向谁扑来的活虎一样，活灵活现。三是棣花的拳术名扬天下，有名的李拳师更是让人谈拳色变，几十个小伙子招不住他三拳两脚的武打。后来传闻，棣花的人个个都是好拳手，凡是在外的人以说是棣花人，谁听了都害怕。四是棣花的人长得好，男子个个英俊，女的个个漂亮。他（她）们个个都像棣花莲花池中的一朵朵芙蓉，棣花的“花”就是出自如花似玉的碧女之意。特别是现在，棣花镇出了个名扬中外的大作家贾平凹，作为土生土长的我来说，也为之自豪。再说现在的棣花，己是东西三条大动脉穿行而过的地方：北边卧着一条黑色巨龙，那就是西起西安东到合肥的西合铁路。中间有一条美称“欧亚大陆桥”的312国道，它东起上海西出天山，横跨整个中国。南边是宽畅美观的西汉高速。就是说，棣花人要出门，或坐火车，或坐汽车，或走高速，任你挑选，可到全国各地，可去世界各国。
神奇的地方，孕育着美妙的传说，这已成为我的家乡人们代代相传的佳话。
环境的优美，地方的神奇，并不等于人们的生活就美满幸福。在那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在那被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中国，在那黑暗动乱的年代，核桃园人们的生活是非常非常的困难。人们说：“核桃园中无核桃，生在福地人人穷。”
跟着父辈们跑贼
神奇美丽的核桃园，在解放前那兵荒马乱的年代里，这里的人们并没有享受到应有的农家生活。在我十岁的时候，也就是解放战争时期，这里是共产党、游击队与国民党反动派争夺的地方。离核桃园北十五里的许庄村是共产党游击队的地盘，离核桃园南十五里的棣花街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地方。这里的人们有家不能归，有地不能种，整天跑毛贼。
跑贼，就是跑的躲避国民党的兵来核桃园抓人。毛贼就指的是国民党的兵。他们为了不让核桃园的老百姓给共产党游击队的人做饭吃，不让游击队在核桃园住，就三天两头来核桃园抓游击队员，赶核桃园的人不要在家里住。
记得在一天的中午，国民党的兵来核桃园抓人，王沟梁上放哨的人回来以报信，我父亲就赶紧动员大家快到青岗树沟藏起来。
全村十几户人家都到青岗树沟跑贼，有的躲在树林里，有的钻进山洞中，我们一家躲在狼洞里。狼洞就在一块大青石板下边，大约有一间房子那么大，洞口是人们用石头砌的留有一个人能进去的石门，人进到里边只能猫腰不能直立。听大人们说，这里过去就是人跑贼用的地方，后来成了狼卧的地方。不知有多少对狼在里边生儿育女，繁衍后代，所以，人们叫它狼洞，把狼洞所在的山梁叫狼洞梁。
本来这里的人们经常跑贼，等敌人一走就回来了。这天敌人没有走，就住在村子里，所以，人们就不能回家了。
夜幕降临时，天上下起了大雨。
“大家都到韩河沟住几天，等敌人走了再回来。”父亲见敌人没走，天上又下起了大雨，给大家说。
于是我们一家同乡亲们一起，顺着狼洞梁向山上爬去。
父亲拉着年已花甲的老祖母，妈妈一手拉着我，一手抓着山坡上的树枝或野草。我的另一只手拉着弟弟，弟弟拉着妹妹，一字顺山坡从上向下斜排开。就这样，头上顶着大雨，脚下踩着泥泞向山上爬去。这种爬，实际上是跪着向山上“走”。爬累了，就一屁股坐在草地上歇息，等一会儿又接着爬，不知爬了多长时间，才爬上山岭。
全村人都坐在岭上，看着自己的家被敌人折腾，心疼的泪水和着脸上的雨水流滴在山坡的草地上，人们的衣服全湿透了。坐了一会儿，大家又都顺着韩河沟那边的山坡向下溜。这种溜，就是屁股坐在坡上，双手撑地，头朝上，脚朝下睡在坡上向下滑。晚上天黑的伸手看不见五指，人们只能靠着双手，互相拉着慢慢地向下溜去。
我们一起溜到一个一人多高的山涧前，一不小心一起摔了下去。祖母被摔伤了腰，我的一只脚被摔歪了疼得直哭，但不敢出声，可巧的是这里已经到了一个村子的房跟前。父亲背着祖母，妈妈和弟弟扶着我同人们一起来到村子，叫开人家的门时鸡已叫了三遍。
第三天中午，我同父亲想回家看看，打探一下敌人的消息。于是我们父子俩吃过早饭就上了韩河梁，坐在梁上看了看村里的动静。整个核桃园村死气沉沉的一点动静都没有。
“敌人已经走了，我们回去看看。”父亲很有经验似的给我说。
我们回到家里一看：门被踢倒在地，门卷已坏了，窗子也被砸开，屋里被翻得乱七八糟，锅被打碎了，能吃的米面没有了。母亲养的几只下蛋的母鸡被杀的吃了，鸡毛拔的到处都是。
“把粮食埋起来。”父亲揭开柜一看，粮食还在，就对我说。
我帮父亲在房后的地里挖了一个一人深的坑，把家里的一个缸背去埋在里边，缸里装上粮食，上边用石板盖上，然后用土埋起来，上边再用树叶树枝杂草盖上。把家里的一条被子装在一条口袋里，拿的放在房后的一个石板洞下，外边用草堵上。唯一剩下的一罐子面，拿的放在门前山上的一个石缝中。然后，我同父亲在村子里看了看，几乎家家户户的门都被踢坏了。
“赶紧回去叫大家都回来收拾屋里，把东西藏起来。”父亲边看边说。
于是，我们又回到韩河村。父亲将大家召集在一起，把看到的情况讲了一遍，大家听了当即都回了家。
这次跑贼，全村人在韩河沟的亲友家住了五六天。韩河和苗沟以岭之隔，两条沟的人大都互为亲友，互为外（问）家，所以，核桃园的人在韩河都有亲友，我们一家就住在我的外爷家。
为了不让共产党游击队在核桃园落脚，第二年春季，国民党反动派的保安人员来到核桃园，叫各家各户都把门窗用土坯封起来，搬的住到许家沟和陈家沟。因为，那里是国民党的地盘。我们家住在箭沟垭我的姑姑家，每隔几天，我同父亲回一次家，拿上些吃的，背上些烧的柴。这样的生活我们过了大半年。
在那几年里，我同父亲不能睡在家里，怕敌人来抓人，我们父子俩就睡在我家门前的山洞里。这个山洞很小，里边只能睡两个人，睡在里边，趁着月光能看到我家的院子。父亲揽来山上的树叶铺在里边，外边用树枝档住。每天晚上来，父亲叫我睡在里边，他睡在外边，说是给我档猫哩（山里人把野虫叫猫）。
记得大约在１９４８年夏季，就是苗沟河涨水的季节。一天，茶房孙家原的孙玉俊，派人来将我母亲和村里十几个没有来得急跑的妇女拉去关在孙家塬的祠堂里，整整关了半个月。听我母亲后来对我说，他们十几个妇女都是小脚，本来走路不便，当时河里涨着大水，过河的列石全被水冲跑了，敌人赶着他们就在河水中淌着冒走。就这，敌人还嫌走的慢，他们不是用枪把子打，就是用手推。不少人被推得倒在水中，到沟口时，人们的衣服全湿透了，水顺着腿向下流。她们在祠堂里不但吃不饱，还叫蚊子咬的全身都是血圪塔。
在那动乱的年代，我们家乡的人们，特别是男人们不能在家里住，而是整天跑贼在外。妇女们也常受国民党兵的奸害。跑贼的年代，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新四军伤员在我家
1946年8月1日，李先念率领的人民解放军中原突围部队（即新四军），经茶房万家湾的西沟口越过丹江，跨越西荆公路，到达苗沟，路过我的家乡核桃园。
部队经过我家时整整过了一夜。这天晚上可忙坏了我的父亲和母亲。母亲给部队做饭，父亲跑来跑去的为部队安排生活。一晚上，我们村家家户户的米面都给新四军做的吃了。但第二天，人们都互相传告：“我们家的米面缸里放有不少的铜板。”母亲也在我家的米面缸里发现有不少铜板。
那时我已十岁了，部队经过时我正患水肿病，浑身上下肿得像个胖娃娃，睡在炕上不能动。
“我大（父亲）咋不见了呢？”天明后部队走了，我发现不见我的父亲了。
“人家叫你大给引路去了。”母亲给我说。
吃下午饭时父亲才回来。
“你到哪里去了。”我问父亲。
“给部队的一个大官带路去了。”父亲告诉我。
解放后，父亲才知道并告诉我，那天他是给共产党的一个大官带路的，并讲了他的模样。说这个大官病了住在苗沟脑许庄村，因为这里是共产党的地方，还叫医生给治过病。直到我在洛南党校讲党史课时，才搞清了父亲带路的那个大官就是李先念。
“哪边屋里住的是谁？”我问母亲。
“是一位伤病员。外人谁问都不能说。”母亲回答我说，并爬到我的耳朵跟前说了几遍后边的一句话。
从此以后，父母亲除了管我这个病人外，还要侍候那位伤病员
伤员住在我家厦子房西头的一间屋里。那是我的祖母在世时住过的，里边放的是柴火和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它与我们住的房子中间隔了一个用树枝排扎起来的墙，靠北边墙根前留有一个一人宽的小门。从外边看，是间柴房，根本不能住人。
伤员在我家住了大约有半个多月，我就能下地走路了。从此，我也成了帮助父母侍候伤员的人了。
新四军伤员的伤是在左腿上，被敌人的枪子弹打了一个洞，来我家的时候，伤还化着脓。伤员的个子很高，四方脸，已经瘦得不像人样。他用手把我拉到跟前，亲了又亲，还夸奖我长的好，聪明。由于腿不能动，所以就整天睡在炕上。每隔几天，我的父亲就去苗沟垴请来名叫家升的医生，为他换药。
记得有一天国民党的兵来了，父亲背上伤员，我跟在后头，一直背到房后头的一个山洞里，等敌人走后，母亲才来把我们叫回去。
一次，敌人又来了，大约是庄稼快熟了的时候。父亲背上伤员，跑到庙跟前的包谷地里。敌人的飞机在山顶上盘旋，还扔下来一个炸弹，正好掉在地边的石埝上，父亲为了救伤员，自己扑到他身上，幸好弹片没有伤着他们的身体，只将我父亲的衣服炸破了。
还有一次，敌人突然来到我家的院子，叫出我父亲问：“你们这住了一个新四军的伤员，你把他藏到哪里去了？”
“我不知道什么新四军的伤病员。”我父亲回答说。
这时，母亲叫我快睡在炕上，他用被子一盖，把药碗放到炕边。
“叫你不喝药，叫你不喝药。”母亲边骂边打。我大声哭起来，敌人一听我和母亲的声，就跑到屋里来，一看是一个病孩子，就出门顺河上去了。
这样的事，不知经过多少次。
经过半年多的养伤，伤员能下地走路了，我也好了。这样，我每天扶着拄拐杖的伤员到门外去乘凉。他给我教字，教我念书；我给他端水，我们成了好朋友。但我从来不问他的姓名，不问他的事。他也不告诉我他是什么人。
听母亲说，伤员刚来时，对我们一家很不放心，每次母亲端去的饭，他不吃，必须叫母亲先将碗里的饭舀的吃些以后，他才吃。父亲端去的水他不先喝，等父亲喝些后，他才喝。
日子长了，他也看到我们一家是真心待他，所以，就亲热起来了。
一天，我家来了几个穿便衣的人，经过父亲同他们的一番谈话，他们把伤员领走了。走时伤员拉着父亲的手说：“多亏了你们一家人的真心侍候，不然我早就没命了。”他还把我抱在怀里亲了又亲。
“再见了”。伤员含着眼泪，向我们招手。
“以后有机会到我家来”。母亲一手把着院墙，一手擦着眼泪，声音沙哑着说。
是的，我们已经在患难中结成了像亲人一样的感情关系。
随父送饭石板洞
我家对门的柱子沟里有一个山洞。洞口有半人高，二尺来宽，成一不规则的长方形。洞深约六米，高不到一人。洞的四周成椭圆型。洞顶是一块很大的青石板，石板上是一面土坡，坡上长满了酸枣树。洞口外边不到一米就是几人深的崖边，石崖下是柱子沟的沟底。洞口两边各长有几棵漆树，树上缠满了八月炸蔓。人要到洞里去，必须从左侧很远的一个山梁上去，再过一个坡扁，坡扁下就是石崖，到洞口前钻过漆树和八月炸蔓才能进去。这柱子沟满坡都是松树和柏树，不知道的人，根本找不到这个山洞。
这个山洞，当时在我们那里只有我父亲一个人知道。那是他在一次割草时看见漆树上的八月炸，为了去摘八月炸才发现了这个山洞。这个山洞是一个天然的保险室，是个盛夏能避暑，严冬能防寒的好去处。
我的父亲叫李春长，官号李俊平，解放前是我们那里的一个“两面”人物。一方面，是国民党政权设在地方上的一个甲的甲长，而他的甲长还是轮流到他的。另一方面，是共产党设在苗沟乡核桃园村的一个村长。但甲长是应付国民党的，是假的；村长是给共产党办事，是真的。国民党来了找他，共产党来了也找他。国民党来了他领着大家跑贼，共产党来了他组织大家给派饭找住处。国民党来问他共产党的人在什么地方，他一口咬死不知道，共产党来了他把国民党的活动一五一十的告诉他们。这就是我的父亲的为人和做事的原则。他在我们那也是一个小有名气的人物。
1948年秋的一个晚上，我家来了四、五个人，他们个个都带的有小小的手枪。母亲给他们做的吃了饭，父亲引着他们出去了。第二天，大约在中午时分，父亲背着背篓，下边放着母亲给做的饭，上边盖着柴草，手里提着一罐子菜出去了。从此，一连好几天，这四、五个人晚上来我家吃饭，白天中午父亲背着背篓去送饭。
“他们为什么来我家吃饭，为什么白天不来，老晚上来。”我问母亲。
“小娃懂得个啥，不要问他们是谁，反正他们是好人，以后谁问时你都说不知道，没有人到我们家来。”母亲一本正经的给我说。
“记住了没有？”她又重复地问我。
“记住了，我给谁都不说。”我回答母亲说。
一天，父亲仍就背着饭出去了。我小心地跟出门外，看到父亲的身影进了柱子沟。
第二天，父亲背上母亲做的饭，刚要用手去提菜罐子时，我对父亲说：“让我跟你一同去吧！”说着就去提那菜罐子。
“行。”父亲答应了我的请求。
于是，我提上菜罐子跟在父亲的背后。不过，这次去一路上父亲就给我讲了不少同母亲讲的一样的话，我都一一答应了。
从此，我每天跟着父亲去柱子沟的石板洞给“好人”他们送饭。每次去，他们见我都很喜欢。他们还给我看小手枪，并讲这东西是做啥用的。
大约到1949年春的一日，我同父亲照样去送饭。这天母亲特意给石板洞的人做的是大米饭，还煮的是红豆子，菜是峑芽炒粉条。
我同父亲进洞一看，不见了“好人”。再一看里边收拾的样子：被子折叠得很好，里边也打折的很整齐。
“他们走了，我们来晚了。”父亲把脚在地上重重地蹾了一下，生气地说。
“看，山上有人。”当我同父亲出得洞来，我一眼就看到岭上有几个人。
“是他们”。父亲一看肯定的说。
这时，我同父亲一起站在洞边的一个高石头上，向山上的他们招手。
“……。”
他们都向我们招手，说的什么，我们没有听到。在那个年代，很可能他们只是在心里头说：“你们快回去吧，我们走了，谢谢你们，再见。”
从此以后，他们就再也没有晚上来我家吃饭了。
解放后，父亲才给我说清了，石板洞住的人就是共产党游击队在我们那闹革命的“好人”，他们中有：陕南游击队的领导人蔡兴运、陈效真、田申荣（外号田麻子）、李世华、李正文、薛前引、张青山等。到现在我还能记起田麻子叔叔的模样来。
1959年6月，我在商县师范上学。一次，父亲到学校看我。父亲还叫我同他一起到田麻子叔叔的单位，商洛军分区看他。田叔叔热情地给父亲烟吃，给我糖吃。虽然时间过去了成十年，但我们一见还很熟，像一家人一样。走时，田叔叔还给了父亲几合纸烟，并把我们送得很远、很远才回去。
睡在祖母的灵床下
父亲给游击队送饭，为共产党的大官引路，在家留养新四军伤员等一系列事情，在当时我们那是犯国民党杀头之罪的，不知怎么叫国民党的头子们知道了。
一天，一群国民党的兵来到我家，不由分说就将我父亲五花大绑，拴在我家的磨子上。他们拷打父亲，用枪指着脑袋大声地嚷着：“你把游击队和新四军伤员藏在什么地方？你为什么要给新四军带路？”“你说不说，不说就打死你。”
经过一番拷问，在父亲口里没有得到任何结果。
“小孩口里出真言，找他的孩子，也许能问出来。”一个小头目，低声向他的头头说。
他们把我拉到房西边的坟畔里。先是拿出钱和钢笔哄我：“小孩，你家藏的伤员在什么地方？游击队的人在什么地方？你说出来，我们不但给你东西，还把你大放了。”
“我不知道什么游击队？什么伤病员？你叫我说什么。”我记得父亲和母亲多次叮咛的话，就一口咬定什么也不知道。
“他不说就给我打，把他绑起来。”一个像是头头的国民党的兵给站在我跟前的几个士兵说。
“我真的不知道，你们打死我也不知道。”我用一双圆圆的眼睛瞪着他们说。
“这娃同他大一样，真不是东西。”话音未落，一个耳光就重重地打在我的脸上。
我一声不哭，睁大眼睛看着他们。
在我身上问不出什么，他们又去拷问我父亲去了。
这天，正是我的一个旁系祖母去世的第二天。
祖母被停放在大伯上房的正中间。前边挂着一张旧席，席上贴着一副对联。席前放着一张方桌，桌上铺着一张白纸。中间靠着祖母的牌位，牌位前是一个香炉，炉里上着香，香烟袅袅的升起，香味扑满了整个房间。香炉两边各放着一个用木头做的灯笼，灯笼里点着两支又粗又长的蜡，蜡焰正熠熠地燃烧着。
穿戴整齐的祖母停放在木板床上。祖母身下铺着大粗布单子，从两边掉在地上，地上铺着厚厚的一层麦草和稻草，周围坐满了孝子。
“快把娃叫来，放在老人的床下边”。不知谁出了个主意，把我放在祖母的床下边。
我钻进祖母床下的草堆里，周围的人故意把草铺得厚厚的，可以说我是被埋在里边的。
过了不知多长时间，敌人问不出结果，决定要将我父亲带走。
“将那个孩子也带走。”国民党的头头说。
于是，他们到处找我找不到，就到祖母的灵前来问孝子。“你们快把那个孩子交出来，不然一块都带走。”
这时，所有的孝子都一齐放声大哭起祖母来。
敌人一看这哭丧的阵势也就走了。
这天，是去世的祖母救了我，是哭丧的孝子救了我，是铺在祖母周围的稻草救了我，我一生都祝福祖母的在天之灵。
父亲因为是两面人物，经过共产党同许圪崂的二先生（名叫许佐善，解放后还在县人民政府当过副县长）的一番营救，一个月后被释放回来。他遍身是伤，在家整整睡了半年多。
我的父亲因给共产党办事，被国民党反动派抓去坐牢被打成重伤，这是很自然的事。就是死了也是值得的，他的死会重于泰山。使我不能理解的是，“文化大革命”中，他因当过国民党的甲长，实际上是一种身份保护，却叫“革命群众组织”抓去五花大绑在全棣花街游行，而且不止一次。在天帝庙的群众批斗会上，明明知道我父亲是好人的李长春（我父亲曾保护他去当了新四军，当时退伍在家，而且是大队干部）在批斗会上亲自审问我父亲是不是国民党的特务，并拳打脚踢。在“文化大革命”中我的父亲几乎快要被折磨死了，后来在落实我父亲的问题时，曾是我们那解放前游击队的负责人李文启出来证明，又从解放前共产党在商洛的组织中查到我父亲的真实身份，才将我父亲“解放”了。我同弟弟也取掉了“黑五类”的罪名。
父亲后来告诉我，他的一生中有两次几乎被整死，一次是被国民党抓去，一次被造反派批斗，但都是共产党救了他。听了父亲的话使我对我的父亲产生了一种非常敬重之情。我的父亲可算是一个爱憎分明，对共产党有着深厚感情的人，是为丹凤的解放做出了贡献的人。
扭起秧歌庆解放
一连好多天核桃园没有来过游击队的人，也没有来过国民党的兵，一切都平静了下来。
“天快亮了，世事要变了。”父亲走出我们睡的山洞的洞口，望着黎明前黑暗的天空中移动的北斗星和启明星，像是对我说，也像是自言自语。
一连好多天，没有听到远处的枪炮声，人们为这特别的平静所触动。“解放了！龙驹寨解放了！”父亲弯着他还没有完全好的身子，一步跨进门来，几乎被我家的高门槛绊倒。
“什么叫解放了！”我看着高兴的父亲问道。
“解放了，就是解放了。是游击队把国民党的兵打跑了。”父亲这样给我解释说。
在那个年代，我们家乡的大多数人并不知道共产党，也不知道解放了的真正含义。只知道什么是坏人，什么是好人。解放是好人把坏人打跑了，何况我一个不大懂事的孩子。我还是不懂父亲所说的解放了的意思。
１９４９这一年，核桃园变了，苗沟变了，棣花变了，丹凤变了。后来我上学念了书，才知道整个中国都变了，也懂得了“解放了”的真正含义。
这年过年，父亲特别高兴。他被村里人选为农会主任。为了庆祝“解放”，他叫来天帝庙小学的江省老师，商议以小学生为主组织一个秧歌队，到苗条二沟去耍社火。并将当地的民间剧团组织起来，在天帝庙的戏楼上唱戏。
经过几天的排练，我被选为秧歌队的领队的，就是走在队伍最前边的一个人。因为我学秧歌的步子学得快，走得好，也可能是他们都看我长得十分英俊的缘故吧。
正月初三那天，我们的秧歌队三十多人，从天庙小学出发，沿苗沟而上，每到一个村子就找一个大场耍一阵子秧歌。
我的舞姿极好，带着一队人马舞来扭去，还走出不少的花样，围观的人们个个都拍手叫好。
由于我的出色表演和英俊的身躯，很得沿途人们的叫好。他们都把年关好吃的东西，往我手里塞，不少人还给我过年的钱，不是一毛就是两毛，就是现在的压岁钱。
秧歌队到苗沟垴时翻过一个山岭来到条子沟的沟垴，然后又沿条子沟而下。因为，解放前，苗沟和条子沟同属于豫鄂陕边区行政公署第二专署商洛县政府第三区条子沟区，苗沟是其中的一个乡即苗沟乡。我的家乡核桃园是其中的一个村。
这天我不知道耍了多少场，心里乐滋滋的，到天黑时才回到家里。母亲见我高兴的样子，看我的兜兜里装了不少的钱和柿饼、核桃，高兴地把我抱在怀里，脸上露出了喜悦的笑容。
这样的场面我们一连耍了好几天，且以后几乎每年都耍，我也是年年都参加，且年年都站在秧歌队的最前边。
这年过年，天帝庙戏楼上从初三到十五，整整唱了十三天大戏。所唱的戏，有本地的也有从外地请来的。记得在本地的戏中，我还登台演过《游龟山》中的布案三司之一的董大人，演过《血泪仇》中的解放军。一连十三天，天帝庙的院子被看戏的人挤得满满的，除了核桃园和瓦房村的人以外，还有上山的，条子沟和韩河沟的人。我的外爷和外婆也被父亲接来看了几天大戏。核桃园和瓦房村的人家几乎都把亲属接来看戏。
从那年起，核桃园变了，苗沟变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天更蓝了，花更艳了。人也笑了，孩子们也乐了。就连天上的月亮也比以往的亮了，比以往的圆了，星星也比以往的多了，启明星比以往起得早了。男人们走起路来更有劲了，女人们脸上笑开了花，真可谓是：解放了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了的人民好喜欢。
第一担柴换了二两盐
解放了，苗沟的百姓不再受国民党反动派的欺负了，但日子过得还是很苦、很苦的。
我家在土地改革时分了不少农具，我记得有棣花地主家的犁、簸箕、杈等小农具。由于我们村没有地主，只有一户小土地出租，所以，也就没有分多少土地，记得只分了二分坡地。再就是我家原有的一亩多平地和半亩坡地，生活过得很贫苦。
为了吃饭和花钱，父亲同几家人家断了润沟垴的一面坡，就是买了人家一面坡的树。
每天早上起来，吃过早饭我和父亲带上母亲给准备的干粮就出发了。
到了坡上，大家一起砍树，等砍到中午时分吃饭。大家坐下来都拿出各自带来的干粮，放在火上烤。有的是白馍，有的是黑黑的红薯馍，有的是蒸熟的红薯。你让我，我让你，有说有笑的吃起来。
吃过干粮，大家就将已砍好的树集中到一起，然后一堆、一堆的摆起来，有几户就摆几份。
父亲他们是用抓阄来决定树堆的主人。这阄不是用纸划的，而是用山坡上拣来的小石片划的。划阄的人不抓，最后留下的一个就是他的。我家的石蛋都是我来抓，因为父亲认为我的命好、运气好。说也奇怪，每次抓下来，还就是数我家的那一份好呢！后来，四大（父亲的弟弟）的那一份也老叫我给抓。
树堆抓好后，就从山上往下背。父亲和我都把树扛在肩上，一手扶着肩上的树，一手抓着山坡上长着的小树或野草什么的往下走。
“大，这多难走，不如我们把树顺山坡往下溜”。我给父亲说。
“人小鬼点子还不少呢，行”。父亲看着我，笑了笑说。
于是我和父亲把树从山上往下溜，这样真的既省力又快，后来不少人都学着往山下溜树。
等把树木溜到坡底下，天就快黑了。
父亲把几个树木捆在一起扛在肩上往回走。我每次就扛一个小树，父亲老把我让在前头他走在后边。每天回家，由于我的拖累，父亲老走在人后边，到家也是最后一个。
断坡，是山里没有林坡的人家卖树，买柴的常事。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就是这样。当然等把坡上的树都断完了，砍光了也就没有了。我们家乡，上山被断光了的坡上的树，现在才长成林。
拿回的树放在门前的场里，好大一堆，父亲和母亲看了这阵势，高兴的走起路来都是劲。
父亲把断来的树与母亲一起截成二尺长的节节，然后又劈成两半或四片，这要看树节的粗细，粗的破四片，细的劈两半。这种截柴和劈柴的事，我都会做。我家有用来截柴的四尺长的大锯，有安着三尺长把柄五斤重的劈柴斧，现在还放在我家的柴楼上。这是父亲给我留下的一份家产，它使我学会劳动，学会做人，学会生活，学会用它来创造世界。
父亲把劈好的柴扎成捆子，就是排成一尺多宽、三层多厚的柴垒子，中间留有扎担的缝隙。每次像这样的柴垒子，扎成两捆，然后将两头尖的扁担从柴中间的缝隙中扎过，往起一提，一担扎好的柴担子就扎成了，放在地上还会立在那呢！
我家住的地方，距“三、六、九”逢集的棣花镇和“二、五、八”逢集的茶房街都是十五里地，距“一、四、七”逢集的商镇集是二十五里。每逢遇集，上沟的人老早就一溜一串的下来了。他们不论是男是女都脚上穿着用葛条或稻草打的草鞋，腿上扎着粗布裹腿子，腰上紧着布腰带或葛条蔓，有的肩上还戴着一个厚厚地围肩子，担得重的人因换肩困难，还拿着一个搭柱。
父亲每次上集都带上母亲为他准备的干粮，不是黑馍就是红薯。打扮成上山人一样的人汇入人群去上集。
“我也要去上集卖柴。”群众上集的阵势，父亲一人上集的事，吸引和启发了我。一天下午，我在帮助父亲捆柴时，映求道。
“你还小，再说这不是小孩子做的活。”父亲边干活边劝我说。经过好几次的请求，终于在一天下午，父亲答应了。
这天，他给我扎了一个只有十几斤重的柴担子。他还专门为我做了一个桑木扁担，因为桑木韧性大。父亲扎好后还在场子教我担地转了好几圈子。他还风趣的说：“桑木扁担两头翘，硬担担子不坐轿。”我担上它学会闪担子后，真的感觉到担上这桑木扁担扎成的柴担子比坐轿还舒服。
这天，母亲特意为我和父亲烙了一个白面锅盔馍，还给我们拿了不少柿饼。我同父亲担上柴担子汇入上集的人群，顺着苗沟河的河水向棣花集走去。
开始我还能行，学着父亲闪柴担子，换肩，走的还轻松。走着、走着就不行了，慢慢地闪不动柴担子换不过肩了，并且同父亲拉开了距离。由于换肩太勤，我小小的肩头已痛开了，但我一声不吭。父亲见我不中了，就要把我的柴担子拆开，放在他的担子上，我硬是不肯。父亲只好快快的走一段路，放下柴担子来接我。
到了老坟畔里，有人来买柴火。父亲就将我的柴卖了。记得我的第一担柴火换了二两盐。父亲的柴也少卖了不少的钱，因为要卖上价必须到集上才行，记得当时的钱是铜板。
回到家里，母亲看到我被扁担磨得红肿的肩头和被草鞋磨破的小脚，心疼地哭了起来，还指责父亲心太狠，叫一个小孩子去担的卖柴。
第一担柴虽说只换了二两盐，但它使我深深地感到自己一下子长大了许多，能和大人们一起干活了，能为父亲分担一家人的生活了。
从此以后，我就随着父亲去干大人们的活了。跟着父亲去几十里以外的商镇集上，背的卖稻草。跟着父亲往山顶上的红薯地里背粪。我家的红薯地，在麻地沟的山顶上，从家里背上粪，要上大约六百米左右，45度的一道坡梁。那是盘着上的。上山时背上背篓，腰向前一用力，头离前边的坡只有一、二尺的距离，就是说上坡碰鼻子。到这个梁尖时又要顺着坡面再慢上一个六百米的坡碥，再上一百米的立坡才到红薯地里。一天三响只能背五回粪。每年刚过春节，家家户户就开始往红薯地里背粪，一背就是一、二十天。我开始时背的很少，一次背一、二锨粪，到后来我就和大人们背一样多。我还跟父亲学的犁地、开荒、捞秧、挖地，跟母亲一起推磨子、推碾子等等。总之大人们能做的活计我都会做。
膝盖上伤疤的来历
土改时我家分了一头牛，后来又生了一个犍牛娃。
我们家乡的人，家家户户都把牛槛在牛圈里不放牧。一是为了犁地，二是为了攒粪（积肥）。牛吃的草是人从山上割的。
父亲一个人要忙一家人的活计，实在忙不过来，到我十几岁时，就开始背上背篓给牛割草了。
我一个小孩背上大人们背的背篓，上坡还可以，下坡时老墩背篓尻子，时不时的就翻跟斗。因为背篓没有小的，编背篓的人从来就不会想到小孩子还能背背篓这东西干活。
割草的第一个本事就是要学会拿镰。
记得在我第一次割草时，因不会拿镰，一不小心，一镰下去就把左手的小拇指节上的一片肉给割掉了。我一边哭一边把掉在地上的一片肉拿起来放在上边，我的胞兄虎哥一看我的手，就跑过来给我帮忙，他给我弄来构树皮包上，这东西能止痛。他还叫我给伤口上尿上尿，他说人尿尿在伤口上能消炎止痛。说也奇怪，我照他说的给伤口上用尿一冲，手上的伤真的不疼了。这个伤疤现在还留在我的小拇指上。
在一次割草时，一不小心，一镰下去就将一个马蜂窝给割的掉在地上。一群黄蜂飞起来，扑了我一身，我一边跑，一边哭，一脚踏空，从坡上滚了下去，这一滚，虽说摔伤了，但却把蜂群给甩掉了。后来才知道，这是人遇蜂群后，躲避蜂群伤害的好办法。这次我叫蜂蜇的一连好多天眼看不见路，嘴吃不成饭，脸肿得像一个胖人儿。
山里的路本来就很窄，很陡，崎岖不平，而上山割草就根本没有路。
一天，我从老虎藏沟垴割了一背篓草。这天我因上的山太高，草好，也就割得多，攀了美美一背篓。攀好后我坐下来休息。看到放在身边的一背篓好草，心里很高兴，但看到眼前的悬崖和深沟，倒觉得有些害怕。
我坐在背篓前，将两只手臂伸到背篓的两个背篓绊里，这时可以说人与背篓就捆在一起，我用力向上一起，一背篓草就实实在在地压在了身上。
背上背篓起身时，是用两手支撑在地上，用整个上身，特别是肩头向前拽。背的重量比人体的重量和人的力量相等或小时，起时就比较轻松；背的重量比人体的重量和人的力量大时，起时就比较困难；如果背的过重，起时就有可能拽不起来，或拽的过头时就会从头顶翻向面前，把人压住。
这天，我割的草多，背的太重。就是说我与背的重量不相符，我的力量太小。
我用力拽呀，拽呀，再拽也拽不起来。歇了一会，我用力一拽，背篓从我的头顶翻了过去。我被背篓带的滚了下去。滚了不知道多远，正好被一个大石头挡住，我被压在重背篓底下。
等了一会，我慢慢清醒过来，抽出伸进背篓绊的双臂，从背篓下钻出来。
“哎呀”！我的两个膝盖骨上的皮肉不见了，鲜血顺着两条腿往下流，身边的大石头也被鲜血染红了。
我丢下背篓，顺着山坡往回跑。跑了一段路跑不动了，坐下来用两只手按住两个膝盖骨。等了一会，又跑起来，等我跑回家里已是满身的血，简直成了一个血人儿。
父亲看见后立即跑到门前沟里去采水蒿，割构树皮。这两样东西是山里人止血的良药。母亲边哭边转，不知该咋办，一不小心摔在门口的台阶上。弟妹们都围来乱叫唤。
父亲采回水蒿用手一揉，用揉出的水为我洗净伤口，然后用水蒿渣贴在上边，外边用构树皮以扎，母亲拿来布条给我裹上。
父亲这时，端来一碗净水，把口以漱，把手一洗，用食指在地上划了一个“十”字，用一只脚踩上，叫我坐在椅子上。他一边默念着什么，一边用手指在我的伤口处划圈圈。等一会，喝口净水喷在伤口上。他这是叫“禁”。我们家乡的人，谁受了伤或什么的牙痛病都来请父亲给“禁”，特别是生孩子的妇女肯奶痛，老爱叫我父亲给“禁”。不知是什么道理，有什么奥秒，被他“禁”后的伤就是不痛了。
果真灵验，被父亲这样一番的调治，我的伤不但不疼了，还不流血了。
我膝盖上的皮肉不见了，以后留下两个大伤疤，所好的是没有伤着骨头，不然我会变成一个终生拄着拐杖走路的人。
我感谢那块大石头，感谢父亲的及时治疗，更感谢山里大自然给人们生长的许许多多的神丹妙药。
大山养育的山里娃
在解放前和解放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家乡人们的生活是很苦的，人们一年除了生产的一点粮食外，大多数时间是靠山上的野菜度日的。我的家因人多地少，所以，一年四季能吃饱野菜也算是福气。
在我的家乡，人能吃的野菜很多很多。
野刺芥，是长在地里的一种野草，叶子像辣子的叶，叶子周围长有小刺，厚厚的，吃起来肉呼呼的。一株野刺芥能摘一大把叶子。
野石连子，多长在野坡上的石坎上，叶子细长，肉厚。一棵能摘一斤多叶子，满山遍野都是。
水草叶，是一种藤蔓野草，蔓长，叶子都生长在蔓子的周围，叶子像苹果树的叶子，肉厚，吃起来像白菜叶一样。
蓖麻叶，就是农民种的用来打油的蓖麻籽的叶。蓖麻叶很大，像五角枫树的叶子，但比五角枫树的叶子大。
红薯叶，就是农民种的红薯的叶子。
还有很多很多野草的叶子都能吃。
另外，还有蓖斗根，是一种像生姜一样的野草。它的根很粗，颜色像莲菜一样白，一窝能挖好几斤。
“山里人不怕饿死”，是说山里有吃不完的野菜和野果。白毛女其所以能在深山里生活那么长时间，也就是靠的是山上为她生长的野“粮食”，不然早就把她饿死了。
我们家吃的野菜，并不是把野菜弄来生吃，而是煮熟涡成酸菜吃。这样既好吃，又能对饭起调味的作用。它还能代替醋的作用。
母亲用来涡酸菜的是一个大瓮，能装好几担水的一个大瓮，大到人可以下去清洗瓮。我小时候经常帮母亲下瓮清洗瓮底。一瓮酸菜能吃好几个月呢！
记得有一次，我同父亲去麻池沟哑去挖红薯地，到那一看，满地都是嫩乎乎的野刺芥。父亲高兴的说：“这一片野刺芥能顶几斗包谷吃。”于是，我们就拔开了，那天我们美美拔了两背篓刺芥。回到家里，我们把野刺芥往地上一倒。“这么多的刺芥”，母亲高兴的从屋里跑出来，拿来一个大篮子就摘起来。两背篓刺芥涡了多半瓮酸菜，足足吃了两个月。
稻子是我们家乡的主产粮食，一河两岸凡水能到的地方都栽稻子。说起栽稻子还有一些有趣的活计呢？
栽稻子离不了水，但天旱时河里的水小了不够用，特别是天旱的特别厉害时河里就没有水了。为了不使稻子干死，人们都到河里去挖水坑。就是在流往稻地的水渠下边约一丈远的地方挖一个深坑，然后把河里的渗水引进来。等水坑中积了满满一潭水时就用水斗子把水撇到水渠上流到稻田里。
撇水是很有意思的一种农家活计。它是用一个撇水的斗子，分别在斗子两个对面的底沿和上沿拴两条绳子。一边的底绳和上面的绳子由一个人用两只手拉住，另一边的底绳和上面的绳子由另一个人用两只手拉住。靠水渠一边的手拉水斗子的上绳，靠水坑一边的手，拉水斗子的底绳。两个人站在与水渠平行的水坑和水渠中间的两边，要站高一些，基本上和水渠的高度相平。两边的绳子要放长些，大约有五尺多长。撇水，分为拽水和倒水。拽水时，两人把绳子拉紧，向水坑中一甩，等甩到水坑时马上放松斗上沿的绳子，拉紧下边的绳子，这样斗口就朝下钻进水里，然后把上边的绳子一拉，斗底的绳子以松，用力一拉，水就拽进了斗子。倒水时，两人用力一拉，水斗就提起来了，等拽到水渠的上方时，把底绳一拉，把上绳以松，这样斗子的水就倒向水渠里。这一拽一倒的过程都是斗子在空中的摆动中进行的，这样一拽一倒的来回摆动，水坑中的水就一斗子、一斗子的被拽到水渠中。这种动作要快，不然水渠中的水就不会连续流，同时拽的快了也趁着惯性，轻松。
在通常情况下，这种活只能由两个好劳力来干。我站在一旁看着看着手就痒痒，就想也试一试。经过一番尝试后，我也会撇水斗子了，再加上父亲的带动，我们父子二人拽的很轻松、很快，也很自如，这种劳动比城里人跳双人舞还快乐呢。我最爱干这种活计。
种稻子的活在农作物的栽培上是最复杂和最重的活。但在那个年代，农民自己很少能吃上稻壳里的大米，我家的大米几乎全部都拿到集上粜了，而自己家吃的却是稻子的皮子。
稻糠皮可以用柿子一拌，晒干，磨成面蒸馍吃。也可以用柿子拌，晒干炒熟磨的吃炒面。不管是蒸的吃馍，还是炒的吃炒面，人吃了都肯发生便密，就是屙不下。我经常因吃了稻糠馍而屙不下，父母亲给我用棍棍子从屁股里掏大便。
在解放初的几年里，在三年困难的岁月里，我们家就是凭着野菜和稻糠以及红薯蔓子过日子的。
是大山的野菜救了我们一家，是许多粮食的皮子救了我们的一家。
人常说靠山吃山，靠川吃川。我生长在山里，当然是靠山吃山长大的。
核桃园的大山，不但为我们一家生长了粮食和野菜，而且还教我学会了不少的本事和技能。
走山路攀石崖是我的第一个本领。小时我跟着父亲割柴割草，不是上坡就是上崖。到我自己能割柴割草时，我能从石崖缝子中长出的栲树上砍柴，能到长在高崖上的八月炸蔓上摘果子。记得有一次我去割柴，发现在一个石崖的半腰里有一窝野马炮，这种东西摘下来可晒干当擦布用，也是一种中药。我就顺着石缝向上爬，爬到跟前一看，这窝马炮结有十几个像小球一样的马炮。我高兴的用两手一抓，不料连人带马炮一起摔了下来，我的屁股给摔了一个大青包，但马炮还没有丢手。回家一说叫父亲一顿好骂。
攀树是我的第二个本领。我从小就会上树，不管是多粗，多高的树我都能上。开始时上的是小树和枝杈多的树，后来就能上几丈高的大树和单杆树。从春季上樱桃树起，到夏季上桃树、杏树、梅子树，到秋季上柿树、梨树、核桃树，到冬季上软枣树、棠梨子树，不知一生上了多少树。
上樱桃树是为了摘吃红的像小血球一样的樱桃。我家坡上的樱桃，个儿大、肉汁甜、颜色鲜红鲜红，吃到嘴里使人口液和桃汁汇成满满一口，咽都咽不供。
上桃树是为了吃桃，我家栽植的有丹凤的仙桃。这仙桃比天上王母娘娘园子里的仙桃还好吃，人吃了不能说长生不老，但吃上一个丹凤的仙桃，保你能多活几十年。还有山上的野桃，每次割柴割草回来，我都给父母及弟妹摘不少的野桃，这野桃人吃了，可以增强体质。因为它的生长是吸收天然的营养而长大的，野味很浓，非常好吃。
上柿树是为了吃蛋柿。蛋柿是柿树上早熟的柿子。我们家乡有社里黄柿子，这种柿子的蛋柿吃起来甜中带着香味。我还经常把社里黄柿子摘的埋在河里的沙子中，等一段时间就被沙子暖甜了，吃起来带着河里沙子的清香味。尖顶柿子的蛋柿就像一个红火球，拿在手中能透过柿子看到手心，吃起来甜得很。冒盔柿子，就是可用来旋柿饼的柿子，它长得似馒头。这种柿子的蛋柿，吃起来干糆干糆地，一不小心吃的太多了噎死人哩。
上软枣树是为了吃软枣。这种树是柿树的祖先，柿树都是在软枣树上嫁接的。它的果子比柿子小得多，像跳棋的棋子那么大，但等它被霜以杀后黑的像蜜枣一样，吃起来可有一种特别的味道。我经常吃这种果子，谁要是想吃它，一吃就知道是什么味道。
下河抓鳖是我的第三个本领。鳖在我们家的河里是很多的。我上坡割柴，到集上上集，老在夏季的河里的石头上见鳖，因为鳖最爱在爆晒的太阳下晒盖。据说，这是鳖因盖厚且硬，又经常生长在河水里的石头底下，老是感到寒冷，所以经常爬出来晒盖。我每每抓来鳖回家自己煮的吃。吃鳖还有一个讲究，就是把锅烧开，将活鳖放进去，然后把锅盖盖上，用手压住，不然它会跑出来的。鳖见开水后，就往外吐肚子里的泥，这样煮的鳖好吃，没有泥腥气。鳖盖还是一种高级中药。听说吃上一个鳖要顶上现在市场卖的十打鳖精制品呢，我现在已是快七十的人了，但身体很好，这可能是小时吃的鳖多的缘故吧。
大山教给我不少的本事，除过前边的以外，还有什么的，在很陡、很陡的坡上开荒种地，在很深、很深的水潭中抓鱼逮鳖，满山遍野的追的逮长虫（蛇）。
大山有大山的气质，这就是憨厚、实在、不怕风吹雨打。大山养育的山里人，具有一种和大山一样的气质，这就是吃苦耐劳，做事实实在在，本本分分，什么困难也不怕，心灵象山泉一样洁净无瑕。我在这核桃园的山，核桃园的水中长大，她为我人生的成长打下了一个像山一样厚实的基础，我一生都忘不了孕育我童年心灵的大山。
贫 生 求 学
人非圣贤，学而知之。要想知之甚多，必须苦苦求学。“十年寒窗，九载熬油。”“要想成为人上人，必须苦读五车书。”这是古人对人生求学艰辛的写照。
天帝庙小学的“放学娃”
解放前三十里苗沟只有一所小学，叫天帝庙小学。这所小学是我步入知识大门的第一站。
天帝庙小学原来是天帝爷一家住的地方，是天帝爷为了给凡世间送子传义的所在。
话说这天帝爷在天宫同娘子和和美美的过着美满幸福的日子，由于二人相亲相爱，所以，十二年就生下了三男三女。
一日，天帝爷同娘子漫游天宫，观看地上人间。但他们所到之处，看到的都是青松茂密，鲜花遍野，山川秀丽的美景，却见不到人类的活动。回到天宫，他们被这地上的美景所吸引，为了为地上繁衍人类，就决定下凡。
第二天，他们就走遍天宫，观看地上的景色，为下凡定居选择风水宝地。经过一番漫游，最后选定苗沟的核桃园为他们下凡定居的地方。
天帝庙修建在一条山梁突出的地方，坐落在东边的突出山下，面向西边的一条宽厚的大山，脚下是苗沟清清的河水。正好在它面前的河中，有一个很深、很深的石潭，有两人多深，约两丈见方。这潭是由上河流来的河水，在这里又是从一高坎上冲下，久而久之就冲成了一个石潭。传说，这个石潭就成了天帝爷一家洗澡的仙池。从这里顺河向上不到三里地，东边山上伸出两架山梁，西边山上伸出一架山梁，它们交错在一起，使河道形成几个连在一起的“S”字形。从这里顺河向下同样东西三座伸出的山梁交错在一起，使河道形成几个相反的连在一起的“S”字形，不同的是西边山伸出两座山，东边山伸出来一座山。所以，从上河和下河都看不见这里有一座天帝庙。更特别的是，天帝庙院墙外四周和庙院的里边各长有四棵高大的柏树，这八棵枝叶茂密的柏树，把个天帝庙遮盖得严严实实，谁想在东西两座山上看见天帝庙是不可能的，只能看见这里生长着一个巨大的“绿色磨菇”。
庙院是一个长方型，东高西低，高处修有四间庙宇，低处对着庙殿修有四间戏楼。庙宇的中间两间是天帝爷的殿堂，上坐着安详慈善的天帝爷，身高约一丈左右。坐堂背墙和天棚都是用木头装成的，图案奇特，坐像前是一个大香炉，两边各站有四名手拿铜锤铁钗的卫士。右边一间殿堂是娘娘爷坐的地方，左边一间是天帝爷的大儿子的坐殿。左右两殿的装饰和正殿基本一样，只是小些，殿前的卫士是四名，不是八名就是了。
这娘娘爷是专门为人间传宗接代，繁衍人类的，也就是专为新婚夫妇送子送女的。
话说这娘娘爷送子还有一个讲究，就是在娘娘爷殿前的一侧修了一间小房，里边放了一张石板床。这小房叫送子房，这石床叫送子床。凡到这里求子求女的，都必须在这送子床上过夜。他（她）们在傍晚时来到天帝庙，将供品献上以后，两人双双向娘娘爷三叩头，三作揖，然后把为娘娘爷烧的表灰，拿上一些，撒在“送子房”的石板床上，再在上边铺上拿来的五尺长三尺宽的红布。两人晚上就睡在红布上过夜。第二天早上六时许起来，一同去向娘娘爷三叩头三作揖。他们回家以后，这位娘子就怀上孩子了，等孩子生下来以后，过满月的那天，两人抱着孩子向娘娘爷道谢，把拿来的三丈长的红布献给娘娘爷，一同叩头道谢。由于天长日久，来求子的不断，这石板床上就印出女人背身的模样，而且身印越来越深。
右殿的九天李恩师圣是专为人类传授文字、文明、教化人类的。所以，在师圣殿前的一侧，修有一排十间的教堂，专门作为传授文化的圣地。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里就成为一所小学，而且凡是在这里念书的学生个个都会有出息。
1945年，也就是日本投降的那年的春上，一天，父亲拿上家里的一个独方凳，拉着我到天帝庙小学去念书。
我的老师叫李江省，是学校上边三里地的瓦房村人，他同我父亲非常要好，也经常到我家里来。这位面善心慈的老师，待学生很好，也很严。他用来处罚学生的工具是他自制的一张教板。
教板是用核桃木做的，有二尺多长，一手板宽，一寸多厚。一头是半圆型，一头拴着一条绳子，挂在教室黑板的一侧。学生一到教室坐在自己坐位上的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这张教板。就是这张教板不知打肿了多少不好好学习的学生，也不知打出了多少后来成人的学生。
我因不好好学习又经常逃学，不知挨了多少次这张板子的教训。
记得有一次，我一连逃了几天学，到校后老师狠狠地打了我一顿，不但把两只手打肿了，还将我的两个屁股蛋子打得不敢用手摸。回到家里，因不能用手端饭碗被父亲发现，又挨了一顿打。
“老师把娃打成这样子，你又打他，真狠心。”母亲边摸边揉我的屁股边指责父亲说。
“玉不琢不成器，娃不打不争气。”父亲瞪着两只眼，生气的冲着我母亲说。
我一连几天没有去学校，在家里“养伤”。
几天后父亲的气消了，他心痛地把我抱在怀里，给我和我母亲讲起了一个故事：
从前有一个学生，在学校不好好念书，被先生罚跪顶坯，不让回家吃饭。他的父亲去看他，见了以后，由于生先生的气，就将孩子头上的土坯取下，对老师说，“我娃不念书还不行”，说着就拉着孩子走了。临走时老师对他说“好！好！好！你把你这个不成器的孩子拉回去，不要再来念书了。”
这个父亲拉着他的孩子回到家里，俩口子对他的孩子好一顿心疼。这一夜孩子的父亲没有睡着……。
第二天一早，他叫起孩子，把他送回学校，让他仍旧跪在他跪过的地方，并亲手抱起重重的土坯顶在孩子的头上，并对孩子说：“为了将来你能成人，还是好好跪在这里吧。你老师什么时候叫你起来你再起来。”还给老师说了不少好话，让老师好好管教他的孩子。
这个孩子以后学习一天天长进，最后成了一名学识很高的人，还当了大官。
由于我的伤好的差不多了，一天父亲亲自把我送到学校，交给江省老师。
从此，我不再逃学，而且也能好好念书了。但在解放前，那兵荒马乱的年代，学校三天两头不能开学，我成了天帝庙小学的“放学娃子”。在我们那里人们把名为学生，实为不能上学的孩子叫“放学娃子”。
解放前的一年多，天帝庙小学，名为学校，实际上就没有念成书，老师整天领着学生跑“贼”，学生实际上就都成了“放学娃子”。
在那年月，我们不是在学校念书，而是同老师一起整天跑贼。记得有一次敌人来了，老师叫我们快往黑房沟后边的山上跑。我同弟弟出了学校顺着庙后的山往上跑，敌人就在对面的条子沟梁上，发现我们就向这里打枪，枪子吃吃吃的射在我们面前的土中。我拉着弟弟不顾一切的向山后跑，到山后时一看我们穿的衣裤叫树枝和枣刺挂得稀烂。这天，一直到天黑我们才回到家里。父母亲也是从山上才回家。父母亲见我们回来，都抱着我们哭了起来。
我现在的名字，还是江省老师起的呢？
我有小名也有官号，但江省老师说，我给你起个学名。老师为我起的名字的第一个字的意思是坐船学算术，指人的一生要好好念书；第二个字的意思是一生有出息、有福，将来成人后为老百姓做事，为人民服务。从取名学的角度来说，此字含有“英俊佳人，上下敦睦，一生荣贵，中年成功，晚年隆昌之意”。此后，从我上学到参加工作，都是以此名为我的代号，什么官号和小名，外人很少知道。我一生都牢记江省老师对我的教诲和希望，做一个有作为的人。
两岭小学的“伙夫生”
我在天帝庙小学上了大约八年初小，但实际上只是到解放后才真正的、正而八经地上了两年学。
1952年，我到距我家二十多里地的两岭小学去上学，也就是小学五六年级的学习。
两岭小学，是一所完全小学，就是从一年级到六年级的小学。除过两岭村的孩子能在家里上一至六年级外，方圆几十里以外的学生，来到这里都是上五、六年级。
学校坐落在四方岭伸出的一个“凸”出的地方，前边是丹江河，绕“凸”而过。
丹江河水从棣花下来，撞在巩家湾的山崖上，向北一折又撞在水沟河的石山上，再向南一折，碰在大峪沟两边的红石山前，又再向北一折撞在堡子村的石堡上，然后向东流去。就在这一波三折中留下了一个两岭村的所在。两岭小学就修在村西的河边上，对面就是巩家湾村。
那年我已经十五岁了，拿现在国民教育来讲，到这个年龄的学生，已经该是初中毕业了。
由于学校没有伙房，远处的学生都自带吃的在两岭村的农民家里做饭吃。第一次去学校时父亲为我在村里找了一家孩子叫抗战的家里盘了锅台。那是主人院子里的两间厦子房，很低，很小，大约有十几个平方，一半圈的是牛，一半放的是牛草。就在门背后的角落处为我盘了一个小小的锅台，上面只能放一个一尺口的小铁锅。在锅台的一边盘了一个小土台，上边放着一个小木箱。这就是父亲为我上两年高小安顿的一个同牛一块住的“家”。我是同牛在一间房子里吃饭，只是牛吃的是草，我吃的是自己做的饭罢了。
我每到星期日从家里去学校时，担着一个担子，一头是父亲为我准备的柴火，一头是母亲为我准备的吃的，记得有擀好的面条，磨好的糁子和一些杂面。手里提一个瓦罐子，里边装的是淹好的葱条或涡好的酸菜。
在那个年代，家里没有什么吃的，母亲为我准备的吃的，只能吃到星期三。每到星期三，我就眼巴巴的看着父亲来送吃的。因为我上学后，他无论如何要在星期一或星期三上一个集，担的卖上一担子柴或背的卖一背篓草，买些包谷加工后给我送。不然我就要受俄的，所以，父亲不管天晴下雨，都得在星期三给我送。正如父亲说的：“这一天就是天上下刀子，我也要来给你送吃的。”在我的记忆里，父亲从来没有失言过。
我一个本来在父母跟前吃喝玩耍，撒娇闹事的孩子，在学校不但要上课念书，还要下课后回“家”自己做的吃饭。开始时，早上做的糊汤，不是太稀，就是太稠，不是生生，就是糊锅。下午一般吃的是糊汤面，不是包谷面拌的多，就是面条下的少，弄不好，三天吃的只能吃两天。吃饭的时间很短，以下课跑着回“家”，忙忙奔奔做的一吃又要马上往学校里跑，弄不好就迟到了。
后来，我慢慢学的擀面条，等我学会后，每周只带一天吃的面条，剩余的时间，自己擀。因为冬天还好，夏天拿的多了，又肯坏。擀面条这种本来属于女子做的活，我却在那时就学会了，到现在我会擀面条，且擀的面条，家里人还爱吃，因为我擀的面条又硬又长，吃起来咬都咬不断。
人们习惯把做饭的炊事员叫伙夫，我在两岭小学上了两年学，同时也当了两年伙夫生。
在两岭小学两年的学校生活中，我才真正学到了作为小学应学的知识。我终生都感谢我们的贾宏江和项新民老师。我到洛南工作后，经常在县城见到我的这两位老师，每每见了，就像见了自己的父母一样亲近。
兄弟俩铺盖一条被
我在上两岭小学五年级的第二学期时，弟弟上完本村小学四年级的第一学期，为了能使弟弟同我一同上学，父亲把他送到两岭小学上四年级的第二学期。
记得弟弟才去的一星期老哭的要回家。到第二星期的一天，公安十团住在村子的一个营在学校操场演电影。我们一起看了电影《南征北战》，从此以后，营部每到星期三都在操场演电影，弟弟为了能看上电影，这才不哭着要回家了。
当时远处的学生都睡在学校二楼的西边。我去的时候，母亲为我做了一条新棉被子，我把它铺半面盖半面，可以说还算福气，因为在家里从来就没有铺的。到弟弟来了以后，我们还合用一条被子。我就将被子折起来，和以往一样铺一半盖一半，叫弟弟睡在里边，我睡在外边，每次醒来，我的一半身子老在外头，有时整个身子都在外边。夏天还好，冬天我每每被冻醒。
由于弟弟肯尿床，所以，我们的被子，白天得晒，一旦阴天或下雨天，晚上只得睡湿被子。为了不使湿被子冰人，我把干的一半铺在下边，湿的一半盖上边，要是一连几天都下雨，那只能是铺盖都是湿被子了。母亲给我做的被子本来就装的是套子，也就是被装过的棉花。加上弟弟尿床，被子也就越来越板结了，越来越不暖和了，但我们谁也不告诉父母，因为家里太穷了。
我从家里带走的这条被子，一直跟着我们弟兄两人上了八年学，从两岭小学到丹凤中学，从丹凤中学到商县师范。因为，弟弟比我只迟一年上学，且同我上的学校一样。
我从降生到这人世间就同父母一块睡在用坯盘的土炕上；土炕上边铺一张用芋子编的席，在我们那里把芦苇叫芋子；枕的是用木头做的、两头大中间小，两头厚中间薄的木墩子。父母同我们几个未成年的子女睡在一个土炕上，上边只盖一条被子。
在我们家乡，并不是我们一家没有褥子铺，而是大多数人家从来没有褥子。
山里人大都睡的是土炕。人们把炕洞门留的很大，每到冬天就都在炕洞前架起大火，一边烤火，一边谈笑。男人们抽着烟袋，说天谈地，女的坐在炕上做针线活。孩子们都围在炕洞前烤火，不论男孩还是女娃，个个脸抹得像花老虎。由于土炕烧的热热的，晚上睡在上边很暖和。
“深山出鹰鹞，花脸长娇女”。这是男人们对山里女子比川里女子长的好看的赞美。苗沟上山、留仙坪、北宽坪一带大山里的女子不看她们住的地方不好，但她们的模样个个都长得非常喜人。不看她们在十几岁以前个个都是花脸毛头女子，有不少的还是光屁股。但从十四、五岁开始一年好看出一年。这是因为，她们从小就生活在洁净的空气之中，吃的是没有一点污染的土壤中长的粮食或野菜，喝的是山涧小河的清水，洗的是山里流出的温泉，每到夏季，她们在傍晚的时候，脱掉身上的衣服，到白天太阳晒的热乎乎的河水中去洗澡。当她们脱去破烂不堪甚至衣不遮体的粗布衣，换上时兴的花布衣；当她们脱去脚上的草鞋，穿上牛皮高跟鞋；当她们洗净脸上的灰尘和烟熏的花道道；当她们露出女子特有的体形和本色，亮出清澈透明的肉体，她们就成为一个另外的人，一个美人儿。人们常说：“山里的女子十八变，越变越好看。”特别是当她们出了大山走到平川进了城市，就像出水的芙蓉，下山的仙女一样，惹得青年小伙子们的情绪很不是滋味。难怪人们都说，深山的女子下了山，好比秀女出了阁。改革开放以后，她们个个出了山，抖一抖身上的土气，稍加梳洗打扮一番，不是去上海，就是进北京，要么就是南下广州、深圳和港澳，她们不是从打工妹变为老板，就是嫁给大款或权贵。
女孩子最容易改变自己的处境和身世，不管她出身如何困苦，她以嫁人就能改变自己一生的命运。山里的女子因自身都长的美貌，所以，一嫁就嫁个有才有貌的男子汉。
我同弟弟到丹凤中学的第二年，父母亲见我们都长大了，一条被子本来就盖不严还要用一半当褥子铺，就为我们做了一条新褥子。现在还记得那是一条花褥子。面子是父亲用卖柴的钱为我们扯的，还是苏联人织的大花布。里子是母亲用自己纺线自己织的老粗布。里边装的是父亲从集上买的套子，母亲还为我们织了一条粗布方格子的单子。
记得那是一个秋后的星期天，我同弟弟除拿着吃的以外，弟弟背着父亲给捆好的花褥子。他高兴的走起路来，一跳一跳的，有时连路都不走而在路边一拐一拐的走，当见了人时就把他背的花褥子背的高高地，给过路的人夸耀。
到学校后，我们把父母亲做的花褥子铺上，这是我们第一次铺上褥子和单子睡觉。弟弟还在被子窝里高兴的乱蹬狂。这一夜我们睡的很香，这条花褥子我们兄弟俩在一起铺了5年。
泥沟岭上斗恶狼
我同弟弟上两岭小学时，中间必须翻一座岭，就是从陈家沟的老坟畔里到茶房街的公路上，这中间有座山岭叫泥沟岭。
泥沟岭的土质为沾质土，一下雨就和和泥一样而得名。它是从苗沟和韩河沟之间的寨子岭伸出来的，在箭沟垭处低下去然后又升起来到泥沟岭处就是最高处了，然后又慢慢的低下去，一直低到丹江河边。在泥沟岭上有一种石头叫料浆石，当地人叫它拌汤石，就是和做饭时用面拌的小面疙瘩一样，白色不规则好似芋头一样。
泥沟岭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拌汤石呢？说来话长，要知道它的来历还得从一个传说故事说起。
话说在很久、很久以前，丹凤的凤冠山上有一只大公鸡，它面西而站，每天早上，早早的就对着西天高叫。这叫声惊动了商县东龙山上的老爷，日子长了，叫得老爷心烦。一日老爷在睡梦中被公鸡叫声惊醒，他生气的叫来弓箭手去射这只公鸡。
弓箭手拿起一张巨弓，搭上箭，一拉射向东去。这支箭从商县射出，它穿山越岭，所射之山就变成一个山垭，到泥沟岭时，正好射中在岭上做饭吃的土地神的拌汤锅，将拌汤锅里的拌汤射的散倒了一岭，这拌汤冷却了以后就变成现在的料浆石。弓箭从商县到丹凤一共射穿了七十二座山，留下了七十二个山垭。
丹凤城北的公鸡被射死了，弓箭留在公鸡的口中。据说后来东龙山老爷的弓箭手还来拔过这只箭，但他没能拔出来，因为箭已将公鸡射死了，它死时口一闭，就把箭给夹住了，所以至今还留在公鸡的口中。这只公鸡后来变成一座山，这座山就叫鸡冠山。
在一个星期日的下午，我同弟弟和往常一样，担着行李去上学，走到泥沟岭上时天已经快黑了。因为上了泥沟岭西边的一面坡，到岭上时就得坐下来休息。
“狼”。弟弟首先发现从岭后边扑来的两只狼，就大声叫喊。
我本能的拿起扁担站起来。一看两只狼快到我们跟前，我把弟弟让在身后，举起扁担就打。越打狼越向我们跟前扑，一只狼将弟弟的袄袖都抓破了。急中生智，这时我猛然想起父亲说过的话，狗怕摸，狼怕圈。就是狗咬你时，你把腰一猫，手往地上一摸，不管你摸着石头没有，你向狗一掷，狗就跑了。狼来了以后，你用绳子抡个圈去套它，它就跑了。我一边打狼，一边叫弟弟解下捆柴的绳子。我拿上绳子，向狼一绕一绕地甩去，果然真灵，狼后退了。我同弟弟一起向狼甩绳子，两只狼顺着山坡逃跑了。
狼被赶走了，我们俩坐下来不能动弹了。在打狼的过程中，我怕狼伤着弟弟，弟弟怕狼伤着我，我们俩一条心，所以很快把狼打跑了，这叫打虎离不了亲弟兄。
这时我明白了一件事，难怪山里人的猪圈的墙上都用白灰划了不少的圈圈，原来是防狼用的。
泥沟岭上没有人家，天也黑了。坐了一会儿，我同弟弟重新收拾好行李担子，我让弟弟走在前边，摸着黑路下了山。当走到茶房的公路上时，我们才松了一口气。这天到学校时，已经是晚上九点钟了。
星期六回到家里，我向父母亲讲了在泥沟岭上遇见两只狼的事。
“多亏你们遇到的是两只狼，要是一只狼就坏了。”父亲很后怕的说。
“那是为什么呢？”我不解的问。
“双狼不吃娃。”父亲说。
“嗷！”难怪人们玩狼吃娃的游戏时，双狼不能吃娃，这是一条规则，原来是从这里来的。
“以后去学里时，走早些，看把人吓的。”母亲一边用一只手摸着眼泪一边说着。
从此以后，每当星期日我们去学校时，母亲早早的就给我们把饭做的吃了，叫我们走早些。
弟弟每次走时，还特意拿上两条长绳子，一条挂在担子上，一条拿在自己手里，好像随时随地都要同野狼博斗似的。因为弟弟小时候叫狼吓过一次。那是我家在上院住的时候，一天我的弟弟和两个胞弟一块在外边碾子跟前的路上玩耍。一只狼从上场跳下来，一爪子将弟弟的衣袖抓住，弟弟当是一只狗，用另一只手中玩耍用的棍子去打，狼放松了。它去抓另外一个胞弟，因为这个胞弟大些，就用石头去打狼，狼又去抓另外一个胞弟，就是大胞弟的弟弟。我的弟弟同大一些的胞弟一边喊，一边往回跑。等大人出去时，狼已经将那个小弟弟咬着脖子拖着向下河跑去。人们都出来赶狼，狼见人多，放下小胞弟从对面山上跑走了。人们将小胞弟抱回来，已经没有多少气了，鲜血从小弟的脖子上流下来，当时村上没有医生，当然就不能及时救治，当天晚上就死了。守寡的二妈见小儿子死了，一连哭了几天几夜。
我的弟弟同另一个胞弟，因此事吓的得了一场病，到现在都不敢提狼的事。在解放前后，我们那经常有娃被狼吃了，不少家的猪被狼吃了。解放后，大约到1952年以后，我们那就很少有狼。人们风趣的说：“解放了，国民党反动派被打倒了，狼都被打跑了。”
赤脚摸黑走冰河
1951年两岭小学放寒假前的一星期，老天爷下起了鹅毛大雪，一下就是三、四天，学校操场的积雪足有一尺多厚。天底下到处都是白色一片。
星期六，学校放了寒假，我同弟弟和瓦房村的李应芳（小名叫楞娃）踏着厚厚的积雪上路了。
苗沟河水是顺着山的走势弯弯曲曲向南流的。每逢一个弯道就过一次河，过河的路不是桥，而是用石头摆成一尺宽的列石。过河的人，踏着列石过河。我们回家的路叫大雪给封住了，原有的路这时和路边的空地一样，根本分不清那里是河水，那里是用石头支起的列石。河水已经结了一层厚厚的冰，冰上是白白的雪。原来的河水与河床这时已经成为一条铺着白雪的宽敞的平地。哪里是列石，根本看不见了。
当我们走到爷庙时天已经黑了，这里距家还有十几里地。
从学校走时我想起了，每到雪天，大人们外出时都用绳子或布条在脚脖子处把裤子扎住，这样走起路来，雪就不往裤腿里钻。我们三人都把裤腿扎好。他俩每人手里拄了一根扁担，我拄了一根柴火棍。这样我们都成了三条腿的人，走起路来也觉得稳实的多了，再者，手中有了家伙，还可以用来防卫。
我走在前边为他们俩探路。开始进沟时我还用棍尽量在雪下找列石，然后一个个把他们拉过河。走着、走着天更黑了，河里的列石也没办法找了。我们三人就手拉着手顺着河道冒跑。不知走了多长时间，我们才走到磊磊石（磊：这里念摞）。
磊磊石，就是以三个大石头摞在一起而得的名。说起这磊磊石还有一段美妙的传说故事。
相传在很久、很久以前，苗沟垴的栲树岭上住了一户母子俩的人家。儿子是一个忠厚老实的漂亮小伙子。一日他在山上砍柴时被天上玉帝的五姑娘苗姑发现。后来她就偷偷来到栲树岭上的一个山洞中住下。一天，小伙上山打柴见一位姑娘躺在沟边的草地上，满身是血，他就将姑娘背回家。姑娘在他们母子俩的精心照料下，特别是小伙子从山上挖来治伤的中药，所以，好得特别的快，很快恢复了健康。
当母子俩要将姑娘送回家时，姑娘说她没有家，她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走失了路到这里来的。好心的母亲将这女子留下，从此以后她就在家里帮母亲做家务，同小伙一起上山打柴，日子久了，小伙和姑娘产生了相爱之情，于是二人就结了婚。婚后不几年就生下了一双儿女，一家三代五口人和和美美的过着舒心的日子。
一天，姑娘引着两个儿女同丈夫在山上打柴时，被玉帝派出寻找的天兵发现，天兵回禀玉帝，玉帝大怒，派天兵前来捉拿。苗姑闻知，连夜与丈夫从苗沟河逃走。天兵知道后，就在苗沟垴发起一场大雨，河水卷着石头滚滚南流，当河水卷着石头赶上苗姑时，天兵抱起一块大石头去压苗姑，这时小伙为了保护姑娘就扑在姑娘身上，石头正好砸在小伙腰上，将小伙和姑娘压在石下。从此，小伙、苗姑与天兵搬来的大石头永远的留在了这里。
后来人们看到：上边一个大石头压的下边的两个大石头枯似一对拥抱在一起的夫妻。三个大石头磊起来足有两丈高，由于常年累月河水的冲击，这三块大石头就立在了河水的中间。真乃是：三个巨石层层摞，一对夫妻压当河；若问此事为什么？乃是爱情惹的祸。人们为了纪念这一对恩爱夫妻，就将它叫相爱石。从外形看是三个石头摞起来的，也就将这个地方叫做磊磊石，人们为了纪念这位好心的姑娘，于是把这条沟叫做苗沟。
我们在磊磊石的山洞中坐下来休息。
“我的一只鞋不见了。”弟弟说。
“我的两只鞋都没有了。”楞娃也说。
我用手一摸脚，鞋也不见了。
由于一路上来都是在冰冷的河水中走的，个个脚都冻麻了，所以，谁也不知道自己的鞋掉了没有。
“快起来走。”坐了不大一会，我猛然想起，人们常说天越冷，人越不能静，不然就走不动了。
果然，我们都起不来了，经过相互把对方的脚腿搓了搓之后，才互相搀扶着站了起来。
我们三个小学五、六年级的学生，个个冻的直打颤。在那个年代，我们穿的衣服很单薄，脱掉棉裤棉袄就是一身光膀子。我们实在经受不了在这种环境下的深夜行走。但不走又不行，这一带五里多路，没有一户人家，且多有野虫（即狼、虫、虎、豹等野兽的统称）出没。前边的路又很难走，要过三道窄口峡，要从两个深潭的旁边过，一不小心就会掉进一人多深的水潭中。
“走，一定得走。”我拉着弟弟推着楞娃又上路了。遇到上坡时，我们就往上爬，我不是先上去，一个一个往上拉，就是后上去，一个一个往上推。在从两个深水潭旁边过时，我们都害怕了，往日的脚窝子一个也看不见。这时我想试试冰有多厚，能不能浮起人。我用双手扒开雪找来一块石头一砸，冰连动都没动，这说明冰层很厚。谁先过呢？我先过。我爬在冰层上往过爬，果然过去了。然后，我把拿的绳子甩过来，叫他们俩一个一个抓住绳子，一边爬，我一边拉，就这样我们过了两个危险地段。
不知走了多少时间，我们才走完五里地，到我家时，村里一片漆黑。来到我家门口，谁也叫不出声来，连打门的力气都没有了，无奈我还是强打精神拿起棍子敲打门，打了好几下，也没有把父母叫醒。
“妈！快给我们开门。”我鼓足劲叫出了声。
母亲听见有人叫门，而且听出是我的声，立即蹬醒梦中的父亲，来给我们开了门。
父亲点上灯，披着衣服为我们开了门。我们三个人是爬着进屋里的。
“啊呀！你们都成冰雪人了。”父亲一个一个拉起我们说。
“浑身都冻成冰块了。”母亲把我们个个身上一摸，心疼的说。
“你们脚上的鞋呢？”父亲见我们都是光脚问。
到家后，我们三个人很长时间都说不出话来，只是哭笑。
“快生上火让娃们烤。”母亲说。
“不能烤火，快把娃扶上炕先暖暖身子。”父亲有经验的说。
暖了好大一会，我们才将结成冰块的棉衣脱下。母亲为我们做了生姜拌汤。当我们吃过饭时，公鸡已叫三遍了。
第二天早上醒来后，我们谁也起不来。离我们家三里地的楞娃，在我家住了两天，才被他大接回去。
这年春节，我和弟弟连外婆家也没去，整整在家休息了一个寒假。
我和弟弟的两只脚，就是那次给冻坏的，每到冬季早早的脚就痒得不行。后来听楞娃说，他的一双脚也被冻坏了，每到冬季脚就痒得很。
穷人的孩子苦读书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是生活所迫，这是一条通理。
“穷人的孩子苦读书。”这是人穷志不穷，立志成名的志气所驱使，这也是一条通理。
在现实生活中，往往有许多因果不相符的现象。穷人的孩子苦读书，富人的公子荒学业，就是这种现象，这也好像是一个普遍现象。
穷人的孩子按理说家庭条件差，有的就根本不具备读书的条件，但他们都具有一种特有的气质，就是不怕吃苦，立志克服困难，改变自己的生存条件而刻苦读书。因为，他们知道“书中自有黄金贵，知识能改变人的命运。”所以，“夜点油灯下苦心”，结果都能功成名就。
富人的公子，按条件他们不愁吃不愁穿不愁家庭供不起他们读书，应该用心读书。但他们却被优越的条件所满足，不求进取，不好好读书。因为，读书求知是要下苦功夫的，所以，他们往往是富而不读书，结果荒废学业，一事无成。
上述现象是否可以叫做条件反效应，就是条件和结果不符成相反的效应。
我们家的穷苦生活和山里的艰苦环境，反倒使我们兄弟二人立下刻苦读书，立志成人（有用之才）的志气。当时，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只知道，好好读书将来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荣宗耀祖，和爷爷一样成为一个有知识的人。
记得父亲经常给我们讲“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道理。讲“四四方方一页砖，里边瓜籽有万千，要想尝出瓜籽味，夜点明灯下苦心。”“头悬梁锥刺股”，“如囊荧，如映雪”的故事。
“四四方方一页砖，里边瓜籽有万千。要想尝出瓜籽味，夜点明灯下苦心。”是父辈们用来教育孩子们好好读书，将来成才的谜语。这个谜语的前两句说的是“书”，从外形看书像一页砖，四四方方的，里边的瓜籽说的是书里的字。后两句说的是要想知道书里字的意思，必须下苦功夫才能弄懂它所讲的道理。要知道书里字的意思，除过白天外还要在晚上点上灯去下苦心读书才行。
“头悬梁，锥刺股。”是说古人读书时，为了防止瞌睡，把自己的头发绑的悬在房梁上，在座椅上放一个尖朝上的锥子。这样，你一瞌睡头向下一低，就会被悬梁的头发疼醒，就会被座椅上的锥子刺醒。
“如囊荧，如映雪。”是说穷人家的孩子念书，晚上点不起灯，就逮来萤火虫，借着萤火虫囊袋中发出的光来照明看书，或者在冬季下大雪后，在晚上借着白雪映出的光来念书。
我们除过在学校好好读书以外，每星期回家或寒暑假，在帮父母干活以外，就是读书。记得母亲老在晚上点上一个小油灯纺线，父亲在一旁打草鞋，我同弟弟就坐在跟前看书。父亲还一边给我们讲“头悬梁，锥刺股”，“如囊荧，如映雪”的故事。我们就学着去做，经常到明月下看书，到雪地里认字，睡在炕上把眼睛闭合背书。由于一个小油灯供不了我们一家人用光，我就和弟弟从山上弄来松树上的松节油和松明子，把它扎在铁锥上，用来照明看书。
由于用心苦学，每学期考试成绩下来，我们兄弟俩都排在斑级的前矛。
父亲教我学算盘。我的父亲是一个有名气的算盘精。他常对我说：“学会狮子滚绣球走到天尽头，学会九归九眼窝闭合遍地走。”意思是，走到哪里人都骗不了你。他用他的算盘打出的数比笔算还要准确。在我们那土改时仗量土地时，我父亲是仗量队打算盘的领头的，都以他打的数为准。他的算盘打红了苗条二沟和全棣花乡，谁都知道核桃园有个算盘精。我的算盘就是我父亲教的。我还会双手打算盘，加减乘除都难不倒我。我现在用的还是我父亲的老算盘。
1954年8月的一天，我去丹凤中学看我考上丹中没有。当我走进学校大门一看，迎面照碑上贴着考生录取名单。一眼就看到了自己的名子，因为是排在第五名的位置上。
那天我特别高兴，出了校门一路小跑似的走了四十里路，母亲给我带的干粮也忘了吃。
我被一个县的中学录取，一家人都十分高兴。父亲高兴地跑出跑进，母亲高兴的一连问了我好多次：“虎子，你吃啥呀，妈给我娃做。”弟弟妹妹围来，看考上中学的哥哥是什么样子。大伯、四大、二妈、四娘以及我的几个胞兄，一见我都说：“你考上了丹凤中学，真有出息。”在他们眼里好像我中了状元一样。因为，我是解放后村里学生娃子中第一个考上丹中的学生。
说也真巧，第二年弟弟也考上了丹凤中学，而且名列全县第四，父母的高兴劲就不用说了，他们的笑容好多天都挂在脸上。就连上集的人路过门前河里时，也都赞声不绝。
“这家有两个娃考上了丹凤县城的中学。”
“人家的娃真有出息。”
“这样可怜的家，娃子们的书念的可真好。”
“这两口子前世里积了德了，两个娃的书都念的好。”
是的，在当时，三十里苗沟也确实只有我们家是兄弟二人相继考上了丹凤中学。
吃助学金的丹中生
1954年9月我考上丹凤中学初中班，第二年9月弟弟也考来丹中。弟弟同我一起住在我们班的宿舍里，因为，我们弟兄俩只有一条被子而没有褥子。当时在校的学生中就只有我们是兄弟俩上的是同一中学，不论是老师还是学生，谁见了都感稀奇。
丹凤中学建校于1942年，比我小六岁，她是马彦翀老先生在仁义小学的基础上创办的，那时叫凤麓中学，因为学校坐落在凤冠山脚下而得名的。她是解放后全县唯一的一所完全中学，在商洛山区七个县中算是一所有名气的中学。
学校修在凤冠山南麓的坡跟前，向南走一段路程，再下一个有三十二个台阶的涧子就是丹凤的老街，老街背后再下一个涧子就是丹江河。
据说，丹江从秦岭上下来到这里被寨子岭阻挡，河水越聚越多，水位涨到金山寺时，寺院的神仙请来雷电工，一电击出寨子岭南边的一条口子，于是丹江才有了去处，淘淘江水向东南方向流去。水退后在这里留下了一个大盆地，除过水潭就是滩，靠南山跟前积出了一大片良田。由于在山区很少有这么大的一块良田，所以，人们赞称它为“百顷弯”。在北边的凤冠山（过去叫鸡冠山）下留下了丹凤县城的城址，过去叫龙驹寨。
为什么鸡冠山叫凤冠山？县城叫龙驹寨呢？这里还有一段神奇的神话故事：相传王母娘娘的玉液酒坛被齐天大圣打翻，一滴酒溅入丹江，使丹水飘香成为琼浆玉液。鸡冠山原是被玉帝锁在那里的触犯天条的小金鸡。这小金鸡闻了丹江中的酒香，到100天时鸣叫一声化为丹凤。丹凤的叫声使这里变为人间仙境，我的家乡小县由此得名。后来这滴玉液酒被洋喇嘛盗走，丹凤闻不到酒香，也就不叫了，变成一座山。到底小金鸡是闻不到酒香不叫变为一座山，还是被东龙山的箭射死的变为一座山，谁也没有认真地考证过。后来龙潭中的黑龙王要重振酒乡，就又从洋喇嘛那儿夺回一小块酒糟放入潭中，王母酒香又飘起来了。这时汉刘邦伐秦，路过此地时坐骑产一马崽，这马崽到龙潭饮水，又吃了酒糟，竟大吼一声变为龙驹。凤冠山、龙驹寨由此得名，有诗为证：“酒气冲天，鸡雏闻香化丹凤；酒糟倾地，马崽得味变龙驹”。
丹凤县城四周均被山寨包围：北有鸡冠山，山势峥嵘，为死火山堆，海拔955.9米，至今山顶尚有古寨；东有鹿池城，古称东寨；西有古城岭，古称西寨；南有寨子沟大寨。四寨若龙驹寨之四廓。中间是一个大盆地，盆中有水，水中有鱼，岸上有树，树后有良田，所以，此地就成为丹江在秦岭山中的唯一一块风水宝地。
丹凤中学的校址选得好，可以说她是在风水宝地最中心的地方。校内有几棵高大的古柏树，它伸出的枝叶把个学校都遮住了。学校中间的院子栽有一排一排的梧桐树。校门外是一个大操场，操场的北边修一平台和戏楼一样，操场南边紧接长平公路。
我到学校后被分在这个年级的最后一个班——戊班，睡在学生宿舍，吃饭是在学校前边农村的农民家里自己做的吃。
丹凤中学对贫困学生实行助学金制。我去的第一学年，学校为我评的是甲等助学金，一个月十几元钱。第二学年弟弟去了以后，学校为我们兄弟俩都评的是乙等助学金，一个月大约是二十多元。助学金对我们这样穷困的孩子帮助很大。助学金对我的触动也很大，使我从内心产生了对共产党、对人民政府、对毛主席的热爱。一个贫苦出身的学生，为了自己上学，国家还给钱，真好。它使我不但更加努力地学习，还从思想上产生了要求进步的愿望。
在学校团组织的教育下，第二学期我就入了团，全班学生还选我为戊班的班长。从此以后，我成了帮助班主任老师管理四、五十名学生的学生“官”。
那时，学校经常组织全校学生看电影。一次我看了苏联电影《青年进卫军》，它对我的教育极大，使我老想当兵保卫祖国。这年我报名参军，因年龄小几个月，没去成。第二年，部队从丹凤招收飞机驾驶员，我报名后没验上。
在毕业的那年，我在报上看了刊登的反映地质队工作人员生活的故事《肯特山》以后，我就想报考地质学校将来为祖国探寻宝藏。因那年初中毕业生只能考高中和报考师范学校而未能实现。
有一件事使我终生难忘：那是在一天的早上下课时，学校通知各班，下午我国生产的“解放牌汽车”要来我们操场给大家表演。这天我回到我的“小伙房”快快地吃了前一天的剩饭就第一个跑到操场。后来全校的师生都来了，大家围了一操场。等到下午一点多，一辆绿色的新车开进操场。我站在前边，连车头上“解放”二字都看的清清楚楚的。汽车在操场上跑了几圈开走了。这是我国第一汽车制造厂生产的汽车，第一次到丹凤来。
中国能造汽车，听说在东北造的。这说明我们国家真伟大，我将来能不能造什么，能不能到祖国最远的什么地方去。因为，当时我只知道生我的地方叫核桃园，只知道上学念书的地方叫两岭子，叫丹凤，其他地方都没有去过，也不知道。
丹中三年的学校生活，使我成长的重要时期。在这里我懂得了自己的成长不仅仅是靠父母的关怀和供养，还有国家、人民政府、共产党、毛主席的关心和培养，还有老师的关心和教育，同学们之间的关心和帮助。念书不光是为了自己的家和自己的将来，还主要是为了国家和人民。
学生时代，是理想多样化的时代，特别是初中阶段，接受什么思想的教育就有什么样的理想，特别是老师的话是没有错的，可以说，他在课堂上讲的都是真理。学生对老师的话是不打折扣的。我们戊班的班主任先是崔秀敏老师，后是巩作发老师，他们对学生既严又宽，像慈父一样关怀培养着我们。初中毕业时老师动员叫我们报考师范学校，将来当一名和老师一样的老师，燃烧自己，照亮学子。
公元二○○二年，是丹中建校六十周年。我有幸在这一年的金秋收获的季节去丹凤探亲，还特意去到我的母校看看。不是妹妹的指点我还找不到丹中了呢？现在的丹中可以说是一所现代化的高级中学。原有的房子没有了，在校内大操场的后边，是一幢一幢高大整洁明亮的教学楼，再往后是教师的住宅楼和学生的公寓楼。在教学楼和公寓楼之间修有一被鲜花和常青松环抱的水池，池中修有形状各异的假山，池上修有小亭子。水池北边，坐北面南修有一高大的汉白玉碑，碑上刻有当代故土作家贾平凹题的“学子园”三个大字。我找遍了整个学校，原有的东西，只有那几棵屹立在原地的千年古柏。
“成功从这里起步”七个大字，高书在学校的大门上。是的，一个人“成功”的起步点，可以说就是中学阶段。我的人生起步点，就是我的母校丹凤中学。现在，不知有多少丹中的学子成名成“家”。正如当代作家贾平凹为母校六十周年校庆题词所书的那样“龙腾四海，凤翔天宇。”丹中的学子遍天下。
中专生也要炼钢铁
丹中毕业时学校动员我们报考商县师范学校。老师讲“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加上自己就是老师教育的，知识就是老师传授的，能当上教育人的一名老师是无尚光荣的。听老师讲师范学校的学生吃住由国家管，每月还发助学金。我想自己的家穷，父母负担太重，能考上师范对自己来说是最好不过的了，于是我报考了商县师范学校。
我以很高的成绩录入商县师范。由于我们这一级学生是1957年9月入学，所以叫“五七”级。我被编在二班，并被选为学生班长，后来成为这个班团组织的团支书。
商县师范，实际上不是商县办的一所县级师范学校，而是商洛地区办的唯一的一所中等专业学校，是专门为商洛山区培养小学教师的一所学校。
学校坐落在商县城西的四皓墓，校内有四座像小山一样的大墓，听说墓内葬着商山四皓老人。但四皓老人到底埋在什么地方谁也不知道，光商洛山中就有几处四皓墓地。
学校占地面积很大，基本上是一个正方型大院，院子中间，顺着东西盖了一座19间的两层楼房，一层中间的一间是前后院子的通道。通道东西各有三个教室，每个教室是三间房，每个教室后边有一个板楼梯，从板楼梯上去就是这个班的学生宿舍。每个班的学生上课在一楼，住宿在二楼。前院是操场，后院是教学区，老师都住在后院。前院东北角上有两个大墓，后院东南角上有两个大墓。学校其所以选在这里，可能与四皓老人有关。没去过的人，你说商师在什么地方，他不知道；你问四皓墓在什么地方，他一口就能说出来，并指给你方向。
五七级学生入学后的第二年，即1958年就遇上了大跃进运动。就是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跃进，提出中国十五年钢产量和其他主要工业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的口号。五八年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就是大跃进运动的重要标志。商师的师生也停课参加了那场“以钢为纲，全面跃进”，“一马当先，万马奔腾”的大炼钢铁的全民大跃进运动。
学校的炼铁炉就修在前院的两个墓的中间，炉体是用耐火砖砌的，像农村烧石灰的窑一样。
开始时，我们班同全校师生一起到大赵峪担铁矿，到金陵寺担焦炭，到龙王庙担木炭。每天不等天明就开饭，吃过饭每人带上一份干粮，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回来时天已很黑了，可以说早上顶着星星出门，晚上披着月光进校。记得在上山的时候，班上城里的女生，个个爬的满头大汗，不要说担矿，就是让她们走也走不动。我们班的男生就帮助她们担矿、拉路。每次晚上回来，大部分人都睡下不能动。第一次担矿回来，全班有一半人脚上打了泡。
到炼铁炉子盘好后，学校在各年级挑选炼铁的班级。由于我们班的男生大部分是山里娃，身体结实，能吃苦，所以就被选中。
炼铁的班，实际上干的是专门拉风箱的活。因为，炼铁主要是鼓风，当时没有什么电动鼓风机，就是靠人拉着风箱鼓风。
风箱是用木头做的，整个风箱就像农民家里装粮食的三格子大柜，长约三米，高约一米，宽约八十公分。风箱杆子是四米长的双杆子。在人拉的二分之一杆上装有两根横杆子，长约二米，上主杆一根，下主杆一根，这横杆子是人拉风箱时的拉柄，每次需要四个人才能拉动。
我将全班三十六名强壮男生分成三组，每组十二人，其余的人专门为这三十六人服务。
十二人一组拉八个小时，分为三班倒，一次四小时，就是说一班干四个小时，每天干两次。因为炉子一开就不能停了，一直拉到把铁水炼出来为止。每次上风箱的是四人，上杆两人，下杆两人，一口气拉半个小时。十二个人三班连换。半小时下来，个个汗流满面，连气都出不来。女生除了倒水递毛巾擦汗以外，就是站在一旁叫号子。整个劳动场面是很热闹的，虽说劳累，但大家的心情很好，士气很高，团结友爱的气氛很浓。
不知炼了多少天，终于炼出了第一炉铁水，全校师生高兴的不得了，地区的领导都来参观。
后来不知是什么原因，学校的小铁炉停止了。
在大跃进的年代，人们的脑子是热的，什么事都能想，什么事都敢干。当时流行的时髦语是：“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只要能想到，一定能做到。”“十五年赶上英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等。当时最为典型的共产主义的生活方式就是“吃食堂”。“食堂制”是人民公社的心脏，即每个生产队由集体办食堂，各家各户不准做的吃饭，统一由集体来办伙食，像机关学校一样。这年暑假我回家后，就是在队上的食堂吃的饭。每到吃饭时，大家都提上饭桶端上盆子到队上的食堂去排队。食堂的管伙的，按各家人的多少，一人一份，不要钱。我家当时是八口人，一次分八勺子饭，八个馍和一些菜。在当时，我觉得比我家里吃得好。谁病了，由灶上给做的吃病号饭。由于生产不发展，生产队吃的有限，加上管理上的难度。第二年我回去时，就又各家各户自己做的吃饭了。
后来，我学了政治经济学，这才知道，中国的“食堂制”为什么吃不下去的深层道理。社会的发展是不依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向共产主义发展是不能跑步的。
还有一种口号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就是说，人叫地生产多少，地就能生产多少。
一天上午，学校把我们这些班干部叫到学校大门外的一片空地上开会。校长指着空地对我们说：学校院墙外这一块空地是一亩一分，按报上登的，一亩地一料能打一万斤，一年下来这块地就是二万二千斤，还怕我们学校没啥吃。接着他把这块地给我们班分了一分，要求深翻三米，每米上一层二尺厚的大粪，每亩下种二百斤。经过几天几夜的奋战，我们班把麦子种上了。第二年麦子出的比牛毛还稠，比牛毛还细。收麦时，不但颗粒无收，就是麦草收的没有种的麦种多。
我们班将麦子种下后，学校又分我们班搞沼气。当时流行一种“做饭不用煤”的口号，号召单位办沼气。学校请来技术人员，我们班主要是下苦力。先是在伙房的后边烧火的地方挖一个大坑，然后用砖砌成像农村打的井一样，在井下放上发沼气的料，如大粪、桔杆等等。井口是用水泥盖板封上，从井盖上安上管子，通到伙房的锅底下。过了一段时间，料发酵了，一天地区的领导都来察看，当时将闸一开，沼气真的在锅下燃烧了，但后来就不行了，大锅做饭沼气不足，连一顿饭都没做成。
这一年多，商师同全国一样干了许多“大事”，但都没有干成。我们班的五十多名学生都参加了“全民大炼钢铁运动”，而书却一本都没念成。
暑期商南去做工
我和弟弟相继考入商师，几个妹妹也上了学，一家八口人的生活负担就实实地落在了父母亲身上。吃的问题不大，山里人有吃野菜的本领，吃的再差都能行，但花钱就难以解决。我和弟弟吃的有学校管，一月还发给一定数量的助学金，但还是很困难。
195９年的暑假前，我们班同我相好的李庆善同学告诉我：他认识一个在商南包工的人，想要几个小工，问我去不去。
“我去哩！”这下正合我意，我满口答应。
我想：我本是个能干苦工的男子汉，暑假四十多天，去挣上些钱，一来可以为我和弟弟挣些书钱；二来还可以为家里挣些买盐的钱。因为家穷，父母在家常常没有盐吃，致使全家人身体浮肿。
“那我们一起去。”他看我去说他也去，因为我们是好朋友。在日常生活中他处处都照顾我，是我的大哥。
暑假放学后，我将也嚷着要去的弟弟劝回家，并叮咛：“你回去帮父母干干活，我一个人去。”
学校放假的第二天下午，我们一行三人出发了。
记得放假前几天就下起了大雨，丹江河水已经涨上了岸。我们顺着长坪公路和丹江河岸而下。天黑时才走到丹凤的商镇粮站，也就是商镇四皓墓。晚上三个人膀子挨着膀子靠在粮站的大门上，一边避雨一边睡觉。因为，大门上边是房檐，雨淋不到我们身上。
四皓墓就是四皓老人的墓地。四皓为秦始皇时的四位博士：一名崔广，号“夏黄公”；一名周术，号称“灞上先生”、“甪里先生”（甪——陆）；一名康秉，号“东园公”；一名吴实，号“绮里季”。四人皆80有余，须眉皓白，故称“四皓”。他们是为免遭秦始皇焚书坑儒而隐居商山的。商镇粮站修建时，曾挖出了一个墓穴，传说那是一位四皓老人的坟墓，当时我在丹中上学，路过时还下到墓穴中看过，后来证实那不是四皓老人的坟墓。
天刚麻麻亮，我们就互相掺着站起来上路了，所好的是雨已经停了，但暴涨的丹江河水还亦然在暴涨。我们手拉着手淌过了齐腰深的老君河、西河、东河、资峪河……，天快黑时来到武关河。
由于一连下了几天大雨，武关河水暴涨。我们来到河岸边，个个都被这涛涛洪水吓坏了，我从来还没有见过这么大的河水。
“你们过河吗？我们拉你们过去。”河边的几个专来拉人渡河的水手们对我们说。
“ 过吗，这么大的水能不能过去？不过吗，天已经快黑了，这里又没有人家，晚上到哪里去住，总不能坐在这人生地不熟的河岸边过夜！”我们三人都这样想着。
“过”。我揣摸着他俩的心思说。
我们同水手讲好了价钱。我们三个人由他们四个人拉着过河。就是七个人拉成一串，我们三个两边都有水手扶着。
“下游水急浪大，我们向上走一点下水，到对岸的村边必须上岸。下水后我们七个人拉起来排成一个斜行向过涉。”水手们说。
下水后我的脚还能给到底，越涉越深，到河中间时我的脚就给不到底了，是被水手架着游的。几次我的头被水浪埋没，喝了几口水，当我用手抓水手时，他不让我抓。他大声说：“只能我抓你，你不能抓我。”
快到对岸时，水急浪大，我们七人被截成两排。
“快上岸。”水手们大声喊着，把我们拉上岸。
“太危险了，再向下游一米，我们就都没命了。”水手中的一个头头指着翻滚的大浪对我们说。
我被这淘天大浪吓坏了。是的，再游一米，水手们可能会游出来，但我们三人是必死无疑的。这时我才明白，水手们为什么不让我抓住他而必须是他抓住我。
这天晚上我们就住在武关街的一家店中，好心的店主为我们做了一顿热呼呼的鸡蛋拌面子，还为我们架起大火烤衣服。
第三天的下午我们才走到李自成屯兵试马的试马寨街，也就是我们干活的地方。工头为我们安排了住处，是在一家农民的草楼上。他给我们三人一条被子，叫把麦草铺在下边，就这样住下。
上工是在试马寨街西头，修的是试马寨粮站的粮库，我们干的活是挖房根子。
“人倒霉来事事烦。”自从我们到工地以后，三天两头地下雨，我们辛辛苦苦挖的房根子，一塌再塌，越塌挖的越多，不要说挣钱，连饭都吃不上了。没办法我们冒着大雨给拉车子的人挂套，拉一趟几十里路的试马寨街西边的一条沟才挣人几毛钱。
当时，试马寨街正搞吃食堂运动，我们住的房主是生产队的队长，为了带头叫大家吃食堂，首先将自己家的锅台砸掉。但他母亲不同意，整天在家哭闹，我们实在住不成了，加上那年夏季，雨特别多，我们也干不成活，再加上暑假快完了，我们决定不干了。同工头一算账不要说挣钱，还得给人家吃饭的钱，工头见我们是学生，给了些路费，就这样打发了。
我们三人又是步行着往回走，到棣花时，我回了家，他们两人到商县。
“你一个娃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干活，能干了吗！看人都瘦成啥样了。”我回家后，母亲见了哭着心疼的说。
一个多月的暑假，我们三个人都是空手而去，空手而回，每个人脱了一身皮。
整整一个暑假，不但打工钱没挣下，还耽误了为父母帮忙干活的机会，加上连累带饿，我的身体也瘦了许多。
我在家住了几天就同弟弟回到学校。
保送生未能上大学
1960年6月是我们这一级毕业的时候。一天班主任袁老师把我叫到他的房子，他让我坐下，给我说：“你们快要毕业了，你是毕业后就参加工作呢，还是想上学？你现在就应该考虑考虑，想好了告诉我。”临走时他还把我送出他的房子，看来老师对我寄以很大的希望才这么郑重其事地把我叫到他房子说的。
我刚走出班主任老师的房子，有一个同学从学校门房跑来，他一见我就说：“快去接电话。”我吓的出了一身冷汉，因为学生上学期间，家里没有十分重要的事是不会给正在学习的孩子打电话的，何况我家到打电话的地方还有十五里路呢。前头有几次，班上的同学接到家里的电话，不是老人有病就是去世了，我感到一定是父母有事了。
我带着一颗突突直跳的心，拖着两条直打哆嗦的腿跑到门房，接起电话，才知道是父亲给牛割草从山上滚下来摔伤了，已经好几天了。打电话的胞兄在电话里还安慰我说：“不要紧，已经能起床了。”
接完电话，我叫来弟弟一同去老师那请了假马上回家。
从商县走时已经是下午两点多了。当我们走到棣花街已是晚上九点多钟。我们叫醒已经睡了的高娃叔，他给我们说：“你大的伤很重，今天又抓了几副药回去了。现在已经人都睡了，等明天一早回去。”时下是药铺的掌柜的，后来当了棣花乡的书记。
“不行，我们现在就回去。”我们兄弟俩不约而同的说。
高娃叔见我们一定要走，就给点了一个灯笼，还找来两根木棍让我俩拿上路上防野虫。
我们兄弟俩摸着膝黑的夜晚上路了。当我们走到栋青岩时，都毛骨悚然，吓得靠在石岩上不敢走了。因为听老人们说这栋青岩上有鬼，以前有好多人上集回来，因天黑走到这里被鬼抓到岩上吃了。
“哥，我不敢走了。”弟弟一把拉住我小声的说。
“不要紧，有我在，不怕。”虽然我给弟弟壮胆，但自己的胆也被吓破了。我们靠在石岩上不敢走了。我听父亲讲过：晚上走黑路时，当你害怕时，就停下来静静神再走，不然越走越害怕。
停了一会儿，我们又只得往前走。我走在前边，弟弟走在后边，他害怕；我走在后边，弟弟走在前边，他也害怕。于是我们就手拉手的一并连往前走。
当我们走到老虎藏沟口时，听见沟里狼叫声，当即把我们兄弟俩给吓坏了。在急忙之中，手上提的灯笼也弄灭了，这又加重了我们害怕的心理。我把弟弟搂在怀里，一屁股坐在地上不能动了。
这时，我想起父亲说过的话：人在晚上走路时，如果遇到害怕的事时一定得想办法振振精神，壮壮胆，然后再继续走就不怕了。于是，我同弟弟就搬起石头在河里乱碰，我们用石头碰石头的声音，在夜深人静的山中作响，显得特别大。真灵验，山沟里的狼不叫了。等了有半个时辰，我让弟弟走在前头，我走在后头，每人手里攥着一个石头摸黑又上路了。
当我们回到家里叫开门时鸡已经叫了头遍。
看到父亲那病态的身子和摔伤的伤口，我们都放声哭了。
看到小脚的母亲一边照看父亲，一边忙活家务，还要给牛割草，我们实在不忍心再读书了。
我们在家为牛割了几天草，为父亲挖了不少的药。山里人得了病，因为家穷，一是抗，能抗过去就抗过去；二是上山挖药自己治，父亲的伤就是靠山里的野药给治好了的。看到父亲的伤势已经好得差不多了，我们就回了学校。
毕业分配下来了，我不是分到乡村小学去教书，而是与几个同级的同学一起保送到商洛师院去上学。因为班主任征求我的意见时，我还来不及回答就回了一趟家，等我回校后，分配已经下来了。
一连几天我都吃不好睡不着，几次去找班主任老师，走到门口又回来了，我到底上不上学呢？
我只所以能念完丹中和商师，是因为：第一是父母亲省吃俭用供我们上学，1960年四十出头的父亲和母亲，看上去就像年过花甲的老人；第二是多亏了亲友的接济，这其中最使我忘不了的是我上天帝庙小学时的一位老师叫李生芳，小名叫高娃，我老称他“高娃叔”。我们家邻居的一位长辈，叫李春芳，小名叫家珍，我称他“家珍爷”。我的叔父常林，我称他“常林叔”，他们每每看我同弟弟要上学，就主动拿来钱给我们；第三，是靠国家发的助学金；第四，靠我们自己每年暑期上山挖的中药材卖的钱和我担的卖的柴钱。
“我不能再上学了。”一天我去班主任老师的房子，哭着说了我的情况。
“你的情况很好，学校都知道，只是家里很穷。商洛师院这一届招的学生都是选的高才生，你再念几年将来一定有前途。”老师真诚的对我说。
“老师和学校的好心我知道，但我家太穷，我的父亲又多病，我要尽快毕业，参加工作，减轻父母的负担，请学校给我分配工作，到哪里去都行。”我坚持地说。
老师用十分惋惜的目光送我出了他的房子。
过了几天，老师通知我：“你不能到商洛师院去上学，就分配你到商洛师院去工作。”班主任老师再次惋惜地对我说。
我含着热泪离开了我可敬爱的老师的房子。
第三天，我辞谢了我的母校——商县师范学校，道谢了我可敬爱的老师，到商洛师院去报到。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失去了继续深造的好机会。
从此，我告别了一个人一生中最为珍贵的学校生活，踏上了人生中最为艰难的生存之路。
职业生涯
物竟天择，适者生存，这是生物进化的基本规律。作为具有独特天赋的高级动物的人来说也是如此。人从母体来到这外部世界以后，必须自觉的去适应自然界的“六淫”、自身的“七情”、社会中的“五变”才能生存。
走向社会的第一步
1960年7月1日这一天，我到商洛师院去报到。和我一同分到师院的还有本届商师毕业的六位同学。我被分在院长办公室，其余的都分在总务处。说起来还就我分的工作最好。
这一天，我梦寐以求的愿望来到了，我作为一个山里人的穷孩子，能上完中等师范学校，分配到城里的师院去工作，真是幸运。我心里别提有多高兴，连自己也说不出来，就是现在我也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当时的激动心情。
商洛师院是陕西师大设在商洛山区中的一所专科学校，也是商洛山中一所最高的学府，是一所新建的学院。学院坐落在商县城西黄沙岭的草庙沟口，它与我的母校只有一路之隔。
商县师范学校的毕业生，本来是要去小学教书的，而且是到低年级教书。毕业前还专门安排一段时间到本校的附小去实习，我也去实习了，但只搞一些管理本班学生实习的杂事，并没有试讲过一堂课。其原因可能是：老师认为我肯定能胜任教书的工作，因为三年的班级管理工作和团支部的工作锻炼比几个月的实习更能摔打人吧。凑巧的是我分在院长办公室，搞行政工作，而不是去直接教书，这实际上，是师院领导对我的器重和信任。
我到师院后的第一项工作，是到洛南为本院新一届招生。这是我第一次踏上洛南的土地的。从7月3日到7月24日，我同师院的一位李老师一起在洛南下基层、进机关、到学校，整整干了二十天。我们总共为师院招了十五名学员，他们大部分都是在职的教师。回到学校以汇报，还就洛南一路招的好，得到了学院领导的表扬。
自1958年开始，在整个中国的大地上掀起了一场大跃进运动。在工业方面，大搞全民大炼钢铁；在农业方面，整个农村掀起了一个以兴修水利、养猪积肥、改良土壤为中心的运动。这样以来，使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粮食供应紧张，中国社会进入了三年严重困难时期。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要求机关学校事业单位办农场，以补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的供应问题。商洛师院同全国一样也要办农场。
1960年深秋的一天，我随同师院全体师生到洛南农场开荒地。这是我第二次来到洛南。
这天，全校一百多名师生，一大早就背上被褥和生活用品，顺着丹江的北支流板桥河而上。浩浩荡荡的一字排开，到下午五时才走到商县与洛南交界的葡萄岭。葡萄岭是长江和黄河的分水岭，也是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分水岭。天黑时，我们才到达目的地李源村。
本来，我们准备在李源分场开荒，但农场领导决定让我们到总场所在地的董洼村开荒地。于是第二天我们又顺梁原向东走，中午时才到达总场，也就是梁原联合林牧场。
梁原联合林牧场，是由洛南县、陕西师大、商洛师院三家合办的。总场设在永丰镇董洼村北边的山梁上。它是以梁原为基地，集农、林、牧为一体的综合性农场。
我们教职工睡在场部办公室，有四间房子，中间两间是办公室，从办公室向两边的房子是属于办公室的套间。男的睡在中间的两间，女的睡在套间里。没床板，就在地上铺上麦草，把带来的被褥铺上就是睡床了，也叫地铺。我们十二个男的一字排开，头朝南脚朝北，身子靠身子睡在一起。女的睡在套间里，一个房子五个人。由于，套间里的女同志出入要从我们男的身边经过，所以，我们睡觉都不脱内衣。后来回校大家都说自己的内衣上长了虱子，实际上早在农场时都已长了虱子，只是大家不说就是了。农场所在地是一个旱原，水很缺，百十多人住在这里，光吃水都是个问题，就凭从洛惠渠放存的一小涝池水是不够那么多人用的，所以每天早上大家起床后，洗脸都成了问题。当时，开荒指挥部规定，男的每五人用一盆水，女的每三人用一盆水，洗过的水不许倒掉，统一倒在一个大锅内等沉淀以后，上工回来洗手用。当时，吃过饭后的碗筷自己来洗，由于人多水少，有不少人的碗不洗，吃过后往窗台上一扣。当时，从陕西师大来师院的一位教务处长，他是用一个白瓷缸子吃饭，每顿吃后向窗台上一扣，几十天都没洗过一次，后被人们传为“佳话”。
我们只在这里休息了一天，指挥部和大家都作了些开工的准备工作，如：指挥部要对人员编组呀，开荒地点和任务的分配呀。个人也有一些准备，如上工穿的鞋呀，工具的收拾呀等等。
开工的那天很热闹，一百多人分了十个生产小组，每组是男女搭配的，分组的人知道一个普遍的道理，就是男女搭配，干活不累，有男有女生活有趣。我们教职工分为两个组，也是各组有男有女。每组排一个纵队，组长打着一面红旗站在前边。开工前全体人员都到工地上开会，师院的院长做了动员报告，总务处长向大家作了安排，各组还选一人在大会上作了表决心发言。然后，各组就向自己的目的地进发。
被开的荒地，就在总场周围的山梁上，各组的地方就分布在山梁的周围，整个工地就像是一个若大的馒头的表面。十个组，一百多人就像是分布在这个大馒头上啃吃一个大馒头。梁原的地形很特殊，从县城到葡萄岭足有四十里地，人称“四十里梁原”。四十里梁原是由七十二个大大小小的馒头山组成的。馒头与馒头之间形成一个洼地，每个洼地住有一洼人家，由这一洼人家组成一个自然村，所以，四十里梁原，七十二洼是对这里地形的一个极为形象的表述。一个洼，基本上住一个姓的人家，或是主要由一个姓的人家组成，所以，洼地的名称就以这个主要人家的姓来命名，如：马洼、董洼、杨洼、罗洼等等。在商洛山区，有“商县人一抱（音部）洛南两个娃”的笑话。即是：商县有三十六里铺，洛南有七十二洼，这里的铺和洼，指的是地名，但经说笑话的人以演义，就把“铺”说成抱（音部），把“洼”说成“娃”，这里的“娃”特指女子娃。这就成了“商县人一抱洛南两个女子娃”了。这是商县人和洛南人说笑时商县人骂洛南人的话。
工地上，人声喧哗，工具与地皮的碰撞声响成一片，汇成一种劳动创造世界，创造财富的合唱声。这种声音，通过对面山岩的折射，把个刘坝沟喧闹的水泄不通。
开始时，许多从来没有劳动过的城里人，怀着一种好奇心，干的很猛，第一天下来，有不少人的手上打了泡，有的人晚上睡下乱声唤。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人们的说笑声一天天减少、声音也变低了，有不少的人晚上睡下翻不过身。特别是那两间套房子中的女同志，一到晚上早早就睡下了，以往谈笑的喧哗声也没有了。从第五、第六、第七天开始，人们劳动时的说笑声，劳动工具碰撞声，又一天天的由低到高，由少到多，由小到大，这种工地上喧闹声的变化，说明人们劳动锻炼的由不适应到适应的一种变化过程。我是山里人，虽说上了学，但从来没有放下过劳动，所以，也就没有别人那种变化过程，而是自始至终都干的很起劲。
后来，不知是谁发明了一种两人合伙开荒的劳动形式，即两叁个人一起同时开荒，这样一挖就是一大片，工效也大大提高了。指挥部在整个工地推行这种“合作开荒法”。我劳动时拿的是一个扎锨，在合伙劳动中，女同志都愿和我一块干，因为我的力气大，可以带动她们把大片、大片的地坡翻个过。
为了提前完成任务，指挥部决定在各组之间开展劳动竞赛。我所在的组，每天开的荒地都名列前茅。劳动竞赛使开荒的进度大大加快，原定一个月的任务二十五天就完成了。在劳动总结大会上，我所在的组被评为第一名，我被评为“劳动模范”，还发了奖状。
半年多的工作和劳动，使我初步尝到了社会这个大家庭生活的乐趣，它使我在走向社会的第一步就得到了锻炼。但这只是个开头，以后的路更长，工作更艰苦。
一年变了四样事
洛南梁原开荒地回来不久，学院为政治教研室成立了一个资料室。1961年春节过后的一天，院长办公室主任王晓时叫我谈话。他征求我的意见：“想调你到政治教研室当资料员，你考虑一下，愿去不愿去。”由于在院长办公室我也没有一个具体的工作任务，就是管管学院的公章和院长的私章，加上我爱书，到资料室，有的是书看，正合我意，也就当下满口答应了。王主任很高兴，这事就定了下来。
政治资料室设在学院大操场北边台台上一排平房的中间，两边都住的是政治教研室的教师们。因为，政治资料室就是专门为政治教研室设下的，它是专为政治教研室的教学服务的。
由于当时商洛师院才成立不久，房子紧张，就只给政治资料室一间房子，说等房子宽余了再给调整两间。现在，这一间房子就一半住人，一半放书。我在领导谈话后的第三天，就开始了资料室的准备工作，光收拾房子就搞了三天。随后在教师们的帮助下，搬桌子，抬书柜，还新做了两个书架子。当时，学院把图书室的报刊和与政治资料室有关的资料，给了政治资料室，还订了不少政治性刊物。
管理资料的工作，对我来说，是一项新的工作，也是我参加工作后第一次接受的一项具体工作。我借来有关资料整理的工具书看。我边学习，边对搬来的资料进行分类、编辑、制卡、排序。从开始收拾房子到排列就序，整整忙了两个月就向教师们开放了。
在我将政治资料室的工作搞得走上正轨以后，学院领导又找我谈话。当时的张院长给我说：你把政治资料室的工作搞了一段，现在学院新成立了一个收发室，想叫你到收发室工作。当下我想：资料室可能就是让我给搭架子的，现在好了，也用不了一个专人来管，调就调吧，我心里不愿意，但领导要调就调吧。
我将资料室工作交给一位教师兼管，又回到院长办公室，因为收发室归院长办公室所管。王主任给我谈了收发室的工作任务和要求，我接受了任务，就开始了收发室的准备工作。
收发室设在学院操场东边的三间平房的中间，和资料室是斜对门。收发室的工作任务是一收一发，即收回并登记从外部发来的报纸刊物和邮件；发送给院内领导、部门和个人。这一工作看起来简单，实际上需要认真、细心才能做好，一点都马虎不得。丢了同志们的亲朋好友递来的信件、物品、钱粮（指粮票）不行，分递错了领导和同志的报纸刊物也不行。总之，一句话，必须认真负责一丝不苟，错了不行。这项工作还有个时间要求：当天的邮件、报刊，必须当天送到同志们的手上，这叫“报刊邮件分送不过夜”。收发室的工作，每天从下午四点到晚上八点左右是最忙的一段。有一次，由于送报的人来得迟，当天我只把它分好，没有送到人，第二天一早就有不少的人找上门来，斥问为什么昨天不送报。收发室的工作，从收到发每天忙个不停，每天几乎都要到院领导、各处室及同志们的房子跑一遍，从学院的所有房子转一圈。一年下来，我闭上眼睛都能把报刊送到任何一位教职工的手上。
收发工作，使我每天都能最早看到当天的最新消息，每天都能接触到不少同志，还能接触到一些学生。它不但使我又多学会了一项新的社会工作，同时又使我更多的接触到社会中的不少人，更为重要的是使我又多经受了一项新的工作的锻炼和考验。
1961年底，梁原联合林牧场解体，陕西师大撤出，洛南县与商洛师院分开，各办了一个农场，师院的农场就叫商洛师院洛南农场。这时，师院就要为农场配干部。不知为了什么原因，学院领导又一次找我谈话，要把我调农场当会计。会计工作这行对我来说一点不懂，他们又不是不知道？但领导为什么又要我去当会计呢？我想，可能是自己从参加工作到现在，每次领导调动时都好说话。用组织和个人的关系来说，叫服从组织分配，听领导的话吧。但我还是愉快的答应了。
在很短的一年多的时间里，我被组织上变了四样工作，从院长办公室干部调政治资料室当资料员，又从资料室调收发室当收发员，又从收发室调洛南农场当会计。不但在商洛师院的院内转了一圈，现在又从院内的商县转到洛南的师院农场。
一年多变了四样事，这既是坏事，也是好事。说它是坏事，是说它使我每每都不能适应工作，为了适应工作，每次都要付出很大的精力和时间去学习新的知识，适应新的工作。说它是好事，是说它使我学会了在学校时没有学过的东西，使我有机会接触更多的社会工作，有机会适应多种环境的要求。同时，也使我得到了更多的锻炼和考验，提高了我对多种工作和多种环境下的应变能力和适应能力。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是生物进化的基本规律，作为具有自我意识、良心、想象力和独立意识的高级动物的人来说也是如此。人从母体中来到这外部世界以后，能否生存，生存的好坏如何，时间长短，完全取决于他对外部世界的适应能力。包括对自然界的“六淫”，即风、寒、暑、湿、燥、火四季气候的变化；对自身的“七情”即喜、怒、忧、思、悲、恐、惊七种情绪的变化；对复杂社会中的“五变”即社会体制的变化，工作对象的变化，环境（条件）的变化，人际关系的变化，家庭生活的变化的适应能力。在学校时有老师的指导和点化，进入社会后就要靠自己去适应、去处理一生中不曾遇到过的事情。记得在学校快毕业时，班主任老师多次在班上对学生讲：关于如何去适应社会？怎样在社会中去生存去奋斗？老师还告诉我们要学柳树、松树、竹子和寒梅那样去生存。当时，我们还不理解其中的真正含义。一年多的社会实践，使我领会了老师所讲的话的深刻含义，使我体会到社会同学校简直就是两个天地。但对我来说，这才是步入社会的开始，更长的路如何走还在后头。
抗日将领吉鸿昌曾说过：“路是脚踏出来的，历史是人写出来的。人的每一步行动都在书写自己的历史。”就是说，每个人都是用自己的双脚在书写自己的历史。我的前边没有路，但我会用自己的双脚走出自己的人生之路，写出自己的人生史。
农场工作的苦与乐
在商洛师院领导谈话调我到师院农场当会计后的第五天，即1962年2月22日，我带上行李，同学院派往农场当场长的一位姓姜的同志去“商洛师院洛南农场”，开始了管理农场的工作。这是我第三次来到洛南。从此以后，我就一直工作在人杰地灵的洛南土地上，直到退休。就是人退休了，但还生活在洛南这个我的第二故乡。
商洛师院农场，实际上就是原三家联办的“梁原联合林牧场”，因为陕西师大撤走了，后来洛南县也撤走了，只丢下商洛师院一家了。它的场址仍就在原来三家联办的地方，就是位于梁原中部的董洼村。梁原位于洛南县城以西，葡萄岭以东，洛河以南，南山以北的若大一块山中平原之中。西汉刘秀经过前，这里还是一块原始森林，自从王莽烧毁原始森林后，这里就成了一片肥沃的土地，后来由于人类的不断迁入，并在这里繁衍生息，就成了商洛山中的一块最适宜人类生存的好地方。在商洛山区，梁原殊称为：“七十二洼一条川，永丰河水穿中间，土壤肥沃平展展，四十里梁原米粮川。”解放后，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经过勤劳的梁原人民的辛勤劳动，现在的梁原已经大大变样了。真乃是“电视电话如蛛线，村村公路纵横贯，洛惠渠水灌良田，七十二洼面貌变。”
商洛师院农场，实际上只有我和场长加上一个临时雇用的炊事员三个人。平时就我们三个人，到农忙时学院派教职工和学生来一块种地或收获。
在当时农场工作，实际上是看摊子、养猪、放牛。当时农场有五头猪，四头牛。猪是由炊事员来养，牛是由我和场长来放，当然主要由我来放。我小时在家就是给牛割草，1958年暑假还为生产队放了一假期羊。在农场放牛时，我经常带上一些书和连环画，一边看牛，一边看书。这一段时间我看了不少小说，如《家》、《春》、《秋》，《红楼梦》、《三国演义》、《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苦菜花》、《野火春风斗古城》、《在田野上前进》、《青春之歌》等等。放牛看书这样的生活虽说单调，但还是很有意义的，特别是结识了很多放牛娃。
1962年底，商洛师院撤销，农场交给商洛专署机关，我与场长只是更换了个单位名称，各人干的还是原来的事，他当他的场长，我干我的会计。实际上还是看摊子，养猪放牛。当时正当全国人民处于生活最困难的时期，虽说农场工作不好，但每天的蔓菁或洋芋湖汤还能吃得饱饱的，总算没有饿着。那时人们的生活可困难了，永丰街集上卖的馍一个要一块钱，一个柿子都卖一块钱。有一次，我回丹凤老家回场时走到沙河子饿的走不动了，到食堂卖“增量馍”，用手一捏，只有一个核桃那么大，我一连吃了五个就是五块钱。那时，大部分人都饿得浮肿了。所以，我说农场几年使我吃的饱饱的，度过了国家的三年困难时期。
到了1963年，商洛地区要办一所安置社会流浪人员的农场，它是属于地区民政局所管，当然专署领导就想到机关农场。我与场长又随场更名，各干其事。这时调来一个政治指导员，两名管教人员、一个伙管员和两名医生，还有一名管生产的干部。因为是管社会流浪人员的农场，所以，还配了五名警察，成立了一个班。农场新修了几间办公室，修了一大院子场员宿舍，新修了猪舍和牛圈。这时的场子规模很大，还修了一条通往永丰的沙石公路。
安置农场的会计不同于行政机关的会计，而是按农业企业来核算，这就复杂得多了，对我来说确是一个难题。
1963年上半年的一天，农场接到地区民政局的通知：叫场长和我去省上开会，先到省民政厅报到，然后到大王安置农场开会。
山里人第一次去西安是件很高兴的事。西安真大，街道很宽、房子一排接一排，街道一条连一条，车子一个跟一个。人流、车流混成一种我这个山里人不曾见过的景象。过去我生活在山高、水长的山里，对车多、房多、人多、街道长的城市景象还是第一次见到。我第一次去西安，老害怕把自己丢了，每次出去老跟在姜场长的后头，一遇人多时，就有意无意地拉着场长的手，或扯住他的衣襟。这可能是第一次到大城市的人的一种普遍心理。
1963年秋季，省上通知各农场的会计把帐本上去开会。场长给我说了以后，我既高兴又害怕。高兴的是我又要去省城了，害怕的是我这次是一个人去，怕把我丢了，我一连几个晚上都睡不着。过了几天，我硬着头皮背上大约有十几个账本装的一个大包去了西安。到了西安市，以下车不知东南西北，当时住店是自己找的。我背上账本，顺解放路向南，一边走一边见了旅店就问，一直从解放路问到东大街，又向北问到新华门，也就是报时大钟北边，找到了一个小小的店住下，一问，省民政厅就在这条街上，这下我放心了。从中午12时到晚上6时，我又饿又乏，以倒下就睡着了。后来才知道，那次我走了大半西安市，有几十里路呢。
经过在省民政厅的学习，六天后我回到农场，开始了农业企业核算的学习和工作。当时，在省上学习时，各地农场去的会计都是搞过企业核算工作的，就我一个是新手。我想，我就不信学不会农业企业核算这一行，因为，我认准毛泽东讲的“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学中干，干中学”这个理。
经过一年多地刻苦学习和反复实践，我终于掌握了农业企业会计核算这一在专业学校几年才能学会的专业知识，并且能在实际工作中应用。
“四清”把我清下楼
1964年冬，全国范围内的社教运动开始了。陕西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长安县先行试点，以后就推广到全省。1965年春，洛南作为商洛地区社教试点县，在一些区乡开始进行，农场所在的永丰区就是试点之一。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主要内容，就是经济领域的“四清”，即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这是农村的“四清”运动。后来，在“二十三条”中规定：城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律称为“四清”运动，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实际上，不管是农村的“四清”，还是城市的“四清”，主要是“清经济”和“清组织”。这就是看这个单位的领导有没有经济问题，有了就说明这个单位的领导权不在无产阶级手中，当然，这个单位的领导就是“五类”分子，即地富反坏右分子，这个单位的领导权肯定是不在无产阶级手中，这样就得清理。但实际运动中，并不是主要针对领导，而是人人有份，人人过关。
派到农场的工作队员一共六人，当时的农场干部也不过七、八人。工作队以进场，就把我们一齐作为“四清”对象，一鞭子赶上“楼”，然后又一个一个的往下清，谁经过清理没有问题就把谁“解放”了，让他“下楼”了。在当时，“下楼”、“解放”是指谁经过“四清”，工作组认为没有问题了的代名词。
社教开始后，工作组首先把那些与经济无关或关系不大的同志，或主动交代了问题，又不严重的同志“解放”出来，作为工作组依靠的无产阶级的阶级力量，然后依靠这些同志去“解放”其他有问题的人。
我是农场会计，主要是管理经济的，当然被作为主要对象来进行清理。另外，还有一个伙食管理员，当然场长也是一个主要对象。
我虽是会计，但农场当时就没有多少钱物可管，何况我只管帐不管现金和实物，所以，也没有什么可以清理。但在清理场长时，却将我带了进去。
工作组对姜场长的清理，那是下了一番功夫的。从政治上来说，姜场长是当长工的出身，又是从解放战争战场上下来的一个营长，没有什么问题。但工作组硬说他有经济问题。当时工作组一连几天几夜轮流同他谈话，大会轰，小会攻，使他不能吃饭，不能睡觉，身上被敌人留下的弹片又在发作。在工作组的高压之下，他实在受不了了，就在一天晚上，偷偷的跑到农场后边刘坝沟的窑洞中寻短见，上吊去了。后被工作组的人找到，当工作组的人找到时，他把绳放在面前发呆。这样一来问题就更严重了，工作组把这事汇报给工作队，工作队又汇报给社教团。上边派来了不少工作队员，对他更加猛烈的进攻，但他一言不发。工作组从家里找来他的妻子，在妻子的“开导”下，他交待了自己的经济问题：一是他在前几年处理农场的猪时，一个晚上卖了十几头猪，钱是工作组给估算的；二是在处理农场的瓦时，他卖了几万瓦，钱他贪污了；还有一些问题，总共有几千元。他不但交待了问题，还把他退伍时领的退伍金拿出来一次退赔了。他“下楼”“解放”了，一下子由黑人变成了红人，成了永丰工作队和农场工作组的“宝贝”了。农场工作组也成了工作队乃至社教团的先进。他们把他带出去到各地作报告，谈思想，工作组也到各工作队介绍经验。
场长是“解放”了，却把我给拉进去了。他说有些处理的东西是同我一起干的，给我也分了一些钱，一连几天工作组同我谈话，让我交待问题。
一天，永丰地区工作队在中学操场开大会，会上宣布“解放”了一些人，当然也有农场的场长。在操场的一角，我见到了几个月没有见过面的妻子。她一见我就问：“你的问题咋样了，看你都瘦成啥啦。”她一边问一边擦眼泪。“我没有什么问题，请你放心，把孩子看好，注意自己的身体。给婆和娘说不要操心。”我也含着泪对她说。
看来不交待是不行的，我交待了自己的问题：一是承认几年前自己管农场会计时的短款200元是自己贪污了（这200元在当时一发现短款就报告给领导且就给补上了）；二是场长处理的财产分给了自己一百多元；三是自己结婚时没有布证买布，叫医生给买了几卷药用纱布作被里子，是套购国家的专用物资等等。作为现金，当时一共三百多元，二百元早就给了，下余一百多元给工作组作了个退赔计划。我也“下楼”，被工作组“解放”了。
农场的社教，没有放过一个人。
后来，在平反中，姜场长提出他的问题全是假的，要求平反，调查人员来找我取证言，我实事求是的写了证明。主要是证明农场当时虽卖过猪，但没有那么多，并且都是白天公开处理的，晚上从来没卖过，谁在晚上来买猪。瓦是处理过一些，但把所有房上的瓦都拆下来也没有那么多。况且，凡是卖的猪和瓦我的帐上记得清清的。读者会问：那你当时为什么不把实情讲出来呢？那时场长在高压下是自己交待的，工作组就没有问我，具体的内情我也不知道。当时工作组让每个参加会的人写一份证明材料，证明的东西由工作组来说，证人只按照去写就是了。后来场长平反了，他的钱又给了他。后来听说洛南社教运动中划定的地主、富农、坏分子、贪污分子、投机倒把分子以及清出的经济问题几乎全部平了反。事后有不少人讲：社教团在洛南吃美了，运动中把洛南人也整美了，结果是一场空。
我不知道当时参加农场社教的工作组长以及他的组员后来是怎样想的，他们的“功绩”化为乌有以后，他们的心灵受没有受到自我谴责。他们自己有没有从中总结出一点什么东西来。当然整个运动中出现的过“左”行为由运动来负责，进行平反，作为个人也应该总结总结，吸取一点教训才好。
我没有提出平反，因为，我“贪污”的钱不多，经过几年的省吃俭用，已经“退赔”了，也就算了。我的想法是：一来怕麻烦组织，又要折腾一番，我不想再提那段往事；二来权当自己受到一次教育，打了一次预防针。实际上就是这样，它使我时时刻刻记住它，这对我后来的工作和思想很有好处。
社教后的1966年初，我被抽调参加了洛南二期社教，分在石门区油房工作队油房湾大队工作组搞大队四清，具体任务是清理大队会计的账目。由于自己就是深受其害的人，所以，在清理大队会计的账目中，我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既不放过一个有问题的账项，也不凭白无故冤枉好人。在我清出的问题中，会计是心服口服的。他不久就“下楼”、“解放”了。
通过我被“四清”和我对别人的“四清”，使我受到了一次极其深刻的教育。作为一个正直的人，应该是实实在在的人，一是一，二是二。任何事情在自己做了以后，绝对不能留下工作后遗症，不能做有损国家和人民的事，不能做伤害他人的事，也绝对不要使自己的良心受到谴责，这样才能使自己永远地安然和欣慰。
在“文化大革命”中
在我参加洛南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中期，也就是1966年5月，搞乱中国震撼世界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被当然的卷入了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之中。
我所在的安置农场，有收容管教的社会流浪人员一百多人，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们也酝酿造反，不服管教，陕西省乃至全国都存在这个问题。到底安置人员即场员能不能参加“文化大革命”？请示地区谁也不敢回答，也回答不了；请示省上谁也不敢回答，也回答不了，只有请示党中央，请示中央“文革”领导小组。
1967年8月，我作为商洛安置农场的代表到省上集中，然后，同其他安置农场的代表一起，大约有二十几人到北京上访。我们是8月28日去北京的，从8月29日早，我们就到设立在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中央接待站”前排队，当时的“中央接待站”不知有多少，但它从东到西把个天安门前金水桥东西两侧排得满满的。上访的人很多，每个站前都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前边走后边来，一天二十四小时不断。晚上下班后，排队的人就坐在广场等候第二天上班。我们在天安门广场整整排了三天三夜队，才见到接待站的人，他们将我们带去的上访材料看了后，介绍我们到内务部请示。
经过一番联系，我们于9月5日去了内务部。内务部设在国务院，接待的同志把我们引上，三拐四拐也不知道拐了多少弯，过了几道大门，最后来到内务部办公大厅。办公大厅很大，有一个县的大礼堂那么大，我们二十多人同接待的人才坐了大厅的一个小小的角角。当时的内务部长是曾山当部长，大约十时许曾部长来接见了我们。他很和气地同我们每个人握了手，然后坐下来让我们谈情况。我们只简单地谈了问题，并将带去的材料交给曾部长。曾部长听了我们的反映后，答应与当时的公安部长谢富治联系，然后再一同反映给周恩来总理。并再三说，这个问题很大也很重要，他一个人答复不了，让我们等结果。
我们带的材料是一式多份，为了尽快将此事反映给谢富治，以便快一些解决。因为，我们在北京时，每天都有农场打去电话问情况，并说场员的动向不对头。在如何将材料递给谢富治的问题上，大家想了很多办法，其中我们中的一个同志说，他的一个战友在新华门站岗，我们把材料交给这位同志，等国庆节毛主席上天安门时，谢富治也去，他在新华门把材料亲手交给谢富治，大家认为这个办法好。
我们在北京等了二十多天。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参观了北京的一些名胜古迹，如：天坛公园、北海公园，颐和园、北京动物园、人民文化宫、到过王府井、西单商场等等。看到了北京的“大好”形势。在天安门广场，我们看到了红卫兵抬着王光美的草人批斗的场面；见到了红卫兵在人民大会堂批判陈毅后出来的陈毅；看到凡是能贴的地方贴上的大字报；看到了一队一队南来北往的红卫兵战士，他们都带着“红卫兵”袖章，胸前佩戴着毛主席像章。若大的天安门广场被红卫兵、解放军、上访的群众挤得满满的，真可谓人山人海，红旗如林，人如潮涌，车流如梭。就连搭在广场两侧的临时侧所也是一排一排的。整个广场，被红旗的招展声和红卫兵的口号声所覆盖着。
到9月20日以后，北京清理外地在京人员，我们住的前门街也在清理。为了等到上访的消息，我们坚持到9月28日的极限期回到了陕西。原来我们都想在国庆节看看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可惜的是没有等到这一天我们却回到了各自的农场。
关于安置农场的场员能否参加“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后来党中央给各省发了文件，称“内外有别”。具体精神是场员不能参加“文化大革命”，农场干部只能在场内搞，不能到社会上去。按照中央的精神，我们农场的干部也成立了几个战斗队，我和另外三个同志也成立了一个名为“12·26”战斗队，即以毛泽东的诞辰日命名。但我们都没有走向社会，也都与社会上的两派组织没有联系。就是在场内，我们也没有闹起来，组织与组织之间也没有发生过大的矛盾。后来我们农场的干部都说，多亏了党中央对农场所做出的不搞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不然的话，还不知安置农场的场员会闹成什么样子，我们谁也少不了被场员批斗的。如果走向社会，每个人还不知扮演成什么样的角色呢！
1969年，商洛地区同全国一样在机关干部中搞“斗、批、改”，每个地区的干部都要到“五·七”干校一边劳动一边学习，实际是以“五·七”干校作为斗、批、改的场所。商洛地区成立的“五·七”干校，校址选在“商洛地区安置农场”。原来的场员一律遣送回家，没有家的送地区教养院，个别表现很好的留干校劳动。
大约在这年的八、九月份，地区两大院的干部到“五·七”干校劳动锻炼，搞斗、批、改。由洛南的几个国防厂子抽的工人，组成工宣队，帮助搞斗、批、改。在当时，凡是国家机关单位都派有工宣队，因为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斗、批、改是由工人组成的“工宣队”来领导。
“五·七”干校是按照“1966年5月7日毛主席给林彪的信，提出各行各业以本业为主，兼学工、学农、学军，同时坚持批判资产阶级”的精神创办的。干校实行军事化管理，我们农场的干部编为一个班，属于行署商业局和粮食局编的一个连。一个连住在一起，当时人多房子少，我们就住在场员修的一个三间房子大的宿舍内，每人只有一尺宽的一点地方。大家开玩笑地说：我们是同吃同住同翻身。有人还真的喊向左翻、向右翻，向天看，惹得大家一同哈哈大笑，后来有同志说，他的背锅子还是在“五·七”干校时给整治好的。
那时，大家在一起开会，学习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即：《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不论男女一有空就绣毛主席像和“忠”字。每个人胸前都带一个毛主席像章。不管开会、学习、劳动，每人两件宝是绝对不能少的，这就是《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像章”，谁少了一样，就得向大家“斗私批修”，向毛主席汇报思想，向毛主席请罪。每天晚上睡前和每天早上起床都得一起向毛主席像三鞠躬，然后集体背诵上几条毛主席语录这才能睡觉和上工。每次开饭前，全校人员都站在学校伙房前的场子上，先背诵语录后开饭。
在那个年代，人们的脑子里只准想怎样才能忠于毛主席，看的、念的、读的书只能是毛主席的书。人们只能听一个伟人的话，这就是毛主席的话。因为，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谁要是对毛主席不忠，对毛主席的话不听，谁就是反革命分子、修正主义分子，就要受到批判、斗争。记得地委的一个“走资派”（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担粪时，用一张报纸垫尿桶，不料这张报纸上有毛主席的一条语录，为这事，工宣队发现后，在全校学员的大会上批了他三天三夜，并要求不做出深刻检讨不准吃饭、不准睡觉。
斗、批、改逐步深入。工宣队把斗、批、改中揭出的大大小小的修正主义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的材料进行整理归类，然后是哪个单位的就交给哪个单位进行内查外调。我们农场有四位同志被列为调查落实的对象，我和另外一个同志专搞这四位同志的外调工作。
在外调的两年中，我们北上北京、天津、太原，南下武汉，东到南京、济南和上海，西到兰州和天水，几乎走遍了大半个中国。那时所到之处，只有一种颜色，就是红旗、红墙、红标语；只有一种声音，就是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只有一本书，就是毛主席的宝书。
经过我们实事求是的调查，这四位同志都被“解放了”、“归队了”。
“文化大革命”后期的1976年，是中国人民最不幸的一年。这一年，唐山发生了大地震。这一年，先后有三位共和国的缔造者逝世，先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后是我们军队的大元帅朱总司令。特别是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逝世，使长江黄河为之流泪，使昆仑山、喜玛拉雅山为之叩头，整个中华大地沉浸在一片哭声之中。毛主席逝世的噩耗传到干校，谁听了都放声大哭。那时，不管谁在什么地方，在干什么，都自觉地、本能地站在原地肃立放声大哭。我当时在房子看书，一听说毛主席逝世，就站在自己门前的空地上放声哭了。
地震的摇撼，领袖去世的噩耗，“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动乱，把近十亿的中国人给搞闷了！当时，中国向何处去？谁来领导中国人民继续前进？在每个中国人的心里是茫然无知的。
十年“文化大革命”，把中国的秩序搞乱了，把人们的心搞乱了。但在这大动乱之中，不但考验了我们的民族，而且也确实锻炼了每一个人。看一个人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只有在大风大浪、大动乱中才能看得出来。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好人还是好人，在动乱中心不乱的人还是大有人在。一向认为很好的人，在大动乱中却显出了不好的一面，特别是像大人物的林彪、四人帮一伙，小人物的造反派头头，打砸抢分子却现出了原形，被历史所淘汰。我们的国家在经过两年的徘徊以后，又重新走上了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新时代。
我也经过了十年“文革”的煅炼和考验，那确实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检验人们思想觉悟的一场大革命。但“文革”后，我还是我，不但没有变坏，却在1975年5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78年走上了党校马列主义理论教员的讲台，这就是十年“文革”对我的考验所得出的结论。
农村教育在王洼
1978年前后，党中央为了对广大农民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决定用几年时间，抽调大批干部到农村去。我所在的“五·七”干校抽我和其他三个同志，到洛南县祖师公社王塬大队搞教育。
王原大队是祖师公社的一个大队，有十个生产队，一千多口人。地处梁原的最东段，下坡就是县城所在地的清池川。“九燕扑馒”的燕子山就在它的脚下边。
王原大队的七队，也就是王洼生产队（又名王华村），位于大队的西南角，是个两梁夹一洼的地形。当时，这个队是王原十个队中问题最多的一个“老大难”队，是公社多年来派去的人没有啃下来的一个队。在公社工作队和大队工作组召开的第一次会上，主要是分配去各队的人选问题。会上，公社把王源十个队的情况一一作了介绍。在分工时工作组组长先让去七队的人报名。“谁去七队，请报名？”工作组长问，没有人报名。工作组长又问：“谁去七队，请报名。”还是没有人报名。等了很长时间，工作队长和工作组长低声说了一会儿话，工作组长开始从左向右点名，在点了四、五个同志都说不去时，我报了名。当时的我，是一个心强气盛的人，我想七队的问题多，几年来都没有解决，说明还是没有找到问题的关键所在，但它总有个原因，如果找到原因，就可以解决。农村工作开展的好坏，就看这个地方原来的基础如何，基础好的地方，工作很难有起色，面貌难改变；基础差的地方，工作做得好，面貌就好变；七队的问题多，它还能有我的办法多，有道是办法总比问题多，我就不信世上哪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叫组长指名道姓的点着去，那太被动，还不如自己报名去，何况我也有这个信心。这时，大家都另眼相看于我，他们可能认为你真是个傻子，人家都不去，你出什么风头，要是拿不下来看你咋下台？领导见我报名要去，就说：“你能行，好样的，工作中有什么问题解决不了，大队工作组，公社工作队帮你解决。你就好好的干吧，你一定能干好的。”接下来工作组长对其他九个生产队的干部提了个分配意见，在征求了大家意见后散了会。
散会后我也想：我这次去王洼队，工作只能做好，不能做坏，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因为开弓没有回头箭，泼出去的水难收回。有句名言是，明知山有虎，莫向虎山行。我却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所以我是没有退路的。要是领导点名叫自己去，败下来还有话可说，这是自己报名去的，败下来，就会在领导和大家面前丢了人，他们会笑话我。不管大家和领导怎样来看我，但我是怀着必胜的信心和决心去了王洼生产队。
到了七队后，我遇到的最实际最棘手的问题是家家户户没啥吃。按理说才过年，家家户户会有好的吃，但有一半人家管不起饭。第一轮回我只在一半人家吃了饭，其中一部分家给我吃的是他们春节要饭讨来的豆渣馍。他们真是抱着金饭碗（即有肥沃的土地和优越的生存条件）要饭吃呀！那几年，商洛地区的领导，在春上，带着各县的头头们到罗夫火车站接外出讨饭的农民回家种地……。
经过半个多月的走访和观察，我基本上弄清了为什么有的家并不是没啥吃，管不起饭，而是他们不愿为我管饭。第一，以往派来的干部不爱到家势不好的家吃派饭，老到家势好的家吃派饭；第二，当时能管起饭的不是干部就是难缠户，他们给我管饭吃想和我提前接触是饭外有意……；第三，确实有不少户真的管不起饭，就连稀湖汤拌炒面都管不起，怕给我吃的不好惹麻烦……。
在弄清原因后，我在社员大会上讲：“从明天起我到没吃过的家去吃饭。轮完后，从村西向村东一家接着一家吃。你们吃什么，我就吃什么。实在没啥吃，烧口开水也可以。我也是农民的儿子，是靠吃野菜长大的，谁家里没什么吃，就开水煮野菜也行，你们村边到处都有野菜吗？我是来同大家一起为七队解决问题，把生产搞上去的，不是来吃饭的。”我的真心话可能打动了有的社员，散会后，大家都窃窃私语的回了家，有的社员还用一种特别的眼光来看我。
“看来，这回来的这个干部和以往的不一样。”
“希望这个干部真的能为我们解决问题。”
“小心点，这个干部不是好对付的。”
……。
一连几天，在群众中议论着对我的不同看法。后来我才知道，当时社员中对我的看法有两种：一种认为，我能为他们解决问题；一种认为，还不是一样的，只是说说而已，到时候还是铺盖一卷走人，时间到了工作任务也就完成了。
在以后的吃派饭中，我真的就按我说的办了。有一户社员很困难，管饭确实没啥吃，我就在前一天下午同他到地里挖了一些野菜，记得是苜蓿菜，叫他的妻子给我蒸的吃了一顿菜圪塔馍。
我能同社员一起共同吃苦，这不是工作组干部来工作的目的。七队的燃眉之急是想办法解决群众的吃粮问题，这是当时摆在我面前的关键问题。我一连十几天跑上跑下，到大队工作组反映情况，到公社工作队反映情况，并在七队进行摸底调查，将确实没啥吃的户登记造册，并签上自己的名字。当时到农村工作的工作队，都从国家带有一定数量的返销粮指标，祖师工作队的贺队长是从地区派来的，也带有一定数量的反销粮指标。经过我的反映和将缺粮户名单造册递到大队，最后，大队工作组在公社给大队的返销粮中给了七队不小的一个数字，并给了不少的救济款。为什么吃返销粮的户还要给带上救济款呢？因为，没有粮吃的户，就没有钱去买救济粮。如果不带上救济款，农民就只能是卖一半救济粮才能去买那一半救济粮。在那年月，七队每年决算下来，一个劳动日只值几分钱，我在七队用的办公纸还是我从单位带的呢！
我为七队社员争取了一批返销粮和一个不小数字的救济款。在一次分配粮款的社员会上，我将总数与各户分配的细数一并在大会上公布，并让大家评议提出自己的意见。并再三强调：有话讲在会上，下去说的不算数。由于我提前把工作做的比较细，会上大家没有提出什么意见。当然，我也知道有几户难缠户分的少，但他们看我的茬口搭的硬，也没有说什么。当然，真正没啥吃的我都给分了足量的数字。会后，我把分配粮款数目用大张纸公布出去，并约法三章：谁有意见在明天下午吃饭以前来反映，过后概不接待，后天就去办手续领款买粮，谁要是把买的粮食卖了，查出来到夏收后加倍扣回并在社员会上作检查（以前有这种现象存在，有权的干部给自己多分的返销粮不是自己吃而是为了卖）。这样以来，七队的吃粮问题解决了。
社员们买回了返销粮，大家的脸色都变了，人人见了我老远的打招呼问候，好像他们都同我亲近了许多。特别使我受感动的是：有的社员为了给我管饭，连夜将买来的麦子磨成面，给我烙馍吃，稀饭也是用白面拌拌汤。我一下子成了他们的知已了，他们把不曾对外人讲的话对我讲了。
群众吃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就是领着社员一块搞生产。那年遇到春旱，有的麦子长势很不好。我就领着大家修渠灌溉，浇不到的地方就动员大家担水浇，我也一同担水浇地。有时一干就是一天一夜。麦子扬花以前，下了一场好雨，所以，七队的麦子收的还不错，麦收后，七队的人心更安了，大家的劲头更足了。
在经过几个月的与群众同吃同劳动同谈心以后，我基本上掌握了七队几年来问题得不到解决的原因，找到了七队落后的症结所在。
七队有个村霸王叫王文，社员们称他是村上的“三霸王”，即一霸村干部，二霸他人妻，三霸财和物。此人一贯游手好闲，好吃懒做，心底奸诈，上跳下窜，他是村上乃至大队恶势力的代表。由于他在人面前很少说话，表现出一付“忠厚老实”的假象，所以，一般人还是很难对付的。实际上他是一个暗下口的狗，社员很怕他，上边一般不惹他，使他成为七队不当干部的“干部”，不是村盖子的“村盖子”。说起他的“三霸王”来，社员们个个都十分清楚，只是口上不敢说就是了。
一是“霸干部”。他不是七队的村干部，但他不同意的人，谁也当不成。就是社员同意的人，他总是想方设法把你搞掉。凡是王文同意的人，群众不同意，所以，在七队干部换了一茬又一茬，不是群众不拥护就是王文不同意。我进村时，实际上村上没有队长，当时的队长是一位老实本份的农民，从能力上讲，他没有才能来管理一个生产队，他是上次公社、大队来整队时新换的。他知道凭他的能力是当不成七队队长的，所以，从换的那天起他和他的一家人都说不当队长，大队叫开会他也从来不去。我第一次去七队还是大队长送去的，七队就没有人来接，第一天的派饭还是大队长给安排的，我是住队干部，实际上也是个临时的七队队长。
二霸他人妻。他有妻子，我去时他的儿女都十几岁了，因他游手好闲，整天同有夫之妇鬼混在一起，见不得自己的妻子，还动不动打骂。妻子病了后他不给看，致使妻子早早的就死了。他同有夫之妇在一块鬼混不说，还将人家的丈夫赶在门外。我去以前，这事已经告到县人民法院，法院还来人处理过此事。
三是霸财物。王文是见啥拿啥。据社员反映：王文曾在公社副业队干过，经常到县上、西安等地的工厂、单位去联系业务。他家里啥都有。根据这个线索，我将这事报告给大队和公社。正好公社在大队组织一次赃物搜查，经批准七队对王文家进行了搜查。搜查的那天，早上六点多，大队组织的民兵搜查队就进了王文的家。经过搜查，从王文家查出的赃物摆了队上保管室的一院子。在赃物中，小到本村别人家的工具，大到工厂的电动机，近有县城各单位的，远到西安西光厂的（即西安光学仪器厂）。经过造册登记折价，共计有几千元的赃物。
“三霸”盖子一揭开，七队活跃了，人们拍手叫好，奔走相告。几天几夜村子都安定不下来，大家又说又笑，做活的劲都大得多了。由于王文的案件牵涉到触犯法律的问题，公社工作队及县上介入此案。一天，在公社召开的全公社社员大会上，将王文依法逮捕。
接下来就是解决七队的干部问题，在七队原有的干部中，生产队长早已声明不干，会计是王文的把兄弟，保管是王文的同僚，社员们对他们都早就恨之入骨，看来队干部要大换班了。经过细致的工作，我物色了队干部的人选，并在社员中征求意见。大部分人同意我的意见，但在与大队工作组协商时，他们提出：这些人都很好，社员们拥护，就是能力不行。就是说，他们的人品好，能力差。后来，我对队长的人选作了调整，对会计、出纳、保管仍坚持原来的。这些人是我进村两个月后的工作的依靠对象，他们也经过半年多工作的考验，群众基本上还是满意的。经过公开选举，报大队批准，七队的班子算是建起来了。
解决了七队长期存在的问题，这只是我工作的一小部分，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把生产搞上去，从根本上解决群众的生活问题。我同新上任的队干部们一起，修大寨田、积肥、冬翻地等。为了解决队上社员的劳动工具，我上下联系，加上七队工作的变化，公社县上都有名，所以，就争取来了扶持农村的一辆手扶拖拉机和十几辆架子车。
我从开始进村时群众不管饭，到后来家家争着管饭。由于这年的收成好，群众给我管饭时，都是早吃锅盔和稀饭，午吃饺子或长面。不少别队的工作队员见了我就说：“走，到你队上去改善一下生活。”我说：“走，保你早上能吃上锅盔馍，下午能吃上饺子。”由于工作的劳累，我病了，在回家看病期间，七队社员还派代表到三十里以外去看我。在我完成工作任务回校时，七队的社员都来看我，他们不让我走。在我离开七队的前几天，每天晚上都有社员来同我一坐就是半晚上。
一年的七队工作，使我同社员们结下了不解之缘。后来我到县城工作，凡是在县城见到七队的农民，他们都热情地同我打招乎，叫我到七队去看看。他们说：“七队的人都想你。”是呀！纯朴善良勤劳的农民是最能判别出好坏曲直的，谁好谁坏，他们心里是有数的。只要你为农民办了好事，他们会记你一辈子的。
十年奋斗终入党
我是个穷人家的孩子，上学念书都是党和政府供养的，从小我就受到共产党的培养和教育，早在商师毕业的那年我就写了入党申请书，因临近毕业也就没有被接收。60年我刚进商洛师院，就又向党组织写了申请书，1962年5月，我由杨恩绪、武怀发二位同志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被师院党委批准为中共预备党员，本来到1963年5月就应该研究我的转正问题。因那时我所在的地区农场几经移交单位，所以，也就一拖再拖。1964年农场支部研究我的转正问题，就在此前一个月我发现自己的现金中短款二百多元，当即就向农场组织和领导讲了这事，并借钱补上了。在组织研究时，本来大家都通过我转为正式党员，当时在场的地区民政局的局长出去解手，他回来后说：全国马上要搞社教运动，等运动后再说。他的言下之意是我的短款是不是贪污，叫四清运动来定性。可是，他解手的10分钟，想出来的一句话，使我的入党时间整整推迟了十年。
1965年在农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我被清出有经济问题，党组织取消了我的预备党员资格，并讲这不是对你的处分，按你的一贯表现，可以继续努力争取早日参加中国共产党。
1966年2月，我被抽搞洛南第二期社教，分在石门工作队油房湾工作组。春节过后在县上集训，当时我们住在原兑山卫生院，就是现在的中医医院的地方。在我们的工作组，恰好来了一个商县的工作队员，他不是别人，就是我在商师的一个极为相好的学友李庆善，他在学校时就是党员，并想介绍我加入共产党。一天下午，工作队召开全体党员开会。他看我没去就来叫我，我说我不是党员。他走后我睡在床上用被子把头一盖痛哭起来，而且哭得很伤心。他开完会后来看我，打来水将毛巾摆湿递给我，我擦了脸同他来到河边的杨树林中。我们俩谈了很长时间，我给他讲了我在入党问题上的经过，最后他鼓励我说：没事，从头来就是了，只要你有决心，党的大门始终是向你开着的。
到农村后，我同他分在一个工作组。当时我们的组长姓甘，是部队下来的一个团级干部，我向他写了入党申请书。社教结束后，工作组为我的工作表现写了评定。他说，按你的表现我们把情况都写上了，你回单位后好好努力，一定会实现自己的理想。回场后，我把评定交给农场支部，支部的同志鼓励我好好努力。
从此以后，我每时每刻都用一个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经常学习马列毛泽东的著作，学习党章，特别是不止一次的学习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几乎每年都向党组织写一份申请，经常向党组织汇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情况。“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经常提出的一些口号：如“斗私批修”、“灵魂深处闹革命”、学习毛泽东“老三篇”、“为共产主义奋斗”、“为人民服务”等等，都对我的思想改造有很大好处。不管到什么时候，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为共产主义奋斗那是他的最高奋斗目标，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员的天职，改造思想是每个共产党员保持先进性的必不可少的途径。
1969年，我所在的“五·七”干校，地区粮食局、商业局及农场三个单位合编为一个连的支部，曾研究我的入党问题。后来支部书记给我谈话说：根据你的表现大家都同意你加入共产党，但就是觉得你从取消预备党员到现在只有三年时间，应该再考验考验，请你继续努力。
我按照党对党员的要求，更加严格的要求自己，没有丝毫的怨言。人的一生要说思想进步，那是没有尽头的，谁也不能说他是十全十美的，何况我一个非党人士，所以，只有继续努力，我想一定能实现自己的理想。
1973年10月，当时的商洛“五·七”干校办公室支部，第二次研究我的入党问题。大家的意见是同意入党，但应再考验一段时间。考验，再考验，这可能是党对一个要求入党的人的一种起码的要求吧！在战场上，一次生与死的冲杀就可以在火线上入党。在和平的环境中，没有那种条件，就得在日常的工作中去考验，这在客观上就需要时间。所以，我还是同往常一样，让党来考验，我准备用一生的时间接受组织的考验、考验、再考验。
1974年8月，一次我去县城为大灶用学员交的粮票去买粮，同时也带有职工的固定购粮本。办完手续，开票员连同本子交给我，我把它往提兜一装急着就去装粮去了。晚上结账时拿出一看，本本中夹的一捆买粮的粮票还在，记得有几百斤。第二天我把它送给粮站。这事不知后来怎样被学校知道了，可能是粮站的同志告诉的吧。1975年校党委准备接收我入党时有人提出了这个问题。在提前的群众会上，有人说我为什么不当下给人家，为什么第二天才送给人家，是不是想贪污这几百斤粮票，但大多数同志认为这是思想进步的表现。事实上就是这样，我要是有一顶点想贪污这几百斤粮票的念头，第二天不交给粮站的同志就行了，是她忘了收而不是我忘了给。说我想贪污的同志是以己之心量我之意，他是想以此来反对我入党才是他的真实目的。1975年5月20日，在支部讨论我入党的会上，介绍人王公文、赵玉玺二同志作了介绍，大家对我的表现和入党的坚定信念作了肯定，到会的党员一致同意我入党。1975年5月23日校党委批准了我的入党问题，在1975年5月26日的支部大会上，支部书记刘文房同志宣读了党委的批复，并指出我的入党时间从1975年5月20日算起，从这一天起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正式党员。之所以是正式党员，是因为党的九大党章取消了党员的预备期。在宣布我入党的党员大会上，支部书记让我表态发言。我哭了，竟激动的发不成言，在场的党员都很感动，不少人都说，这不是入党了吗？慢慢说，有的人竟给我送来手帕。是呀，十年的努力今天算是有了结果，我终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我从1962年11月22日在商洛师院入党，作为一名预备党员，到1966年11月被取消预备党员资格，中间经过三年时间。从1966年11月到1975年5月，这中间经过整整十年的努力，第二次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1975年5月27日，我作为一名正式党员第一次交了党费。我终生都不会忘记1975年5月20日这个对我来说至关重要和光荣的日子，她是我的政治生命的诞生日。从此，我将在党的怀抱中不断的成长，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在参加中国共产党实现自己的理想的过程中，使我悟出了一个道理：信念是一个人的灵魂，是实现自己理想的强大的、内在的动力。
人的一生，活的是三样东西：一是自然人体，也就是一口气；二是品格；三是理想。这三样东西中二、三是指人的精神。一个完全意义上的人应该是健康的体质、高尚的品德和崇高的理想的综合体。光有生命没有精神的人那和动物有什么区别，那是一俱植物人体。作为一个有理想和信仰的人来说，其政治生命比肉体生命更重要。我为什么为了实现自己的崇高理想苦苦奋斗了十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其深层的原因就在于此。
年过四十偏“学艺”
1977年春季，商洛地区“五·七”干校在全校组织了一次批判会，并要求各科室选一名干部参加大会批判发言，我所在的总务科选我代表全科同志在大会上发言。
由于我一直就爱读马列和毛泽东的著作，爱看中央发表的大型文献，如两报一刊社论和一些大块的批判文章。从文体上来说，也懂得如何写批判文章。经过几天几夜的充分准备，我写出了大约有上万字的批判文章。
大会发言时，我胸有成竹，也不怕在人多的场合讲话。在我的发言中，会场的听众不是鸦雀无声，就是给以掌声。散会后，不少人见我都给以赞许的目光，校长也说我的大会发言很好。这天我的大会发言本来是一次很平常的事，但它却对我后来的工作变动和发展前途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当时的“五·七”干校已正式成为培训干部的学校，教学人员很缺。由于我在大会上的发言引起了学校领导的注意，恰在这时学校正设法从外边和校内选调教员。在校内，我就成了领导选中的对象。1978年初，学校调我到教研室的资料室工作，还让我同教学人员一起去西安听学术报告。记得到省委礼堂听过经济学家蒋学模的课，到西北政治学院听过刘国光的课。到1978年10月就调我到教研室当了一名正而把经的马列主义理论教员。
记得我到教研室讲的第一堂课，是辅导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我是农民的儿子，我一向对农村、农业、农民问题很关心，也经常爱看有关农业发展方面的文章，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我写出了几万字的讲稿。当时，党校对上讲台讲课的讲稿要在学校领导参加的教研室会上讨论，新上讲台的教师还要试讲。我和另外两个新调来的教员同时参加了教研室的讨论审稿会，我的讲稿一次通过并没有试讲就上了讲台。
为什么我的讲稿能一次通过呢？因为，我用超过常人十分的精力和认真的精神来备课。在那一个月中，我除过白天坐在书桌前不动外，每天晚上都熬过十二点才睡觉，有时一熬就是一整夜。虽说我的家就在学校跟前，但那一个多月很少回家。由于自己认真熟悉讲稿，加上在讲课中联系实际，所以，每次讲后都得到学校领导的好评和学员的认可。
1981年省党校招收理论班，实际上就是大专班，我报了名，学校为培养我同意报考，报到地委组织部。地委组织部因当时学校缺教员，动员我安心教书没有同意，这是我一生中第二次失去了继续深造，提高学历的好机会。按理说，当时的组织是看重自己，信任自己，但对我后来的发展非常不利。在我评职称时，因为学历低几乎被取掉，只是我的教学实绩突出，才被勉强批准，但要想再上一个级别就不行了。这件事对我的触动很大，和我一起毕业的学友，经过进修都取得了大专学历，不但职称上去了，工资也比我多拿好几百。但是，我想自己毕竟是在组织的关怀和培养下才走到今天的，至于职称和工资那是次要的，为党好好工作才是重要的。
人常说，年过三十不学艺，是说人的一生中学习技术和科学知识的最佳时期是三十岁以前，过了三十岁精力就不行了，加上成了家有了拖累，也就分散了人的精力。我却不信，我当党校马列主义理论教员第一次登上讲台时已年过四十，达到“不惑之年”。在谈到我当了教师的职业时，妻子常开玩笑地说：“你的教师职业是我给的，你当是你真的有本事。”说到这件事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呢！
那是妻子十六岁时，常和本村的几个黄毛丫头去保安上集卖烧馍。一天，几个女孩子在集上叫算卦先生算命，算到她时，算卦先生说：你的命好，将来跟的女婿是一位品貌端庄的教书先生，有五个孩子，三个女儿，两个男孩。当时，说的几个女孩子抱在一起笑的流出了眼泪。说也奇怪，我在干了其他多种工作以后，最后还是回到我原本的专业上来，当了一名教书的先生，不同的是不是到小学教书，而是到地区党校教大人的书，我们有五个孩子，三女二男。我的党校教师职业是不是妻子命中所赐不得而知，但我凭着自己的一股子牛劲，偏偏四十岁以后当了二十多年党校教师的确一点不假，而且是在中专和大专体制的党校教书。
奇怪的是，我所教的学生大都比我的学历高得多，他们谁也不知道我原本是教小学生的料。一次，我在柞水党校给大专班讲《当代政治经济学》课，下来后，班长和几位班干部来我住的房子看我，他们进门都热情地伸出手来同我握手。他们说，李老师，你讲的真好，学员都反映你讲课条理清楚，说理深刻，联系实际，讲得具体，易懂爱听，你把书给讲活了。
不管学员和别人怎样来评论我，但我知道自己的知识水平的深浅，由于我在教学中从不怠慢，以苦钻深研来求知，所以，往往得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从亲身经历中，我悟出了一条道理：知识的获得，学校教育是重要的，但在社会实践中刻苦自学也是一条重要的途径。爱迪生说过：“天才，那就是一分灵感加上九十九分汗水。”我不是天才，但我懂得“九十九分汗水”意味着什么。
实践锻炼在永丰
1983年，地委党校迁址商县县城，我因妻儿家小落户洛南永丰李洼村，并分有成十亩责任田，再三道谢党校冀全良校长的挽留回到洛南工作。县上领导为了照顾我这个“一头沉”干部，就将我分配到中共永丰区委工作，当了区委的秘书。
永丰街，旧名叫桥耳街，位于县城西十二公里处，北有四十里梁原，南有永丰河，西有葡萄岭。横穿东西的洪箭公路从街中间而过，是洛南县的西大门上的一个不小的乡间小镇。桥耳街得名于街中心的一个小桥，原来的小街既窄又短，街中间有一个小石桥，这小桥大约有三米多长，桥形酷似人的耳朵一样的特殊，人们就将这个小街命名桥耳街。自从人们记事的时候起，这里就立三、六、九日为集。每到遇集日，方圆几十里的人都到这里上集。特别是每到腊月，这里足有几万人来赶集，把个小小的桥耳街挤得水泄不通，就连南边的河滩都挤满了牛、羊、猪、鸡、柴、草、木料和它们的主人。由于上集的人太多，每逢集日，不管集上卖的什么吃的，都卖个精光，所以，人们又给永丰集起了个别称，叫吃死鬼集。
我到永丰区委工作的时候，这里建设的已经很不错了。区上给我分的办公房就和当时县委的办公房子一样，是窑洞式的两层楼房。区属镇属单位有十几个，街道修的很宽，东西也拓长了。为了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永丰的逢集日也改为单日集，即每月农历的单日为永丰集，双日为县城集，也就是说，将原来的一月九个集日改为十五个集日。永丰街，成了洛南县西边的一个政治、经济、文化、贸易的中心了。
我在永丰区上的工作，按照县委组织部下发的文件任区委的秘书工作，即掌管文书并协助负责人处理日常工作的人员。县委组织部的一位副部长讲，秘书工作是给领导当参谋的工作，它与文书工作不一样，区上的文书另有专人。但我看，秘书工作实际上就是文书工作，不过只管区委不管区公所的文书就是了。一天忙里忙外的，迎来送往，承上启下，特别是农村工作，它面对的工作对象是广大农民，所以，也没个时间，眼睛一睁忙到熄灯，经常是人已睡了还半夜三更地起来接电话，开大门。人说秘书是半个区委书记，我看比区委书记还忙，谁来了都找。实际上，是一个有领导之“职”没领导之权的特殊人物。我这个人有一个特点，动起来一天到黑都不累，而且是越忙越有精神，越忙干劲越大，所以，一年多的秘书工作干的还有点起色。
后来，调来一位姓张的区委书记，他看我是从地委党校调来的，并且是一位搞理论宣传工作的“文化人”，加上当时党中央正在全国搞改革开放，而且是从农村开始的，这就要向广大农民大力宣传党在农村的方针政策。他找我谈话，想调整我搞区委的宣传工作，这也正合我意，我高兴地接受了他的调整，搞起了宣传工作，实际上，它和我在地委党校的理论教员差不多。
那时，党中央正在农村搞改革试验，每年都要根据形势的发展发一个中央一号文件，专门就农村工作制定方针政策。这就要求向农民宣传党在农村的大政方针政策，让农民依靠党的富民政策，治穷致富。宣讲党在农村的方针政策的任务当然落在我的身上。
1984年春节刚过，区委就研究如何向广大农民和农村干部宣传这年中共中央的一号文件和党在农村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我接到任务后就积极准备。从搜集资料到学习文件，撰写辅导稿，整整忙了一个多月。写出了《关于党在农村的富民政策》的辅导稿。从1984年夏到1985年春，先后在区属镇属机关单位，在街西大队、马洼大队向农民群众宣传十余场次，听众达上万人之多。由于我联系农村实际，深入浅出地讲解，得到了农民群众的好评。有的农民说：看你是一个国家干部，但你讲的话同咱农民想的一样，实在，好懂，我们爱听。我心里明白不是我讲的好，而是党的政策制定的好，它合民心，顺民意，我只是用普通的语言把它讲出来就是了。
要让农民知道和实行党在农村的富民政策，光靠在台上讲还不行，必须用农村中的先进典型事例来说话。因为，农民最讲实际，说一千道一万，不如农民亲眼见。为此，我就利用经常下乡的有利机会，走到那，调查到那，写到那。在白洛下乡，我调查并写了农民依靠党的政策致富后过年喜悦心情的《鞭炮声声》；在白川下乡，我写了过去的穷小伙，现在富裕了娶了新媳妇的《洞房的笑声》；在李洼下乡，我写了《要致富栽泡桐》和《要想富养奶牛》；在韩村下乡，我写了允许农民包荒山致富的《犟老汉包荒山》；在胡河下乡，我写了《发展乡镇企业的好领班》；在白原下乡，我写了《昔日抱着金碗要饭，今日家里粮食堆满》。总之，我不知这些叫什么的小文章，不到一年就在县广播站播了十几篇。
农民要致富，一靠党的富民政策，二靠科学技术和致富信息。为了让农民掌握科学技术和及时得到致富的信息，我在张书记的支持下创办了一个《科技信息小报》。半年时间，光印发到各乡村的就有十几期。甭看这小小的《科技信息小报》，拿到农民手里，却如同金银财宝。
1984年秋的一日，我在科技报上看到外地农民办饮料厂的一条信息，我把它登在我的《小报》上。不几天，永丰企业办的同志来区上问我并详细地看了那条信息，后来，他叫我同他去马刨泉调查，看能不能办一个矿泉水厂。
一日，我们来到位于永丰街南边不远的马刨泉调查。
马刨泉，顾名思义，就是马刨的泉。到底是谁的马刨的泉呢？说起来还有一段神奇的历史故事，据说这马刨泉是刘秀的红鬃烈马刨出的山泉。西汉末年，王莽篡夺了汉王朝的政权，西汉宗室刘秀立志匡复汉室，由于王莽势力强大，刘秀战败后逃到洛南。一日，刘秀来到永丰袁岭子上。由于多日行军人困马乏，特别是马渴的不能动了。这时，刘秀的马发现在自己卧的地方不远的石崖下有一片绿草地，刘秀的马断定那绿草地前一定有水，就飞起前蹄用力在石岩上奋力刨了三下，马蹄落下的石岩裂开了，里边竟喷出一股山泉水。这泉水越来越大，最后将一块大石冲开，刘秀及马喝了山泉水一下子精神了许多，后来一天天兵强马壮，打仗节节得胜，最后建立了东汉王朝。
这马刨泉的水，一股子从袁岭子南边经板桥河流入丹江，流入汉江，流入长江。一股子从袁岭子北边经永丰河流入洛河，流入黄河。这袁岭子就成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分水岭，马刨泉成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分水源。
人们常把长江比作父亲河，把黄河比作母亲河，我这个长江流域的男子与母亲河流域的女子结婚，生下了五个儿女。我常与妻子开玩笑说：我是长江，你是黄河，我们所生的儿女无疑是长江黄河的血脉，也就是长江黄河的儿女。
马刨泉的水，是从一座大山中流出来的，据说是葡萄岭上的葡萄汁酿成的，所以，这泉水清中带香，香中含甜，是不加任何添加剂的天然饮料，人们饮用了这马刨泉的水，肯定会健康长寿。当时，由于投资问题没有办成。2005年我在西安的亲属家，听说网上还有永丰的信息，打开一看，果真有永丰的资源信息，还有马刨泉泉水的介绍。我想，今后一定会被有识之士将马刨泉的水开采出来供世人饮用。
1985年的春节是在农村经济和农业生产大发展中到来的，是在农民初步走上致富之路中到来的。县上为了展示农村改革的巨大成就，显示农民致富后的精神风貌，决定各区镇的社火到县城游行表演，年前就作了布置，区上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
在一位副区长的领导下，具体是我和文化站来搞。我与文化站的同志一块商议后，定下了一个游行表演方案。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年前已经就绪，只等春节一过就出师东进了。
正月初十，是个春意融融的日子，全县各区的社火队在县城各主要路口集中。永丰区的社火队在西石咀集中，准备时间一到就出征。上午十时许，队伍向县城进发。永丰社火队的阵容是：前边一辆彩车，车身被各式各样的模型所包围，车上站着一头巨大的奶牛，远看就像一朵巨型的花束，而不见车身；随后，是永丰村二十人组成的锣鼓队；再后，是李洼村三十人组织的高跷队、街西队三十人的狮子龙灯队、白原村的十人组成的戏子队，这个队伍足足排了一华里。我们顺华阳路向东，又在东新街处向北，然后顺中甫街西行，经过县委、县政府门前，最后，在县文化馆院子开了个简单的会，我代表永丰的社火队讲了话，这年永丰的社火队在县上赢了人。
永丰工作的两年，是我一生中最为实在和活跃的两年，是我这个出了校门进机关的人得到了锻炼的两年。两年间，区上领导曾多次要我到乡上任职，都被我谢绝了。后来的孙区长，让我好好干将来接替他的工作。1985年春，因县党校需要教师，我就要求调党校工作。当时，永丰区的张书记到外地考察，等他回来后我的调动文件发到区上，他看了后把我叫到房子美美地批评了一顿。但是他又说：你到党校工作也是党的工作，我就不再留你了。我们区上的庙没有党校的庙大，再说，我也不是在这干一辈子，说不定明天一张纸就调了，希你今后有更大的发展。
是在区上当官还是到党校教书？我选择了后者，这是我的明智之举，至今我还为此而暗暗高兴呢！因为，像我这样的人，根本就当不了现在社会中的官，不是我没有能力和一颗为人民办事的心，而是我不具备在官场上游泳的“本领”。
不久，我就到县党校报到，又搞起我原本的党校教师的工作。看来，我只有在三尺书桌上和三尺讲台上才能更好地发挥自己的特长。至于当官，我从来就没有想过。实际上，永丰工作的两年，是我在地委党校和县委党校搞教学工作之间的一次很好的实践锻炼，它为我后来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三尺讲台苦耕耘
作为一个低学历的教学工作者，在登上与自己学历不相称，而且高几级的学校讲台，必须有一股子钻劲和志气不可，不然就站不住脚，上去了也得垮下来。也就是说要有一股子牛劲，我属牛的，原本身上就具有一股子牛劲。
1980年到1983年间，我在地委党校时，在校内，先后为县级领导干部培训班、理论骨干培训班讲课；在校外，为国防工业在洛南的四厂一院讲课。讲课的内容包括：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毛泽东的《八篇军事著作》、陈云的经济思想等等。
1985年初，调来洛南党校，在校内，为中专专修班讲过：《经济管理读本》、《经济管理原理》、《统计原理》、《会计原理》、《科学社会主义》、《中共党史》、《哲学原理》等课程；为短期干部培训班讲过不少的专题课。为村支部书记培训班讲过《怎样当村干部》等专题课。在校外，为县委、县政府两大院，县级各单位，各中学教师，各企事业单位讲过不少的专题课。远的还讲到商县和咸阳。1987年3月，在省、地、县组织部、地党校和商县杨峪河区委举办的村支部书记培训班上讲过课。后又到咸阳秦都区委举办的村干部培训班讲课。1995年7月被商洛地委党校聘为兼职讲师。随后，为地委党校大专班、柞水县委党校和洛南县委党校的大专班等六个班次讲过《当代政治经济学》。得到的反映是：此人讲课精练干脆，有条有理，联系实际，好听易懂。在地党校讲课时，有不少学员问我：你是那个大学毕业的。我说：我不是什么大学毕业的，而是中师毕业的，他们都不信。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十份耕耘，十份收获。我其所以能站在比我学历高几级的讲台上讲课，这是我在自学的道路上苦苦奋斗的结果。成功总是和付出成正比的，付出越多，成功就越大。
我在自学的道路上获取知识，提高教学水平的基本功，有以下五个步骤：
第一步，认真读书。我对自己的要求是广而深。苏轼说：“读书万卷始通神。”只有认真读书，才能有真才实学。
读书是我一生中的一大嗜好，我最爱读毛泽东的著作，一套《毛泽东选集》不知道读了多少遍。我最为欣赏的是毛泽东的文风和文章的说理性及其针对性。
为了适应党校教学的需要，我将自己的学习面扩展到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地理、科技、人文等方面。就连植物学、动物学、气象、人口、计划生育、医学等等我都看。党校的马列主义理论教学比不得国民教育的中小学、大学的专科和本科的理科教学。教经济学的不懂政治、历史、地理不行。教哲学的不懂经济、历史、政治也不行。特别是，辅导党的重要文献和方针政策的专题课，什么知识都得懂得。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曾说过：“在寻求真理的长征中，惟有学习，不断地学习，勤奋地学习，有创造地学习，才能越重山跨峻岭。”作为一名党校的理论教员，站上讲台，天下所有的知识都懂才行。
从1980年到1998年间，我连学校发的书和自己买的书总共有二百多本。由于我的经济困难，没有钱去买新书，就到书摊上去买便宜的旧书。有一次，我去西安出差，为了买一本书，使我饿着肚子坐车回家。
使我有机会接触和读书的最有利的时机有两次：一次是在商洛师院时，让我管了一段政治教研室的资料工作；一次是在地党校时，让我当了一段资料员，我是从资料员调的当了政治教研室的政治教员的。这两次，是我学习知识，扩大知识面的最好时机，从此，培养起了我的学习嗜好。
第二步，积累资料。其要求是：从内容上讲要广，从时间上讲要有连续性。
要获取广而深的知识，就必须广泛地积累资料。实际上这是学识的储备，好比储备粮食一样。从1980年到1998年的近二十年间，我光剪集的报刊资料就有八十多本，内容涉及多门学科，收集的资料就有六十余册，保存的讲稿有百万字，制成的读书卡就有几百张。我因没有钱订报刊，就找来领导和学校图书馆过期不要的报纸来剪。退休后，我把它翻出来，就有一种亲切感，从它我看到了中国几十年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和人们思想认识生活方式的变化过程，看到了我所付出的汗水和心血。
第三步，勤思活用。其要求是：动脑要勤，思考要深，应用要活。只有勤于动脑，才能把所学的知识装在自己的脑库里。只有深思，才能消化吸收，把外在的知识变为自己内在的学力。只有活用才算真知。
在日常生活中，我有一个好思癖，就是脑子爱思考问题。一个问题一旦钻进我的脑子几天几夜都不得出来。在这几天，吃饭不香，睡觉不甜，走路无方向，说话语无伦次，经常遭人误会，说我看不起人，目中无人。有时吃饭夹错菜，走路头撞墙，半夜三更问题梦中来。
另外，我的脑子有多项功能，主功能用来思考一个问题时，次功能可以想着另外一个问题。常常是一边备课，一边听新闻联播，互不影响，各得其所。
第四步，讲好专题课。其要求是：吃透原文，联系实际，把握中心，有机结合。
从1980年走上教学工作以后，我讲的最多的课就是专题辅导课。它的特点是：党校根据党和国家的形势要求，就中央的某一重要文献或中央的决定或制定的大政方针，编写一些专题来讲解。它只出题目和要求，具体怎么写由辅导者自己来拟提纲，自己写讲稿。实际上，写好一篇专题辅导稿，讲好一个专题课，就等于编写一本书，它对提高一个人的知识水平和写作能力有很重要的作用。
我最爱讲这种课，也讲了不少这样的课。如：“关于按劳分配”、“关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关于党在农村的富民政策”、“关于邓小平理论”、“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关于党的基本路线”、“关于党的建设中必须解决的几个问题”、“关于反腐败问题”等等。
第五步，积极参加科研和教学活动。其要求是：态度要积极，吸取经验要虚心。
从1989年10月到1997年退休，我先后六次以文赴会参加了省市县党校的理论研讨会和教学经验交流会。参加了在汉中、宝鸡、渭南地委党校召开的陕西省党校系统理论研讨会，听取了这些党校的科研和教学经验介绍，参观了南郑县、勉县、眉县党校并听取了他们的科研和教学经验介绍。参加了“黄河金三角县市党校联谊会”在潼关、陕县召开的第四届第五届年会。听取了到会县市党校的科研和教学经验介绍和交流。参观了灵宝、渑池、运城党校，并听取了他们科研和教学经验介绍。特别是在会议期间，我主动听取兄弟党校同仁的教学经验。这些活动，对提高我的教学和科研水平有很大的作用。
人的大脑是储存知识的仓库，不管你用什么办法来储存知识，关键是看你到用时能不能拿得出来。看一个人学的好不好，学历高不高，学力强不强，检验的唯一标准，是看他对所学知识会用不会用，看到用时能否从脑库里取得出来取不出来。
一个人步入社会时国民教育的学历很重要，但它并不是这个人一生成败的决定因素，真正有作为的人，是看他在社会实践中生存能力的真正学力，即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不是吗？一代伟人毛泽东毕业于师范学校；一代文豪高尔基是一名学徒出身。当然我不能同他们相比，但道理是一样的，学历不等于学力。爱因斯坦说过“智慧并不产生于学历，而是来自对于知识的终生不渝的追求。”这就是说，一个人只要终生不渝地去追求知识，他的智慧肯定大大的高于他原有的学历。因为，社会实践本身就是一所全学科的伟大的最高级别的学校。这所伟大的学校，能够培养出满足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各类人才。
古人有一句哲理很深的话叫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指能力而言）。一个学历很低，学识很浅的人，要想获得很深的真正学力，没有吃苦精神和一股子牛劲是绝对不可能的。我的出身和经历决定了我就是一个吃苦的料。凡事都是逼出来的，但逼的背后就是苦苦奋斗，没有奋斗就干不成事。
一个人成功的秘诀，就是他对所追求的事业的恒心和决心。世界上任何东西都不能替代恒心和决心，“才华”不能，“天才”不能，“教育”也不能。才华横溢却一事无成的人大有人在，是天才却得不到赏识的人屡见不鲜，受过高等教育而没有饭碗的人随处可见。只有恒心加上决心才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
粮食是养育人肉体的天然营养，民以食为天吗！知识是培育人学识水平的丰厚土壤，学者以知识为地，不是说知识是个无价宝，人人终生离不了吗！是呀，我的一生是知识把我送上了大学的讲台，是知识使我退休以后仍保持精力充沛的力量源泉，我是靠着刻苦，不断地吸取知识而充实平凡人生的。
走访洛水吼大堂
贪赃枉法现象自古有之，在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是避免不了的。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共产党自身建设和多次“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总体来说是好得多了。改革开放以后，国家的体制发生了变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在商品经济的海洋中，诱发了人们的不少欲望，特别是官场的腐败现象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这种现象的发展，对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巩固有很大的影响。我在职时，也经常给学员和各单位讲过关于党内腐败问题的专题课。退休后不时地从报纸上和广播中听到和看到党内的腐败案件，而且有逐步升级（官位越来越高）的趋势，有的省的省委书记和省长都是腐败分子，他们吃人民的血汗钱是不吐骨头的，他们在法庭上脸都不红。他们被五欲所 俘虏，即物欲、钱欲、名欲、官欲、色欲，他们名义上是共产党的官员，在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外衣下干着立党为私、执政为己、唯我是从的勾当，实际上成了赃钱和情妇的奴隶，最后成了阶下囚。
“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党，共产党的官是人民的公仆。”这话听起来是多么的顺耳和亲切，但叫党内的腐败分子一捣乱，人们的心就凉了半截子。人们失望地说：现在的社会成了管钱的贪钱，拿权的贪“权”，管官的贪“官”，无钱无权无官被人餐。这话说的有点严重，但也说出了问题的严重性，有一个市的市委书记“卖官”，市长卖“工程”，有的官员竟贪钱用公款到境外赌博。
看到听到关于共产党内腐败现象的发展，使我想起了流传在清池川的一个“洛水吼堂”的传说。为了充实教学内容，我于1995年实地走访了清池川的老人们并翻阅了一些资料，经过研究弄清了“洛水为什么吼堂”的原因。
相传在很久、很久以前，洛南县城所在地的清池川是一块地洁水灵的圣地。说他地洁，洁得特别，池水水面被片片荷叶和荷花浮盖，有的荷花张开洁白的花瓣仰天含笑，有的荷花未开成为拳头大的花蕾伸向空中随风摇摆；池岸边鲜花盛开，绿草丛生，四面环绕的十八座燕子山、馒头山，松柏常青，郁郁葱葱。喜欢洁净的燕子一年四季成群结队栖息川中，生儿育女，传宗接代。整个清池川好似一个绿色的大花园。说她水灵，灵得神奇。这清池川的水，一股是从西边几十里以外的葡萄岭发源，带着葡萄汁的香甜，流过四十里梁原原始森林的绿地毯；一股是从“神龟背书”出洛水的秦岭发源，经过洛河，在尖角处又从梁原最东段的山下地宫中流入清池川。池水清澈见底，水平如镜，每到夜深人静时辰，耳贴水面可以听到两股水的窃窃私语和轻声合唱，特别是这洛河之水，具有辨别方圆几百里之内的善与恶的灵气。由于清池川位于洛河之南，所以，我的第二故乡就命名为洛南县。
特别是以它灰弘的身躯树立其中的馒头山，更有一番神奇和灵气。说起这馒头山，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形成原因：洛南县城所在的青池川，原是一片若大的乱石滩，方园几十里都是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后来，外地有些先民迁来这里周围的山里求生。由于地理条件的原因，人们的生活十分贫苦。他们看到大片滩涂荒芜，如能变成良田该多好。为了祈求上天赐福于这里，人们每到年关做上大大的馒头，带上香表和酒水到清池川祈求上天。人们献上馒头和酒水，敬烧香表，叩头礼拜，口念：祈求苍天，赐福人间。承救生灵，变滩为田。人们年年礼拜，岁岁祈愿。为了表达诚意，人们就把供品留在这里。奇怪的是，每年人们留在这里的供品，馒头变成石头，香灰变为土，酒变成水。经过千年万代的堆积，馒头石越来越大，香灰土越积越高，酒水越来越多。当馒头石和香灰土堆积成一个若大的小山，即现在的馒头山一样高大，当酒水积成一个若大的水湖环绕小山的时候，上天终于被人们的祈祷所感动。在一年的正月初一，人们祈祷之后的夜深人静的吉时，天上惊下了一场春雨。这场春雨，把馒头石和香灰土堆成的山，变成酷似馒头的花果山，周围被碧水环绕。西边，四五十里的一片不毛之地，变成一块肥沃的林地良田；北边，凸起一座森林茂密，山恋叠嶂，鸟语花香的峻峭高山，清晨，当太阳升起的时候站立山顶可遥望华山；山的南麓脚下，是一条绵延几百里的大河，河水犹如一条缎带向东漂去；南边，有山有地；东边，是一道绵延百里的大川，土地肥沃。一夜之间这里方园几十里的地方变为人间仙境，变成一块供人们生息荫子的好地方。所以，我说这馒头山，是一座如同北京天坛中的“祈年殿”即每年正月第一个辛日，皇帝为全国人民祈祷五谷丰登的大殿一样，是洛南人民祈求上天赐福的一片诚心和美好愿望的见证。现在洛南人民把它修造成一座美丽地仙山公园，即‘馒头山生态园”。在它东面伸出的小山上，修了一座仓颉园，将汉文字始祖仓颉的高大圣像敬塑其中，实属应做之举。这既是对上天赐福的真诚回报，也是进一步祈祷五谷丰登，人寿年丰，人杰地灵的一片心愿，也是对汉文字始祖的崇敬和缅怀。
随着人类的繁衍，清池川自然成了设郡立县的好地方，自然要派官在此执政。自首次设县派官执政以来，所有官吏都能为民办事，治理自然，惩治社会害民之徒，为官清正廉洁，受到百姓的拥戴。特别是得到清池川地下宫中洛水的轻声赞誉。到了某朝某代，皇帝变坏，奸臣当道，贪官盛行，肆虐百姓，民不聊生。清池川派来一位贪赃柱法之徒在此执政，百姓无不叫苦连天。
这位县官来到清池川以后，不是为民办事，清正廉洁，而是贪赃枉法。他曾多次受贿冤判人命。一日，他再次受贿错判人命后得意入睡，忽然被他床下发出的水吼声惊醒。他忙唤来衙役：“快去看看是什么吼声。”衙役们四处察看后回禀到：“老爷，没有什么吼声。”当他又刚以入睡，吼声又起，而且比前一次的声音更大。这一夜，他再也没有入睡。从此以后，一连好几个晚上，他都多次被地下发出的巨大水吼声惊醒。特别是每当他坐上大堂，就听见地下有巨大的水吼声。
一天晚上，这位县官在睡梦中清清楚楚地看见，一位白胡子水翁顺洛河而下，经过地下宫来到他的床前对他说：“洛河之水是孕育洛州人民的圣水，清池川之地是神灵之地，这里是一块净土地，她容不得任何人在这里欺压百姓，贪赃枉法。你来这里，应该为民办事，惩治邪恶，但你却贪赃枉法，作恶多端，你是要受到上天的严惩的。”说罢就不见了。
这一夜他吓得就没敢合眼。第二天，他去升堂时，看见迎面墙上正中间，端端正正的书有四句诗，这就是：“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中国有句“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的警语；它的反语是，为人做了亏心事，无人敲门心也惊。由于他做了亏心事，所以，就被大堂上的四句诗和连日来洛水的吼声吓破了胆。当天晚上就带上家眷偷偷地跑了。
从此以后，凡来清池川为官者，如果是为民办事的清官，晚上夜深人静时，人们就能听到清池川地下水晶宫中发出轻轻的、悦耳的歌唱声。如果是一位赃官，人们就会听到清池川地下水晶宫中发出愤怒的吼声。凡来此地的赃官，一个一个的都被洛水给轰走了。
这件事，后来传到朝庭皇帝的耳中。为了告诫他的官吏，就下诏书将白胡子水翁留在清池川大堂的四句诗，高高地书在各郡各县衙门前的扁牌上。是的，任何朝代的官吏，他们的衣食俸禄都是老百姓辛勤劳动创造的，虽说老百姓是他们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任意虐待的，但保护百姓的上天是不会容忍的，所以，凡是为官者只能是老老实实地为民办事，做到为官清正廉洁。谁要是贪赃枉法，肆虐百姓，就是欺负上天和下地，所以，天地是不会相容的。“洛水吼堂”就是天地对欺负肆虐她的百姓的官吏的警告。
作为自然界的洛水，竟能辨别和惩治赃官。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终会惩治和消除腐败。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是无情的，它决不会容忍共产党内的腐败分子和社会上的害群之马横行乡里，为所欲为。党纪国法将会把他们一一送上审判台。劝君（当权者）莫做亏心事，古往今来放过谁。善恶到头终有报，只是来早与来迟。人恶人怕天不怕，人善人欺天不欺。“洛水吼堂”就是天地对恶人的警告，对臣民的保护。在现实生活中，为什么有的领导人在一个地方工作后人们老是作念他、怀念他，因为他在那里为人民做了好事，为官清正廉洁。为什么有的领导人在一个地方工作后人们老是骂他、恨他，因为他在那里干了坏事，亏了群众肥了自己。这就是群众心里的那杆称，这就是当官者用自己的双手和双脚干出的事走出的路的一种真实回应。大凡作恶者，不管他走到那里，国法都不会饶过他的。即便侥幸免于法律的惩治，但他终将带着一颗死灭的良心离开他亏过的人民。
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我非常憎恨党内的腐败分子。我相信，我们党一定有能力、有决心惩治和消除党内的腐败分子。洛水都会保护她的百姓，上天都不会容忍贪赃枉法之徒肆虐她的臣民，难道共产党能容忍自己内部的腐败分子去白食百姓的“俸禄”，而去欺压肆虐由自己解放出来的人民吗？我虽已过“顺耳之年”，但我永远相信，共产党绝不会栽倒在腐败分子手中的！共产党不会做李自成，毛泽东在1949年进京路上所担心说的话是不会言中的。
南下广州观春潮
1996年春节刚过。一日，我管的一个本科班的学员到我家说，他想请我帮他到广州跑一趟生意。我心里明白，他是想叫我这个四门不出的老师到南方去看一看外边世界是什么样子，好让我开开眼界，见见世面，报答我对他的教育之恩。我想，我在课堂上老给人讲改革开放后的南方是什么样子，但那是从资料上抄来的，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也没见过，这倒好去看一看，也可以充实我的教学内容。于是我高兴地答应了他的请求。
在一个春雪纷飞的日子，我们师生俩坐火车踏上了去广州的旅程。他让我坐在临窗口的一个坐位上，这样就能一饱祖国大好河山的美丽景象，看一看被改革开放春风吹过的地方是什么样子。
一路上，火车飞驰在京广线上。白天，一片片绿色的田野，一排排参天大树，一幢幢高大雄伟的建筑，一座座传送信号的发射铁塔，一条条与铁路交叉或平行的高速公路，一个个美丽的新村，不停地闪过我眼前的窗口。晚上，窗外天地之间被繁星点缀，分不清哪是天上的星星，哪是地上的灯光，天地是连在一起的，好像火车不是在铁轨上奔驰，而是在银河系中飞行。可惜的是，我们坐的这趟火车到洛阳时天就黑了，所以，看不清郑州、武汉和长沙三大省会城市是什么样子。但我在车中，可以清楚的看出那里的灯光是连成片的，像一个不夜城。那里的灯光是星星点点地散落在夜幕之中，这可能就是城市和农村在晚上的不同之处吧。这种不同之处告诉我，灯光连成片的地方是城市，灯光散落的地方是农村。
车内挤满了人，他们之中有南下打工的打工仔和打工妹，有回家过节的白领人，有探亲访友的国家工作人员、教师、工人、军人，更多的是商界的老板、经理、董事长。人们谈笑风生，把个小小的车厢让笑声和谈话声塞得满满的。有扶老的，也有携幼的，有面对面谈话的，也有通过各式各样的小手机隔着万水千山，千山万水谈生意、问寒问暖的，更多的是一对对恋人，温馨地依偎在一起窃窃私语。我的学生，不时的给我拿来一个苹果，一只香蕉，端来一碗冲好的“康师傅”方便面、泡好的一杯龙井茶。有人问我：“那是你的孩子？”我说：“他是我的学生”。他说：“难怪我看他对你那样好，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吗！”
经过两夜一天的行程，我们在第二个晚上十时许来到广州车站。下车后，我们一行四人挤在人群中向外涌去。出了站，外边下着大雨，整个车站广场让人流和车流挤得水泄不通，我们头顶着雨，脚踩着水，在广场挤来挤去，寻找出租车。好不容易找到一辆红色的出租车，上车后还没有坐好车子就起动了。过去在家时常听人说，城里的车太多，坐上车还没有人走得快，我还不信。现在自己坐的车，真的还没有人走的快，经过半个小时的慢行，才算走出拥挤的人群。小车在瓢泼大雨中飞行，大约经过一个多小时才到达广州市北边的神岗镇。
“哎呀！这是什么地方，真和春雨过后的植物园一样美丽、清爽、迷人。”我几乎发出了声。第二天早上，我起床后打开后窗户，一股清新的空气向我扑来，我放眼远望，小山包上到处都是像一簇簇的蘑菇一样的丛林。“蘑菇堆”之间被绿色覆盖着。近看窗下是一片偌大的果园。这种雨过天晴的晨光美景，我虽住在山里却一生都没见过。从家乡走时，天还下着鹅毛大雪，只一天多功夫，这里却似夏日雨后的一派美景。
第三天，我们从神岗到广州市，住在一家招待所。它是由江西九江市的一个商业局长辞职“下海”后承包这里原来的招待所办的，我们住在二楼中间的一间房子。面前是招待所的停车场，院墙外不远处是广深高速公路，后面窗子下有一条街，街那边是一排街房，街房中有几家大排档（就是饭店），几个机械加工小厂、几家商店、一个医务所和几家美容美发屋，还有一个很大的歌舞厅。招待所大门外是一条东西大街，大街那边是天河客运站。
开始几天我晚上老睡不着觉，因为南边广深高速公路上的车辆一天24小时不间断地穿行，而且都是像集装箱那样高大的货车，汽车机器的轰动和车轮摩擦路面的震动，使我睡的床板老是一闪一闪地晃动。北边街上的车声、饭店传出的划拳猜令声、工厂发出的机器声，歌舞厅传出的歌声，商店、美发室传出的说笑声汇成一种改革开放后劳动创造世界的合唱声。我有生一来都没有在这种环境中住过，所以，一连几天都不能合眼。
我的学生是给一家制造生活用品的私人小厂送原料。小厂的老板是东北某市的一位组织部长。改革开放后，他辞职下海到广州办了个私人小厂，他的产品已销往东南亚各国。我们去后，见到他的小厂，很有起色。光工人就有几十人，生产用的机器有好几台，他的妻子在厂内管生产，他是坐上自己的小车跑业务。
我们在广州住了近一个月，跑了不少的地方，看到了被春风吹过的广州的繁华景象。从言谈和与人与物的接触中，使我深深地感到开放的南方就是和我们西北不一样，一切的一切都体现出三个字：快节奏。
其一，吃饭是个捎带。在广州，人们早上六点就吃了早点，中午很简单的吃上些便饭，到了晚上下班后才正而八经地吃上一顿。我到广州后，每天中午都吃的是盒饭，晚上才能吃上一顿好饭。因为，中午人们忙的干事情。
其二，一切都在忙。广州对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一个“忙”字。人忙的干事业，创造社会财富，挣钱。车忙的拉货，拉客。公路忙的供来来往往的车辆和行人通过，不管到哪条街上都挤满了车和人。车站、商店、宾馆忙着接待南来北往，东来西往的物流和人流。花草树木都像在忙的生长，让人们在百忙中能呼吸到新鲜空气，在美好的环境中创业和生活。就连空气都在紧张地流动，供人们呼吸，供飞机飞翔。总之，我感觉到在广州，上至天下至地，每一个角落的每一样有机物和无机物都在忙着干它们应干的事。
其三，注重办产业自己挣钱。南方人都注重办产业，自己创业挣钱。一日，有两个江西的人住进我们的房间。他们是推销自己工厂生产的萝卜干的。在闲谈中我说：“你们南方人都会挣钱。”他说：“不是会挣钱，而要生活，要为社会创造财富。不然国家怎能富起来，人们的生活怎能好起来。要挣钱，就得办产业。世上的产业多的是，地上的钱到处有，就看你想挣不想挣，就看你能不能吃苦创业。”说着他拿出他的产品要我尝。我是教经济学的，他是办产业的，他讲的比我讲的更简练，更实在，也更能说服人，我不过是纸上谈兵。后来，又来了一位福建人，他是专门订购他的小厂制造的汽车离合器的同志。他告诉我，他原来是一个大工厂的技术员，工厂下马了，他自己办了一个小工厂，专门生产“离合器”。几年下来，他现在有资产上千万元。他给技术工人一年工资是十万元，年终奖金是五万元，他把挣来的钱光捐给教育事业就有百万元。自己创业为自己挣钱，这是南方人的一种品格。在我们这里，不是也有许许多多南方来的人吗？他们自己创业挣钱养活一家人从来不靠父母。
看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党的富民政策指导之下，只有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立志创业，才能把自然界为我们人类提供的物质变成社会财富，守旧必然贫穷，创业才能富有。
在广州，我去了几个“人才市场”，看到了招聘和被招聘的人流，从其中悟出了南方经济快速发展的内在原因。也看出了在金钱似水流的地方，并不是人人都能找到工作，挣到钱。站在中国银行广州分行十几层高的楼顶的平台上，看到了广州这个美丽、繁华、繁忙的开放城市的景象。到过几个大型商场，看到的是琳琅满目的商品和目不暇接的物流和人流。在白云机场的远处，看到了南来北往，忙碌起飞和降落的客机。看到街上行人都拿着手机不停地讲话，酒店桌上人们不停地用手机联系业务，就连运垃圾筒的摩托车司机也拿着手机在打电话，菜市场上卖菜的农民也拿着手机通话。出租车很多，但他们好像都很听话。后来才知道，城市管理对他们有监控。我想这反映出这座城市的管理体制的完善和人们思想觉悟的提高。
在广州的一个月中，我没有发现一起在街面上打架闹事的人群，没有发现营业员和顾客吵架的现象，没有发现打麻将玩耍的人群。就在我住的招待所，也没有发现通宵达旦地打扑克的人们。一句话，人们都在忙着他们的事业，这就是广州这座繁华的城市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
在一个天气晴朗的日子，我们坐上了回家的火车。车轮不停的飞转，我的心也在不停的翻腾。改革开放以来祖国的巨大变化，特别是几千里疆土上的万事万物生机勃勃的景象，映衬着人们忙碌而紧张的神态和幸福快乐的笑脸，使我高兴不已，但也听到和看到社会中存在的一些不良现象，使我忧心忡忡。
特别使我深受其感的是：从南往北，从郑州向西，越走越感到平静，就连火车车轮的转速，空气的流速都感到越来越缓慢似的。回到我的家乡小县，仍然是往日的样子，热火朝天的南国气氛在这里另是一番景象。但我当时就预感到：南方的今天，将是北方的明天，东方的旭日，将映红西方的蓝天。不是吗？在我写完此书准备出版的2005年10月，也就是时过十年，我所在的家乡小县，在西部大开发号角地催动下，面貌已经大变。街道已拓宽，楼房林立在清池川。县河两岸已用汉白玉石装上拦杆，并各修有三个楼亭。河水已用橡皮坝堵成两个水上游乐园，现在正在修第三个水上乐园，河上修有四座公路桥和三座人行桥。城内修有四个供人们休闲散步的广场，并正在将馒头山修成一个供人们观光游览的“馒头山生态园”。车站已新修成一座小山，通往西安的公路已经拓宽，宽敞优美的迎宾大道，已展现在客人的面前。“腾飞”的骏马县标已树立在迎宾圆盘的中央，仓颉文化园已开始修建，传播信号的铁塔已修在县境内不少的山巅。一个富饶美丽的西部山区小县，正像“腾飞”的骏马一样展示在世人的面前。作为年已古稀的我，多么希望能再活上一轮花甲之年，看一看我的家乡巨变中的容颜，看一看祖国气象万千的景象出现在西部高原的顶端，看一看共和国百年之日的面貌是何等地壮观！
平手走笔探真理
早在上师范学校的时候，我就老想学的写作，将来当一名作家。在一年暑假期间，我为农业社放羊，记得大约50头山羊，羊群中有黑的、白的、花的等各种颜色，有一个很大的领头羊，还有一条帮我看羊和赶羊的大黑狗。回学校后我写了《放羊》一文，连同我写的《两个队长》寄当时的《商洛报》。在一次我从丹凤回校的路上，走到拉林子上边的渔种场前的公路上时，肚子痛的睡在地上打滚，被渔种场的工人救回，好心的工人为我找来治肚子痛的药服，留我住在他们的宿舍，并照看了我一个晚上，第二天我返校后写了一篇文章寄《商洛报》。这一年，我还以地名趣谈的形式写了《磊磊石》、《箭沟垭》等文章寄给《商洛报》，当时可能是自己的文学水平太差的缘故，报社一文未登。
1984年我在永丰区委工作时，一天到胡河公社下乡，检查春季植树造林情况，在从学房岭上经过时，发现这里有一棵特殊的柏树，当即走访了当地的老人们。回到区上，我写了《千古扭扭柏》一文。为了说明这棵扭扭柏，树身树枝都是向一个方向扭成绳状的来历，我编了一个神话故事，把这棵古柏称为花柏女下凡的一段爱情故事。文章寄《陕西日报》社，过了不几天，报社来信叫我拍张树照寄去。一天，我叫永丰照相馆的同志同我去为扭扭柏拍了照，我还在树下留了影。后来，这篇文章连同树照登在1984年7月17日《陕西日报》上，报社还为我寄来八元稿费。这棵古柏后来作为名特树，被县上保护了起来，并介绍于《洛南概况》1986年版的第26页上。这件事对我后来的写作兴趣有极大的激励作用。
那时在区上工作，下乡机会多，经常到农村检查工作。所以，只要以留心，能写的东西多的是。我就走到哪，看到哪，回来就写到哪。我把写的东西寄给洛南县广播站。后来，县广播站还聘请我为业余记者。当时，我还报考了《陕西新闻刊授学院》，学院还为我发了《实习记者证》。如果不是后来调县党校当教员，说不定我还能坚持拿到《陕西新闻刊授学院》的大专毕业证，说不定后来还真的能成为一名新闻记者呢！
人的一生的专业向什么方向发展？他的爱好是什么？完全与他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所从事的事业有极大的关系。
后来，我到县党校搞马列主义理论教学以后，写作的兴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采写新闻报导转向了社会科学的研究方面。加上党校教学任务的繁重，使我中断了《陕西新闻刊授学院》的学习。这是我一生中第三次失去了进修大专学历的好机会。
1980年我在地委党校时，费了很大的劲写了一篇《关于商洛经济发展的探索》的理论文章，副标题是《靠山建设山区是商洛经济翻番的根本道路》。主要观点是：商洛要发展必须要靠山，住山、吃山，吃山养山，靠山致富，靠山翻番。大约有八千字。文章写成后寄《商洛工作》。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同后来地区领导的多次讲话中反复强调的观点相吻合。
1981年冬，我参加了省党校举办的“哲学培训班”。时间是五个月，当时，主要是学习毛泽东八篇著作，其中有几篇是毛泽东的军事著作，经过学习，哲学教研室准备出一本书。哲学教研室的张瑞生老师在学员中选了十几名学员，参加这八篇著作的介绍。记得，我参加对《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两篇著作的介绍编写工作，在我们学员编写的基础上，最后由张瑞生老师审定，此书于1982年2月由省党校哲学教研室编印出版。
1985年春，我被调县党校任教，从这一年到我退休的1998年的十五年中，我先后参编和自编、自撰了不少理论文章。
在研究如何对村级干部进行理论培训方面：1986年春，我参加了由陕西省委组织部，商洛地委组织部、商洛地委党校等单位组织编写的《村级干部岗位培训教材》一书的编写工作。我写了关于经济管理的一章。此书于1988年11月，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在如何办好县级党校方面：我于1989年8月，撰写了《对县级党校干部正规化教育的思考》一文，后以文赴会参加了1989年10月在汉中地委党校召开的陕西省党校系统理论研讨会。后又于1992年对历届毕业学员进行了追踪调查，撰写了一篇调查报告《党校教学在新形势下怎样更上一层楼》，提出了自己的改革意见。此文1993年3月25日刊登在陕西省委党校的《党校周报》上。
在研究乡镇企业的发展方面：1988年，我参加了由全国十所省级党校组织编写的《区街乡镇企业致富之路》一书。我经过对洛南县石门镇杨河砖厂的调查，写了一篇调查报告《贫困山区的一颗明星》。此书于1989年11月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在研究邓小平理论方面：我撰写了《刍议邓小平的试验论》一文，刊登在1995年商洛地委党校校刊《丹江论坛》创刊号上。撰写的《实事求是是邓小平领导思想的基石》一文，刊登在1996年商洛地委党校校刊《丹江论坛》第一期上。上述两篇论文，还以文赴会参加了1994年在宝鸡召开的陕西省党校系统领导科学年会，被选为大会首位发言，并被大会评为优秀论文，选入当年大会出版的《改革大潮中的领导者》一书，只因没钱交未编入。后一篇还以入编号N２特约甲4507（优）收入1997年9月出版的《中国跨世纪改革发展文献》一书。这两篇论文我把它称为“我的两论”，也是我感到很好的两篇学习邓小平理论的体会文章，后来，还被《中华文库》约稿。
在研究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教育干部方面：我撰写了《研读马列原著是提高领导干部理论素养的基本功》一文，参加了陕西省党校系统领导科学1997年年会，被选为大会交流论文，第一个在大会上发言，被评为“陕西省党校系统建设高素质领导干部队伍”优秀论文一等奖。此文于1998年7月入编《当代领导者管理艺术丛书》，并在1998年6月首届当代领导者管理艺术丛书优秀论文评审大会上，被到会的专家、顾问、学者和编委评为二等奖，评审号为PS984137。我撰写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学风，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一文，参加了1998年商洛地区举办的《邓小平理论与改革开放》征文，被评为优秀论文，报道在1999年1月4日的《商洛日报》上。
在学习和研究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和十五大文件方面：一九九六年春撰写了《对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思考》一文，参加一九九六年九月，在河南陕县县委党校召开的“黄河金三角县市党校联谊会”第四届年会，评为优秀论文一等奖，后被收入《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一书。
1996年春，在研究和探讨了党中央提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这一重大课题后，我想出一本书专门来讨论这一带重大而深远意义的课题。在搜集了大量资料以后，拟出编写提纲。一次商洛地委党校的樊兴顺老师来洛南讲课，我同他谈了我的想法和初步准备。他完全同意并愿与我合作，后经与洛南党校主持工作的副校长王勇同志商量，决定在全区地县党校中合作编写一本书，由樊兴顺老师在全区党校教师中征求参编者，由我主要负责此书的编写工作，由王勇同志把文字关。我具体编辑了第一、第二部分，撰写了七个章目的文章。此书于1997年10月由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述不同时期，研究思考写出的理论文章，是我的思想观点和理论水平的体现。同时也对提高我的理论水平和教学能力，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因为，写一篇有份量的论文，不知要参考多少篇文章，不知要翻阅多少份资料，真可谓写成一篇文，翻阅万卷书。从走上教学工作的那一天起，我就非常注意科学研究，我是把它当作提高自己的教学能力和理论水平来看待的，实际上，也是一种自加压力的好办法。
想当一名作家是我一生的理想，但由于从事的工作性质的不同和文学写作水平的限制，这一理想终未实现。但毕竟自己在党校教学的同时，在社会科学的研究方面还写了一些文章，还参著了几本书，这也是对自己一生的一个安慰。如果我早走上党校教学这一行十几年，或者再年轻十几岁，我会在党校教学和科研上有较大的发展。可惜的是“岁华尽摇落，芳意竟何成”，“年岁晚暮时已斜”，岁月不饶人。人常说：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年轻时我却不把它当一回事，现在到了岁华摇落时，就是用一尺金子去买一分光阴也是买不到的呀！
教务科长不吃饷
1988年县党校原有的教务科长调走了，校长却把眼睛盯住了我。一天，时下主持工作的张书印副校长来到我的房子，坐下来后郑重其事地对我说：“今天我想来同你商量一件事，你看咱党校现在没有教务科长，教务科工作是学校的大头，主要工作没有人专门管理怎么行，我考虑了很长时间，想请你来当教务科长。”他像是求助于我的一样。
“不！我不是那种料。论学识，论学历，我都不如其他任何一个教师，我只要给你把书教好，把班级学员管好就行了。”我真心实意地对他说。
“权当你帮我的忙。我再三考虑，还是你最合适，请不要再推辞了，不然我还得再三来求你。”他非常认真的说。
“你既然把话说到这份上，要我咋说呢！那就试一试，能干了我就干下去，干不了我就辞职，那时请你不要为难我，放我就是。”凡事有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他已经同我谈了好几次了，我答应了他。
“一言为定，明天就走马上任，你一定能干好的，我还不知道你的水有多深。”他拍拍我的肩头高兴地走了。
为人做事要有个原则，不干就干脆不干，干就一定争取干好，答应人的事，就一定给人干好，何况这是自己本身就从事的党校教育事业。从答应校长的那一刻起，我的脑子就多长了几根专门思考如何搞好教务科工作的神经。
经过认真的思考，我对搞好党校教学提出了四点意见，并得到校长的支持。
第一，抓好教师的教。一个学校的好坏，知名度的高低，关键是看这个学校的教学质量。而教学质量的高低又取决于教师的学识水平，教学态度和教学艺术。
当时在教师中，存在的最突出的问题是教师的教学态度，具体表现在不认真备课，不认真讲课。我们就从备课开始，对新课讲稿必须经过教务科全体同志的集体讨论，必要时还要试讲。这一招，把不好好备课的教师给整住了。一次校长把没有备好课的老师的教案交给他重备，他不敢冲校长说，却凶呼呼的冲我说：“看把你能的，你有什么资格来管我。”“我不管你，你不把课备好，就是不能上讲台。”最终他还是老老实实地把课备好，这才让他上了讲台。我们又在教学中组织教师听课，召集教师和学员评课，结果把不少不认真讲课的教师给评住了。教师的教学态度端正了，教学中的一切问题都会自然而然地解决了。
第二，抓学员的学。学员的学习态度问题是学员的学习成绩和教学质量的大问题。教学活动是一个双边活动，一边是教师的教，一边是学员的学。两边都存在一个态度问题。在抓学员的学习态度方面，我们抓了以下几点：要求学员课前预习，作业展示，考试成绩上榜公布。将本人学习成绩通知单位并要求单位领导签字。因为党校学员都是在职干部，他们最怕这一招。经过上述措施，过去不好好学习的学员，都老老实实地认真学习了。
第三，抓教学管理。抓教学管理，包括两方面：一是对教师的管理，二是对学员的管理。党校教育是对党政干部的在职成人教育。他们来党校学习，一方面为了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另一方面，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学历，增加自己的工资。这后一方面，在学员中不在少数。党政干部具有一种较为散慢的习性，有的学员都有一定的行政职务，这样管起来具有一定的难度。我们提出，不管你在职是什么职务，来到党校一律视为学员，要服从党校的管理：教师要理直气壮地加强管理，每学期都将学员的迟到、早退、请假考核、操行评语连同成绩一并递回原单位。这样以来，每个学员都以一个学员的身份在党校学习，教学秩序大大地改变了。但也招来个别学员的一时不满，我在学校分的“自留地”种的青菜都叫人用脚踩了一地，校长的花都叫人给拔了。
第四，抓科学研究。一个学校的教学科研，是提高教师的知识水平、教学水平和学校知名度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不少教师在评职称时把自己说的天花乱坠：什么知识渊博，文字功底雄厚，教学经验丰富，但你叫他拿出一篇像样的文章却比登天还难。对此，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如规定每学期一个教师必须写出一至二篇论文，一篇下基层的调查报告，还要在教务科会上交流，并把它作为教学考核的一项硬性指标，公开发表的还给以奖励。这样以来洛南党校的论文，不论参加省上的研讨会，还是公开发表的文章，一年好于一年，质量也大大提高了。
为了搞好教务科的工作，我还特意编写了一份《党校教务工作条例》，共六十条，作为自己工作的行为准则，在教学工作中执行。在担任班主任工作中，根据党校学员的特点，提出了《四自教育法》即：自尊、自爱、自觉、自管的方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作为一名教师，我当时有其繁重的教学任务，带有主课。作为一名科长，我有繁忙的教务工作，有时还管一个班级，一天忙的不可开交。有人讽刺地说：“学校的事都叫你一个人干了，就你能。”“你是工资不多，学历不高，但事管得不少。”“你这科长是一个野果子科长，谁认你的稍乎子。”这些虽说是骂我的话，但都说的是事实。
在党校的教师中，就我的学历最低，工资拿得不高，就说这科长也确实有实无名。洛南党校论格次，省上早就明文规定为副处级单位，教务科长最低也算个科级。但学校的副处级待遇一直没有落实。我在学校是个教务科长，干的是实实在在科长的事，但在组织部那里却是个一般的教师，至于享受什么待遇，那是根本谈不上的。
人常说：吃粮不打枪，那是对光拿军饷不打枪，即不上战场的军人的一种讽刺语。与此相反，我却是一个打枪不吃饷的野果子科长。我实际上是：只打枪不吃粮，是个跑脚累死累活的“士兵”和“马儿”。
从1988年起到1998年我退休止，我在教务科长的岗位上整整干了十年，陪伴了三任校长，送走了十几期中专、大专、本科班的学员，并且还当了五届学员的班主任工作。我是从教务科长、本科班班主任岗位上退休的。我虽说是一个野果子科长，但却是我38年工龄中最为充实、最为乐观、最具有生气和生机的十年，虽说劳累使我患上了难以治愈的肝病，但心里却是很高兴的。
我虽没有多吃国家关于教务科长的一份俸禄，我却获得了来自学校、县上、省上的不少殊荣。更是我欣慰的是我的学子遍商洛，特别是来自学员那敬重的目光和亲切地问候，这是用金山也买不来的，它只能从工作的态度和做人的品德中获得。
职业之情最难忘
1997年是我工作的最后的一年。1998年初学校上报了我的退休报告，同年四月批了下来。党校党组织和校委会及全体同志为我召开了欢送会。
这天我心情十分沉重，当领导和同志们对我的工作和人品作了实事求是地评价以后，我将平时在会上发言和讲课时的高八度，压到低八度发了言。口上说得振振有词，心里头却难受极了。这是我近四十年来在机关单位会上发言的最后一次，从此再也不会在这样的场合发言了，再也不会在同志们面前谈出自己的心里话了，我一边说着自己此时此刻的心里话，一边从心里流出了难以离舍的泪水。当我从王勇副校长手中接过送给我作留念的一对红皮保温壶时，我的手发抖了，心快要碎了。学校为什么要送给我水壶呢？我想其意可能是：退休了应该坐下来，品品茶，消消一生劳累时绷紧的中枢神经，让我一杯清茶度晚年。散会后，同志们都以惋惜的目光送我出了会场，领导还把我送出楼道。我是怀着一颗从来不曾有过的心情离开会场，离开学校。虽说，我就住在学校的家属楼上，平时就生活在学校中，但我却觉得，我将离开学校很远、很远的地方，从会场到我家不到百十步，但我却觉得走了很长、很长的一段路程。
这天我回到家里，可能是脸色很难看，心情很沉重，所以，精神很不好。全家人看到我的神态和手中提的水壶，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小孙女跑过来接过我手中的红水壶，高兴地喊：“爷爷得奖了！爷爷得奖了！”惹得大家都哭笑不得。妻子接过孙女手中的水壶，把她抱在怀里说：“你爷爷为国家工作了一辈子，这是给你爷爷发的休息奖，叫你爷爷好好休息休息呢！”大家都对我一番安慰。
退休两个字从本意来讲并不坏，国家规定干部实行退休制度是对干部的关怀和爱护。它是指一个工作人员为党和人民工作了一辈子，到了花甲之年，身体条件不行了的时候，就让退下来休息休息。退休就是退出工作岗位去休息。但对于一个国家公务人员本人来说，就不是那么简单了。几十年生活在工作单位的时间比在家里的时间长得多，一下子离开它能不难过吗？一个人一生所从事的事业，就是他的生命，退休不干了，能不难受吗？
人情难舍，职情难忘，退休容易退职难。退休不上班就行了，领导不再叫你就是了。虽说一时不习惯，时间一长也就习惯了。但要从自己工作几十年的职业上退下来那就难了。我从工作岗位上退休以后，一没有像有的人那样，丢官丢权如丢魂的失落感；二没有像有的人那样，从优厚的“特殊”经济收入位子上退下来，丢钱如丢“命”的失命感，但我却有一种丢掉我从事的党校教育事业，如丢魂加丢命的痛苦感。
我是搞党校教学工作和理论研究的，看书看报听新闻是我的爱好，经常备课写讲稿，写理论文章是我日常生活中最基本的体力和脑力劳动。人退休了，但这些“基本劳动”和“爱好”从来没有丢掉。在我退休的十年间，经常在夜里做梦，不是备课写文章就是在课堂上讲课，由于发出了声，每每被妻子叫醒，有时醒来竟累得出了一身汗。人是有感情的，人是生活在现实生活中的，几十年之情一日了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
才退休的几年，我还被洛南农广校聘请去讲了几年课。为他们讲过《会计原理》、《统计原理》和《审计原理》等课程，光备下的讲稿就有几万字。更为痴情的是：刚退休后，我还利用时间专门备了一篇“关于十五大报告”的辅导稿，大约有五千多字，我还把辅导稿的提纲印出来，发给一些单位，并讲谁家要讲，我随叫随到。但没有一个单位请我，这时我才真真地认了：“自己是退休了。”
我退休后，有不少好心的人见了都说：“你一天四门不出，这怎么行。”“啃了一辈子书，坐了一辈子冷板凳，现在退休了应该走出你的书房，到人多的地方去散散步，松松心才好呀。”有的人还以为我还上着班，一天不见出来耍。好心的妻子，经常把我从书桌上拉起来，推出去把门一关，有时丢几句心疼的话：“你这人真活得窝囊，一辈子连扑克都不打，连麻将都不会，也不下棋，只知道啃书本。”
是呀！我应该放下手中的书，丢掉手中的笔，到老年人活动的地方去，打打太极拳、跳跳舞、散散心才好。但不知怎的，我就是走不出去，实在放不下手中的书和笔，看来书和笔将伴我走完人生之路。
人 生 情 怀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实际上草木也是有感情的。作为高级动物的人来说，更是具有感情和良心的，而没有感情和良心的人，还不如一介草木。
农民儿子不忘根
我的父亲是农民，我的爷爷是农民，我的祖祖辈辈是农民。我同农民的感情最深，同农民最亲近。我在学校时爱看反映农村、农民题材的小说。现在，最爱看反映农民生活的电视剧，这就是我的根情，这是一种纯洁的土乡土情。1960年我参加了工作，但我还是农民的儿子。
1962年4月我来到梁原农场工作，除过看场子就是放牛。每次放牛，都同周围村子的放牛娃一起到农场后边的刘坝沟去放牛。刘坝沟是一条两坡夹一沟的草坡，没有耕地。所以，周围村子的牛都到这里去放。每天早上，我们这些放牛的都赶着牛到刘坝沟集中。记得当时同我一起放牛的有：小水沟的牛娃、东岭村的猪娃、洛河畔的鱼娃、董洼的狗娃、马洼的马娃……，每次去的大约有二、三十头牛。日子长了，牛和牛之间都有了感情，它们一起争的吃草，吃饱了就在一起撒欢子、抵仗，犍牛和乳牛在一起谈情说爱，交媾取乐。我们在一起片闲传，说笑话，玩石子。我给他们讲故事，教他们认字。有时一字排开靠在山坡上晒太阳，有时围在树阴下玩“狼吃娃”、“四顶子”、“栽方子”。每次去放牛，我同放牛娃们玩得开心，耍得痛快，回来时都不想离开。牛也舍不得离开，特别是犍牛和乳牛在一块耍得你赶都赶不开。这一段同农民一起放牛的生活还真有意思呢！
1980年我家分了责任田，每次下地干活都同农民们在一起，他们给我挖地，我帮他们拉耙。有时大家伙起来，挖完这家挖那家，干乏了就坐在一起说笑话，开玩笑解乏。他们都知道我是党校教师知道的多，每每问起党和国家对农民的政策问题。我是有问必答，有的他们没有问到的，我就主动给他们讲，有时在一个洼地干活的农民，听我讲农村政策，都跑来一围就是一大片。每遇到这种情况，我的心情特别高兴，竟像在堂上讲课一样地讲开了，劳动的困乏劲早就丢得没影了。
农村改革后，农民初步摆脱了贫困。所以，李洼村年年都到县城耍社火。每次来县城都到我在县上单位的家里集中，几十人挤了满满一屋里，使人真高兴。每次来了，我们拿出过年的糖果、瓜籽、好烟好酒招待大家。妻子用大锅给大家烧开水，还把过年时炸的食品拿出来让大家吃。1966年，我在油房湾大队搞社教，除社教工作以外我还经常帮助农民干活。一次，我见一位老大爷担着一担子洋芋从山上下来，我就去帮他担回家。还同农民一起抬石头修河堤，一块在晚上借着月光割包谷，给农民的地里担大粪。
在一队当顶队（就相当一个小队的工作组组长）时，发现村上有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大爷在家病了多年，儿子儿媳不给看。经过我耐心的做工作，一天我找来村上的几个青年小伙子和他的儿子一起用担架把他抬到县医院看病。过后这位老大爷拉着我的手说：“多亏了你，不然我早都死了。”他的儿子和儿媳被我的行为所感动，一次在他家吃派饭，还专门为我做了好吃的。以后不时地在县城见到他的儿子，还很感激地提起那件事。
我老想：出身农民家的人，不管你后来干了什么大事，当了什么大官；不管你是在小小县城，还是到省里的大城市，回到生你养你的家乡，你就是一个农民的儿子，这个根你是怎么也改变不了的，所以，不能摆架子、耍阔气、装大人。孰不知，农民最见不得那号“装花鬼”，他们可不管你的官有多大，钱有多多，他们看的是你忘没忘农民儿子这个根本。我每次回家，身上都要装上几盒好烟，一进村，不管在什么地方，遇到哪个农民，我都拿出烟来给他们。有时为了给一支烟，宁愿过一条河，上半面坡，并用火柴为他们点上。甭看这一支烟，文章还不小呢，它不光是一支烟，而是包含着一种尊重和感情及礼义的大问题。
记得在我的老家，有一位在西安工作的人，每次回家，见了村里的人他就装起人来，说话时怪里怪气地撇着腔。他从来不给人烟吃，有时拿烟也是一个衣兜装好烟，一个衣兜装不好的烟，给人递烟也是看人递烟，为此，他还得罪了不少人。过后，人都说：装花啥哩，才几天不尿裤子的毛孩子，倒给我们耍起阔来了。人都说：你们兄弟俩没忘本，回来还同我们合得来。我的父亲去世后，全村人都来帮忙，几乎是家家门上锁。我的妻子特意在街上买了很多大米和白面，而且是拣好的买，我也买来好烟好酒。在那几天，妻子安排：白米饭拿大锅做，白面馍拿大笼蒸，米饭白馍尽饱吃。因为我们那人穷，过丧事从来是一天三顿浆水面，很少吃大米饭和白面馍。过后人都说，你们俩口子舍得。人就是这么怪，你敬他三尺，他会敬你一丈，这就叫敬人者人恒敬之。我们的为人，得到了家乡人的称赞。我常给自己的儿女们讲：人的一辈子要夹着尾巴，不要把自己的尾巴翘得老高老高做人，那样别人会说你“张狂”。你的尾巴翘得越高，别人会将你看得越低，特别是回到自己的家乡，更要注意，因为，那是你祖辈们住的地方呀！
在一次与朋友闲谈中，他给我讲了一件很让人深思的事情：他们村有一家两口子是一对吝啬鬼。他从一个尿裤子的农民娃上学念书参加工作，最后当了一个“七品官”。他的妻子住在农村，但村里人家过事她从来不去行情，村里人要他帮忙的事，他从来不帮不理。每次回家开上小车，见了村里人不但不问连车都不停，从来不给村里人散烟吃。一次回家，天下了雨，走时将车滑到路边的水渠中，他叫人来推，但谁也不来，凡来的都是站在车跟前看热闹，他只好等天晴后才走。他死后，村里人没有一个去吊丧、送纸、守灵，没有人来帮忙，最后还是他的儿子，披麻带孝拿上好烟三番五次的把大家请来。由于人们不愿为他送行，可能绑抬杠时就没绑牢，抬到半路上，棺材丢在了地上。这件事对他的妻子和儿女们教育很大。从此以后，村里人家过事，她都从城里专门回去行情，儿子们回村一见人就停车、散烟、问话。
人常说：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再富的家也把东西置不全。就是说，人的一生中，万事不求人的事是没有的，所以，得意时不要忘形。再能的人也有不会的事，再要强的人，跌倒在地，总想叫人来拉你一把，就是死了也得叫人来抬着埋你，总不能先埋后死，或是头上顶个铧自己钻进土里去吧。
我一辈子都忘不了农村和农民，因为，我是农民的儿子，树高千尺都不忘根呢，更何况人。
父 母 之 恩 与 天 同
我的父母是一生受苦受累的父母，是为了我们兄弟妹妹积劳成疾的父母，是最疼爱我们的父母。在我的一生中，最难忘的是我的父母。现在我也老了，每天晚上做梦都离不了父母，好像晚上睡觉能在梦中见到父母才能睡得安然。父母之恩，首先是生育之恩，再就是养育之恩。人人都是娘生父母养的，没有母亲的生，没有父母的养，谁也不会到这个世界上来，来了也长不成人。这是一个连小孩都知道的最简单也是最大的道理。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有不少人并不深知这个道理，他们只知吮吸母乳而长大，他吃奶的力量是巨大的，往往是他的母亲疼痛难忍，他们却在母亲怀里高兴地活蹦乱跳。他们长大以后，成家立业，过起了小俩口的好日子，却忘了父母的恩情，成了“娶了媳妇忘了娘”的逆子。
传说，早先有一个姓猪的男子，他母亲从小守寡将他养大，为他娶了一个姓勾的媳妇。由于娶的媳妇是个麻胡蛋，不要老人。儿子就将生母安排在一间过去养猪的房子，开始时他母亲还能自己做饭吃，后来不能自理了，他就将母亲关在里边，每天只给端两次吃的。再后来，就卧床不起，因送不了“水火”就把床上搞的和猪圈差不多，就这，他的“勾”媳妇还天天骂：“你咋不死呢，活着还不如一头母猪。”这样一关就是两年。老人受不了就病了，他也不给看病，致使他母亲离开了自己守寡养大的儿子。
本来老人去世后要过很多事：七个七天，百日、生日、头周年、二周年、三周年。意思是让儿女们慢慢地将思念之情消失，不然儿女们在感情上会受不了的。但他在老人送终的当天就为儿女们脱了服，即脱去儿女们身上的孝服。在送葬时，村里人都不去，他就一个一个上门叩头去请。作为母亲，她是盼着自己的儿子长大成人，作为儿子，特别是儿媳，盼着自己的母亲早早地死去，并且从思想上一下子忘个一干二净。后来，全村人气愤不过，就送给了这个男子一个绰号叫“猪不胜”，给他的媳妇送了一个绰号叫“狗不如”。叫我看来，像这样猪狗不如的人，在现实生活中不乏其人。
我的父母虽没有遭受“猪不胜”母亲那样的罪，但也没有享受到我们做儿女的多大福气。因为我们个个连自己家里的日子都过不好，所以，对待老人是有心无力，年迈的父母亲仍旧过着自食其力的日子。
我因工作单位和新安的家在洛南，所以，每年只能请假回家看望老人几次。记得我在农场时，因没钱坐不起车，每次回家就骑上场里的自行车，从永丰翻袁岭子，顺板桥河而下。有一次，还扛上自行车翻越黄沙岭，顺草庙沟到商县，再骑车到棣花，把车子放在沟口走回家。每次回家，也只能给父亲买上些水烟和纸烟，给母亲买上些冰糖。因为，父亲一生爱吃烟，母亲一生老口干。就这，父母亲还老说：“你们娃多，买这干啥哩。”每次听到这话，不由我心酸好几天。
有一次回家，在棣花街见到我年迈的父亲，他是背着他背了一生的背篓在街上卖红薯。我把父亲叫到一个卖旱烟的摊子前，买了二十多元的烟叶，周围的人看了都很羡慕，有的人拍着我父亲的肩膀说：“你把娃养成了，一下子就买那么多好烟，真有福气。”当时父亲的脸上露出了一种自豪而满足的笑容，但我却感到很是内疚。父亲一生吃的烟都是自己种植的，他种的烟，叶子大，肉皮厚，味浓香，谁到我家里来，都要吃父亲的旱烟。方圆几十里的人都知道我父亲的烟吃起来过瘾，他拿到集市上卖烟，价钱好还卖的快。父亲去世后，我买来的纸烟比一般人家过事都好，但没有人吃，而父亲给他留作去世后待客的旱烟却吃了个精光。
1993年春节，我接父母亲到我在洛南的家过年，第二年的四月回丹凤，住在四妹的单位。
一天，母亲去上厕所，因她的一只眼看不见，加上厕所里的尿潭，她一脚下去把一个铺着的砖头踏滑，自己摔倒在尿潭中，将左腿根摔成严重骨折，住进了丹凤县医院。
接到妹妹的电话，我同妻子当天赶到医院。母亲睡在病床上，左腿膝关节上打了一个指头粗的铁钉，下边吊着五块砖。我同妻子一见遭罪的母亲都哭了起来。经过几个月的治疗还是不能下床，后来住在四妹家，年过八十的父亲整天守护在我母亲的床前。
一日，四妹打来电话，说父亲住进了丹凤县医院。妻子扶着我刚出院的病体，搭上了去丹凤的班车。当我们来到父亲的病床前，他早已不能睁开眼睛看一看自己的儿子和儿媳了。
“这是我大哥大嫂来看你了。”四妹趴到父亲的耳边大声说。我的父亲只点了点头，然后就安详地“睡去”。他是听到办理自己后事的儿子回来了，所以，也就放心了。我同妻子的泪水流湿了不醒人事的父亲的衣袖。
经过再次检查，我的父亲得的是脑溢血，医生告诉我们：尽快准备后事，人是不行了。为了不使父亲去世在外，让他在家里安然过世，当天晚上我们就将父亲搬回苗沟他自己亲手盖的土房里。第二天中午，父亲突然从炕上扑起来大吼一声，然后倒下去就再也没有起来。这一吼声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从此，他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在我的父亲入殓的那天，丧父的悲痛之情直涌心头。顿时，我肝肠寸断，泪如泉涌，嚎啕大哭，失去了理智，拉住父亲的手，不让人盖他的棺盖。当时我想：这一盖我就永远见不到我可怜的、一生劳累而没有享受到我的一天福的父亲了。人们将我拉开，盖上了父亲的棺盖，我又一次扑向棺盖，双手抓住棺盖谁也拉不开……。下葬的那天，我作为父亲的长子，头顶着父亲的孝子盆，将父亲送出家门，最后将孝子盆摔在村口的石头上。这一摔，意味着从此我再也不能为活着的父亲行孝了，下葬后，我是被亲友及儿女们扶回家的。
我的父亲下葬的第二天，大妹拿来一张存折交给我，并说：“这是大在世时存下的３００元钱，叫我在他去世后交给你和我二哥，就算是他和咱妈给你们留下的一份心血钱，作为作念。”我用一双颤抖的手接过父母亲经大妹手交给我们的这份犹如３００俩黄金重的存折，一时间声泪俱下，我同弟弟跪在父亲的灵牌前谁也拉不起来。这哪是３００元钱，这是父母一生的活命钱，他们一生吃糠咽菜，一辈子都过得是没钱的光景，老了还记着给我们留下这笔钱。看来这人世上只有父母对儿女最好。
第二年，我的母亲因常年卧床不起，也去世了。
这一年，我去柞水县委党校为地党校的大专班学员讲课，正好可以来回到商县弟弟家看望母亲。每次去，当我在弟弟门前叫一声“妈！”，用手敲一下门，母亲就听出是我的声。她双手扶着墙来为我开门，每遇到这种情形，我就情不自禁地流出了眼泪。每次走时，我都是难舍难离，唯恐自己的离开将是母子的永别。每次我都是饱含泪水而别，有时竟哭出小小的声来。一生的操劳和生活的艰难，加上近一年多的卧床不起，虽说弟弟和弟媳的精心侍候和孝敬，但毕竟是年迈多病，医学上称为脑萎缩。母亲去世前一个多月就认不得我们了，口中喃喃的都是些她幼年时的人和事。她是慢慢地停止心脏跳动的，脸上没有一丝痛苦的表情。她可能认为：自己的一生为了儿女们的成人，已经将心血都熬干了，现在儿女们都长大成人，她实在没有一点点力气了，连痛苦的表情都无力表示，所以，也该走了。
我的母亲是天下最不幸的母亲，她幼年时因为家里太穷，我的外婆又多病，自幼操持家务，后来外婆去世。有一天外爷拉着我母亲去讨饭，到天黑回来时，母亲的一个小妹饿死在锅台前。后来外爷也去世了，母亲被她的大妈养大，嫁到我们家，当时才12岁。
父母相继去世，使我失去了双亲，在痛不欲生之后，我心里却平静和安然了下来。我为自己这个有严重疾病的儿子，能亲眼看着将年迈的父母送终而感到欣慰。两年中父母相继离开了我们，这时我才感到，儿女失去父母是什么滋味，感到自己一下子失去了依靠的精神支柱，也一下子感到自己也老了。
遗憾的是，我没有尽到一个作儿子对父母应尽的孝道。常言道：生时之一理，尸葬之一理，祭之一理。我没有在父母年老多病之后很好的养之，死后没有做到逢“七”过之，葬后没有作到逢年过节上坟祭之，虽说每逢节日我远在他乡的十字路口为父母烧香磕头，但没有经常去坟上祭之。羊羔跪乳，乌鸦反哺，孟宗哭竹。羊羔为了报答“母亲”给它吃奶的养育之恩，每次都是跪在“母亲”面前吃奶的。乌鸦的“儿子”在老乌鸦病了或年老后，给它的“母亲”喂食吃。孟宗哭竹，冬日生笋，是说：三国时有个人叫孟宗，他的母亲老病，医治无效，有个医生教他用竹笋煮汤食。但冬天哪来的竹笋，他急得没法，便前往竹林，跪在冰天雪地的石头上，抱竹痛哭，他在竹林前整整跪了三天三夜。由于他心诚至极，忽然地裂开来，长出了许多嫩笋，他高兴地拿回家煮汤给母亲吃，服后竟然不药而愈。他的孝心传闻四方，后来官至司空。我不如孟宗，更不如羊羔和乌鸦，我只能在父母去世后披麻戴孝守灵三天将父母送终。
为什么老人去世后儿女要披麻戴孝最少守灵三天呢？这事还得从一个有趣的故事说起。早先有一位老人，她守寡将儿子养大，儿子在母亲跟前非常孝顺。这位老人卧床不起后，一天儿子跪在母亲床前问：“母亲，你去世后我怎样做才能为母亲行孝？”他母亲给他说：“你去咱房后一看就知道了。”他就到房后去看，恰在这时，见一棵树上有一个猫头鹰窝，窝上站着一个猫头鹰。一连三天这个猫头鹰站在那一动不动，它的身上披了一层麻丝和草状的麻衣，头上顶了一块白布。他很奇怪就上树去看，但见窝中有一老猫头鹰已经死了。“嗷！这是小猫头鹰为它的‘母亲’遮风挡雨行孝哩。”不久他母亲就去世了。他学着小猫头鹰：头上戴着一圈白粗布，身上披着麻布衣为母亲送终，并且一带一穿就是三年。从此以后，猫头鹰的头上老顶着一圈白色的绒毛，身上老披着像麻丝衣状的羽毛，人们学着它，穿上白色布衣或麻衣送终老人，以表孝敬之心。
人生在世，谁对谁的感情最深？是父母对儿女包括儿媳和女婿的感情最深最真，就像螃蟹对“儿女”一样，是拿出自己的生命来养育的。
记得儿时在河里捉螃蟹，经常看见在一个大石头下边有一大堆小螃蟹围着一只母螃蟹吃，有的连母螃蟹的骨头都吃光了。第一次见到时，我回来不解地问母亲。
“母螃蟹在生小螃蟹时，一窝能生很多很多。小螃蟹靠吃母螃蟹的肉体一天天长大，等小螃蟹长大了，母螃蟹的肉体也就被吃光了。”母亲郑重其事地告诉我。
是呀！母螃蟹靠的是自己的肉体来养育儿女们长大成“人”，人何尝不是这样的呢？我的父母何尝不是用他（她）们的一身肉体来养育我们兄弟妹妹长大成人的。我的父母去世前早就被劳累压弯了腰，被我们吮吸完了血，他（她）们是带着骨瘦如柴的身躯离开我们的呀！
有一首歌唱得好：知恩报恩，若论父母，恩与天同。古语讲“孝为百行先”，“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就是说，孝是作儿女的大德。人生必须牢记三个字：孝忠义，即孝敬父母，忠诚于人民，义气于同志和朋友。这孝字中深含着忠和义。试想，一个连自己父母都不孝敬和扶养的人，难道会关心他人，热爱社会，全心全意为国家服务吗？我终生都忘不了父母的养育之恩，如果阴间真的有一个如同阳世的人生世界，我愿在百年之后去到阴间一定好好补上我对父母欠下的孝道。
一日夫妻百日恩
人的一生中，谁同谁在一块生活的时间最长？特别是谁同谁同床共枕的时间最长？
是父母？不是。是战友？不是。想来想去，我想是夫妻。夫妻之间，不但同室，而且同床共枕，说的再近一点，还同一个被窝呢。可算是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床、同枕、同被窝。人世上那有这样亲近的关系呢！没有，绝对没有。
人常说一日夫妻百日恩。是说一对恋人成为夫妻，同床共枕，那是一种极为高级的相互献身的特殊情感。这种特殊情感，实际上是一种互为恩情的高级爱情，这种恩情，只有一对夫妻才能体会出它的真正含义。“一日夫妻百日恩”说明夫妻关系的特别亲密性和这种特别亲密性所体现出的夫妻关系的独特性。说白了，这种“一日夫妻”能胜过“百日恩”的内在因素是来自于夫妻之间的相互献身，这种相互献身所产生的恩情是终生难忘的。
我同妻子已经同床共枕四十三个（至写此文日）春秋了，过了“红宝石婚”。一日夫妻百日恩，那四十三年就是一百五十六万九千五百个恩。从妻子来说，她已经给了我这么多的恩情，可算她对我的恩有多重呀。如果一对夫妻同床共枕达以“金婚”、“钻石婚”、“白金婚”，那他（她）们的恩情该有多深呀！
记得1963年春节，妻子第一次同我回老家过年。我们从永丰坐车到黑龙口倒车，因当时大雪封山，客车不能放行，当晚我们就住在旅馆里，天冷得一夜没睡热。第二天挡了一个邮电局的拉邮车到商县，然后同弟弟一起坐车回家，天黑时才到棣花。我们三人踏着一尺厚的积雪，摸着漆黑的山路往回走，这是她有生第一次走这样的路。更为艰难的是，她当时正怀着我们的大女儿（已经六个月），到家时已是午夜时分。过年后，她又同我一起步行九十五里到商县。回到家里，她的腿肿得圆圆的，晚上睡时上不了炕，就这，她一句怨言都没有。
我的妻子为我立下了汗马功劳。妻子常说：“我为你立起了钟，盖起了庙。”我的体会，这里指两层意思：一是她为我们的家庭生了五个孩子，算是为我立起了宗。女人为男人生了孩子，这是对男人的第一大贡献。按照中国的旧习俗，这算是为男子生下了传宗接代的后继人，这对男子的家庭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二是她为我建起了“家”，算是盖起了庙。女人对男人而言，女人就是男人的“家”。不然为什么人们老把男子结婚娶了媳妇叫成家呢！以我看，妻子就是“家”，家就是“妻子”，二者是同意语。
我的妻子为我生育五个孩子的时候恰是我们家生活最为困难的时候，也是国家经济最困难的年代。那时她怀着孩子，本来需要吃好些，但哪里有好吃的呢？当时她想吃苹果，但哪里吃得到呢？她每怀一个孩子和哺育一个孩子，都以付出极大的身体作代价。孩子们个个都长得胖乎乎的，十分可爱，可她却成了个瘦人儿，拿来那时她的照片一看，真叫人心酸。
我同妻子结婚后从来没有长时间地离开过，四十多年总共离开的日子不到三年。一次最长是我在农村搞社教。那是很严格的，就这我在十个月中还回家几次。1983年商洛地委党校迁址商县，校领导多次动员我随迁，我因妻子和我的“家”在洛南，而决然留到洛南，并被分到区上工作。记得在“五·七”干校时，地区的干部到梁原搞“斗、批、改”，很多干部挤在一起，大家在晚上睡下时，又说又笑，谈笑的主题离不开“家”和妻子。有的说：“我实在想我的孩子了。”有的就对着说：“你不是想孩子，而是想孩子的妈了。”有的竟哀声叹气的说：“金窝，银窝，不如妻子的被窝。”有的说：在机关搞“斗、批、改”时不让回家，他就晚上半夜三更从单位的水眼爬出去，第二天不等明又从水眼爬进来。不管怎么说，大家的话题都离不了妻子所在的那个家，我看关键是家里有自己心爱的妻子。
人把夫妻关系形容得很好，说男人是座山，女人是条河。有一首民歌的歌词唱得好：“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阿里山的少年壮如山，高山常青涧水常蓝，姑娘和少年永不分，碧水常围着青山转。”这里说的都是夫妻关系是不可分的。山水二字是常连在一起的，有山无水，山会干枯；有水无山，水会无源。地球是由山水构成的，人世间是由男人女人组成的，特别是“家”是由作为夫妻的男人女人组成，不然的话，这银河系中就没有地球，这人类社会就会从地球上消失。
有一次，我同妻子在一起谈论关于夫妻感情问题。
我说：夫妻二字本身就说的是一种关系，而且是一种特殊关系。它是一对男女相爱结婚的代名词，是男人与女人的关系加情与爱的关系加婚约关系的总称。
妻子问：夫妻感情同爱情又是一种什么关系？
我说：爱情可以说就是夫妻感情，爱情包括性爱和情爱。恩格斯说，性爱是婚姻的基础，它是异性之间一种本能所需要的；情爱是作为高级动物人的一种特征，是性爱的升华。夫妻感情的核心是“爱”字，“爱情”是夫妻独有的一种感情，是人类最高尚的情感。“爱情”实际上是一本无字的天书，只有真正的一对夫妻，通过一生的体验才会读懂。
妻子说：现在社会上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要离婚呢？我说现在离婚率高的原因有两条：一是有的夫妻，只注意享受对方给她的爱，不注意将自己的爱给对方，殊不知“爱情之树”是需要双方经常为其培土、浇水、施肥的，不是一“植”永逸的。要想使爱情永远年轻而充满朝气的秘密，就是夫妻双方都忠贞不渝的爱情本身，只有靠爱情本身去滋润才是永恒的。二是夫妻关系正受到不良社会风气的干扰，很多夫妻之间又放松思想警惕。有的人竟将夫妻关系当成儿戏，动不动就离婚，你可知道，离婚是没有赢家的，特别是有了孩子以后那可是两伤一害，造成终生痛苦。要知道婚姻家庭不是游戏俱乐部，而是实实在在的过日子，干事业的平台，所以它没有情场上那种纯娱乐的情调。一对男女，从热恋到结婚这一段是他（她）们最神往、最美好、最幸福的时光。结了婚，生了孩子，就进入到柴米油盐过日子的真正人生的阶段，一味追求享乐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要知道，如果你丢了财富，那不过只失去了一点，如果你没了信誉，你会失去很多，如果你没有爱情，你就将失去人生的全部，或是一个残缺、畸形的人生。司马迁说过：“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婚姻者，居室之大伦也。”有一句忠告的话：劝君莫忘糟糠妻，免得老来无所依。
夫妻关系本身就具有一种强烈的排他性，而异性之间又具有一种极强的吸引性，即“异性相吸”。所谓夫妻关系中的排他性，就是男排男介入吸女，女排女介入吸男。特别是性爱，排他性更强。自己的女人和别的男人发生性行为，叫做给自己带绿帽子，这比挖自己的祖坟还难受。自己的男人与别的女人发生性行为，是对自己人格的一种侮辱，这比死了爹妈还痛苦。不论男女如遇到伤心事，特别是夫妻关系不和时，异性介入的同情是最有吸引力的同情。男人最忌讳的是自己的女人和别的男人好。女人最忌讳的是自己的男人和别的女人好。这就叫同性相斥、异性相吸。双方要想排斥同性介入自己的“圣地”，唯一的良方就是自己真心实意的去爱自己的异性（夫妻）。
“是呀！只有夫妻关系建立在真爱的基础上，也就是不但是两个人外在的结合，而且应该是直接的内心的结合，又经常互相关爱，并不断排斥社会上不良婚姻的侵蚀，才能算是美满幸福的婚姻。”妻子深有感触的说。
是的，在夫妻关系问题上，唯一不能当儿戏的是正确处理好自己的婚姻家庭，处理好夫妻之间的爱情关系，处理好者终生幸福，处理不好终生痛苦。千万不要图一时的痛快，一失足成终生恨。不是有一句顺口溜叫“结发夫妻贵似油，半路夫妻合犋牛”吗！前一句说结发夫妻的珍贵性，后一句说半路夫妻（指夫妻双方均为婚后离异重新结合的夫妻）的离心性。“结发”是指旧时女子结婚时要将头发结在背后，挽成卷状，标志女子从此不再是处女而是媳妇了。这种结发作为女子一生只有一次。“合犋牛”是指犁地时将一对牛套在一起，地一犁完，就各自散伙。把半路夫妻比作“合犋牛”，是说性爱时合犋在一起，性爱完了，就各想各的心事，意思是：同床异梦，同“性爱”不同“情爱”。这种现象在现实生活中不乏少见，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结发夫妻的珍贵性。
作为夫妻关系怎样才算是美满和谐幸福的关系呢？我想要达到这个标准，必须做到四点：一是相互尊重。这是真正爱情的基础，作为夫妻要相互尊重对方的兴趣、爱好和性格。性格不合的双方都要做到相互谅解。二是相互信任。这就是彼此都能做到信得过、不猜疑，彼此都要给对方参加正常社交活动的自由。三是相互忠贞。爱情本身就应挚笃专一，心心相印，忠于对方，绝对不能有对不起对方的越轨行为，自己的行为、道德必须对得起对方，对爱人负责，对家庭负责。四是不断深化夫妻感情。夫妻感情是需要在社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深化，如庆祝结婚纪念日，互赠生日礼物，共同翻看结婚时的影集，珍视共同患难与共的往事，共同分享欣喜，共同解开苦闷。要克服严重的“大男子主义”和“妻管严”，要坚决反对自私自利，一切为自己。如果一对夫妻能做到上述四点，就能达到夫妻之间的心理相容。这样的夫妻生活就是欢乐、幸福、甜美的。
我与妻子已经走过了四十多年的人生历程，在我们“红宝石婚”纪念之日，我写了两首诗，一首是：
红梅傲雪冰林开，
宝连灯下结同心。
石坎路上互为伴，
婚姻美满四十春。
这首诗是说我们夫妻俩的婚姻是“同心婚”。另一首是：
红日西升当天照，
宝塔植地固而牢。
石金璧玉清高洁，
婚姻美满四十俏。
是说我们的婚姻是牢固的、高尚的、美满幸福的，越活越年轻的。这两首诗的四句中，每前一个字组起来就是“红宝石婚”。
愿人间夫妻真爱永存，白头偕老，一生幸福。
儿女之情长又长
人常说：儿女多，生的吃了父母的耳朵。我的孩子虽没有吃掉我同妻子的耳朵，却吃掉了我们身上的几层皮和几层肉。现在拿来我家20世纪70年代的照片一看，就知道我们的日子过的有多么地艰难。但人世上就是这样，一代一代向下传，这样人类社会才能不断地发展。我们为儿女的成长付出了辛勤的汗水，儿女们也为我们献出了真诚的孝心。
1984年以后，我的几个孩子都相继考上了中等专业学校，离开了家。从此，我们家的经济负担就一年年加重，不知有多少次，我拿上仅有的钱去买饭票，接到女儿的来信说没有钱了，我就将吃饭的钱寄给女儿。每次我到学校看我的女儿时，看到人家的孩子个个穿红戴绿，唯独我的女儿穿的土里土气。
说句不嫌人笑话的话，我这个工作了二十多年的国家干部，连一只手表都戴不起。在地区党校时，全校就我一个没有手表，每次上课时不是借这个就是借那个同志的手表用，后来同志们看我要上课就主动把他的表给我用。妻子上课时老提上学校的闹钟用。1985年春，我们用家里卖了一窝猪娃的钱，才为妻子买了一块手表。每逢我出差时就带上妻子的手表用。一次被同去的同志发现，他风趣地说：“人常说夫妻俩好的穿一条裤子，你们夫妻俩好的带一只手表。”
人常说：“为人在世，一辈子不抽烟，不喝酒枉在世上走”。“一辈子不吸烟，死了省个棺材钱”。前一句是说：一辈子不吃烟不喝酒的男人，活的没出息，还不如不到人世上来。言下之意：你到人世上是白来了一趟，叫人看不起。因为，抽烟喝酒是男人应有的气质。不抽烟不喝酒的男人和女人一样。后一句是说：不抽烟的男人，一辈子可以给自己节省一口棺材钱，是说这个人是吝啬鬼。我是一辈子不抽烟不喝酒，但我是一个堂堂的男子汉，并没有感到自己枉到这人世上来一趟，我也不是吝啬鬼，我既会抽烟也能喝酒。那为什么不抽烟不喝酒呢？回答很简单：没钱。有道是：“马行无力皆因瘦，人不风流只为贫”。我从1960年参加工作，十二年工资没动，我的工资收入连一家人的最基本的生活都管不了，连孩子们都养不好，还说其他呢？我的一个刮脸刀用了二十年，一个牙刷用了十几年，基本上是一年一支牙膏。记得我穿的第一条毛裤，是妻子用她一月仅有的八块钱买的毛线，1984年利用晚上的时间亲手织的，用现在年轻人的眼光来看是活的窝囊。
这一切的“穷酸”劲，我们并不在乎。因为，我们自己再苦再穷，只要能将儿女培养成人，这就是我们最大的乐事。1996年我的小儿子参加工作，到此我们的几个孩子虽说都没上过大学，但总算是都读到了中等专业学校，都有了自己的一碗饭吃，且都成了家，有了孩子，这就是我对“穷酸”劲不在乎的所在，这是我同妻子感到最为欣慰和高兴的事。
我们一生，光养育儿女就花去了大半辈子的时间，我的工龄是三十八年，从大女儿出生到小儿子成家，就占了三十三年；妻子从生大女儿到小儿子断奶，整整为孩子喂了十四年奶。这十四年她没有穿过一件不带奶腥味的衣服，没睡过一天没有尿湿的被褥，她是在尿炕上睡了十四年。
对待儿女，作为父母来说，供养儿女吃饱穿暖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操心儿女的安危也是缠绕父母心肝一生的事。一次大女儿在电话中说她的女婿生病了，第二天我们就赶到宝鸡去看。记得，我的大儿子出国打工的四年中，我们的心一直是悬在空中的。2000年3月，大儿子要出国，这年的春节我同妻子去西安儿子家一起过年，想同儿子多在一起住一段时间，最后送儿子到咸阳机场。原定3月3日，后推迟到3月13日。因妻子有病，她看着儿子走，心里可受不了，我就叫她回到洛南。记得儿子走的那天，我同儿媳妇和小孙女去送他，当儿子进候机室的时候，儿媳同小孙女都哭了，特别是小孙女哭的不让爸爸走，我抱都抱不住。孩子的哭声感动了大厅所有来送亲友的人们，不少人都哭了。我看着儿子强咬着牙招手进去了，这时，我从家走时就强忍着的眼泪夺眶而出，一边哄孙女不哭，自己却哭出了声。送走儿子，我就立即给在家的妻子打电话。电话中我清清楚楚地听到妻子的哭声。从上午11时到晚上9时，我们一家人的心是同飞机一样在空中悬行，等到儿子从国外打来电话，说他们一行平安到达了，这才将一颗心收回肚里。事后听妻子说：她回洛南后，一连成十天，晚上老睡不着，老想哭，每晚都是泪洒枕头，病情也加重了。她说：“儿子是我的心头肉，他飞行千里怎能让我不担忧。”2004年2月，我同妻子在西安接儿子，那天妻子给回国的儿子织毛裤，一天都不说话，不时地望望窗外，她明知儿子还不到回来的时候，但她本能地、不由自主地抬头看看。事后我才知道，她为什么要在儿子回来前一个月就开始给织毛裤，一来怕儿子一下飞机冻着了，二来是用来压住自己思儿心切的一颗不安的心。难怪她织毛裤时，织了拆，拆了织，一连折腾了好多次。儿子到家时，她将被子一蒙睡下了，一句话不说，儿子到床前问她时，她泪流满面说不出话，这是作为母亲的一种放心泪，是喜之泪。
儿子出国四年，我们夫妻俩心操了四年。她常说：“宁叫我儿子同我一起受穷，也不想让儿子出外打工。”现在儿子回来了，说实话，我们都怀着一个同样的不言的担心……。
大女儿经常出差，二女儿整天骑着摩托车到几十里以外去上班，三女儿整天站在大机器前劳动，二儿子经常下乡，可以说，我们夫妻俩的心整天围着儿女转。
对待自己亲生亲养的儿女的一片爱心是很自然的，但作为儿媳就不一样了。妻子常说：”对待儿媳妇要特别好才对。因为，她们咱没生没养，来到咱家为儿子当媳妇，给咱们生孙子，过日子，将来还侍候咱们。”她是这样想的和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我们是将儿媳当女儿看待的。记得在西安时，儿子不在家，一天早上大约三时许，大儿媳起来时昏倒在地，妻子连鞋都顾不上穿，就同我立即将她送到医院。二儿媳因爱吃饺子，妻子每到周末，一早就去买肉，等儿媳回来她把一切都准备好了。２００５年的大年初一，吃过饺子一家人坐在客厅，我和妻子给了两个孙辈的压岁钱，孙女和孙子跪在我们的面前深深地叩了个响头。接着，两个儿子也跪在我们面前叩了头。这时，妻子突然从兜兜中拿出她早准备好的两张新版１００元人民币递给两个儿媳，并说“这是给你们俩的辛苦钱。”两个儿媳当即为她们的婆母叩了个头。２００６年的大年初一，妻子也这样做了。这件事看起来很小，但我想它的意义很大。在我的记忆中，好像这是她的一种创造。
人世上的事情是公平的。我们为儿女，包括儿媳和女婿，付出了一片爱心，而儿女们，包括儿媳和女婿也为我们献上了十分的孝心。
记得我的小女儿还在上学期间，有一年利用假期打工挣了不到十块钱，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拿出八元钱为我买了一个影集。上书：“祝爸爸工作顺利，岁岁平安，万寿无疆。女儿。1988年7月8日。”我接过小女的礼品，不由得热泪夺眶而出。
大女儿从她参加工作的那一天起，从来没有忘过给我们买这买那。她们远在宝鸡，每周都要打来电话问寒问暖，每每寄衣寄钱。2005年10月还特意将我和妻子接去为她妈过了个极为有意义的生日，不但给买了很多生日礼物，女婿还在宝鸡一家最好的酒店包了一桌丰盛的宴席。2002年的母亲节那天，二女儿在她工作的乡间菜地里割了一大把韭菜拿回来，一进门就说：“今天是母亲节，我想了再三没啥买（已三个月没发工资），就割了我自己种的韭菜，今天回来的早，咱们包饺子吃，祝妈妈节日快乐。”当时，我们接过女儿手中的韭菜，谁也说不出话来。人常说礼轻情义重，这一把菜胜过千斤重礼，女儿的心是真诚的。
远在国门之外的大儿子，路遥千万里，但他周周都少不了给我们打电话，问寒问暖。第一年光写回的信就有七、八封。2000年3月15日，儿子在信中说：“这儿再美也不属于咱，我希望的是成天在你们跟前，我现在才看出自己的脆弱，每天晚上做梦都是我爸来看我，简直难受死了。爸妈这两年盼到头，我这辈子哪也不去了，咱们在家好好呆着。”“爸妈您们一定要注意身体，等我回家一块到西安，只要身体好，一切都是闲的。”4月12日，大儿子在信中说：“我这儿什么也不需要，就是要看信。爸，没事就给我写信，随便说几句都行，我太需要了。”一次我在儿子家看到了他在国外打工时的两张照片，一时间真让我的心都快碎了。一张是儿子坐在海边，凝望北方，满脸愁容，脚下是抽剩的一堆烟头，……。另一张是儿子站在城市的一座楼房和一棵大树前，面向北方，哭丧着痛苦的脸，眼泪都快要掉下来似的……。由此可想，那时我的儿子是多么的想家和思念我们呀！9月6日儿子在信中写道：“妈，您一定要适应退休生活，不行和我爸出去转转。爸，你想带我妈到哪儿去，现在可以去了，不管什么地方，只要想去，你告诉我一声。”儿子为了不让我和他妈为他在西安买房背债，硬是去了国外打工。他挣的钱先还了我手上的借款，这是作儿子的一片孝心所致。在现实生活中，不少儿子和儿媳，盼不得将父母的手头钱弄光才安心。有一次我在与一位朋友闲谈中，他给我讲了一件事：有一个小两口要在省城集资修建家属楼。他的父母听了十分高兴，就将农村的房子卖了把钱给了儿子。家属楼修好后，老俩口高兴的到省城儿子处住上了家属楼，才去一年还可以，第二年儿媳就闹得不行，整天骂娘闹事，吊着个冷脸，不是打娃就是骂丈夫，不是甩碟子就是拌碗，最后闹的要和男人离婚，这样不到两年他的父亲就给气死了。他母亲只好回到她卖房时留下的一间柴房中过起了失去丈夫的生活。相比之下，我的大儿子和大儿媳就再孝顺不过了，现在住在西安的儿子和儿媳经常叫我们去住。
小儿子为什么要买手机呢？他本来就同我们住在一起，经常孝敬我们，但他因经常外出，所以，就买了一个手机，每每下乡或出差，都少不了打来电话问候我们。
亲生亲养的儿女孝敬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也是不足为奇的。但儿媳对公爹公婆的一片孝心，可就值得一提了。我和妻子的生日，就连我们自己有时也给忘了，但唯有我的小儿媳年年忘不了。她在前几天就提说开了。有几次我和她妈病了，因请假不准竟然哭了。特别是我们为自己修坟墓时，她请假在家给工人做饭，到工地送水。后来听妻子说，她每次从工地上回来都哭泣流泪，她是舍不得我们百年之后离开她们，这是她的一片孝心所致。
2003年的母亲节那天，妻子接到远在西安的大儿媳的电话，电话中妻子第一句听到的是“妈，今天是母亲节，祝妈节日快乐。”放下电话，我看见她的眼泪流了出来。大儿子出国的几年，大儿媳经常回家来看我们，经常打电话问寒问暖，并多次为她的婆母买衣服。记得有一次她妈有病，她回来后还专门给她妈五百块叫看病。我们在西安住时，她经常把买来的水果，洗好削好递给我们吃。
人常说，女婿顶半子，但我的几个女婿和儿子一样。二女婿就住在我们跟前，平常比儿子还好。我们修坟墓时，他把脚扭伤了，就这还拄着拐杖到工地去为我们修好的坟上配土。
人心都是肉长的，在现在的社会中，我们能拥有儿媳和女婿如此的一片孝心，真是幸福极了。
因果规律，是一种客观世界的发展原则。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善业恶业，唯心所造；祸报福报，惟己自召。
在人类社会中，每个人都是父母所生养，当然也都生养有自己的儿女。如果对自己父母孝敬的人，必定会得到自己的儿女所孝敬；如果对自己的父母不孝的人，势必招来儿女对自己的不孝，这就是说父母是儿女的第一位老师，儿女是父母的影子。传说从前有个人，他嫌父亲年迈不能劳动，于是用一只箩筐和他的儿子把老父抬上山倒下岩去。下山时，他看见儿子还把箩筐背着。他对儿子说，这筐没用了，不必背回去。他儿子说：“还有用，等你老了我用它抬你。”他面对岩下摔死的父亲无言以对，并感到非常地后怕。这就是他的恶行，将会得到恶报。
实在太巧了，在我改写完本章文字，抄到最后落款时，接到了大儿子从西安发到二儿子手机上的一封短信：“虽然我不在你身边，但希望您在这个一年一度的节日里，您能快快乐乐度过每一分每一秒，老爸您辛苦了！05年6月19日，儿子敬上。”这就是我同儿女们的似海深情，看了这最后一句，真让我从“苦心”中尝到了无比的甜头和欢心呀。什么叫幸福？接到儿子的短信之刻就是我最幸福之时。
同学友情最纯真
在人们之间相处的关系中，最密切、最知己、最亲近的莫过于同学情深、战友情深了。每当人们在一起谈起“同学”、“战友”时，都怀着一种深厚的感情。我可惜的是没当过兵，体会不出“战友”情深是一种什么感觉。但我却在十年学校生活中，同近二百多名同学为友，对于“同学”情深却是深有体会的。从1950年起到1960年毕业参加工作，我先后在小学、初中、中师的三个学习时段中和不知多少同学结下了终生难忘的情谊。在这些同学中，有同龄的、有兄长的、有弟弟的、有姐姐的、有妹妹的；有山里的、有城里的；有比我家条件好的，有比我家条件差的……。大家在一起同坐一个教室，同睡一个宿舍，同读一本书，同听一个老师讲课，同吃一锅饭。有更近者，同坐一张课桌，同睡一张床。有语形容同学之间的亲密程度叫“同窗好友”，同窗者，同室也，或同住一起也。
记得在两岭小学和丹中时，我们班的同学都住在一起。当然是男生住在一起，女生住在一起。那时，班上的男生多，女生少，一个班的男生就能住满一个宿舍，因为是通铺住着，女生往往是一个年级的住在一起。我是男生，当然只能说清我们之间在一个宿舍的亲热劲。
吃炒面是我们男生在晚上下自习后的一场最热闹的场面，记得在两岭小学和丹凤中学时，我们住在一起的都是些乡下的学生，晚上肚子饥了都把从家里带来的炒面拿出来一起吃。吃炒面有一个禁忌，就是不能笑，一笑就把口中的炒面喷出来。由于大家在一起吃，你让我，我让你，有说有笑，这就形成我喷你一脸，你喷他一脸，惹得大家都把口中的炒面喷出，每当这时，宿舍里充满着爽朗的笑声。
互送东西吃是同学之间的又一表达友谊的方式。记得在两岭时，我们乡下同学都在民房中自己做的吃饭，每到吃饭时，虽说都是些“小伙夫”，但做的饭各有不同的味道。吃饭时，你吃我的，我吃你的，每个同学都尽量把带来好吃的送给学友。我家穷，没有好吃的，但却有特殊的东西，如从坡上摘来的野枣，从柿树上摘来的蛋柿，二月二从家里拿来的炒黄豆，冬季从家里拿来的红薯干等等。特别是乡下学生与城里学生之间互送吃的就不一样了，城里学生爱吃乡下学生拿来的野味食品，乡下学生爱吃城里学生送的白面馍、瓜子、水果糖之类，有时为在教室暗里送吃的，让上课老师罚站。
我接受同学送的东西中最珍贵的是写字的武器——钢笔，也就是水笔。不少家境好的同学见我用的钢笔是用绳子扎的，就把他（她）们的给我用。在丹中时，我同一位女生同桌，她见我用的水笔坏得不能用，就将她的送给我，我再三推辞，她也不肯，她送的笔我用了五年。
说起钢笔，还有一段往事呢？
那是在我上小学时，别的孩子都用的是钢笔我没有，一次我向父亲央求道：
“大，给我买一支钢笔吧。”我小声地给父亲说，在我们家乡，娃把父亲叫大。
“明天你高娃叔去洛南换粮食，我叫他给你买一支。”父亲见我央求就答应了。
过了大约五天，在一天的晚上，高娃叔来了，我一见就从心里高兴：“高娃叔一定是来给我送水笔的。”
“这是给娃买的水笔，但我在路上摔了一跤，把笔给弄坏了。”他从腰里拿出坏了的水笔给父亲，很惋惜地说。
“不要紧，我给用绳子扎起来就行了。”父亲接过水笔，看了看说。
父亲把坏成两截的水笔交给我，我爱不释手地拿在手里。
后来，父亲真的用绳子扎起来，还真的能用呢！就这支笔我一直用到同桌送给我的那一支为止。但我把它保存了很长时间，要是我能把父亲买的和同桌送的钢笔保存到现在该多好呀！那我可以睹物思情吗！因为它代表着父亲的恩情和同学的友情。可惜，真真的可惜！
说起我与同桌的关系，那可是一种极为纯真的同学之间的友情。那是我在上丹中时，老师第一次排坐位把我和她排在一个桌子上。她是茶房街人，父亲早逝，母亲为她招了一个继父，没有兄长，只有一个小妹妹。我每次放学和上学都从她家门前经过，但从来没进过她家的门。我们经常是一块去上学，星期六一块回家。我很同情她的处境，就把她当妹妹看待，她也很尊重我，把我当哥哥看待。丹中毕业后，我们一块考上商县师范学校，恰好分在一个班，她就与我坐在一起。六年中，我们在学习上互相帮助，生活上互相关心，结下了深厚的同学之情。商师毕业后，我分到商洛师院工作，她考到商洛师院上学。这时，有一位好心的同志给我说：我看你们俩相处六年，同学之情很深，我给你们俩说媒。我考虑再三，认为自己的地方不好，家里很穷，就谢绝了她的一片好意。但后来听那位同志讲，她还是给她讲了。她说，她家里已经给她订了婚。师院毕业后，她分到西安一所军事学校工作。从此，我们就再也没有见过面。大约在1970年前后，一次她到卫东某国防厂子出差，到永丰邮电所给我打了个电话。当时我不在，下午回单位后听接电话的同志一说，我马上去永丰，一问，人已经走了，她给我留下一条绿色的毛毯和一封信。信上讲了不少感谢我对她的帮助和照顾的话，并说，送给我同妻子一条毛毯作纪念。第二天一早，我去卫东厂子的招待所找她，人家说，前一天下午就坐厂子的车回西安了。
六年同桌，两年相处，说明我们之间的友情有多深。但那时，我们的心都像核桃园的泉水一样清，不像现在中学、大学的学生，有的女生那样野，有的男生那么狼。就是现在，每当我拿来我们班毕业的合影看见她时，只有一种同学之间那份深深的友情，别无他想。
在我上商师的第三学年，我们班的一位女生生小孩时大出血，同学们一听说，都到我跟前报名，个个争着给输血，后来有五个同学给输了血。这位女生出院后还为输血的同学买了鸡蛋和补药，并给每人做了一件衬衣。在我上学的时候，学生们每年元旦都要自己亲手做贺年片，送给老师和同学。我是用肥皂刻上图案和祝贺的字，然后把它印在红纸上，看来很普通，但那可是自己的一片诚心。
人的一生能有多少个三年同吃同住同学习的机会呢？何况在少年时期，所以，我的十年学涯，结识了不知多少个亲密无间的学友。
难怪人们在走上社会以后，最不能忘记的是他们学生时代的学友——那是一种不参一点点假的真情，更有甚者，同学情谊发展成终生伴侣的那种情有多深，就可想而知的了。
我是永远忘不了同学之间的那种感情的，在我退休以后，不时拿来毕业时的合影看了又看。但遗憾的是，那种时代一去不复返了，那么多的学友再也不会在一起合影了，在自己脑子中留下的只能是梦中的再现和无限的思念。
2003年10月的一天晚上，我从睡梦中哭醒，枕头上的枕巾已是湿漉漉的，眼眶中还含着满满的泪水，脸上的泪还继续向下流。
“快醒醒，你咋啦。”身边的妻子听到我的哭声，忙把我摇醒。
“我梦见了我商师时的一位同学，他叫李庆善，他向我哭诉他被病魔折磨的痛苦，使我也跟着哭起来了。”我一边擦眼泪，一边给妻子说。
接着我就给妻子讲述了我梦见他的情境和我同这个同学的深情厚意，讲着、讲着我控制不住又哭了起来。
这个同学我已有近四十年没见过了，听有的同学讲，他在二十年前就得病去世了。几十年不曾相见，却在一个晚上的梦中相见，可见同学之间的友情有多深，感情有多厚。一连几天我的脑子里都离不了他的身影。现在，我不敢拿出我上丹中和商师的合影照，唯恐看了会勾起我对同学的深深地思念之情使我难受。
家事春秋
家庭是以婚姻和血统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单位，如果把整个社会比作一个人，家庭就是人身上的一个细胞。和睦家庭是未成年人生长的摇篮，是青中年人创业和生活的舞台，是老年人安度晚年的港湾,所以，组织好家庭生活是社会和每个人必须十分重视的一个大问题，处理好家庭关系也是一门大学问。 一个人事业有成，家庭和睦才是他（她）的全部，否则就是一个残缺不全的人。
他乡结伴农家女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一个男子的成熟程度的评价,有一个公认的说法，这就是：“成家立业。”所谓“立业”，就是参加工作，拿到工资，或干成了一件事业能有一定的经济收入。也就是说，在经济上生活上不再叫父母养活，而有了自己能养活自己的独立的经济来源。所谓“成家”就是找到了终生的伴侣，在农村叫说了媳妇，结了婚，成为独立于父母之外的一个家。
按照这个要求，我这个二十几岁的男子只成就了一半，即参加了工作，拿到了工资，这算是“立业”了。但还没有找到终生的伴侣，还没有成家，也就是说，我还不算是一个完全的、真正意义上的男子汉。
爱情，即男女之间的一种感情，其结果就是组成一个家庭。但爱情到底为何物，谁也说不清道不明，它是一本难以写出其真正含义的书。不论男子还是女子，到底谁能结识谁，建立起感情深厚，终生幸福，生活美满，白头偕老的家庭伴侣，至今还没有一本成形的书籍问世。《家庭》等专门研究爱情生活的杂志，也没有研究出一套固定的供未婚男女照抄、照搬的模式。看来要找到自己的终生知己，也只有在现实生活中由各人自己去找了，找对的一生为伴，找错的中途而散。
我到洛南农场以前，有的同志就说，你到洛南去以后一定能找一个花媳妇。他们说，永丰的女子长得漂亮，穿得也好看。脚上穿着绣花鞋，腰里围的是花围裙，头上包的花包巾，她们是从脚上花到头上的花女子。有的同志还风趣地说：洛南的女子长的靓，身材苗条圆脸蛋，个个眼睛像铜铃，辨子长的搭尻蛋。我能不能找到那样好看的花姑娘还很难说，找到了是我的福气，找不到算自己没本事，也算是自己同洛南的女子没缘分。
我到农场的那年冬天，有好几位长者为我说起媳妇来。当时，洛南县委的一个姓王的同志还在农场（属于洛南县的农场），他就给我说了几个，一个是县剧团的女小生，一个是一位县委副书记的女儿。当时，我们还都见了面，我把自己的身份和家境想了又想，认为：论人品和相貌，我是配得上她们的，甚或还绰绰有余；论家境，我是配不上她们的，人家比我强十倍，况且人家也绝对不会嫁给我这个山沟里的穷光蛋。在相见之后，她们都没有意见，但我还是拒绝了。我们场长也给我说了几个，有一个还是大城市的，也有附近农村的，但我都以“不是不门当户对，就是不中情缘”而婉言谢绝了。
在为我说的女子中，她们基本上都是一见钟情。究其原因，可能是那时我二十出头的年纪，健壮的身材，胖胖的圆脸，憨厚的气质，走起路来全身都是劲，特别是藏在这惹人喜爱的长相中的特殊气质所致。如忠厚直爽的性格，诚实干脆的个性，见了人少语中含着笑意，言谈中体现着有理有节有教养的内在气质。总之，她们可能认为：我就是她们理想中的“白马王子”，但我却感觉到：她们的气质和内在因素没有引起我的喜爱。
人常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我已是一个老大不小的人了，确实到了该成家的时候了。每次回家母亲都要问上一番。但到底找一个什么样的女子呢，我也说不清楚。说实话心里也很着急。
我住的农场与永丰街之间大约有五里地，中间经过董洼村和李洼村。我们上集和到县城办事，必须经过这两个村子。
一日，我去永丰街上集，在走到李洼村西边的涝池时，见前边不远处有一位女子，身穿一件褪了色的草绿色的上衣，背后背着两条又粗又长黑油油的辫子，辫子的稍子正好塔在她的屁股上，身材苗条，中等个儿。肩上担着水担，水担上吊着两个旧木桶。担在她肩头的水担不长不短，水担上吊的木桶不高不低，她的身材同她担的水担搭配的再合适不过了。不知怎的，一闪念，我就想看看这个身材健美而朴素着装的女子。我有意紧赶几步，当我走到和她并肩的一霎那间时，不知怎的，我的心非常紧张，好像她的心同我的心碰了一下。当我走过她面前五、六步时，不由自主的转侧身来看了她一眼。虽然这只一眼，但我却看清了她的脸长的非常惹人，虽没有城里姑娘穿的好看，但却看出了她内在的气质：忠厚老实，娴静典雅。这一眼使我一下子萌生了对这个女子的好感。人常说，看人有个会看不会看之分，会看看一眼，不会看了鳖瞪眼，特别是异性之间。当时我想，不能再看了，在这空旷的野地上，我不能无端的看一个素不相识的良家女子呀。那天回到家里，我老是感到莫名其妙地高兴，晚上很长时间睡不着觉。
从那天以后，我有事没事老爱去永丰街上集，而且老爱从李洼村的涝池和水井边经过。每次到这里时，自觉不自觉的放慢了脚步，并老爱东张西望。就是骑上自行车也是顺着这村边小路经过。本来这里的路就不能骑自行车，为了学的骑这村边小路，曾几次翻下路边的地里，还摔破了一条新做的裤子。经过好多次的路边相遇，我真的爱上了她，但她是不是注意到我，我不得而知。
无独有偶，不谋而合。我在商洛师院时的一个同志的爱人娘家就住在李洼村。一天我去她家时，她对我说：“我给你说一个我们村的女子，她是我的同学，你看怎样？”我说：“能行。”她说：“你过几天来我家，我把她叫来，你们先认识认识。”我和她约好了时间。第三天，我吃过早饭就到她家。她去叫来她。一进门，我一看，不觉喜出心头。哎呀！这不是我多次在村头相见而心里已经爱上的她吗！她给我们作了介绍。经过简短的交谈，她就走了。等她一走，我就急忙的说：“能行，你赶快给我说吧。”她怪样地说：“看把你急的，我才不着急呢？”她口上虽是那样说着，但却高兴地接受了我的拜托，作了我们俩的“红娘”。她说：“等两天你来一下，我这两天同她谈一谈，看人家是啥意见。”
过了两天，我就到“红娘”家。一进门看见她那高兴劲我就猜出八成来。她叫我坐在她家院子的葡萄架下的一条长石条上，她拿来一个小板凳坐下。我急忙地问：“你快说，人家愿意不愿意！”她说：“别把你急死了，喝口水再说。”我又一次催她：“快说，人家愿不愿意？”她见我着急就说：“人家愿意。”她故意把声拉得长长的。她详细地给我介绍了她的情况，然后说：“今后你就主动和人家接触，我给你们已经牵上了红线，能不能谈成就看你的了。你这个公蜂能不能采到菊花的花蕊就看你的本事了。”她边开玩笑边说。因为，那女子的名字是由蜜蜂和菊花中的两个字组成的。
这天，我从“红娘”家回农场，一路上高兴劲就不用提了。难怪今天早上，我一起床把门一开，房前的一棵梧桐树上落了两只喜鹊，她们对着我不停的叫，原来是向我报喜的。
一日，我从老路去永丰街办事，恰好在水井边见她打水，我大胆地过去为她打了水，随后我将我精心写好的向她求爱的第一封信交给她。当我走出大约百多米转过身看她时，她正在将我给她的信小心翼翼地装在自己的衣兜内，我一跳老高的向永丰街走去。
好事多磨，经过多次的相约交谈，我们都同意，但就是她的爷爷和母亲不同意。原因是我离她们家太远，当然老人们的这种想法也是在情理之中的，谁不希望自己的女儿嫁在自己跟前，更何况她们就姊妹三人，将来还想靠她们呢！
经过她的工作，一家人同意我去她们家，让几位老人把我看一看。在约好见面的那天，我高兴的同“红娘”一起去了她家。这天的她家，屋里屋外打扫得很干净，东西也放的很整齐；炕上还特意换上了一条新单子，明间子上放了一张小方桌，桌上放着水壶、茶壶、茶叶、茶杯……，不用说，这一切都出自于她的手的。同我们见面的是一位老婆婆，不见她的爷爷和母亲。“红娘”和她向婆婆把我介绍了一番。后来，婆婆就做主同意了我们俩的婚事，我们俩人相视长久之后，都从心里笑到了脸上，我悬着的一颗心，安安稳稳地复在原位，那天她把我送出了村子。从此以后，我经常去她家，帮爷爷干活，帮她担水，帮岳母推磨子，帮婆婆打扫房子，总之，什么活都干，什么事都帮。我的为人表现，改变了爷爷和岳母的看法，他（她）们都同意了。当然我知道，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她的决心和执着。后来听她说，岳母在同意时还说了一句话，这就是：“你愿意，今后受苦受罪可不要后悔。”当然她说“不后悔。”
有情人终成眷属。看来两颗根本不能相爱的心，可就这样神奇般地相爱了，结合了，这就是缘分。人常说：千里姻缘一线牵，这话一点不假，我们俩虽说不是相距千里，但也在百里之外。看来，爱情织起的大红喜字是不受地理位置和职业工种的限制的，只要是一对青年男女，经过相识到相爱，无论有多大的阻力都是无法挡住的。
一九六三年金秋收获的季节，我们结婚了。婚后整整十个月，我们最可爱的大女儿降生了。
年轻夫妻苦度日
家庭和婚姻是有着密切的联系的，婚姻是产生家庭的前提条件，家庭是缔结婚姻的必然结果。作为一个男子汉，我既然缔结了婚姻，这就必然的组织了家庭，但我开始时组织的家庭就不算是一个实际意义上的家。结婚后我们一无所有，妻子仍旧只能寄住在娘家，我住在农场。有时我接她到农场住几天。实际上，作为才结婚的一对青年男女虽距咫尺却似天涯，竟过起了牛郎织女的生活，这种生活一过就是五年。
1968年商洛地区要办“五·七”干校，搞斗批改，我所在的农场办了干校。我们原农场的干部编为一个班，住进了集体宿舍，过上了军事生活。这时，我们已经有了两个孩子。我想，一来从此我们没有团聚的地方；二来一家三口住在娘家也不是个常法。正在这时，离她娘家不远的村子中有一户人家要去山西落户，我们就租下了他家的三间房子。第二年房主回来要卖他的房子，在岳母一家的帮助下，我们买下了这家的房子。从此，我们才算有了属于自己的真正意义上的家。妻子和孩子的户口就落在妻子娘家所在的生产队，就是李洼村北二生产队。
我为什么要将家落户在李洼村呢？这里有几个原因：一是，当时我的单位就在离李洼不远的董洼村。二是，岳母有三个女儿，妻子是老大，她要将女儿嫁在跟前，将来好照看自己。在我们谈恋爱时，岳母不同意的原因是嫌女儿嫁的太远，现在我将家安在她家跟前，这就了却了岳母的心愿。三是，才安的家一无所有，把家安在妻子娘家的生产队，有岳母一家的照看，实际上，我们的家不是岳母一家的照看就不会有今天。四是，岳母没有儿子，我住在跟前就能照看老人，实际上我把自己就当她的亲儿子。
李洼村是以李姓为主而得名的村，属于梁原七十二洼之一，坐落在四十里梁原的中段，南边不到三华里就是永丰街，北边不到两华里就是东西横贯四十里梁原的洛惠渠。村子很大，有四个生产队，一百多户人家，村子周围的土地分属于四个生产队的社员所有。村子中间有座李家的祠堂，解放后成为李洼小学。村北有两棵大栲树，最粗的一颗有两抱粗，二十多米高，树枝所覆盖的树阴直径有十几米；最小的一棵，只是树身细一些，高度和最粗的一棵一样，两棵栲树方圆占地约成亩。这两棵大栲树是原梁原原始森林被烧毁时留下的唯一两棵。人从很远的地方就能看见这两棵树，西安来的人，一上葡萄岭，向东一望；县城的人一上馒头山，向西一望；南边来的人以上药子岭，向北一望，第一眼看见的就是长在梁原中部李洼村的这两棵大栲树。它俩成了永丰四十里梁原的一大标志，也成了我向外人介绍我家住的地方的一个标志。
据传，李洼村的这两棵大栲树，是上天赐于梁原的一对栲树种子生长而成的。大的是公的，小的是母的。它们在梁原肥沃的土壤中生儿育女，繁衍后代，经过多少万年的繁衍生息，就形成了梁原上若大的一片原始森林。时间到了西汉时期，一日，刘秀被王莽追杀撵到梁原。他料定刘秀就在林中，便四面纵火，想将刘秀烧死在里边。但刘秀因他的两只爱犬相救，没有烧死。大火烧掉了梁原上所有的原始森林，唯有李洼村的这两棵栲树没有烧着。为什么这两棵大栲树没有被烈火烧死呢？说来也很是奇怪，当大火烧到这两棵树时，隆冬季节天上竟下起了倾盆大雨，救下了这两棵栲树。当然，上天不会让他赐给梁原的这两棵树被烧死的，她是想让它们再次繁衍后代造福梁原。可惜的是，在１９６５年的社教运动中被当时的马洼大队给伐了。
我是一个穷人家的孩子，妻子与我同命运。在我们结婚后的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过的日子是十分艰难的。
那时我的月工资是三十八块五。妻子在生产队劳动，后来当了个民办教师，除了生产队每月记二十几个工分外，国家一月给五块钱，后来增加到八块钱。每年下来除了交不少的缺粮款外，还得到市场上买粮吃，加上孩子上学，日子过得那种艰难劲就不用提了。
过年本来是人们最想往的事，特别是孩子们，但别人家过年的时候，正是我们作难的时候。几个孩子个个要买新衣服，但哪里有钱。我们宁愿自己不穿，也得给孩子们每人买一件新衣服。说到妻子那就不用提了。那时，她二十多岁，正是穿红戴绿的“花样年华”，可她哪能穿得上一件像样的新衣服。记得有一年，到腊月三十了，我才把她叫到永丰街，买了一件商店处理的衣服过了个年。
1973年，我的大儿子出生后一家人高兴的不知说什么好，但家里的日子一天天的困难。那时，我家人多劳少，就凭妻子教书记的那点工分，年年家里没有粮食吃。每年生产队以决算，就数我家的缺粮款最多。每到年关，生产队把队上的麦秆垛摊在场上重新碾打一番，把从麦壳中残留下的麦粒碾出来，给各家分一些过年。我家分的这种麦子可以说寥寥无几。这年冬季，我们是在永丰买了二百斤包谷吃了一冬，过年前我去西安出差，到胞弟家，让他在西安给我买了一百斤麦子，又在永丰买了二升白包谷糁子过了个年。在那年代，洛南西路因不产大米，外地的大米又不能运来，年关吃不上大米就用白玉米糁子来代替。这种白玉米糁子，比大米还白，比大米还大，做的饭比大米饭还白，但吃起来不是大米的味道，而是包谷味。
再说过年吃肉, 那就太可怜了。在计划经济时期，农村不准社员家里养猪。因为, , 那是属于资本主义尾巴, 谁养猪就得割掉。加上当时人们就根本养不起猪。记得我住的李洼村北二生产队, 每年只有生产队养几头猪， 到年关才杀。杀猪这天, 大人小孩拥了满满一院子, 有的小孩扒到院墙上, 有的孩子上到院墙外的柿树上, 看稀奇, 凑热闹。他们围了一圈又一圈，你挤我我挤你的看杀猪，还嚷嚷着“杀猪了，过年了，都快来看呀！”。猪杀好以后，屠夫把肥囊囊的白条猪一过称，挂上用松木椽搭成的架子上。这时，生产队长把会计叫来，算的分肉。会计用全队社员的总工分除以猪的总斤数，得出一个工分的猪肉数。然后，用一个工分所得的猪肉数乘以各家各户的总工分，得出各家各户应分的猪肉数。这时，队长叫人去叫社员来分肉。实际上，大部分社员已经在现场，大人不在现场的，他的孩子早就跑回去叫去了。有的家的小孩，早把盆子或篮子抱在怀里，眼巴巴的等着分肉，看到架子上白囊囊的肥肉，有的小孩口水都流到心口的棉衣上了。我家的工分最少，当然分的猪肉就是全队最少的了，记得有一年才分了一斤多肉。
每到腊月二十八晚上，妻子把洗好切粹的白萝卜装了满满的一大锅。我把洗好切开的猪肉埋在萝卜里，因为猪肉太少单独煮不住，再就是这样煮萝卜可以吸收到猪肉中的油，吃起来好吃。这时，妻子坐在灶火敦子上，拉起风箱，搭上煤炭，煮呀！煮呀！大约煮半个小时，就能嗅到萝卜味中加着的猪肉香。我把熟透了的猪肉捞出来，好肉留出来过年时待客，把留有肉花花的猪骨头，分给早就围在旁边的孩子们。他们有抢又让的吃着猪骨头上残留的肉花花。就这残留的肉花花，孩子们还啃的津津有味。每看到这种场面，真叫人又高兴又难过。并勾起了，我同几个弟妹妹在家挣啃猪骨头上，残留的肉花花的情景。那还是解放前后到八十年代初的事。我家住的三十里苗沟，解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有沟垴我姑夫家养猪。我们家年年腊月二十三到他家割肉。记得有一年，腊月十五以后一连下了几天大雪，苗沟河水结成了冰，冰上积了厚厚一层雪，原有的河边毛草小路和过河的列石不见了。二十三日一大早，我母亲就唠叨开了“忙了一年，娃们都爱吃肉，你也爱吃肉还是去割上几斤吧！没有钱就少割上几斤，总不能今年过年不吃肉”。吃过早饭，我父亲见我母亲催的紧就答应去割肉。我高兴的不得了，一定要跟父亲一同去。父亲不让我去，他说，天上下着大雪，河里又看不见路，你不能去。我不行，一定要去，父亲犟不过我，加上我母亲说，你一个人去不行，让娃去也是个伴。这下我父亲就同意我去，我高兴的跳了起来。
吃过早饭，我同父亲踏着冰封雪积的河道，到沟垴去割肉。
这次去，大约割了五斤多肉。在割肉时，我父亲叫只割四斤，结果杀猪的一刀下来一称有五斤多。我父亲叫把多余的打掉，杀猪的嫌麻烦不肯打。站在旁边的一个人叫给他，我父亲又不肯。因为，我父亲叫割的是一块猪身上的好肉。他知道一年四季猪身上那个部位的肉好，即冬吃槽头夏吃臀，春秋两季硬夹肋子上寻。我父亲硬叫把多余的打掉，他还讽趣地说：羊肉膳，牛肉顽，猪肉好吃咱没钱。我姑父来说，不打了，就外拿去，钱不够欠下还不行。我父亲说，那行。我高兴的把那块肉拿的放在我背的背缕里，上边用柴草盖的严严的，生怕路上叫狼咬去了。
我们父子俩在回来的路上，不知跌了多少跤。一次，我从一个高涧上滑下来，把背缕里的肉给倒出来，肉在河里的冰上滑了好远好远。我本能的坐在冰上滑着去撵肉，当我抓起肉往起一站，又滑倒在冰上，但我始终把肉抱在怀里没有松手。
每当我煮的猪肉嗅到肉香的时候，自已的口水憋了满满一嘴，因为我从小就是一个肉狼。但我还是喑暗地，慢慢地咽下去了。我不能和我的孩子们争的啃那残留在猪骨头上的，寥寥无几的肉花花呀！就像我的父母不能与我们争啃猪骨头上的肉花花一样。
我同弟妹妹，啃猪骨头上的肉花花，是解放后的事。我的孩子们，啃猪骨头上的肉花花，是七八十代的事，这中间经过二十多年。我老想，什么时候，才能叫我的孩子们把猪肉吃饱该多好呀！什么时候，叫我这个肉狼把肉吃够该多好呀！
在那年月，除了用国家发的布证买布做衣服外，是买不到衣服的。布证是按人发的，有时一个人一年才发几尺布证，根本不够用。记得在地区“五·七”干校时，学校商店的老许同志从供销社买回一批日本尿素袋子，这袋子是用尼龙制作的，不知谁发现它能当布做衣服穿。我因家穷人口多，老许同志多给我分了一些。我同妻子把它拿回来，洗呀，洗呀，不知洗了多少遍，才把上边的“日本尿素”的字样洗掉。我亲手就用这为全家人一人做了一条裤子。这种衣服很结实，现在，我家还有穿过的“日本尿素”袋子做的衣服。每次，翻出这种裤子时，我还十分怀念已去世多年的老许同志。“文化大革命”中我到北京出差，在王府井商店给妻子买了一件减价处理的花衣服，回来后我拿出来给妻子看，当时大女儿在跟前，她一把拿过去，叫给她。后来，这件衣服成了她们母女外出的“礼服”。有一次妻子同小儿子去上永丰集，在卖鞋的柜台前，小儿子把他穿的一双已经破的不能穿的黄胶鞋一脱，光脚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妻子仅有的几块钱已经花完了，但再怎么说儿子就是不听，因围观的群众很多，她一气之下打了儿子几巴掌，但儿子还是一动不动的站在那里，他还一声不哭。妻子没办法，就在人群中找见一个本村的熟人，借了几块钱，给娃买了一双黄胶鞋。
回家后，她哭着给我说了此事。她抱着被打过的儿子，泪流满面，我也无话可说，只是感到十分的内疚。是呀！儿子要一双黄胶鞋穿，一点都不过分，而且是早就该给买了。只是怪自己没有钱给儿子买鞋穿。再说儿子采取的要鞋方式也是无奈的，不然又是哄说一番了事，脚上的鞋还是底朝天。
妻子是一位吃苦耐劳，本分厚道，争强好胜的内向人。她很少说话，但她内心的承受能力是巨大的。她为了适应教学的要求，提高自己的文化程度，苦苦奋斗了二十五年。作为民办教师来说，上边今天要考资格证，明天要考合格证，后天又要考什么证，几乎是年年都有新花样，不是考这就是考那。她光报考中师函授就考了三次。第一次考上后，坚持了一年没有读完。第二次考上后，坚持了两年，又放弃了。第三次才坚持拿到毕业证。为什么中途退学呢？是她学不会还是怕吃苦？都不是，是因家太穷，工作家务太忙。那时，函授的地方在洛南教师进修学校。从永丰到县上，来回要走六十里路，人家坐车她步行。记得有一次，她要到县上函授，临走时我只给了她我身上仅有的两块钱，她回来饿得走不动路。听她后来讲，别人都到食堂吃饭，她坐在旁边饿得浑身发慌。当人家让她吃时，她还硬装着说自己已经吃了。每当想起这件事，我都内疚好几天。
有一件事至今想起来我都十分后怕。梁塬自古以来最大的问题就是缺水。李洼村几百口人家，就凭村子四周的几口水井来供吃水。这水井的水源，一靠天上下的雨，二靠涝池的渗水。天旱时涝池都没水了，水井那能有水。有的人每天早上起的很早去担水，因为渗了一夜，井里就有了一点，去的迟了就没有了。打这种渗水必须人下到井里用杓勺水，就是先把一个桶吊下去放在井里，再将另一个桶挂在水担一头的勾搭子上放下去，把水担另一头的勾搭子挂在井沿上。然后人用双脚踩着井壁的鹅卵石缝，双水把着井壁，一步一步向下退，到井底时先将放在井里的桶勺满再将吊在井里的桶勺满。然后人用下井的办法爬上来，先吊起挂在水担上的一桶水，再吊上放在井里的另一桶水。我的妻子经常就是这样打水的，这种水与其说是水，不如说是泥水，担回去后在桶里撒上石灰或白面或硷面或漂白粉沈淀后才能食用，一桶泥水最多淀三分之二清水。
有一次，大约在冬季。妻子去井边打水，由于井边被打水的水桶滴的水结了一层冰，她担起水担，一不小心滑倒在井沿上。人睡在冰上，两桶水泼了一地蘸了她一身，桶摔坏了，水担甩到远处去了。她爬起来后，气的到三里地以外的农场找我，她推开我的门上气不接下气的站在我的面前，气乎乎地说“这日子过不成了，你只知道工作家也不要了，我们不过了。”这时的她：浑身的衣服全湿了，头发也湿了。我二话没说，给她倒了热水让她洗了脍，用手帕为她擦去身上的泥水。待她歇了一会，我问清原由后同她来到井边，一看她滑倒的地方，不由我大吃一惊，真可伯，差一点就摔刭井里去了，一个休弱的她怎么能出得来呀！从此以后，我每隔几天就回去担上几担水，把水缸倒满省得妻子再为担水受罪。
我在李洼村买的房子只有小小的三间，共计不到五十平方米。因为是农家生活，养猪没圈，养鸡没窝，也没有伙房，孩子们大了，一个炕上也睡不下。后来，我同妻子就自己来盖房子，修猪圈，搭鸡窝。土墙我们自己打，我和叫来的人在上边打，妻子和孩子们在下边递土。过往的人都说，你啥都能行，还会打墙盖房子。总之，我们能干的活，从来不叫人。我们在劳动之余还开玩笑。我说：“胡三说跟着当官的作娘子，跟着杀猪的翻肠子，你跟着我这个穷汉子过的是穷日子。”妻子笑着说：“吃苦受罪我愿意。”
我常想：我这个人真不算是一个男子汉，连自己的妻子都养活不过，还让妻子跟着自己受罪。我常对人讲：我的妻子是世界上最好的妻子，是她陪着我一同度过了我们家最为困难的时期，是她同我一起创建起了我在李洼村的第二个家。
提起我的第二个家庭的建立，还有两位使我终生难忘的大恩人，这就是妻子娘家的老祖母和岳母。祖母姓冀，一生忠厚善良为人忠诚，吃苦耐劳。岳母很少说话，但待人诚恳，勤俭持家，六口之家全凭她一个人支撑着。祖母为痛爱她心爱的孙女，岳母为疼爱她的大女儿，也是为了帮我们建立家庭，祖母丢下老爷爷和家务，一同随我的妻子和两个女儿搬住我家。是祖母承担起了我家的一切家务，包括：哄娃、做饭、养猪等等。祖母是个小脚，走路不便，就跪着爬出爬进一天忙个不停，几年下来，膝盖上磨出了一层厚厚的茧子。是祖母，我才能安心在单位工作，妻子才能去学校教书，并从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是祖母，我的五个孩子才能从一尺五寸长大成人。那时妻子在李洼小学教书，每晚到学校备课或开会，很晚才能回家，老祖母就用她的空空奶来哄孩子睡着。一句话，是老祖母为我们这个家操持了十几年的穷日子。
人是有感情的，何况是养育之情，祖母对我的五个儿女的深厚之情已浸入到他（她）们的每一个细胞之中。2005年11月，家在宝鸡的大女儿在门前的十字路口为她的姥姥焚纸送寒衣之后，忍不住泪水和哭声俱下，当晚写了一篇《祭姥姥》的文章，从网上发到弟弟妹妹的电脑上。一时间引起我的五个孩子对姥姥的思念之情。文章中说：“记得姥姥可能就是这个季节，这个时候去世的，多少年过去了，但她老人家的音容笑貌，一举一动仍历历在目，随着时间的推移，思念之情油然而生，不知你们有无同感？”“姥姥把我们都从襁褓中带大，姥姥在我们脑海里的记忆是永远抹不掉、挥不去的！”“整整22年，每晚都是姥姥陪伴我们睡觉，为我们暖床盖被，早晨都是她老人家将我们叫起，有好吃的总是给我们平均分配，而她自己从不尝上一口……。”“将近十年了，亲爱的姥姥，你可知道我们对你有多思念……，你可听到我们对你的呼唤，我们还有很多很多快乐、烦恼、喜悦、痛苦向你倾诉。我们现在儿女也长大了，有更多的时间来照顾你，听你唠叨，听你娓娓续说过去的辉煌、快乐和痛苦，可你又在哪里？”“心里想说的话太多，却化作行行热泪滴洒在键盘上……”“一行热泪无声语，满腔思绪望青川。姥姥，我敬爱的姥姥，你听见我低低的哭声吗？你看见我发抖的手吗？”“昔日焚纸诉思念，此逢寒衣叩问寒。”当时，我同大儿子一起看到此文，一时间，引起我们父子俩的思续，我们都流泪了。
再说岳母，自从我的妻子和孩子搬住我新建的第二个家以后，她一个人承担起了她家的一切家务，并将一半心事放在了我家，一天不到我家就算是奇事，她看我家缺什么就给我们拿什么。虽说我们另住了，但大部分时间还吃的是她家的粮。有一件事使我终生难忘：岳母将她家的二分猪饲料地让我种，几年中就这二分地一年收的麦子比四分地收的还多，我还常给人讲，我种的二分地收的麦子比四分地还多，以示自己种地种得好。后来才听妻子说，每年在收打那二分地的麦子时岳母老将自己家自留地收的麦子给倒上一些，所以，二分地才能收下四分地的麦子，听后使我感激不尽。我到县党校工作后每年的生日，都是岳母记得的，并从家里给我拿来她亲手烙的锅盔馍，和自己的鸡下的鸡蛋，她是把我当她的亲儿子一样看待的。实际上，在洛南我就是祖母的亲孙子、岳母的亲儿子。
我同妻子常说：祖母和岳母跟着我们吃的是苦，受的是罪，过的是穷日子，没享一天清福。我之所以要将自己和妻子的坟墓修在祖母和岳母的坟前，就是想同她们永远生活在一起，永远陪伴着她们。
一对夫妻之间的爱是以什么为基础的呢？每当想起我同妻子之间的爱情关系时，就想起这个问题。按理说，她完全可以找一个比我家境好上十倍的男子为伴。因为，女孩子是完全可以通过选择嫁人的方式来改变自己的命运的。她在同我谈恋爱时，有人想破坏我们的婚姻，曾告诉她，我家住在丹凤花庙跟前搭的一间草房中，她也在后来告诉我，她在同我结婚之前，已有好几个人要说她，且都比我家境强十倍。那到底是为什么一定要嫁给我呢？我想夫妻之间的感情是一对伴侣独有的感情，这种感情是一种心爱加情爱加缘分的总和。这种真爱是什么东西也分不开的。王宝钏为什么要嫁给薛平贵，七仙女为什么要从天堂到人间，且嫁给穷光蛋董勇呢？为什么我的妻子嫁给我几十年都过的是穷日子，她却一点不后悔，并从来没有一句怨言呢！她还风趣地编了六句诗来表达自己和我之间的夫妻情怀：
王家女子初长成，
一朝嫁作你为妻。
实想欢乐过几年，
不料身怀六甲女。
艰难困苦接踵来，
陪你吃苦我愿意。
看来，一对男女的情爱是一种极其特殊的、高级的爱，只能体验，而谁也说不明白。男女之间的感情世界，是洁白无瑕的高级灵魂世界，是个千古之谜。这个谜的谜底只能是一对男女在相爱中去亲身体验才能无言无语的答出，外人谁也是说不清的。
在发生巨变的年代
“文化大革命”后，中国的形势经过两年的徘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我的家也随之发生了从来没有的巨大变化，这就是国在变，家也在变。
国家的巨大变化就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变为“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农村改革从“耕种土地的大呼隆”变为一家一户的包产到户，也叫联产承包责任制。与我家有直接关系的是李洼村北二生产队，为我家分了成十亩的责任田。
那时我在商洛地委党校教书，妻子在李洼小学任教。我们除过在学校备课讲课外，回到家里就一同下地干活。孩子除过上学，还帮我们种地。一家人忙里忙外没有一个闲人。
记得那几年种麦子时老肯下雨，这可能是政策好天帮忙吧。人常说：要吃馍泥里和。下雨种麦子不能用手扶托拉机犁地，我们一家几口，就戴上帽子，用镢头一边挖一边埋麦种。我本来不会撒麦种，经过种地我学会了撒麦种，而且撒的麦种苗出来以后还相当均匀。后来村里不少人还请我给他们撒麦种呢！
1981年秋我在省党校学习，一天，我请假回家种地，一进村看见我的妻子领着几个孩子冒雨拉耙埋麦种，他们都被泥水弄得和泥人儿一样。我将上衣一脱，接过儿子的绳子就拉起耙来，等把地种完，我们都不像人样了。
有一次，我同妻子在场上搭碾过麦子的麦秆垛，她在下边递，我在上边搭。这搭集还是个技术活，搭不好就会倒的，或雨水就钻进去了。我搭麦秆垛还是个把式呢！我们搭着、搭着就都倒在麦秆垛上睡着了，等夜风把我们吹醒时，已是半夜时分。我把妻子拉上麦秆垛，睡在一起。我们夫妻俩面对天上一轮圆圆的明月和数不清的星星，身下是搭的有三米高的麦秆垛，想起刚拿回家的成十石麦子，我们都高兴的笑出了声。
那时永丰地区在农村推行间作套种，实行麦子同玉米套种，这样一年下来一亩地能多收三分之一的粮食。秋季种过麦子留下的玉米行行，冬季下雪前是要深翻的。为了深翻空行地，我们白天没有时间，每到晚上下自习就去北岭背后去翻地。我们俩并排挖着地，说着话，有时互相谈一谈各自在备课或讲课中遇到的问题，交换意见。我们的头顶是升上中天的月亮和满天星星，有时因月亮还没有升天或已经走下山了，所以，天上只有数不清的星星。挖乏了我们就将镢把一并，肩靠肩的坐在上边休息。在这空旷的、远离村庄的原野上，就我们两人一边解除劳动的困与累，一边享受着夫妻恩爱的甜和蜜。就连天上的星星也不停地向我们眨眼睛，月中嫦娥也不时的向我们投来嫉妒的目光。这种自然美妙的田园生活真是神奇极了，每当我们回忆起那段生活，还恋恋不舍呢？！
苦尽甜来，有耕耘就一定有收获。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五年间，是我们国家收获成就的五年，也是我家收获五谷杂粮的五年。这五年，我们一家虽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但却获得了五谷满仓。成十亩责任田，一年能打十二三石粮食，五年下来除过交公粮外，家里新添了两个三格子大柜，另外，还垒了一个有半间房子大的砖柜，全都装满了金黄金黄的麦子和玉米。看到锅里的白面馍，和满屋的粮食，不由人高兴万分。1989年妻子调县城一个小学教书，搬家时光小麦就拉了一大卡车，大约有四、五千斤，这些麦子到香港回归的那年才吃完。
人是有感情的高级动物，责任田救了我们一家人的命。每每回家， 我都要到我家原来分的责任田去看一看，坐一坐，有时还抓一把黄土拿回家。现在，我在县城住的抽屉里，还保存有一包责任田里的黄土呢！
1984年，我在永丰区委工作，一天，好心的组织干部李一兵同志告诉我：“现在国家有一项新政策，像你这样有知识的科技人员（指在地党校当过教员），家属可以农转非。”也就是由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吃国家的商品粮，孩子们还可以报考技工学校。我当天就将申请书和他交给我的申请表填好交给了他。大约过了不到一个月，李一兵同志高兴地告诉我，你的家属农转非上边批下来了，你到劳人局去办理手续吧。我高兴的拉住他的手，不知说什么好，眼泪都流出来了。
第二天吃过早饭，我告诉妻子：“今天我到县上办点事，可能到下午才能回来。”妻子问到县上做什么事，我只是说有事，具体是什么事我有意没告诉她。
这天，我在县上办完了所有农转非手续，下午五时才回到家。在吃晚饭时，我说：“今天我要告诉你们，我们家的一件特大喜事，你们猜猜看是什么？”等了一会，谁也猜不出来。我从提兜中拿出两个红本本：一个是城市居民户口本，一个是城市居民粮食供应本交给妻子。妻子接过两个本本一看，她傻眼了，半天说不出话来。孩子们你争他抢的都想看这两个红本本到底是不是我们家的特大喜事，随即是一家人的热泪盈眶和拍手叫好。
说起我的妻子和孩子的农转非问题，还有一段让人难以忘怀的往事。那是我在地区党校时，当时“一头沉”干部，即一头指干部，在国家单位工作，一头是他的妻子和孩子在农村劳动，农村的一头指“沉”的一头。作为家属在农村的“一头沉”干部，最向往的是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转为吃国家粮的居民户口，当然我也一样。当时和我同住一起的李天绪同志告诉我，他的堂弟在金堆城钼业公司人事科工作，说公司党校要教师。我就想叫他托他弟弟给我办这事，因为到那里工作，家属可以农转非。一天，李天绪同志的弟弟打来电话，叫我到金堆城去一下。第二天，我骑上自行车顺着去金堆城的那条河而上，大约有六十里路，到了金堆城，找到他的弟弟。他热情地把我引到公司党校，党校的同志当即叫我备一堂课，第二天试讲一下再看。我按人家出的题目，当晚在住的地方备了课。第二天上午九时在党校领导和几位教师的听课会上作了试讲。我讲了以后的第二天，李天绪同志的弟弟通知我：“党校同意你来任教，请你回去办调动手续”。我高兴的骑上自行车回家，一家人听了都很高兴。回校后，我向地党校领导讲了这件事，并要求调动。但当时调我到金堆城钼业公司党校去，还要经过商洛地委组织部和省矿产厅同意才能调。第一关就卡在商洛地委组织部，他们说，商洛是个贫困山区，科技人员不准外调，我是地党校的教员，不准调。因为，贫困山区外边的人就不来，加上当时的地区党校校址在梁原农村，城里的人就不愿意来，所以，只能把我卡住不准去，好像我就是个宝贝一样。
由于我在1984年“农转非”，摘了“一头沉”的帽子，妻子成了居民户口的民办教师，孩子都随母转了居民户口。1985年我调县党校当理论教员，随后大女儿考上了省卫校，二女儿考上地区技工学校，三女儿和大儿子一年同时考上了洛南国防厂子的技工学校。在当时，谁的孩子能考上国防厂子的技工学校，可是最好不过的了。妻子经过招教考试转为公办教师，随后调到县城一所小学教书。到此，我们一家在县党校团圆了。
在我们生活十分困难的时候，我常对妻子说：“我们家会好起来的，社会主义的中国是向前发展的，只要国家好了，我们会跟着好起来的。”我是认这个理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我都是认这个理的。不是吗！现在我们的国家一天天地好起来了，我的家不也过上了幸福的日子吗！什么是幸福？幸福是人在物质和精神生活上达到某种程度使人感到心情舒畅的一种感受。从心理上来说，感到知足就是幸福。不知足的人，永远也不会感到幸福。不是说：人心不足蛇吞象吗。不知满足的人，永远也得不到满足。因为，他的胃口太大了，像蛇一样，吞了地球，还想吃太阳。他对物质和精神上的追求是无止境的，所以，一生都感受不到幸福。华西村的吴仁保讲的好，他说幸福就是精神愉快，生活富裕，身体健康。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在这三方面的质量肯定会不断提高。
在那发生巨大变化的年代，何至是我们一家的变化，而是千千万万中国家庭的变化，这些变化其所以发生，是因为适应中国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中国政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将继续变化下去，永无止境。国与家是不可分的，只有国好了，家才能跟着好起来的，这是个千古不变的永恒定律。
自治乙肝出奇迹
1989年，单位为职工检查身体。三天后，学校组织检查的同志送给我一份肝功化验单，并安慰我说：“防疫站的同志说，你患了乙型肝炎，但不要紧，思想上不要有什么包袱。”从他的话中我感到此病的严重性，一连几天好像同志们都远离我了许多。
我找来有关介绍乙肝的资料一看，吓了我一跳。乙肝，是一种至今没有被医学界攻克的一种世界性疾病，患了乙肝对家人的传染性很大，此病发展下去的恶果就是死亡，不但我背上了包袱，全家人都为我而操心。当时，我的教学任务及班级管理工作非常繁重，妻子的学校教学任务很忙，加之又要为二女儿的出嫁做准备。在这种情况下，我的肝病急性发作，在女儿出嫁的前三天我住进了县中医医院。
住院后一检查，我的肝功表面抗原是1∶128，两对半是“大三阳”，属乙肝急性活动期，传染性很强。我不能吃东西，全身困乏无力，肚子胀得满满的。女儿出嫁那天，早上吊完针后勉强去参加了她的婚礼，连饭都没吃一口，就又住回医院打针。
从1991年到1992年不到两年的时间，我一连三次住进医院，每次都在三个月以上，共花国家近万元，这还不算在外边看病的花费。吊针扎得我两只手满是针眼，且扎了头遍扎二遍，现在还留有一串一串的黑点点。肌肉针打得我两个屁股不敢摸，且扎了二遍扎三遍。白天吊针、打针，晚上妻子还得给我用热毛巾托针眼，用洋芋片为我贴针眼。
我自患了乙肝后从来没有停止过教学工作，有时白天打针晚上看书备课，还搞班主任工作。教学工作的压力，肝病的折磨和治病的痛苦使我的身体越来越弱。我就一边住院治疗一边四处求医，光吃中药就花了三、四千元，中药把我喝得从口中苦到心里，我的心和肝都成了苦的了。但一查病还是老样。看来住院是治不了我的病的，看来我可能会被乙肝折磨死的。我的思想负担很重，在当时我是上有年迈多病的父母，下有还没有成家立业的两个儿子和一个没有出嫁的女儿，中间有终日忙于教育儿童和操持家务累死累活的妻子，他们都还不能没有我呀。那时，父母来看我，看到二老，我的内心痛苦到了极点。我曾想过，请二老赶快离开人世，让我把二老看的送终，这也了却了儿子的一份孝心；不然的话我若先于父母而去，那将对二老是一个什么样的打击。不是说人有三大不幸之事吗？这就是少年丧父母，中年丧妻子或丈夫，老来丧儿子吗？我不能将二老的后事交给终日劳苦的妻子。
在那几年，我为了防止肝病传染给家人，每年都专门为妻子儿女们打乙肝疫苗。我的生活用品是专用的，吃饭都不同家人在一起，凡是我的亲友家都备有我的生活用品。这样以来，我也就很少去亲友家，很少同同事们接近。我的小孙女出生后，我绝不去抱她、亲她，唯恐将自己的乙肝传染给她。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我这个将要沉于海底的残舟，能不能扬帆侧畔而过？我这棵毒入肝脏的病体之树，能不能逢春而生，看来光靠现时的医院和肝药是治不好的。因为，当时称核糖核酸是治疗乙肝最好的药，出院时我带了几千元的针，实想一打能治好我的病，但打完后一查病情一动没动。
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想起了来辉武的“505”神功元气袋。我何不将四处求医处方中的中草药，按其药性选上一些，最好能自己亲自采到的中药，制成药袋，在自己身上试验，戴好了是个奇迹，也能为与我一样的病友们找出一条生路。
于是我拿来自己服过的十几个中药处方，翻阅了大量的医学书籍，最后选出几种能自采的中草药，自己动手缝制成药袋戴在肚脐眼上。1992年12月24日，我第一次戴上自制的药袋，并不再服用一切治肝药物。戴后不到一天就感到肚子痛，且拉稀，一连三天都是这样，我高兴极了，这说明此药有反映。一个药袋戴一个月，两个月下来，我去医院一查，肝功化验竟出现了奇迹：表面抗原从1∶64降为1∶32。又经过三个月试戴，肝功化验表面抗原降为1∶8。再带两个月，变为阴性。此后出现过两次反复，从1995年8月至2005年6月的六次肝功化验全部指标正常，再没有反复过。1997年3月11日，两对半化验由原来的1.45变为4.5。这样我的乙肝在经过长达七年的“小三阳”后变成为“感染乙肝病毒后，病毒已清除，故无复制与传染性，且具有免疫力的良好结果”。使我担心“小三阳”变为肝癌的一颗悬在空中的心放下了。
我自戴上自制的乙肝袋不到一年，自觉症状全部消失，能吃能睡，精神良好，体重增加，什么活都能干，并不困乏。不少人见了都问，你的病咱治的，身体真好！
说实话，我不是自制乙肝袋，不知墓地的草都长多高了。不要说住院治病那种痛苦，光钱我咋花得起。就从1993年算起，一年医疗费最少得四五千元，七年就是三万五千元。像我这样的平民百姓，国家不报药费，工资又只能维持一家人的基本生活，咋能看得起呢，不死才怪哩。
我将自制的乙肝袋定名为《菊树乙肝袋》，它的药理作用是：内病外治，标本兼治，排毒与强体结合。药性通过神阙穴和皮肤上的毛细血管进入人体，特别是肝脏内部，持久平稳地抑制和驱除乙肝病毒，达到改善肝脏功能，治愈乙肝的目的。它的功能和主治是：清热解毒，祛风化瘀，消肿止痛，抗炎生机，对急性和慢性乙型肝炎，乙型肝炎表面抗原和e抗原转阴，消除自觉症状有很好疗效，并能防止肝脏纤维化和肝硬化，防止小三阳转为肝癌的作用。我的《菊树乙肝袋》有三大特点：一是具有抑制和杀死乙肝病毒的作用。治疗慢性乙肝的最有效的办法是抗乙肝病毒治疗，只有消除或永久抑制病毒生存和复制，才能减轻炎症，阻止病情进展。药袋中的多数药物具有很强的清热解毒，祛风化瘀，排毒生机的作用。二是具有改善患者身体条件，增强抵抗能力的作用。药袋具有明显消除患者自觉症状的作用，只有强体才能抗病。三是使用方便，可以持之以恒的进行治疗。实际上，大多数患者没有持之以恒的服药和打针的治疗耐性，中断治疗，多次复发是患者不能治好乙肝的通病。小小药袋，经济实效，长期戴用，既不影响工作，也不影响生活。它能以长期戴用的持久性来抵抗乙肝病毒的顽固性和反复复制性。事实上，对于大多数乙肝患者，就目前所谓的几种药物来说谁也治不起，我的乙肝袋花钱不多，却能治病。我的药袋还对胃病有很好的疗效，它不但治了我的肝病，还将我多年的胃病也治了。
我不是学医的，自制的乙肝袋也不是什么祖传秘方，但我的乙肝袋不是冒制的。它是我学了不少关于治疗乙肝的药书和不少验方后，根据中药药性配制的。又经过在自己身上试验，确实把我的乙肝治好了，这是事实。多年来的用药记录和化验单我都保存着。当我于十年后的2002年1月20日再次到洛南县防疫站作第二次两对半化验时，化验医生惊奇了，化验结果是“二、四、五项”阳性，因为“二”出现阳性是有了免疫力的标志。她问我是用什么治的，我给她讲了，在坐等候我的几个病友，后来都要试戴我的乙肝袋，反映效果确实很好。洛南县防疫站为我第二次所作的乙肝两对半，即乙肝五项化验结果又被2003年2月，陕西省博爱医院和2003年9月17日宝鸡市人民医院、2005年3月1日洛南县人民医院三次化验所证实。
不管化验结果如何，我的身体状况是最好的验证。从1994年起至今的十二年中，我从来未服一粒治肝药物。身体很好，能吃能睡，能劳动。一天从来不感到困乏和疲劳，且精神很好。我现在已年过花甲，接近“古稀之年”，但人们都把我看成五十多岁的人。
人们不是常说：“久病成医”吗？我在为自己治病中学到了不少医学知识，也买了不少的药书。我在自采治疗乙肝中药材时也认识了不少的中药材，如：治疗高血压，小儿扁桃体发炎，牛皮癣和皮肤病等等的中药材，妻子常说：你把家里搞成了中药铺子了。
我的妻子患高血压已多年，降压药一服就降，一停就升，老是不稳定。为了稳定妻子的血压，我专门为她采了几种中草药制成药袋，我把它命名为“菊树降压袋”。从2003年4月24日戴起停服降压药，每天早晚各测一次血压记录下来。我专门记录了100天，到8月5日。在这100天中，降压药只服了十片，且有七片是不该服的，实际上只服了三片。她的血压现在基本上被控制住了。我的一个亲友患高血压、且血压很高，他戴了以后，服药量减少，服药次数也减少了。我的“菊树降压袋”，可以控制轻度高血压；对重症高血压有稳压降压作用。高血压最怕服药降停药升的毛病，我的药袋可以控制服药中的升降问题，使血压保持平稳。
我成了一家人的保健医生，什么测心率量血压，作针疗搞按摩，发气功等等。什么事都是逼出来的，但逼的结果就是成功。
我的《菊树乙肝袋》虽没有经过有关部门专业鉴定，但它确实治好了我的病，戴过的患者，反映效果很好。
人生路上负重期
一个男人的一生，负担最重的时期莫过于上要送终二老，下要为儿女们成家，但这是每个男子汉必须担负的责任。由于我的家境贫穷，经济上常常处于拮据状况，所以，这个时期就显得特别的困难。
1993年春，我从鸡场买回四个罗氏鸡娃，个个长的体壮屁股圆，长大后都是母鸡娃。到秋季就都开窝下蛋了，而且是每天四颗从不间断。四个罗氏鸡娃，好像是在开展一场下蛋比赛，一个比一个下的蛋大。一般来说，一斤鸡蛋要称八、九个，而我的罗氏鸡下的蛋一斤只能称六个，而且是红皮真好看。记得一秋冬，光鸡蛋就收了一大筐。这年冬，我的父母在我家住，妻子叫他们吃，他们都不吃，说留下将来给我的大儿子订婚时待客。我的父母还争着去收鸡蛋，他们一边收一边数，并高兴地等几天就给我和妻子报告一次数字呢！后来父母回丹凤后就相继去世了。我同妻子每想起这件事就都很是后悔，我们连鸡蛋给父母都吃不起。
1994年8月，我的父亲去世，当时我们回家处理父亲的丧事时身上只有一百多元钱，众亲友为我们拿来了几千元，办完丧事回来我们可以说是身无分文。
就在这时，大儿子提出要给他结婚。儿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是天经地义的人生大事，谁不希望自己的儿女早成家，何况这是作父母的应尽的责任，也是最高兴不过的事。但我当时确实是身无分文，怎么办？我同妻子商议：就是累死我们，也得给儿子结婚，办法是一个字：“借”。于是，我又在亲朋好友中借债。就在这年的十一月，我们在西安电子城儿子的租房中为儿子结了婚。我们虽是又背上了不少的外债，但看到儿子成了家，心里还是非常高兴的，特别是妻子，高兴的是抱孙子的日子就要快到了。
1995年初，我所在的洛南党校准备将拓宽县城华阳路正街时甩在路北的一点地皮修成家属楼，面积只有一百多一点平方米，且地形不规则。单位动员大家报名，集资修建。当时，我以计算，自己快退休了，家在丹凤，退休后在洛南又没有房子住，我的儿女们都出生在洛南，我又在洛南工作了三十多年，退休后只能住在洛南，于是我报了名。单位领导为了照顾我这个外地干部，就决定给了我一套房子。
单位定下了我修家属楼的事，本来是件好事，但我们却几天几夜睡不着。一是手头无钱，二是还有不少的外债。这就使我们处在两难之中：要着，自己没钱，不要着又没房住，以后的机会就没有了。当时，我将这事告诉了大女儿和大女婿，大女婿在电话中说：“爸，没钱有我呢！你只管将房子要到手就行。”我们的亲友们都讲，要多的没有，但大家都来帮一点总是能行的。
于是，我们就收到了来自弟妹们和女儿们的接济钱，你一千，他几百的集了起来。大家都笑着说：单位由各家来集资修楼，我们又在家里集钱修房。1996年我背着不少的债搬进了新屋。
我的二儿子从学校毕业参加工作后，妻子就给儿子说：“我和你爸这几年快把腰挣断了，现在还背着不少的外债，我娃要好好工作，积攒些钱，等我们缓几年再说媳妇，不然我们确实受不了。”口里是这么说的，但心里还是想叫儿子早成家。“不听话”的儿子很快在工作中结识了终生的伴侣，儿子能结识女友这是好事，不能怪他。我们又借债为二儿子结了婚。就在儿子结婚后不久，妻子就住进了医院，这一住就是几个月。她是叫劳累和外债压垮的呀。
1999年，西安电子城大儿子的工厂要给工人盖家属楼，这是一座原已打好地基停工多年的家属楼，听说原基础部分国家已经投资了，这次重盖时工人可以少出钱，就是这房子虽说不好，但却便宜得多，听说这是该厂子最后一次为职工盖的一座十八层的高层楼。儿子也就在可能轮到跟前的边缘，当时儿子给我们讲了这件事。
这下又难住了我们，要着儿子没有钱，我们实在也拿不出一分钱给儿子。不要又没房住，以后就没有机会了，到时候，别人都高高兴兴地搬新房，我们把到手的新房给丢了，那可不是滋味呀。
我们还是下决心让儿子把房买下。
为了自己这个山沟里人的儿子能在省城有一套房子，我们决定给儿子借钱。但是当时确实是借债无门了。我同妻子一夜一夜睡不着。为了借钱，妻子不等明就起来到处去找熟人，我也四处奔走，好多次妻子哭着空手而回。挖尽所有的熟人，我们为儿子借了几万元，儿子拿去后，经过考虑，反倒把房给退了。因为我的儿子是个孝子，他主要考虑老了为自己住房背那么多的债，厂子又不景气，一月一月发不了工资，那么多钱今后又如何还得了，这不是要老人的命吗？！
我们三番五次给儿子和儿媳打电话，动员儿子一定要买下这套房：在我们的催促之下，儿子第二次报了名，第一次交款四万元，我们在洛南给借了几万元，最后终于将房买下。
孝心的儿子，在2000年舍离父母和妻女报名出外打工，过起了背井离乡的打工生活。为了挣钱还债他的身体消瘦了，经过几年的国外生活，他还完了借款落下了那套房子。
到了2003年，这年是我退休后的第六年，才还完了我们手上的债务。但我觉得，我们的困难是前进中的困难，过了这一关，我们的日子就上了一个台阶。总之，我们还是跟着社会又前进了一大步。在这里，我十分感谢帮助我度过一道一道难关的、自己并不富有的兄弟妹妹和儿女们及亲朋好友。
难怪我们的邻居都说：这几年我看你们都熬不过来，到低给顶住了，真不容易呀。
我的儿子在一次开玩笑时说：我爸一辈子身上都不装钱，说这话的本意是说我一生困难，实际上就是这样。我是一辈子外出身上很少装钱，说实话不光身上不装钱，就连箱子和抽屉斗里也很少有钱。一句话，说白了，我一辈子就没有多余的钱可放。每月工资发下来，一算就完了，每一分钱都有它的去处。就是出外也很少买的吃，妻子经常心疼的对我说：“不管到哪里去，不管好坏，先把自己的肚子吃饱，不然叫人看出你的饿象真难看。”
钱是个好东西，没有钱寸步难行。人常说，一分钱难倒英雄汉，这话一点不假，我一辈子都过的是没钱的光景。虽说我一辈子都过的是没钱的光景，但是，我一生并不贪钱，对于钱这东西我有我的看法。钱这东西，既是个好东西，又是个坏东西。说它是个好东西，因为人离了它就不能生活，它可以给人带来幸福；说它是坏东西，因为它可以使人变坏。人常说：吃饭穿衣趁家当，是说要以“家当”来安排吃穿的好和差，不是以吃好穿好来安排“家当”的多和少。钱多是多的花法，钱少是少的安排，关键是看花钱的人是怎么看它的。把钱看的比命还重的人，是贪心最重的人，最终将被金钱所送命。我常想：过分追求金钱和享乐的人，他的取财一定是无道的，无道地取财，是社会所不容的。所以，富贵定要安本分，贫穷不必罔思量。人生在世，没钱，生活不下去不行。钱太多了就会使人走上邪路，也不行。我的看法是：有一定的钱财，能保持中等人家的生活水平即可，它可使人始终保持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状态。古人讲：良田百顷，日食一升，大厦千间，夜眠八尺。我的一个同学，２００６年春节自编自写了一副对联贴在自家的门上，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上联是“安身莫嫌居室小能住就行”，下联是“度日何须积金多够花即可”。对脑是“知足常乐”。就是说，人的一生不要过分的贪心为好。有道是，钱财越多的人，心理越空虚。心理空虚的人，往往会走上邪路，不是整天泡在赌场上，就是泡在情网里，这样的人最终被钱财所葬送。这种情况在现实生活中还少吗？！更有道是，金钱买不到品格，但品格能使金钱成为人格化的品格。只要一个人在金钱积累的同时不断提升自己的品格，那他手中的金钱就会使他成为一个更加富有的人和品德无比高尚的人。这样的人在现实生活中也不乏少见！
我同妻子的一生，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情自己干，一不靠别人，二不靠老天，三不靠祖上留家产。物质财富是人创造的，活人还能叫尿憋死。我们靠自己的一双手，除过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辛勤工作了一辈子外，还养大了五个孩子，创下了第二个家的一份微薄的家产，这就是我同妻子一生的本事。
天伦之乐度晚年
人的一生就是一场梦，梦是短暂的，人的一生也是短暂的，而且只有一次。有生就有死，这是个科学的规律，谁也改变不了的。但人活一天就要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尽量活得好一些，特别是年过花甲的老人。我同妻子的一生，是付出了艰辛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一生，百分之六十的时间是在艰难坎坷的人生路上度过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家庭条件的变化，到了晚年才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我的深刻体会是：人老了，除过吃穿以外必须注意以下三点：即心胸开阔，家庭和谐，身体健康。
要使自己心胸开阔，做到人老心不老，第一件事是关心世界、国家和本省本市本县的事。我已退休八年了，但从国际到国内，从中央到地方的新闻，天天必看。其途径是：听新闻、看电视、读报刊。就连我七岁的小孙子都形成了一种习惯，“爷爷，新闻联播开了，快来看。”并把他爱看的“少儿”节目让给我看新闻。我订的《三秦都市报》成了我家的抢手货，我想看妻子也想看，有时为看一条新闻，还闹出一个小小的矛盾。我的体会是：天天看新闻，晓知天下事。既可增长知识又可开阔心胸，使人精神振奋。它可以使人老心不老，永葆一颗年轻的心。我退休的八年，正是党的十五大到十六大的八年（1997年到2005年），可以说，中国的、外国的、中央的、地方的大大小小的事我都知道。不少人都说我好像越活越年轻了，有的人还以为我没有退休。我也有这种感觉，我们的国家一天天发展，一天天强大，人们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过，自己看了听了心里高兴，那还能不年轻。
特别是，当我听到北京申奥成功，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上海申博成功，香港、澳门回国，长江三峡两次截流成功，西气东送，南水北调，火车坐船渡海峡，载人飞船上天成功返回，第二次载人飞船上天并成功返回，中国经济发展驶入快车道，××腐败分子被处决，“反分裂国家法”颁布实施，国民党和亲民党新党主席访问大陆，两岸将实现和平统一等等。看到宽畅平坦的“312国道”，像黑色巨龙一样的西南铁路，听到计划中的西汉高速公路从家乡通过。看到中央领导的顺利交班，新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的阵容等等。自己的心情就非常高兴和愉快。好像每听到看到国内外的大好事，和身边一天天的变化，自己的心就年轻了许多。有道是，人生在世，活的就是一种精神，只要精神不倒，人就会年轻，就会长寿，就会生气勃勃。这一点我的体会是很深刻的。
要使自己心胸开阔，做到人老心不老，第二件事，就是在身体条件、家庭经济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到能去的地方游一游，看一看。不是说“游一游，解百愁”吗？这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有好处。
我的一生虽说没出过国游过洋，但也去了不少的地方，但那都是“文化大革命”时外调去过的。改革开放使祖国变了样，三十年的时间过去了，不知现在是什么样子，特别是妻子一生都没出过省，我在有生之年有一个心愿，就是带妻子去游一次首都北京，特别是想去亲眼看一看毛主席他老人家的遗容。
2004年10月，我们同县党校的同志们一起去游了一次北京。10月15日，我们从西安坐火车，于第二天上午六时一觉醒来到了北京西站，住在前门大街。北京变了，几十年没去变化真大，我找不到我在“文革”中住过的地方，所到之处都变了样。首先，是瞻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遗容，献上了洁白的鲜花，向毛主席坐像三鞠躬，在毛主席遗容前我久久不想离开，是他这个伟人，把我和千千万万中国人从苦海中救出来，领着我们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幸福大道。接着瞻仰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向为中国的解放事业而英勇牺牲的千千万万的先烈三鞠躬。接着，我们踏着毛主席登过的台阶上了天安门，还站在毛主席1949年10月1日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的地方，学着毛主席宣布的两句划时代的口号，在天安门广场回荡，还照了像。接着参观了“紫禁城”从皇帝走过的地方走过，登上了景山顶俯瞰了北京的城景。随后几天，我们参观了颐和园、恭王府、天坛、明十三陵和太平洋海底世界。还饶有兴趣地登上了居庸关长城，特别是六十八岁的我和年过花甲而身患高血压冠心病的妻子，奇迹般地登上了长城，成为一对到过长城的好汉。我们还观赏了天安门广场、东西长安街和王府井大街的夜景。留下了有生以来最为珍贵的合影。北京游大大的开阔了我同妻子的眼界，妻子的病都好了一大半。我们的共同感受是：外边的世界真精彩，我们的祖国真伟大。
近年来，我们几乎每年都到外地的儿女们家过年过节，享受天伦之乐。我们于2003年春节，到宝鸡市的大女儿家过春节。我们去“宝鸡市人民公园”、“宝鸡市博物馆”、“北坡公园”、“渭河公园”去享受这个美丽城市的景象，到机场亲眼目睹了飞机在自己身边起飞和降落的场面；还去“法门寺”参观了千年古佛塔。２００５年１０月我们又到宝鸡大女儿家去住，还参观了炎帝陵，寻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搞清炎黄子孙的真实含义。相传有娇氏之女，女登嫁于少典氏为妃，生下黄帝和炎帝，黄帝为兄，炎帝为弟。黄帝以姬为姓，炎帝以姜为姓。这两个双胞胎族，联姻繁衍生息数千个氏族部落，后发展到整个中华大地，所以，我们把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人都称为炎黄子孙。2004年9月，我同妻子到咸阳的小女家去住。女儿和女婿还特意为妻子过了一个特殊的生日。那是女儿专门为其母亲选了一家叫“百岁堂”的酒店去吃饭，大女儿还特意从宝鸡赶来为母亲祝寿，我们大家一起举杯祝她“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小女子说：“祝妈妈天天快乐，百岁的今日，女儿一定在这里为妈妈过一个百岁的生日。”乐得她一天都合不拢嘴。我们还经常去西安的大儿子家住，每每清晨，我们不是去紫薇花园就是电子商城广场去享受晨日美景，就是去观赏奇花异草，有时到西京公司的灯光球场打打羽毛球，或利用各种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每每晚上不是去钟楼观赏不夜城的美景，就是到大雁塔北广场观赏亚洲最大的音乐喷泉。我们还参观了“国人震撼，世界惊奇”的“大唐芙蓉园”，使我们生活在21世纪初的一对夫妻，回到了一千三百多年前的“大唐芙蓉园”，那可真是人间仙景，看了不由人心旷神怡，回味无穷呀！
2005年的清明节，我专门回老家为父母亲扫墓。后到我的家乡小县，同四妹夫一起游览了变化了的丹凤县城和新修的丹凤火车站，随后登上了“凤冠山”。我坐在山顶上拍了一张照片，回来后我为其赋诗一首，题目是《山高吾为峰》，四句诗是：
凤冠高耸插云天，
山势险峻似刀尖。
吾今登上高山顶，
坐冠为峰赛神仙。
坐在“凤冠”上的我可谓神采奕奕，真的和神仙一样。
家庭和谐是老年人安度晚年的港湾，关心和组织好自己的家庭，直接关系到自己生活的环境和气氛。作为年过花甲的老人，要使自己生活得幸福，必须要有一个和谐、愉快、宽松的家庭气氛。
为什么有不少老年人晚年的日子过的不好呢？这主要是家庭关系不好，不是儿子不孝，就是儿媳不贤，要么是夫妻关系紧张。不是有付对联叫“家和万事兴”吗？“一家和气春风暖，万户和睦喜气生。”这就是说，一家之计在于和。只有“和”气才能顺，家才能兴。我从来主张一家人和和气气，互相尊重，互相关爱最好。作为长者要爱幼，作为晚辈要尊老。
作为老年人一不图吃，粗茶淡饭就好。大凡长寿者，都是青山溪水畔田园，淡薄饮食气心宽的农舍村民。作为老年人二不图穿，夏天不热，冬天不冷就行。老年人图的是儿孝媳贤。特别是老人有病时，能经常关心，问候侍候，这比吃药都管用。记得我的父亲有一次得病，整天在家里卧床不起，有一天听说我要回去，早早起来就到我家门前的石头上坐着，眼睛不停地向我回家的方向看。等我出现在他眼前时，他把拐仗一丢，快快地来接我。我母亲在一旁说：“你爸是想你想病的，你回来了，他就好了。”父亲忙到地里拔一个大萝卜回来，叫我母亲给我包饺子吃。我母亲看着我父亲只是笑。所以，当老年人病了时，作为儿女，特别是儿媳就要经常问候，如果是在外工作，就得“常回家看看”。我同老伴早已退休在家，但我们俩生活得很好，这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儿女个个都是子孝媳贤，特别是我同妻子过生日时五个孙子都要为我们举行一场由他（她）们自编、自演的晚会，那可是让人真高兴呀！
家庭是以婚姻和血统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单位，如果把整个社会比作一个人，家庭就是人身上的一个细胞。她是未成年人生长的摇篮，是青年中年人创业和生活的活动舞台，是老年人安度晚年的港湾，所以，组织好家庭生活是社会和每一个人必须重视的一个大问题，处理好家庭关系也是一门大学问。一个家庭关系处理得好坏，对这个家庭中每一个成员都是重要的，对社会也是重要的。到底什么样的家庭才算是一个幸福的家庭呢？我的体会是四个字：团结互爱。那怎样才能做到团结互爱呢？一是家庭和谐。和谐的家庭是欢乐的源泉，不和谐的家庭是痛苦的根源。那怎样才算是和谐的家庭呢？这就是：平等相处，晓之以理，心灵相通，经常交流，互相体贴，互相谅解。二是互相宽容。宽容是解决家庭矛盾，营造宽松和谐气氛的最好办法。这里的宽容包括：父母与子女（儿媳）要互相宽容，兄弟姐妹要互相宽容，妯娌姑嫂要互相宽容。三是夫妻和睦。夫妻是一个家庭的主角，一个家庭关系好不好，关键在主角的身上。要使家庭和睦，夫妻要做到：互敬互爱，平等对待。四是婆媳之间要做到尊老爱幼。人常说婆媳关系不好是天咒验了的，是说就不得好。我看不一定，我的妻子和儿媳之间的关系就很好。我想只要儿媳把婆婆当生母一样孝敬和关心，婆婆将儿媳当亲生女儿一样关心和爱护，婆媳关系就会同母女关系一样亲切。一个家庭的所有成员只要做到以上几点，这个家庭一定是其乐融融。
身体健康，是老年人必须十分注意的一个问题。人常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身体是自己生存的本钱，没有一个好的身体什么都谈不上。作为老年人，身体是自己长寿的本钱。
老年人的健康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身体健康，二是心理健康，二者相比，心理健康更重要。老年人处于弱质人群之中，特别是身体条件大都不好，加上外界的影响，最容易产生心理上的不平衡。人老先老心，只要心理平衡，保持一个健康的心态比什么都好。老年人要保持一个健康的心态，就应当多做些有益的事，如养养花，看看鸟，到户外散散步。农村的老年人，可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我有一个与常人不同的感受和看法，老年人不宜和老年人在一起。因为老年人和老年人在一起不是说老就是说病，这不利于老年人的身心健康。老年人应多和年轻人和孩子们在一起，他们给你的是生机和活力。我在西安时，常去接送我的小孙女，每每看到她背着书包一蹦一跳向学校走去，或飞起她的小手向我飞来抱住我的脖子时，我就非常高兴。我在洛南每每接送我的小孙子时，看见他背着书包迈着坚实的小步向学校走去，或是飞起一双小腿张开双手飞来抱住我的腰时，我就高兴的不得了，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爷爷孙子隔代亲。
我常对妻子说，我们有幸降生在这多彩多姿繁花灿烂的世界上来，有幸成为一对恩爱夫妻，现在又遇上了好日子，所以，我们现在惟一的目的就是要好好的活着。活给自己看，也活给孝敬我们的儿女们看，更要活给那些瞧不起我们一生没权没钱又没名的人看。特别是要活着去看我们伟大的祖国，蒸蒸日上，光辉灿烂，实现四个现代化后的容颜。
现在，我同妻子生活的非常幸福。
清晨，到人民广场去打打羽毛球，有时爬一爬馒头山生态园，要么就到迎宾大道或河堤上溜溜步，散散心。晚上，看看当天的报纸和新闻联播，有时看一个电视连续剧。每到周末，接一接远在外地的儿女们的电话问候，在家同二女儿和小儿子的一家玩一玩扑克和麻将。每每站在装饰一新的客厅的窗前，看一看远处县城不断变化的容貌，看一看眼前花架上盛开的各种鲜花，听一听画眉鸟的歌唱和八鸽的祝福。老子说过“知道满足的人就是富有者。”我们夫妻俩一生遵循的做人法则就是“知足”，所以“常乐”。常乐肯定会长寿，长寿就是最富有者。
人们羡慕的说：你们俩口子真幸福，在家有跟前的儿女照管，外出可到儿女家游玩，夫妻和睦相处，晚辈们儿孝媳贤，有工资不愁吃穿，保证能颐养天年。是的，人常说苦尽甜来，没有过去的苦尽，那有今日的甜来。但这其中的根本原因，还是国家的昌盛和社会的发展，愿天下所有的平凡人同我们一样快乐无限，幸福美满。
结 束 语
人的寿命是短渐的，人的工作精力是有限的，但人留在世上的精神或者叫名声应该是久远的。
“你的名字连同你的事迹已被收入《中国科学人·中国专家人才库》（世纪珍藏版）。”这是1999年3月11日，中科宣字（1999）第二号给我的通知单，入编号为0123LJJ7号，入编室为第十七编室，入编标题是《岁月有值，人生无悔》。我的事迹后又以入编号C0322b18号入编《光辉岁月》中华儿女荣誉档案。在入编《光辉岁月》的事迹前，我为自己写了一段人生格言，这就是：人生的宗旨是对人类事业的开拓进取，无私奉献；人生的品格是为人作风正派，办事公道；人生的价值是在人们的心目中有为有位。我为自己和妻子所做的柏木寿方的盖上，用漆雕填金粉各镶上八个大字，即：“岁月有值，平生无愧”，作为对我们一生的盖棺定论。这八个大字就是从我入编《中国科学人》和《光辉岁月》的标题和格言中借用来的，只是将“人生”改为平生罢了。为了区分我同妻子的性别，妻子的无愧的愧用同意字“媿”就是了。
我对自己同妻子的盖棺定论为什么用“岁月有值，平生无愧（媿）”呢？我想：我们在世时的百年人生坎坷路上，不论是为国家和社会，还是为家庭和儿女所做的每一件事，虽说不能与英雄和伟人相比，但它同样是有价值的，都和社会的进步和国家的发展有关联的。因为，国家是由她的臣民组成的，社会的进步与繁荣，都是由她的臣民所做的每一件事，那怕是极其微小的事积成的，都是有价值的，有为有位的，所以，平生无愧。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２０日，我去宝鸡看望病中的大女婿，一日，也就是圣诞老人节日的那天，我陪他到北坡公园散步。我们选了一处与我的《平凡人生》吻合的外景，我从一条布满槐树荆蒿的山间小路向山上爬去，女婿从背后用他的数码相机拍了一张照片。回来后，我仿照毛泽东的如梦令元旦写了一首词《登山》，全文如下：
如梦令·登山
刺槐，荆蒿、蓝天，
足下小路弯弯。
人生若爬山，
为了事业登攀。
登攀，登攀，
奋斗必达山巅。
在结束我的平凡一生的记述之后，我编了一首《人生之歌》，虽说没有多少诗歌的韵味可言，但我还是想把它同我的平凡之作《平凡人生》奉手献给读者，作为抛砖引玉，引出你光辉一生的赞美之歌。其全文如下：《人生之歌》
人生尘世上，不过百十年。
生命最宝贵，珍惜每一天。
适者求生存，奋斗是关键。
吃得苦中苦，成事在其间。
人若一技长，不愁吃和穿。
七十二行事，行行出状元。
少壮须努力，老大心自安。
读书明事理，修身是关键。
若论人生事，品德最为先。
虚心人进步，骄傲如自贱。
好话暖人心，恶语伤人肝。
遇事冷处理，百思必周全。
常思自己过，人非勿妄谈。
有恩须当报，遇仇莫结冤。
百忍贵似金，让人心自宽。
敬人如敬己，与人善为先。
爱国如爱家，国家骨肉连。
国事虽为大，家事莫小看。
家门和为贵，相容让为先。
人伦要牢记，敬老如敬天。
稽首父母恩，尊师要当先。
父（母）爱儿女乐，子（女）孝父（母）心宽。
妻贤夫祸少，夫正妻心安。
夫妻百年好，真爱是关键。
为人心莫贪，贪财是祸端。
贪权心不正，贪色必伤肝。
若论人间情，友谊结长远。
知足人常乐，福寿比南山。
平凡人生路，如歌如诗篇。
我的一生是平凡的一生，但我并不感到自己的一生是碌碌无为的。国外有句名言：“只有平凡的人生才是真正的人生。”因为，平凡的人创造了平凡的世界。
后 记
我是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出身的孩子，解放后才真正上学念书，当了国家干部，后又成为一名党校教员。一生平平常常，既没有当官，也没有成名，人没惊天，事没动地，更没有什么传奇色彩，而是一个平凡的人，一生所做的事也是平凡的事，所以，也没有什么功绩可言。
毛泽东说过：“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这么说，在创造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是平凡人创造了平凡的世界，这其中当然也有我的一份。我虽没有做出过什么丰功伟绩，但我也做了一辈子事，一生忙忙碌碌，辛辛苦苦。二十年长成，四十年做事，一辈子做人，现在已过了“古稀之年”。我从退休的那一天起，就经常回忆自己一生跟随中国历史前进的脚步，所走过的每一段路，所做过的每一件事。想一想，哪段路是走对了，哪段路是走错了；哪些事是作对了，哪些事是做错了；有多少经验可以总结，有多少教训可以吸取。这些对我来说已是时过境迁，但对后人，特别是对我的儿女和孙辈们来说，还是有益可鉴的。经过反复思考，我觉得把它写出来还是很有意义的。起码是对自己一生的一个回顾和总结，以此与和我同辈、同层次的同志和朋友们交流思想。也是对培养自己的党和人民，教我知识和做人的老师，生我养我的父母的一个交待。同时，也是对我的后人的一个交待，让他（她）们看一看我是怎样在中国发展变化的环境中学习和成长的、工作和奋斗的、生活和生存的、处世和做人的……，这或许对他们还是有所裨益的。除此之外，我就没想其它。
人的一生是短暂的，而且只有一次。要使自己的人生不只一次，唯一的办法就是回忆自己的人生经历并把它用文字记载下来。实际上，回忆人生经历并把它记载下来的过程（包括阅读过程）就是对自己人生的一次重现和体味。这种重现和体味的感受是非常有意义的。我在写作和修改书稿的过程中，这种感受是很深很深的。有些事回忆起来真让人泪流满面，伤心透顶。可以说，我是用颤抖的手，合着泪水写完这本书的，。
我在开始写《平凡人生》的时候已年过花甲，所以，有些事几天几夜也想不起来，有的字很熟，但提起笔来就是不会写了。一本《新华字典》叫我都翻烂了，往往是一个字，我同妻子都得查好大一会。就连我二年级的小孙子和四年级的小孙女都为我纠正错别字，帮我查字典。我的小孙子还夸口说：“爷爷，你有什么字不会写了就问我。”每篇书稿，不知要修改多少遍，重新誊写多少次。经常是写的眼花缭乱，走路看不见人。但我还是坚持把它写出来了，至于写的好与差，那是我的水平问题。就是说，为了《平凡人生》我是付出了代价的。
作家刘白羽说过：“传记文学的基本特点是真实，传记文学是真实的文学。”我的体会是：作为“传记”强调的是真实性，而真实性包括传主的人生经历和思想品质两方面；作为“文学”强调的是可读性和趣味性。二者结合起来就是说通过文学的笔调行文来反映其真实性，寓真实性于可读性和趣味性之中，使人读起来既生动又真实。本书的我既是一个吃食人间烟火的自然人，又是一个具有思维能力的社会人。书中，我尽力从我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活中的事迹言行，思想活动及人际关系等方面来反映其真实性；力图悟出一些作为平凡人应有的做人之道；并尽力用朴实无哗的语言以及对人物、景物、人文地理、风土人情、故事传说的描写使真实性与可读性有机的结合起来。
由于自己的文学水平和思想认识水平的限制：第一，在写事即“述说平凡经历”时总觉得言犹未尽。因为，我非常热爱我一生中所从事的事业和生活过的地方（单位），非常惦念和我一起学习、工作过的同学、同志和朋友，非常想念和我一起生活过的岳祖母、父母和岳母，非常钟情我与妻子、弟弟妹妹和儿女们的亲情关系，所以，老总想多写一写这方面的事儿。但只是笔不从心，写不出来。第二，在悟理即“感悟人生哲理”时总觉得有很多感悟之言而升华不起来。因为，人生中那怕是极其微小的事情都能体现出大的道理来，这些悟道既体现出一个人的思想和品格，也给他人以启迪，但就是笔不生辉，提升不起来。第三，在使真实性与可读性趣味性结合上，总觉得没有很好的使二者有骨有肉的有机的结合起来。因为，只有使真实性融入趣味性和可读性之中，才能使读者受到自然而然的感染和启迪。上述三个问题请读者谅解和包涵。
书稿从１９９９年开始收集资料和准备，２００１年春动笔，因妻子生病，所以，断断续续写到２００３年秋完成初稿，后又修改出二稿。２００４年冬恳请洛南党校高级讲师王勇、吴新亮和讲师郭生民三同志阅教，他们提出了很多很好的意见，并建议我把它印成书出版（这是我原来没有想到的，后来在女儿们的催促下，才想到出书的）。按照上述三同志的意见，我对书稿作了一次大的修改写出三稿。２００５年８月呈商洛市文化局审稿，在局长李金成，副局长魏振中的大力支持和关怀下，市文化局李宗芳同志对书稿进行了认真而细致的审阅，提出了极为宝贵的意见，依此我又进行了一次较大的修改，写出四稿，后又呈商洛市文化局审定。现在成书的是《平凡人生》的第五稿。至此，我用七年时间，写了我七十年的人生经历（包括妻子），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心愿。在这里我想，如果我的儿女中和孙辈们中有人接着将他（她）们自己的人生经历也用文字记载下来的话，几代人之后，《平凡人生》续、再续……也就是一百年乃至几百年之后，《平凡人生》就有了社会价值了，不知他（她）们中能否有人做到？
本书恳请陕西省文联著名作家，著名评论家，《西部艺术报》总编、《西部艺术（文学专刊）》总编王盛华先生作序。洛南党校原常务副校长、现党总支书记、陕西省党校系统“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高级讲师王勇同志担任责任编辑。洛南教师进修学校高级教师、《商洛一枝梅》、我的老师赵忠德为封四作画“苍桑回首”。封面摄影蔡建林。经征得著名画家、书法家、国家一级美术师屈有善先生同意，章题“苦童降生”、“贫生求学”、“职业生涯”、“人生情怀”配图敬引自《当代中国西部书画名家——屈有善书画精品集》第１２、１６、２２、２４页著作。彩页设计阳森。
本书在写作和出版过程中自始至终得到妻子王菊蜂的支持和帮助，可以说，《平凡人生》就是我同妻子的合著。得到弟弟李金升，妹妹李桂英，以及我的儿女们，包括儿媳和女婿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出版过程中，得到商南县顺意印务有限责任公司的同志和洛南党校的领导和同志们的关心、支持和帮助。在这里，我诚恳地对所有帮助、支持和关心《平凡人生》的写作和出版的同志、同事、亲朋好友和妻子儿女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自己的写作水平和思想认识水平的限制，书中错误在所难免，请读者批评指正，并提出宝贵意见。
作 者
２００６年３月１５日于洛州清池川寒舍
商南县顺意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８５０×1168毫米 ３２开本 ８印张 1４０千字
２００6年3月第１版 ２００6年3月第１次印刷
印数：1—500
陕内资图批字（2005）HS·３４号
工本费：１８.００元
作者后排右一，第三排左起第五为李庆善同学。
作者（右）与弟弟李金升在核桃园老家门前合影
１９７８年作者全家照
１９９０年作者带着严重的肝病在院子备课
2004年3月在苗沟水库留影
炎黄子孙不忘根。作者与夫人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日在炎帝留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