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986年时的布加勒斯特街头，照片中的宣传海报内容为庆祝罗马尼亚共产党成立65周年
1988年1月26日，罗马尼亚全国大张旗鼓、兴师动众地庆祝了齐奥塞斯库的七十大寿。祝寿活动从1月初就开始了，报刊先是用整版篇幅刊登齐氏当政二十多年来的“成就”，齐奥塞斯库的对外活动和他奉行的外交政策，以及各国出版齐奥塞斯库著作的情况和对齐奥塞斯库的评价。祝寿活动从1月21日开始，这一天齐奥塞斯库为庆祝自己的生日视察了布加勒斯特的一些工厂企业。24日他们夫妇前往齐奥塞斯库的老家奥尔特县视察，沿途组织了成千上万人的欢迎队伍。罗马尼亚全国各地、各行业、各单位都举行了对齐奥塞斯库的祝寿会和颂扬会。
从1月25日起，祝寿活动进入高潮。布加勒斯特市举行了盛大的群众集会，政府总理宣读祝寿词，国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代表罗共中央和国务委员会授予齐奥塞斯库“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英雄”称号和“社会主义胜利”金质勋章。集会开了三个小时，广场山呼万岁。这些群众从早上八点一直要站到下午一点，他们不是自愿来的，而是单位组织，没人敢不去。1月26日是大庆，官方举行了3000人的盛大宴会，各界头头吃吃喝喝，还组织群众在场外迎送齐奥塞斯库夫妇。新华社记者偷偷地和一些参加了迎送活动的罗马尼亚群众聊天，一家汽车修理厂的工人说“看到祝寿时，我难过得几乎哭了出来”。一位退休的中学老师说“群众对此感到气愤”，认为这是一种侮辱。一位职员告诉中国记者，他的外甥为了迎送齐奥塞斯库在广场上站了5个小时，又冷又饿，还不敢发牢骚，因为人群中有许多便衣警察，谁要是不满，就会被带走。（《风云突变——齐奥塞斯库垮台始末》，新华出版社1993年，P9-11）
祝寿活动结束后，齐奥塞斯库对罗马尼亚人民宣布说，在收到的数以千计的贺信中，有三封是英国女王、比利时国王和瑞典国王发来的。上述三位君主随即公开辟谣，但这并没有使齐奥塞斯库觉得难堪，他继续相信这件事是真的，并且用这种方式来维持其自大狂的幻想世界。因为伊丽莎白二世、博杜安一世和古斯塔夫六世，就像1947年逊位的罗马尼亚米哈伊一世一样，具有皇家血统。齐奥塞斯库用伪造外国皇室贺电的方法来使自己“皇室化”，试图向罗马尼亚人证明，是他齐奥塞斯库保持了从图拉真皇帝、弗拉德·德拉库拉、斯特凡大公、“勇敢的米哈伊”直至卡罗尔一世国王的罗马尼亚神圣王权的延续性。1989年年初，新华社驻罗记者在罗共维尔恰县委和县政府大楼里看到一幅又大又长的油画，上面画有齐奥塞斯库和罗马尼亚历代王公的肖像，按年代排列，齐奥塞斯库排在第9位，但十分突出。在场的外国新闻官员用讥讽的口吻嘲笑说“看哪，齐奥塞斯库当上了罗马尼亚的国王！”
贺电事件只是齐奥塞斯库晚年严重脱离现实世界的一个简单例子。他多年来一直患有糖尿病，还在莫斯科做过一次前列腺癌手术，身上带着导尿管。到1988年，他又一度患了失语症，有时甚至丧失了说话能力。这是大脑麻痹的结果，许多国家的领导人都得过这种病。但是齐奥塞斯库的情况更为复杂。他还有妄想狂的毛病，骄傲、多疑、过度敏感、自以为是、以及专横跋扈（江苏人民出版社，《非常病人》，P265）。他确信其敌人无时无刻不在对其下毒，与外国领导人握手会让他感染上致命的疾病。他和夫人每次与外国元首握手之后都要立即用酒精消毒，1978年访问白金汉宫时与伊丽莎白二世握手后如此，1985年访问中国时与邓小平握手后也是如此。
1972年菲德尔·卡斯特罗曾经率领一个古巴代表团访问罗马尼亚。在与齐奥塞斯库会晤时，卡斯特罗告诉他刚刚破获了一起中央情报局试图通过在衣服上下毒来谋杀他的阴谋。从这之后，齐奥塞斯库的衣服只穿一次就被扔掉，以防下毒。他所有的新衣服都由秘密警察来制作，够穿一年的新衣服存放在布加勒斯特郊外一个恒温恒湿的仓库中。无论去哪里，即使去白金汉宫，他和夫人都随身携带着自己的全套衣服，以及亚麻床单、毛巾和内衣裤。在1978年访问英国期间，齐奥塞斯库臆测自己说的所有话都被窃听，与随从说话都要跑到白金汉宫的花园里；在出席英国女王举行的国宴时还专门带了一位食物品尝师。这些举动破坏了英国宫廷的礼仪，但是伊丽莎白女王还是授予他巴思骑士大十字勋位。
自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叶以来，石油危机和全球经济萎缩迫使世界各国对其经济政策进行改变。曾大力建立重工业以求自给自足的罗马尼亚发现，它的那些劳动力密集型工业（比如普洛耶什蒂的石油化工厂和加拉茨的钢铁厂）无法与海外的资本主义对手竞争，向西方银行大量借款也无法保护它们。以石油化工工业为例，罗马尼亚在七十年代建立起了年加工3500万吨石油的石化生产能力，但是罗马尼亚的原油年产量只有1000万吨左右，也就是说石油化学工业三分之二的原料需要进口，而七十年代中期以后国际市场原油价格猛涨，罗马尼亚为此耗去了大量外汇（1980年进口1500万吨原油，导致贸易入超10亿美元），而其石化产品又由于质量问题和西方国家经济萧条的影响而难以出口。
此外罗马尼亚经济还受到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冲击。在革命之前，由于巴列维国王推行的那场野心勃勃的现代化“白色革命”，伊朗是罗马尼亚工业产品最大的进口商，以及过度扩张的罗马尼亚炼油工业的原油供应商，每年为罗马尼亚提供600多万吨低价原油，而伊朗革命以及随后的两伊战争使得这一重要的贸易不得不终止。此外，勃列日涅夫的苏联也落井下石，虽然答应向罗马尼亚提供原油，但坚持要对方用外汇或高质量的食品来补偿。
齐奥塞斯库夫妇在经济建设问题上的瞎指挥加重了罗马尼亚国民经济的损失。这两口子从不征求有关专家的意见，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一切由他们说了算。摩尔达维亚的首府雅西本来是一座文化城市，齐奥塞斯库视察这里时偏偏下令要在当地建设一座重型机械厂，并下令安装一台万吨水压机。这样的水压机在布加勒斯特重型机械厂已有一台，而且使用效率不高，其效益远未发挥出来。可齐奥塞斯库根本不管水压机如何昂贵（13亿列伊），也不管大型钢锭的运输问题（每个钢锭重450吨），硬让工程上马。过了几年，他去雅西视察，要查看从中国进口的水压机，但是它当时正处于安装状态，根本无法使用。地方干部和厂里的负责人央求中国专家想办法救急，中国专家终于设法提前把水压机安装上，但警告说只能轧一次，多轧就会出事。齐奥塞斯库前来视察时，厂领导向他汇报说1.2万吨水压机已经装好，请他按动按钮，宣布投产。齐奥塞斯库在人们的欢呼声中按下了按钮，水压机咔嚓地轧了一下。齐奥塞斯库十分满意，立即下令再安装一台3万吨的水压机。至于装这么大的水压机来干什么，他根本不管。齐奥塞斯库走后，那台已经“投产”的水压机立即被拆卸开来，重新安装。
齐奥塞斯库的妻子埃列娜也有许多类似的光荣事迹。她视察多瑙河南部平原的斯洛博齐亚市时突然心血来潮，要求在这座以农产品加工和食品工业为主的城市里建造一座化肥厂。尽管罗马尼亚全国各地已经有了不少类似的化肥厂，但她不管。最后花了23亿列伊来建造工厂，但是因为没有原料——天然气而无法投产。厂房只好等上级调拨天然气给他们，一等就是五年。机器设备不开动就会损坏，这是常识，五年里这座工厂花费了10亿列伊来对设备进行保养维护。后来调来了天然气，又发现设备中存在严重技术问题，如果开工还需重修，为此又花费了1800万美元的外汇。最后，由于解决不了供气问题，斯洛博齐亚化肥厂干脆“自生自灭”了。至于国家为此浪费了多少钱，埃列娜是不去考虑的。（《风云突变——齐奥塞斯库垮台始末》，P17-18）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1979年开工的切尔纳沃德核电站是罗马尼亚与法国、加拿大和美国合作的“技术结晶”，计划1986年开始发电。但是直到1989年第一台机组还未安装好。按照设计方案规定，切尔纳沃德核电站的头两台机组从国外进口，各种配套设备也要进口。但是为了节省外汇，齐奥塞斯库下令将许多进口的关键零件和设备“国产化”，其中第二台机组的国产化率要达到90%以上。但是罗马尼亚制造的核电站部件质量差，安全性能不过关，可是有关单位也只得硬着头皮上。其结果是，罗马尼亚自己既造不出这些设备，又不让进口，核电站的投产期只得无限期向后推迟。
切尔纳沃德核电站是罗马尼亚仅有的一座核电站，发电量占全国20%。图为1996年才开始投入运营的1号反应堆，冷却水来自多瑙河-黑海运河。切尔纳沃德电站最初的设计方案为5座反应堆，但实际只建成两座，2号反应堆是意大利的安萨尔多公司建设的，2007年投入使用。3号和4号机组预计在2016-2017年投产
与此同时，罗马尼亚还花费数百亿列伊在多瑙河畔的塞维林堡市建设了一座重水工厂，但经过10年的建设，没有生产出一滴重水。这是齐奥塞斯库对工业瞎指挥的另一个例子，他“大手一挥”，就把工厂分成了相隔甚远的两个厂区，第二厂区要削平一座山头后深挖地基，仅此一项就多花了不知道多少钱。光是为了铺设厂区分为两处之后加长的用水管道和供电线路，就多花了1.4亿列伊。
1978年，为了在布加勒斯特建设一座崭新的地铁车站，工人们在布加勒斯特工艺学校附近的一座公园旁挖掘了一个12000立方米的大坑作为车站的入口。然而，一天早上，负责这座车站的工程师上班时发现这个大坑不见了。前一天晚上7点他锁门回家时这个坑还在，现在却踪影全无，变成了一片开阔的草地，上面有高大的树木和长凳。工程师像遭到雷击似的，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神智健全。后来政府部门的一名助手揭开了谜团：原来齐奥塞斯库计划在布加勒斯特工艺学校向新生发表欢迎致辞，为此要使用旁边的公园。但是车站的施工影响了公园的使用，所以齐奥塞斯库下令在演讲前必须去掉这个大坑。于是，一夜之间，数百名军人、民兵、建筑工人和园艺专家疯狂地干了一夜，填埋了地铁站的大坑，并从城市的其他一些地方将一些大树连根拔起，成块地铲起草皮，终于在早晨6点恢复了公园的原貌，而工程师直到6点30分才来上班。
齐奥塞斯库每到一家工厂视察，都要事先通知，全厂提前停工三天，工人要打扫卫生、装点门面，张贴标语和生产成绩如何好的报表，还要组织起来练习呼口号，要呼得让齐奥塞斯库爱听才行。布加勒斯特的“8月23日”重型机械制造厂是齐奥塞斯库经常去视察的地方，他每次视察都要导致工厂停工4天，损失8000万列伊产值。齐氏某次要求该厂来个“大跃进”，每年生产1万台电机，实际上所有东欧国家一年加起来才能制造1万台类似型号的电机，对这种瞎指挥瞎干预无人敢反驳。
投资326亿列伊的多瑙河-黑海运河在1984年宣告落成，但1987年中国经贸部部长郑拓彬访问罗马尼亚、参观这条运河时，运河管理人员竟然打不开船闸，因为由于长期没有往来船只，闸门转动机构已经锈死了。在修建另一条从白门到米迪亚的运河时，运河起点处要建设一座水库，齐奥塞斯库来视察时说不喜欢这种堤坝，命令重建，施工单位只好拆掉刚刚建成的堤坝，建造齐奥塞斯库喜欢的那种堤坝。在第5号水电枢纽工地，专家向齐奥塞斯库报告说按照设计，运河将修成直线形。齐奥塞斯库却说：“这是干什么？难道我们的水手不会在弯道里行船？”施工单位只好修改设计，把直线形河道修改成弯曲形河道，这么一改又不知多花了多少钱。
1979年视察多瑙河-黑海运河工地的齐奥塞斯库
在战后的几十年里，罗马尼亚一直持续实行“高积累、高速度、高指标”的经济发展方针。这一方面为罗马尼亚带来了巨大的工业积累（1961-1965年为25.5%，1966-1970年为29.5%，1971-1975年为33.7%，1976-1980年为35.3%），另一方面导致罗马尼亚有限的资源被过大、过快的工业化占用，作为代价牺牲的是农业、运输、旅游和服务业的发展，导致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七十年代初，罗马尼亚大量引进外国的工业技术，发展石油化工、钢铁和机器制造工业，并且为此大量向西方银行举借外债。1971年罗马尼亚的外债为12亿美元，1981年骤增至102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是短期贷款，有些贷款的年利率高达20%。
从绝对数量上看，罗马尼亚的外债低于波兰、匈牙利、南斯拉夫等国，但它的偿还能力差，而且外债偿还期过于集中。从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外国逼债者接踵而来，国际金融利率上升，再加上对外贸易连年出现逆差，导致罗马尼亚陷入了严重的债务偿付危机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经在1981年给予罗马尼亚贷款，但是条件很苛刻，齐奥塞斯库感到被卡住了脖子。
罗马尼亚借外债的初衷是像波兰和匈牙利一样扩大生产力，增加出口，对准了国外市场。但是正像波兰一样，事实证明光有好的机器是不行的，还要有一套完善的经济管理体制和水平较高的技术人才。可是罗马尼亚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它的经济管理机制陈腐僵化，工厂企业职工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也不高，齐奥塞斯库夫妇还时常瞎指挥瞎干预，给罗马尼亚国民财富造成巨大的损失和骇人听闻的浪费。此外，1977年瓦拉几亚地区发生的灾难性的地震，以及1980年和1981年由于气候恶劣导致的农业歉收导致罗马尼亚的经济状况恶化，也使得罗马尼亚的出口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为了应对经济危机，齐奥塞斯库从1981年起使用大力削减进口、增加出口、牺牲人民生活水准的方式偿还外债。他对人民说，必须更多地生产、更少地消费。在六十年代黄金时期培养起来的年轻一代罗马尼亚人不知道什么是饥饿，什么是省吃俭用，什么是吃苦耐劳。好，他们将要懂得这是怎么回事了。
1981年10月10日，罗马尼亚国务委员会通过了一项法令，宣布了一系列限制居民供给的措施。法令条文写道：“鉴于许多公民要求采取措施，惩办侵吞或毁坏属于公共财富的农产品、储存超过消费数量的某些食品、干扰供应和影响消费者一般利益的人，国务委员会特颁布法令……”接下来是一系列惩罚措施：从事黑市买卖和囤积居奇者判处6个月到5年徒刑；号召人民委员会（市政府）让国营单位和合作社把油和糖只卖给在本地居住或工作的公民；任何侵吞农产品的行为都要处以5年徒刑；人人都要监督并在必要时候揭发他人。此外，法令还要求所有罗马尼亚人减少食量，节衣缩食（当然，齐奥塞斯库一家、以及属于齐奥塞斯库家族亲信小圈子的其他领导人不在受限之列），规定城市居民每人每年的粮食定量折合150公斤小麦和30公斤玉米，农村每人每天只有300克面包。为了配合新法律的宣传，罗马尼亚的官方报纸和刊物刊登了一系列文章，引经据典地宣称“按照人口平均占有热量，罗马尼亚属于世界前10名”，并以此为证据，要求政府减少对老百姓的食物配给量。
八十年代末期空空如也的布加勒斯特农贸市场
为了拿出更多的农副产品出口还债（从加拿大购买的核电站设备就是用草莓和黄油充当货款的），在整个八十年代里，鲜肉在罗马尼亚的市场上几乎绝迹，奶制品、鸡蛋也不易买到，还要排长队。其他日常生活用品，包括面粉、大米、食油、糖、咖啡、水果等等，有的要凭票供应，有的根本就不供应老百姓。至于巧克力、炼乳、婴儿配方奶粉等高级食品，橙子、菠萝、香蕉等进口热带水果，以及罗马尼亚消费者喜爱的中国产蘑菇罐头和青扁豆罐头等食品，已经有将近十年没有在市面上出现过了。罗马尼亚生产的工业消费品，比如冰箱、彩电、小汽车等等，也大多用来出口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当时中国也从罗马尼亚进口了许多电冰箱和“达契亚”小汽车），在国内市场上要么根本买不到，要么得登记排队，有时候等好几年也未必能轮到。
由于过分出口，使得罗马尼亚人民连最低限度的饮食、穿着和其他生活需求都无法得到满足，青少年营养不足，影响发育，整个民族的未来都受到影响（根据统计调查，1980-1989年出生的罗马尼亚儿童平均身高要比上一个十年里出生的罗马尼亚人低2到4厘米）。此外由于将能源集中用于高能耗的钢铁和石化等工业生产，或者用来出口，因此民用能源供应持续紧张。在许多年里，罗马尼亚老百姓的住宅缺少暖气，室温很低。新华社驻罗记者回忆说，在冬天到罗马尼亚人家里作客，进门后一定不要脱下大衣和帽子，因为室温通常只有7到10度。许多人把厨房的煤气灶打开，用其加温，还有人用电热器，但这是法律禁止的，而且用电量是有限的。
由于许多家庭用煤气灶取暖，再加上煤气供应量本来就不足，因此许多住户无法在家里做饭。有不少罗马尼亚人在煤气供应较充足的半夜把饭菜做好，白天和晚上热一下再吃。甚至中国专家也无法在自己的住所里做饭，只好到街上的饭馆吃饭。但在那里有钱也吃不上好饭菜，因为饭馆也面临市场供应短缺的问题。罗马尼亚冬季严寒，民用煤气、暖气和电力供应不足也给百姓生活带来更大的麻烦和问题。老人、孩子受冻，生病。医院的病房、产房、手术室因得不到适当温度而无法进行正常的医疗手术，燃料的短缺也使公共交通受到影响。伴随而来的是缺吃少穿和叫苦连天。
八十年代末布加勒斯特的一家书店，橱窗里除了齐奥塞斯库著作外别无它物
虽然罗马尼亚人民的生活水平在八十年代末“已经下降到文明生活限度以下”（世界知识出版社，《东欧剧变纪实》，P213），但是浮夸之风却愈演愈烈。由于1988年的干旱，罗马尼亚粮食产量再次下降，齐奥塞斯库把农业部长叫来询问农业生产情况。农业部长如实作了汇报，坐在一旁的埃列娜听了之后却训斥他说“你欺骗总书记，真不知羞耻。现在盗窃成风，大家都在偷，所以你没有完成计划。”她要求农业部重新核算各县的粮食产量，结果“重新核算”之后的粮食产量被层层加码，最终齐奥塞斯库宣布罗马尼亚全国粮食产量是6000多万吨，据此他自豪地宣布罗马尼亚已达到“人均3吨粮”，可实际上全国粮食总产量却只有1823万吨。当时罗马尼亚每公顷小麦的实际产量为3170公斤，虚报的产量是8160公斤；玉米1913公斤，虚报到16500公斤；葵花籽1801公斤，虚报到5685公斤；水果4724公斤，虚报到19580公斤；酿酒葡萄的每公顷实际产量是4279公斤，竟然虚报到20593公斤……在埃列娜的直接插手干预下，一时间弄虚作假竟成了时尚。基层干部如果如实反映情况，会遭到批评和排斥，甚至丢官，而吹牛皮说假话的官僚则会受到表扬和重用。
齐奥塞斯库在视察一些工厂时往往要参观职工的食堂。从电视上看，所参观的食堂饭菜花样比饭店还丰盛，而事实上由于市场副食供应极差，多数工厂的食堂已关了门，工人不得不饿着肚子工作一天。1987年，苏联领导人葛罗米柯在访问罗马尼亚时曾参观布加勒斯特一家国营食品店，看到商品丰富，购物者的塑料袋中装满了各种消费品。但是塔斯社驻布加勒斯特的记者眼尖，注意到所有“顾客”提的口袋大小、花样都一模一样。苏联客人一走，这些购物者立即把自己手中的塑料袋交给站在一旁的安全部军官。原来，排队“购物”的人都是内务部的工作人员，商店里丰盛的蔬菜和食品也是在苏联客人来之前临时摆上去的。（《风云突变》，P14-15）
1986年冬天布加勒斯特市民在一家商店前排长队购买食油的情景
在罗马尼亚经济困难、市场供应十分紧张、群众生活水平下降的情况下，齐奥塞斯库却继续大言不惭，牛皮连篇。1989年年初，在为庆祝罗马尼亚还清全部外债的群众大会上，他宣布说“罗马尼亚在确保了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情况下还清了外债”，还说到2000年时，罗马尼亚将成为一个“在各个方面都十分发达的国家”。听了这些，罗马尼亚人更多的是无可奈何、哭笑不得。事实上，罗马尼亚全国人民期待的结果——经济的活跃和生活条件的改善——在还清外债之后并没有到来。当时罗马尼亚部分食品与消费品的供应量与1980年相比，肉类为49%，鲜奶为39%，奶制品为60%，黄油、糖为82%，冰箱为44%，电视为64%。公共照明和居民用电只占总用电量的0.1%和6.4%（1980年为0.3%和7.2%）。在冬天的布加勒斯特，由于电力不足，城市从17点之后就陷入一片黑暗之中，人们常常摔倒在没有照明的人行道的裂缝里。人们在空空如也的商店门前排起长龙，希望能运点什么货来，人们在民兵（警察）冷漠的目光之下为了保住队伍里的一个位子而互相殴打。到处都是物资匮乏，到处都是寒气袭人，到处都是为公共场所消毒的滴滴涕的气味……
在八十年代，罗马尼亚全国仿照统一的“标准化”图纸，在各城市修建了不少这种外观雷同的“食品中心”大楼，计划作为出售各种食品的农贸市场和超市。但是由于物资供应短缺，大楼里面基本上每天都是空空如也，这种“食品中心”也被罗马尼亚人讥讽为“饥饿马戏团”。图为拉霍瓦市的一座未完工的“食品中心”大楼，它在2006年被炸掉，在原址上重建“自由”综合商业中心
在八十年代末，保加利亚通讯社驻布加勒斯特首席记者曾经对新华社记者说，“罗马尼亚人是一个相当听话的民族”，并且用了相当多的词汇描述罗马尼亚人如何俯首帖耳、听天由命。他说，罗马尼亚人不像波兰人。波兰人有一百五十几年的造反传统，稍有不满就罢工游行，而不逼得罗马尼亚人走投无路，他们是不会轻举妄动的。尽管如此，为了争取改善生活条件，1986年11月在工业城市克鲁日-纳波卡还是发生了工人示威游行。1987年2月雅西的工人也走上了街头。
1987年11月15日，在罗马尼亚第二大城市布拉索夫再次发生了工人罢工和上街游行的事件。这座城市61%的人口是工人阶级，大多是六十年代从摩尔达维亚迁移过来的农民后代。11月15日这一天，“红旗”汽车制造厂的工人游行到布拉索夫县的党委会办公大楼。游行的原因是，“红旗”卡车厂由于能源、原料短缺，月月完不成生产计划，于是厂方就扣工人的工资。职工对此大为不满，因为能源和原料的短缺不是他们的责任，为什么要克扣他们的工资？此外市场副食供应太差了，面包要凭证购买，肉、蛋、油、糖全都没货。工人们吃不饱，又怎能干活！
“红旗”卡车厂的工人上街后，布拉索夫拖拉机厂和液压机器厂的两万多名工人也加入了游行队伍。他们高唱1848年革命时的革命歌曲，呼喊“打倒独裁”和“我们要面包”的口号，并且首度喊出了“打倒齐奥塞斯库”，甚至有人高喊“米沙，米沙（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快来救救我们”。这些工人冲击并洗劫了党委会大楼，从干部专用的内部食品库中搜出了许多市面上见不到的珍贵食品，随后在布拉索夫市中心的广场上举行了篝火晚会，唱歌跳舞，饱餐一顿。由于当天是选举日，许多警察在乡下投票站监督选举，因此很晚才赶回布拉索夫市区。他们驱散了人群，逮捕了一些示威者。司法机关最后判处26人两年以下有期徒刑，300多人被判处拘役，还有1000多人被勒令全家重新安置到其他地方。
1988年11月，在布拉索夫事件一周年纪念前夕，克鲁日大学退休的法语教授多伊娜·科尔内亚由于接受了法国电视二台的采访而在11月19日被安全部门逮捕，关押了一个多月，手稿和个人证件全都被没收了。虽然不久之后罗马尼亚政府在西方国家的巨大压力下将其释放，但科尔内亚教授继续受到安全部门的威胁和粗暴对待，并在自己家门口受到一名执勤的秘密警察的拳打脚踢（《尼古拉·齐奥塞斯库》，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P177,184）。西方国家和一些罗共前领导人都对此提出批评，指出“禁止罗马尼亚公民与外国人接触的法令从未投票通过、也未公开发表过，因此缺乏法律效力，但罗马尼亚公民却因此受到解雇、骚扰、逮捕、判刑的威胁”。
在罗马尼亚全国从群众到基层党员都普遍地日益对现状产生不满的背景下，1989年3月11日，“自由欧洲”广播电台发表了六名前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人的公开信，批评齐奥塞斯库的内外政策，从而在罗马尼亚国内和国外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发表公开信的六个人包括95岁的康斯坦丁·帕伏列斯库，他是1944年“八二三”政变的关键人物之一、当时罗共“三驾马车”的成员；77岁的前罗共第一书记乔治·阿波斯托尔；74岁的前外交部长科尼利乌·曼内斯库；79岁的前第一副总理亚历山德鲁·布勒蒂亚努，他是乔治乌-德治开始实行向西方开放政策时的活跃分子，但由于提出下放经济权力的主张而在1969年被齐奥塞斯库革职；73岁的前驻美、驻联合国大使和《火花报》总编希尔维乌·布鲁坎；以及退休的外交家乔治·拉切亚努。
康斯坦丁·帕伏列斯库（1895-1992）
乔治·阿波斯托尔（1913-2010）
在公开信中，六名签署者谴责齐奥塞斯库违反罗马尼亚宪法和赫尔辛基欧安会最后决议精神，违反他自己在1965年确定的集体领导原则；“乡村标准化计划”和强迫农民搬进楼房违反了宪法中“私人有权拥有住宅、庭院”的规定；禁止公民与外国人接触的做法没有相关法律支持，罗马尼亚公民却持续因此受到惩罚；投资上百亿列伊的罗马尼亚最大建设项目——布加勒斯特新市政中心没有公开预算，而且在拆迁时违反有关法律。公开信还谴责“为捍卫秩序、反对剥削阶级而成立的公安部门现在用来反对争取自身权利的工人，和行使上诉、言论自由权利的老党员，以及正派的知识分子”，“强迫职工星期日工作的做法违反宪法和劳动法”，“私拆邮件、窃听电话和切断电话交谈等做法违反宪法”。
公开信批评齐奥塞斯库当局的经济政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计划体制不再运转”，“越来越多的工厂缺少原料”，“农业政策一片混乱”，“对农民采取了粗暴的行政措施”。当局“不能保证城市起码的生活条件，如取暖、照明、交通，更不要说提供食品”，“一个连续五个冬天不能解决这种民生问题的政府是无能的、不能继续执政的政府”。公开信还对罗马尼亚的对外政策和罗马尼亚国际地位的迅速下降赶到担忧，指出“西方文明世界已经对乡村标准化从经济、文化、人道主义方面提出批评”，“不少国家已经关闭在罗马尼亚的使馆”，“罗马尼亚的日益孤立不仅影响外交关系，而且将影响国民经济”。在公开信的最后部分，签名者呼吁齐奥塞斯库放弃“乡村标准化”计划，执行宪法中关于保障人权的规定，停止威胁到民族生理生存的食物出口，并提出愿意与政府进行建设性对话。
在国内受到老党员批评的同时，齐奥塞斯库政权在国际上也日渐沦为孤家寡人。1988年6月，美国决定停止罗马尼亚已享受十余年的最惠国待遇，罗马尼亚随即主动宣布了放弃最惠国待遇，以免美国国会就此展开正式听证会、并借机讨论罗马尼亚的人权状况。1988年8月，美国国会和欧洲议会先后通过谴责罗马尼亚侵犯人权的决议，西德总统和英国外交大臣先后发表谈话呼吁罗马尼亚改善人权状况。美国国务卿在当年10月访问罗马尼亚之后呼吁国际社会“孤立罗马尼亚当局”。同一个月，在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会议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谴责罗马尼亚“破坏文化遗产”、“同化少数民族”。
罗马尼亚的少数民族问题主要存在于匈牙利族（包括马扎尔人和塞克勒人）以及德意志人这两个族群中。罗马尼亚的德意志族，即“特兰西瓦尼亚萨克森人”和“巴纳特士瓦本人”，在1930年时有75万之多，1944年有大约10万人在红军到来之前逃到了西方，另有7万多人被红军逮捕并送往苏联从事战后重建行动。二战结束后，尽管罗马尼亚没有参与到其他东欧国家驱逐德意志少数民族的行动中，但还是有23万人因各种理由被剥夺财产，驱离家园。到1950年时，罗马尼亚还剩下约40万德意志人。1967年西德与罗马尼亚达成了一项协议，西德政府以每人1.5万西德马克的价格向罗马尼亚支付“赎金”，换取罗马尼亚政府允许德意志族公民移居西德。八十年代罗马尼亚陷入经济危机后，德意志族加快了移民西德的速度，到1989年时罗马尼亚只剩下了16万德意志人。
匈牙利少数民族问题要棘手得多。居住在罗马尼亚的105万马扎尔人和65万塞克勒人没法简单地统统赶到匈牙利去，或者让匈牙利来支付“赎金”。不过齐奥塞斯库发动的“标准化”运动帮了忙：所有“标准的”罗马尼亚人都要将达契亚人当作自己的祖先（齐奥塞斯库和法国闹僵之后便割断了罗马尼亚民族和西欧的“拉丁”纽带），并且说罗马尼亚语。1952年设立的匈牙利自治区被取消，克鲁日的匈牙利族大学也被并入其他学校。由于这些政策的影响，再加上罗马尼亚物资匮乏、生活困苦，特兰西瓦尼亚的匈牙利人从八十年代中期起不断移居匈牙利。
当时匈牙利的舆论虽然时常公开谴责罗马尼亚的民族政策。但是直到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人卡达尔在1988年5月下台之前，齐奥塞斯库一直对此隐忍不发，直到这之后两国的关系才迅速紧张起来。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政治局委员伊姆雷·波兹盖于1988年6月在靠近罗马尼亚边境的匈牙利城市久洛把“标准化”运动说成是一场噩梦。几天之后，6月27日，在布达佩斯爆发了一场有5万人参加的大规模游行，反对布加勒斯特政权，人群中有人喊出了“齐奥塞斯库-希特勒”的口号。
“六人公开信”发表后，齐奥塞斯库下令将签名者置于安全部门的看管之下。为了给乔治·拉切亚努施加压力，还下令逮捕了他的儿子、曾经担任罗马尼亚驻美国和加拿大大使的米尔恰·拉切亚努。西方国家急忙声援这些老一代共产党人：欧共体中断了与罗马尼亚的谈判；法国总统密特朗召回了驻罗马尼亚大使，在3月22日的内阁会议上要求罗马尼亚政府停止骚扰这六个人和他们的家人，还推迟了原定3月在巴黎召开的法罗会议；美国取消了原定的美罗高级外交会晤，并警告布加勒斯特说如果对公开信作者采取行动，将对美罗双边关系产生直接影响。瑞士联邦议院的149名议员联名要求罗马尼亚放弃“乡村标准化”计划；英国政府发表声明谴责罗马尼亚侵犯人权；联邦德国也召回了大使，并且推迟了德罗经济委员会会议和德国外长对罗马尼亚的访问，暂停两国经贸合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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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8月23日是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国庆节，这一天齐奥塞斯库夫妇照样是在举行国庆集会和盛大群众行游中度过的。当天在布加勒斯特的共和国广场组织了有数十万人参加的盛大游行活动，人们举着齐奥塞斯库的巨幅画像，一边喊着：“齐奥塞斯库-和平”、“齐奥塞斯库和人民”、“齐奥塞斯库-罗马尼亚共产党”等歌功颂德的口号，一边缓慢地从主席台前走过。尽管齐奥塞斯库面临着众多的问题——外交上日益陷于孤立和与世隔离，经济上面临烂摊子，国民严重不满，国内的匈牙利族与“布达佩斯的叛徒集团”共同策划反对罗马尼亚的运动，知识界的反对派旧病复发，整齐划一的城市和农村建设规划未被群众接受——但他仍像往常一样高高举起双臂来回挥舞，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在游行群众每5分钟一波经过主席台时，举起的齐奥塞斯库夫妇肖像最多达400幅，最少也有150幅。根据统计，在长达三个半小时的群众游行中露面的齐奥塞斯库夫妇肖像共达6000多幅，其中五分之三是齐奥塞斯库的，五分之一是埃列娜的，还有五分之一是两人像。
在1989年的夏天，齐奥塞斯库忙个不停。他把这个夏天看作是未来共产主义罗马尼亚的一个最早的夏天。在黑海海滨休假过后，齐奥塞斯库重新开始工作，把他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到预定于11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上面去了。他要把这次大会开成“成功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尼古拉·齐奥塞斯库》，P190），使之成为齐奥塞斯库时代新的决定性开端。
在齐奥塞斯库生命中的最后一个夏天，罗马尼亚突出的政治宣传主题是“胜利”：在罗马尼亚周围，其他东欧国家那些“社会主义事业的无耻叛徒”们正在向反对派退让。东德的昂纳克倒了，匈牙利的卡达尔倒了，波兰的雅鲁泽尔斯基倒了，捷克的胡萨克倒了，保加利亚的日夫科夫也倒了。而在胜利的罗马尼亚，“人类的星辰”仍在傲然屹立，罗马尼亚变成了社会主义在欧洲的最后一个堡垒，也成了第一个共产主义的典范。
1989年11月24日，拥挤在共和国广场上的10多万人向领袖齐声欢呼，齐奥塞斯库第六次被一致选为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他在十四大的闭幕式上讲话时，每隔几分钟就受到一次欢呼：“齐奥塞斯库-共产主义”，“齐奥塞斯库-英雄主义”，“齐奥塞斯库-罗马尼亚”。带头的人坐前排，是一些精力旺盛的青年和中年人，他们是身穿便衣的安全部人员。在他们带领下，绝大多数的听众也不得不随他们站起来鼓掌。在主席台上也有人频频站起来带头鼓掌，此人就是在罗马尼亚遭到人人痛骂的大马屁精，罗共中央政治执委、中央书记埃米尔·博布。据旁听这次大会的新华社驻罗记者回忆，与会的外国代表（包括中国代表）对这种做法相当反感，许多人坐在座位上不鼓掌、不起立。新华社记者还注意到许多站起来的罗马尼亚人也是满脸严肃，起立鼓掌是为了应付门面，不是出于自愿。
齐奥塞斯库的这次讲话长达7个小时，讲稿长达140页。他在讲话中再一次重申，“在幸福与福利的道路上”，他为罗马尼亚设计的唯一道路就是“在他国内实行的那种共产主义”。齐奥塞斯库还在讲话中违背二十多年来一再重申的苏罗边界不可侵犯的原则，猛烈地抨击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攻击莫斯科1940年实行的、1944年和1947年确认的领土兼并。塔斯社后来斩钉截铁地反驳说，苏联与罗马尼亚的边界是不容置疑的。但是与齐奥塞斯库设想的相反，莫斯科并没有向边界调兵遣将，换句话说，1968年8月罗马尼亚全国人民在苏联入侵威胁下团结在齐奥塞斯库周围的场面不可重演了。
大会结束后，尼古拉头戴黑色礼帽，身穿深色大衣，在埃列娜和新政治局委员的簇拥下走出大会会场。在外面，人们已经在刺骨的严寒中等了几个小时。他们摇晃着赞扬总书记的巨大标语牌，挥动着罗马尼亚三色国旗或红色的党旗，拼命地喊着口号。看到这样的情景，齐奥塞斯库陶醉了。他走到群众当中，拥抱一些少先队员，从另一些人手中接过花束，甚至和民间舞蹈团一起翩翩起舞，然后才回到党中央大厦的阳台上。阳台上有一条巨大的横幅，用红底白字写着“齐奥塞斯库是罗马尼亚的未来”。
然而，1989年11月对于更多的罗马尼亚人来说也预示着又一个不安的冬天。在布加勒斯特潮湿寒冷的大学阶梯教室里，学生们疲惫不堪的面孔上露出厌倦和冷漠的神情。尼古拉和埃列娜的小集团受到令人生厌的吹捧，而“齐奥塞斯库的一代”却对这些不以为然。学校领导们反复地向他们讲述齐奥塞斯库夫妇的光荣历史，但他们的心早已跑到别处，跑到布达佩斯、跑到布拉格、跑到柏林去了。这些“齐奥塞斯库的一代”表面上很顺从，上级要求他们鼓掌他们就鼓掌，要求他们摇旗他们就摇旗，要求他们喊口号他们就喊口号，他们甚至都不屑去争论，因为他们在思想上已经变成了局外人。
伏尔泰、卢梭、托马斯·霍布斯和约翰·洛克等人提出的社会契约论和国家契约学说尽管各有差异，但有一个共同的核心观点，那就是主张国家权力的正当性必须建立在被统治者的认可和同意之上。国家权力其实就是一种支配力，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这种支配力的获得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基于被统治者的同意，另一种则是基于被统治者的恐惧。基于同意获得的权力是契约权力，而基于恐惧获得的权力是强迫权力。强迫权力的稳定需要三个要素来支撑，一是合法性，二是合理性，三是统治力。合法性取决于君权神授或者统治者的愿景承诺；合理性取决于被统治者的最低忍受极限；统治力取决于武装集团的忠诚度。当这三者中有一样出现问题时，统治者仍可继续维持权力，但比较困难；三要素中有两个出现问题时，政权即会出现倾覆的危险。而在1989年冬天的罗马尼亚，维持权力的这三个支撑元素都出了问题。
1989年12月16日傍晚，罗马尼亚西南部城市蒂米什瓦拉的几百名市民、学生和工人（大部分是匈牙利族和德意志族）围住匈牙利族新教牧师拉斯洛·托克什所在的加尔文派改革宗教堂，反对地方政府勒令其迁居。37岁的托克什是一名持有不同政见的神职人员，曾经接受过匈牙利新闻媒体的采访，发表过批评罗马尼亚政府侵犯人权的讲话，因此被巴纳特地区的加尔文派主教拉斯洛·巴布解除了牧师职务，并勒令其退出供神职人员居住的公共住宅，托克什为此迁入教堂居住。12月10日，蒂米什瓦拉市人民委员会（市政府）勒令其再次迁居，滚出蒂米什瓦拉市，搬到乡村地区去。
1989年秋天，拉斯洛·托克什牧师在蒂米什瓦拉的加尔文派新教教堂前向匈牙利记者发表讲话
16日下午5点半，几名警察来到教堂，准备强制赶走托克什牧师，此时几百名加尔文派改革宗信徒和周围居民手拉手组成人链，围住教堂，反对强制搬迁。托克什走出教堂，对这些人表示感谢，并劝他们离去，但人群却不肯离开教堂，越聚越多，许多路过的行人和学生也加入到人链当中。不久之后就有人喊出了“自由！”和“打倒齐奥塞斯库！”的口号。蒂米什瓦拉市长彼得·莫特闻讯后赶到现场，设法劝散人群。在得知抗议者无意散去之后，他口头宣布撤销对托克什牧师的强制搬迁令。但是当人们要求他把这一承诺写到书面上时，遭到了莫特的拒绝。
晚上7点半，警察和安全部队开始设法驱散人群，但加入示威者的人越来越多，他们离开教堂，走上街头，打碎了书店玻璃，撕毁了齐奥塞斯库的著作和画像。安全部队使用催泪弹和高压水龙，在晚上9点前后把人群驱散，但这时在当地的罗马尼亚东正教堂外也聚集起了抗议人群，并且开始冲击党委会大楼。当天夜里，罗马尼亚共产党政治执行委员会召开紧急碰头会，齐奥塞斯库对国防部长瓦西里·米列亚下达命令，让他在次日把坦克和装甲部队调到蒂米什瓦拉进行“武力展示”，罗共中央政治执行委员会为此在17日凌晨2点、3点和4点又举行了三次碰头会。
12月17日中午，数万名蒂米什瓦拉市民（这次大多是罗马尼亚族）走上街头，呼喊“要自由”、“要面包”、“要热水”、“要暖气”、“打倒齐奥塞斯库”等口号，一部分示威者冲进政府大楼，打碎玻璃，掀翻汽车。由于罗马尼亚没有防暴警察部队，因此安全部队和军队直接进行了武力干预，造成人员伤亡（《东欧剧变纪实》，P205）。晚上8时，蒂米什瓦拉市区从自由广场和歌剧院直至德切巴尔大桥一带已经枪声大作。当天晚上，蒂米什瓦拉市与外界的一切交通和电讯联系全部中断，罗马尼亚关闭了边界，停止接纳外国游客，罗马尼亚军队处于戒备状态。但此时西方国家、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新闻媒体已经广泛报道了蒂米什瓦拉事件。法国最大的左翼报纸《解放报》曾报道说有4000多人死亡。事后的调查表明有97人死亡，数百人受伤（《东欧剧变纪实》，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P205）。
1989年12月18日的蒂米什瓦拉，军人正在街头维持秩序
12月18日，蒂米什瓦拉全城戒严，但是有30多名年轻人在东正教教堂外聚集。他们挥舞着挖去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徽的蓝黄红三色国旗（这是仿效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做法），唱起了被禁唱已久的爱国歌曲《Desteapta-te,romane》（觉醒吧，罗马尼亚）和其他1947年之后被禁的传统爱国歌曲。这群年轻人遭到安全部队的射击，有数人被打死，其他人四散逃掉了。
蒂米什瓦拉的坦克部队，1989年12月20日
当天晚上，罗共政治执委会再次召开紧急会议，齐奥塞斯库和埃列娜在会上谴责蒂米什瓦拉事件中“外国势力和外国间谍集团的干预”，认为“东方人（苏联）和西方人都提出改变罗马尼亚状况的建议，他们不惜使用一切手段”，蒂米什瓦拉市内的“堕落分子”在“扰乱秩序”。在这次会议上，齐奥塞斯库批评国防部和安全部队“表现软弱”，说他要求的是坦克、装甲车和摩托化部队进入蒂米什瓦拉市，而不是让军队在市内过一次就行了。齐奥塞斯库在会上还指责了国防部长瓦西里·米列亚、内务部长图多尔·波斯泰尔尼库和安全总局局长尤利安·弗拉德三人，要解除他们的职务，还威胁说要把三人送到刑场正法。齐奥塞斯库命令派坦克部队进驻蒂米什瓦拉，内务部安全部队要“武装起来”，必要时“朝天鸣枪警告”甚至“朝脚下开枪”；蒂米什瓦拉市进入紧急状态。
由于与会的部分罗共老资格领导人对齐奥塞斯库解除国防部长等人职务一事提出异议，会议最后决定暂时保留米列亚、波斯泰尔尼库和弗拉德这三位部长的职务，同时决定为制止事态蔓延而“采取强硬措施”（《东欧剧变纪实》，P205-206）。由于当天蒂米什瓦拉局势基本平静，因此齐奥塞斯库相信他已经控制了局面，在这次会议结束后便动身前往伊朗，准备签署一项新的贸易协议。
12月19日凌晨，罗共中央书记扬·科曼和总参谋长斯特凡·古沙少将来到蒂米什瓦拉进行调查，并与示威者代表谈判。示威者要求释放犯人，要求齐奥塞斯库和政府辞职。12月20日，埃列娜·齐奥塞斯库派罗共中央书记埃米尔·博布和总理康斯坦丁·德斯切列斯库前往蒂米什瓦拉继续谈判，但由于无法满足示威者的最主要要求（齐奥塞斯库辞职），谈判宣告破裂。当天蒂米什瓦拉爆发了10万人的示威游行，驻蒂米什瓦拉市的部分军队拒绝向示威者开枪（《东欧剧变纪实》，P207）。邻近的巴纳特地区和奥尔特尼亚地区都爆发了总罢工。一些企业和县市党委试图调集本厂本市工人乘火车前往蒂米什瓦拉声援政府，但这些人一下火车就加入到示威人群当中去了。
在此形势下，齐奥塞斯库紧急中断了对伊朗的访问，在当天晚上赶回罗马尼亚。在19时的新闻中，齐奥塞斯库发表电视讲话，宣称“在蒂米什瓦拉市发生的恐怖主义行动与反动势力、帝国主义、领土收复主义（指匈牙利）和沙文主义（指苏联）集团、以及一些外国间谍机构有密切关系。这些反民族行动的目的是制造混乱，使政局不稳，扰乱经济，为分裂罗马尼亚国土、破坏社会主义祖国独立和主权创造条件。”齐奥塞斯库同时签署法令，宣布蒂米什瓦拉市和蒂米什县进入紧急状态，国防军、内务部安全部队和“爱国卫队”民兵进入戒备状态。在紧急状态期间，严禁任何集会，严禁五人以上上街同行，夜间23时后除上夜班者外任何人不得外出。（《东欧剧变纪实》，P207）
最后，齐奥塞斯库决定像1968年苏联侵捷事件之后那样，在布加勒斯特市中心的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罗马尼亚政府所在地——共和国广场（1989年之后更名为“革命广场”）举行“自发”的群众大会，声援齐奥塞斯库。事实证明这是一个不明智的决定。从当年11月底，即罗共“十四大”闭幕之后，新华社驻罗记者就在布加勒斯特街头注意到军警岗哨林立，巡逻队多如牛毛，严禁三人以上在街头会见、谈话。在夜间，军警严格盘查过往的行人，严防他们聚集闹事。这些防范措施起了作用，人群无法聚集，上街游行的可能性并不大。然而齐奥塞斯库现在竟然自己把闸门拉了起来，给老百姓制造了上街的机会。
如今在网上可以搜索到日本NHK电视台制作的纪录片《市民拍摄的七日革命：齐奥塞斯库政权的崩溃》，这部纪录片的开头部分忠实地记录了12月21日大会的情景：中午时分，齐奥塞斯库出现在罗共中央委员会和政府大厦（即党中央大厦）的阳台上。共和国广场上响起了掌声和欢呼声，但是仔细一听，远不如过去那么响亮。带头呼口号的人不是扬手，让周围的人把口号喊得响亮一些。
大会开始后，先是一位工人代表讲话，谴责蒂米什瓦拉事件。他在讲话中提到齐奥塞斯库的名字时，广场上的群众没有反应，不像过去那样只要有人一提齐奥塞斯库的名字就响起震耳欲聋的叫好声。工人代表讲完了之后，主持者宣布“请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同志发表讲话”。头戴黑色羔皮帽子、身穿黑色大衣的齐奥塞斯库手捧稿子，用颤抖而嘶哑的老年人声音说道：“感谢组织了这次群众大会的同志们。我认为……这是……”这时突然从广场的远处传来了一阵沉闷的爆炸声，类似枪炮发射的声音，也像鞭炮的动静（实际上是安全部队发射催泪弹的声音）。共和国广场上的抗议者立即炸了锅，人群惊恐地四相踩踏，有些儿童被推到在地。对罗马尼亚全国的电视实况转播到此中断，齐奥塞斯库在亲信的簇拥下返回党中央大厦楼内。
广场秩序稍微平静后，齐奥塞斯库再次走出大楼，来到阳台上，电视台也恢复了全国电视转播。齐奥塞斯库结结巴巴地念完了手中的稿子，宣布全国工人的月工资增加100列伊（当时相当于9美元），并向学生发放100到110列伊的助学金。这时有些与会者开始起哄。齐奥塞斯库不知所措，停止了发言。人群中爆发出愤怒的嗡嗡声，站在齐奥塞斯库身后的保安人员开始焦躁不安起来。他们慌张地跑来跑去，把阳台通往大楼的玻璃门拉开，准备在出现意外时把齐奥塞斯库等人尽快护送至楼内。这时齐奥塞斯库对着麦克风说“Alo，alo”（哈罗，哈罗），埃列娜小声地对丈夫说“Vobreste-le，vobreste-le”（跟他们说点什么，跟他们说点什么），然后凑到麦克风前面对人群高喊“肃静，肃静”，下面的人群向她吹口哨抗议，齐奥塞斯库也大声地对广场上的人群喊道“同志们镇静，原地不动。”
这时忽然从广场的一角传出了“蒂米什瓦拉！”、“打倒齐奥塞斯库！”、“打倒刽子手！”的口号。内务部长波斯泰尔尼库出现在党中央大厦门前的台阶上，气冲冲地向走过来的几名安全部人员说了些什么，然后便匆匆走开。那几名安全部特工也迅速离去。此时广场上的嘈杂声已经完全淹没了齐奥塞斯库的说话声，他只好耸耸肩，把一段话说完之后便离开阳台，走进大厦。主席台上的其他人也慌慌张张地尾随齐奥塞斯库走了进去。
参加集会的人群很快自行离开了广场，十几分钟后偌大的广场竟空无人迹。但是一部分参加大会的市民和学生随后在离共和国广场不远的市中心主要街道马盖鲁大街、1848年大街、以及附近的大学广场和洲际饭店门前举行反对齐奥塞斯库的游行，有节奏地高喊“打倒齐奥塞斯库”、“没什么可怕的”、“今天是蒂米什瓦拉，明天是全国各地”之类口号，与警察对峙。一位中年妇女对在场的新华社记者说“要想吃饱和冬天屋里有暖气，不把齐奥塞斯库打倒是不行的。齐奥塞斯库太可恶了，他使我们的国家变得日益贫困。”
12月21日下午在共和国广场附近举行示威活动的布加勒斯特市民
布加勒斯特的游行队伍在乔治乌-德治大街与警察对峙
在布加勒斯特与群众对峙的装甲车，1989年12月21日
下午1时半，罗马尼亚内务部紧急出动了USLA（反恐特种部队）和身穿便装的安全部队士兵，国防军也派出了装甲车和坦克，封锁了布加勒斯特街头的各处游行现场，施放催泪弹并鸣枪警告。头戴钢盔、手持橡胶棒和盾牌的武装警察包围了四周的街道，军官向群众喊话，命令他们散去。国防部长瓦西里·米列亚亲临指挥，他下令不准向人群开枪，但是罗马尼亚政府第一副总理、布加勒斯特市长扬·丁卡亲自跑到前线，亲自传达“最高统帅”的命令：“可以开枪，朝天开枪，先警告，如果不成，向腿部开枪！”（《东欧剧变纪实》，P208），然而米列亚却说“我无法执行这一命令。”丁卡问道“你知道这是谁下的命令？”米列亚说“我知道，但不能执行。”丁卡于是恶狠狠地直接对一名军官说“向他们开枪，我负全部责任”，“杀两三千人没关系”（新华出版社：《风云突变——齐奥塞斯库垮台始末》，P162-163）。
当天下午，在街头采访的新华社记者在罗马广场上和示威群众交谈起来。过去罗马尼亚人尽量不同外国人接触，因为如果被官方发现就会带来麻烦，但现在不同了，大家争相对中国记者谈他们对齐奥塞斯库的看法。一位老年人说“我们罗马尼亚人都学会了当两面派，嘴上说的和心里想的完全不一样。平时我们总是对齐奥塞斯库喊‘乌拉’，实际上我们恨透了这伙家伙。你若是说心里话，马上就挨整，弄不好还会坐班房。”一位中年妇女说：“齐奥塞斯库总在说他领导下罗马尼亚人民生活如何好，您一定知道我们的市场供应有多糟。我经常起早贪黑到副食店排长队买吃的，有时排几个小时也买不到东西。家里有人生了病，那就更糟了，市场上买不到肉，就要托人走后门，要请客送礼，出高价才能买得到。”一位中年知识分子模样的人告诉新华社记者，“我们的报纸上天天宣传巨大成就，但实际情况远比七十年代差，人民生活水平下降。这一切都是齐奥塞斯库一手造成的。在我们这里，什么事情都是他说了算，这实际上是独裁统治。”一位老年人说：“今天齐奥塞斯库犯了个大错，他把群众召集起来开会，没想到给群众提供了上街的良机。官方集会一结束，人们就自发地组织起来，在街上示威游行，反对暴政。我们的苦日子真是过够了。”一个年轻学生对中国记者说：“我就是集会参加者。集会完了，我们就加入游行队列。从早晨到现在我们还没吃东西，但是谁也不觉得饿，我们要同齐奥塞斯库斗到底。”（《风云突变》，P73）
当天从傍晚到午夜，布加勒斯特的大学广场上枪声密集，震耳欲聋。军警几乎每隔几分钟便朝天鸣枪，每次半分钟左右。最初示威者听到枪声便纷纷后撤，但恐惧感逐渐消失。后来军警再放枪时，示威者不仅不跑，反而留在原地大呼口号。广场上停着几辆消防车，但似乎不能再用了，因为高压水龙带已经被人割断。广场周围的一些商店橱窗被打碎，一家咖啡馆的桌椅被人们抬到马路上堆成路障。新华社记者在大学广场上注意到，当人们点起蜡烛悼念蒂米什瓦拉市的死者时，没有士兵开枪，许多拿着小圆蜡烛的示威者也没有遭到驱逐。一位大学生对新华社记者说，拿着点燃的蜡烛是悼念死者的习俗，按照东正教的教规，任何人不得亵渎这一习俗。军人们也信奉东正教，他们是不会向拿蜡烛的人开枪的。（《风云突变》，P74-75）
布加勒斯特街头的军人，摄于12月21日下午。周围围观群众的表情不甚紧张，好奇多于敌意
12月21日的这一夜，齐奥塞斯库夫妇没有回到其住所——春天宫，而是在党中央大厦里度过的。这是一个不眠的夜晚。22日凌晨，齐奥塞斯库再次命令国防部长米列亚向军队下达镇压令，但是米列亚仍不执行，没过多久便在党中央大厦内举枪自杀了。当时传说是齐奥塞斯库派卫队长枪杀了米列亚，但1992年罗马尼亚参议院公布的“1989年12月事件调查委员会”报告证实米列亚是自杀身亡的。
罗马尼亚国防部长瓦西里·米列亚（1927-1989）
12月22日天亮之后，布加勒斯特的示威规模越来越大，并迅速蔓延到罗马尼亚全国各主要城市。早上7点钟，数十万布加勒斯特市民再度涌向市中心的共和国广场和主要街道，并设置路障。安全部队的装甲车冲入示威人群，用机枪开火，造成多人死伤（《东欧剧变纪实》，P208）。罗马尼亚国防军的坦克也开入布加勒斯特，但马上被人群包围起来。布拉索夫和锡比乌等地的中国专家向布加勒斯特的中国使馆和新华社办公室打去电话，报告说他们那里出现了枪声。当天罗马尼亚首都及全国不少企业工人宣布罢工。当天上午9点半，布加勒斯特的电台广播了米列亚自杀的消息，并宣布他是“畏罪自杀的叛徒”。
22日清晨，一位带着小孩的布加勒斯特妇女在和一名国防军军官交谈
米列亚自杀后，齐奥塞斯库给国防部第一副部长维克托·斯登库列斯库中将（VictorStanculescu）打电话，打算任命他为新国防部长。斯登库列斯库早已预料到齐奥塞斯库要找他的麻烦，于是在前一天晚上让医生给自己的右腿打上了石膏，谎称骨折。但是齐奥塞斯库命令他无论如何也要赶到党中央大厦，斯登库列斯库只好穿上便服，让人搀扶着前去。在党中央大厦里，齐奥塞斯库伸出手，握着斯登库列斯库的手说“斯登库列斯库同志，我是来叫你同我一起工作……军队不要放下武器嘛！军队要使用各种手段来维持秩序。你到那里（设在党中央大厦里面的军事指挥处），发布必要的命令！”
维克托·斯登库列斯库（1928-）
斯登库列斯库进入军事指挥处的办公室，这时是10点20分。他打听了党中央大厦周围防御力量的部署情况，得知有三个团的增援兵力正向布加勒斯特市中心赶来。他还听到了一个更重要的消息，那就是国防部长米列亚在21日曾向军队下令“不要向群众开枪。”斯登库列斯库感到此时齐奥塞斯库已经众叛亲离，大势已去。他下令军队立即从布加勒斯特市中心撤回营房。
10点30分，罗马尼亚总参谋部关于“不向群众开枪”的命令传达到全军各部门和单位。11时左右，布置在党中央大厦周围的国防军部队开始撤离。这个消息迅速传遍了布加勒斯特，许多人兴高采烈地高喊“Armatae cunoi！”（国防军和我们一条心）的口号，爬上坦克向士兵送上鲜花，然后挥舞着挖去国徽的罗马尼亚国旗，坐在坦克上向党中央大厦进发。共和国广场上人群越来越多，示威者同执行警戒任务的官兵已经融合成一片，甚至连守卫在党中央大厦里面的内务部第五局（中央警卫局）的干部也接到了“在任何情况下不许开枪”的命令。
得知国防军站到自己一方的消息后，一群布加勒斯特市民举着挖去国徽的国旗，乘卡车向共和国广场进发。摄于12月22日上午
11时20分，齐奥塞斯库手拿一个便携式扩音器出现在党中央大厦二楼的阳台上，试图对下面的人群讲话。然而群众们一看见他便愤怒地呼喊起来，还有人向他投掷石块。齐奥塞斯库只好再次退回楼内。11时45分，挤满了整个共和国广场的群众开始冲击党中央大厦。一些人打破了一层的窗户，进入楼内，把齐奥塞斯库的著作和画像扔了出来。这时有人用高音喇叭喊道“大家请注意，不要破坏国家财产，不要把文件档案毁掉。这时我们与齐奥塞斯库算账的证据。”话音刚落，群众立即停止了扔东西的行为。（《风云突变》，P81-82）
11时30分，齐奥塞斯库见大势已去，下令空军第五十飞行小队——即总统专机队——的直升机飞往党中央大厦。领头的是总统专用直升机，编号为203的法制“海豚”型直升机，后面跟着一架备用机和两架警卫机。在共和国广场上空，203号直升机驾驶员瓦西里·马鲁坦中校发现下面的广场上已是人山人海，水泄不通，无法降落。这时他看见党中央大厦楼顶上有人在挥舞白围巾，于是小心翼翼地在楼顶上降落了。这时是11时40分。其他几架直升机在党中央大厦上空盘旋一阵后，看到没有降落场地，便向基地返航。
齐奥塞斯库夫妇得知直升机已经在楼顶降落的消息后匆忙走出办公室，进入电梯。当电梯升到7楼时，楼内电源被那些得知齐奥塞斯库夫妇要逃跑的示威者切断了。齐奥塞斯库的贴身保镖连忙用对讲机同外面进行联系，警卫们赶来，砸开电梯门，把齐奥塞斯库夫妇从电梯井里拉了出来。他们沿着楼梯井向楼顶跑去，发现通往楼顶的门被锁上了。卫队长用冲锋枪向锁头打了一梭子，但是没能奏效。这时其他警卫打开了附近的另一扇门，齐奥塞斯库夫妇终于逃上了楼顶。这时最先冲进党中央大厦的示威者也来到了楼顶，但是被手持武器的警卫人员挡在了一旁，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齐奥塞斯库夫妇登上直升机。
齐奥塞斯库夫妇乘坐直升机逃离党中央大厦的情景，1989年12月22日12时10分
12时10分，面色苍白的齐奥塞斯库夫妇和他们的两名亲信——罗共中央书记埃米尔·博布、国务委员会主席马尼亚·曼内斯库，外加两名高级警卫，一共六个人设法挤进了总统专机（这架直升机原本只能搭载四名乘客和一条拉布拉多狗），从党中央大厦楼顶上逃离，其余的罗共领导人全都被他们抛在了大厦楼内。人群对着直升机发出嘘声，随后冲入并占领了党中央大厦。总参谋长古沙少将与“全国救国阵线”（FrontulSalvariiNationale）的一些成员站在面向共和国广场的阳台上，向人群宣布“同志们，同志们，齐奥塞斯库独裁政权终于倒台啦！权力终于又回到了人民手中”，人群中爆发出“乌拉”的呼声。被齐奥塞斯库抛弃在党中央大厦内的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最后一任总理康斯坦丁·德斯切列斯库被群众搜了出来，推到阳台上向人群谢罪，随后命令他签署了施放全部政治犯的命令。
“全国救国阵线”是斯登库列斯库与前罗共中央书记扬·伊利埃斯库（1972年被解职）一道发起的，由39人组成，包括伊利埃斯库和曾经在“公开信”上签名的曼内斯库和布鲁坎等前罗共领导人，斯登库列斯库、总参谋长古沙少将、第一集团军司令沃伊内亚少将等现役军人。此外，女教授多伊娜·科尔内亚、著名诗人米尔恰·迪内斯库和拉斯洛·托克什牧师等人也成为“救国阵线委员会”成员，其中有些人当时还处于软禁当中。
12月22日中午，布加勒斯特市民冲入并占领党中央大厦后，罗马尼亚救国阵线成员在阳台上露面，向群众发表讲话
13时，罗马尼亚国家电视台和电台被群众占领，并由群众主持广播。罗马尼亚电视台更名为“自由罗马尼亚电视台”，并成为“救国阵线”总部所在地。当天下午3时，罗马尼亚国防军总参谋长斯特凡·古沙少将、前第一集团军司令尼古拉·米利塔鲁上将（已退役）、防化兵司令兼首都卫戍区司令米哈伊·基察克中将、第一集团军司令丹·沃伊内亚少将和空军司令约瑟夫·鲁斯少将先后在电视台露面，并重申了国防军部队不再向示威者开枪的命令，正式宣布罗马尼亚国防军站到示威者一边。当天深夜23时35分，救国阵线宣布接管罗马尼亚国务委员会和罗马尼亚政府的一切权力（《东欧剧变纪实》，P208-209）。
1989年12月22日对罗马尼亚全国发表电视讲话的救国阵线成员尼古拉·米利塔鲁（1925-1996）。他毕业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曾任罗军总参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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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奥塞斯库夫妇在乘直升机逃离党中央大厦后，先是要飞往自己的老家奥尔特县，然后又要飞往多尔日县，最后下令飞往市郊斯纳戈夫的总统别墅。在狭窄的飞机上，座位不够，副机师只能坐在齐奥塞斯库的大腿上。飞机在别墅花园里降落。齐奥塞斯库在斯纳戈夫别墅稍作停留，在总统卧室里打了两个电话，到厨房吃了些东西，又装了两大袋子食品。埃列娜则从别墅中取出了六个存折，上面的存款多达好几百万列伊（《风云突变》，P52）。接下来齐奥塞斯库命令总统直升机驾驶员瓦西里·马鲁坦中校给基地打电话，让他们派来两架直升机的增援部队，以及一架用来撤离齐奥塞斯库家人的“海豚”直升机。但是马鲁坦的上级在电话里对他说“这是一场革命……你只能自顾自了，祝你好运。”马鲁坦把情况告诉了齐奥塞斯库，并且告诉他飞机引擎过热，只能搭载四个人了。埃列娜命令曼尼亚·曼内斯库和埃米尔·博布离开直升机，曼内斯库吻了齐奥塞斯库夫妇的手便离开了，他和博布不久之后便被支持“救国阵线”的军人逮捕。
齐奥塞斯库打算飞往布加勒斯特西北20公里的博泰尼军用机场，准备从那里乘总统专机逃出罗马尼亚，前往朝鲜或其他国家避难。他在直升机上显得焦躁不安，命令飞行员不要与地面联系。在整个飞行过程中，齐奥塞斯库的警卫都用手枪指着马鲁坦中校的后背。马鲁坦中校后来回忆说，他故意飞得很高，以便雷达可以追踪到直升机的踪迹。当接近博泰尼军用机场时，马鲁坦告诉齐奥塞斯库说：“地面雷达已捕捉到我们，几分钟之后防空武器有可能使我们粉身碎骨。”齐奥塞斯库一听大为吃惊，这时他也已从直升机的无线电中收听到广播，说罗马尼亚领空已经被封锁，禁止飞行。他命令马鲁坦立即在军用机场以外的地方降落。
12月22日下午，得知齐奥塞斯库下台出逃的消息后，蒂米什瓦拉市民打开车灯，挥舞旗帜，在街头狂欢庆祝
当天中午，医生尼古拉·德卡正驾驶一辆红色达契亚牌汽车行驶在通向博特尼机场的一条破旧公路上。他在格耶什蒂市医院工作，但是家在布加勒斯特，当时正开车从家里赶往医院去上班。这位医生在半路上忽然看见一位身穿灰色衣裳的高个子男人手里拿着报话机，站在汽车正前方，拦住了汽车。这是埃列娜的警卫、安全部官员扬·马里安。马里安指给德卡看，原来齐奥塞斯库一行人正站在远处一架停在地面上的直升机旁边。齐奥塞斯库的卫队长马林·尼亚戈伊将军对德卡说：“把车钥匙给我。”德卡不肯给：“不，我驾驶。”齐奥塞斯库上了车，坐在司机旁边的座位上，埃列娜和尼亚戈伊坐在后座。由于“达契亚”车的后座狭窄，马里安没有再上车。
究竟往哪里跑？这始终是齐奥塞斯库夫妇一直讨论的问题。埃列娜建议前往科比亚森林，那里有罗马尼亚第四号人物扬·丁卡的一所别墅，丁卡一直是这对夫妇的亲信和宠臣。而齐奥塞斯库则坚持去登博维察县首府特尔戈维什泰市的特种钢铁公司，他曾多次视察过这个工厂，并认识那里的秘密警察的头目。到了一个路口，尼亚戈伊命令德卡说：“向右拐，朝特尔戈维什泰方向走！”在去特尔戈维什泰的路上，齐奥塞斯库对德卡说：“发生政变了。我们去组织抵抗，你愿意跟我们走么？”这时尼亚戈伊用枪顶着德卡。德卡说：“我老了，又有病。我是一名医生，我还有三个孩子。”
此时罗马尼亚全国各地在救国阵线的指挥下已经通过电视和广播形成了一个抓捕齐奥塞斯库一家的天罗地网。直升机降落半小时以后，收音机里就广播了齐奥塞斯库夫妇逃跑的新闻，并描述了那辆红色“达契亚”汽车的特征。此时德卡医生的这辆车出了故障，走走停停，于是他们只好在弗格雷什蒂乡停了下来。
在弗格雷什蒂乡的一家当地居民门前，一位公民把袖珍收音机挂在自己家门的木柱上，正在一边收听广播一边洗车。他叫尼古拉·彼得里绍尔，有一辆黑色的达契亚车，牌照是2-DB-305，后来这辆车也出了名。齐奥塞斯库一行上了这辆车，他坐在前排，埃列娜和尼亚戈伊坐在后排，尼亚戈伊用枪顶着彼得里绍尔，埃列娜对他说：“如果不想死，就听话。”
从弗格雷什蒂乡到特尔戈维什泰市还有七公里，齐奥塞斯库一行换了彼得里绍尔的车继续往前走。此刻，电台正广播“救国阵线”成员米尔恰·曼内斯库的一篇讲话，齐奥塞斯库刚听到前面的几个字就像昏厥一样瘫倒了，头垂到仪表板上，接着他又抬起头来，喃喃自语：“完了！但愿情况不是这样。”
当汽车接近特钢公司的值班亭时，工厂的第一道门就打开了。齐奥塞斯库的保镖走下汽车，上前与工人搭话，这个保镖回来说道：“工人已经罢工了！”这时，有十多个人围过来，有人认出了这对夫妇。工人们开始向车子投掷石块，同时高呼：“打死杀人犯！”工厂的警卫也加入了呐喊者的行列。这时，埃列娜又一次抓住了彼得里绍尔的脖领，命令他开车冲过去。汽车终于冲进工厂，又从后门逃了出来。
从特钢厂逃出来后，齐奥塞斯库哭泣起来，边哭边说“我年轻时这里什么也没有，是我把这一切弄起来的。”他下令把车开到五公里外的乌尔米乡，战前他当地下党员时曾在这里躲藏。车子来到乌尔米乡，彼得里绍尔不知再往哪儿走了。他问已变成走投无路的逃亡者的齐奥塞斯库：“你们怎么办？我把你们带到哪儿去？”这时，尼亚戈伊忽然要求停车，说他要去给登博维察县委第一书记格弗内斯库打个电话，说完就下车，显然是另找门路去了。“人类的星辰”已经完全变成一个无依无靠、被抛弃的孤家寡人，陪伴他的只有“光辉的国务活动家”埃列娜一个人了。
齐奥塞斯库决定到附近的德亚鲁修道院躲避一下。几个世纪前“勇敢的米哈伊”也曾经在那里避过难。途中，汽车在登博维察县党部大楼前停了下来，发现大门紧闭。县里高级干部居住的别墅区也空荡荡的。这时也只能乱闯的齐奥塞斯库对彼得里绍尔说：“往特尔戈维什泰走，那里有一个医药作物种植场。”那其实是县植物保护监察局。这时是下午4时45分，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埃列娜建议丈夫去附近的普里萨卡森林躲一躲，齐奥塞斯库则想到附近的灯泡厂去碰碰运气。到工厂一看，大门紧闭，工人正在罢工。
由于拿着手枪的尼亚戈伊已经下车逃命，此时彼得里绍尔已经不再害怕。他主动向齐奥塞斯库问道是否要去附近的兵营避难，但是齐奥塞斯库斩钉截铁地回答说“坚决不能去兵营！”这时彼得里绍尔看到了他熟悉的一座建筑：离特钢厂五百米远的县林业监察局。埃列娜此时才放下了彼得里绍尔的脖领。齐奥塞斯库让彼得里绍尔进去探问，看看人们是否愿意帮助他们。于是这位司机走进监察局大厅。里面有十几个人正在从电视里观看白天发生的事情。彼得里绍尔对他们说，他已经抓到了齐奥塞斯库夫妇，就在外面的汽车里。没想到那些人听后哈哈大笑起来，因为电视里宣布齐奥塞斯库夫妇已经“就擒”。他只好反复解释，起劲地做手势，结果那伙人仍将信将疑，嘻嘻哈哈地让他悄悄把两口子带来，以免打扰他们看电视。幸好有一位他认识的技术员塞伊内斯库发觉彼得里绍尔的惊恐不像是装出来的。他立即驱散众人，腾出了一间办公室，让彼得里绍尔把齐氏夫妇领来。
齐奥塞斯库夫妇疲惫不堪地走出汽车，看到那位技术员站在台阶上向他们招手。彼得里绍尔上前搀扶着齐奥塞斯库，埃列娜紧随其后。大厅里的人群都惊呆了。塞伊内斯库将齐奥塞斯库夫妇领进一间办公室里，锁上了房门，随后打电话通知了上级。15时20分，登博维察县的两名民警康斯坦丁·帕伊塞准尉和扬·埃纳凯上士赶到种子中心。齐奥塞斯库问道：“你们是谁？你们来逮捕一个国家元首？你们是党员吗？是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公民吗？”两名警察担心齐奥塞斯库夫妇拒捕，于是谎称说“我们是来保护您的”，把二人带到了警车上。
在把齐奥塞斯库夫妇带回登博维察县警察局的途中，为了躲避认出这对夫妇的群众们的愤怒追赶，两位民警把警车开到远处的伊尔福乌尼树林去躲避了一会儿，直到天完全黑下来之后才进城。为了避免狂暴的人们辨认出坐在车中的齐奥塞斯库夫妇，埃纳凯上士把自己的帽子摘下来给齐奥塞斯库戴上，帕伊塞准尉则把自己的围脖递给埃列娜，让她把自己的脸包起来。这对夫妇觉得这样做有些失体面，但是也觉得还是不暴露为好。
警车在穿过乌尔米乡时遇到了几辆汽车，对方车灯大开，从车窗中伸出小红旗，庆祝齐奥塞斯库政权被推翻。两个警察连忙摘掉自己的肩章和领带，打开大灯，伸手向对方致意。见到此状，埃列娜紧缩愁眉，哀伤地说“天哪！这些人怎么这样对待我们，为什么对我们这样凶狠啊！”（这位轻蔑地把人民称为“狗崽子”和“囊虫”的贵妇人到这时还不明白人们为什么恨她）。齐奥塞斯库一声不吭，只是把帽檐往下压得更低。
在伊尔福乌尼树林里，两名警察熄掉引擎，这时忽然传来一阵轰鸣。齐奥塞斯库以为是搜捕他们的直升机，忙说应该想办法把车盖住。警察把车座上的布罩摘下来，铺在车顶上，并且找来一些长芦苇来掩盖。后来仔细分辨，才发现这是七八百米外在田间耕作的拖拉机的轰鸣。这时埃列娜再次哀叹说“天哪！人们为什么要造反？我们做错了什么？”帕伊塞准尉对她说：“您没给他们吃的。人们没有面包，您知道吗？我们吃的是加了土豆粉的面包。我们没东西给孩子吃。”齐奥塞斯库问道“难道人民没面包吃？”埃纳凯上士回答说：“在布加勒斯特还是能买到面包的。不过，您知道吗，在特尔戈维什泰面包凭票供应。我经常去普洛耶什蒂市，在那里买面包要排长队。”齐奥塞斯库惊讶地说：“怎么会凭票供应呢？我曾下令给每个居民200公斤粮食。这不可能！”埃列娜马上插话说：“我们年年都是大丰收。我们所到之处都是如此。”埃纳凯上士无奈地说：“您知道吗？每公顷实际只收3500到4000公斤小麦，而农业社主席上报的数字是5000到6000公斤，社联主席上报的是7000公斤，而县委第一书记上报8000公斤。您瞧，实际情况就是这样。”埃列娜说，她没听到，也没见到有什么人饿死。相反，她见到的只是大腹便便、健壮如牛的人。
这时埃列娜开始想家了，她喃喃地说：“现在我们家里不知道成了什么样了。这些年来，人家送了多少礼物给我们！”她又对齐奥塞斯库说：“咱们的孩子怎么样了？卓娅在干什么？”齐奥塞斯库一言不发，过了一会儿忽然说想去皮特什蒂市，认为那儿的军队会保护他。又过了一会儿，齐奥塞斯库又说他要去沃伊内什蒂乡。埃纳凯上士没有问他为什么要去那里，只是说警车上的油不够用了，因为供油一直不足。
埃列娜听了这话之后大吃一惊，因为她一直主管罗马尼亚的石油化学工业，“供油不足”显然是针对她的。她辩解说“汽油在全世界都是个问题，不仅是在我国。”接着又赶紧转移话题，说“快去我们在皮特什蒂市的家吧。”这时帕伊塞准尉用车上的报话机同县警察局领导通了话。登博维察县警察局局长斯特凡·孔茨中校正同救国阵线的两名代表进行交谈。他得知抓到齐奥塞斯库夫妇的消息后，命令立即把他们送到县警察局。
18时45分，齐奥塞斯库夫妇被带到了登博维察县警察局大楼。齐奥塞斯库对押送他的两名警察大喊道“叛徒们，你们把我出卖了。把我交给这帮流氓”。孔茨局长对他说：“你不再是罗马尼亚总统，你被捕了。”他下令对两人进行搜身检查，并通知了附近的特尔戈维什泰兵营。在兵营的人到来之前，正在与警察局长谈话的救国阵线代表彼得·什蒂尔贝斯库开始质问齐奥塞斯库夫妇：“你为什么让大家挨饿？我们的肉哪里去了？”齐奥塞斯库说：“我把肉给了苏联人，为了换原油。”“你为什么拆毁我们的村庄？”“我干这些全是为了你们。过去你们在特尔戈维什泰有些在这样的房子吗？”这时另一名救国阵线代表米哈伊·约内斯库也质问齐奥塞斯库：“你为什么不给我们电？我们为什么吃不上面包？”齐奥塞斯库看到这些普通百姓竟敢这样质问他，气得脸红脖子粗，两只手在发抖。帕伊塞见状连忙说：“别再问了，他万一来个心肌梗塞，我们就不好交待了。”
特尔戈维什泰兵营是主管罗马尼亚中部布加勒斯特、布拉索夫和特尔戈维什泰三市空防任务的防空基地，和警察局相距只有几十米远。兵营指挥官马雷什少校把抓到齐奥塞斯库夫妇的重要情况向罗马尼亚国防部最高领导作了汇报。国防部命令把齐奥塞斯库夫妇转移到兵营里，严加看管，绝不能让齐氏的亲信把他们救走。兵营指挥官安德鲁·克梅尼奇上校派扬·马雷什少校和扬·采库大尉开一辆吉普车把齐奥塞斯库夫妇从警察局押送过来。马雷什少校在途中一直悄悄握着一把上了膛的手枪。
在特尔戈维什泰兵营里，齐奥塞斯库夫妇被安置到一间办公室中，并且在门口布上了岗哨。马雷什少校问他们是不是饿了。齐奥塞斯库夫妇不仅要吃东西，而且还要矿泉水喝。“上哪儿去弄矿泉水？外面根本买不到”，马雷什少校向他们解释说。他建议齐奥塞斯库夫妇先喝茶，他们点头同意。马雷什少校到厨房沏了两杯加了糖的热茶，齐奥塞斯库端起杯子刚抿了一口，就把茶水吐到了地上。埃列娜解释说：“我忘了告诉你，他有糖尿病。”马雷什少校又沏了一杯不加糖的茶。齐奥塞斯库喝了茶，还吃了盘子里的肉冻。齐奥塞斯库夫妇还想要面包吃，但马雷什少校说面包凭票供应，现在即使有票也买不到面包。齐奥塞斯库夫妇听了之后十分惊讶。尽管之前那个警察上士埃纳凯也对他们说过一次，但他们还是不相信在自己的国家里要凭票才能买到面包。
吃过东西之后，齐奥塞斯库夫妇的情绪放松了一些，开始同马雷什少校交谈，齐奥塞斯库在开口说话前总是先用眼神征得埃列娜的允许。他提出让少校把自己送到沃伊内什蒂乡（博泰尼军用机场所在地），那里有人会给他一百万列伊现金，但是马雷什少校拒绝了这个请求。齐奥塞斯库又问哪些人已经被逮捕、现在谁是国家元首，马雷什少校说现在全国受扬·伊利埃斯库和“救国阵线”领导。这时埃列娜马上气愤地说：“你瞧，我让你把他干掉，你却把他弄到边远地区。”齐奥塞斯库还问救国阵线任命的国防部长米列塔鲁是谁，埃列娜马上插话说：“你怎么能不认识他？此人是苏联特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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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布加勒斯特大学广场旁的洲际饭店，两名安全部队的狙击手正在阳台上对广场上的人群开枪
从12月22日傍晚起，在布加勒斯特市区和其他城市爆发了激烈的战斗，忠于齐奥塞斯库的安全部队和特种部队开始与国防军交火。安全部队隶属于内务部国家安全总局，兵力有25000人。除了这支兵力外，还包括内务部军官学校的教官和学员约2000人，反恐特种部队约800人，安全部五局（中央警卫局）的首长高级保镖450人，首都治安部队约600人。这些安全部队成员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拥有现代化的通讯器材，绝对忠于齐奥塞斯库。他们许多人至少持有两个不同的身份证，并掌握好几处住宅的钥匙，在这些住宅里储存有粮食和弹药。这些人还熟悉连通布加勒斯特各主要建筑物的秘密地下通道系统，有固定的接头地点，难以对付。
在历时四天的布加勒斯特内战中，同安全部队直接交火的除了大约四个团的国防军军人外，还有首都附近几所军事院校的学员、“爱国卫队”的民兵、倒戈的警察部队，以及由工人和武装民众组成的自卫队。此外罗马尼亚空军控制了全国的领空，宣布全国禁飞，从而在绝大多数战斗中制止了安全部队动用武装直升机作战。
新华社驻罗记者回忆说，22日晚上布加勒斯特的战斗异常激烈，有人从国务委员会大厦、布加勒斯特大学图书馆大楼和党中央大厦西侧的内务部公寓楼里向广场打枪，受惊的群众四处躲藏。这时罗马尼亚国防军的官兵向开枪者所在的建筑还击，前来增援的几辆坦克和装甲车也向狙击手所在的大楼开火。建筑精美的国务委员会大厦（旧王宫所在地）和布加勒斯特大学图书馆在交火中中弹，烈火熊熊。党中央大厦和多座地铁站内挤满了避难的民众和伤员，身穿白衣的医生与护士穿梭其间。罗马尼亚广播电台、国防部大楼、火花大厦（党报《火花报》总部）和市中心的部分居民区枪声不断，不时可以听到炮声。特种部队试图通过地下通道进攻电视台和国防部等战略目标，在“自由罗马尼亚电视台”周围爆发了最为猛烈的战斗。当晚在锡比乌、布拉索夫和蒂米什瓦拉等大城市也爆发了安全部队与国防军和武装市民的交火。
被安全部队的狙击手打伤的布加勒斯特市民
12月23日凌晨，罗马尼亚内务部安全总局局长尤利安·弗拉德上将被逮捕。他被押送到党中央大厦，救国阵线让他用内线电话呼吁内务部部队（包括安全部队）“站在军队和人民一边”，回到自己的兵营去。弗拉德照做了，但是天亮之后，安全部队仍然与国防军在布加勒斯特-奥托波尼国际机场爆发了激烈战斗，关押齐奥塞斯库夫妇的特尔戈维什泰兵营也受到忠于齐奥塞斯库的特种部队攻击。得知齐奥塞斯库夫妇被关进防空基地的消息后，忠于他的安全部队人员开始向兵营开枪，企图救出这对逃难的夫妇。
为了防止齐奥塞斯库被人救走，罗马尼亚国防部迅速向特尔戈维什泰兵营调集了坦克、反坦克炮、装甲车和山地作战部队。当时兵营里共有驻军1200人，并且拥有许多门高炮和防空武器。攻打兵营的激烈战斗持续了很长时间，在这期间齐奥塞斯库夫妇曾有两次从兵营里被转移到了院子中的一辆装甲车内，随时准备转移关押地点，以免被安全部队救走——如果真地发生这样的情况，那罗马尼亚将像1918年的俄国那样陷入一场惨烈而血腥的长期内战。
12月23日这一天，罗军总参谋长古沙少将宣布国防军部队已经控制绝大部分国土，但是在布加勒斯特，在蒂米什瓦拉、锡比乌、布拉索夫和克鲁日等城市，安全部队仍然在与国防军和武装民兵交火。当天早晨，新华社记者驱车前往布加勒斯特市中心观看巷战情况时，在飞行员广场附近目睹了一起交火。原来，在23日凌晨，“恐怖分子”（这是布加勒斯特市民对安全部队成员的称呼，当时盛传其中有很多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和卡扎菲派来的利比亚雇佣兵）攻打广场附近的罗马尼亚电视台大楼，结果被守卫大楼的军队打退。一些恐怖分子无路可逃，便钻进了附近的苏联大使馆商务处办公楼里。武装部队用高音喇叭喊话叫他们投降，这些人不但不缴枪，反而开枪向外射击。由于这座建筑是外国使馆的办公楼，因此武装部队军人起初没有还击。躲在大楼里的人越打越欢，自以为苏联大使馆是他们万无一失的挡箭牌。但是当罗马尼亚国防军官兵获悉苏联外交官尚未前来上班的情况后，就用坦克炮和装甲车上的机枪对大楼猛轰，大楼中弹起火，黑烟滚滚，但躲在楼里的恐怖分子没有被抓到。
12月23日的布加勒斯特街头，一群市民向国防军军人介绍安全部队狙击手的埋伏情况
罗马尼亚国防军军人向安全部队还击，保护市民
在布加勒斯特的罗马广场，一名市民给同安全部队狙击手交火的国防军官兵送去食物
在布拉索夫市，恐怖分子从“卡皮托尔”饭店里向街上的国防军武装部队开枪，武装部队立即还击。居住在这座饭店里的中国专家们只好在盥洗室里藏身，而且不能站立，只能趴在水泥地上，否则就会被飞进来的子弹击中。中国专家就这样一直熬到12月25日，即电视台播出齐奥塞斯库夫妇被处决的录像之后，才算得以解脱。在这三天里，布拉索夫全市枪声大作，子弹横飞，谁也不敢上街。在锡比乌市，安全部队与国防军在三天里打了100多万发子弹，一座军事机关附近的50多座建筑物被毁坏，十几幢楼房被完全烧毁。一架属于安全部队的直升机向兵营医院发射了火箭弹，把手术室打坏，幸好当时里面没有人。
在国务委员会大楼前同安全部队狙击手交火的罗马尼亚国防军士兵
在国务委员会大楼前同安全部队交火的罗马尼亚国防军士兵
布加勒斯特街头的一名国防军士兵，已摘下了原罗马尼亚人民军的帽徽。仔细观察可以发现，这名士兵的枪口里被市民插上了一支红玫瑰
12月23日当天，许多国家宣布承认救国阵线为罗马尼亚的新政权，包括绝大多数北约成员国和北约组织本身，以及苏联、匈牙利、保加利亚、东德、捷克斯洛伐克等东欧国家。在布加勒斯特市里，为了严防忠于齐奥塞斯库的安全部队发动恐怖袭击，布加勒斯特市民严阵以待。为了发现身着便装的“安全部”成员，行人不断被民兵拦住搜身，检查武器和爆炸物。被辨认出来的安全部队成员遭到愤怒市民的殴打，在将这些人送去关押和审判的途中，国防军士兵不得不用身体保护这些家伙免受民众的拳脚袭击。
国防军和爱国卫队在布加勒斯特街头设置路障，检查证件，搜捕安全部队武装人员
一名被市民抓获的安全部队便衣武装人员
这一天救国阵线下令封存了布加勒斯特第一区春天大街50号的齐奥塞斯库官邸“春天宫”，以及斯纳戈夫总统别墅、埃莱斯特拉乌湖别墅、“海王星”别墅和齐奥塞斯库夫妇的其他住所，并派军人保护现场，以免齐奥塞斯库夫妇的“罪证”遭到掠夺和破坏。齐奥塞斯库夫妇的女儿卓娅也在这一天被罗马尼亚武装部队的军人逮捕，在查抄她的住所时，搜出不少按照法律不许私人收藏的名贵油画和珍贵古书，还没收了许多金银餐具和高级工艺品。军人们还从卓娅的住所和她随身携带的手提包中搜出了9.7万美元现钞和一些西德马克，以及一些卢布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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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4日凌晨在罗马尼亚电视台大楼内的“救国阵线”成员，左起依次为德米特里·马兹利乌、扬·伊利埃斯库和格鲁·沃伊库列斯库
12月23日凌晨，扬·伊利埃斯库和“救国阵线”的其他成员在国防部部长办公室开会时，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斯登库列斯库中将把齐奥塞斯库被关入特尔戈维什泰兵营的消息通报给其他救国阵线的其他成员。在从国防部回到救国阵线总部“自由罗马尼亚电视台”的路上，救国阵线成员、48岁的地理学家格鲁·沃伊坎-沃伊库列斯库（他出身于罗马尼亚著名贵族米哈伊·斯图尔扎大公的家族，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曾多次被捕）对伊利埃斯库说应当立即处决齐奥塞斯库夫妇，因为只要二人在世，效忠于他们的安全部队就会拼命抵抗，会造成更多的军人和市民伤亡。他还说，虽然国防军站在起义者一边，拥有大炮、坦克和飞机，但安全部队的人训练有素，弹药充足，还接受过城市游击战和恐怖袭击训练，许多安全部队成员有多套身份证和多处掩护用住所。他们藏在布加勒斯特市内的各处建筑物里，很难找到他们。但是扬·伊利埃斯库不赞成立即处决齐奥塞斯库夫妇，认为不审判就处决不符合法律，此外也不应该无视人民审判齐奥塞斯库的权利。
在蒂米什瓦拉，武装市民和国防军一道同安全部队交火
12月23日在克鲁日-纳波卡市被安全部队狙击手射伤的市民
12月24日，布加勒斯特市内的形势逐渐平静，国防军部队击退了安全部队的多次袭击，逐渐控制了局势。这天伊利埃斯库和救国阵线的其他成员在国防部部长办公室的卫生间中再次讨论如何处理齐奥塞斯库夫妇。斯登库列斯库将军说，处决齐奥塞斯库是制止血腥战斗继续打下去的唯一方法。经过反复研究和讨论，救国阵线成员共同签署了一项法令，授权斯登库列斯库中将成立特别军事法庭，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特别紧急程序对齐奥塞斯库夫妇进行审判。
12月24日清晨的布加勒斯特王宫广场，右边有火烧痕迹的建筑是前一天在国防军与安全部队的交战中被击中起火的国务委员会大厦（原王宫）
共和国广场上的罗马尼亚国防军士兵，12月25日。军车上已经挂出了挖去国徽的国旗
布加勒斯特大学广场上的国防军坦克，12月25日。远处被焚毁的建筑是布加勒斯特大学图书馆
动乱过后一片狼藉的共和国广场。左侧建筑是国务委员会大厦（王宫）
12月25日中午，斯登库列斯库中将与审判团全体成员乘两架直升机抵达特尔戈维什泰军营，他部署空降兵把守在兵营的各个关键部门，并把兵营司令部改装为临时审判厅，把一间办公室布置为医务室。从下午1时起，“罗马尼亚特别军事法庭”在特尔戈维什泰兵营里对齐奥塞斯库夫妇进行了两小时的秘密审判。兵营院子里停着一辆装甲车，齐奥塞斯库夫妇就是在这辆车里过的夜。士兵们打开了车门，齐奥塞斯库爬出装甲车。他苍白憔悴的脸上胡子拉碴，透出一脸怒气，凹陷的双颊、爬满皱纹的前额和手上显现出点点块块栗色的老年斑。他把直筒皮帽拿在手上，先理了理头发，再把帽子重新戴在头上。接着，埃列娜也从装甲车里面钻了出来，也是一脸怒气，好像在说“怎么能这样？”
站在车门前的约内尔大尉对齐奥塞斯库说：“请跟我来。”约内尔想搀扶齐奥塞斯库，可是他拒绝了。众人走进司令部门厅，斯登古雷斯库迎侯在这里，他说：“请做身体检查！”约内尔把齐奥塞斯库带进了医务室。医生量了血压后说：“血压是100-170。”齐奥塞斯库说：“不，这不好。”检查完身体后，约内尔把他们带到审判厅。在那里有一个由7人组成的审判团，罗马尼亚军事法院院长吉卡·波帕上校担任审判长，此外还有一名军事审判官、一名军事检察官、一名文书和两名辩护律师。罗马尼亚军官巴尤上校用摄影机拍摄审判的全过程。沃伊库列斯库和斯登库列斯库将军在一旁旁听。在审判过程中，齐奥塞斯库不时地瞟一眼沃伊库列斯库这位陌生的大胡子，也是是希望他能救他们夫妇俩一命。
审判开始后，检察官宣读了对“人类的星辰”和他妻子“伟大的国务活动家”的起诉书，宣称根据罗马尼亚刑法第162、163、165以及357条，两名被告犯有屠杀和种族灭绝、危害国家政权、破坏国家财产、破坏国民经济和企图外逃等五项罪名，并指控齐奥塞斯库在瑞士有10亿美元的非法存款。失势的总统与妻子坐在一张课桌似的小桌子后面，齐奥塞斯库露出几许萎靡，头发蓬乱，脸也没刮，把臂肘支撑在桌面上。埃列娜显得疲惫不堪，穿着大衣，戴着头巾，把她的小提包放在面前的桌子上。
齐奥塞斯库对着正在拍摄的摄像机说：“我不承认任何法庭，我只承认大国民会议。这是一次政变。”指控者说：“到今天为止，全国各地已有6.4万人被杀害。你把人民引向了贫困……”埃列娜反驳说：“这是挑衅。”指控继续：“什么原因妨碍你回答？”齐奥塞斯库重申：“我只回答大国民会议与工人阶级。我只承认工人阶级。在政变者面前，我永远不会回答……全国上下没人承认你们。正因为如此，人民至今还在战斗。”齐奥塞斯库坚持认为自己无罪。当起诉者问道“是谁下令向布加勒斯特的群众开枪，甚至现在还在向无辜的人们开枪，那么热衷于开枪”时，齐奥塞斯库回答说“没有人向王宫广场开枪，也没有人被杀死。”（《尼古拉·齐奥塞斯库》，P3）
辩护律师问他：“你为什么没有留在伊朗？他们可能为你提供政治避难……”齐奥塞斯库蔑视地笑着说：“你们去这么想吧！”至于我，”他悲壮地说，“就把我埋在这里，埋在我出生的地方！”接下来检察官又问：“你为什么要胆小鬼似地从党中央逃跑？”齐奥塞斯库愤怒地说：“我没有这样的念头。是你们把我拉出党中央的，我是要向人民说话的！是你们把直升机调来的，不是我！”审判长最后问道：“罪犯齐奥塞斯库，你还有什么要说的？”齐奥塞斯库回答说：“我不是罪犯！我是罗马尼亚总统，最高统帅，以后也是！我会在大国民义会和工人阶级代表面前回答问题！这里的一切都是政变制造者捏造的谎言，他们要把人民拖向毁灭罗马尼亚的独立！”审判长随即宣布法庭休会，进行最后的审议。
审判长回来后，站起来宣判：“本法庭以法律和人民的名义，经过秘密协商，一致判决罪犯齐奥塞斯库·尼古拉和齐奥塞斯库·埃列娜死刑，并剥夺全部财产，由于屠杀罪，根据刑法357条第一款第三条；破坏国家政权罪……1989年12月25日。”
听到宣判，齐奥塞斯库夫妇愤怒地站立起来。埃列娜把一个纸包往桌上一摔，里面是一大堆针药瓶子。她大声斥责说：“那你们还搞这许多名堂干什么？”齐奥塞斯库也愤慨地说：“你们搞这一套审判的骗人把戏干什么？你们早该把我们枪毙了！进行政变的人，可以任意枪杀任何人！”
这时由救国阵线指派的辩护律师问齐奥塞斯库夫人过去和现在是否有精神病。沃伊库列斯库听到这话之后出了一身冷汗，因为如果埃列娜说有，那法庭也不能对她进行判决。军事法庭必须把她送到医院进行检查。这种检查一拖就是好几个月的时间。但埃列娜听了律师的提问后，以一种傲慢的神态说没有，沃伊库列斯库这才松了一口气。但是辩护律师接下来又问齐奥塞斯库夫妇是否要求上诉，沃伊库列斯库立即再度紧张起来。因为如果被告不上诉，判决便是终审判决，处决立即执行；而被告如提出上诉，罗马尼亚最高法院要予以审理，即使驳回上诉也要一周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国防军与安全部队的交战还要继续下去，还要造成更多的人员伤亡。然而齐奥塞斯库对此根本不予理睬，他认为这场审判本身就是非法的，又岂会提出上诉呢？沃伊库列斯库一直悬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
这时审判长宣布：“审判结束，法官退席。”齐奥塞斯库大声喊道：“罗马尼亚将永远、永远生存下去！无论判徒……罗马尼亚万岁！自由罗马尼亚万岁！打倒判徒！”法官随后退出了大厅，激愤不己的齐奥塞斯库说：“这是多大的不公啊！”埃列娜则似有所悟地说：“竟然都是我们身边的人！叛徒来自我们的身边……”齐奥塞斯库无限感慨痛楚地说：“叛徒就在我们的身边，就是这样！”
突然，大厅里响起了斯登库列斯库中将不容违拗的命令声：“把他们绑起来！先绑他，再绑她！把他们推出去，推到墙那边去！”卫队想把他们分开，埃列娜说：“不！我们战斗在一起，死在一起！”三名军人用绳子反绑了齐奥塞斯库夫妇的双手，齐奥塞斯库试图挣扎，站在旁边的一名军医对他说：“难道蒂米什瓦拉市的那些人没像你一样遭罪吗？”军人押送着齐奥塞斯库走出房门，穿过一条不宽的通道，走下台阶，来到了院子里。在下台阶时，埃列娜大声地对自己的丈夫说：“尼库，在罗马尼亚还有枪毙人的事儿。”齐奥塞斯库没有回头，回答说：“又是一次叛国行动！”一个士兵对他说：“是你把全国搞乱的。”埃列娜骂了一句“操你妈的。”
在前往刑场的路上，埃列娜还在继续挣扎，她对士兵说：“你们怎么能向我们开枪？我是你们的母亲”。一位年轻士兵打断她的话，说“不，你不是我们的母亲。你是杀害我们母亲的凶手！”特尔戈维什泰兵营里没有刑场，厕所前的空地便成了执行枪决的地方。从楼房到刑场约有30米远。厕所有两扇窗子，齐奥塞斯库夫妇被带到了两扇窗子之间的墙下，面对着持枪的士兵站好。埃列娜绝望地哼起了《国际歌》，尼古拉则喊起了口号：“自由独立的社会主义罗马尼亚万岁！”
行刑队的三名士兵中，有一人的弟弟死在蒂米什瓦拉，因此对齐奥塞斯库怀有刻骨的仇恨。等押解齐奥塞斯库的军人一离开其身边，这名士兵就在行刑队指挥官尚未赶到的情况下便开了枪（《风云突变——齐奥塞斯库垮台始末》，P116），另外两名士兵也不得不开了枪。这一突如其来之举打乱了特别军事法庭的安排。原来的打算是，把齐奥塞斯库夫妇押解到刑场后，由文书出面询问他们的最后愿望，沃伊库列斯库还将询问他们死后是否愿意请东正教神甫对其进行安魂祈祷，摄影师也应当把这些场面录下来。但是其他人还没有走出大楼，行刑队就开了枪，摄影师巴尤上校只拍摄到了在空中弥漫的、从士兵枪口里散出的硝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中弹后倒下，后脑勺撞在了厕所的墙上。他死后仍睁着双眼。
至于埃列娜，她一听到枪响便吓得晕倒在地（《风云突变——齐奥塞斯库垮台始末》，P116），士兵们不管不顾，继续持枪向她扫射。两名负责将齐奥塞斯库夫妇押解到刑场、但原本不属行刑队成员的士兵也摘下枪对其射击。这位罗马尼亚的“国母”头部中弹，颅骨开花，脑浆外溢，身上也被打出好几处伤口。特尔戈维什泰军营大院里走动的士兵和附近居民住宅楼上的老百姓看到了齐奥塞斯库夫妇被处决的场面。
齐奥塞斯库夫妇被处决后，法医对他们的尸体进行了检验，摘下了齐奥塞斯库的手表和埃列娜的金首饰，然后让士兵们用帆布把尸体裹起来。当晚，审判团成员乘直升机返回布加勒斯特，顺便也把齐奥塞斯库夫妇的尸体带回布加勒斯特。直升机停在了罗马尼亚武装部队“星”体育俱乐部的运动场上。参加审判的人把两具尸体抬下直升机后就急忙去吃饭了。他们返回时，直升机已飞走，但放在地上装有齐奥塞斯库夫妇尸体的包裹却不翼而飞了。人们大吃一惊，天色漆黑，伸手不见五指，齐奥塞斯库夫妇的尸体到哪里去了？第二天清晨，护送尸体的官员在运动场的一个大土堆后面找到那两个大包裹。原来，前一天晚上有一群手球运动员到过运动场，他们看到有两个长包裹放在那里，觉得很不雅观，便把它们搬到大土堆的后面。他们哪里知道包裹里是齐奥塞斯库夫妇的尸体呢。
四天之后，即12月30日下午傍晚，装有两口棺材的冷藏车在军人车队的护送下抵达布加勒斯特西南郊的根恰公墓。这时天色已黑，雪花纷纷扬扬地自天而降。车队穿过市区向根切亚公墓驶去。在公墓里，军人把两口棺材放在相距二三十多米远的已挖好的两个墓穴中。埋葬时没有举行任何宗教仪式，也没有任何围观者。坟墓的十字架是第二天才放上去的，救国委员会考虑到当时罗马尼亚的民众情绪，为了怕人掘墓鞭尸，在安葬时使用了假名。齐奥塞斯库的十字架上写着“波帕，达恩上校，1920-1989年”，埃列娜的十字架上写着“埃内斯库，瓦西里上校，1921-1989年”。2010年7月，罗马尼亚官方对遗体的DNA进行了法医检验，确认这确实是尼古拉和埃列娜·齐奥塞斯库的尸体。
对齐奥塞斯库夫妇进行审判和处决的录像带用直升机送往布加勒斯特，通过“自由罗马尼亚电视台”和“自由罗马尼亚电台”向全国和全世界广播。在这之后，忠于齐奥塞斯库的武装分子同军队交火的激烈程度大为减弱，几天后就完全消失了。布加勒斯特电台的广播员欢呼道：“多好的消息啊！伪基督死亡，真基督诞生的日子到了！”一位老年人对着新华社记者高兴地说：“那对讨厌的夫妇没有了，这真是最美好的圣诞节”。确实，一切都进展得那么快：12月16日和17日的蒂米什瓦拉暴动；21日齐奥塞斯库在党中央大厦阳台上被人喝倒彩；22日他乘直升机逃跑，几个小时后就被抓获；25日在摄像机面前被审判和处死。一切都是那么戏剧化，又那么突然地结束了。
12月25日，布加勒斯特市民和军人从罗共党中央大厦楼顶上拆下写着“党”字样的牌子
齐奥塞斯库被处决后第二天，一名军官在布加勒斯特街头阅读报纸，头版的大标题是“罗马尼亚解放了”
救国阵线上台后，立即宣布取消前罗马尼亚大国民议会和前国务委员会颁布的一些臭名昭著的法律，例如《城乡规范化法》、《禁止中止妊娠法》、《科学饮食纲要》和出国旅行限制等等，并且废除了死刑。关于剧变中的死伤人数，罗马尼亚卫生部公布的统计数字是746人死亡、约1800人受伤。最终的统计结果是1104人死亡，其中162人在12月22日之前各地的抗议行动中丧生，942人死于12月22日之后的交火。新华社驻罗记者在《风云突变》一书中引用的罗方统计数字是1030人死亡，其中工人和技术员518人（首都262人，外地256人），知识分子38人（首都24人），无业青年127人（首都86人），中小学生58人（首都32人），大学生9人（首都5人），军队干部139人（首都54人），现役军人134人（首都68人），外国人7人（首都4人）。（《风云突变》，P130）
后齐奥塞斯库时代罗马尼亚的第一份新闻杂志《世界周刊》在1989年12月底出版的第一期中，把被推翻的齐奥塞斯库政权简单地描述为“由一个集团支持，由一些恐怖团伙保卫的庞大的国家机器”。《世界周刊》还叙述说“我们的革命有一种独特性。这场革命是群众的自发行动，它表达了多年来积累的不满情绪。把它看成是受外部势力支持的有组织势力采取的行动，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尼古拉·齐奥塞斯库》，P194）仅仅四天之内，45年的罗马尼亚共产党政权、24年的齐奥塞斯库政权、有400万党员的罗马尼亚共产党，以及直属内务部指挥、有8万多人的安全部队，全都土崩瓦解了。若把这简单说成是“国际敌对势力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得手的结果”，而忽略其深刻的内部原因和齐奥塞斯库的严重错误，的确未免太过勉强。
曾任新华社国际部国际编辑室主任、《环球》杂志总编辑、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院的@博联社马晓霖先生在评论2010年末起于青萍之末、最终席卷22个阿拉伯国家的中东“花卉”剧变时，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它不同于以往自上而下的精英改良或军事政变，完全是一场自下而上的公民运动。不仅事先了无迹象，而且起初缺乏统一的组织、宗旨、口号、纲领和目标，呈现明显的盲动性和草根气质，并在对抗与磨合中逐步形成更高、更清晰和更统一的政治诉求——变革政权。究其根源，在于民生危机。一是高物价、高房价、高失业率“三高”现象，以及低收入、低保障和低幸福指数的“三低”问题；二是“领导人贪权恋栈导致政体僵化”；三是“权力高度垄断必然导致高度腐败”；四是内政无能外交失败导致当权者威信扫地。事实上我们参照这四点回过头来比照1989年的罗马尼亚，无疑也能发现与这些弊端别无二致的社会弊病。简言之，危机源自内力而非外力；诉求始于民生而非民主；症结在于整个社会系统需要改版升级而非简单修补（《国际先驱导报》2011年4月9日）。
当年12月27日，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国务院总理李鹏、外交部长钱其琛分别致电扬·伊利埃斯库、彼得·罗曼和塞·切拉克，祝贺他们当选罗救国阵线委员会主席、罗马尼亚总理和外长，表示中国尊重罗马尼亚人民的选择，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罗马尼亚继续保持和发展友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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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内容引用自国内出版的下列书籍：
《风云突变——齐奥塞斯库垮台始末》，新华出版社，1993年
《尼古拉·齐奥塞斯库》，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8月
《齐奥塞斯库与罗马尼亚》，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12月
《东欧剧变纪实》，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