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894年9月17日中日甲午战争第一阶段结束，中日双方海军主力在黄海北部海域进行了一场战役规模的海战，史称大东沟海战，又称中日甲午海战、黄海海战。此役北洋水师失利，自此退入威海卫，使黄海制海权落入日本联合舰队之手，决定了甲午战争中方的战败。在120年后的今天，关于甲午战争和北洋海军的很多情况仍然存在诸多谬误，很多历史事件以讹传讹早已走样，因此有必要对一些谬误进行澄清。观察者网昨日已刊载《黄金生：关于甲午海战的谬误（一）》，本文为第二篇。】
谬误11 不设代理指挥员
甲午黄海海战开始后不久，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受伤，旗舰“定远”的信号指挥系统也被摧毁。根据这场海战后来战场上出现的乱战局面，有意见认为丁汝昌受伤和旗舰“定远”信号装置被摧毁，导致北洋海军全军失去统一指挥，是这场海战北洋海军失利的重要原因。进而现代又有研究者引申分析，认为丁汝昌如果在战前就指定好接替的指挥员和指挥舰，肯定可以避免全军失去统一指挥的局面，因为丁汝昌不懂海军、不懂设代理指挥员，是失去指挥的重要原因。
然而，19世纪的海上作战，因为考虑到舰与舰之间的通信联络手段仅仅只有信号旗、灯光、音响等几种，且不能传递过于复杂的内容，所以在战斗开始前，大都以尽可能简练的命令下达作战指导方针，继而战斗过程中很少会出现对作战阵型进行大幅度调整的例子。黄海海战之前，丁汝昌即下达过三条训令，就是北洋海军正常海战的作战指导方针：规定各舰在战斗中需要保持舰首对敌、同队姊妹舰不能远离、各舰必须始终跟随旗舰运动。就此，实际上不管丁汝昌是否受伤，“定远”的信号旗是否被击落，只要“定远”舰还能自如运动作战，都不能视为北洋海军失去了指挥。
至于设置代理指挥员和代理指挥舰，则是一个伪概念，根本不具有可操作性。因为在战场上，无法预判指挥员和代理指挥员谁会先失去指挥能力，亦或设定几个指挥员才够使用。实际在19实际海军中根本没有设置代理指挥员和代理指挥舰一说，而是倘若指挥官、指挥舰发生危险后，由舰队中舰长军阶最高的军舰自动接替指挥。黄海海战中，“定远”舰始终能够航行作战，丁汝昌也并未阵亡，按照战前设定的三条训令，“定远”根本没有失去指挥，所谓代理指挥员根本无从谈起。
谬误12 阵型错误
攻击丁汝昌海军技术不专业的一个重要表征就是黄海大东沟海战中北洋海军排列横队这种阵型。他们认为下令排列横队时没有考虑到北洋海军各舰的航速不一，结果导致本来一字形的横队变成了人字形，使得阵型走样。
北洋海军在黄海海战中选用的阵型即丁汝昌在海战报告里提到的“夹缝雁行阵”，是一个军舰横向排列为两排，后排军舰错落在前排侧后45度角位置的阵型。这种阵型是流行于19世纪90年代之前世界海军中的主流阵型形式，利于发挥军舰舰首方向火力，被认为是一种基于进攻至上思想下的积极进攻阵型。
夹缝雁行阵，19世纪90年代之前世界海军中的主流阵型形式，是一种积极进攻阵型
北洋海军的主力舰只，主要购买自19世纪80年代，正是这一战术大行其道的时候。“定远”、“镇远”等主力舰，都一概弱化了舷侧的火力。以“定远”级军舰装备的4门305毫米巨炮为例，因为对转向角度做了特别设计，如果排成纵队侧舷作战，一侧只有两门巨炮可以开火，但要以舰首对准敌方作战时，4门火炮都可以转向这个方向来使用。
此外，在19世纪80年代，因为军舰上中大口径火炮的数量少，加之火炮发射速度慢、命中率低、炮弹效能差，中远距离的炮战被认为很难在短时间内获得决定性的战果，因此古老的冲锋、撞击战术大行其道，最适合进行这种战术的阵型，恰恰就是横队阵型。
拥有为这种阵型设计的军舰，加之北洋海军又组建于这种战术方兴未艾之时，所以北洋海军长期注意加强这种阵型的训练。另外需要注意的是，黄海海战爆发时，中日双方的阵型选择其实都不是知己知彼的产物，而是只知己不知彼。因为在双方互相发现对方，开始以战斗队形接近时，相距在30公里以上，此事所能看到的对方的目标，实际上不过是海平线上的一丛丛黑烟而已。因而这种阵型的选择，都是针对自身的舰船装备特点、训练熟练程度而做出的。正如日本联合舰队战前定下的无论遇到何种情况都以纵队队形作战的原则，北洋海军实则是常年联系横队队形，无论遇到何种情况，都会选择横队。
在这样的情况下，丁汝昌选择横队本无可厚非，至于之后横队战术没有能够得到好的效果，其技术方面的原因并非横队战术无用，而是其面对的日本联合舰队机动力强，始终避免和北洋海军发生近距离接触，而迫使北洋海军进行并无优势的炮战，凭借压倒性的火力优势，最终取得了海战的胜利。
谬误13 “致远”舰被鱼雷击沉
自甲午海战以后百余年来，从《清史稿》、近代史著作，到上世纪60年代拍摄的电影《甲午风云》和大、中学历史教科书，在叙述黄海海战时，几乎都认为“致远”舰系被日舰鱼雷击沉。但大连海军舰艇学院陈明福教授研究认为，鱼雷必须有较长准备时间，日舰不可能仓促间立刻发射，且“致远”舰是以舰首主动迎敌，不易被鱼雷击中。他在仔细研究后发现，黄海大战中，整个日本联合舰队没有发射过一枚鱼雷。这一问题的最关键之处，实际是当时鱼雷的有效射程。当时中日两国海军都广泛装备英国生产的“白头”鱼雷和德国生产的“黑头”鱼雷，然而当时的鱼雷有效射程实际只有400米左右，以“致远”舰爆炸沉没的位置看，根本没有进入日军鱼雷的有效射程范围内，也就不存在被日军鱼雷击中的可能性。
“致远”舰被鱼雷击沉的说法最初来源于丁汝昌的海战报告，此说显然是根据“致远”最后沉没时发生了大爆炸的表象来推测的。早在1895年当年，英国著名的《布雷赛海军年鉴》就刊登了学者W·雷阿德·库劳斯的新分析，他认为“致远”舰可能是鱼雷发射管中弹，导致鱼雷被引爆而沉没。此后，又有解释认为是因为日方大口径炮弹击中锅炉舱引起大爆炸所致。近年来，关于“致远”沉没原因的最新学术观点认为，“致远”冲向日本军舰时舰体已经向右严重倾斜，表明军舰某部位被击穿造成了舰内严重进水，最终可能是进水过多，海水淹入了锅炉舱引起锅炉大爆炸而沉没。
致远舰沉没，之后引起爆炸
谬误14 北洋海军战斗意志不强，作战不积极主动
关于北洋海军甲午海战失利原因的探索总结中，有一则观点影响非常广，即称北洋海军并非武器不精，也非供应不足，而是指挥者胆小怯懦，不懂得主动出击，丧失了大量宝贵的战机，最终落得全军覆没的结局。具体的证据包括有日军在花园口登陆时北洋海军不主动出击、北洋海军不配合陆军防御旅顺口、日军在荣成湾登陆时北洋海军不主动出击、日军进攻威海时，北洋海军株守军港，不敢冲出死拼等。
这种观点的第一个问题是忽略了日本海军的存在。只看到了日本运兵船的登陆上岸行动，而没有注意到日本联合舰队在外围设下的警戒线。实际上，日军登陆花园口期间，在花园口附近的确没有多少军舰护卫，但是联合舰队的警戒线则前推到了旅顺口附近，北洋海军倘若要前往袭击运兵船，必定在途中就会和联合舰队主力遭遇。而日军登陆荣成湾期间更是如此，当时日本联合舰队的主力直接布置到了威海湾外，北洋海军要袭击荣成湾中没有防卫的日本运兵船，则必须要通过家门口的日本联合舰队这道关。
这种观点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忽视了清政府的存在，过高估计了北洋海军决定自己命运的能力。甲午战争中，清政府对于海军的战略运用其实处于一种守势，即李鸿章所说的作猛虎在山之势，海军的主要作用在于保卫作为京畿门户的渤海，在这样的战略指引下，单纯说海军作战不主动根本说不通。而且事实上，北洋海军在自身实力有限的情况下，所选择的守势作战，对日军造成了不小的困扰。例如北洋海军防御威海湾时，海陆协同，的确就有效地打退了日本联合舰队的多次进攻，最终威海湾的失防也是从陆地上开始的连锁反应。看似消极的守势，骨子里实际是力量弱小时的无奈选择。
谬误15 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
经历甲午之战北洋海军全军覆没，人们在检讨武器落后导致海军的失利原因时，普遍认为是慈禧太后挪用北洋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所致，当时社会上就流传有“昆明（颐和园中有昆明湖，代指颐和园）换渤海”之说。不过，当就这些问题仔细查阅清代档案时会发现，所谓的慈禧挪用北洋海军军费一说其实完全是讹传。
1887年光绪帝亲政，慈禧形式上归于退休，光绪帝的生父，海军衙门大臣醇亲王奕譞被任命主持颐和园的新修。这项任命可谓极富深意，修颐和园需要筹措大笔经费，而实为洋务管理衙门的总理衙门经管大量经费开支，颐和园修完，意味着慈禧太后将远离紫禁城，光绪皇帝可以渐渐独立，这对光绪皇帝的生父、同时又掌管海军衙门的奕譞自然有一种特殊的动力。果不其然，接收园工后，醇亲王陆续从海军衙门掌管的经费里向颐和园工程挪款，不过需要注意的是，醇亲王挪动的是海军衙门经费，同一时期北洋海军的军费并没有受到任何侵占，海军衙门经费和北洋海军军费显然不能混为一谈。
为让慈禧顺利“退休”，醇亲王挪用海军衙门经费修建颐和园，并非北洋海军经费
除了挪用海军衙门经费外，颐和园工程所挪用的带有“海军”色彩的经费还有两部分。其一就是海防捐，即以海防的名义募集社会捐资，以虚职的官衔等作为回报，类似于封建时代常见的买官。所得的海防捐，虽然大部分进入了园工，一部分则成了铁路建设经费，但这笔钱原本并不属于北洋海军，没有用于北洋海军，也并不能视为挪用。
另外一笔挪用至颐和园的“海军”经费，在清代档案中有一个专用的名词，称为“海军巨款”。1888年秋，醇亲王通过李鸿章，向一些沿海省份的总督、巡抚授意，让他们筹资报销颐和园工程。但为颐和园筹资，无法摆上台面，醇亲王于是便相出了海军的名义。各省督抚对此踊跃认捐，共集得260万两之巨，即“海军巨款”。
这笔“海军巨款”和海防捐一样，是额外筹集的一笔金钱，也不能算作挪用海军经费。其使用的方式也很不寻常，各地的资金陆续认缴后，并没有拨入颐和园工程，而是全部存进天津的外国银行和洋务企业，以所得的利息补贴颐和园，而本金则号称将来用于海军建设。甲午战争爆发后，慈禧颁懿旨，命令将“海军巨款”本金如数提出，用以购买军火，因为存期未满等原因，先只提出158万余两。
由此可见，颐和园工程只不过是以海军名义敛财，并不能简单算作挪用海军的经费。在颐和园工程修建期间，户部奏上禁止海军外购军火，这才是海军发展遭受完全桎梏的原因。
谬误16 主帅叶志超贪生怕死
平壤之战是甲午战争中，中日两国陆军进行的首次大兵团会战，双方参展总兵力大体相当，日军略占优势。战争直至9月15日白天还处于胶着状态，但到了夜间，守军总统叶志超突然下令全军放弃平壤北撤，撤退的清军途中遭遇日军伏击，致使这只中国陆军主力全军崩溃而一发不可收拾。
对平壤拱手让人，守军遭遇重创，作为最高指挥者的叶志超难辞其咎。百年来，人们往往把批评的矛头对准叶志超，指责他的胆小昏聩是造成大败的重要原因。
叶志超早年曾因作战勇敢无畏，有“叶大呆子”的诨号。这样一位早年以勇敢著称的军人，为什么几年后竟会出现如此重大的转变？在相关当事人的公文报告和私人回忆中，都提到了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那就是9月15日深夜清军放弃平壤北撤，并不是出自叶志超一个人的决断，而是经过统将的集体会商，那日黄昏，叶志超曾召集诸将，会上他提出：“北门之咽喉（牡丹台、玄武门）既失，子药又不齐全，转运不通，军心惊惧，设敌军连夜攻打，何以防御！不如暂弃平壤，增彼骄心，养我精锐，再图大举，一气成功。”对此，在上午作战表现尚佳的卫汝贵和马玉昆也未提出异议。
叶志超撤守平壤非一人决断，而是经过统将集体会商
除左宝贵阵亡，玄武门、牡丹台失守等这些不争的事实外，“子尽粮完”又是否属实呢？据参战高级军官栾述善和负责管理弹药的邱凤池所留下的资料，当日平壤城内的弹药已经少的可怜，根本不足以支撑称高强度的战斗。弹药用尽的清军还面临着粮绝的危险。清军并没有像日军那样沿途设立兵站进行运输、供给的近代化后勤制度，抵达平壤的驻军，依赖的是背后一套拖沓、漫长的原始补给系统。因而几只军队虽然驻扎在同一座平壤城，背后的后勤补给却是各自一套账目，互相之间并不接济。
当平壤清军在半路遭遇日军截杀之时，正在北京的府中赏月的翁同龢突然想起平壤转运不通，不仅军粮无法运至，连军队的秋衣也积压在义州，守军仍然穿着夏装，翁同龢在日记中写下了“夜月好，百感苍凉，战士暴露，可念也，亦可惧也”的担忧之语。
此外，让叶志超和平壤的清军将领更加紧张的，是大同江天险当时已经不复存在，因为日军早已在多个方向上渡江，在日军包抄对平壤形成合围之际，如果仍然株守，数万大军在军粮、弹药匮乏的情况下极有可能陷入全军覆没的境地。
可见，叶志超下令撤守平壤确实是在“子尽粮完”下做出的撤离死地的决策。15日下午，他下令与日军交涉停火，希望和日军达成协议，即日军允许清军大兵团撤离，清军则将平壤让予。这种举动，极类似国际法上宣布城市不设防的做法。不过叶志超派遣出城和日军接洽的朝鲜地方官，并没有能将交涉的准确意义通报给日方的高级将领，而是送达给了一线部队。
见上半天作战还如此坚决的清军，下午突然要求缴械投降，这引起了与清军交接的日本军官的狐疑，他们怀疑“敌军可能于夜间逃走，我军严密部署戒备”，遂在平壤城郊布置伏击圈。
雨夜，当平壤清军打开城门向义州等方向撤退时，他们做梦也没有料到路上居然有日军阻击，酿成了一场损失惨重的悲剧。
谬误17 卫汝贵家书
平壤之战中，卫汝贵为人素有朴诚之名，在平壤一战中身先士卒、作战勇敢，战后却在众口铄金的留言中，被押至菜市口斩首，含恨而死。社会上流传着许多围绕卫汝贵的恶劣谣传，其中影响最深的无疑是著名的卫汝贵家书一事。
《清史稿》记载“汝贵治淮军久，援朝时年已六十矣。其妻贻以书，戒勿当前敌，汝贵遇敌辄避走。败遁后，日人获其牍，尝引以戒国人。”称卫汝贵率兵援朝时，妻子致信给他，告诫以不要当前敌，所以卫汝贵在平壤遇敌就逃。日军后来获得了这封书信，常常拿来告诫国人。
统兵大将竟恪守妇诫，置国家大事于不顾，看来已经十分可恶。而这封书信竟然还被日本人拿去当作笑谈，更使中国人颜面无光。因此，时人和后人评论起卫汝贵来，大都切齿痛恨，认为其死有余辜。但是这封书信的完整内容究竟是怎样的呢？
在1894年9月19日发行的《日清战争实记》第三编，即平壤失守后第四天发行的日本刊物上，有一封与卫汝贵家信故事几乎完全一致的书信。这是一位年近六十的中国陆军将领，在朝鲜收到的妻子的来信，信中将领的妇人也的确有“戒勿当前敌”的内容。不过，这封书信的收信人并不是卫汝贵，而是直隶总督叶志超；收信时间、地点也不是大战临头的平壤城，而是东学党事变刚刚开始时，赴朝清军的驻地牙山。
这封书信，通篇透露着妻子对丈夫的关心，没有什么不妥之处。其中“勿身先士卒”一句，容易受人诟病，但其实这句话有“总宜调遣得人”为前提，妻子知道丈夫早年作战勇猛，经常出生入死，担心此时年逾花甲，“精神虽好，较前实差许多”，如果再做这种冲锋陷阵的举动，难免冒险，而告诫丈夫对这类事情应该挑选得力的人去负责而已。
就是这么一封叶志超的夫人给丈夫的书信，竟然在甲午战争末期被人莫名其妙歪曲了信的内涵，甚至转嫁到卫汝贵头上，最后还煞有介事地写入了正史。相反在日本方面，这封信并未作为清军将领守妇人之诫的笑话。最早刊载该信的《日清战争实记》，对这封信的解读，其实不过是“牙山败将叶志超的妻子寄往其夫出征地牙山的手信”，寥寥数语而已，而且此后日本的各类史书绝少有提及这件史料的，在日本国内并不曾有所谓广为人知的宣传。
谬误18 “吉野”号最早的订购者是中国
有传说日本的主力舰“吉野”号最早订购者是李鸿章，但由于海军军费遭慈禧挪用而撤销合约。此后吉野被日本海军订购。为购此舰，日本可说是倾全国之力动员。当明治皇娘听说钱不够用，甚至将她全部的珠宝首饰都捐了出去。日本天皇更是一天只吃一顿饭，结果这艘“全世界最先进的巡洋舰”被日本买去。
在北洋海军建军时，智利海军曾经向英国订购了一艘巡洋舰并起名为“艾丝美拉达”号。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后，李鸿章曾提出转购智利海军所有的新型军舰，组成特混舰队，直捣日本本土的大胆战略，在拟购的军舰名单中，就有这艘“艾丝美拉达”号，但由于日本从中作梗，计划中途而废，而“艾丝美拉达”之后被日本转购，改名“和泉”号。遵照西方军舰命名的传统，智利随后把甲午战争前在英国订造的一艘更加现代化、与“吉野”设计类似的巡洋舰，命名为“艾丝美拉达”。
成为日本“和泉”号的"esmeralda"（艾丝美拉达）
“吉野”舰，形制上与新"esmeralda" （艾丝美拉达）号类似
这样，国内某些人把老“艾丝美拉达”号和作为“吉野”姊妹舰的新“艾丝美拉达”号移花接木，就出现了关于吉野号本来要卖给中国的传说。
至于说天皇为买“吉野”号一天只吃一顿饭，自然为夸张的说法，但天皇在海军的发展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却是不争的事实。
1891年，在日本游玩的俄罗斯皇太子遇刺，使日本非常紧张，他们害怕会引起俄罗斯的报复。为了应对俄罗斯，日本决定扩充兵力，购买两艘先进的战列舰。但当海军购买军舰的计划提交到议会时，议会却因其不菲的花费而否决。但在此时，天皇出来说，如果政府拿不出这笔钱的话，我就从内府里的银子往外拨。天皇的这一言论最终迫使议会通过了购买军舰的提案。从此，日本海军的实力便开始急剧地扩张。
谬误19 如果清政府再多坚持一会，日本的财政就会崩溃
这种说法由来已久，在胡绳主编的经典之作《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称李鸿章前往马关议和时“事实上日本已经没有力量立即进行新的战役”，更使人相信，若清政府再坚持一下，胜利的天平就会倒向中国这边。事实怎样，我们来看看具体的数据。
日本1894年10月在广岛召开的第七届临时议会通过的预案是临时军事费用1.5亿日元和发行战争债券1亿日元。但是实际上的军费支出并没有达到2.5亿日元。截至1896年3月，日本公布其实际支出的战争款为20047.6万日元，这其中还包括了甲午战争后日本对澎湖和台湾用兵的军费支出。
也就是说，甲午战争中，日本使用的军费尚不到2亿日元。所以日本并没有也无必要大规模向外国借贷以充战费，即使继续打下去，日本在用完2.5亿日元的预算后，其财政也不至于崩溃，比如，李鸿章前往日本马关议和之时，就得到过详细的情报“第一次国债洋一百五十兆元中，有五十兆元股票尚未销售，其八十兆元股票虽经售出，而银洋究未收齐”。可见，如果继续打下去，日本还有相当的战费潜力可供使用。
反观清政府，筹措的战费只有日本一半不到，但已经有58%是举借外债。不但内部潜力已经挖尽，外部资金来源也日趋枯竭。比如1894年7月，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受清政府委托，以6%利息和海关税收作担保，向英格兰银行递交贷款申请，以筹措战争经费。最后英格兰银行以不明中日战争内情和战争风险难以评估为由，拒绝了清朝的贷款。最后，清朝只有以更高昂的利息向汇丰银行取得以7%利息的1000万两白银的贷款即汇丰银款。对内已压榨殆尽的清朝对外获得借款的路已经非常狭窄了。
由此可见，这场战争真的继续耗下去，最先财政崩溃的只能是清政府。
谬误20 日本把《马关条约》的赔款全部用于教育
这个说法在国内亦流传很久。那日本究竟是如何利用《马关条约》的这笔赔款呢？陈悦先生通过调查发现，原来总额折算364868586日元的赔款，其具体分配是这样的：
海军扩张费：169259387元，占46.4%
临时军事资金：82171648元，占22.6%
陆军扩张费：56798638元，占15.6%
皇室取得经费：20000000元，占5.5%
政府准备金：20000000元，占5.5%
殖民地经营资金：12500000元，占3.4%
国债清理资金：3559186元。占0.9%
八幡制铁所建设准备金：约581万元。占比例微小可忽略不计
原载于《国家人文历史》2014年第14期，本文有删节。
